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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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太快了，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竟然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
一百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政治权力就经过了宪政架构的北洋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共产党的共和国。这还只是就大略而言，至于细节，仅194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前后就很不一样，读《人民日报》每年的“五四社论”或评论，就可以看出时代变迁对历史事件评价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五四呢？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是1840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中国政治的阴晴冷暖已不再是职业政治家的任意作为，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人合作与否，取决于知识人的态度。
就历史大势而言，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造就了一批新人。此后的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几乎一直受制于五四传统，也几乎一直操纵于那些所谓“五四新人”之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种种成就皆应导源于五四，而种种失误、种种罪孽也几乎莫不与五四有关。鉴于此，欲准确理解和把握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不能不对五四的功过是非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分梳，汲取其经验、教训，抛却其不足、失误，从而继承五四真精神，减轻新一代中国人心灵上的五四迷雾，超越五四，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更为美好的明天而举国努力，真正实现五四青年以鲜血、生命捍卫的崇高目标。
作为已经消逝的过去，五四精神与五四运动已成为往昔记忆、客观存在。然而由于五四之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五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总是纠葛在一起，人们不惟依据现实的需要着力宣扬五四精神的某一方面，而且甚至基于现实要求将五四运动本不存在的精神强加于五四。致使五四真相、精神越发模糊，使五四成为政治家和那些期望有朝一日成为职业政治家的人们手中的一块“敲门砖”、“避邪符”。
一百年过去了，五四亲历者和那些自诩为五四精神直接传承者的各色人等，已随着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而陆续作古。五四的符号象征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虽不能说已完全消失，但实际上则越来越弱。排除现实政治的干扰，系统、科学地分梳五四功过是非及意义、价值，虽不能说已具备充分条件，但毕竟有了某种可能。
当然，可能并不等于现实。五四之所以能在其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持续发挥作用，五四亲历者、五四精神传承者等人事因素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决不限于此。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五四不仅涉及了、影响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之社会公众，而且五四精神旨趣也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点上，它既关照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愿望，又辐射、触及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课题。因此，20世纪中国在其每一关键性变化时刻，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五四，期望从五四精神遗产中获取智慧资源。从大历史视角去看，只要中国还没有变为一个政治前景有稳定预期的一般性体制，那么五四影响力必将随时发酵、延续，五四和其他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一样，依然会成为中国政治变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慧资源之一。也因此之故，纪念五四，就要将五四置放于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置放于全球史背景中进行关照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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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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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选择
依照学术界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因山东问题-巴黎和会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及学生被捕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变化也相当复杂、明显。
但不论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使没有山东问题-巴黎和会的引发也迟早或以其他借口而爆发，因为在那之前一个世纪，中国不是以和平的、温和的方式进入世界，而是通过一系列战争强制性的、被动地进入世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适应，委屈、别扭，一直没有得到疏解、排解，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人必定要通过某一重大事变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思索中国进入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的意义。所以说，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便没有青岛问题，没有二十一条，没有巴黎和会，也一定会因某种机缘而发生。这是历史的宿命。
广义的五四运动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政治发展、学术流变的内在规律在起着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
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精神探索的继续和发展。易言之，五四运动虽直接启导于山东问题，但其思想背景却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失、彷徨、困惑的必然之果。
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政府鉴于维新运动失败、排外主义运动不可遏制，并最终诉诸于武力，致使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等一系列失败，深切感到清帝国政治统治岌岌可危，于是在1901年初，当慈禧太后、光绪帝以及所谓“行在”尚驻跸西安的时候，就郑重其事宣布“预约变法”，以期以有限度的政治变革重新认同被中断的维新路径，以新政消弭社会的普遍反抗，以尽量与世界一致换取列强重新信任。从后来新政实际举措看，清政府虽然竭力贬低、排斥康有为、梁启超在过去几年在政治变革、社会进步中的贡献，以为康梁的变法是假变法真谋私，而此时重新开启的新政才是真改革。不管这种说法有多少问题，但从思想本源来说，清帝国最高统治层毕竟真正第一次认同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认同中国的进步之关键不是继续如何保持中学之体，也不是学来多少西学之用，而是中国能否与世界一致，同步共振，环球同此凉热。
平心而论，清政府对待这次新政的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1901，特别是1903年之后，清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订刑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堂、废除科举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妇女放足等。然而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清政府这次新政终于失败，到了1904、1905年实际上已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正如1905年7月一份上谕所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承办者不力固然是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决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此次新政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它不仅没有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兴趣，君民齐心，共渡时艰，反而引起一些汉人士大夫对清政府的厌恶以及对满洲人的仇视。这些士大夫普遍相信，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的危局已经六十多年了，即便从1895年算起，维新的说辞也已经有十个年头了。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入改革疲劳症，汉人士大夫面对清帝国裹足不前，左右摇摆，早就出现了审美疲劳，孙中山十年前不信任满洲人的言辞，渐渐引起更多汉人士大夫的深思、认同。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是将满洲人建立的异族政权彻底推翻，然后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用章太炎的话说：“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去，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
章太炎的这种激进政治主张虽然不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因为当时尚有另外一些汉人士大夫对清政府新政寄予无限期望，幻想清政府能汲取戊戌教训，通过君主立宪为中国未来开辟一条生路。但章太炎以及他的同志对满洲人的不信任无疑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加重了清政府新政的难度，也使中国人在世纪初遂陷入严重的精神困惑之中。
鉴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清政府以及同情清政府的士大夫，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确立立宪政体，以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取信于民，换取民众特别是知识人的支持。否则，“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 于是，君主立宪的呼声日高一日。
1904年5月，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广总督魏光焘代撰了《拟请立宪奏稿》，随后又致信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袁能效法日本伊藤博文，利用在清廷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督促清廷早日立宪。他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 与此同时，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也以变更国体为请，他强调：“近年中国民志大开，凡有血气者，无不痛国势之衰微，愤外侮之凭陵，昌言改革，莫之能遏。宝琦窃维倡论自下，恐为自上祸之阶，决之上，乃为政治之本。”他恳请清廷认清形势，当即立断，“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存邦本。” 借用一段形象的文字说，1904年的中国，“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注，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急起而为之所也！” 似乎不立宪中国必亡，只有立宪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立宪的呼声与行动在二十世纪初年甚嚣尘上，最得人心，知识人无不相信立宪政治优于君主专制，这不仅有甲午战争所证实，而且不出十年，又被日俄战争再度证明。宪政国家日本用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亚洲、欧洲两个大帝国，而且赢得那么干脆、那么利索。事实面前人们不能不默然自省，不能不承认立宪政治的意义、威力。但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当君主的权利可以超越法律之外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必将借助于君主的权力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服务。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给君主专制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从而使君主专制集团对任何反抗与不满都能从容不迫地对付之。当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后，一直满怀期待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宪党人迅即失望，责任内阁演变成了皇族内阁、权贵内阁，看来在分权以及权力监督问题上，清帝国的统治者在内心深处依然不甘心、不死心，也不放心。满洲权贵在权力独占还是权力分享上，迅即撕下虚伪的面纱，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贪婪。下面的这份文件便可说明清廷当权者此时的心态：“都察院代奏，直省谘议局议员呈请另行组织内阁一摺。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秉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钦此。”
君主立宪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这一主张既反映了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困惑，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理论误区。它不仅挽救不了清帝国进入历史的命运，而且给此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深远而又恶劣的影响。
当君主立宪运动紧锣密鼓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这一主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蔑视清政府的立宪运动，而坚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释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坚信中国只要参照三民主义的方略便能解决所有问题，既可顺利完成政治革命，又可避免欧美诸国于政治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美于欧美，犹不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此瞠乎后也。”
很难说孙中山的设想是一种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事实上孙中山手创的中华民国也恰恰仅仅完成了政治革命，赶跑了皇帝。中华民国在其最初的年代里似乎仅有一块好听的招牌，其他方面则依然故我。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空虚与迷惘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似乎比辛亥革命之前更加混乱。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人们毕竟尚没有看到革命后的清醒，总觉得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别有一番新气象。
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而苦苦思索的问题。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起。
鲁迅的思考反映了当时国人精神迷失的实际状况，对辛亥革命的实际后果的严重不满正是五四运动得以爆发的直接思想背景。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迷惘、困惑，新一代知识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批判性地对待辛亥革命发起者的精神遗产，以期通过新的思维路向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寻求一济灵丹妙药。他们苦思寻求的结果，正如多年后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定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无需否认，农民是中国社会较为落后、较为分散、较为不开化的阶级，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既然取决于农民群众的参与与否，那么又势必存在着一个如何引导农民的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新一代知识人，亦即五四新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应当对农民进行改造，以现代观念革除农民的劣根性 ，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改革国民性”。鲁迅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清醒。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旧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恭贺，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鲁迅的话虽说在五四之后，但他确实道出了五四新人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思考，是五四之前几年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认识。他们相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既不限于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政治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使中国问题的其他方面获得连带的解决。他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期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进整个国民性的改革。诚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所说的那样：“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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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初国人精神迷失而不知所措的特殊背景下，五四的选择为当时苦闷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一线希望，因而很快成为新派知识人的普遍认识。他们逐渐摆脱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彷徨与犹豫，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去从事他们的理想事业，中国历史从此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2
秩序重建
五四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意识、重塑国民品格的选择，是世纪初国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结果，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救自强运动再转再变的逻辑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五四的选择自然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诸多举措深刻得多，五四已触及到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认识，而且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能否具备共同的语言、素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五四的选择虽然是当时知识精英深思熟虑的结果，然其问题的焦点似乎找错了方向。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以及前此种种救亡图存运动归于失败，除去国民不觉悟之外恐怕尚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近代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都找到过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但它们之所以统统归于失败而无法成功，并不都在于国民不觉悟，而是另有原因在。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危机、社会危机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然在近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都能顺利地解决这些危机，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变化与前进。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以炮舰撞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依其内在规律似乎应该能够缓慢地完成其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毛泽东曾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这只是一种历史假说，历史事实是中国就是没有自主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列强扰乱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仅就社会经济而言，它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与发展。
当然，列强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并不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而是为了解决他们因工业革命而迅速释放出来的工业产能，建立起它们的世界市场。因此，列强东来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社会的解体、分化、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了这一发展超前、失衡、失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获得充分发育，其先天不足无法担当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历史重任，致使近代中国一直无法真正完成新旧交替。至于在思想意识上，中国有没有经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所谓中国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其实只是面对渐趋僵化的儒家伦理而生发的思想异端，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选择虽然极为重要，但并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不仅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无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而且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并不是引导全体国民的觉悟，而是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获得充分的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如前所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超前和失序，是近代中国社会秩序危机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尚未与西方世界真正接触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内在各部分的关联相对说来处于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之中，社会的再生机制以及应付危机的能力似乎从未被人怀疑过。因此当西方传教士抵达中国的最初的那些年代里，他们无不对中国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秩序的和谐而感到欢欣鼓舞。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古典文明进行过深入研究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对孔子的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强调西方人如果批判性研究那些被载入史册的孔子的言行，便不得不由衷地承认孔子可以与任何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要远远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利玛窦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普遍心态，在十六、七世纪前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虽然也遇到过一些内部障碍，但从总体上说，与欧洲文明相比并不落后，在许多领域中国仍处在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欧洲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力图吸收中国文明，改造他们的固有文化，在那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欧洲人对中国文明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心目中，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贤明政治，道德高尚，文化发达，足以作为欧洲人的楷模。
然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人方面则导致了另外一种结果，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过程中，囿于传统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确曾有过为时并不太长的自我满足。但当中国人冷静地反省中西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时，突然发现欧洲人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先进得多。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等实力交锋之后，学习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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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学习西方、赶上西方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失败，中国人始终并没有放弃过这种选择。不过，正是这种挫折与失败，引发了国人的自我怀疑情绪，觉得中国之所以不能赶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的秩序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五四的选择正是这种怀疑情绪的恶性膨胀，它使国人对中国旧的秩序与文化传统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五四新人为了启发国人的觉悟，竭力批判中国的旧道德，以为正是中国的旧道德铸就了国民的劣根性，造成了国民的蒙昧主义，使中国迟迟不得翻身和进步。因而，中国欲求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彻底废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使国民在价值取向上与现代社会相合。陈独秀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产生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
陈独秀从经济关系探讨道德观念转变的必然性，自然要比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自我怀疑要深刻得多。正因为如此，五四对传统秩序的破坏也要严重得多，它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使秩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但是，当我们冷静反省当年的情况，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五四对旧秩序的破坏具有相当的负面效应，其理论本身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伦理观念的变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当中国社会经济尚未达到陈独秀所期望的“现代”标准时，理论观念的提前转变势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不是中国旧有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换言之，包括五四在内的近代国人在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遂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
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养成人们的竞争意识，客观上或许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人们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得不在激烈的竞争中完善自身，适应环境。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有赖于能否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取决于社会内部全体成员能否携手一致，齐心合力，建立与健全一个长期持续稳定的内部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没有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除去种种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外，恐怕社会内部秩序的混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法则的相互冲突、社会公众信仰的多元化与多变性等，未始不是根本原因之一。
五四新人并不是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确曾思考过如何重建新秩序的问题。陈独秀对民主科学、法兰西文明的呼唤，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吴虞对墨家精神仰慕，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偏爱等等，无不可视为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他们一方面排斥旧秩序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渴望以新的时代精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陈独秀说：“夫道德之所由起，起于二人以上相互之际，与宗教法律，同为维持群治之具。” 丝毫没有否认道德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效用。
不过问题在于，五四对中国的社会秩序毕竟建设太少，破坏太大。一方面，五四新人精神追求的多元化使国人无所适从，使近代以来国人的信仰危机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恭贺’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于此不难想见国人信仰到了何等混乱的状况。
另一方面，五四新人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远远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在新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实际效用未免大大减低。如陈独秀期望国人建立“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称“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力，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不要说这种主张能否真正实现，即或真的实现了，那又将是怎样一种状况还难想象吗？胡适赞成娜拉离家出走，然而鲁迅则反问道，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活着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某种花瓶。简言之，五四的精神追求虽好，但它毕竟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因而对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稳定并没有获得倡导者预想的效果。
从总体上说，五四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是中国现代化超过中的必然环节。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操之过急的浮躁心理，无视社会秩序和谐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愿在有序的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五四之后中国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差不多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思想渊源。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已充分表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秩序的共识，而且要有一种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当民族利益需要的时候，社会成员不是信奉“自陈好恶”、“自崇所信”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确立一种为民族利益牺牲个人的献身精神，将个人的作为纳入秩序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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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结
现代化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能否确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秩序建构、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使各利益集团在确认现代化共识的前提下进行有序竞争；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团以及全体社会公众，为了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整体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对政府的监督权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致于超越秩序，破坏秩序，或危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要接受政府的指导与协调，使各利益集团及全体社会公众的行为也纳入秩序的轨道。简言之，为了现代化之根本目标，任何个人、任何利益集团、任何行为的责任者、担当者，都必须在秩序之内进行活动，而不应超越、凌驾于秩序之上。
当然，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秩序本身也是一种运动中的范畴。它既不可能凝固于某一点，同时，从实际运作程序看，它也不可能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它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平衡是根本目标，不平衡是为了重新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的必然阶段而不是社会成员的追求目标。
反观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历程之所以一百多年来步履维艰，裹足不前，或收效甚微，除却无数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和机遇丧失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社会公众一直未能确立现代化根本目标下的秩序共识，遂使中国秩序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国秩序的失衡不始于五四，而是与中国现代化同时起步。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酝酿之际，中国秩序的失衡即已显露征兆。早期洋务运动思想家和传统社会改良主义者，困惑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何以如此巨大的客观事实，便已试图从传统秩序方面寻找内在原因。如果说龚自珍“无八百年不易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易之道。然而十年而易，五十年而易，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的说法 ，依然是“药方之贩古时丹” ，企求发挥传统秩序的调节功能，挽救社会危机的话，那么，魏源提出的“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师夷之长技之制夷”以及“款夷”主张等，在客观上势必引发对旧秩序合理性的怀疑。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士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 这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中国旧有、传统社会秩序以合乎变化了的现实。
不过，魏源的这种思想倾向一直深刻影响着晚晴的政治变革，直至清朝末年的新政、君宪等，依然可以看到魏源思想的影子。这时的思想家虽然对旧秩序之不合时宜性提出过种种责难与建议，但他们并不是要求彻底破坏旧有秩序、传统秩序，而是期望以清政府为主导自觉协调旧秩序与现实生活中不适应的部分，促进社会秩序由不平衡达到平衡。
但是，自魏源以来的这些善良愿望毕竟统统化为泡影，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怀疑清政府的能力、诚意，甚至怀疑辛亥后创建的共和体制没有力量，没有效率。于是，清末明初几十年间相继发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现存政府合法性的怀疑无疑是基于善的理念，也就是说，他们依据善的理念作为批判和评价现实生活和现实国家的标准。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把体制的各种政治形态的改变和道德目的等同起来。这一点毛泽东后来有分析：“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辛亥革命我们暂且勿论。关于五四，毛泽东已经讲得很清楚，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一次革命运动。由于政府“卖国”，因此必须打倒，必须推翻。这里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
无需否认，探讨这一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如何确认当时政府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如何确认五四爱国运动对政府的指控。换言之，反政府者认为政府行为构成卖国罪，因而反对之，推翻之。那么，政府是否承认这一指控的。或者从超越性立场看，反政府的指控是否成立呢？这些问题甚为复杂，要说清楚并不那么容易，这实际上是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不久，袁世凯政府的副总统黎元洪“依法就职”，继任总统。在革命党人强烈要求下，黎元洪恢复了民国约法，召回了旧国会议员，重新组织了内阁，由段祺瑞任总理。对黎元洪的做法，孙中山甚为满意，于是他指示中华革命党通告国内外各支分部：“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归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这就于事实上承认了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
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闹分裂，黎将段解职。段纠集北洋系军人谴责黎，黎于是同意张勋出面调停。然而张勋又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是调停黎段矛盾，而是借机进入北京复辟了清朝。1917年7月，段祺瑞以共和国再造者的姿态进入北京，平息了张勋-溥仪的短命复辟，又逼黎元洪让位于副总统冯国璋。
冯段之间有过短暂的合作，但由于他们分属于北洋系的两大系统，利益的驱使造成他们并不可能真正合作。1918年10月，段祺瑞安福集团控制的国会将冯挤下台，而冯所属的直系集团则以段勾结日本为借口，指责段出卖中国以换取贷款。此后北方政府在人事上还有种种变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实际上都是段祺瑞一系控制着。五四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段祺瑞的所谓北洋政府。
与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对峙的是南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这是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南北两政府都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事实上，不论南方政府，还是一般国民，都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为一政治实体，否则南方政府就不会和北方政府对等谈判，五四学生、一般民众也就不会向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请愿。
就国际地位看，国际社会承认段祺瑞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除了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外，其余的均应看作北方政府人士。
再看五四运动对北方政府的指控。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但此事由来已久，甚为复杂。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看，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的最后文本上签字，不仅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尊严，而且将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正如福开森当年所描述的那样：“据美国人之感想，以威总统对于山东问题让步于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实属铸成大错。现在群情忿慨，甚为反对。欲图补救，惟有中国绝端拒绝签字之一法而已。若拒绝签字，则较诸保留为尤善，且有助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甚大也”；“美国舆论及参议院对于巴黎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和约一事，深表赞同，情意恳至（挚）。” 因此，中国政府拒绝签字是正确的选择。
中国政府代表团最后确实这样做了，这也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在五四运动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当时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竟不敢签字和约。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
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全部交涉过程，我们便很容易发现北方政府虽然在是否签约上有过某些犹豫，但自始至终的主流见解差不多都是拒绝签约。先看陆征祥等人于五四运动爆发前二日即5月2日“引咎辞职书”中的一段话：“我国对德宣战，原冀列席和会。乃此次和会办法，迥与历次公会不同，各国列席全权先即大分差等，我国仅得其二，抗议虚掷东流。此祥之无状者一。到会列席，原为提议商酌，冀有公道之主张，稍减利权之损失。所有希望各案，尤以胶州为先，迭次陈述理由，各国多表同意，内有政府之决心，外有国民之后盾，乃力争数月之结果，终违当日之初衷。此祥之无状者二。” 很显然，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一开始的底牌就是要收回山东的主权，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对这一结果，代表团和北方政府当然负有责任，但毕竟国势太弱。“弱国无外交”，弱国可供交换的东西太少，无法争得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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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团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代表团和北方政府的底牌是收回山东主权，何以称北方政府是“卖国政府”，何以因此又引起规模如此宏大的所谓“五四爱国运动”？如欲解释此一问题，只有从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入手。
爱国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责任心，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那么他在中国这样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便难以生存。作为中国的政治家，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卖国，最高的荣誉也就是看他能否在盖棺论定时获得爱国者的美谥。对于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屈原、岳飞、文天祥等都是很好的榜样。中国人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有时对国内政治麻木不仁，但在涉及到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便极容易唤起自己的良知。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聪明的政治家无不注意以爱国心调动青年的热情。比如蒋介石并不认同五四的启蒙价值、文化意义，但他在谈及五四时，也不能不肯定五四运动中学生的爱国热情是一种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 简言之，在不同的中国人那里，爱国的心态是完全不相同的。
青年的爱国激情最容易被人挑拨，也最容易被人利用。不过，这种挑拨与利用的外在条件必定是秩序失范最严重的时候。如果秩序处在最佳状态，政府可以对社会和青年进行有益的指导，社会公众和青年也比较容易以理性的态度利用自己的权力监督政府。依此反观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我们看到中国的秩序是近代以来最坏的几个年头之一，不仅南北政府对峙且和谈不成，而各个政府内部利益集团也在进行无休止的明争暗斗。如北方政府，“安福系所组成的新国会，于1918年9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遂下野。安福系认为这次选举既能倒冯，又举一个毫无军权实力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来作傀儡，那末段祺瑞仍居有参战督办地位，无论是出面组阁与否，实际上操纵全部军政大权。但是徐世昌并非甘心作傀儡，他这次能被选出为大总统，亦正是利用直皖二系之争，坐收渔人之利。” 像在这种失范的秩序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即使不被利用，也往往是一种盲目的行为。
史料表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的中国，不仅青年学生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即或某些当事者对政府的“秘密外交”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不甚了了。“三四月间，上海报界接王正廷专使自巴黎来电云：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除二十一款及其它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贬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此电文既披露于各报，于是群情忿怒如触汤火，谓果有是人者，真秦桧再生于今日，李完用复乎中土矣！……时人既读此电，以为此卖国贼必指在巴黎之华人掣专使之肘者，始疑叶玉虎氏，然叶滞在美洲尚未抵欧，于是群疑梁启超氏。”
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和南方政府的唯一代表，王正廷仅以“推测”之词吁请国内舆论有所表示，可见此时中国之秩序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而国内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当此时真有所表示不是有点儿盲目，有点儿不太负责任了吗？
再看五四亲历者匡互生1925年对五四大游行背景的回忆。他说：“北京各校全体学生本来有一种五月七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的预备。不料自五月一日起，由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一天险恶一天。到了五月三日，由几家报纸和几个外国教员宣传的消息，竟说中国的外交已完全失败，并说失败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秘密订立的高徐、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大字上面。因为‘二十一条’的承认还可以说是由于最后通牒压迫的结果，在以谋求永久和平相标榜的和会场中可以借着各国的同情把全案推翻的，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字来作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作箝制中国专使的口的利器。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因空气这样紧张的缘故，大家就有提前举行示威运动的提议，于是五月四日举行游街大会的议案就由各校代表会议议决了。”
学生的爱国热情诚然可贵，但当秩序紊乱之际的任何冲动即使收到良好的实际效果，也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更不要说被不同派系的政治活动家所利用了。当我们冷静思索巴黎和会的消息是如何转到学生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怀疑北方政府内部运作程序的紊乱、各派系之间的争斗以及他们对学生爱国热情的利用。据当时参与政府处理和会事务的叶景莘回忆说，五月一日，外交委员会决定不签约，由汪大燮、林长民将电稿亲呈总统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巴黎中国代表团。“但二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三日侵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我……打了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会议。” 叶、汪、林的爱国热情我们无需怀疑，但是我们不能不想到作为当局成员当此关头首先想到发动学生，利用学生去实现自己在正常的政治运作中无法实现的政治主张，不仅有悖于自己的政治身份，实际上也多少有点对学生真诚爱国情感的亵渎。
然而，一百年过去了，谁又想到去这样思考呢？究其原因，这正是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在起着顽强的作用。似乎只要是为了爱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不算过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都无所谓。殊不知，一个美妙的爱国名词有时会掩盖着并不一定正义的行为。中国欲真正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与转变，恐怕在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应该再提倡一点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法律、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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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使命
如果一个民族中的青年学生对政治麻木不仁，对时事不事关心，那么这个民族不但难以实现现代化，恐怕也难以生存和延续。一个民族的真正希望在于青年，在于学生，因此怎样才能唤起青年学生的觉醒，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爱国心，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高度重视的大事。
但是，从学生方面而言，优点和缺点共存，优势与劣势同在。热情、好动，无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奋发精神，这无疑都是值得永远保持的优良品质。不过，正是有了这种特出的优势，也必须坦率地承认，往往容易被那些怀有某些特殊政治目的的人所利用。因此，青年学生在保持发扬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时时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自身，明确自己的真正责任与历史使命，在保持高度爱国热情的前提下，确立一种现代的秩序意识。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即使是在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权利和尊严的斗争中也应具有一定的秩序。而且，由于学生自身的散漫性和冲动性特征，因而，虽然容易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往往许多后来的行为就不是学生领袖或社会权威人士所能左右得了的，更不要说令行禁止了。所以，学生的爱国热情如果不能在理性和秩序中得到节制，最后吃亏的依然只能是学生自己。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的爱国激情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无疑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如果仅从总结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立场来反思，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学生的最初愿望，甚至有许多方面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和最起码的要求。据五四运动亲历者和组织者许德珩回忆：“四月底，巴黎和会决定了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五月一日，我们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个学生代表，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昂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三日晚上的会，北大全体学生都到了，各学校也到了许多代表，礼堂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这算是北京全体学生大团结的一个会议。会开到很紧急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
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但也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冲动的氛围中，学生的行动必然缺乏有力的领导和周密的计划。另据五四亲历者杨晦的回忆：“五月三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群情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白）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五月四日举行示威游行，并给卖国贼送白旗。……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往并不能起主导作用。在人们的潜意识层面实际上是渴望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只是勇于自己亲手去做的人毕竟太少，只要有人去做，大多数人并不会反对和阻拦。“五四那天，究竟因为筹备阻止的时间过于匆促，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示威游行队伍的，也只有城里几个学校，郊外的像清华学校等都赶不及参加。当主席团在天安门前开露 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说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陆、章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馆，表示国民外交的声势，并没有决议到曹、陆、章等住宅去的，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 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
当群情激愤达到难以克制的程度，任何理性的原则都抛诸脑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欲阻止这种行动，也往往不得要领而失败。“大队在东交民巷被阻，自一点半钟起至三点半钟止，足足停立了两个钟头之久。最后就有大家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里走去。这时候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大队经过东长安街往赵家楼的时候，沿途都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卖国贼陆某、徐某、段某和其它骂政府的话。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 在失去个性存在的人群中，一切激情、一切意识、一切行为都化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到了这种时候，运动的实际进程不但运动的领导者无法把握，即使所有的人也不知道往后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到了这个时候，学生运动的领袖已无能为力，往后的发展只能听凭感觉，而感觉当此情绪异常激动之时往往是不准确的，因而事情的结局便极可能与运动的发起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学生既在使馆界口鹄立两个小时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众，当时群众义愤填膺，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于是议定先寻曹氏，次寻章、陆。曹所住之赵家楼在石大人胡同内某小胡同，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有二里之遥，群众入彼口时即放声呐喊杀骂国贼曹汝霖，声震天地，居民皆立门首以观。及抵曹氏宅附近，见有某姓小洋房，误以为曹宅，群众白旗掷其屋上，既而警吏某亟白其冤谓：离此不远有宽敞之大绿门乃真曹氏之宅也。” 以如此盲动的举止，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据当事人后来回忆：“当到曹宅前面的时候，大多数的学生都从墙外把所持的旗帜抛入墙内，正预备着散队回校时，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跳进去的几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后门打开之后，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对着后门立着的一块木屏，被一个人猛力地踢倒在地，发出轰然一声。……因为他们到处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得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忿怒。……忽然在东院房间的木桶里走一个身着西装面像日本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出，而一时‘曹汝霖已经被大家打死了’的喊声就传遍了内外，胆怯的学生就乘机回校避祸去了。……哪里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机逃到外面一间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后来却被另一批搜寻曹、章的人在一间皮蛋店里面的一间黑屋的床上又把曾经被打装死的人搜寻出来，大家就拉住他的两只脚从那间黑暗屋里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门口，同声问他是什么人，他总是绝对地不作声，大家耐不过，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长不满尺的小旗杆向他的面孔上横打乱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学生就只得权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头上打中几十百把个皮蛋，于是死不作声的被打的头上只见满面的鲜血和那塞满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
像这样泄一时之愤痛快则固然痛快，但它不仅无助于爱国运动，而且极容易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和舆论的焦点，到头来吃亏的还只是学生自己。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还不仅仅在于学生被逮捕，而实际上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至少使刚刚有些起色的文化繁荣又一度衰歇，使中国的政治黑暗更加日甚一日，或许正如鲁迅所揭示的那样：“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0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这难道不令人感到惋惜吗？
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否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举动，只是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怎样爱国才能更经济、更可靠、更有效，青年学生的责任与历史使命究竟何在？
当五四运动二十九周年的时候，胡适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限于当时的时代氛围，人们不大容易听得进去，今天回味起来，似乎不无启发意义。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运动。”“那时，我们觉得要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就必须在非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基础。所以我们那时的主张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很多人确实做到二十年不谈政治，我个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二十一年后才做外交官的。我们当时极力的避开政治，但是政治不能避开我们，反之却来追我们，以致五四运动慢慢成了带有政治性的运动。各党派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后来政治性就格外的加强了。这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我个人不愿评论。但文化的意义，就慢慢地削弱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政治化的运动未免太早，因为力量实在不够。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想的基础上，从文化方面去努力，现在还要从各方面去努力。”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历程，它不仅需要持续稳定的国内秩序和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需要民族成员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一代一代地进行下去。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的责任与历史使命不仅要爱国，而且要有真本事、真本领来建设祖国，青年要善于保存实力，要善于把力量贡献到祖国更需要的地方。诚如已有人所总结的那样，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生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一件；引起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不过，“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由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作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的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不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们看来，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
这些话，青年学生们听来或许逆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国家政治生活日趋清明，日趋上轨道，人们便不能不承认这些逆耳的话可能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虽说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但历史毕竟也已反复证明：“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
（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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