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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 |林小楠案录音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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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300多分钟办案人员要求家属作伪证的对话录音曝光,一名处级官员的受贿案意外揭开了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背后的某些现象级问题

【财新网】(记者 崔先康)

距离福建省福州市不足百公里的内陆山区县屏南最南端,长桥镇新桥村被群山环抱,一条大碑河襟带而过。河山间窄小的空地上,拥挤着种植茶树菇的黑色大棚和村民们的房屋。这里是同属宁德的县级市福安市原市长林小楠的老家,村中居民也多为林姓。

林小楠兄弟姊妹六人,他排行第四。大哥在家务农,大姐是裁缝,二姐在天津做生意,妹妹在当地做保险销售,幺弟林小华是事业有成的商人。出生农家的林小楠曾在宁德多个县市任职,被认为亲民勤政、敢于作为,在当地有较高评价。

如果不是一场突然转折,林家应该是一个令乡人歆慕的富足家族。2016年9月,刚由福安市长转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不久的林小楠被查,后被控受贿733万元。林小楠喊冤,其余林家五兄妹开始为此奔走呼号。在此期间,林小华被宁德市纪委和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协助调查,要求其就“完善林小楠受贿款项流向的证据链条”等事项作证,林小华在此过程中录下50份、共计2321分钟的录音。

2018年11月,福建省宁德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林小楠有期徒刑12年。2019年1月,检察官要求林小华配合作伪证的故事经媒体曝光后,一场“录音风暴”震动全国。

林小楠二审辩护律师周泽认为:“林小楠案和很多喊冤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不一样,这个案子把办案的一些过程录了下来,从而揭开了目前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些现象级问题。”目前,福建省高级法院尚未给出林小楠二审开庭审理的具体信息。

 

赃款去向

风暴源于2016年9月5日。这天下午三点多,林小楠在宁德市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室里被纪委干部带走,随后送至福州省纪委清风基地。

此前,林小楠被调查的消息早已沸沸扬扬。在其曾任职的福安市,商人何忠、范子明已经被调查多日,调查的矛头被认为是指向林小楠。

1969年9月出生的林小楠还未满50周岁,早年师范毕业后,林小楠曾在老家屏南县城做过教师,后被调入县政协;2003年10月在屏南县寿山乡党委书记任上,经公开选拔为福鼎市副市长;2009年10月转任福安常务副市长,后升任代市长、市长;2016年6月卸任福安市市长,8月转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一个月后即被查。

在林小楠被查两个多月后,在清华大学读EMBA的林小华接到宁德市纪委办案人员的电话。2016年11月21日中午,按照纪委人员的要求,林小华在福州市龙峰宾馆开了间房。12点半左右,宁德市纪委的三名办案人员敲开了房门。在双方见面前,他打开了手机录音,直到电量耗尽,总共录下近8个小时的录音。

陪同林小华来的律师朋友被要求回避。林小华告诉财新记者,这次会见持续至次日下午14时,然后其被带至宁德市霞浦县一个办案点。谈话主题是办案人员要求林小华配合调查,交代林小楠供认的“部分受贿款在林小华处”等问题并退赃。其间,办案人员还拿出一封林小楠的家书来劝说。但整个过程中,林小华始终表示没有收过林小楠的一分钱,并请组织调查。

林小华表示,多年来,家里人一直坚持不要打扰林小楠,做输配电设备生意的他也没有在宁德地区做过一笔生意,福安的老板自己一个也不认识。“我一共去过福安三次,酒店住宿等都是自己结账。”林小华说,“如果林小楠确实有收这些钱,他要承担法律后果,最后法院判了需要帮他退赃,兄弟姐妹筹钱给他都没什么问题,但现在不是事实,我没有接收过他的钱,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办案人员继续劝说林小华,并帮他分析利弊:组织上找他并非是追究责任,而是配合调查;林小楠本人已交代;希望事情尽快解决,家属积极退赃可争取从宽处理;如若说不清楚、过不了关,你林小华也涉嫌窝藏赃款。

办案人员轮番与林小华谈话。在前五个半小时中,宁德市纪委办案人员徐英杰、赵男主导着谈话;到18时左右,两人被宁德市检察院反贪局的吴成钿、吴旭铃换下;19点左右,徐英杰陪同到来的福建省纪委五室主任袁宁林等人继续跟林小华谈话。

双方一直僵持不下,录音在20时26分因手机关机而结束,后续内容无从得知。据林小华表示,此后办案人员语言开始升级,其遭到了长时间不间断的威胁和辱骂,后双方爆发争吵,他被办案人员殴打,甚至被按在马桶淹水,后其数次昏迷。

第二天下午14时左右,林小华被办案人员从福州带至霞浦县党校内的一处纪委办案点。林小华说,他遭到了宁德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陆宁福等人的刑讯逼供及疲劳审讯,此后其被迫屈服。

办案人员关注的重点是林小楠受贿款的流向问题。林小华表示:“首先一点,他们要我承认林小楠受贿款764万元中有670多万元在我这儿,必须得承认拿了这个钱。这个口供好弄,林小楠在里面已经做好了。基本上让我照葫芦画瓢就清楚了。之后他们要求我必须承认以现金形式把钱已经花出去了。”

林小华最终“交代”了670万元的去向:150万元借给了朋友包绍华,剩余的钱用于房屋装修和买家具、黄金、茅台酒。“我一开始交代了买房和买股票,他说不要偷奸耍滑。这个钱是以现金给你的,你也必须要现金花出去。我要编得符合逻辑,让他们能够接受,我出来又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个过程就做得极其痛苦。”林小华说。

林小华表示,之所以讲装修房子、买黄金和茅台酒,是因为他长期有刷卡消费和保存消费票据的习惯,出去之后能够证明自己是被迫的,为翻供留下证据;说借钱给朋友包绍华是因为自己信任他,将来找包绍华做笔录,实际没有借钱的包不可能配合作假。

在往宁德市纪委的账户汇入764万元后,林小华获释。交钱之前,陆宁福拿出了林小楠的第二封信,并播放了林小楠写信时的视频。视频里有不锈钢的窗子,穿着运动衣的林小楠在写信,眼圈是黑的。
“第二封信来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无路可走,被逼无奈没有办法了。坦白讲在交钱那一刻,我内心深处不是恐惧,我觉得可能这样子才能救他于水火之中。我觉得先让他渡过这个难关。但我也知道做伪证是很麻烦的事情。”林小华说。

漫长的一夜

林小楠的家人始终认为林小楠是清白的。他们强调,多年来,家人没有利用过林小楠手中的权力谋过一分钱私利。

在卸任福安市市长后,林小楠被调查的小道消息就已在当地流传。林小华告诉财新记者,林小楠被抓之前,他们兄弟两人有过两次交底长谈,林小楠均表示自己在钱财上面没有问题。

一次是2016年7月份,林小华开车,陪同已卸任的林小楠去福清看望患病的福安市原市委书记。去福清的路程将近4个小时,两人聊了很多。林小华告诉财新记者,兄弟两人之前都在忙各自工作,交流较少,林小楠回老家时,往往喝多了才会话多讲些大道理,日常都是在看书。

在路上,林小华感觉到林小楠有仕途不如意的失落感,而且当时纪委已展开调查,林小楠内心也有压力。林小华回忆:“我把我的经济状况跟他说了。我说我们兄弟姐妹跟你这么多年,我也相信你本人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有一点,你太太我不太了解,她那边怎么样?如果有不方便跟她说的事就跟我说。他说,自己的底线守得很好,在十八大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吃饭等普遍现象,但钱财的事情一分都没有。”

另一次交底是在9月3日,此前福安老板何忠、范子明被抓更被认为是指向林小楠,风声日紧。林小楠当天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培训。兄弟两人特意将手机放在房间,到学校的山上散步。“我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抓范子明就是为了抓你。我再问你一次,有没有钱财往来?现在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你要告诉我。他说不可能,连范子明、何忠的苹果一个都没吃过。”林小华说。

11月25日上午,林小华走出霞浦办案点,朋友开车将他送到了宁德市林小楠的家中。林小楠的妻子周东胜记得,林小华一直坐着一声不吭,整个人胡子拉碴、颓靡不振。周东胜给他倒了杯水,陪他坐下。“我其实心里很多话想问他,在里面究竟受到怎样的对待?事情究竟怎么样?但是我没问。”周东胜说。闻讯的家人们陆续赶来,林小华说:“姐,二哥回不来了。”

林小华讲了被迫作伪证及上交764万元现金的事情。“家人们崩溃了,都在骂林小华。”二姐林小娟事后回忆说:“我很生气,我说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都会给我杀掉。一个说钱在弟弟那里,一个还抱钱进去,这一下证据链闭合了。”

林小华没向家人说明几天来的全部遭遇,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没人能理解。“解释他们能听吗?小楠是无路可走没办法。因为纪委人讲你不配合找别人再弄。如果没有我,他要找另外一个人去(作伪证),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结果。”

那个夜晚对全家人来说都是漫长的一夜,认为丈夫被害死的周东胜想要自杀。一条腿跨过栏杆准备跳楼,被二姐林小娟发现,女儿也跪着哀求周东胜,最终她被家人拦下。林小华记得周东胜当时看他的眼神,“我甚至也想过以死来结束生命”。

林小华第二天被妻子带回厦门。此时的他已不打算继续配合“作伪证”。他开始考虑自证清白,并以此侧面佐证小楠的清白。林小华说:“第一,我要证明什么?我想留一些材料证明我真的不是贪生怕死,为这件事留一些记录。第二,我一定要在法庭上翻供的,我是被逼的。”

林小华的反击

在被释放后,为继续完善贿款流向等证据链条,林小华与陆宁福等人有过多次会面及通话,双方就包绍华配合做笔录、对其购买的黄金进行拍照等问题进行对话,林小华开始保存证据,对沟通过程进行录音。

对于陆宁福等人要求的找包绍华做笔录、对黄金拍照、同步录音录像等要求,林小华说自己一直在拖延。陆宁福等人的工作也不顺利,“借款150万元”的包绍华一直在躲避,拒绝作证,陆宁福等人多方寻找,并尝试手机定位、突击上门但也扑空。

2017年1月19日23时左右,在厦门的闽南大厦,陆宁福、吴成钿等人与林小华见面,要求其完善口供,补齐同步录音录像,林小华开始直接表示“拒绝作伪证”。

他向陆宁福表示,家里人对其不理解,认为配合作伪证是害了林小楠,他的压力太大。因为林小楠案件,他已经从工作了15年的公司辞职。林小华讲了家庭的往事:1972年,担任村干部的父亲因拒绝给两位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村民盖章,坚持不作伪证,导致两人怀恨报复,砍死了林小华的奶奶,砍伤了父母和姐姐哥哥;母亲坚信林小楠是清白的,责怪林小华把林小楠往火坑里推,带着林小华让他跪在父亲坟前;二嫂周东胜写好了遗书,要以死证明自己没有拿钱。

林小华对陆宁福说:“作伪证很简单,我把它作完就好了,但对于我来说,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二嫂要是从10楼跳下去,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一定也会跳下去。”

这一次谈话持续近两个小时,林小华做好了再被带走的准备,陆宁福等人没能说服林小华。此后,陆宁福等人还给林小华打过几次电话,甚至找到看守所里的林小楠接听电话,让他劝说林小华。一直到2017年农历春节之后的2月13日,林小华和陆宁福通了一个电话之后再无联系,作证一事最终不了了之。2017年2月,宁德市检察院反贪局在侦查结束后,将林小楠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从侦查阶段转至公诉阶段。

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2月间,在与陆宁福、吴成钿、吴旭铃等人见面和通话过程中,林小华保存了40多份录音。加上11月21日最早的8个小时录音,最终合计50份录音,总时长是2321分钟。

2017年3月,包绍华来到厦门,林小华第一次向他人告知了录音的存在,包绍华用一台没有联网的电脑开始整理录音。他打字慢,最后就在A4纸上听写,再由林小华录入电脑,然后复核录音做校对。两个人整整干了一个月,最终形成19万字的文字材料。

林小华说:“因为听录音很压抑,每天基本上都是晚上干到三点多,然后就是失眠。”整理完录音的包绍华表示自己三观被颠覆,他说:“这个过程太悲惨,没有白天黑夜了。第一份8个小时的录音太震撼了,不管谁来用什么套路,就是告诉你要配合作假。本来他们最初讲话都很隐晦,绕来绕去,到最后就赤裸裸的了,急了拍桌子。”

2321分钟录音及19万字的文字材料内容丰富。主要是陆宁福、吴成钿等人要求林小华作伪证的详细过程。在林小华原有的口供中,670万元赃款的去向包括借给包绍华150万元,装修房子花费140万元,购买铁盖茅台和年份酒花费150万元,50万元用于购买黄金,剩余一部分用于家庭日常开支。针对上述安排,陆宁福等人让林小华找到一个刘姓酒商,证明林小华花费赃款分三次购买了60瓶铁盖茅台;还在福建找了一个商人,证明林小华在其处购买了50万元的黄金;让林小华找包绍华写张150万元的收条。而且林小华需要准备茅台酒、房产证和两块银行渠道外的黄金给检察院拍照。甚至因为操作难度太大,陆宁福等人考虑以“林小华家里多放一些现金”的形式来调整笔录。录音中还包括陆宁福收受林小华水晶杯、茅台酒、香烟和茶叶的过程。3个月间,双方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还涉及林小楠被查原因、定罪量刑、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甚至人生感悟及当地官场生态。

为了防止泄密,林小华未对包绍华以外的任何人透露过录音的存在。他开车回老家看了母亲及姐姐,写好了自己跟陆宁福等办案人员接触的经过及遗书,做好录音的备份和安排。他还准备了两大本材料,来证明自己“收到林小楠的670万元贿款”是假口供,其中包括跟包绍华的借款往来的收据,购买茅台酒、黄金和家具的真实收据等材料。

2017年4月10日,林小华开始反击。当晚他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开始举报,举报办案人员袁宁林、徐英杰、赵男、陆宁福等对其非法拘禁、胁迫作伪证、胁迫宴请及索取财物。之后他又将材料寄给了福建省委的所有常委。林小华在举报材料里提到,自己已保留50份录音和19万字文字材料。他写道:“从这些录音及相关材料可以还原林小楠案专案组人员是如何打着‘组织’和‘领导’的名义制造一起惊天的冤假错案。”

林小楠翻供

一直到举报后,林小华其实心里仍有忧虑。“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是怕林小楠在里面被整服了,担心他在法庭上自证有罪。如果小楠不翻供,我们做再多的事情都没有用,但是我始终坚信小楠会翻供的。”

林小楠此前态度多有反复,顾虑重重。林小华的担心直到2017年4月17日才消除,律师方面传来了好消息。林小华回忆:“(律师)就拿了那三张纸,林小楠写的《我涉案真实情况的交代》,我看完以后嚎啕大哭。然后看日期,竟然他写的也是4月10日。”

在《我涉案真实情况的交代》中,林小楠写道:“在省纪委审查期间,曾连续十多天接连不断的审讯,不让睡觉休息,长时间站立等等,本人身心极度痛苦、不堪折磨、精神崩溃、内心绝望。又担心家人无辜受牵连,被逼无奈违心招认了范子明、何忠、林春发、黄华堂向我行贿的虚假情况。期间,还被逼编造虚构收受黄宝明、张锦华、尤长荣等11人贿赂的情况,专案组要求每笔金额必须在10万元以上,我违心配合虚构了相关情况。关于资金的去向问题曾多次被审讯,我被逼无奈只好编造了相对符合逻辑的说法,以投资收益的名义交给了弟弟林小华和妻子周东胜。”

林小楠还讲到自己几次翻供的历程。他表示,自己“曾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交代了相关情况,但事与愿违,反遭更严厉的折磨审查,内心的绝望痛苦难以言状”。

2017年6月初,林小华将上述材料交给律师。2017年6月,宁德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对林小楠案提起公诉,起诉的受贿金额由764万元调整为733万元。

在7月25日的庭前会议上,律师将林小华的一系列录音材料提交法庭和检察院。此前一天,周东胜也将材料寄到宁德市委全部常委。此后不久,录音文件正式大白于天下。

在林小华等人的持续举报下,2017年11月,宁德市检察院向林小楠家属通报了对陆宁福等人的处理决定:陆宁福、吴成钿、吴旭铃在与案件当事人家属接触过程中发表的不当言论,违反了政治纪律;三人违规接受吃请、车辆接送服务。陆宁福违规收受礼品违反了廉洁纪律;三人在提审林小楠期间多次违规允许林小楠用办案人员手机与林小华通电话;多次违规为林小楠捎带香烟和牛肉干以及其他违反办案规定的行为,违反了办案纪律。陆宁福、吴成钿、吴旭铃、刘经斌在办案期间饮酒,违反了工作纪律。宁德市检察院给予陆宁福、吴旭铃、吴成钿等三人撤职处分,退还违纪所得和消费费用,责令陆宁福、吴成钿辞职。对刘经斌给予警告处分,退还违纪消费费用。吴旭铃、刘经斌调离办案部门;宁德市直机关纪工委给予陆宁福、吴旭铃开除党籍处分。寿宁县政法机关党委给予刘经斌党内警告处分。

2017年12月22日的第二次庭前会议中,公诉人撤回了林小华所做的笔录以及林小楠被“双规”期间的16份有罪供述,但并没有更改对林小楠的指控。起诉书称,2010年至2016年上半年,林小楠在担任福安市副市长、代市长、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用地申请、征地拆迁、资金补助、工程款拨付、协调银行贷款、免除税收罚款、房地产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福安市金宏运混凝土有限公司、青拓集团有限公司、福建恒实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福安中宝置业有限公司、福安湾溪疏港公路隧道工程BT项目工程队及范子明、林春发、黄华堂、尤长荣、陈佛钦、张锦华、林峰、陈惠民等人贿送的钱款,共计人民币733万元。

根据2019年1月“录音事件”曝光引发关注后宁德市检察院给出的通报,核实陆宁福等人违纪违规行为后,检察院立即撤回了陆宁福等人在调查赃款去向过程中违纪违规办案所取得的证据,在更换承办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中,10名证人对行贿事实均予以确认并详细证实行贿细节,涉案金额共计693万元,询问地点和过程依法规范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2名行贿人翻证,涉案金额20万元,经全案审查,翻证理由不能成立;1名行贿人身处国外无法核证,涉案金额20万元,但结合审查其原有证言及同步录音录像,可以采信其原有证言。该院还通过询问其他相关证人、调取相关书证,进一步证实了林小楠受贿事实。

然而林小楠对上诉指控全部否认,辩护律师也为其做无罪辩护。在一审庭审最后陈述环节,林小楠表示:“如果指控我的贿款中哪怕有一分钱是真实的,那法庭即使判我死刑,把我枪毙了,我也不会喊半句冤屈。”

在一审过程中,有两名行贿人尤长荣、张锦华出具书面材料,对行贿一事予以否认,两人都被指向林小楠行贿10万元。而原指控中部分受贿的中间人——林小楠的司机李传育也否认居中经手受贿。

张锦华表示,由于林小楠案件牵扯,他在2016年10月9日被省市两级纪检传讯,“他们警告威胁要通过公安手段对付我的企业、兄弟,要办我刑事案件,三天二夜站立不能动,动一下就拳打脚踢。我身体有病,加上我母亲肺癌晚期的压力受不了非人道的折磨,办案人员还拿出林小楠的笔录给我看,说要怪只能怪林小楠,笔录都给你看了你还不承认,那只能把你扔到省纪委审问地关一个月再说……万般无奈不得不根据林小楠的笔录,对照经过编一个有送林小楠10万元的假口供。”

尤长荣也表示,自己是在2016年10月10日被叫到宾馆,纪检人员拿出林小楠的笔录给他看,他说这不存在,但不认就不许走,迫于压力他“违心承认”。在检方指控中,林小楠的司机李传育是两笔行贿合计220万元的中间人。李传育告诉财新记者,2017年1月份左右,他被叫去做笔录,办案人员问其是否帮林小楠拿过装着200万元的两个水果箱?他说没有。“但办案人员不停威胁,并拿出林小楠的笔录表示其已经交代,我迫于压力,违心做了笔录”。在2017年5月份左右再次被叫去做笔录时,他翻供了,表示从来没有拿过何忠、陈劲松送给林小楠的钱。

在经过三次庭前会议、两次开庭后,宁德中院2018年11月14日对林小楠受贿一案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林小楠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70万元。

宁德中院认为,林小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73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林小楠收受范子明贿赂中的38万元具有索贿情节不当,不予支持。林小楠到案后曾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交代的其他犯罪事实,但在庭审中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均予以否认。林小楠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对于林小楠的翻供及辩护人申请将有罪供述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辩护意见,宁德中院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审理确认,起诉指控依据的证据不存在非法取证情形。宁德中院表示,在侦查阶段,检察人员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显示,林小楠供述主动、流畅、表情自然,并认真核对、修改笔录,而且曾自书详细交代每起受贿事实;在审查逮捕阶段,福建省检察院人员讯问林小楠,林小楠继续供认起诉指控的受贿事实,并表示宁德市检察院人员没有非法讯问行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讯问林小楠,林小楠仍供认起诉指控的受贿事实;辩护人提交的材料不能证明检察人员使用暴力非法方式获取林小楠有罪供述。

尤长荣、张锦华、李传育三人的翻供,最终也未被宁德中院采纳。宁德中院表示,三人的翻供“未说明翻证的合理理由”“且得不到在案其他证据的支持”。

一审宣判后,在判决书的送达回执上,林小楠写到:“不服!不服!!不服!!!”之后提起上诉。

翻供的行贿人

林小楠受贿一案中,检方指控的13名行贿人均为福安当地商人。指控称他们共向林小楠行贿733万元,其中100万元以上的行贿共四笔,分别为何忠的200万元、范子明的198万元、黄华堂和林春发各120万元,其余9名行贿人,包括尤长荣和张锦华,行贿金额在5万元-20万元间。

2017年至2019年间,林小楠的家属不断在接触上述13人。林小华表示,目前已经有10人否认行贿,相关证据将在二审中提交法庭。

根据财新记者的调查,不仅尤长荣、张锦华,确实还有数名被指给林小楠送钱的行贿人在事后翻供,否认行贿,称自己是在被胁迫下违心指证的。

检方指控,林小楠应福安商人范子明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范子明旗下公司在征地拆迁、债务清理、砂石通关、采矿证续期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2年6月左右在福安富春大酒店收受范子明的40万元,2013年八九月间在福安市委宿舍附近收受范所送80万元,2014年9月间在宁德华尔道夫酒店收受范所送50万元,2015年3月左右以借款名义在福安会展酒店收受范所送38万元。四次受贿共198万元,其中最后一笔38万元属于索贿。

对于林小楠及辩护人所称林小楠未收受范子明贿赂款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宁德中院表示,经查,林小楠多次稳定供述,其为范子明公司等诸多事项提供帮助,范子明先后共送给其198万元。该供述得到证人范子明等人证言,政府请示件、会议纪要、批复等证据印证,足以认定。至于林小楠提出其在有罪供述中虚构向范子明索贿的事实,现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

2019年3月,范子明向财新记者讲述了自己行贿供述的形成过程。他表示,自己在是2016年8月份被带走的,先被带到宁德,在被免去人大代表职务后又被带到福建省纪委清风基地。他在办案点里待了42天,前面一直在坚持,到9月下旬,“被迫违心做的认罪笔录”。

关于检方指控的请托事项,范子明说:“我是钱拿去买地,林小楠并没有帮助我调整什么,我们哪里有行贿受贿?”

范子明表示,198万元的行贿金额是在检方提示下猜出来的。“我说金额是多少,他说哎呀,没有这么多;我再猜一个,他说差不多接近了。他也不说金额,我随便说一个200万。他说,哎呀,靠近了,你想对了,老早你怎么不讲。”

范子明说,自己在办案点内曾被吊起,还被命令不得睡觉。对于最终招供,他表示:“你们没经历过这些东西根本不知道,在里面七八天不睡觉没吃没喝,人跟死了一样。为什么杀人犯没有杀人还要招供?知道签了字就要判死刑。其实他就是想睡一会,哪怕是一分钟。”

检方指控,2013年间,林小楠应黄华堂请托,为其亿顺公司的房地产项目竣工验收提供帮助。2014年四五月间,林小楠在福安会展酒店收受黄华堂所送120万元。法院采纳了黄华堂的证言,他表示:“因政策调整,亿顺公司的“富春·香樟苑”房地产项目容积率超规划,不能通过验收。2013年上半年,自己多次请托林小楠帮忙。同年9月,林小楠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同意按原审批方案验收等。同年12月,房产通过验收并办理两权证。2014 年四五月间,其约林小楠在福安会展酒店见面,在送林小楠离开时将一个装有120万元的旅行袋放入林小楠所乘坐的小车后备箱。”

黄华堂告诉财新记者,2016年10月25日他被叫到邻近的霞浦县一办案点,他表示没有给林小楠送过钱,办案人员拿出了林小楠的笔录,笔录中讲的“清清楚楚”,承认黄华堂给他送了120万元。“本来钱一捆应该是十万元,他(林小楠)说的是1叠1万一共120叠。那我就只能承认是零零碎碎存起来的钱,不然跟(从银行)一次性提出来的还不一样。”黄华堂说。

对于检方指控称黄华堂为其开发的香樟苑项目竣工验收事项请托林小楠帮助一事,黄华堂表示不存在。他说,因为和审批不符项目证件办不下来,自己还补办过两三次。此前项目曾被举报,而且中央第九巡视组在福建巡视时也下来查过,国税地税查了一年半后结案。

黄华堂称自己是林小楠案的受害者。“林小楠家里人找过我,我跟他讲,不是我害了林小楠。实际上是我被林小楠害了。原来我是福安人大常委也被免掉,所有的职务都被人家撤光了。”他表示,之后福安市的纪委、检察院又都来找他做过笔录。“他家里人也来找过我好几次(希望我作证没有行贿),我说难听点,我敢去说没有吗?你叫我怎么翻供?我口供监控全部做在里面了。”

检方指控,在2016年二三月间,林小楠在福安市长办公室收受福建沛丰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林峰所送的10万元钱,为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协调银行增贷提供帮助。财新记者未能直接联系上林峰,但其家属表示没有送钱这回事。2019年春节前林峰也跟纪委、检察院的人讲清楚了没有送钱。

福建环宇建筑集团公司法人代表陈惠明被指控为申请公司总部大楼工业用地,2014年初在福安市长办公室给林小楠送了5万元。陈惠明表示自己在出差不方便联系,其公司办公室主任告诉财新记者,陈惠明没有给林小楠送过钱,后来检察院都来找他好几次,都调查清楚了没有送钱。

其余行贿人中,被指给林小楠行贿120万元的林春发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其登记住址的别墅已经被转卖,财新记者无法取得联系;青拓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陈劲松被指于2014年、2015年春节前两次通过李传育行贿林小楠合计20万元,目前陈劲松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青拓集团高管表示,对是否行贿一事不了解,陈劲松现在人在海外。其余行贿人黄宝明、罗宝明、陈佛钦、林润玉被指控的行贿金额均为10万元,但电话均无人接听,财新记者目前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

财新记者发现,在宁德中院的判决书中,对认定林小楠帮助上述行贿人解决相关事宜方面均罗列了大量证据及证人证言,但在认定林小楠收受钱物方面,除其司机李传育经手的两笔之外,大多只有林小楠及行贿人两人的认罪供诉,其中时间等表述模糊,缺乏可以质证的细节及物证,且部分行贿人前后陈述不一致。

“或许这与行贿受贿案件本身的特点有关,行贿受贿往往都是两个人的暗室交易,但目前在林小楠及行贿人都翻供否认、所谓贿金的去向在林小华那里又被录音证伪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如何认定,仍需认真核查。”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当地司法人士表示。

忠的200万

在检方指控和宁德中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中,林小楠受贿最大的一笔200万元,是来自在福安开混凝土搅拌站的连江商人何忠。此事源自2014年福建省委的专项巡视,也是宁德市纪委对林小楠“双开”时总结的问题线索之一。落马后的林小楠曾写出16万字回忆录《半生回眸》,其中专门以“艰难的巡视整改与本人的深度受疑”为标题,对此事有1.5万字的详细记录。

2012年至2014年,福建省委巡视组连续三年到福安开展巡视,2014年专项巡视重点要求整改的问题之一就是金宏运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的违规补助问题。林小楠介绍,2013年5月份左右,一位副市长带何忠到林小楠办公室。何忠当时介绍说搅拌站项目从2006年开始筹备,花费了不少前期经费,土地马上就要挂牌,希望政府能够设置一定条件,如果被他人拍走,其前期投入就白费了。林小楠表示,土地挂牌应依法依规,未同意设置前置条件。

此后,因竞争对手参与,该项目用地招拍挂竞争激烈,底价695万元的土地价格一路走高到了4600万元,折合每亩地价105万元,最终由何忠购得。

何忠告诉财新记者,2010年,他买下了金宏运搅拌站项目,之后作为预出让单位跟踪多年花费甚巨,负责整理土地,办理相关手续,甚至在政府拆迁补偿协议外出资赔偿拆迁户。他曾希望政府能够设定一定门槛,但未能如愿。在通过招拍挂竞得土地后,他向政府打报告称希望把溢价部分返还企业。
林小楠表示,当时招商引资落地的工业项目,土地挂牌时若有超出约定价格的部分,各县市都是通过基础设施补助的方式补给企业。也有的地方采取劝退意向竞争者的方式,避免恶意竞争,这些做法虽然不合法规,但却是当年各地解决问题的务实办法。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市政府法制办表示,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土地要具备基本动工建设条件,企业当时有一个测算,土石方开挖、河流改道等基础设施投入要3000多万元,后来其在会上拍板决定补助企业场坪等基础设施投入3000万元。

2014年7月,全国开展土地审计工作,福安市在自查过程中发现金宏运混凝土搅拌站项目违规,市长办公会决定收回政府补助的3000万元。此事也被省委巡视组发现,认为此项补助违规,应予以一个月内收回。

福安方面开始紧急整改。何忠告诉财新记者,第一次他按照自己的资金周转能力,提出一年还500万元的方案,但被政府否定。林小楠表示很着急,最终定下何忠先拿出100万元上交,政府好去汇报,何忠承诺在半年内还清3000万元。但此后福建省纪委副书记及巡视办主任约谈林小楠,对其严肃批评,认为其对巡视整改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力,进展缓慢。

最终,通过在混凝土搅拌站买卖合同中预扣款的方式,3000万元的补贴款在2016年3月全部返还给了政府。但何忠和林小楠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2016年7月,何忠被带到福清市一个办案点,后又转至霞浦县。在被关近五个月后,何忠交代了向林小楠行贿200万元。2016年12月,何忠被宁德市纪委移送到市公安局,因虚开发票在2018年9月被宁德市蕉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

何忠解释了自己虚开发票的原委。他说,在巡视组巡视时,福安市政府方面找到他说,对于3000万元补贴一事需要向巡视组解释,但需要先交补贴发票。何忠说:“政府当初补贴3000万元,也没有说专款专用在‘三通一平’上。而且金宏运项目的‘三通一平’及河道整理等基础设施工程都是其他公司做的,也没有开发票。”

2014年9月,在福安市政府催要发票时,何忠找到了正在给金宏运项目建房的福建闽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福安分公司(下称闽安公司),后闽安公司在何忠自己支付130多万元税点的前提下,开了内容为“三通一平”、办公用房及附属工程、金额累计3000万元的建安发票,何忠将其交给了福安市政府。

在被查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金宏运项目建筑物及装修项目工程支出金额为203.2万元,“三通一平”项目工程支出为1559.2万元,法院认定何忠构成虚开发票罪。何忠对此也表示很无奈:“后面审计我时说工程只做了1000多万元,为什么开3000多万元的发票?我说我有拿政府3000万元,不就要开3000万元的发票嘛。他们不管你这一套,说闽安公司做这栋楼就几百万元,他为什么要开3000万元给你?我也就变成虚开了。”

何忠告诉财新记者,本来预算还要盖两栋楼和一栋厂房,做到3000万元根本没问题。但因政府之后要求退回3000万元的补贴,公司缺钱工程无法继续。

根据检方指控,2013年7月,林小楠应何忠请托,为其公司获得混凝土搅拌站项目“三通一平”基础设施补助3000 万元提供帮助,于同年8月的一天,在福安富春大酒店收受何忠所送200万元。法院采纳的何忠的供述显示:“2013年7月在拍得土地使用权后,费用远超预期。为此其找到林小楠等人,林小楠仍表示需开会研究。之后林小楠主持会议,决定给予何忠的公司补助3000万元。为此,其于同年8月左右在福安富春大酒店送给林小楠200万元。款放在两个水果箱内,林小楠让驾驶员去取。”

对于这笔行贿,在福安采访期间,财新记者曾找过何忠三次,但他已不愿意再提及是否行贿及办案点内五个月的经过,只是表示,如果当时再晚出来,自己的生意就垮了,公司副总也在其被抓20天后被带走,3000万元补贴遗留下来的债务还要偿还,上下游资金链即将断裂。

在与林小楠家属谈话过程中,何忠曾表示自己没有给林小楠送过钱。他称自己在办案点被长时间罚站,被关五个月后身体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办案人员给他看了林小楠笔录,他看扛下去没有意义,所以违心招供。何忠说:“我这个人也很硬啊,最后一次站了七天七夜。最后的七天七夜,平常吃饭的时候还坐下,那一次连吃饭都是站着吃。说实在的我们真是一只蝼蚁。”

2019年1月,财新记者联系陆宁福、吴旭铃、吴成钿等人时,陆宁福拒绝接受采访,并称“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组织上了解”,吴旭玲等人的电话一直未有人接听;2019年3月,财新记者在宁德市采访时,陆宁福等人再次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访。

在林小楠案2019年1月经媒体报道引发关注后,宁德市检察院对外表示,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违纪违规行为,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公正,为此,在核实陆宁福等人违纪违规行为后,立即更换办案人员,对案件重新审核和补证。同时,撤回了陆宁福等四人在调查赃款去向过程中违纪违规办案所取得的证据,确保现有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该院吸取教训,在继续办理本案过程中,本着依法公正立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冤枉好人,也不会因为个别检察人员违纪违规而放弃职责、放纵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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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赵涛:毛泽东思想是步长制药企业文化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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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涛:毛泽东思想是步长制药企业文化的重要元素!
来源:长涛汇     2016-11-15

2011年6月18日,由步长制药投资建造的世界上最大的”毛泽东像章纪念馆”落成开馆。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及各界人士参加了开馆仪式。

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在毛泽东像章纪念馆开馆仪式上的致辞: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华诞之际,我们步长制药自建的山东“毛泽东主席像章馆”隆重开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深切缅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他们创造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和毛泽东思想,为党的生日献礼,为祖国繁荣富强祈福。

“红色企业文化”是步长的一大特色。企业成立之初,我的父亲、老共产党员赵步长教授,就旗帜鲜明提出政治理念:听党的话,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尊重各级政府领导,遵纪守法经营。“听党的话”不仅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信仰追求,更是实际行动——公司创立18年,累计向国家纳税40亿元,被国家税务总局授予全国“诚信纳税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两万人,以创建“和谐企业”,有力推动了和谐社会建设。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累计捐款超过3亿元。公司捐款一亿元发起组织的“共铸中国心”医疗救助活动,已发展成为国家级公益慈善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和参与。我们以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人类健康服务,凭借过硬产品质量,2009年跻身“中国制药工业百强”第九位、中药企业第一名,也是百姓满意度最高的“放心企业”之一。步长的所有努力,就是要做一个让党、政府和人民群众放心的企业。

很多人都曾问:一个民营企业,为什么要特立独行提出“听党的话”,并且对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思想如此偏爱?

回顾步长的成长历程,由当初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今天国内中药企业排头兵,肩负着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大旗,步长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党和政府的伟大领导和英明决策;步长的成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由此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好的政府组织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拥有七千万党员,也是人类历史上组织最严密、最具号召力的政党。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只有共产党,才能驾驭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才能保障经济建设的良好环境和国泰民安,才能带领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开创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党。从1921年建党开始,党的纲领不断变化,比如从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民为本,可以看出,我们党在不断创新、不断满足各个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

因此,“听党的话”,就是拥护党的英明领导走正确的道路,就是把企业命运和国家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繁荣强盛,尤其对步长而言,“听党的话”也意味着一种感恩。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个人智慧,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不仅在革命时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今天经济建设过程中,对企业发展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比如,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以及其中总结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古代政治哲学思想,对步长企业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的父亲赵步长教授,年轻时代就非常崇敬毛泽东,熟读毛著领会其中深刻思想。公司创立后,他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带领步长取得了一次次胜利——毛泽东曾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认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无法战胜敌人的”。我们提出:发展企业要靠“两杆子”:一是“枪杆子”,即产品和科研。战士打仗要拿枪,克敌制胜要靠枪,枪的多少和先进与否,直接影响战争的成败。二是“笔杆子”,即红色企业文化,以此把企业的前途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提出,首先要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步长发展初期,面对强大竞争者,正是凭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战术,在国内医药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毛泽东思想提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步长建立起十个销售事业部,建设步长医药产业园形成集群效应、规模效应,以脑心通、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为“重磅炸弹”,向市场竞争对手发起“三大战役”,最终成为中国心脑血管领域第一品牌。

在队伍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步长2009年跻身“中国制药工业百强”第九位,成为国内最大的中药制药企业。新的发展平台,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全集团员工执行力,鼓舞士气,适应集团发展新形势,我们参照毛泽东军事管理经验,提出了“步长员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公司保持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提出,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步长据此提出企业的经营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类健康服务”,十八年持之以恒提供安全、高效的药品,已成为老百姓有口皆碑的“放心药企业”,坚持这一宗旨,才是步长百年基业的关键。

把毛泽东思想运用于企业,我们深切领悟到,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它同样是一部经营管理宝典,使我们在经济战场上,实现经济目标,为社会主义做贡献。

今天,我们以“毛主席像章馆”开馆这一特殊方式,缅怀伟人毛泽东,感恩党的伟大领导,弘扬红色文化和毛泽东思想,意义非常重大。希望我们全体员工以此为契机,继续学习好、运用好毛泽东思想,使步长红色企业文化薪火相传,为打造中国中药第一品牌、实现百年步长目标贡献力量;同时,让我们以感恩之心,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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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客闹 |陈果为什么老是说错话、念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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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睡 王峭宇   来源:切客闹

大家都从网上看到了那段视频吧,陈果愣是把“耄耋”(mao die)念成了“毛至”(mao zhi),所以,今天我想隆重地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为什么这样一位众望所归、众星捧月的名人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有人会问了,陈果是谁?其实,陈果是谁重要吗?不重要!

有人可能又问了,陈果是复旦毕业的吧?其实,复旦还是北大或者清华毕业的重要吗?不重要!

有人可能还会问了,陈果是大学教授吧?其实,她是不是大学教授,或者她是什么身份、地位重要吗?不重要!

又有人也许仍然要问,陈果是美女吧?其实,她是美女或者是丑女甚至是丑男重要吗?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念错了字,那可不是一般的字,而是我们五千年灿烂文化流传下的精髓——汉字啊!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当然要严格地批评念错我们伟大汉字的所有人了,不然就是不尊重传统文化。

最最重要的是,她老是自诩多有文化,多么爱学习,多么博学,所以不批她批谁啊?别人可能也会念错字,但是别人平时又没说自己多有文化啊,别人也没有天天把自己吹上天去啊?

好,下边我就认真地分析一下她为什么会念错字:

第一,

她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所以总以为自己可以不受客观世界规律的影响,以为自己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就随便乱念,想念什么就念什么;

第二,

她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功成名就,功劳很大,把自己的高高在上地放在一个和其他人不平等的地位上看待,忘乎所以了,就不注重学习了;

第三,

她因为已经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导师,那肯定是很忙的,日理万机各种应酬,所以这种演讲的事务估计是需要一些助理、秘书之类的帮她准备、帮助她准备演讲稿,而且她或许还让助理给演讲稿中的生僻字眼标上拼音。

可是,她没想到的是她的助理完全没想到竟然需要在这么平常、小学生都不会念错的常用字上也要注明拼音!所以,她高估了自己的助理对自己的文化水平的了解,而助理也高估了她的文化水平,然后,就悲剧了;

第四,

估计她也不是第一次念错字了,而且也不可能是第一次被别人发现,但是别人就是不提醒她。因为,其一,提醒她没有好处啊,又没有奖金更不可能被她夸奖,反而会伤她至尊没准还会被她记恨在心——别人怎么都没说我念错字就你懂?就你水平高?信不信我削你!

其二,很多人可能明知道她念错但就是故意纵容她不停地犯错,就像等着看她在更高级更大规模的场合犯错误,就是存心等着她出丑,谁叫她老是那一副不可一世的臭牛逼样子,哼哼,活该啊!

所以,我估计以上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陈果终于念错了字,出了丑,被全国广大网友都看在了眼里,笑在了心里——胆大的会大声笑出声来,胆小也会嘿嘿嘿低声窃笑着,真他妈的欢乐啊。

有人可能又会问了,这事好像有一阵子了吧,你写这个没赶上热点啊?——管得着嘛?我就乐意写冷门的、过气的,我想哪天写就哪天写,怎么了?吃你家米了还是欠你家钱了?

有人可能又要问了,你这么揪着这个女名人的错误扯这么多字,算不算欺负女人啊?——嘿嘿,其他大男人俺惹不起啊,打不过啊,俺就是胆小,只好批评一下女名人了,再说了总不能天天批评那个反转基因的什么男教授吧!

有人又要问了,陈果身材这么瘦弱,弱柳扶风楚楚可怜的,你还能狠下心来批评她念错字?不怕伤了人家自尊和自信心么?——嘿嘿,批评这种事还能挑肥拣瘦么?难不成你非要让我批评个身材不瘦的?那好,来来来,你牛你来啊,你行你上啊,你敢批个胖的我就服你!

作者微信:ooxx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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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马云996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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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网站:全面查删恶搞马云996讲话相关视频。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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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喵:Metoo要讲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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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metoo事件的时候,许多人都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出来指控别人性侵的人,往往无法提供自己被性侵了的实锤证据。所谓空口无凭,当最后变为了他说对她说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相信这个没有证据的指控者?

1

 
“证据”是一个与公权力和公共程序紧密相连的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时间单向前进的世界,因此过去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谁都无法将记忆倒带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甚至存在于当事人记忆中的事情都可能被颠倒、混淆和歪曲。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又不得不进行事实发现,来试图还原、论证一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

因为人类不能控制时间这一先天属性,对过去事件的还原程序注定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当我们不得不根据一件事在过去有无发生,而做出一个判定时,人类设计出了“证据”这个概念,并根据判定场合的不同,对证据的强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刑事审判中,被告被指控为触犯了刑事法律,如果被告确实做了ta被指控的那件事,后果将是其被国家暴力所惩罚。因为判定后果的严重性,西方社会对刑事审判的证据提出了最高程度的要求: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概念。它承认了即使一方提供了再多的证据,人类也无法确认一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被告到底有没有做了那件构成犯罪的事情

所以这个标准背后的逻辑是——当能够解释这些证据的唯一“叙事”就是被告的确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法律上认定被告做了这件事的可能性达到了一个最大值,因此允许公权力利用国家暴力对被告进行惩罚。换句话说,如果存在“合理怀疑”,即有另外一种被告没有犯罪的叙事也可以解释这些证据,那证据的强度就不足以给被告定罪。

对于证据的标准,在民事程序里又不一样,因为民事程序不涉及国家暴力对被告基本人权的限制,仅涉及财产或停止侵害。在民事程序中,原告会给出一种叙事A,并提供相应证据,

被告会给出另一种叙事B,并提供相应证据。原告想要赢得诉讼,并不要求只有叙事A才能解释这些证据,而是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叙事A的可能性大于叙事B,原告就可以胜诉。这个标准叫做“优势证据”规则(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因为标准不同,同样一套证据,完全有可能无法支持刑事判决,却可以支持民事胜诉

假设双方提供一系列的证据,均经过诉讼程序成为可以被陪审团或法庭考虑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判断有99%的可能性发生了叙事A,但有1%的可能性发生了叙事B,那我们就不能根据叙事A在刑事程序里来给被告定罪,但是却可以根据叙事A在民事程序里让被告进行金钱补偿。

在法律程序中,证据从被获取到成为判定双方叙事的依据,有着非常严格的一套规则

比如说如果警察通过非法搜查取得证据,那证据就无法在法庭上采用。提供证据的一方必须也提供证据完整的获取链条,法庭需能够验证证据的真实性。没有遵守证据规则而被提交上来的证据,在司法程序中相当于不存在。在诉讼实践中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被呈现到了陪审团面前,法官也会要求陪审团无视这些证据,不能在做出事实判定时纳入考量。

2

 
关于证据问题的司法规则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结论:在人类已知的能够最大程度还原事情真相的法律程序中,证据的收集和采纳要遵循严谨的规则,要经过质证和辩论,要考虑到不同审判程序下不同的概率标准。在司法程序之外,我们普通人不具备根据所谓的证据来判断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过的能力。

在刘强东案件里,所有出现在网络上的所谓的“证据”,在严格的司法意义上都不能叫做证据。

作为普通人,我们甚至都无法亲自验证这些视频、录音是否是真实的,我们拥有的信息仅仅是“一个新闻报道说原告或被告的律师说网上这些东西是真的”。在司法程序上这种证据是典型的“传闻证据”(hearsay),根本无法纳入考量。这些“证据”也没有经过法庭的质证和辩论环节,我们都没有直接看到双方当事人对视频或录音的解释及反驳。在司法程序之外,普通大众想要通过新闻报道和公关手段来推断出一个事情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信息太少、太杂、缺乏正当程序和双方的质证,所以当看到信息以所谓的“打脸”和“反转”的方式被别有用心的媒体放出来的时候,一个理性的人会说:哦,所以又怎么样呢?这些信息没办法证明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啊。

可是人就不是理性的动物,明明知道自己接触到的信息是不全面、被污染的,还是要凭借一种感性的本能来给一个事件下结论。

我时常想,这种本能也许跟动物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为了生存总是要根据片面信息来迅速做决策有关。比如说兔子在吃草时耳朵一跳,听到可能有狼接近,兔子不会想——我现在的信息不全面,我还不能做出有没有狼的判断,我再吃会儿草。相反,草可以晚点吃,狼接近了再跑就来不及了,所以兔子耳朵一跳然后就会迅速跑掉,这是一种为了应对自然、维持生命的本能选择。

人类也是一样,在面对两个人对一件事情截然相反的叙述时,人类不会告诉自己我要少说话,因为在法律程序之外我发现不了真相。人类会根据自己的感性本能下一个结论,然后根据本能来行动。

那这种“感性的本能”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跟这个人的成长经历、社会身份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深度影响。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好友跟你吐槽,说她在公交车上钱包被人偷了。你肯定第一反应会去安慰她,觉得她很倒霉,而不是说“证据呢?我为什么要相信你钱包被偷了?”一个是你熟知的好友,一个是未曾谋面的小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去想着“我要给这个小偷程序正义,不能假定存在盗窃行为”,而是会根据感性本能来支持自己更亲近的人。

在人们在评价metoo指控时,也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强大的感性本能。

3

 
性侵害本身和社会大众对性侵害的反应是一个典型的体现出社会权力结构的事件,每个人对于具体事件的判断都会受到由成长经历、社会身份和文化背景决定的“感性的本能”的影响。

就拿刘强东事件举例,当女生的指控第一次出现在新闻中时,有人会说:他那么有钱,还用得着去强奸?这事儿一定是仙人跳,是被女生勾引然后陷害了。

这个陈述体现了这样一种“感性的本能”:拥有巨额财富的男性具有无可抵挡的性魅力,或者女性只要给够了钱就愿意跟任何人上床,所以有钱的男性永远不用通过暴力去与女性发生性行为。

这很显然是一个荒谬的结论。从逻辑上讲,现实生活中存在愿意为了钱就跟任何人上床的女性,并不代表统计学意义上社会大多数女性都是这样,也无法推断出我们看到的一个偶然事件里,出来指控的女生就必然愿意为了钱而跟人上床。对男性的财产和性魅力的评估,恐怕也是基于一种“屌丝发迹后可以随意玩弄女人”的幻想和代入感,认为女性要么是求之不得的女神、要么是恬不知耻的荡妇,只是男性万千物欲追求中的一种,不存在什么独立价值。

当“明州事记”第一次爆出不知来源为何、真实性为何的视频时,有大量的网友不去质疑这种被剪辑过、标注过的视频有多少“证据”分量,不会严谨分析这种不入流的信息是否可以纳入进行事实判断的考量。许多人只是大呼“这样挽手这么亲密,女生哪里有一点被强迫的样子,起诉书里一定是在说谎”。

这种反应也体现了一种“感性的本能”,就是女性如果不情愿,都应该是会立刻说不、拼命反抗的贞洁烈妇。如果女性释放出了友善的信号,那就代表这她有想要发生性关系的意愿。

这种本能的判断不仅男性也有,很多女性也有。归根结底,就是在一个权力结构不平等的关系里,弱势一方的真实意愿往往被轻视,被强者以一种草率的判断所取代。比如说你在跟领导交流的时候,领导一个眼神你都要揣摩好久,琢磨着他到底在跟你交代什么。但在领导的眼里,给下属分配工作天经地义,下属只要没有明确反抗、声嘶力竭的抱怨,就推定对工作分配是满意的。

另外一种影响了这种“感性的本能”的文化,在于社会对女性行为的教化。这种教化是如此的深植在一些人的心中,以至于大批量的女性将这种外在的规训内化成了自己的行为标准,反过来去要求其他的女性。Jingyao因为挽了刘强东,不符合一个贞洁烈妇、端庄自爱的形象,人们就倾向于认定她是一个主动勾引的小三,存在道德污点,因此她在起诉书中所有关于强奸行为的陈述都不成立。

4

 
假设我们处在一个人人都理性、中立、客观的虚拟时空,社会大众对于metoo指控应该是一种不予置评的态度。既不会狂热的冲上去唾骂所谓的强奸犯,也不会拿着放大镜来审视、讥笑那位指控者。

可是在现实社会,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对女性结构性压迫的存在,导致“感性的本能”让大量的人们甚至在她张口的瞬间就下了结论。metoo指控者面临的往往是铺天盖地的二次羞辱,不得不接受除了性侵害之外来自男权文化的第二次伤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声援一个“没有实锤证据”的metoo指控者?并不是因为我们本领通天,自认为通过观察她就可以发现事情的真相,因此站在了真理的一边。

事实上,在法律程序之外,一切相信或不相信个别metoo指控的人,距离事情真相的距离都同样遥远。我们支持metoo指控,不是为了弘扬个案正义,而是为了对抗大量的性侵、性骚扰事件背后体现出来的男权文化,以及反制在metoo指控出现后那些受到文化驱动而对指控者进行羞辱的“感性的本能”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每个人都有“感性的本能”,那同样也会有人根据这种本能来选择相信所有的metoo指控,去疯狂围攻被指控的人啊?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人被metoo诬告,然后受到名誉上的伤害?这种metoo我们还要支持吗?

首先要明确一点:诬告的风险并不随着对metoo指控证据的要求改变而改变。前面已经论述过,在刘强东事件里也充分展示了,在法律程序之外所有对“证据”或“实锤”的要求都无法接近真相,反而可能会误导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视频可以被剪辑、被特意制作、甚至即使是完整的视频你也只能根据“听说”来确认它的真实性,手机、邮件截图都可以伪造,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质证和辩论环节,我们对证据的理解是极其片面、时常被诱导的

美国法庭审判中会严格保护陪审团成员接触到的信息,如果严重被污染的证据被呈现到了陪审团面前,整场审判重新再来都有可能,为的就是对抗人们那种根据片面信息轻易下结论的“感性的本能”。

所以,如果确实存在诬告的metoo指控,那要求每一个metoo指控者都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并无济于事,不会增加其指控的真实可信性,只会把水搅浑。因为归根结底,在法律程序之外我们并不具备检验、分析证据的能力,也不是被严格的法庭规则保护起来的陪审团。作为普通人,我们会根据片面的证据非理性地轻易下结论,最后只能如追踪八卦连续剧一样看着所谓的打脸与反转,从而忽视了真正有意义的讨论。

5

 
我的看法是,制衡“诬告”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提高对metoo指控的证据要求,而是提倡和鼓励客观理性的讨论。Metoo的本质是一种针对性侵和性骚扰的女性互助文化,通过大量女性分享相似的经历,让社会意识到女性真实的生存境遇以及所遭受过的不公对待。在出现metoo指控时,选择支持指控者,并不是一竿子钉死了被指控者就是性犯罪者或有道德问题,而是鼓励指控者承受压力来讲出自己的故事、感谢她对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女性起到的激励、以及呼吁人们重视这些共同经历背后所体现的对女性不公正的对待

那为什么现实中许多metoo指控变成了相信男 v. 相信女的一场撕咬呢?

因为不理性的反应只会迎来不理性的报复。

当受到男权文化影响的一些人,不管其数量如何,通过“感性的本能”在看到metoo指控的一瞬间就做出了“这一定是假指控”的认定,从而对指控者进行二次羞辱,指责她在说谎、她是个荡妇、她自己的人品也有问题。这种不理性的判断和攻击,会激发另一群人,比如说有相似经历或者可以共情的女性,同样不理性的反馈,让她们感到愤怒,因此同样通过“感性的本能”来选择无条件支持metoo指控者,给她提供声援、为她抵挡来自陌生人的恶意、为她的故事提供支持和背书。

人的情绪具有惊人的传播性,当在一起事件里,相当一部分人们的判断和言论开始变得不理性时,事情的属性就变了。对被指控者非理性的攻击,通过“感性的本能”而对指控者的故事全盘采信,的确会让诬告的成本变得很低,让metoo可能从一种支持女性的文化变为只要有指控就冲上去打倒强奸犯的群体事件。

但是,你不能指望人们在不理性面前依然保持理性,在攻击和侮辱面前依然微笑着说理。想要制衡“诬告”和“大字报”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求人们在看到metoo指控时不要一窝蜂的冲上去对指控者进行人身攻击。暴行和恶意只会循环往复,让人们忘了最初想要讨论的目的。

自诩理性的人们,你不能只切断一种暴行,而对另一种暴行视而不见,任其横行。

6

 
看到这,有些人可能会想,会不会metoo这种在法律程序之外的指控方式本身就有问题?既然人们有看到单方指控和片面的证据就轻易下结论的倾向,那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要求任何人,不管是站在哪一边,去理性的看待metoo指控。鼓励metoo也许终将引起整个社会对于性侵害问题的非理性狂热,将社会撕裂成互相痛恨的两类人。

其实,我们鼓励metoo,但并不意味着就要反对metoo指控者们去走法律程序。相反,从弦子到jingyao,我们都能看到起诉书比在微博上互抛“证据”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刘强东案中有些人看了网络流传的监控视频后会质疑jingyao在起诉书中是否撒谎,但在真正的法庭审判中,视频与文字从来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审判程序,会给法官和陪审团呈现了一段剪辑的视频后就万事大吉了。

相反,双方律师要对视频进行解释,视频是如何论证和支持了自己的陈述,对方的解释又有哪些漏洞。作为裁判者,只有依照程序兼听才能明。可在微博上,没有经过司法训练、也未在法律程序框架内来分析“证据”的普通大众,依靠着自己朴素的正义观、带着种种“感性的本能”去解读视频,大呼反转,这才是不尊重司法程序的滑之大稽

这个逻辑进一步推下去——那metoo指控和法律程序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两条路都要走的话,如果法律程序不支持metoo指控,是否代表metoo指控者在说谎,围观群众终于可以蜂拥而上的攻击了?

之前在分析美国大法官卡瓦诺的听证会风波上,针对法律对性侵类案件的局限性,我做过分析,总结来说就是: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是否要守法”其实是一个基于成本、收益或代价、以及概率的衡量。当违法的成本小,收益高,被处罚的概率低的时候,人类没有动机去遵守法律划定的边界。但如果违法成本高、收益小,被处罚的概率还大的时候,人类的动机自然是要遵纪守法。

性犯罪是典型的成本小,收益高,被处罚的概率低的行为。

  • 成本:性犯罪不需要特殊的做案工具、周密的准备或专业知识,一个男人 + 一个女人,基于男性天生的力量优势,就可以成立。
  • 收益高:对于想要实施性犯罪的人,这个行为本身是可以带来巨大快乐的,更何况可以找到多个犯罪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断积攒这种快乐。
  • 被处罚的概率低:上文提到,基于性犯罪的本质,缺少人证物证,女性举证的成本极高,在过去“荡妇羞辱”的文化背景下,还要面临被侵害之后更加不堪的社会压力和精神伤害。因此整体而言,性犯罪中侵害者被指控、被定罪的概率极低。

根据成本、收益和被处罚的概率这三个要素,光凭逻辑就可以推断出这世界上必然有大量的未被处罚的性侵案件存在,近些年这些metoo的故事,更是对这个逻辑推论最强有力的佐证。

基于性犯罪天然举证困难的特点,无法通过法律程序来获得正义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如果法律在打击性犯罪和打击其他犯罪的效果上是等同的,metoo作为一场文化事件根本就不会出现。Metoo指控者寻求法律救济,可以增加其指控的可信度和寻求正义的决心,但法律程序走不通,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这是因为用法律来制约性犯罪在成本、收益和概率三个因素上存在先天的局限性。

7

 
从理性上来看,法律程序走不通是一个合理的结果,从客观上讲并不会让人们离真相的距离更近。如果从上帝视角看问题,不带任何感性判断的话,法律程序走不通只能代表指控者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发生过,被指控者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未发生过。性犯罪一定是隐秘的、受害者也往往是因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言辞混乱、意识恍惚而忘记保留证据的,双方都无法提供足够的旁证,真相如何也只有两个人自己知道了。

然而,正如在法律程序之外,人们会利用“感性的本能”来对不符合法律证据要求的视频来做出事实判断,对待法律程序本身,人们也会继续进行不理性和不客观的解读

比如说对于刘强东一案中明州检方决定不起诉这一事件,对于理性且熟悉法律程序的人来说,这背后很可能就是因为检方收集的证据不足,强行打官司浪费人力,因为嫌疑人不是美国公民,危害美国社会环境的概率较低。

美国检察官要为地区治安服务,有更重要的涉及当地人的案子要起诉,在两个外国人的案子上耗太多时间得不偿失。甚至连检方刻意不想与性侵案子扯上关系都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检方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也无需向外界披露自己决策的依据。

检方不起诉的决定,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在客观世界里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的概率。

但是新闻媒体用“无罪”加感叹号来做标题,这背后到底体现了哪种“感性的本能”就很耐人寻味了。“无罪”这个词本身并不严谨,但更重要的是它使用场合和倾向性的问题。

单纯从法律程序上来说,检方选择不起诉,与“刘强东事实上没有做这件事和犯这个罪”的事实和法律认定没有半点关系,他的“清白”程度在检方起诉前和起诉后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换句话说,如果你将“无罪”这个词理解为,嫌疑人在事实上没有被法庭宣告有罪,那这一陈述在检方决定不起诉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变化。将“无罪”这个次用在新闻标题中,或者跟检方不起诉联系起来,很明显代表使用者的理解是“因为检方不起诉,所以刘强东绝对没有做过这件事”。这很显然是一个不成立的逻辑链。

8

 
我还经常收到一些人的问题——我作为一个法律专业、职业为律师的人,为什么要支持这样一种不走法律程序的metoo方式?即使我重申了在个案中我们都无法看到真相,因此不做事实判断,但对这种指控形式本身的支持,是不是就代表了对法律程序的无视,舍掉一条理性的道路不走,去走那条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攻击他人的羊肠小道?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久,但最终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

正是因为对法律程序和法律的目的无比熟悉,我才知道,一个时代任何法律体系都存在其根深蒂固的局限性。

法律对社会的规范往往是滞后的,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常常是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几次推动社会进步、保护女性权利的重要判决,并不是因为民权律师们只是闷头走法律程序,而是她们真切的意识到社会讨论与法律变化之间的能动关系。她们懂得与基层民权组织和媒体共同作战,引发全社会对女性问题的反思与重视,借着这股东风在最有利的时机将案子打入最高法院,赢下重要判决后再借力打力去推动主流文化的变化。

正是因为我在美国法学院学了三年的法律,我才会懂得从内而外的去评价一个社会的法律体制

法律的确是用来制约、调控纠纷的程序,但法律也是人类制定的,需要一个个从事法律行业、思考法制建设的人来推动法律去适应和调控时刻进化的社会正义观。在有法可依、有序可循的情况下,我们鼓励走法律程序。但是在法律程序尚无法调节的领域,只要法律尚未禁止,公民就应该可以自由探索正义和伦理的边界。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但是对道德与正义的要求不应该止步于法律的框架之内。

既然法律在威慑性犯罪者上有天然的局限性,那在一个权力结构不平等的社会,被侵害的女性除了metoo无路可走。所以我支持metoo,因为metoo背后的文化能真正让社会意识到结构性问题、去推动人们正义观的进化

9

 
回到文章标题中提出的问题:metoo要讲证据吗?从理性的角度说,metoo指控在法律程序之外,提供再多证据也无济于事。因为事实评价的标准受到每个人的主观影响,且“感性的本能”在网络上会被无限放大,对于从一开始就基于本能而不相信指控的人,提供再多证据也无法改变ta的想法。

所以,如果因为metoo指控者只有陈述、没有“实锤”,就大呼此人不可相信,一定是诬告或者仙人跳,那只能说你早已被“感性的本能”占据了所有的大脑。既然心里已经有了认定,那指控者提供再多的证据都无法改变这种主观结论。更何况,性侵案件基于其特殊性,大概率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实锤,人们看似“理性”的要求证据,实际上只是任由自己“感性”的将metoo指控踩在脚底。

如果是为了降低诬告的概率,要求metoo指控者都要同时提出陈述之外的证据,那是没想清楚诬告和证据之间的客观联系。如文中论述的一样,法律程序之外不可能发现事实,诬告的恶果在于人们对metoo指控者的非理性攻击引发了另外一种对于被指控者的非理性攻击。这是一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用一种不理性去反制另外一种不理性。

那我们在看到metoo指控时,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首先是要认识到自己作为普通人,在法律程序之外发现事实的局限性,不要根据诱导性报道而做出片面的事实判断,抵抗自己那种想要站队的本能。

在metoo指控也在走法律程序时,利用法律知识去判断每一步程序之后的真正含义,不要犯”不起诉等于没干过”这种逻辑错误。

如果法律程序走不通,也要意识到,在个案中,metoo案件的证据留存非常困难,因为性犯罪者会寻找隐秘的空间作案、被侵害者心理和精神都趋于崩溃,所以指控者无法取得足够的证据来赢得判决是非常正常的。

最重要的是——不要太纠结于个案正义,这样就要求我们不要对被指控人进行非理性的道德谴责,也不要对指控者进行荡妇羞辱。如果你在看到片面的报道和信息时,有强烈的想要相信一方、侮辱另一方的倾向,那就要利用理性来反思自己是否存在一种被文化影响的“感性的本能”

不关注个案正义,那真正有意义的思考是什么呢?是metoo指控者提供的这个叙事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遍发生在社会其它女性身上的故事、它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对待女性的文化——这也就是”me too”的意思啊!

男性和女性的视角和人生体验不同,所以女性更容易由于自身的经历对metoo产生感知和共情。男性因为未曾经历过类似的权力压迫,会根据“感性的本能”而下意识的怀疑metoo指控中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说,“我也是”时,也许有些男性会重新审视自己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不同认知,从而规范自己对待女性的评价、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metoo最大的意义。

时值纪念五四,用我今天看到的一段引用台湾学者殷海光的文字做结尾吧:

人群的现代生活若无理性作骨架,我们不能想象怎样活得下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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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graph |北大现实版1984,你知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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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早上,北京市亦庄工业区。

五个年轻人在这里消失。

8:17他们发出了最后一条消息,但是随后的半小时,所有人的电话就已全部关机。

他们是原北大马会的五名学生,趁着劳动节的假期在工厂“打工过节”。早上八点是刚下夜班的时间。

在此之前他们遭遇了什么?

跟踪邱占萱的5个便衣

他们曾在前一天的晚上发出消息说,这几名便衣警察一路尾随他们从北大到了亦庄,跟进了工厂、跟进了经理办公室,还通知了厂里的监工要“严加监视”。

便衣,跟踪,失联。似曾相识。

与此同时,北大医学部。沈雨轩同学也突然失联了。

沈雨轩微信截图

前一晚,像往常一样,她和另一名同学在生化楼第四教室自习。

十点半左右,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教室门口,对着沈同学“咔咔”地拍了几张照。紧接着,六七名北医保卫处“老师”、保安和两名警察推门而入。

把其他同学打发走以后,他们径直来到沈同学的座位旁:“你们走不走?是你自己走还是我来请你走?”

这个要求毫无来由,两名同学不愿理会。

突然,一名同学被卡住脖子,从座位上拽起来,扭住双臂拖进了警车,被一顿拳打脚踢。想要呼救?一瓶矿泉水被警察迎面浇下。

接着就是警察惯用的手法:卡脖捂嘴、反剪双臂,押到了保卫处。在会议室里,他们对这名同学软硬兼施,殴打,辱骂,讽刺,直到凌晨两点。

另一边,沈雨轩同学在十一点半发出消息:

沈雨轩微信截图

我实在无法、也不愿想象这个场景。当晚唯有焦心地守候。

凌晨两点二十分,雨轩同学重获自由。据说,他们的遇袭和彼时正在亦庄打工的五名同学有关。

“如果敢出校门,直接被带走!”这是雨轩遭到的警告。而她的母亲,已经被警察从陕西老家叫了过来,被要求必须在宿舍楼里看守她一整夜。

就算历经波折,所有人都还是长吁了一口气,都以为这就是结束。

却没想到同样的梦魇在第二天早晨再次重演。雨轩同学的电话从无人接听打到关机,她再度失联了。

着急,还是着急。

下午三点,同学们终于打通了她母亲的电话:“我和雨轩在北京的某个地方,不能告诉你”,这是一种遮遮掩掩的语气。

沈母说“雨轩很好”,结果电话里立刻传出了雨轩的叫喊:“我不好,我被软禁了!”

话筒边的同学大吃一惊,还没开口发问,电话就被挂断了!

再打,又是关机。她至今杳无音信。

这是4月29日的北京大学。

无需错愕,这不是1984的小说情节。只不过是一股在北大校园内持续涌动着的暗流,终于在这个敏感的节点喷发了而已。

 

如今的北大,黑色比彩色更鲜艳,现实比电影更魔幻。

当同学们都过着正常的按时上课、复习、考试的学生生活时,有同学却同时过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有家长近乎崩溃的神经衰弱,有学工频繁的约谈甚至性骚扰,有警察脱光你的衣服搜身,用退学和玫瑰金手镯威胁同学屈服认错。

自从去年1228抗议马会改组后,他们的声音就在校园里销声匿迹了,偶尔能从网上看到“展振振被退学”这样的只言片语,但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就我所了解的,这种“被消失“并不代表这些同学不再关注校工权益,已经放下了批判的武器,而只能指向上面这些令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事实:他们受到了超乎想象的压力与限制。

1月23日,A同学在经历了四十多小时的派出所关押与疲劳审讯后,被遣送回家,手机电脑身份证被没收,家里网络被切断,父母电话被监听,出门要报告。总之,隔绝了这名同学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这不过是为接下来更高强度更高密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做铺垫。

警察对她说,你不认错就把你退学和拘留,警察们还说“你们要么单亲家庭,要么性格孤僻,心理阴暗,仇视社会”。直到开学后的第二周,A同学才被解除了软禁,准许回来上学,而A同学已经错过了两门必修课的选课时间,另一名同学B也因此错过补考!或许正如社会学系某党委副书记所说:“相比于学业,配合学校工作就是你们的第一要务。“

返校后,院团委书记善意地提醒A同学:“不要和原马会同学接触,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可能给你下一种药,你吃了以后就被洗脑了。”同样是这名书记,在四月三日的晚上不停向A同学打听原马会几名女同学的个人生活情况,并说自己之所以没有像1228时说的那样去宿舍找她,是因为“怕某些人太漂亮,自己控制不住”。

这种中伤和骚扰不过是小儿科。还有一名同学C,寒假时警察和辅导员一并来到她家里,对家长说如果孩子不认错就开除拘留,导致她妈妈被吓崩溃跪地求C同学,还拿头撞门。C同学心如刀割,只能不断安慰母亲,告诉她自己没有做错事。

2月下旬,新学期开始了,本以为事情到此算是告一段落,但开学后同学们才发现,寒假发生的不过是开胃菜。

刚开学两三天,一名警察就自称受学校委托和家里委托过来找D同学约谈,言语之间毫不掩饰:”你做了统治阶级你也要愚民”,”不愚民维稳成本太高”。如果这样的言语已经赤裸的令人震惊,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警察和学工们的做法只能说罄竹难书:

有同学在燕园派出所被限制人身自由多达8小时,多个警察车轮战训话,扇耳光,甚至打出鼻血;

有同学被要求大声朗读刑法中关于颠覆和煽动颠覆的条例,警察说“这就是你的罪名!”

有同学在几个小时不断讯问后,被两个人从背后按着,笔硬塞到手上,被要求写一个保证书:自愿放弃一切受教育的权利,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说签完就可以走了;

有同学被全身脱光,上身趴在桌上撅着屁股,要检查“那里面有没有录音笔“;

有同学被警察威胁“你能不能上学是学校的事,让不让你上学是我们的事”,还说“你爸妈的工作也别想干了”;

有同学在上课期间被三个人从政管楼暴力拖拽到理科五号楼约谈,拖拽的过程长达一小时;

……

想听课?想回宿舍休息?想继续上学?想要自由?可以。但首先,你要放弃做人的尊严,要配合工作,要认错,要不关心“自己不该关心的事”,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如果不行,那对不起,尊严可以被践踏,自由可以被限制,隐私可以被侵犯,理想可以被侮辱,肉体可以被亵渎。当然,用警察们的话说,这都算好的,一旦踏出校门,“相信你不会喜欢看守所那种感觉的”。

或许是觉得此路不通,警察和学工们又想出了思想战的高招,毕竟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物理学院的三名同学经常能收到来自院党委书记的邮件,有时一起写给三个人,有时分别写,有时直接群发全院(你可能也收到过),内容从历史理论问题到个人生活问题,短则四五百字,长则两三千字,还有更长的,却紧紧扣住一个核心“国家好,社会好”。当然,群发全院同学邮件这样的操作,算不算党委书记滥用自己的公权力呢?

一次本科生党支部民主生活会,E同学遭到围攻,被骂“两面派“,他的“民主测评“表上所有党员都投了不合格 ,那可是16个人啊……这高度组织化的针对让E同学无言以对,想来想去,结论只能是一个--跟学校的工友们聊得太多了,不符合自己的预备党员身份。当晚一点多开完会两名警察进来阻止E同学回宿舍,要连夜约谈。E同学两次试图逃出去,一次被按在墙上,一次被卡脖子按倒在地。两点多有同学过来看E同学,隔着系楼大门都听到里面的呼喊声,而本科生党支部书记守在门口,报警试图把那个同学赶走。一直到三点多在E同学的强烈要求下,才得以离开。党进行严肃的组织生活的场所,也成了某些领导为所欲为的舞台,进行的就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更令人窒息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跟踪,监控,拍照,骚扰,有同学被警告上课不允许玩手机,要好好学习(耽误上课去约谈时怎么不说呢);有同学在三教五楼电梯口自习区自习了几天后,惊讶地发现原本对准电梯的监控调转了180度正对着自己;还有的同学发现,快递点前面十字路口的摄像头,随着自己走路的转弯缓缓转动,如果自己在下面来回晃,摄像头也会跟着摆动(真是先进的人脸识别啊,用在了这里);即使早上去五四跑步锻炼,去农园吃早饭,也有便衣警察拍照发给家长,作为“这些人仍然在聚集”的证据……

两个月过去了,暗流终于喷涌出地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4月29日,暗流喷涌的节点意味深长。

两天后,全国工人将迎来属于他们的节日,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只能在加班中度过。

五天后,全国的青年,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将迎来属于他们的节日,当然是在各个新闻平台滚动播放的庆祝大会讲话和《思政面对面》中度过。

节日的意义何在?

劳动节歌颂劳动光荣。历史上的今天,世界工人团结了起来,为自己争取劳动权益;

青年节歌颂青年的觉醒。追求民主科学的新青年,携手工人群众,共赴革新的风雨;

就在这么伟大光明的节日里,积极参与打工劳动的青年却不被允许存在,他们还曾在校内扛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这充满讽刺的黑色幽默,似乎能够给予我们某种启示。

组织起来的国家机器不在乎自己言语的真假,不在乎会对同学本身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行为有没有违法,稳定高于一切的逻辑下,被关注的是政策执行是否有力,尤其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还有没有不和谐的声音。

而已经上了北大内部黑名单(确实存在这样一份名单,上面有三十多名同学)的原北大马会同学,只是这种逻辑的牺牲品而已,但这不是唯一的牺牲品。

君不见,如今校园内的空气已经比一年前肃杀了太多,只有在食堂里滚动播放的“思政面对面”恍若时代最强音。

不必要再追问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想回答的是,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青年: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他们看到腐朽,便要奋起,哪怕途中尘土飞扬、危机四伏,恶意的流弹和喷涌的暗流也消灭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心中,永远满怀着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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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note |大陆出版业:从自我审查到紧跟“党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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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王摇、阿唐 发自上海、北京 20190503

令人担忧的传闻终究变成了现实。据多位编辑证实,201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出版社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明确提到将缩减书号总量、压缩图书品种。

此前,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书号收缩”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大陆出版界。2018年3月5日,认证身份为“三鼎甲图书公司总经理”的“出版人邢海鸟”在微博上称:“2018年是出版严控之年,出版总局减少10万个书号,约占全年书号的三分之一……”尽管这条微博在四天后被本人删除,但类似消息总不时传出,令业界人心惶惶。

书号制度,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管治手段。一本合法出版的书,必须有中国标准书号和图书在版编目(CIP,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数据。前者是国际标准书号(简称ISBN)系统的组成部分,后者则包括了作者、出版社、书号、书名等基本信息。没有上述两个“身份”的图书,被视为“非法出版物”,相关人员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书号并不易得。它由中央宣传部掌管、分配,只供特定身份的出版社申请,且建有一套审查流程。获得书号后,出版社才能向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申请CIP数据。如今,这套本已繁琐、严格的制度,又再次收紧了入口,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图书出版种类的减少,还包括在题材和内容上的被动审查和自我审查,更甚者,是“整个文化对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

有国营“血统”的出版社才有资格申请书号

中国有超过500家出版社,分为三大类:国有出版社,民营与国有共同组建、由后者控股的合资企业,以及独立运作的民营出版公司。其中,只有前两者——有国营“血统”的出版社有资格直接申领书号

每个出版社每年能拿到的书号额度,依据其上一年的书号用量而定,若出现不够用的情况,一般要等到年底,再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交增补申请。

而没有书号申领资格的民营出版公司,必须与有资格的出版社合作,才能获得书号。比如,充当出版社的“选题策划机构”,从选题、版权、翻译,到封面设计、印刷、包装产生的费用,完全由民营出版公司承担。其后,民营出版公司再将图书以较低的折扣(一般在3.5折到4折)卖给出版社,由后者负责后期发行。另一种合作形式是“买书号”:出版社提供书号、进行终审,收取“书号管理费”(一个书号的价格在一万左右,人民币,下同)和“审稿费”(一般在两至三千元左右,依书稿字数浮动),余下的事宜(包括发行)交给民营出版公司做。

在过去近十年,一些民营出版公司逐渐与国有出版社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双方彼此熟悉,工作进度快,审查尺度适中。比如,著名的人文社科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历年图书常常交由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文学类出版发行公司新经典文化,和南海出版社长期合作;而主营政治哲学、社科思想类图书的三辉,此前主要和中信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央编译出版社等“选题调性比较相符”的社合作。

这些活跃的民营公司,也帮助国有出版社塑起品牌。据《2017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10家国有出版集团合计码洋(指一本书的定价或一批书的总定价,此处指出版社在扣除各种成本前的实际销售总额)占有率为 28.56%,其中,北京联合出版社以2.63%的码洋占有率位列第一——而其出版的大部分书籍是交予后浪这样的机构策划完成的。此外,虽然民营公司市场占有率仅8.8%,但三大 畅销榜(虚构类、非虚构类、少儿类)TOP10上,超过半数的图书都来自民营机构。

当然,无论是国有出版社还是民营公司,对书号调控这件事都并不陌生。在浙江某出版社任外语文学编辑的姚陶告诉端传媒,2017年萨德事件发酵(因韩国接受美国协助,在国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国官方媒体遂发起反韩声浪,获得从商界到民间的极大响应),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叫停了所有韩国文学的图书选题,待出书籍亦无法获批书号,直到去年底才有所松动。

从事多年出版的编辑刘成荀也介绍道,遇上一个重要的纪念日,相关图书会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出版。这时,中国版本图书馆通常就会卡住部分涉及该主题的CIP的发放。再比如,近一年,从国外引进版权的少儿绘本的CIP停止发放了。2018年下旬,书名里含有“晚清”二字的图书,也遭遇了一轮CIP的调控。

几乎所有接受端传媒采访的图书编辑都表示,虽然书号额度从未完全放开过,但2018年之前,书号总是够用的,增补也比较灵活

到了2018年,情况就变了。

经济效益高、政治不敏感的书被排在了前面

首先是书号价格的上涨。

三辉的图书编辑严肖了解到,现在最贵的书号已涨到了2.5万一个,而在2018年以前,价格还在一万左右。

甚至,出钱也买不到书号了。曾在上海某高校出版社工作的余辛对端传媒表示,其就职的出版社属于“意识形态上比较令人放心的”一类,往年书号都呈增长状态,有不少富余。但2018年开始,“书号就与上一年齐平了,社里因此开始严控给予民营公司的书号额度。”

一些规模较小的出版社甚至在年中就用完了一年的书号额度,更别提“满足”民营公司的需求了。严肖2018年中旬联系九州出版社商量买书号的事,对方编辑表示:“所剩书号已经不多了。”

书号变贵、变少,导致出版机构无法完成整年度的出版计划,继而影响收益和持续生产。据严肖估算,他们2018年出版的书目较往年缩水近一半——还是在出版社人员扩招的情况下。

最后,增长的书号成本也会被分摊到码洋上,构成读者口中“越来越贵的书价”的一部分。据《2018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2018年图书市场上的单册新书定价涨幅超一成,平均定价已涨至68.5元——当然,其中也不乏因加强污染治理而关停造纸厂、导致纸价大幅上升等原因。

情况并未在2019年好转。年初,供职于某大学出版社、负责教材和教辅出版的大舒更接到明确通知——出版社的书号将缩减10%。以前,他们出一套幼儿园课程用书,可以用二、三十个书号,“教师用书、学生用书、幼儿挂画,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零件,都可以用掉一个书号。”现在,他们不得不合并一些已经上马的图书项目。

书号增补的通道也被堵塞了。

依据《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社须在每年第四季度将次年计划出版的选题报至所在地的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至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没纳入年度选题的,每个月再按增补选题申报。也就是说,出版社每个月都有一次上报新选题的机会。民营出版公司通过出版社申报图书选题,通常走的也是增补通道。

据刘成荀获得的消息,截至4月,云南的地方出版社还不能申报每月的增补选题。这意味着,他们至少失去了今年1/3的申报新选题的机会。青少儿图书编辑吴涯也在2018年底接到的通知——来年不一定每个季度都有补报选题的机会。

从“零增长”到“总量减少”,业内的人开始感觉到——“这一次,‘书号缩减’这根政策指挥棒挥动的力度是空前的。”刘成荀说,“这样的政策调控手段会引发孔飞力笔下‘叫魂’一般的大规模恐慌和魔幻景象。说到底,图书出版是一个靠产品说话的行业,但书号的调控直接干预了产品生产的环境,直击图书出版的命脉,还会造成一系列很难为我们预料到的连锁反应。”

业内人士将“书号缩减”与出版行业的机构改革联系在一起。

2018年3月颁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称:“为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新闻出版工作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划为中央宣传部管理,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的牌子。”同年4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揭牌,正式接管新闻出版管理职责。此番机构调整,也释放出当局进一步把控出版业意识形态的信号

对于2019年年初下发的、缩减书号总量的文件,“新官上任”的中宣部这样解释其目的:“从增加品种数的粗放式增长,向着重选题质量的精细化增长转型”。

严肖并不认同这样可以提高书的质量:

“缩减书号的直接后果是,编辑需要在一系列待报的图书选题中考虑优先级——经济效益高的、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也就自然被放在了前头。”

除了对编辑个体的影响,刘成荀指出,书号压缩也会令图书公司调整产品体系和经营策略。无论是比较前沿、小众、需要慢慢培育和发展大众读者的领域,还是不如外版书质量高、内容成熟的原创作品领域,都可能成为书号压缩的“受害者”。

据《出版商务周报》报导,2018年中国各出版单位共申报图书选题277983种,比2017年同期减少29258种,同比下降9.52%。其中,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类别外,其他类别(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选题数量均有下降,哲学和社科类减幅最大,分别为17%和10%

删除那句话的编辑解释道:“我们为什么要留下这个隐患呢?”

和书号一同收紧的,还有审查尺度。

虽然出版业向来要与审查制度打交道,但受访的编辑普遍表示,近两年来,整个出版流程上的审查尺度都存在明显的收紧——尤其是在主管部门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转到中宣部以后。

“前几年可能不费太大劲就能出的书,现在就很难出了。这里面没有标准成文的尺度,多是依靠出版社自身的判断。只是大家都知道,有某种东西在那里。”

曾在某民营出版机构任世界史图书编辑的金城说, “如果将来出问题,对他们而言,会有很严重的政治后果需要承担。”

2016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图书品牌有“理想国”、“新民说”等,曾出版一系列高质量人文社科类书籍)原董事长何林夏以涉嫌受贿罪遭到逮捕。作家章诒和曾接受《苹果日报》采访,认为何被捕与“他手下出版的那些敏感政治书籍有关系”,是当局“用经济手段处理敏感政治问题的又一案例”。201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由于曾出版《我的凉山兄弟》(人类学者刘绍华写作,展现因毒品和艾滋病泛滥成灾而长期被“污名化”的凉山彝族诺苏人真实生存状态)等书,遭到处分并要求整改。

世界史图书编辑金城表示,从边疆史、民族史、中国近现代史,到中东、阿拉伯的历史都是一般的出版机构近年来主动规避的,涉及宗教史的书更是除个别出版社外,没有社敢接。与此同时,相对没那么敏感的世界史就成为了出版界竞相追逐的主题

前几年,著有“中国三部曲”何伟(Peter Hessler)带起了一阵“国内非虚构图书”风潮,但现在,这样的书籍也没那么好做了。在上海一家主做外国文学的出版社任发行一职的林探透露道,他们会避开聚焦中国、并涉及到比较深刻敏感的社会和政经话题的书

在另一家社科类出版社,连 “探讨代孕这一新兴劳动在全球化潮流下的兴起和发展”这样的选题也被驳回了。理由是“目前在我们国家,代孕还是不合法的。这本书会让人觉得,我们有给国内想寻求代孕的人提供实践指南的意思。”

题材的收紧在无法再版的图书上看得更加清晰。《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The Tyrannicide Brief: The Story of the Man Who Sent Charles I to the Scaffold)再版就在申报选题时遇到了困难,“没有出版社愿意收了,他们可能觉得题目太可怕了吧。”上述社科类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揣测说。以往,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他们尝试解决的办法就是“换个书名再试试吧”。

被拒收,对民营出版机构是最大的一重打击。它意味着,前期的付出——包括买版权和翻译,全都白费了。在购买版权时判断为有空间做的选题,待翻译完成后就发现根本不可能出来了——这样的状况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

而一些被判断为主题敏感的选题,还需上报重大选题备案,等待起码一年以上的审批过程。这一依据是1997年起实行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

严肖表示,近两年开始,“台湾作者的书,不管写什么内容,都需要上报重大选题。”而在漫长的审批中,“他们不会告诉你需要补交什么材料,或是没有通过。就是这样拖着你。”出版周期被严重拖慢,也导致“一般机构的原则,恐怕都是尽量不碰要报重大选题的书了。”

还有一些书稿会被卡在三审和质检环节。一位不愿公布其就职出版社的编辑透露,该社一本研究强奸问题的女性主义书籍迟迟未过终审,因为“出版社现在觉得‘强奸’敏感,不正能量。”另一部书稿因立足伊斯兰国家的背景,也没了动静。

去年,一家出版社重新翻译并打算再版托尼·朱特(Tony Judt)的《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该书的旧版曾于2013年付印。新版的书稿在经过质检环节后被打回,原因是多处“涉及‘共产主义’的评价不符现行政策、法规”。

最终能够出版面世的图书,不少也难逃内容被“技术处理”的命运。“在青少年图书,敏感词数量也直线上升”,青少儿图书编辑吴涯举了一个例子:一本用魔术手段教孩子数学知识的书,里面有个小魔术名为‘我知道你前世姓什么’。终审时,其中的“前世”二字被要求替换,因为“前世”是封建迷信。

令严肖印象深刻的是,在近期发往出版社终审的书稿中,有一句“现在社会,人们不可能投向法西斯主义”的表述被删除了——这是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严肖感到不解,试图就“这句话为什么敏感”向出版社方面的编辑讨要一个说法。那边的回复只是一句:“我们为什么要留下这个隐患呢?”

选题、编审、质检就像设置好的一层层滤网,将可能的敏感图书和内容给基本过滤干净了

“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个文化对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吧。”金城感慨道。

不仅如此,已进入市场的书籍,也并不“安全”。特别是近两年,回过头再做追究的状况时有发生。林探透露,去年有本书因涉及到国内拆迁的内容,据说被人举报,在出书后遭到有关部门干涉,被迫下架。早年出版的、一本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因为腰封上写有一句“那是一个最自由的年代”,去年质检时被重新翻出,全部下架

被通知不得继续加印或售卖——潜台词就是“要求下架”——的图书,出版社一般会实行“不主动宣传”的策略,让其低调卖完。有的更是直接当作废书,化浆销毁。

“现在,像奥威尔(George Orwell)这种许多出版社都在发行的书,在宣传的时候也会考虑不要说得太激进。其他书的宣传上,也会避免以国外的情况‘影射’中国。”林探说。

2018年年底,曾有豆瓣用户整理过一份“大陆地区下架不再版中文书目”名单,包括百本,涉及古拉格、中国近现代史、自由主义、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思想统治、审查、维稳、生育控制……

而今,书号亦成为中宣部处罚出版社的一项有力手段。据刘成荀了解,今年就有31家出版社因上年度质检不合格,被要求提交整改方案,且暂停书号发放。海天出版社因去年的一本出版物出现了政治导向问题,直到现在,连1月申请的书号都没有批复下来。

新时代如何挖掘主题出版选题“富矿”?

唯一置身书号调控影响之外的,是“主题出版”领域。去年,仅有主题出版的选题,得到了增补书号的“特殊待遇”。

据《2018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是2018年的新书《梁家河》(纪实文学,讲述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队时的工作生活),第二名是前一年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国新闻网的报导称,2019年年初结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主题出版成为主线”。

所谓“主题出版”,不仅包括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还包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选题。中宣部下发的2019年主题出版工作要求,明确了五方面的选题重点: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浓厚氛围;围绕宣传阐释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充分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2018年底,中宣部印发了于2019年1月1日起实行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将“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设为考核重点,占比在绩效考核的50%以上。《办法》提到,对出版物出现严重政治导向、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一票否决,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连续2年考核不合格的出版单位,需进行整改,并调整负责人;连续3年考核不合格的,要受到处罚直至退出。

在中部某省的教育出版社工作的简杨杨介绍,出版社可以通过出版教辅类图书获得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则需要依靠自行挖掘的“主题出版”图书。毕竟,风险较小、出书速度较快、导向正确、又容易拿奖的“主题出版”,本就是最符合社会效益考核指标的选择。

事实上,组织主题出版工作,对每家出版社都有所要求。具体的选题,则视出版社的级别、所在地及擅长的出版方向而定。简杨杨直言:“涉及到领导人的书,就算是正面的宣传,也是非常谨慎的。”这类选题通常都是冠有“人民”头衔的出版社的特权,如果由文艺出版社、科技出版社来申报,很大可能无法通过,“他们会觉得,你一个行业出版社,来凑什么热闹?”

2018年7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刊发了《新时代如何挖掘主题出版选题“富矿”》。文中提到,出版社“只有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精准解读、正确把握,才能策划出紧跟时代主题的选题”。

在陕西、浙江、福建这样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曾经生活过的省份,出版社寻找“主题出版”的选题似乎并不困难。简杨杨供职的教育出版社就没有交上这样的好运。出版社位于中国中部某省,现任领导人没有在该省留下过什么踪迹。好在该省历史上曾是红色革命根据地,于是这家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就是挖掘一些本地的红色人物、英模人物来做。”

文化、教育类的出版社,则倾向于推出一些由国外学者或作者写作、正面宣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书,或是讲述在官方历史叙事下普通人故事的书。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于去年出版的《明月度关山》,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推出的《趣简中国话》和《趣简中国史》。大舒目前正在编辑一套关于古代数学的书籍,也勉强可以算得上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出版物。

至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无法出版的书,严肖觉得,“它们就像曾经的校园传说,公司里时不时有人提起它,但同事们入职又离职,谁都见不到它们出版。有时我又觉得它们像《荒凉山庄》(Bleak House)里那场被永远卡住无法宣判的遗产纠纷案,不知道在真正尘埃落定的时候,这些书会不会耗尽自身失去意义。”

(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出现的名字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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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美国加征中国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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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网站,禁止发布中美贸易战有关的任何消息和评论,有关论坛,贴吧和互动版面立即关闭。按照要求严格清理,立即执行。

2,公安部、网信办紧急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和网络管理部门,接此通知立刻组织人手控制和删除有关美国加征中国关税的一切传言和谣言,违者将严肃处理。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网信办,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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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大风大浪来了 中国年轻人要准备成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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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5月6日 22:21 来自 iPhone 7 Plus

每一代人都会有独特的集体经历,承担属于他们的时代使命。今天的年轻人或许要经历中美关系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成为这段历史的主角。

之前看到有人鼓吹,一旦中美关系坏了,这代年轻人此生就“洗洗睡吧”。我想说,今天的年轻人没那么没出息。中国复兴总要在某个阶段承受外部的突出压力的,这代年轻人如果真的赶上了这种压力最突出也持续最久的浪头,那是他们应当为逐渐老去的父辈以及他们需要养育的孩子们勇敢挑起的担子。他们不能让上一代和下一代失望,他们不能让中华民族失望。

老胡的父辈是共和国刚成立时的年轻人,他们的一生不仅辛苦,也很艰苦,献给了共和国现代化的起步性建设。我在北京南郊的火箭研究中心长大,我认识的很多叔叔们在壮年时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去了三线,我在四川的一个航天小区里,在一幢普通的旧楼房下面认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感慨万千。他们是无怨无悔的一代。

改革开放的1978年,老胡考上军校。我总说,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的“长子”。我们是“折腾”的一代人,经历了彷徨、摸索和自我启蒙,也经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至少当时令我们惴惴不安甚至痛苦的变化。国家的道路选择与我们的青壮年时期并行,我们琐碎的人生有一份摆脱不掉的时代负重。

现在,新一代年轻人们又在崛起。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完全生长在了没有战争,也没有动荡的中国。全球化是这一代人成长最基本的伴奏曲,在大的和平稳定环境下追求公平公正成为这个时期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这个时期的一些爆款词“小资”“屌丝”“佛系”“小确幸”等等,反映了这个时期年轻人中的某些集体注意力。不能不说,从历史的大视角看,这样的状态是蛮幸运的。

但是历史不可能如此宠幸一代人。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会经历一些大风大浪的,这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赋予每一代人的宿命。很多人没想到,我们对外开放的最大目标美国竟会战略性地对我们翻脸,不少人觉得,这很可能是我们哪里做错了,也许我们做些修正,就能把过去相对和谐得多的中美关系找回来。

然而很可能那样的中美关系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这已是很笃定的。今天的年轻人们要有勇气和能力开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空间,他们的青壮年时代很可能会在中美强度很高的间歇性、乃至持续的博弈中度过。他们会感受到美国以及西方人更严重的误读甚至敌意,他们需要思想上更加坚强、自信。在与人为善,坚持开放的同时,要确保中国复兴之路不被美国和西方一些势力劫持,也不被它们挤出我们选定的道路。

无论外部大环境有什么变化,抱怨都毫无意义。年轻一代需要驾驭中国外部环境的智慧,实现由他们这代人主导的中国社会在各种挑战面前的团结。他们不能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他们面对的各种重大问题,恰恰是历史对他们这代人的托付。

如今的年轻人赶上了中国最有力量的时候,同时也赶上了中国人常说的“转型期”。别怵头,莫抱怨,这一代年轻人注定要扛起中国复兴的一段特殊负重。他们将证明自己行。

历史不可能宠幸某一代人。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会经历一些大风大浪的,这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赋予每一代人的宿命。

来源:胡锡进新浪微博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新浪微博评论:

@厦门遇见西雅图:打仗不怕,牺牲财富不怕,但是我们必须站着,不能跪下。

@功夫竺仔:老胡共和国的脊梁。

@欧阳娜娜的左手:老胡说的对,此时最需要的就是信心!不必遮掩,不要吹嘘。我们几千年来经历的风雨比任何民族都要多,我们没有忘记,我们都挺过来了……

@灌溪沐英:我觉得中国人要跳出一个思维,不卖东西给美国就活不了似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中国已经活了几千年了。

————————————————————

@除****好:为啥中国总在转型?总在摸石头?

@LI****4:为什么我们几千年来经历的风雨比任何民族都要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笨*****98:干活的时候想起80后了。

@今日誓言:老胡,我们爱国,但也希望政府能真正替我们年轻人考虑!1、个人建议取消户籍制度,完全实现人口自由流动。2、建议各地政府特别是北上广深取消机动车上牌限制。3、建议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手续,你看看各地对非户籍人口子女入学要的那些证件多么繁琐多么苛刻!总之不要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人民的某些权利。  //

@猛****:25%关税要砸下来了,做点什么呀人民币都跌成狗了。

@沐****夏:韭菜都没长起来,就来打鸡血了。

@小****做了:别说了,我加仓还不行吗。

@天*****阖:胡锡进的文章有个很大的特点,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把核心问题点透,故作苦情壮,渲染悲壮情节。如果是美国主动收拾压迫中国,中国人饿死都不会屈服,中国人有这个骨头。问题是,中美关系怎么搞坏的,胡锡进你心里明镜一样,别在这装糊涂了。是中国自己妄自尊大,膨胀找抽,在全世界伸脸找耳光。

@张*****官:总结 准备过过苦日子吧 小兔崽子们

@齐****鸣:看了老胡的文章,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央已下决心了?

@漢****棠:这是要吹响号角了吗?

@再*****997:老胡的意思是要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代价”吧,你好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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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美国确定提高关税 贸易协定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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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发出的一则贴文,威胁要把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25%,为中美贸易谈判投下一颗震撼弹。而周一贸易代表召开记者会确认这项消息,让震撼弹二度引爆。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周一一场简短的记者会中,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和财务长姆努钦都没有说明与中国食言之事有关的细节。但是他们宣布,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01分开始,美国政府将会把关税从10%上调至25%。这波关税会冲击到的商品包括棒球手套、吸尘器与窃贼警报器。

根据路透社报导,谈判气氛之所以一夕之间变调,是因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告诉特朗普,中国有意取消原本在谈判中所做的部分承诺。美国财务长姆努钦也说,特朗普团队在周末时意识到,中国代表“打算收回一些曾经在过去10轮谈判中说过的话”。这导致特朗普在周末发推文威胁提高关税。

尽管事已至此,根据目前中国的官方消息,中国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依然将按照原定计划,于周四与周五前往华府继续贸易磋商。

延伸阅读: 特朗普发出加税警告 中方坚持谈判

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报导,中美谈判代表原先合作愉快,但是特朗普突如其来的威胁却让中方陷入两难,使得任何形式的协议在中国人民眼里看起来都会像是妥协。多位知情人士指,特朗普的威胁反映出他们没有获得中国足够的让步,并指中国代表送交给习近平的提议当中,包含了做下更多妥协承诺的版本,虽然不清楚时间点,但是习近平不同意。第二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告诉谈判代表“我会为结果负责”。

特朗普在周日发出推文警告,又在周一派遣官员作出正式声明,意在向中国发挑战书: 在改革国家主导的经济制度以及惨痛后果之间选择一个。这使得原先和缓乐观的谈判气氛一瞬间紧绷起来,签约的可能性忽地降低,带动股市应声下跌

周一,全球各大股市纷纷应声下跌: 中国沪深两市双双低开,香港恒生指数也大跌3.21%。澳洲、欧洲股市也纷纷下挫。

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专家林和立(Willy Lam)说,中国愿意改变他引发外商不满的企业政策,但是想要保留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官员曾说他们愿意让外国企业参与所谓由政府领军,让机器人等技术跃上国际舞台的计划。但是他们没有提供相关细节,也不知道特朗普是否对此满意。

林和立说: “习近平对于党对国家重要产业的控制十分坚持,如果他们放弃这点,那么中国在实际上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荷兰银行ING的国际贸易分析主管拉利灵(Raoul Leering)说,中国不情愿让美国主导他们在产业政策与补贴上的改变,否则很像是让其他国家决定自己的经济政策。

罗法/杨威廉 (美联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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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二渠道:一枚撞破石头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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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小记:书号,报刊登记号是中国大陆取消粮票,布票等饥荒标志后,国家管控精神领域的票证或准生证。而这种把书报刊的登记号码当作有价证券的国度,目前世界上可能仅限于中国。不像把书籍等同于毒品一样,在海关严查死守的国家,还有北韩,古巴等小兄弟相陪。

当人们津津乐道的激辩“言论自由如何重要”等看似重要的大命题时,却忽视了所谓言论是如何流通的管道这就如同你要给一个人吃美味、你说的眉飞色舞、饭菜也是色香味俱佳,可等食吃者的喉管却被一个细钢丝死死地勒着:这就是书号、刊号和报纸的登记号。旅德作家周勍

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状况图/记者无国界

二渠道:一枚撞破石头的鸡蛋

中国当代民营出版业与中共宣传部文化意识形态下的图书出版制度间关系之思考

周勍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以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卡尔·马克思

“鸡蛋碰不过石头”这句在中国流播甚广的民谚,以其视角经验的隐匿性,虚构出诱惑鸡蛋与石头之间弱势者意志屈从的前提假设 石头是不可战胜的。而这也恰如其分地为无原则的屡屡屈从和圆滑讨巧之国民劣根性找到了天然口实与推卸责任的借口,同时又奸狡地混淆了事物量与质之间可互变的基本属性,人为地夸大并固化了极权的具体象征物石头的强势地位,进而为施虐者与受虐者都在心理上找到了释放的最佳管道。而中国大陆目前由执政当局严加掌控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图书出版业与方兴未艾的民营书业 俗称“二渠道”即是石头与鸡蛋的境遇。

意欲进一步讨论“二渠道”与宣传部文化体制下的国有出版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必须对二者的源流与沿革做正本清源的简要梳理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图书出版业的态度是既爱又恨的矛盾体,前者是因为图书出版业在中共建政以前为其立下过汗马功劳,甚至伴随着中共从建党、发展、壮大和执政的不同阶段中共建党前后,便在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秘密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非法出版物(据最新资料披露,建政前的中共为避国民党新闻检查,当时秘密出版发行的原《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伪装成“新出绘画国色六香”、周恩来写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伪装成为《祈祷宝训》、《共产党宣言》伪装成《美人恩》、《希尔什维克》伪装成为《少女林春》、《红旗》伪装成为《一顾倾城》、《红妮姑娘艳史》、《列宁年》伪装成《美满姻缘》等书名。而1948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用的书名竟是《婴儿保护法》等。这些出版物相对当时的执政政府而言当然是如此)为其组党造势;而毛泽东初生之犊时在湖南长沙主办的《湘江评论》与“文化书社”所做的一切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今日那些经历过“六·四”身心洗涤、有强烈思想文化诉求的悄然踏入民营书业的高知阶层的书商们无二在脚踏实地传播自己的信仰理念的同时,获取相应收益并完成自己在社会整合中的角色定位,区别是毛泽东们当年搞出版旨在为其暴力血腥夺权造势,而且有大把的苏俄卢布兜底,其工作性质和方式完全相同,而毛泽东们当年的工作是不会受到任何迫害仅此将毛泽东归为“二渠道”之先行者则较为贴切。

从上海的秘密工作站到江西苏区瑞金,再从全民一致对外抗战的首都重庆的地下党到红都延安,出版宣传工作一直都是中共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此点仅在中共建政后推出的那些一直浸淫我们的青少年时代,至今仍蹂躏着我们神经的党化教育类的影视作品与毛泽东等打江山一辈元老建政前关于“宣传工作”的文章中就比比皆是!

可以这么说,中共取得政权,其宣传鼓动的造势工作之功劳是显见的,这更使得他们清楚地明晰出版业的双刃剑属性,特别是针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这点又是他们对自由出版业仇恨的根源。故而其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在这一领域里首先就是堵塞国民党执政时期为共产党的宣传壮大提供了合法管道的自由出版业这个露洞取缔一切私营出版机构,严禁所有非共产党以外的政党与团体拥有出版权利,而国民党时期的个人从事出版活动则更加根绝无论普通人或中共政要,欲想拥有一家自由出版的机构则等同想谋权篡位!作为文明社会中等同种白菜再卖白菜包子的普通出版业,在中共近乎变态的意识形态数十年如一日地打磨下,愈来愈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铁幕或坚硬的顽石!

而敢于同图书出版业这块中共意识形态的坚硬顽石相对峙的“二渠道”的得名,则是相对应由政府掌控的新华书店或曰国有主渠道,其起始于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是指从所谓解放初就占有全国大中城市黄金地段的新华书店发行门市以外,以私人批发零售为主的图书销售渠道,其经营者以自己对市场需求的直接感觉组织稿源,然后再以时价15000元至30000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现在由于经营不善,难以维持的边远省份的书号也可随行就市的降低到8000 12000元)从享有图书出版序列号垄断权的出版社购买书号,自行印制发行,以畅销书与热点图书为主打产品,因其受政策层面影响而名分不清,故长期处于被打击和清理整顿之列。

二渠道的出现,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意识形态向商业经营让步的个案。尽管坎坎坷坷、此消彼长,但其对中国向自由表达的文明社会靠近的深远进步意义则不可忽视。

第一批书商的出现,则得益于80年代初政府倡导“万元户”光荣和有钱就能办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无序与混乱,其主要动力来源于图书出版业封闭30多年所聚积的巨大潜在利润和80年代中国读者对图书如饥似渴地渴求所创造的广阔市场,简而言之,对过去“越穷越光荣”价值取向的背叛与对“万元户”的艳羡所激发的强烈金钱诉求,是第一批冒险犯禁踏入图书出版行业的先行者们的驱动力。当时,其从业的主要成员文化素质不高,多以全国各大城市居住地靠近火车站的无业城市贫民和因各种原因沦为边缘群体的流动人口为主体,经营方式主要是利用他们自身熟悉铁路运行规律的优势,先从国有邮局批量买来较有可读性的杂志、报刊(诸如刊登各种法制案例的《法制报》、《故事报》、《民间故事》等报刊),再穿上贴身缝着一排排过去单位装报纸的小口袋式的特制铁路制服,而这些口袋里都插满事先买来的报刊,由于是特制的,所以每份报刊的刊头都恰好醒目地露出来,他们装备完毕,便凭借熟人免费登上火车开始兜售,嘴上喊着诸如“江青又杀人了”、“王洪文叛逃了”、“刘晓庆又离婚了”之类与所售报刊内容毫不搭界的煽情而又充满诱惑力的自编的宣传词,列车上查车的乘务人员一到,他们便合上衣服前襟装作乘客。就是凭这种最原始的销售方式,一位当年曾操此业的人士对笔者讲起他过去一天的最高收入:四百多元!天哪,那可是80年代的初始,一个干部的月薪仅为40元左右。

而从这种游击队式的零敲碎打到较有规模的编印发一条龙的经营,其始祖在业内据传还颇有传奇经历的一个掌故:有一位从1979年就在广州按上述方法兜售报刊的名叫许四川的“报贩子”(当时对书商含有贬义的称谓,而其名号中的“四川”两字自身也是其流浪身份的最好注释),两年下来也挣了些钱,他从小流浪时最大的愿望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等手头有了钱后,他便暂时歇业携款上北京。

从广州出发,沿途的长沙、武汉、郑州几乎每个车站都有大批人上火车推销报纸,出于职业习惯他逢卖必买,且越看越上瘾,于是就动了心思:自己过去在广州卖的报刊上登载的只是广州一地的法制案例,若将手头这些不同报刊上刊登的发生在不同地方的案例剪贴在一块印本刊物,肯定能卖“飞”了。于是他就在石家庄站下车,包了间旅店,靠剪刀加浆糊很快拼凑出了一本名曰《形形色色的案件》的样刊,赶忙拿到距此不远的保定市一家等米下锅的印刷厂印制,然后再带上印制好的刊物样本沿途返回,逐站下车找当地的买报刊大户推销,遂水到渠成,就凭着几本印好的样刊,一下子就从石家庄、郑州、武汉和长沙等城市收了几十万的现款,由于当时还没有大面额钞票,“用报纸包、用麻袋装”便成为以后这个行业的发达咒语。虽然当时一本杂志的利润仅仅1角钱不到,足见其市场需求之大、利润之高。从此,上述城市的报贩子也争相效仿,故而至今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便成为中国民营书业的重镇,而保定、郑州等地也随之成为印刷业的聚集地。而民营图书出版发行业也象上个世纪初的“北伐革命”一样迅速由南至北,最终占领北平(即北京),并在此“生根开花”。然而此说是否真实,笔者难以考究,可其确是“二渠道”初始的一个较为完好的模板。

套用中共宣传部语境中的一句耳熟能详的术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个领域或范畴内,只要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取得较为丰厚的利润,其迅速跟进效仿者自是“雨后春笋”。加之当时中国大陆尚未加入伯尔尼世界版权公约,免费的全球图书资源为这一行业提供了阿里巴巴式的暴利可能《玫瑰梦》、《儿子与情人》、《婚床》等书在“二渠道”自办的书会上,仅凭一张封面就可收数百万元以上的预付款,而金庸与台湾的琼瑶更成了书商们的印钞机器,笔者就曾亲眼目睹了西安市一位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女书商在成都民营书业自办的图书会即一座三星级宾馆她自己的包房(民营业的图书交易会,一般由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的书商,在他所在的城市包下一个或多个宾馆,然后再向全国的同行遍发“英雄贴”,发行图书的书商们又从发起人手中根据自已出版的多寡包下其中的一间或数间,而各地的开店的书商便依此在附近旅馆住下来,然后带上现金逐家包销新书。当遇到当地公安和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干涉时,书商们便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式与之玩捉迷藏。随后由于召开此类书会能为所在城市消费带来的较高收益,当地政府就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展至西安书会上当地政府公开打出“欢迎民营书业的朋友!”的条幅,“二渠道“始得正名,由地下转入地上。而举办此类书会多集中在北京、广州、长沙、成都、西安、长春等交通发达的城市,主办者也由初始不收任何费用的民营业主发展到仅靠办一次会就收入百万元左右的新闻出版局)内边喊着“不看汤根飘,美史不知道”边用报纸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虽则其图书的装帧与招贴如同她本人一样低俗,却不影响她财源滚滚。细观方知晓大红大绿的招贴上“汤、根、飘”为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根》和《飘》这三部名著,也真亏得了她的强势本土化。

在这样一种既无规则又无规范的营运过程中,二渠道在1984年左右进入了顶峰期,而随着读者阅读趣味的不断增长,那些已经先期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书商,开始用高于国营出版社的稿酬来争抢稿源,于是第一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便加入为“二渠道”撰稿的行列,此举为其日后“近水楼台先得月”式地进入民营书业奠定了基础。其成份主要以全国各省市的文学刊物的编辑记者为主,间或有一些高等院校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师加盟。

这些有人文诉求的有识之士的介入,为民营书业日后书稿内容的提高与规模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与此同时由胡耀邦和赵紫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也为当时的社会精英们涉猎民营出版业打开了管道:先有在80年代中期起过重要启蒙作用、半官半民的“走向未来丛书”,继而有以披露社会弊病为主的《海南纪实》、《大特区》、《华人世界》等杂志,特别是此间由“六四”后大名于世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主持的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所属的图书编辑部,从出版教材到出版“思想者丛书”,并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政治文化丛书”,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不待言,仅收益即为八位数之巨!而其峰点则是1988年前后由中共高层正式批准成立的第一家民营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其法人为中国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持股人多为中国一流科学家,结局是“六·四”事件之后被当局以买卖书号和违反出版纪律而整肃幷注销。另一个则是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戴晴主编,周培源、张爱平、孙越畸等数十位著名人士撰稿,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2月出版的有关三峡工程论争的《长江·长江》一书,其出版运作是由上述著名人士和一大批不知名的普通人捐资印刷的(其主旨是社会责任,而商业性较弱),虽则该书因其主要参与者都受紧随其后的“六·四”事件的牵连,导致其影响面的缩小,但其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深远意义,正如戴晴女士在该书“后记”中写的那样:

今天,我也要说: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国人永远不肯用自己的头脑思维,

我不相信中国人永远不敢用自己的笔说话,

我不相信道义会在压迫下泯灭,

我不相信,当我们的共和国已经面对着一个开放的世界的时候,

“言论自由”会是一纸空文……

1989年的“六·四”事件,极权阶层在蹂躏整个中国社会不同层面的同时,也严酷地摧残了中国的民营出版业,随后仅为一本涉及到少数民族的以书代刊的杂志《奇异的性风俗》,就判处参与合作出版的书商中的两人一位无期徒刑、一位15年徒刑,而这位被判了15年徒刑的名叫王洪友的书商和笔者有一面之交,过去靠在山西太原市火车站为人蹬三轮车讨生活,发现做书能挣钱,即东挪西借的凑钱与人合作,第一本书非但没挣到钱反倒成了撞上的“杀鸡儆猴”中的猴子,凭我的个人经验可以负责任地说:王洪友是一个本份守法的“良民”,绝非当局大肆宣传的漫画式的暴发户!而其余连带者刑期则是一到十年不等。笔者的一位在当地出版社作编辑部主任的熟人,仅告诉王洪友哪儿能排版,即被关押了40多天。此案例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世界上,实属凤凰之毛,麒麟之角!但在“六四”后的这一个案在当时为当局的“稳定压倒一切”起到了震慑和杀一儆百的恐吓作用。

当局重判书商,其真正用意是在慑服所有试图利用传媒表达不同意见者。可也就是在1990年代初,因“六·四”事件关押的第一批学生、知识分子相继出狱,他们失去了原来在城市合法生存的身份和谋生的工作机会,于是这批经过炼狱锤炼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切入门坎较低的民营出版业。而与此同时,另一批不甘在僵死的现行体制中虚耗生命的知识分子也进入二​​渠道,而这二者的共同点则是对自由的天然认同与强烈的文化思想诉求。当然现有图书出版体制之外可供操作的空间,以既能使他们多年储备的知识与思想转化为文化产品又相对自由、个性化的工作性质使他们必然地进入这一领域。随着这两股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的介入,民营书业在其内容的品位和规模化经营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前者以各种图书工作室或个人相继推出的计有《火与冰》(余杰)、《一个耻辱者的手记》(摩罗)、《自由人心路》(王力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问题与主义》(秦辉)、《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思想的时代》(谢泳)、《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牛汉等)、《钱理群文选》、《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茅于轼)、《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而后者则由北京的“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席殊书屋”、“三味书屋”、“正源工作室”和“梁晶工作室”、上海的“季风书店”、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成都的“卡夫卡书店”、贵州的“西西弗书店”、西安的“汉唐书店”等为代表,而像北京的金台路、上海的文庙路、长沙的黄泥街、广州的柿园路、西安的东六路等遍布全国大中城市的、业已成熟的以民营书业为主的大型图书批发市场,又为二渠道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保障和基础。而随着加入WTO以及被誉为“第三渠道”的网络发行的完善,带给民营出版业的前景和信心还是乐观的。

虽然二渠道目前还存在着来自自身的行业规范失衡、游戏规则混乱、由于其发展的不稳定性与缺乏外部安全保障的短期行为等诸多弊病,同时官方随时都有可能出台扼杀民营出版业的条例因为一直以来二渠道都是通过民营资本在由官方垄断的出版社寻租上游政策瓶颈口的特许经营的权力符号书号,而其本身就缺乏法律保证,再有那些死死咬住计画经济所残留下的垄断独奶头不放的国有出版业当权者的制肘,加之民营书业无法通过银行的融资渠道进行扩大经营规模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为其前行的道路设置了重重障碍和关卡。尽管一家知名出版社的社长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也是由民营资本参股的媒体)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全国565家出版社中,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中生存,那么至少有半数将会死掉!这至少是对“二渠道”作用和地位的一种正面肯定和较为公正的评估吧。

再让我们回到鸡蛋碰石头的假设中来,面对特定时段里的一枚鸡蛋,石头无疑是胜者,而若面对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的鸡蛋的碰撞,虽则石头暂时不会被碰破,可随着破裂鸡蛋所流淌出的极富生命活力的汁液的聚积,石头便会渐渐地被淹没,然后再一层层地将其腐蚀掉,直至渣滓全无!

我相信中国民营出版业未来的原由便是 一个天生的盲人幷不十分难受,而最难挨地莫过于那些曾经见到过光明而后失明的人们!我对二渠道这枚聚集着丰富生命起源细胞和顽强生命基因的鸡蛋充满信心,因为其天然的属性与本质。

编者按:感谢旅德作家周勍先生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惠稿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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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美国必读 |那些年在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发生的魔幻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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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坊间,一直有着这样一种传闻,教育生意最好做。

于是在2003年的某一天,江苏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成立了。这所学校的原名,叫做南京市英才技工学校。当然了,这所学校到底叫什么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名头它还有很多,实在花哨。

建校16年来,这所学校历经风雨,几经沉浮,终于在民办学校的浪潮中抢的一席之地,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学习环境。然而就在一年之前,他们的学生里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怀揣着求学就业的梦想,在踏进所谓的校门时就已经破灭了。

因为这所学校,根本没有给学生颁发学位的资格。一直以来,江苏省都有着一种特殊的大专学历教育模式,初中毕业的孩子们即可入学。前三年(相对于普高学生的高中)是中专,后两年是大专,最后拿全日制大专学历。

或许南京应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到最后他们却被要求转校,否则无法拿到学历,这才引起了轰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其中,究竟有哪些复杂而又神秘不可告人的关系?

野鸡学校的虚假宣传:护理变家政

其实,用最直白的语言讲,江苏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根本就不是人们日常理解的学校。

它隶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保局管理,是一家民办非营利性技工学校,并非教育部管理。也就是说,这里只是培训技工的培训学校。

江苏教育厅官网并任何没有信息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培训学校,却因为虚假宣传招揽来一批被蒙在鼓里的学生。

早在2017年,新浪财经对于应用技术学校招生问题就做过报道:多位市民反映,南京应用技术学校虚假宣传违规招生,在招生过程中向学生及家长虚假宣传学校有护理专业,城铁专业,执业助产师专业等,而2017南京市中考指南中,该学校并没有护理专业和执业助产师专业。

令人气愤的是,该校的招生老师却向家长学生承诺最终能拿到大专文凭。

当时,管理应用技术学校的人社局也作出了明确的回应:该校没有护理专业,城铁专业也停招,发不了大专文凭。至于同一个地方换了几个学校名称的问题,一开始这地方叫文理学院,中途租给南京城市交通运输学校,出了一个ktv事件后就搬走了,现在租给南京应用技术学校了。

2016年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录取通知书

然而在被曝光之前,就已经有往届的学生入校了。这些梦想着成为护士的孩子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年他们一直认真学习的专业,竟然叫家政。

这就是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时至今日,其官网上列出的招生专业还陈列着“高级护理”一项。并且在内文中,以护士等职业为暗示。承诺学生在毕业之后,即可获得全日制统招的专科文凭,为优秀学生们提供专升本的机会还保障就业。

更令人气愤的是,即使在该学校2017年被媒体曝光之后,他们依然在招收“高级护理”专业的学生。据报道,该校的2018级护理专业共招收了55名学生。而这些已经上了贼船的学生们如今只剩下一条出路:转学,转到当地一家叫做应天职业技术学院里。

然而即使转校,学生护理专业也会被强行变为老年服务与幼儿管理,根本没有参加护士资格证考试的资格。这也意味着,他们当护士的梦想完全破灭。

学生们每年上交高达1-3万的学费,最后换来的是曾经信赖的学校在推脱责任。在人均收入3万元的江苏,这样的学费依然能够算的上高昂。而少则3年,多则5年的学费,就这样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叫做吃人?这就叫做吃人。

兔子逼急了也会跳墙,重压之下,必有反抗。于是在不久之前,一场血腥而又暴力的反抗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暴乱现场

这是年轻学生们用血博得的关注,是面对位高权重的学校管理人员渺小而又脆弱的抗争。

学生无处申冤,只能愤怒砸校

涉事学生透露,在校方“军事化管理”封锁学校宿舍之时,为了能够让学生们求得安全。最终宿管阿姨决定开门放人逃走,反而招致了一通毒打。

野鸡大学做到这个份上,是哪里来的理直气壮?

金蝉脱壳?学校复杂关系网

最近这几天,关于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几经更名的传言也开始不断涌现。人们对这家民办的野鸡学校究竟是如何运作感到好奇,为什么此前就有负面新闻被报道出来?知情者讲述的“一出事就改名”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于普通人而言,“一出事就改名”这种骚操作可能只会存在于犯罪分子身上。违法犯罪了?换个名字买个身份证吧,改头换面,以崭新的形象迎接崭新的人生。但很难想象,这样的操作手法也出现在了一家看起来很正经的学校身上。

“一出事就更名?”

由于涉及的学校名称太多太复杂,所以从南京江宁区文理路6号这个地理位置讲起,最简单。

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一直坐落着一家学校,名叫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是由江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院校,经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备案的高等教育自考助学单位,是江苏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文理研修学院(以下简称东方文理),也是一家自考助学单位,这同样意味着他们不能授予学生学位。

但是,在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即:南京城市交通运输学校(以下简称交通运输),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本次涉事学校,以下简称应用技术)和应天职业技术学校(涉事学校,以下简称应天学院)。

这三家学校分别以合作办学、租赁协议、借助宣传招生等不同形式,曾经与东方文理“合体”。

维基百科显示,2015年,应用技术与东方文理共享学校宿舍并合作办学,并未取得国家部门的同意和备案。2016年,东方文理还以应用技术的名义进行虚假招生。

对外,共享名头进行招生(形式);对内,共享学校宿舍并签订合办协议(资源)。要是说这是两个学校,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在本次事件中,应用技术的老师“强迫”学生转学到应天职业技术学院,否则没资格拿到大专文凭。而与此同时,应天学院与东方文理也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2018年,应天学院经审批,可以进入东方文理校园办学。

也就是说,东方文理、应用技术还有应天学院,实际上都在共享资源。这三家学校,说白了都是一家。

并且,这三家学校的负责人都指向了一个人,王中平:

图片第一排正中男子:王中平

据报道,这三家学校其实都是江苏中宁教育集团旗下的学校。而王中平则是江苏中宁教育集团董事长,应天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党校校长,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同时也是江苏省安徽商会常务副会长。

如此庞大的一个教育集团,实际上,是一个负面新闻不断的藏污纳秽窝点。

陪睡换Iphone与校园卖淫案

这些故事还要从iphone4刚刚出现的年代讲起,在那时,只要有人一台iphone4,就能赚尽风光和面子。

那也还是一个人们习惯用QQ、贴吧的年代,当时南京有一位名叫陈珂妮的女大学生,为了能够满足自己虚荣心,甚至不惜用身体换得一部苹果手机。

Iphone女陈珂妮

当时,陈珂妮的男友查看手机记录发现,自己的女朋友竟然为了一台手机和男子进行性交易。聊天内容十分露骨,陈的男友一气之下将此事经过发布到贴吧上,并以《哈哈,难过的想哭。女朋友当婊子》为题受到了众人的关注。

或许也有时代的原因,此事当年被人们认定为负面新闻并宣扬开来。多为围观群众表达对大学生卖身的愤慨,社会已经堕落到这个学院为妓院的地步的谴责。而这位女主人公的学校,正是王中平旗下的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校。

当然,如果说陈珂妮的行为只是个人选择,和东方文理关系并不大,也是成立的。但接下来的事件,能够充分说明这家学校的风气问题。

2015年,江苏本地新闻栏目曾有报道,南京一家校园KTV里有女学生做三陪,内含特殊服务。记者的暗访也已证实,这一传闻属实。报道还称,这家校园KTV的老板与校方领导有私人关系,且部分女学生还是该校保安科科长介绍给KTV的。

谈起校园和性的话题,你可能会想到早恋。如果是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件,可能多是老师性侵学生为主。可怕的是,这家南京的学校,竟然直接给学生拉皮条。

而据当时的报道,涉事学校是南京城市交通运输学校。但实际上,它也是在东方文理校园内部。(第二章节图片显示,交通运输租赁东方文理场地)

东方文理校园

所以在事发后,交通运输大喊冤枉,因为校园的主体产权是属于东方文理的。

据南京城市交通运输学校副校长李治国澄清,上述涉事KTV场所并不属于他们学校所有,也不属于他们学校经营管理,根据租赁协议,校内的保卫工作由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负责,报道中的KTV吴姓老板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说,租赁校园的是东方文理,要为校园KTV卖淫的学校是东方文理,拉皮条的也是东方文理。

并且事件被曝出后,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也即刻表示,学校董事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责成相关部门将校园练歌房立即关闭,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和保卫科负责人做停职处理。

称对于此次事件学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校园监管方面存在巨大漏洞,但学院绝不会纵容个别不法分子玷污纯洁的校园环境。

而在上文中我们也已经详细讲解过,东方文理和此次事件的南京应用技术学校的暧昧关系,甚至可以用等号来代替。

自古以来的中国,都将师者视为传道受业解惑的道德模范。然而身为一家教育机构,总有魔幻之事发生。青天白日之下,弄虚作假、卖淫嫖娼、暴力群殴……这些疯狂试探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无耻行为,只会令公众感到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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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古里的小酒馆 |为何这篇文章一发就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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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本文已经被删除。同样文章在不少公号发出,均被删除。

为何这篇文章一发就被删除了?
西西古里的小酒馆
文章来自公众号:鹿林阁的青屿堂

图片转自微博

侵删

今天又一篇文章刷爆了朋友圈,但很奇怪的是,点进去就是也被删除。到底什么文章,会引起这么大轰动?

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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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五四运动」100周年北大十多左翼学生失联疑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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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底,北京大学突然宣布改选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将活跃的左翼学生全部清除出该会。 (知情人发布)

原会长邱占萱在一段视频中,控诉自己遭警方残酷折磨和羞辱。 (视频截图 / 拍摄时间不详)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之际,曾是运动主要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十多名左翼学生失联疑遭软禁,学者认为,事件令当局力推的意识形态教育陷入尴尬局面。 (黄小山 / 刘少风 报道)

多位左派人士证实,上月28日五名北京大学(北大)在校生,准备在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假期,前往工厂体验生活,但他们很快被抓,至今仍处失联状态。

据悉,失联的学生包括北大马克思学会前会长邱占萱,以及学会前成员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王瀚枢。有消息称,他们前去工厂时被五名便衣人员全程跟踪及监视,并警告厂方要严密监视学生,到第二天,五人下班即失联。

留在学校内的左翼学生沉雨轩亦在同一时间被便衣和学校保卫部人员控制,第二天亦失联,而燕园派出所怀疑介入处理。

据劳工群成员吴女士称,现在劳工群都关注事件,但很难知道更多的消息,目前隐约听说已有十多名学生联系不上。

吴女士说:28号到现在,一次就失踪了五个(学生),陆陆续续前后还有五、六个。学校那几个,现在也联系不上,肯定有十几个吧。

这个消息未能得到北大校方和北京警方的证实。而北大保卫部在回应本台记者访问时指,燕园派出所属于公安局管辖,他不掌握相关情况。

北大保卫部人员:燕园派出所是公安局的,人家是公安局的单位,我们校园内有他们的办事机构。 28号被抓了人了?你是从哪个渠道知道得知这样的一种资讯的?回答不了,因为我不太了解你这个事情。

据一位协助左翼学生的知情人士指出,几个被抓的北大学生,之前将自己体验生活的计划发到朋友圈,一直是公开的行为。他们和去年声援深圳佳士工运的学生一样,都是受马克思和毛泽东理论影响的年轻人,他们准备由底层工运做起,令当局很紧张。而北大亦不再是100年前的北大,不但不会保护学生,还帮着官方打压学生。

知情人士说:有五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人都被控制了,他们把自己的动向都放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这个行动是公开的。包括去年的(声援)佳士学生的抓捕,都是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受到了马克思、毛泽东那些理论的影响。跟100年前的那些年轻人是一样的,都是要走入底层,这是现在当局所不乐见的东西。

高校学者谭先生指出,这是多年来的革命教育导致的尴尬结果,被马列思想洗脑的年轻人对照现实之后,开始用革命手段反噬这个政权,他们因此让靠暴力革命起家的现政权非常紧张。

谭先生说:这一次呢,和当下的这个「五四」敏感关联。因为我们的整个教育一直是仇恨教育和革命教育嘛。今天(周六)纪念「五四」为什么非常尴尬?问题就在这里。你一说讲多了,把青年的热情煽(动)起来了,他一对照现实,他就要革命了,过去的所有革命手段他都重新再用一遍,这个手段完全是跟上一代革命家学的。

近年来,随着官方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校园,愈来愈多年轻人成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走进工厂在底层工人中进行革命启蒙,试图发起全国性的工人运动。

去年5月1日,左翼即发起全国吊塔工人大罢工,迅即遭镇压。到6月,左翼再次发起全国大货车司机罢工,但未能引起各地同步回应。在7月,左翼发起的深圳佳士工运引起广泛关注,但亦很快被镇压,包括沉梦雨,北大学生岳昕在内的骨干成员,至今依然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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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美国2019宗教自由度报告聚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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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美国2019宗教自由度报告聚焦中国 北京吁「摒弃偏见」

美国联邦政府下设的多党派独立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近日发表2019年度报告称,因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极为恶劣,将中国再度列为「特别关注国家」 。报告说中国的各派宗教正在经历「系统而持续的、令人震惊的」打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刊发的报告发表回应,他称该报告多年来一直「诋毁中国的宗教政策」。耿爽说:「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基本事实,摒弃偏见,停止发表有关报告,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据报告称,中国政府持续打压穆斯林、藏传佛教、基督教,以及法轮功和「邪教」团体。 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拘留了80万到2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搜查或关闭了数百间新兴基督教家庭教堂,逮捕了超过5000名基督教徒和1000名教会领导人;在天主教方面,当局破坏十字架、没收圣经和其他宗教材料,并干涉宗教活动。

首当其冲的藏语言和文化

据报,当代中国藏传佛教在都市中产阶级中流行起来。各类影视明星、政商精英纷纷吟唱藏语祷文,倾听活佛「仁波切」的教导。不管是出于宗教信仰,还是为了精神依托、心灵治疗,这股潮流都彰显藏传佛教的内在魅力。

然而,随着藏传佛教在汉地流行起来,中国政府不断打压,或将其「汉化」。尤其是从去年3月开始,中国政府宣布将宗教事务的管辖权从国家宗教事务局转移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进一步加强了对包括对藏传佛教在内的宗教活动管控。受牵连的人包括宗教从业者、维权人士、律师、记者,甚至教授和学生。

在藏传佛教方面,该报告称,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寺院教育和研究藏传佛教的宗教教育中心,并且禁止某些地区的学生在假期参加宗教节日。去年12月,青海省当局禁止修道院向儿童教授藏语课程,而此前,这类限制仅适用于西藏自治区的学校。

寺院在历史上一直是西藏教育和学习的中心,而藏语研究对进一步研究宗教经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学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说,信徒接受老师的教育对于藏传佛教的传承来说至关重要,是「获得真正教导、习得真经」的必经之路。

他说,如果不能真正学习藏传佛教的经典,对其「纯洁性」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可能造就藏传佛教向邪教方向发展。

另外,西藏自治区公安局将一系列在民间社会促进藏语言和文化传播的行为定位成「有组织犯罪」。报告称该措施「有效地抑制了」藏传佛教的传播。 2018年5月,著名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以「煽动分裂」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

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的主席马泰奥·梅卡奇(Matteo Mecacci)对BBC中文称,中国政府正以「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压藏传佛教,并且已经将范围集中在「改变藏传佛教的研究和实践」方面。

爱国爱党思想渗入教义

近年来,当局强行驱逐了在四川省修道院社区的数千名僧侣和修女,并逼迫一些人参加了长达六个月的「爱国劳改课」,要求他们表现出「政治可靠性」和「道德诚信」的意愿。去年夏季,政府还选拨了一众僧尼参加为期三天的培训,为将来在寺院进行政治宣传做凖备。

夏明说,佛教本身就是超越国界的,追求「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境界。藏传佛教以普世价值为信仰的基础,一直在去除等级制,支持平民化、全球化,已经政教分离等方面做出革新。如果将其约束在国家的范围里,一定程度上就是「把世界主义的东西变成民族主义」。

另外,藏传佛教追求用现代科学的发展检验宗教的发展,最终目的是「成就真理,超越世俗的限制」,与政治没有太大关系。

高压下藏传佛教
报告称,中国政府继续指责达赖喇嘛煽动「分裂主义」,并打击涉嫌参与「分裂主义」活动的人。对于拒绝谴责达赖喇嘛、或拒绝承诺忠于北京的僧侣和修女,当局将其驱逐出寺院。有些遭到监禁和折磨。

当局还加强控制对藏人签发护照,并阻止西藏朝圣者前往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流亡社区。数百名在印度菩提迦耶接受达赖喇嘛教导的藏人在返回时被没收护照。据估计,2018年参加达赖喇嘛教导的中国藏人比往年大幅减少。

梅卡奇表示担忧,他对BBC中文说,「这可能令几乎所有和平表达西藏宗教身份的行为、或批评种族和宗教政策的行为都受到惩罚。」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主席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称,「宗教自由在中国名存实亡。中国将宗教汉化作为政治议程。西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最严重的地区。……讽刺的是,中国官员掌握西藏活佛转世的权利,只是为了服务于政治议程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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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游戏 |腾讯手游“刺激战场”没了 “和平精英”同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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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绝地求生刺激战场运营团队发布感谢信称:

“《绝地求生:刺激战场》刺激测试已于5月8日正式结束,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文章称,光子工作室群自研新品反恐军事竞赛体验手游将于今日公测,希望与您作为战友再一次相遇,共同开启新的竞赛征程!”

这意味着刺激战场正式和游戏玩家告别。至于下线的原因,文中并没有说明。

《绝地求生:刺激战场》作为手机上的吃鸡游戏,一直深受广大玩家的好评,屡次排在游侠下载榜的前三名。这次下架测试服的原因,普遍猜测作为被国家文化部点名的游戏,无法通过游戏审查取得版号,而没有版号就无法开通充值服务。也就是说,腾讯无法利用《刺激战场》赚钱,所以移花接木用了一款已拿到版号的游戏代替《刺激战场》。

作为继承者的《和平精英》也开始同步上线开测,《刺激战场》中几乎所有数据都会无缝转移至新游戏,所以玩家们不必太担心数据转移上的失误。两款游戏除了世界观的区别,总体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网友评论:

@酸奶有菌 : 这次下线是因为政策问题啊,不能涉及恐怖暴力,不能有尸体,不能有任何颜色的血液。

@Lorran_ : 改成营救人质就完事了。

@沉默的李先sen : 那以后在和小伙伴约就不能喊“吃鸡啦”…

@晴夜舞樱 : 我觉得应该叫『打黑先锋』

@一盘炒饼 : 和平精英,哈哈哈哈哈哈,好正能量

@SQIJ : 打人不爆血,满屏冒爱心。

@智心大叔 : 你好,一起维和吗?感觉毫无违和感啊!

@午后狂睡:你看你在《刺激战场》改名之后的《和平精英》里被淘汰的样子,像不像合金弹头里的老黄毛俘虏?都是给人送完装备就挥手告别。 ​

@青檐下的茶香 : 我们再也不是特种兵了,我们变成了友爱的和平精英。来,友军,这是您的包裹。

@烦死人了:和平精英 瞧瞧 多么糟糕的名字。

@-NICo婷仔:怎么不叫社会主义精英呢?

@阿一西巴007:广电总局是带路党吧,绝对高级黑啊,感觉这样还是差点儿意思,建议《王者荣耀》改成《少年争先》,《大话西游》、《梦幻西游》改成《一带一路》,《星际争霸》改为《大国崛起》,飞猪搞成《大好河山》,淘宝改成《消费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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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养帮 |被王志安炮轰的中药注射剂,临床常用名单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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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著名媒体人王志安发表的“开中药注射液缺德论”在微博上掀起一阵狂风暴雨,一时间中药注射剂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中药注射剂,这一中国独有的医药品种,12年,经历了“神话”的跌落,背负的却是数10万例的药品不良反应,被地方药监局纳入重点药品监控目录,被屡次要求修改说明书或临床使用限制,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中药注射剂的年销售额依然能达到 80 亿元,位列我国药品销售榜第一名。

这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中药注射剂,临床上的大品种

2016年我国销量前十的药品中,中药注射剂占据4席,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注射用血栓通,达80亿元。

根据2017年公立医院中成药的销售情况,排名前20的中成药中,16个为注射液,主要的上市企业有中恒集团(梧州制药)、步长制药、昆药集团、振东制药、丽珠集团等,销售最高的依然是梧州制药的注射用血栓通,73亿元。

2017 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中成药 TOP20 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米内网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竞争格局,莫尼塔研究

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事件频发,被限

和中药注射剂高销售额相对应的,却是它频频发生的不良反应事件。

“鱼腥草注射液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事件”曾震动整个行业;

2011年,苏中药业集团的生脉注射液被发现广东的多起不良反应,后被召回三万余支注射液。

从2004年开始的7年间,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共收到生脉注射液严重不良反应/事件病例报告508例,其中突出表现为严重过敏反应,也包括过敏性休克。

……

来自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药不良反应中,静脉注射给药超过五成,而严重案例中,静脉注射给药高达八成。这组数据与2016年相比,几乎一致。

这些不良反应的故事都并非孤立,而是重重叠加,频发发生。国家药监局也有动作,自2015年起,有超过47种中药注射剂被限,被要求修改说明书或临床使用限制。

47个中药注射剂品种被要求修改说明书或临床使用限制(图片来源:赛柏蓝)

这份名单里,许多明星药赫然在列——清开灵注射剂、参麦注射剂、丹参注射剂、双黄连注射剂、香丹注射剂、血塞通注射剂、脉络宁注射剂、舒血宁注射剂、生脉注射剂和黄芪注射液、柴胡注射液。

除了被限制临床,中药注射剂还被要求单独开处方。

2018年7月10日,卫健委等3部门联合制定了《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其中第十四条 “规范性审核:1. 年龄应当为实足年龄,新生儿、婴幼儿应当写日、月龄,必要时要注明体重;2. 中药饮片、中药注射剂要单独开具处方;……”

根据2007年《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西药和中成药可以分别开具处方,也可以开具一张处方,中药饮片应当单独开具处方。此次规定中药注射剂要单独开具处方可视为是对《处方管理办法》的从严修订。

中药注射剂被修改说明书,被限制临床使用,而且被要求单独开处方,都说明国家对中药注射剂的控制越来越严格。

因为不良反应屡屡发生,不少医生更是呼吁中药注射剂退出市场。

中药注射剂名单

我国临床上常使用的中药注射剂名单,以备大家查阅:

最后,王志安说,良知有千钧之力,很多历史的演进,靠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律。如果几千万的阅读有百分之一的人从此以后拒绝中药注射液,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

你自己或家人曾经用过中药注射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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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昼工作室 |一个基层公务员“同志”的“死”而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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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体制内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度很低,虽然没有明说我是同性恋,但是他们会联想到我本人是不是。有个同事就在饭桌上说,男厕所门后面有同志交友的QQ信息,是不是你写的?其实我不知道。还有一次献完血,有个领导特意跑过来问,小吴你血样合不合格?

每次有人当众开玩笑说这个事情,都像拿刀切你的肉一样,时不时都会感受到痛。

文 | 张楠茜

编辑 | 陶若谷

4月27日凌晨5点14分,吴维在微博上发了一封绝笔书,走进家里的厕所,吞下十几颗安眠药,烧炭、自杀。

他的绝笔书分成《怨书》和《遗书》部分。《怨书》是写给工作单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政府的,“怨”字是因为受到两位领导的揶揄排挤,心里有股怨言;《遗书》是向不理解自己的父母告别。

两封书信所指向的“怨”和“不理解”,是因为他是一名男同性恋者。此前,他只是平常会写一些研究同性恋的文章,但没有公开出柜,直到这封绝笔书。

30岁的吴维被及时送去就医,抢救过来。他更新了微博,“对于死亡我并未感到恐怯。因为每个人或迟或早都将走向这条解脱之路。”他给关心这件事的网友私信、回复评论,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谢谢”,谢谢给他活着的勇气。

被抢救回来的第十天,他在电话那头,说久了会咳嗽几声。最近湖南岳阳的气温低,他有些感冒。突然他发现自己的微博账号打不开了,一片空白。

“以后要谨言慎行”,他觉得有点讽刺,人活了,账号却没了。当初困扰他的东西还没消失,他形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将陷入更大的麻烦”。

吴维的微博已经被清空

对话者: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政府办事员吴维

“都说同性恋恶心,那我就死厕所里”

极昼: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吴维:身体已经没有大碍,还在休息,爸妈和哥哥本来都在深圳打工,我出事后,他们立刻回来了,现在不谈同志这个话题,他们更关注我的人身安全,在20米之内不离开我,担心我出事,妈妈这次瘦了十多斤。

这两天已经和单位和解,他们说还是希望我能去工作。

极昼:你会回去上班吗?

吴维:现在心里的坎还是过不去,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有些无地自容。

极昼:那是什么事情,直接导致你4月27号想不开?

吴维:我在微博上写了,工作上实在忍受不了两位领导在背后的指指点点,或者故意挑拨我和同事的关系,感觉在单位特别失败。4月中旬,因为一点小事,我突然被领导踢出了工作群,加上之前的种种流言,我一直工作努力,却没有进展,我觉得崩溃了,自己这么努力这么累,还不被理解。

和父母的关系也很僵。清明假期他们来看我,妈妈整理房间时,在一个柜子顶上发现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书籍、调查问卷。

此前,父母从来没发现过我是同志,或者研究同志的事情。当天我回到家,屋里有烧纸的味儿,是我的问卷和书烧了,电脑砸烂在地上。他们说我很丢脸,甚至会被乱石打死,还担心家里祖坟被人挖掉。那两天不太愉快,吵了一架,后来他们回去,在微信上还是一直劝我结婚。

两个事情都发生以后,我找不到一点存在的意义,心灰意冷。4月25号、26号回了老家,我在药店分别买了一点安眠药。

4月27号,刚好是我到单位四年,一夜没睡,写了绝笔书,在深夜给亲友发微信道别,让叔叔婶婶帮忙照顾好父母。写信的时候也哭了,但当时没有舍不得,我只想安安稳稳生活,这一点都已经做不到了,没有立足之地,工作和生活的处境已经这样,死了我也算解脱了。

然后就来到厕所,吃了十几颗安眠药,烧炭。既然同事和家人都说同性恋恶心,那我就死厕所里。

极昼:吃安眠药之后呢?下一个记忆是什么?

吴维:吃了药之后没多久,叔叔和婶婶就赶来了,那时候有一些意识,知道他们把我送上了救护车。父母在外地打工,还没赶回来,再醒来的时候,先看到的是婶婶在旁边,她一直哭,哭得快吐的那样。我想睡觉睁不开眼,说婶婶不哭,她说你做什么傻事,我说不会了。后来,爸爸妈妈、哥哥,从深圳连夜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回来,看到我泣不成声。

经及时发现,吴维于4月27日抢救成功。图片来自网络

“在单位里面越来越觉得孤独”

极昼:在单位,他们怎么知道你是同性恋呢?

吴维:我研究生毕业的课题是研究同性恋的交友模式。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认准就做了。以前从来没想过,人生变化就是因为毕业论文。

工作之后,他们都知道我的毕业课题,一传十、十传百,会自觉把“研究同性恋”和“我是同性恋”划等号。而且我还未婚,没有女朋友,有人介绍相亲,基本上都拒绝,或者吃一顿饭就没有下文了,又会加深他们联想。

极昼:在哪些场合,同事会说关于性取向的话?都说些什么呢?

吴维:领导会拿这个事情在公开场合说。比如文明创建的时候,我们一个主任开玩笑,叫我去充当男公关,“说不定上面的领导也好这口”。还有一次在饭局上,当着区里记者的面,领导郑重向五六个人介绍说,我们单位的小吴是研究同性恋的。本来是私人的事情,传来传去,我们镇下面有几个村工作来往比较多,几个书记村长都知道了。

同事间也传着流言蜚语。一桌人吃个饭,或者在饭堂里面,大家都不太认识,会有人悄悄指我。还有时候走路上,后面俩人说悄悄话,我走在前面会听到。或者就是进办公室,几个人围在一起讨论什么,一看到我就一哄而散。

极昼: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会表现出来吗?

吴维:我也只能装作没看见,别人嘴巴我管不了。饭局上一听说我是研究同性恋的,他们就接着讨论这个话题,角色、交友软件之类的。我还没出柜,会有点不知所措,想附和但又觉得不好说,说多了也不好,不说又不好。

乡镇体制内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度很低,虽然没有明说我是同性恋,但是他们会联想到我本人是不是。有个同事就在饭桌上说,男厕所门后面有同志交友的QQ信息,是不是你写的?其实我不知道。还有一次献完血,有个领导特意跑过来问,小吴你血样合不合格?

每次有人当众开玩笑说这个事情,都像拿刀切你的肉一样,时不时都会感受到痛。

极昼:有人专门问过你同性恋的事吗?

吴维:有同事问过我是不是同性恋,我说是又怎么样,有时候一笑而过。我也不想骗别人,但是我又不敢说,很纠结——跟他们说了,他们会把这个事情放大,有些人认为是变态,有些人觉得恶心。

2018年5月,参加一个活动我迟到了两分钟,之后有个领导总认为我在工作中捣乱使坏,但摸着良心我从来没有。

我刚入职的时候还会和同事聊天、开玩笑,后来只能更沉默,只谈工作,在单位里面越来越觉得孤独。

“体制内的都特别谨慎,他们不可能出柜”

极昼:你老家是湖南的,当初是怎么到浙江这边工作的?

吴维:我是浙江的学校毕业,法政学院的研究生。社会学的就业面比较窄,一般也就是政府、党校、高校。毕业之前我投了五六个简历,还包括几个党校,问了我研究成果是什么,看了以后就没下文了。

在高校人才网上看到这里的招聘,我就投了简历,再面试然后就录取。来这里工作后,我也听到别人说,最开始他们因为我毕业论文是研究同性恋的,特别不想要我,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就录取了我。

当时听了不舒服,不过能接受,因为最终单位给了我这份工作,所以我一直很感激。

极昼:刚来到单位时,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呢?

吴维:2015年也没想这么多,既来之则安之。他们老说,小吴你性格这么好,平常都不生气。我也说,我是没什么脾气的人,只要不是故意弄我,工作或生活有一点麻烦我都能原谅。我工作是出了名的认真。

极昼:怎么个认真法?每天具体是做什么?

吴维:镇政府大部分同事都不住在镇上,加班的特别少,我是外地人,加班是常态。比如说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8点一刻到办证大厅,工作到四五点,给老百姓办养老、医疗保险和社保,或者发准生证,负责“学习强国”APP的统计排名,打电话给还没有学习的同事,提醒他们学习,七八点完成了,再推公众号。

有些民生新闻老百姓留言多,虽然不属于考核范围,但我都会认真回复,因为可能政府的一句话就会改变老百姓的印象。

但从没有提过受到提拔,评奖评优也没有,年底考核,领导连建议优秀都不会写,全写合格,这就意味着没有评优的可能性。

像我们同一批来的本地人,平常什么事情不做,提拔的时候在领导面前露露脸,辛苦一段时间,马上就提拔。外地人基本没有可能提拔,还要比本地人努力五倍十倍。看到旁人在升迁,慢慢的就不抱希望了,你想越多反而失望越大。

两三年以后,我成绩也是有的,但名声最不好,别人私底下说得最多,领导不待见。在仕途上没有抱任何幻想了,觉得做好自己的工作,另外把闲余时间投入到研究写书。

极昼:写书,是关于什么?

吴维:2013年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我做了关于同性恋交友的研究,后来一直在持续做这个课题,现在已经写了15万字。在单位处境不好,我感觉只有写作,把这本书写出来出版,才是我的出路。

问卷调查我也发现,在交友软件上的男同志们,主要都是找朋友,很现实,就是以性为主要需求。有些人对未来特别不抱期望。体制内的男同都特别谨慎,有些都已经结婚了,他们不可能出柜。

极昼:有没有想过换工作?比如不做公务员了?

吴维:父母希望我待在体制内。他们在外面打工多年,还是觉得体制内好。另外,我觉得为政府工作,不是像在企业那样以盈利为目的,做好本分,不争不抢也挺好的。

每天单位、家里两点一线。爸妈还在务工,对于跳出体制,没抱很大的信心。经济压力也大,房贷每月要还4000多,手里只余下几百块钱。市场上硕士这么多,我的学校不是985,也不是211,更不是什么双一流,竞争力并不强。

吴维的微博简介

“我死没死成,未来的婚姻怎么办?”

极昼:听上去,父母好像也不太理解你。

吴维:爸妈文化程度都不高,思想封闭。而且他们是信耶稣的,从信仰来说不接受同性恋,甚至说我这样的行为要被乱石投死,家里祖坟会被挖出来。我们村里有几个光棍,一直到光棍到老,他们又联想到我也会打光棍一辈子。

极昼:看微博说,你是家里的老二,母亲是冒着被抄家的危险,躲躲藏藏把你生下来,为了供你读大学,父母一直在外面打工挣钱,你和家人感情如何?

吴维:父母常年在深圳务工。爸爸是厨师,妈妈在一个学校里当保洁员,他俩是通过教会关系好的兄弟姐妹介绍的。哥哥比我大一岁,也在深圳打工。

从小我是奶奶带大的,奶奶很不容易。她总共生了七个子女,四个都夭折了,她40多岁的时候我爷爷又去世了,再把我两个叔叔供结婚,前几年我有个叔叔又得病去世,奶奶现在又在照顾我的堂妹。

这次奶奶也听说我出事,想过来看我,叔叔怕她担心,没让她过来。但是她还不知道同性恋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跟她说,她更加接受不了。

极昼:你之前越不过去的坎,经过这次事情有所改观吗?

吴维: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困难反而越来越多,原来只是工作上面,现在闹到家里了。妈妈为了这个事情把工作都辞了,爸爸也这么久没去了,哥哥也不准备去了。都还是很担心我。

原来我爸还一直担心我是同性恋,祖坟会被挖,现在听说很多网友在鼓励我,发现好像没他想的这么糟糕。他们暂时不逼我,不说这个事情了。有些同事也发微信鼓励我,叫我好好活着,不要在乎别人的说法。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和家人和解,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尽量也耐心一些。人都会死的,但现在要更加考虑我的家庭。

极昼: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吴维:这两天已经和单位和解,她们(绝笔书里提到的两位领导)等组织的结果。我要坚持把没完成的书写成,如果可以,还想读个博士。

不过突然一个问题就是,我死没死成,未来的婚姻怎么办?原来我是不准备结婚,现在是更不可能,但我又是比较喜欢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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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闻速递 |李彦宏要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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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李彦宏要选院士!名单一公开立即收获了93%反对率……

大概没有哪个人在还未当选院士的时候,就遭遇如此大的反对声音,除了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

来源 | 医学界

4月30日,中国工程院公布“2019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在最终确定的531位有效候选人名单中,李彦宏的名字出现在工程管理学部的第17位。

而此次公示的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中来自企业的候选人有114位,但遭到“旗帜鲜明”反对的,仅有李彦宏一人。

理由是:“《中国工程院章程》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要求‘品行端正’方可被提名并当选为院士。认为李彦宏不符合‘品行端正’这一条。”

“作为一名医生,经常能接触到被百度广告坑害延误病情乃至最终无法救治的患者。李彦宏为了利益与莆田医疗系统勾搭成奸,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在身心健康上更是对无数患者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

很多人误信百度广告,被骗入莆田医疗系统经营的科室,接受“生物免疫疗法”,最终医治无效身亡的“魏则西事件。”

“魏则西事件”之后,国家网信办联合调查组公布了事件调查结果。调查组认为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其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

调查组还要求百度公司整改,包括全面清理整顿医疗类等的商业推广服务(违规信息一经发现立即下线);在2016年5月31日前,要求改以信誉度作为竞价排名标准,不能以给钱多少作为排位标准,并要求建立完善先行赔付等网民权益保障机制。

“魏则西事件”已经过去三年,百度改了吗?

就在近日,深圳龙岗警方宣布破获一起莆田系涉医诈骗犯罪案件,主要嫌疑人均是莆田人,该团伙利用百度竞价排名,吸引患者到伪造的医院网站资讯,然后再诱骗患者去期承包的科室就诊。

微信公号上发布了一篇反对李彦宏当选院士的文章,在阅读量达到十万加之后,被投诉侵权无法查看了。

5月1日,同样出现一篇文章《李彦宏,有些职业是不怕威胁的》,在文中质问道:百度说我诽谤,诽谤的意思是以不实之辞毁人,请问我哪句话是假的?

从文章内容可以推测出,作者是一位肿瘤科医生,他对百度某公关负责人说,只要李彦宏能向他的几个被百度虚假广告坑害的病人道歉,他就可以删文。但对方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按照百度规定肿瘤绝对不允许有广告。

然而,这位医生用百度随手一搜“肿瘤治疗”,排在前面的几个都是医疗广告。他把页面截图发给百度的那位负责人,对方告诉他马上反馈一下。之后他再搜,果然没广告了,但他改用隐身模式搜索发现,医疗广告一个没有少。(隐身模式就是让百度不知道这是他的电脑)

文章最后,这位医生写道:

生活里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个软蛋,很少很少跟人红脸,即使我平日里写的蹩脚段子有读者在后台说被冒犯了,我也会立即删除。

但,我永远不会向百度低头。

文章最后,有一个“你支持李彦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吗”的投票链接,目前有超过15万读者选择“不支持”,占93%。

你们真的要增选一位有着超九成反对率的人,为工程院院士吗?

对此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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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新华社 |愿谈则谈 要打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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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8日,在前一天夜里美道琼斯指数暴跌近500点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声明宣布,美方将于5月10日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

这份声明发出两个多小时,中方的回应就来了。

美方拟于5月10日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中方的回应比较冷静,几层意思讲得很清楚。

一是再度加征关税,对谁都不好。

二是中方态度措辞用的是“遗憾”,很中性,很冷静。

三是态度清楚。你要征税,我就反制。

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有人觉得还可以再试试对中方施加压力,那么他会发现,中国对各种情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

双方约定要进行第十一轮磋商,也没人提要取消。那么就去谈。

中方已经宣布刘鹤副总理将于5月9日至10日访美,与美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第十一轮磋商。

现在美方摆出架势准备继续加征关税,一副又要开打的样子。

那么我们也作好了还击的准备。

中国人是讲礼的,来而不往非礼也。

这种一边打一边谈的状态,大家并不陌生。

一年多来,很多人喜欢拿抗美援朝来类比,说明打的重要性。

其实抗美援朝近三年,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是在边打边谈。

仔细想想过去一年,从7月开始互征关税到现在,即便在磋商的时候,彼此的关税也未取消。

边打边谈,一直就是这么个状态。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升级贸易战,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是既然又要来了,我们也不能退缩。

摩擦够了,沟通好了,可能问题也就到快解决的时候了。

最后荡开一笔,说点儿题外话。

这两天,正遇到5月8日这个特殊日子。

20年前的这一天,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被人给炸了。

据说是误炸。

彼时种种情形,而今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在那样一种艰难的情况,我们作出了什么选择?

无论发生什么事,有一条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就是要加紧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

20年过去,这个选择对不对?

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

还将继续给出答案。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留侯论》”

(令狐猫/微信公众号“陶然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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