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有关部门到底是哪个？耿爽：当然就是有关的部门了
问：我想再问一下有关中美经贸磋商的问题，你提到中方团队正在准备赴美磋商，是为了确保磋商还会按计划于周三开始吗？
答：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具体问题恐怕你只能去问主管部门。
问：你提到让我们去问有关部门，我们向他们发传真询问中美贸易磋商是否会如期进行，但没有收到回复。请问我们到底该问哪个有关部门？
答：有关部门当然就是有关的部门了。无关的就不能称为有关部门。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向他们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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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5月10日周五零点零一分是美国对中国加征新一轮关税的期限。尽管中国副总理刘鹤今日（5月9日）在美国开始第十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但贸易战极有可能重燃。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9日下午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
最近一周内，中美贸易谈判跌宕起伏，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日突然宣布，要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的额度从10%提高到25%。周三他在一次集会中向支持者们表示，中国破坏了之前在谈判中与美国达成的协议。
“他们不能这么做，所以他们要付出代价，”特朗普说。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则（Lighthizer）周三发布正式声明，基本上确认将在周五开始加征关税。声明称，“针对一系列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税率将在周五提高至25%。”
中国政府则在周三深夜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称，中国对贸易摩擦的升级“深表遗憾”，如果美国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将进行反击。
新关税措施一旦于本周五如期到位，将意味着休战五个月的贸易战重新开始。
“这次针对的商品价值更高，因此对金融市场或人民币汇率等带来的直接影响更严重，”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告诉BBC中文。
“原本只差最后一英尺”
此前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行十轮，外界一度认为，第十一轮谈判极有可能达成协议。联博香港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纪沫认为，中美原本离达成协议“只差最后一英尺”。
但路透社8日援引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等多名信源称，中国政府上周五撤回了对美国做出的几乎所有承诺，在协议草案中删去了在七个美国重点关切领域修改法律的表述。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信源称，撤回让步的决定是习近平做出的。
特朗普周三表示，中国之所以撤回此前承诺，是因为中国人希望等拜登（Joe Biden）或其他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后重新谈判。
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拜登最近宣布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周拜登在一次拉票集会中针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表示，中国人“不坏”，“不是美国的对手”。
“中国人想来抢我们的午饭吗？”“拜托，他们连自己体制的腐败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拜登当时表示。
中国与特朗普的盘算
根据媒体披露，过去十轮谈判中，两国已经在金融、汽车、农产品等领域的开放方面接近达成一致。美国也已经分别在今年一月及三月两次暂缓向中国加征关税。
“中国可能因此认为美国对关税的态度有摇摆空间，”马志昂说。“这或许会让中国对关税问题的态度不再那么认真，这是很严重的失算。”
马志昂还称，中国在执行贸易承诺上的诚意一直让美国人存疑，因此美国不断促使中国拿出可验证的执行机制。“在中国有意拖延的情况下，美国失去耐心也在情理之中。”
而纪沫认为，最后关头发生变化，责任并非只在中国。“这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行为，”她说。“从去年3月到现在，中国在整个贸易摩擦和加征关税的谈判过程中，十分克制”，“我们认为是美方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中国不得不进行修改。”
她表示，接下来的谈判进展已经不再取决于美国贸易代表团，而在于特朗普本人，“取决于特朗普多大程度上受美国鹰派影响，以及多大程度受本国选举的影响。”
中美从此“边打边谈”？
美国时间5月8日下午，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准备参加9日-10日举行的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称，刘鹤赴美“展现了中方负责任的态度和推动磋商的诚意”。
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这是一场“鸿门宴”。“中国仍想达成协议，美国同样也很想达成，但双方就是迈不过最后的分歧”，文章称。“看来中美都做好了从所谓‘休战谈判’转入‘边打边谈’状态的思想准备。”
刘鹤此次访问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天，且未以“习近平特使”头衔前往。马志昂认为，要想阻止美国在谈判中间征收关税，中国必须要拿出更大诚意，做出较大让步。
“这需要一些可操作和可见的东西，比如承诺大幅开放市场准入，还要有可验证的时间表。也可能会需要中国立即购买美国商品，中国每轮谈判都曾在这方面做出承诺，但实际做到的很少。”
“最终会涉及的条件可能会让中国民众非常难以接受，但中国已经把自己逼到了这个角落，面临的选项十分有限。”
纪沫认为，目前中方单方面让步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中方不可能在美国大棒棒喝之下接受任何非理性的要求以及苛刻的条件，中国不会做这样的妥协和让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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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个富豪花650万美元送女儿进斯坦福的事，成了大新闻。
为了上学能砸650万美元？啥家庭啊？家里有矿吗？
这个富豪叫赵涛，是“步长制药”的老板，山东省的首富。
这位富豪发家的经历也很简单，就是靠卖药卖成了山东省首富。
步长制药光去年一年，就有136.6亿元的营收。
啥药这么厉害？仙丹呐？
他卖的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叫“脑心通”。
在他们自己广告里，这药能一直追溯到神农尝百草，秦灭六国。
还是药王孙思邈的传人们搞出来的：
脑心通最大的功效是益气活血、化瘀通络，听上去很简单。
但是赵步长有一个惊天大发现——人之所以有各种病，就是因为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乃万病之源”！
所以只要活血，这些病就统统不存在了。
所以脑心通=包治百病。
而脑心通之所以能活血，就是因为他的主要成分是蚯蚓，“蚯蚓会钻洞，非常能疏通”。
这么扯淡的药，真的有人买吗？
有啊，脑心通年销售近30亿，无数人把脑心通当成了特效药。
赵老板的女儿赵思雨，是被中国老百姓一盒盒脑心通胶囊送进斯坦福的。
不过，在今年3月的美国名校舞弊案里，这种花钱走中介上名校的，全都被揪了出来。
赵老板的女儿也不例外。而且，在所有塞钱上名校的人里面，他的650万美元是最多的。
媒体曝光了这件事之后，赵老板家人出来喊冤了。
赵思雨的母亲在媒体上大呼：我们是被中介误导了！我的女儿是受害者！
我忍不住想帮那个中介说句公道话。
人家中介收了钱，好歹是真的帮您女儿上了斯坦福的，您家卖的脑心通，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骗钱。
你骗过的中国消费者才是受害者，你不算。
其实，在中国，赵老板这种人还不少。
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忙着做产品、研发，只为有一天，能亲眼见证中国的崛起和复兴。
但是，这片土地上还有赵老板为代表的一群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挖空心思忙着钻法律的空子，忽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只为搜刮掉老百姓的钱财，塞满自己的钱包。
1
1987年，气功大师严新公开宣布，自己刚用意念拦了一颗原子弹！
而且，大师不光拦了，还专门写了篇论文，详细解释了“徒手接原子弹”的原理。
现在的人只会对气功嗤之以鼻，但在当时的中国，气功几乎是全民热潮。
当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叫张震寰，他一看论文，就火速请严大师来北京，共商“国防大计”。
拦了原子弹的严大师很争气，居然拿到了6万的“科研经费”，一口气写了6篇论文，还全部发了SCI。
有了“成果”，严大师待遇也提高了，住上了大房子，出入有专车。
没多久，严大师还被请去美国讲课，跟美国总统克林顿、老布什合影。
美国总统们这么热情，大概是想让大师把徒手拦下的原子弹还给他们吧，毕竟造一颗原子弹挺费钱的。
在整个80年代，气功大师在全国都是横着走的，因为全国人民都相信，练气功不仅能延年益寿，还能像严大师一样无所不能。
你在那会去公园，看到有人四仰八叉躺着，手里像赶蚊子一样疯狂比划，不用问，九成九是在练气功的。
当然，和后来所有的骗子一样，严大师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他写气功论文的最终目的还是骗钱。
老百姓都想学神奇的气功延年益寿，但是很多人资质不行，比不得严大师，没有办法自己吸收宇宙能量练气功。
不过，严大师很贴心，哪怕你是刚入门的学员，只要买了大师的“信息锅”，往脑袋上一扣，就能自动集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
等你在脑门上扣了几天锅以后，就可以练高级的蛤蟆气功了。
练的时候重心前倾，双手伸出两指，两脚站桩，凝神聚气。
宛如欧阳锋在世。
没有人具体统计过，那个年代到底多少人练过气功。
但是，严新等人搞的《中国气功科学》杂志，总销量长期排行全国第一。
但凡跟气功沾点边的人，都能鸡犬升天。
一个二流气功师张宏堡，光手下的员工就有10万人。严新这种级别的大师，一年有800万学员报名。
不过，严大师理论搞得不错，桃李满天下，但实操却从来没成功过。
两弹元勋邓稼先病危时，严新就说自己能治，还每天在阳台对着邓老的病房拱手发功。
尴尬的是，因为消息保密，严大师不知道邓老逝世，在邓老走后一星期，严大师依然在坚持每天发功，还跟别人说：“邓老病情在好转”。
严大师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1993年，他在出访美国时突然溜走，从此在国外隐姓埋名，低调生活。
不得不说严大师走得很是时候，因为中国的电视慢慢普及了。
在以前，气功大师表演的时候，顶多也就十几个人看，他们水平如何，大多数百姓只能道听途说，无法亲自验证。
但是自从电视台拉大师们上电视以后，怎么发功的都有录像，全国几亿人的眼睛盯着，很容易就露馅了。
1995年，气功大师张宝胜在北京电视台的演播室“发功”时，被发现道具做了手脚。
那天，张宝胜借口上厕所，从后门飞奔溜走，电视台的保安都赞叹不已：“大师就是大师，跑得就是比凡人快。”
同年，号称“隔空治癌症”的大师田瑞生死于癌症。
新闻一出来，当天就有8万学员要求退钱。
自称“少林气功传人”的大师沈昌，2001年因为诈骗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号称精通少林72绝技的沈大师，总被狱友打得抱头鼠窜。
大概他狱友是张无忌吧。
电视机终结了气功大师们的神话，他们纷纷销声匿迹。
不过，气功大师们虽然没了，但韭菜们还在。
新一批的骗子们摩拳擦掌，等着开创电视机时代的神话。
2
2007年的时候，一则名为“金坷垃”的化肥广告火遍大江南北。
广告内容是这样的：日本人和非洲黑叔叔打了起来，只为了从美国佬手中抢夺上帝恩赐“金坷垃”！
非洲农业不发达，必须要有金坷垃！日本资源太缺乏，必须要有金坷垃！
非洲友人操着“非洲普通话”，卖力地介绍着金坷垃：“肥料掺了金坷垃，不流失，不蒸发。”
旁边的小胡子日本人不干了，立刻开抢金坷垃。
你没讲到点子上，肥料掺了金坷垃，能吸收2米以下氮磷钾！
只要有了金坷垃，日本的粮食再也不向美国进口了！
美国想了一下，小鬼子真不傻，金坷垃给了他，小麦亩产1800，日本农业要赶超美国了啊！
必须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对日本封锁金坷垃！
美国只要守住金坷垃，就能把日本永远踩在脚底下！
金坷垃的配方与核武器、超电磁炮一起，并列为美国最高机密！
金坷垃还请了地表最强代言人“威廉伯爵”，享有与美国总统同等荣誉。
金坷垃的发明者麻林涛博士，是“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的副主席
金坷垃还在中国斩获多重大奖，直到现在你还能查到一份2002年的报道：
麻博士编织出的金坷垃的神话，骗了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伯伯。
就凭着这么一条搞笑的广告，麻博士一度开了10家公司，账面资产数千万，成了响当当的“财富名人”，“生物肥王”。
然而，记者很快就发现，联合国压根没有“世界和平基金会”。
广告中的“美国商人”，真实身份是个英国人。
而那个威廉伯爵，是所有土味广告上的常客，他卖完金坷垃就去治疗前列腺，抽个空还要去房地产开盘盛典上走穴，最后还要推销一把热水器。
可是，金坷垃的骗局被拆穿以后，麻博士并没有受到什么伤筋动骨的处罚。
他换了一个马甲，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个叫“麻博士”的化肥品牌，搞了个网站，依然在公开销售什么“微生物化肥”。
麻博士改不了自己的本性，在他现在的官网上，堂而皇之地写着自己新化肥的战绩：覆盖20多个省市，上亿亩农田100多种作物。
麻博士是看准了，他就专跟老实的农民伯伯们过不去。
金坷垃事件不是孤立，它是那个电视广告群魔乱舞时代的缩影。
这些电视广告其实和大师们的气功一样，他们全都找准了老百姓的痛点，用极其夸张的表演告诉你，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吃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比如“只要99，苹果手机任你拥有”。
比如只要体验这款黑科技纳米聚拢内衣三分钟，当场让你的胸围升一个cup。
比如甭管什么糖尿病，冠心病，脑血栓，在老戏骨中医“祖传秘方”面前，都坚持不了三分钟。
就连多年瘫痪坐轮椅的人，吃了他们的神药，下周就能站起来走两步！
华佗看了沉默，扁鹊看了流泪！
90后在电视机前看着这些广告的时候，九成九会觉得这些广告就是瞎掰。
但是，在2012年，中国电视购物市场规模达到了惊人的578.3亿元，从事电视购物的运营商超过150家，电视购物会员人数更是突破7500万人！
上当的大有人在。
80后、90后的年轻人，深知自己的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经历，厌恶了电视、直销那种浮夸推销的年轻人，表示自己绝不上当！
3
但是现实总是会无情地打脸。
现在网红们带货的路子，其实和当年的电视购物一毛一样。但是买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比如现在带货最厉害的李佳琦。
他坐拥几百万教众，甭管是什么色号，甭管是什么牌子，只要是这位兄弟带的货，就没有卖不出去的，他直播5分钟，就能卖出1万5千根口红。
他的带货口头禅基本是这样的：
“Oh my god！” “天呐，这口红也太好看了吧！” “买买买，必须买！”
总而言之一个要点：演技要夸张，神态要吃惊，越是大喊大叫越显得带得货厉害。
如此顺滑的口红，竟然只要200多？！！买它！
小助理披头散发为大家抢到限量供应的，只有50份，下次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快快快！
今年妇女节，李佳琦在淘宝上的直播，观看量到达了18.93万，成交23000单，成交金额353万。
很快，有一位小朋友模仿李佳琦带货的视频，一下子冲上了热搜。
“今天给大家种草的是号称色号最全的订书机。这家公司历史非常悠久，离百年老店只差九十九年。熬夜黑，非洲黑森林，写真feel，学霸必买，好看到无法呼吸。”
“哇哦！剧毒蓝，天哪！上头了！好好看呐！上流社会的感觉，王子才能驾驭的颜色，amazing！西班牙顶级设计师Mr.Sitdown Please 量身订造。”
“接下来厉害了，全球限量，小助理披头散发为大家抢到减肥胶带！色号12315，上火黄。浮夸，乡村，田园风，拉开以后，皇帝的新装色，颜色百搭不挑人，太透亮了吧！OMG！”
大家不得不佩服的是，这孩子学得真是神似，人家李佳琦带货的诀窍就是这些。
大家更佩服的是，其实李佳琦和当年电视购物上的演员们的演技一样拙劣，但是他就是能奏效。
方法还是同样的方法，就是被割的韭菜换了一批。
更扎心的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买的口红、面膜好歹有点用，和当年父母们买没有的保健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而不幸的是，2018年的双11，保健品已经成了进口商品中销售量第一名。
最可怕的是，80后、90后朋友们是主力。
根据各大网购平台的数据显示，21.9% 的90后长期使用保健品，47.9% 的90后偶尔使用保健品。
完全不用保健品的仅仅只有 3.9%！
今天还在担心爸妈有没有被权健欺骗的人，一回头，自己就买了褪黑素、葡萄籽、黑枸杞。
我们以为气功大师和电视购物，只是忽悠了一群傻子，但其实，商家们是找准了各个人群最本质的焦虑。
跟老人说长寿，跟孩子说益脑，跟女人说美容，跟男人说壮阳……等等等等
这个时代一样不例外。
年轻人经常熬夜身体不好，但是年轻人又拒绝不了熬夜的诱惑。
那商家就告诉你，用了我的保健品，熬夜带来的不健康就不存在啦。
于是，90后们是一边熬夜一边养生，一边作死一边保健。
吃完辣条喝凉茶，泡完夜店去夜跑。
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熬夜敷面膜，蹦迪穿护膝！
90后们自嘲为“朋克养生”：
让年轻人们无可奈何的事实是，在工作又忙又累的现在，和坚持好的生活习惯相比，吃保健品容易多了。
除了化妆品和保健品，年轻人还对未来感到迷茫，普遍拥有焦虑感，害怕自己以后一事无成。
于是，商家们对症下药，2016年，知识付费迅速兴起，各种资本大量注入，知乎、网易、喜马拉雅，各大平台逐鹿中原。
你不是焦虑自己没有知识吗？那我就卖给你知识！
其中，一项课程《咪蒙教你月入5万》脱颖而出，吸引无数人目光。
问这个世界上，谁不想一夜暴富，谁不想躺着数钱？
于是，这门课上线仅仅3小时，就卖出了2万份！
但真正学完了月入5万的人有多少呢？
反而咪蒙是靠着这课，大赚一笔。
学完就一夜暴富的课程，和气功大师说学完就延年益寿的气功，也没有本质区别。
网红主播们是这个时代的王者。
根据《2019年淘宝直播生态发展趋势报告》，2018年双十一开启之后的两个小时，淘宝主播一姐薇娅的直播销售额，就达到了2.67亿。
知识付费产业从诞生以来，短短几年时间产值就膨胀到49.1亿，到2020年还将增长到235亿。
他们创造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面膜面霜精华乳，手机手表电子烟；口红眼线粉底液，游戏手办运动鞋。
韭菜是一茬接一茬，永远都割不完的。
一切都会过去，唯有韭菜永生。
乌鸦上尉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乌鸦上尉（ID：CaptainW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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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人民网：金坷垃系列生物肥正式投产
环球网：独家揭露“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骗局 联合国将采取法律行动
腾讯网：金坷垃背后，麻林涛和他的肥料帝国
搜狐网：《图说历史：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到底有多疯狂？》
Vista 看天下：《网红忽悠你买东西的样子，像极了10年前的电视购物》
——————————————————
另附：
原作者在文章末尾提到：如需转载，请后台留言。
关于【转载】，有必要先说明一下——
一来，俺【没有】微信帐号；
二来，就算俺有微信帐号，以本人的身份（朝廷的死对头，网监部门的眼中钉），俺也不可能去“后台留言”。
如果原作者能看到这段，希望能谅解。
★俺的点评
转载结束，简单聊几句。
◇你在乎的东西，会成为你的弱点
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跟老人说长寿，跟孩子说益脑，跟女人说美容，跟男人说壮阳……
这些忽悠瞄准的是不同人群的【痛点】，所以非常容易奏效。
你的痛点，很可能也会成为你的弱点。（你的防御机制会在这个点被突破）
◇关于“速成”的忽悠
俺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伙儿——凡是宣称【速成】的东东（不论是哪个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忽悠】（极少有例外）。
因为咱们天朝盛行【急功近利】的风气，以【速成】幌子进行忽悠，总能骗到大部分人。
引申阅读：
《为啥急功近利反而赚不到钱——给拜金主义者的忠告》
《成功学批判——简述其危害性及各种谬误》
几个不同维度的相互影响
今天转载的这篇讲的是“智商税”，很多读者就只想到“经济/财务”这个维度。
俺要提醒一下，如下这几个维度，会相互影响。
思维能力
性格和心态
时间自由度
财务自由度
经常被收智商税的人，这几个维度之间会形成【负面正反馈】的相互影响，导致你陷入某种恶性循环，比如说——
1. 当你把时间花在【劣质媒体】（比如：娱乐新闻、SNS、网络小说），不光是浪费了你的时间，还导致了“心理舒适区的【成瘾性】”；（关于这种“成瘾性”，参见前不久的博文：《为什么独立思考这么难？——谈谈心理学的成因，并分享俺的经验》）
2. 陷入【心理舒适区】，显然会影响到你的“时间自由度”；
3. 你越是陷入【心理舒适区】，你就越不可能静下心来阅读好的书籍，你的思维能力也就更加得不到提升；（需要你进行深入思考的书籍，也就需要你离开“心理舒适区”）
4. 你的思维能力越差，你就越容易被忽悠（智商税）；
5. 你的思维能力越差，你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也会受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到你的“财务自由度”；
6. 当你的“财务自由度”下降了之后，你会变得更焦虑，于是又影响了你的“性格、心态”；
……
引申阅读：
“智商税”与【996怪圈】的关系
前不久写了一篇《“996工作制”只不过是【劫贫济富】的缩影——“马云奇葩言论”随想》，其中提到了【996怪圈】。
如何跳出这个怪圈？俺会抽空写【几篇】博文（一篇博文可能讲不完）
今天借此机会，先顺便聊几句：
越容易被征收“智商税”的人，也越容易陷入“996怪圈”；反之亦然。
如果你觉得自己陷入了“996怪圈”，你应该先反思一下——自己对“智商税”的抵抗力有多高？
这篇《中国智商税简史》提到不同年代的几类忽悠，都是面向大众滴（大众式忽悠）。而在公司里面，老板对你的忽悠，通常是很有针对性的【定向忽悠】。如果你连“大众式忽悠”都无法抵御，你又如何能抵御“定向忽悠”捏？
关于“科普”
像“气功、虚假保健品”之类的忽悠，影响如此之广，其中一个原因是——被忽悠的人缺乏科学方面的【常识】。
不信你去问身边的人，很多人连“判定科学的依据”都搞不清楚。
引申阅读：《科学是什么？——兼谈“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和一些常见谬误》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为什么独立思考这么难？——谈谈心理学的成因，并分享俺的经验》
《成功学批判——简述其危害性及各种谬误》
《为啥急功近利反而赚不到钱——给拜金主义者的忠告》
《德鲁克谈【自我管理】——＜哈佛商业评论＞最受欢迎文章》
《聊聊洗脑和脑残——分析“脑残的起源”和“脑残的觉醒”》
《科学是什么？——兼谈“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和一些常见谬误》
《“996工作制”只不过是【劫贫济富】的缩影——“马云奇葩言论”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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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按：本文已经被删除。
朋友圈里又有一人失联了，就是这篇旧文中所报道的主人公李大君。
底层包工头生存现状：极端归宿是自杀和杀人
据悉，李大君在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冷泉村的希望社区办公室今天上午遭到警方查抄，其妻周丽娟当着老人和一岁幼女的面被带走。同时被带走有电脑、硬盘等物品。其他社区工作人员在现场遭到隔离询问，涉及是否有外籍人士及香港人台湾人来往，社区经费从何而来，是否有颠覆国家言论等等。并警告这些社区工作者知情不报亦有罪。
李大君当时外出不在办公室，但至今仍然未归并联系不上，因此无法确认他本人是否也已遭到拘捕。警方将其妻周丽娟带走时也未留下什么法律文书，所以尚不清楚对她是一般性传唤还是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更不知道办案的具体是哪个部门。
冷泉希望社区全称为“十分关爱冷泉村青少年希望社区”，创建于2011年9月24日。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香港十分关爱基金会和施永青基金捐助，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支持，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实施，旨在服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公益项目。它位于于北京著名的外来人口聚居区海淀区西北旺镇冷泉村，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服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第一个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
作为冷泉希望社区的主要负责人，今年38岁的职业社会工作师李大君从2011年起，就跟他服务的农民工们一起居住在这个北京城边村。他在大学毕业后一直致力于环保、乡建和农民工维权等社会公益事业，先后供担任过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拉市海项目官员、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农民工项目统筹、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长期关注和参与一线劳动者的教育与组织工作。其中包括尘肺病工人的救助工作。几天前，他还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辗转一千七百多公里，从北京颠簸到湖北桑植，为那里大山深处饱受伤痛折磨的尘肺病工人送去捐款。
2012年，李大君曾发布了一个关于工伤的《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后来得到全国政协主要领导的批示，推动了建筑工人工伤保险条例的落实。2015年，他写的调研报告《非京籍母亲的来信——要多少“证明”才能让我的孩子入学》使得几万名入学困难的非京籍学龄儿童得以入学，至少在小学阶段避免了沦为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分离之苦。
周丽娟是李大君志同道合的伴侣，一直协助他从事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
希望大君和他妻子平安！更希望一直关爱打工者子女的这对年轻志愿者也能尽快回到家中，关爱自己那一个一岁、一个六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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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死囚和一部法律的诞生
文 | 罗洁琪
1
这是第三次，张媛决定把灯打开。灯亮了，趴在她身上的男人急忙翻下床，跪在地上，向她求饶。他说，是她的丈夫半夜输了钱，让他来睡她抵债的。
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前两次的男人是谁，张媛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在她熟睡时，用钥匙开了门，摸黑进来，爬上床和她发生性关系。她才新婚三个月，对丈夫的身体还不熟悉。那是1998年前后，在河北的农村，还不流行婚前同居。第一次，她以为是丈夫。过了一段时间，又有男人深夜进来，好像和上次不同，她开始感觉到异样。
丈夫嗜赌如命，是河北省一个化工企业老板的儿子，纵然如此，也不够钱挥霍。他深夜赌钱，彻夜不归。张媛害怕，就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把剪刀。
第四次，她确认了，是她丈夫。她问，“前几次是谁？”他回答，是赢了钱的人。丈夫强行要跟她发生关系，愤怒、屈辱的张媛极力反抗，混乱中拿起了剪刀，尖刃划破了她丈夫的动脉，血流如注。急救车赶过来时，男人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
几个月之后，全国妇联维权处处长徐维华的办公电话突然响起，国务院妇儿工委的一个领导说，“维华，河北发生了一个丈夫强暴妻子，反被妻子杀死的案子，原因很复杂”，她指的就是张媛一案，那时，一审法院已判处张媛死刑立即执行。简单讲述了案情，领导叮嘱，“那个妇女太冤了，你看看，我们怎么样为她发声，能让法院枪下留人？”
了解了案情之后，徐维华判断，“丈夫把老婆当筹码，找人强暴自己的老婆，就是严重的性暴力！”张媛既是杀夫案的被告，也是强奸案的受害者。如果撇开强奸案，单独审理杀夫案，就无法查明事实真相，更加不能适用死刑。
徐维华将张媛亲属给妇联的求助信和材料分别转给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她提出“请查清案发原因，背后真相，根据案件具体事实，若亲属反映属实，应慎用死刑”的要求。同时，她联系了最高法的刑庭法官，积极地表达全国妇联对这个案子的关切。她认为，妇联虽然是权力边缘部门，可是嘴巴还是很厉害的，就是给各个部门做协调工作。“积极发声”——这是徐维华的口头禅。
她发现，张媛婚内遭受性暴力而杀死丈夫，一、二的判决显然对杀夫案的关键因素没有彻查清楚，认定事实有误，量刑失当。于是，她继续和最高法的法官沟通，请求慎用死刑。2007年以前，死刑复核权还在省高级法院，尚未回归最高法院。最高法的一个法官对徐维华表示，一定向河北高院转述妇联的关切，在案件报备的过程中，最高法会尽职依法。
在二审判决前，徐维华要去香港参加一个会议。她特意给最高法的那个法官打电话解释，“等回来再继续联系”。7天后，电话再接通，张媛已经被执行了死刑。死的时候，新婚不足一年。
“她是被冤死的，她的在天之灵，不会放过那些人”，2009年春天，张媛去世20年后，徐维华仍然叹息，“每次想起她们，都于心不忍”。
“她们”，是徐维华在全国妇联工作时协调过的几个家暴受害者，她们都曾像张媛一样反抗，最后也都成为死囚。徐维华多次想枪下救人，然而，失败居多。她说，“那个年代，很多公检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常识几乎为零，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受虐妇女综合征”。
2
徐维华今年70岁，短发花白，精干爽朗。她穿浅蓝色牛仔裤，休闲的T恤和夹克。她喜欢背着双肩包上班，笑容温暖，有很强的亲和力，举手投足之间，常常带着对旁人的关切。
徐维华学法律出身，曾经当过警察，也做过高校里的法学教师。1983年，她调入全国妇联维权处，在那里工作了20年。她说，妇女的困境给予了妇联以使命，为妇女工作，既是幸运，也是命运。
妇联的工作，说得最多的是保护妇女的安全和健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妇联组织起草《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出台。在立法者的眼里，家庭暴力并不是紧迫的妇女困境。那部法律对家庭暴力，只用了几个条文进行宣示性立法，即禁止、预防和制止家暴，连家庭暴力的定义都没解释，更加没有规定救助措施，证据规则和对施暴者的限制等。受虐妇女的心理创伤，更是一片被忽略的空白。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改变了很多妇女权益研究者对家暴的理解，包括徐维华在内。
会议很隆重，参会人士来自189个国家，将近6000名的政府代表，约5300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召开了数千个分论坛。盛况空前，人头攒动，各种肤色的面孔都有，在众多论坛中，徐维华被安排去了一个关于维护妇女权益的论坛。
会务组严格控制人数，参加论坛的都是重要的专家，还有顶尖的律师，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郭建梅在会议上采访，听了希拉里的演讲，旁观了与会者的讨论，被议题的人权魅力深深吸引。参会者交流着各自国家妇女的境况，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这个名词和相关理念，从那次会议开始流入了中国。
中国传统的思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甚至在当下，很多判决书里仍把家庭暴力表述为“家庭纠纷”。在那次会议上，徐维华听到一种声音：家庭暴力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它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家务事，而是需要公权力介入的人权问题，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
世界妇女大会以后，全国妇联和国外的机构合作调研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家庭暴力。结果让人惊讶，在离婚案件中，有超过30%的婚姻存在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调查问卷覆盖有限，徐维华认为，实际数量肯定会大得多。
“培训是第一位的”——这是全国妇联的第一个反应。她们开展了关于反家庭暴力的培训。医务人员、基层妇联干部、公检法人员、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婚姻登记处的人员，是接触受家暴妇女的一线人员，被列为重点培训对象。
那是中国反家暴的启蒙期。几乎所有妇女问题研究者都知道，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民间组织——“反对家庭暴力网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公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妇女报》等都是这个网络的会员，还有很多学者、律师和社工等个人会员。那是一个富有热情和行动力的反家暴社区。世界妇女大会结束后，第三个月，郭建梅就从杂志社辞职，筹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开展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免费为弱势妇女代理案件。从1996年开始，徐维华在业余时间支持郭建梅，一起合作。2003年，54岁的时候，她提前从全国妇联退休，去了反家暴网络担任办公室主任，为重大的反家暴个案提供法律援助，组织各类培训。
一年半之后，她应邀去了郭建梅创立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她还成立了北京徐维华律师事务所，以律师的身份代理案件。
俩人既是故友，也是旧同事，郭建梅曾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她们多次合作办案，最惊险的，是为四川受虐妇女李彦杀夫分尸案做辩护。
徐维华在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讲述曾经代理过的以暴制暴案件。摄影：罗洁琪
3
2012年，死囚李彦命悬一线。
李彦生于1971年。2009年3月，她和谭勇结婚，俩人都曾住在安岳县蚕桑局的宿舍楼里，相识多年。李彦是再婚，她有一个孩子，在寄宿学校读书。谭勇比她大几岁，曾离婚三次，有两个儿子。很多邻居对李彦说，三个老婆都是被他打跑的，他品性不好，脾气烈。
可是，李彦觉得他好，前夫长年无业，也不干家务活，她想找一个比自己大的人，懂得照顾自己。谭勇在追求她时，常常买菜做饭，甜言蜜语，说他也四十多岁了，坏毛病早就改了，以后会对她好。李彦的父母和姐弟都不同意，父亲更是气得要断绝关系。李彦一意孤行，相信了谭勇，结婚时，还向亲友借了两万多块钱，和谭勇一起买房买车，让他开车营生。一个老邻居说，她是“睁眼跳下了崖”。
婚后三个月，她回娘家，在同一个宿舍区的对面楼。妈妈发现了她身上的伤痕，就去了谭勇的父母家，希望能劝谭勇改掉打人的脾气。谭勇记恨，从那以后，不让李彦回娘家，也不让接娘家人的电话。
2010年6月5日，李彦在日记里写着：“今天是五月初四，也就是端午节的头天晚上。妈打电话叫我到她那边拿几个粽子。洗完碗后，我对谭勇说，去妈妈那里拿粽子，20分钟就回来。他没开腔。回来后，他大骂。我解释几句，招来又是一顿毒打，打得血像滴屋檐水一样。我赶紧跳下床，他还是继续打，一点不手软。鼻血往下滴，嘴巴里也一口口往外吐。这就是我的生活。”
在日记里，她隐去了一些觉得羞辱的事情。殴打后，常常在她脸上还滴血的时候，谭勇就强迫她发生性关系。
谭勇还限制李彦和其他人的交往，每个月只给20元的电话费，包括了月租。只要谭勇在场，李彦都不敢谈电话，匆匆两句就挂断。
婚前，李彦帮姨妈经营一个小卖部，有收入。婚后，谭勇就不允许她出去干活了。谭勇一般只给100元的家庭生活费，无论买什么东西，哪怕一根葱，李彦都必须记账。账不对，就遭来拳打脚踢。有一次，她买了超市的打折内裤，两条不到30块钱，谭勇拽着她的头发就往墙上撞。打了之后，把她关在阳台上，不让吃饭。这样的打骂越来越频繁，每个月都有几次，都是发生在夜里。有时候，邻居会看到李彦整夜地躺在楼梯前的走廊上。尽管她的妈妈就住在对面楼，她从来不敢回去。
李彦爱面子，不想被别人笑话，觉得再婚不容易，凑合过日子就是。
2010年8月的一个下午，李彦在隔壁邻居家里打麻将，谭勇突然出现。在众目睽睽下，抓起李彦的头发，往家里拽，用力很大，头发被扯掉很多，膝盖也磨掉了一大块皮，鲜血直流。邻居们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还有李彦喊天叫地的求救。楼上的老职工听到了，对谭勇的侄子说，“快下去，下面出事了”。谭勇的侄子下了楼梯，在门口想进去拉架，被谭勇推出去，把门关上。另一个邻居就想从后门进去，被谭勇一脚踢在腰上。最后，谭勇还把李彦的东西往楼下摔。
李彦和她的妈妈都曾找过社区干部反映情况，对方建议她们找妇联。
安岳县妇联接待的记录显示：2010年8月3日，李彦到妇联反映，结婚一年多，遭毒打，想离婚， 谭勇性格偏执，不听人劝。婚前共同买的房子，在亲戚那里借了2万多元。妇联建议：找社区干部或者最信任的亲朋戚友，做一些劝导工作。保留好家暴的相关证据，以备起诉离婚时用。
安岳县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显示：2010年8月10日22时32分，李到派出所反映，当晚被丈夫打了，并且说，谭勇经常打她，有家庭暴力。派出所建议：向妇联反映。如果确实无法在一起生活，可向法院起诉离婚。
从社区到妇联，从妇联到派出所，派出所把皮球踢回妇联，妇联又把皮球踢回了社区。社区干部对李彦妈妈说，谭勇太厉害了，怕他以后找上门来，还是去找妇联吧。由始至终，没有一个机构曾上门找谭勇进行过训诫。没有反抗，也没有公权力的约束和惩罚，谭勇继续肆无忌惮。
既然派出所建议去司法局，于是，李彦就找好朋友陪她去过一次司法局，司法局的人说，“要结婚两年后才能离婚”。李彦觉得无望，就求谭勇离婚，给她一条生路。俩人协议离婚，谭勇要面包车，负责偿还15500元的家庭债务；李彦要房，负责25000元的债务。次日，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时，谭勇反悔了，并且威胁她，“如果再提离婚，就让你家破人亡”。
李彦害怕，再也不敢提出离婚了。不过，从那以后，李彦也开始留心保留家庭暴力的证据。2010年8月2日晚和10日晚上，李彦被殴打后都去照相馆拍了照片。照片显示，头、颈部有数处长达数公分的瘀紫伤痕。
偶尔，她还悄悄地写日记。“我心里很乱，也很矛盾……别人都说我变了，我变得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像一个囚犯，没有一丁点自由。处处小心，还要被监视……我好想坐下来心平气静和你商量沟通，我想绝对没有好结果，讨来的保证是一顿饱餐暴打….过二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不愿让我的姐姐、弟、女儿看到满身伤痕的我，给我留一点点面子和尊严。”李彦在2010年的中秋前夕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字迹清秀。至于谭勇对她的性暴力，哪怕在日记里，她也只字不提。
谭勇严格控制李彦的人身行为，自己却在外面沾花惹草。有一天，有人告诉李彦，谭勇和一个女人在茶楼幽会。她很生气地打车过去，却被谭勇带回家。他问，刚才是用哪个手指着那个女人？李彦说，是左手。他再问，是哪个指头。李彦伸出了左手中指。谭勇站在李彦的左侧，右手拿起菜刀，一刀把她左中指剁掉一节。在医院包扎时，医生说可以去成都的医院接指，谭勇不同意。
谭勇要求李彦对外人说，手指是砍猪脚的时候砍掉的。断掉的那节手指装在一个小瓶子，用福尔马林浸泡着，在一个鞋盒里，和她的日记本一起藏在阳台的杂物堆。
李彦的日记。在侦查期间，她回答审讯时也说，是爱谭勇的，二婚不容易，盼望着好好过日子。 摄影：罗洁琪
李彦的日记。她的母亲就在对面楼，但是谭勇常常禁止她回娘家。摄影：罗洁琪
李彦的日记。一审、二审法院认为，日记的内容只是“家庭纠纷”。摄影：罗洁琪
李彦的日记。她曾经想过起诉离婚，离开谭勇，终究不敢。摄影：罗洁琪
李彦的日常开销账本。谭勇每次给100元，若账本对不上，就会拳打脚踢。这些经济控制，是家庭暴力的一种，一审、二审法院仍然认为，只是“家庭纠纷”。摄影：罗洁琪
4
谭勇以前是开面包车的司机，有几个兄弟姐妹，妹妹在当地的报社工作，妹夫在政法部门。他和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在解放军某个部队服役。李彦认为，在当地，他们家算是有势力的家庭。
2010年9月左右，谭勇在安岳县柠都新城二期工地监管工人施工，李彦在旁边开了一个小卖部。虽然他们买了婚房，为了方便经营，就住在工地旁边简陋的平房里。一个木板床，放着棉絮，厨房里架起一块板，放着锅碗瓢盆和一口高压锅。每天晚上，李彦会用高压锅烧好开水，第二天一早，工人买方便面时要用。
11月3日的傍晚，谭勇的工友黄某来了小卖部，对李彦说，今晚多做一份饭，还有个工友要去吃饭。当晚，谭勇在看工人浇灌混凝土，黄某也告诉他了。深夜12点多，李彦在厨房洗碗，喝得醉醺醺的谭勇把花生米放在她头上的窗户，用气枪对着瞄准。李彦叫他不要在那里打，会打到她的脑壳。
谭勇说，“不打你的脑壳，就打你的屁股”，用枪对着李彦的屁股上。李彦哭着求他，他笑着走开。洗完碗，李彦用盆子打了洗脸水，蹲下来伺候谭勇洗脚。他坐在床边上弄枪，逼问李彦和黄某是什么关系。李彦回答，“你的老婆是啥样子的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老子骂你几句，你还犟嘴”，谭勇一脚踢在李彦的左侧大腿上，再用枪管使劲砸李彦的右脚大拇指。
李彦痛得尖叫起来，“你不是要打吗？晚点我用棒棒跟你打。”
“你打嘛，你打嘛”，谭勇说。
“我打了哦”，李彦顺手拿起床边地上放的枪管，就砸向了谭勇的后脑勺。他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李彦害怕他万一站起来，会继续毒打她，就又补了一棒。这次，脑袋流血了，她慌忙用床上的被子捂着伤口，用枕头垫高。谭勇全身抽搐了几下，几分钟后就没反应了。
她呆坐在旁边的地上，不知道过了多久，她事后回忆说，“整个人都蒙了，大脑一片空白”。
她曾想过报案，又怕报案后对自己不利，就想把尸体弄出埋了。可是，尸体太重了，她弄不动，就想到了分成几部分，再拉出去。她把谭勇的头砍下来，觉得面部表情很吓人，就赶紧把头放进了旁边的高压锅里，随手还合上了盖子。锅里有开水，是她为第二天准备的。天快亮了，才分解完。把东西堆进脚盆里，用纸板盖住，冲洗了厨房，再简单整理了房间。天亮了，有人来买东西，她就把门打开，开始营业。
上午，她把谭勇的衣服和家里的血都洗了，坐在门口绣十字绣。她平时很少有笑容，没什么表情，所以，当天小卖部的客人都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下午，她想着回蚕商局宿舍拿拖鞋，就把谭勇的内脏和生殖器官用一个塑料口袋装着，打了一个三轮车回去。找不到地方扔，就丢到公共厕所里。
她心里非常恐惧，很想想找个人说一说，问问应该怎么办。她想起了老朋友杨，他曾进去过看守所。她认为，可能他会懂。她先去给手机充了值，下午两点多打通了电话，叫他来安岳县。在电话里，她没解释原因，只是叮嘱他，到了以后，用路边公共电话回复给她。晚上9点左右，杨租了一辆面包车来到工地旁边的柠都大道，李彦在路口等他。
上了杨的车，李彦说，“我把谭二娃杀了。”他问原因，李彦只是沉默。
杨说，快去自首。她还是不说话。
杨说，那我去报案。
“你随便嘛”，说完，她下车走了。
等到夜里过了12点，警察还没上门。谭勇被砍下的肢体和肉块已经洗过，放进了三个白色编织袋。李彦一个人呆在屋里，觉得很害怕，决定用竹篼一点点地背出去。
公安系统在不同路段的天网监控视频显示：2010年11月5日凌晨12点多，四周静寂，昏暗的路灯照着砂石道路，旁边是工地的吊机。李彦背着一个竹篼，独自走出安岳县岳阳镇柠都新城二期工地的小卖部。她从柠都新城的工地走到岳阳镇政府，经过南门桥，走到县武装部，财政局后，顺着人民医院，走到城南河边，到达解放堤段。她把竹箩的编织袋拿出，从河边捡了两块石头分别装进编织袋里，把两个编织袋丢进河里，沿路返回。过了一会儿，又背着竹篼，沿着同样的路线，用同样的方法丢进河里，最后返回。
凌晨2时左后，杨带着几个警察开车去了工地，小卖部的门锁了。突然，在前面房子的角落，有一个人影晃了一下，就不见了。警察赶紧跑过去，围着房子，追到后侧，发现有一个人站在墙角，用手电筒一照，是李彦。
警察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重重地叹气。
5
2013年2月，徐维华和郭建梅第一次会见李彦时，她已经是故意杀人罪的死囚。在四川省安岳县的看守所，她的手脚戴着镣铐，身穿囚衣马甲，留着长发，神情淡漠。她在玻璃隔板里面坐下，拿起了电话，和律师交谈。
2011年7月22日，资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她的案子。当日，谭勇的亲戚朋友在法院门口拉起横幅，强烈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们还围堵坐车去法庭作证的证人。那些证人是李彦的邻居，本来要去证明他们曾经目睹耳闻的家庭暴力，可是遭到谭家亲友的威胁。
一个月以后，法院就作出判决，李彦故意杀人罪成立，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法院认为，李彦因家庭纠纷持枪管故意击打他人头部致人死亡，后又对尸体进行分割、烹煮、抛弃，构成故意杀人罪。她向公安机关提供的伤情诊断、照片，只能证明她曾受伤害，但是不能证明是被谭勇伤害；她向派出所、妇联反映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登记，都是她独自反映，妇联、派出所没有对二人进行调解，她的反映并没得到谭勇的印证，因而，家庭暴力的证据不足。李彦不服，上诉至四川省高级法院。
二审开庭时，谭勇亲属手里捧着遗像，集体在法庭里喊口号，要李彦杀人偿命。法官反复敲法槌，但没有惩罚扰乱法庭秩序的人。场面有点失控，法官就口头提示律师，尽量简短，最后，律师只发表了部分的辩护观点。李彦也只能自我辩护了几句话，甚至都没有机会作最后陈述。整个庭审非常潦草，不足一个小时就走完了过场。
二审法官曾分别召集李彦的家属和谭勇的家属进行了座谈，听取意见。李彦的弟弟表示，愿意积极赔偿，但是希望法院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法官当场表示，这个问题没证据。谭勇的家属坚持要法官判处李彦死刑立即执行，并且说，“如果达不到愿望，我不敢保证他们家会发生什么”。
谭勇亲属还给四川省高院提交了联名信，写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警世人！！”。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手印，落款是“正义的安岳人民”。尽管，谭勇家人对李彦受家暴的事情知情，多次听李彦说起，并且看过伤痕，但是，他们在联名信里否认了家暴的存在。
谭勇和前妻的所生的大儿子谭某某在部队服役。案发后，他所在的人民解放军某个部队的政治处就给资阳市安岳县人民检察院致函称，谭某某很悲痛，严重影响了工作与训练，为了安抚受害人家属，让谭同志能在部队安心服役，请检察院尽快提起公诉。
在汹涌的仇恨中和多方位的压力下，李彦的父母，家暴受害者的家属成了抬不起头的人。2011年8月8日，李彦父母也给法院写了一份《情况反映》，列举了他们亲眼目睹的谭勇施暴行为，认为李彦自从和谭勇结婚后，遭受家庭暴力，辱骂、毒打、虐待，无宁日。李彦有姐姐和弟弟，她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父亲退休后，让李彦去顶替了他原来在蚕桑局的工作。他在李彦和谭勇结婚时，极力反对，在李彦出事后，很快就去世了。
一年后，2012年8月，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两级法院都没有认定李彦遭受了家庭暴力，而是认为李彦因家庭纠纷而杀人。
李彦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一旦被核准，就交由一审法院在七天之内执行。
李彦的弟弟拿着案件材料去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求命。他曾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千千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另一个以暴制暴的案子，得知律所创始人郭建梅在妇女维权领域赫赫有名。在离开北京前，他打通了电话。
“明显量刑过重了！”一位年轻的律师在电话里说。这句话，极为偶然地影响了李彦的命运。李彦弟弟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把次日的机票退了，赶到千千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委托手续。他还委托了四川当地的律师万淼焱。
2013年2月19日左右，徐维华和郭建梅正在去河北出差的汽车上，郭建梅的手机响了。有人告诉她，李彦案有可能进入了死刑复核的关键时刻。
郭建梅和徐维华马上坐飞机去成都，坐汽车赶去安岳县。当她们赶到安岳县法院，工作人员说，最高法的法官也是刚刚到达。
最高法的法官在看守所提讯了李彦，问了她和谭勇是如何认识的，家庭收入，为什么离婚等。李彦听到，一直有人催着法官快点，因为还要赶着去成都。提讯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次日早晨，徐维华和郭建梅也去看守所会见了李彦。作为专业的反家暴律师，徐维华和郭建梅慢慢地安抚李彦的情绪，鼓励她说出了在婚姻中难以启齿，最受折磨的性暴力。“我们都是女律师，请你把在于谭勇婚姻之中的伤痛记忆如实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猎奇。我们如实记录，不作定论”。
李彦讲述了婚后一直遭受的性虐待。她常常被烟头烫，被不锈钢衣架打，甚至在做完刮宫手术的当晚也被强迫发生性关系。烟头烫在脸上时，谭勇就威逼她对外人撒谎，是做菜的油炸到了。她曾很隐晦地告诉社区干部，她的阴部有伤，但是没人在意，也没有人施以援手。
她也告诉过谭勇的姐姐，“谭二娃是那样的人哦，打我打得那样凶还要跟我过性生活”。对方笑了起来，“你要注意哦，二娃子打起了头就煞不了格（四川方言，指结束）”。她就再也不好意思和别人讲了。
这些内容是认定家庭暴力的关键新证据，在此前的审判中，无论法官还是律师，都没有人提及，甚至李彦自己也羞于说出来。徐维华认为，这部分是案子的严重漏洞。
2013年5月，最高法死刑复核庭的法官约见了徐维华和郭建梅，听取了意见，并接收了律师收集的新证据，包括关于性暴力的新供述和相关的证人证言。后来，最高法没核准死刑，发回二审法院重审，理由是部分事实不清，证据尚不够确实。
2014年11月13日，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晚上，汽车在黑暗中行驶。徐维华坐在副驾上，两侧偶尔闪过灯火，摇摇晃晃地碾过一些砂石泥坑。她刚从北京飞过来，万淼焱律师接她去酒店，准备第二天的开庭。徐维华有点累，沉默地坐着，眼睛看着窗外，没有什么东西真正进入视线。
汽车继续行驶，万律师突然用右手肘捅了一下徐维华说，“刚走的就是抛尸路线”。黑暗的车厢里，陡然渗入了一丝凉意。
案卷里的现场照片。摄影：罗洁琪
案卷里的分尸现场照片。摄影：罗洁琪
6
重审开庭那天，李彦被法警押进了法庭。她面朝谭勇的亲属，双膝下跪，对自己残忍的行为表示了悔恨，请求谅解。但是，并不被接受。
徐维华说，重审法官是有女性权益保护理念和意识的善良法官。开庭前，法官提出专家证人出庭的建议，由专家证人解释家暴受虐妇女的心理机制。这是很专业的审判思维，想借此查清李彦因长期遭受严重的家庭暴力，心理极度恐惧脆弱，行凶时符合受虐妇女综合征的特征——在循环的家暴中，求助无门，而习得恐惧，无助，对暴力有着超常的敏锐度和感受力，若真切感到威胁和刺激，一时激愤，出于强烈的自我保护，才将施暴者打死，主管恶性不大。
最后，法院没有批准。
在庭审中，徐维华让李彦把被剁的左手中指举起来给众人看。当断了一节的中指高高地举在法庭上，全场瞬间沉默了。不过，家属辱骂律师的声音很快就像潮水涌来。徐维华说，她听不懂安岳的方言，不知道他们在骂什么。不过在视觉上，“那一刻，暴力的后果被戏剧性地在法庭展现”。
李彦在2010年杀夫，2015年2月才得到终审判决。判决书称，原有的判决没有认定家庭暴力，是事实认定错误。李彦判处死刑，但是应缓期两年执行。
案件跨越的5年，恰好是中国起草《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时间。李彦案引起国内外很多媒体，甚至联合国机构的关注。在为李彦发声的同时，徐维华、郭建梅和万淼焱律师还掀起了一场关于家庭暴力的公共讨论。这些关注和讨论推动了立法的进程。
2014年12月，李彦的律师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转达了李彦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李彦从自身的遭遇呼吁，家庭暴力应该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性等方面的侵害。对于前配偶和亲密关系同居者，也应该参照这个定义。警察应该对受害人，加害人，证人使用录音、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公安机关应当对家庭暴力的双方定期回访。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开始生效，其中数个条文体现了李彦的立法建议。例如，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居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等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受害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在律师写给国务院法制办的信里，引用了李彦的话，“如果早几年有这部法律，我就不至于今天在看守所了”。
7
立法只是破壳，在徐维华眼里，《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以及相关案件的数量和审判现状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在新法实施两年以后，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媒体报道监测发现，2016 年 3 月 1 日到 2017 年 10 月 31 日这 600 余天中，中国境内家暴导致的死亡案件 533 起，导致至少 635 名成人和儿童死亡，其中有被殃及的邻居、路人，平均每天家暴致死超过 1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这只是被媒体曝光的数据，实际数量会更多。
在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前，司法人员在审理以暴制暴案时，很少考虑家庭暴力的因素。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收集了在2009年到2013年判决的48个关于家暴受虐妇女以暴制暴案件的报道。冯媛是该机构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也是“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的负责人之一。她做过一个研究，在那48个案件中，近60%的妇女被认定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或者重刑。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个案很少。
“以暴制暴，一直都有，数量仍然不少。只不过，这种案件再也不能像李彦案那样被媒体曝光，引起广泛的关注”，郭建梅说，李彦案恰逢国家起草《反家暴法》，现在关于以暴制暴案件的公共讨论，很难有这样的力度了。因公益案件经费的原因，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人员也减少了，对以暴制暴案件的参与程度不如从前了。
徐维华办理的最后一个以暴制暴的案子发生于2014年，在山东省淄博市。
当事人叫小芳，是年轻的80后，育有9岁的儿子。婚后，丈夫经常打她，也打孩子。丈夫力力身高1.73米，身型很瘦，经常犯头疼失眠，要吃安眠药。他在枕头下和车上，都放着刀，曾割伤了小芳的乳房、肚子，还掐她的脖子。
2012年夏天，小芳和丈夫力力一起回娘家。两口子吵架，在众人面前，力力用力打了小芳一个耳光，用力踹了胸口一脚。小芳没有还手。
事后，娘家人曾召集她的丈夫和公婆开了协调会，建议小芳离婚，先回娘家住一阵子。后来，她丈夫带着孩子登门求她回去。十几天不见，孩子瘦了，她就心软了。
打骂仍然继续。2014年3月，出事前的十几天，力力又打她，打得耳膜穿孔了。小芳告诉了姐夫，但是不敢让母亲知道，因为丈夫威胁要杀她全家。但是，那一刻，小芳就决心，“找机会弄死他”。
2014年4月10日晚上8点多，她给丈夫熬中药时，只穿着胸罩和内裤，他用手机拍照，要发朋友圈。小芳为此和他吵架。他要她弄洗脚水，小芳不同意，他就一脚把她踹到地上。从卧室里拿出一把仿真枪，抵着她的右侧太阳穴骂，还扣动了扳机，里面没有子弹。把枪放回卧室后，他继续用脚踹她。
小芳不得不给他倒洗脚水，蹲下来给他洗脚。他继续踹，并且威胁要杀她全家。那一刻，小芳又下决心，“要在中药里放下家里所有的安定片弄死他”。
当晚的中药有大约40粒安定片，五分钟后，他就睡着了。小芳担心安定片弄不死他，怕他醒来继续打她。于是，把他捆绑后，用枕头捂了大概20分钟，他不动了。
当天晚上10点半，她打电话给情人姜某叫他过来她家里。她要他帮忙处理尸体，他说“违法的事情不能做。”她把他推出了门。
两天后，小芳自首。
2015年4月13日，法院认定故意杀人罪成立，但是因家庭暴力而起，被害人有过错，所以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
那一年的3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发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这个文件规定了，公安机关在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时，要及时、全面收集证据，妇联、邻居和亲属等收集涉及家暴的处理记录。为了摆脱家暴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若行为具有防卫因素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理，也依法放宽减刑幅度。
在李彦案之后，某些省份仍然有以暴制暴案件的死刑判决，也有一些省份出现了有期徒刑或者缓刑的判决。在不同的地方，司法人员对于家庭暴力的认识，有比较悬殊的差异。立法本身，也是宣誓性的条文较多，追责条款欠缺。反对家庭暴力，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令人欣喜的是，在保护妇女权益领域，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速度是最快的。郭建梅认为，这得益于决策层的重视，用法律的手段解决了千百年来，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家务事”。
2019年，李彦仍在女子监狱服刑。依据司法实践，曾是死囚的李彦，纵然获得减刑，依据法律，服刑至少17年以上，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20年以上。这意味着出狱时，李彦已是将近七旬的老人。
2010年8月，李彦被殴打数次，她去照相馆拍了身上的伤痕。可是，一审和二审法院都不认定这是家庭暴力的证据。摄影：罗洁琪
（本文部分人物为化名）
—— 完 ——
题图：2010年8月，李彦被殴打数次，她去照相馆拍了身上的伤痕。可是，一审和二审法院都不认定这是家庭暴力的证据。摄影：罗洁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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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通过高科技监控系统，打压新疆穆斯林的做法引发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外界同时担忧类似维稳监控模式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实施，乃至出口到全世界。
长期研究维吾尔人的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讲师白道仁（Darren Byler）2017年多次前往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他以一名叫阿里木的年轻维吾尔男子的遭遇为例，描述了中国在新疆实施的人工智能管控系统使得穆斯林成为人工智能的囚犯。
“阿里木2017年从国外回到中国，刚到达就马上被警方拘留，在拘留中心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警方怀疑他涉嫌违反社会秩序，因为他有留学的经历。我2017年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刚被释放没多久。阿里木当时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但当他和朋友前往商场，在经过人脸识别监测站时，警报响了。警察再次把阿里木带到警察局，说他上了黑名单，不能离开所居住的社区。”
阿里木的故事并不是单一例子。大批新疆穆斯林正经历着高科技维稳的“洗礼”。
新疆监控新策略 用手机查“问题”行为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最近发布报告，披露了新疆当局实施的最新评估与监控措施——IJOP手机应用软体。
报告说，这款手机应用程序与该组织先前披露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 ，简称IJOP）大规模监控系统相互连接，搜集民众个人资料的同时，分析和监控36种“可疑”行为，其中包括刚从“再教育营”获释、不与邻居打交道、离家很久后突然回来。上述提到的阿里木就因此被列入相关的黑名单中。
白道仁对此表示，中国政府通过高科技监控模式找到了对新疆维稳的特定方向。
“长期以来，维吾尔人一直被视为北京官方的首要安全威胁。在国家大一统的目标下，他们也成为了‘分裂分子’、‘恐怖分子’。中国政府想要一次性解决这些‘问题’，继续做现在在做的事情，想要从民众那里收集更多资料，预测他们的行为。参与这些项目的中国科技公司拿到了可观的预算，还有政府的支持，以此来开发可以用于其它地区的技术。”
“新疆式维稳”蔓延中国全国
虽然中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在新疆使用的生物识别监控技术、人脸识别检查站等，但与“新疆式维稳”类似的模式已蔓延至中国各地。例如大规模视频监控系统“天网”工程、中国公安的“大数据”系统、还有具备面部识别技术的智能眼镜，地铁站抽查市民手机等。
旅美法律学者滕彪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快速地将其打造成高科技极权主义国家。
“他（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威权体制，而是一个典型的、有高科技作为技术控制手段的极权主义（政权）。这种极权主义对人权的侵犯、自由的压制超出任何威权国家，而且也超出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体系。”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的一篇评论也提到，新疆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试验场，以帮助其发展全面的、先进的系统来监测民众和他们的行为。评论警告说，这不仅对基本人权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全世界也可能会受此影响。
白道仁早前发表在英国《卫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科技公司凭藉“新疆式维稳”模式，开拓了智能监控系统方面的新商机。不久前，就有来自美国、法国、以色列和菲律宾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政府机构和公司，参加了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举行的中欧安全博览会。一些中国科技新创企业已经和专制国家津巴布韦签署了约3亿美元的人脸识别系统合约。
白道仁认为，中国监控系统得以在世界其他国家推行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快速的生产线以及较为便宜的价钱。这些科技公司主要的目标是发展中国家，非民主或威权主义国家在其中的占比较高。这些科技系统也是用于国家层面，针对整个人口，这和美国公司转移技术的做法有些不同。”
滕彪则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维稳监控模式关注度不够，谴责向中国提供技术的欧美企业，并呼吁各国政府制裁参与迫害新疆穆斯林的中国高层官员和制造监控设备的中国公司。
（记者：韩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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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6日，一些年轻人在北京的网吧。（资料照片）
华盛顿 — 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网络言论管控和网络监控最严的国家。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互联网控制的持续提升，西方技术公司对中共网络管控的协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
批评者指出，当今中国的网络监控之所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乃至最先进水平，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这些年来一心一意力图控制中国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发声渠道，尤其是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加紧再加紧这种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西方公司给中共提供的多方面积极协助。
如今中共当局用于进行网络信息封锁和监控的硬件设备和与之配套的软件，最初是都由西方公司提供的。2008年，在中共当局开始大规模建设网络信息柏林墙也就是专门用于控制中国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什么的所谓大防火墙的时候，美国思科公司向中国提供了专门为中共当局实现这种目的而打造的设备。
而且，思科公司专门设计了一种网络设备可以让中国当局对它所要镇压的法轮功追随者进行识别、定位，然后可以对他们进行追踪迫害，其中包括施行酷刑。
雅虎公司则一度向中共当局提供用户信息，使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好几位政府批评者定罪判刑。
随着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方面加大中共宣传力度、大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加强信息封锁，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协助中共的角色越发凸显出来。
苹果在中国的网上应用店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将中国网民可以用来绕开中共网络信息封锁的虚拟私人网络VPN下架，将当局不喜欢的纽约时报的应用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多应用下架，同时却毫无难色地接受中共当局用于宣传习近平的“学习强国”应用。这种局面导致许多批评者指出，苹果公司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共当局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在纽约出版争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初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迎合中共当局的要求，它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它们通过遵从中共的要求得以留在中国，从而促成了中国的持续开放，从而给中国公民带来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中共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中国人的自由，自由世界的损害越来越明显，因此现在是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做出明确的选择的时候了。
胡平说，“这种游戏的玩法后来越来越不利于自由世界这一方。所以现在要提出，这些公司必须要重新考虑，即便你们当初这么做的时候有你们的善良的或比较合情合理的考虑，但在情况已经明显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当然就有必要考虑改弦更张。”
面对来自西方和中国国内的批评者提出的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西方公司普遍提出的自我辩护理由是，它们要在在中国经营就别无选择，只能遵从中国的法律。
对西方公司的这种自我辩护，来自中国的法律学者滕彪表示，这种辩护其实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从伦理上说，任何公司和公民个人都不应当遵从践踏基本人权的恶法；再者，中共当局发布的用于网络监控和迫害的法规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和宪法。
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批评者提出的西方公司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声言要求以盈利谋生存、谋发展的西方公司充当与中共当局进行斗争的斗士，为自由民主开路，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情理的。
总部设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智库对话中国的所长王丹博士说，这种反批评其实也经不起推敲。
王丹说，“资本家当然是要赚钱。但资本家也是人，也应当有自己的基本良心。以苹果公司为例。这个公司在乔布斯创办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理念的。也就是说，对苹果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来说，赚钱本来就不是它们唯一的理念。现在怎么就要只是强调赚钱这一个部分呢？从资本主义起源来说，还有新教伦理在内的因素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本身也不是只以赚钱为最高标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即使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也觉得西方的这些大公司真的不是没有任何可以跟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西方公司与力图控制中国公众信息交流渠道的中共当局密切配合，给中共操控信息流通的硬件和软件，这种做法尽管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在批评者看来，西方公司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以盈利赚钱为以第一考虑继续跟中共当局沆瀣一气。
这种局面在2010年出现了部分的反转————早先在中国遵从中共指令、封锁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并因此得以在中国大陆经营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的谷歌公司在发现中共当局试图窃取其商业机密之后决定不再遵从指令并决定将谷歌网络搜索业务转移出中国大陆。
然而，近年来，谷歌有意再度进入中国市场，并为此跟中共当局谈判，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专门设计了一款名为“蜻蜓”的搜索引擎可以自动屏蔽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在有关的消息去年曝光并引起强烈的谴责之后，谷歌声明已经搁置了“蜻蜓”项目。这一发展被认为是少有的舆论压倒大公司谋利意图的胜利。
然而，美国专门报道科技新闻的网站The Verge今年3月报道说，谷歌公司的员工发现，谷歌公司显然仍在继续进行“蜻蜓”项目，因为他们发现“蜻蜓”的电脑程序有几百处修改。但谷歌公司发言人坚持称，谷歌没有在中国推出“蜻蜓”搜索引擎的计划，也没有继续进行“蜻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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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磋商尚在进行中，美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对美国政府提高关税，认为这只会伤害美国经济。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将伤害美国消费者，这已成为美国社会各界的共识。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8日宣布，将从5月10日开始把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中美经贸磋商尚在进行中，美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对美国政府提高关税，认为这只会伤害美国经济。
突然提高关税将严重打击美国企业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将伤害美国消费者，这已成为美国社会各界的共识。近日，不少美国行业组织和企业纷纷发声，反对美国政府提高关税。
美国大豆协会7日发布公告，敦促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期待美国政府通过谈判与中方建立更好的贸易关系。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主席里克·赫芬贝说，提高关税只会伤害美国家庭、美国工人、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表示，突然将关税提高到25%将“扰乱市场，损害美国企业”。
美国零售联合会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级副总裁弗伦奇表示，突然提高关税将严重打击美国企业，特别是那些资源有限、无法减轻影响的中小企业，“美国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美国的就业机会将会减少”。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商务咨询机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连同现有的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及对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每年减少93.4万个就业岗位，给四口之家增加767美元的生活成本。
美国消费者的钱袋子“瘪了下去”
提高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让民众的钱袋子“瘪了下去”。《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加征更高关税将对美国普通消费者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涉及的是一系列消费品，包括杂货、纺织品、服装、体育用品、肥皂、灯具和空调等。
美国商会去年在其网站上开设了名为“贸易管用，但关税不管用”的专题页面，认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正承受着贸易战的冲击，并用从浅到深的红色来标注正在进行的贸易战对美国各州和企业造成的伤害。点开任意一个州，都可以查到贸易争端对该州主要行业的影响。地图上受伤害最严重的深红色越来越多，已覆盖近40个州。
近日，芝加哥大学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联合研究用“洗衣机的例子”来证明提高关税对消费品的影响。结果显示，自2018年1月美国对进口洗衣机加征关税以来，洗衣机的平均价格上涨了12%，美国消费者每年在洗衣机和烘干机上的支出增加了15亿美元，每台洗衣机要多花86美元，每台烘干机要多花92美元。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政府提高关税——包括对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和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税负完全落在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身上，至少让美国消费者每月损失14亿美元。
美国农民正在经历“艰难的经济时刻”
美国农民同样遭到打击，生计受到严重影响。2018年，美国农业净收入下降了12%，大豆、猪肉、乳制品和小麦价格遭遇断崖式下跌，设备价格却在上涨，导致利润大幅下降。
堪萨斯州比斯马克农场第四代农场主洛维·内兹尔对本报记者表示，因为加征关税，他的农场从去年以来就在经历“艰难的经济时刻”。去年美国政府宣布发放120亿美元农业补贴，以援助在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受损的美国农场主。洛维·内兹尔说，补贴的钱是拿到了，但比起失去的市场以及减少的收入，“这点儿补贴远远不够”。
堪萨斯州玉米协会研究管理部主任达尔·弗杰尔博士对本报记者说，农民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农机设备上，不仅因为提高关税造成销量下滑、收入减少，还有设备成本上涨原因。修建放置农机设备的库房需要使用铁、铝等原料，这些原料因为贸易战都被征收重税，导致这方面的成本上涨。“不知道这种境况还要维持多久，农民一直在等待好消息，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失望。”他说。
翻看美国各大媒体，美国农民受加征关税影响的例子无处不在。堪萨斯州的一位谷物农场主吉姆·塔蓬说：“我们熬过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困难时期，却熬不过现在。”其家族在经营近100年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农场。艾奥瓦州的养猪户霍华德·希尔正在赔钱，他说：“我们有耐心，但我们没有无限的耐心。”弗吉尼亚州种植大豆、玉米和小麦的农场主约翰·博伊德再也买不起他需要的设备了，“我什么都没买到”……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表示，贸易战可能使美国2019财年的农业贸易顺差降至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原因是“预计对华出口大幅下降”。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经贸摩擦也引发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不久前下调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世界贸易组织将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从3.7%下调至2.6%，为3年来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吉安·马里亚·米莱西—费雷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贸易壁垒的增加会破坏全球供给链，美国的贸易政策及其造成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当前世界经济前景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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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人潮如织，商品琳琅满目，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肤色的采购商纷至沓来……5月5日闭幕的第125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额达1995亿元。比成交额更值得关注的是，参展的我国外贸企业创新升级步伐提速，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参展产品，成为展会上倍受欢迎的“香饽饽”。
广交会素有“外贸晴雨表”之称，透过这个窗口，能观察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向。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诸多不确定因素，我国外贸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看总量，进出口总值平稳增长。前4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9.5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其中，出口5.06万亿元，增长5.7%；进口4.45万亿元，增长2.9%。
看结构，高质量发展再上台阶。前4月，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高附加值出口商品持续增加。其中，机电产品出口2.97万亿元，增长4.5%，占出口总值的58.6%。民营企业进出口3.9万亿元，增长11%，占外贸总值的41%，比去年同期提升2.5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占全球出口、进口的份额分别是12.8%、10.8%，成为全球贸易运行的“稳定器”。尽管当前外贸发展的形势仍然严峻，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外贸稳定发展具有诸多有利因素。保持外贸稳定增长，我们有底气！
底气，来自不断提升的质量效益。当前，我国外贸进出口更加均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产品结构更加优化，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势，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强。前4月，我国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1.33万亿元，增长4.9%；机械设备出口8905.6亿元，增长3.9%。
底气，来自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去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2018年，世界银行将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一次性上调了32位，其中跨境贸易排名由97位跃升至65位，也提升了32位。我国主动降低药品、汽车及其零部件、日用消费品等商品的进口关税，有效促进了进口增长。
底气，也来自更加多元的贸易伙伴。在与传统贸易伙伴保持贸易额良好增势的同时，我国外贸企业积极拓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前4月，我国对欧盟、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2.73万亿元，增长9.1%，高出全国整体增速4.8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8.7%，比重提升了1.3个百分点。“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保持外贸稳定增长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
“国内经济‘稳’是外贸‘稳’的重要支撑。”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说，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稳外贸政策效应不断显现，这将有力促进外贸转型升级、提升企业活力。今年，我国还将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轻装上阵，推动实现外贸稳中有进。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目前多个微博账号关于此消息评论已关闭）
@ico***10 ： 留给美国的石头不多了。
@Ni***_sz ： 发表这么多，显得自己很虚呀。打架牛B的从不嘴炮。
@一苇***blog ： 人民日报真为美国人民操碎了心！
@梦***者：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可是这年头除了说谎。还有什么办法呢？
@Lee***108： 你问下OEM工厂们有没底气？
@Pet***g：文革结束时，在党中央宣布“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前一周，日人民报仍在说“全国形式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鱼路***梦 ： 房价收割一把，股市收割一把，然后口号安慰一把，最后鸡汤鼓励一把……这就是新时代的青年梦？
@brig***ar：没有亩产万斤，已经很努力了。估计那些记者一边写稿，一边心里骂习特勒这个颠倒黑白的一百遍。
@WW***G：百度置顶也是这个。
@狼***营：只要有统计局在，说吧，要什么数据。
@iro***uso：【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我国外贸势头好动能足】故作镇静，给自己壮胆，安抚屁民不要挤兑……
@hjj***n17：5月10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我国外贸势头好动能足。《环球时报》：中国不喜欢贸易战，但我们能承受它。鸭子死了，牙没有了，嘴硬！
@肆贰***壹零：呵呵，外贸势头好动能足？春季广交会订单大幅下滑且签单多为短期订单，工作需要今年跑了几十家工厂（多行业，产值500W-数亿不等），多数表示订单在持续减少，尤其外贸订单。口岸都在做堆港互驳刷吞吐量数据。
@喵喵***老爸：唉，我这边厂今年普遍不如去年。
@踩着***看海：我就静静的看着你吹~
@天地***20：謊言在我國已經成為了國家支柱！
@原***葱：内生动力是个什么东西。 // @上网有罪8264：就是韭菜廉价的意思。
@卖***娃：我国股市跌成屎，股民亏成狗。
@不***fe：反着理解。
@思想***行动：外贸原单大幅下降，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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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本文作者李大君在北京的办公室被警方查抄，李大君本人失去联系。
来源： C计划团队 C计划
阅读提示：六月的C讲坛，我们请到了担任过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项目统筹、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的社会工作者李大君，为我们讲述“底层江湖”的精彩故事，看不见的“城市边缘人”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以及当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感谢志愿者张丽华、常常、竹捷宠、Trish、吉利、嘟比嘟和Janey的整理。没能来现场的小伙伴可以阅读这篇文字整理稿啦～
全文阅读需 10多分钟。你一定会看见原来没有关注过的世界。
“尘肺病人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那些城市的边缘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当明欣给到我这个题目时，我想到了九年前，我在一个论坛做过一个有关尘肺病人维权的分享，那时，我在组织和推动一些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协助在深圳罹患尘肺的湖南籍风钻工进行尘肺病维权。分享结束后，一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女记者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会参与这个事情？这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这两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懵。我也接受过其他记者的访问，但都是围绕尘肺病这样一个社会议题展开。所以当这名记者对关注这个事件的人感兴趣的时候，我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我下意识地愣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就应该这样做啊”。
是啊，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律师，也没有哪个基金会来支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资助，做这样的事情还得往里面贴钱。但我们就做了，直到现在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仍旧心潮澎湃。多年后，这位已经转行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流传范围挺广，她在一开篇就写到了九年前她和我的这段对话内容，文章的名字叫《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问题吗？》——经常关注C计划的伙伴应该对这个题目很熟悉，笑的人都是C计划的铁粉儿。感谢C计划联合主创蓝方，她替我解答了九年前她曾经问过我的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一个过去
C讲坛有个规矩，就是能站上来开讲的人，都得首先自我袒露，讲讲自己的故事。那么，我就先从我的思想启蒙开始吧。
我在河北农村长大，对门的伯父是一位在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工作的转业军人。他一年很少回家。但是每次他回家，我都会第一时间过去——因为他会给我带好吃的东西。六岁那年，我在翻他的包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翻到了一本书。那本书上的字我不认得几个，但里面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照片上的人很特别，头发和胡子连在了一起，比我现在的头发胡子壮观多了。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一会儿，问了一句：“大大，照片上的爷爷怎么吃面条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吃货问题。但我的伯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估计他觉得这个“吃货”问题比较难回答，他说这个人叫马克思，是个很厉害的老师。我那时还不知道“厉害”这个词语有多种意思，“厉害+老师”，我就很自然的把马克思跟我这位伯父的爱人（我的大娘，也是我的小学老师）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我的大娘很厉害，我有点怕她。但那一年我所记住的不止是马克思的头像，还有书的扉页上那一句红色的小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不懂“无产者”是什么意思，就问我那只上到高小就毕业的父亲，我的父亲说：“什（省）么是无产者，无产者就（豆）是什（省）么都没有，连头毛驴都没有。”在八十年代的河北农村，毛驴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标配，如果没有毛驴这种基本的生产要素，说明这户人家真够穷的！但仅仅只过了一年，我对“无产者”的理解就更深刻了。
1988年，“让你鸡犬不宁的计划生育大革命”刮到了我们村，我在中午放学回家时，亲眼见到一户怀着二胎的人家，因为媳妇躲了起来，结婚的新房子被扒了，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等当时结婚的“标配”全部被拉走，连同拉走的还有家里那头毛驴，这个家里唯一留守的是家里的老父亲，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他躺在推土机前面，不让推土机过去，但很快被三四个壮汉抓住手脚甩了出去。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那个爷爷很可怜，他们一家人都成了“无产者”。这是我对“无产者”最早、最形象的认识。
但厄运很快到了我家，因为我也是超生的，地方规定，1981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非头胎都得交罚款。计划生育队来到我家要求缴纳社会抚养费，我的妈妈跟他们理论，说孩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我当时在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很疑惑，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的正确说法是“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我妈妈接着说，我们上学交学费、看病交药费，就连盖学校的钱和小学老师的工资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凑的，跟社会有啥关系？但计划生育队的人和村干部天天找，后来连小学老师都开始找了。小学老师比较文明，苦口婆心挨家挨户找已经超生的家庭做工作，让大家交罚款，核心内容就是“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你超生了，就挤占了别人的资源”，诸如此类，村子里的喇叭上也是天天讲超生是有罪的。舆论的力量很强大，虽然人们一开始有抵触，但慢慢人们也就开始认同超生有罪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缴纳罚款，也包括我家。
那几年中国农业已经呈现增产不增收的衰败迹象，加之那两年“价格闯关”失败造成的通货膨胀，农民家里没有多少现钱，计划生育又让很多人家把不多的现钱全都上交了上去，所以人们开始想着外出打工挣钱了。
1989年，我爸也加入了打工潮流，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做一些建筑的修复工作。那一年已经开始有工资拖欠的现象了。到了腊月，当初把大家带出来的带班说要去找钱，工地上需要有人留守，就把我爸留在那里。那时没有手机等诸如现在的通讯设备，工人迟迟等不到带班的消息，平时向带班借支的生活费也快用完了，索性拿不到工资的工人陆陆续续把工地上的小型器械偷回家，以算作补偿，偷得人多了，就算不上偷，作为看管材料的父亲，拦都拦不住。最后，工地上只剩下我的父亲，除夕那天上午，带班灰头丧气回到工地收拾被褥准备回家，竟然发现我爸一直还在，他骂我的父亲“你傻呀！别人都拿，你怎么不拿，就在这儿傻等着！”当天下午，带班买了他和父亲的车票，父亲踏着月色，赶在1990年农历新年来临时，出现在了我们全家人的面前。这年春节还不是最惨淡的一次，因为带班在来时给了父亲一些钱。还没有出正月，带班就要回来了一些工资，把大家的工资发了一部分。
第二年，我爸就没有再去打工。直到1993年他再去打工的时候，情况更糟了，建筑行业拖欠工资的情况更多了。全国建筑行业进行了改革，不再聘用固定职工，全部是劳务分包，大大小小的包工头雇佣农民工干活。而且，那些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可能连维权的途径都没有。因为就在1992年，1992年国务院将1982年的救济性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歧视性修订，出台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被定为收容对象。所以那时候你被拖欠工资，基本上不敢去维权，因为很有可能会被当成“三无人员”被收容监禁。这年的春节是最惨淡的，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春节没有吃到肉的年。不仅因为过去一年爷爷重病花了不少钱，父亲打工一分钱都没拿到，我在棉纺厂打工的大姐也开始莫名其妙地开始咳嗽和气喘了。
我自己第一次亲身经历什么叫“无产者”的春节，不仅无产，创造了剩余价值的无产者，竟然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拿不到。
直到多年之后的大学时代，我才知道1993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劳工历史上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打工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蝴蝶振一振翅膀，他们就得躺枪。
我的大学专业是社会工作，但大一那年我是在信息管理学系读的书。这个系在我们上大学这一年才改名“信息管理学系”，此前它叫“情报档案学系”。大一结束后，我们社会实践去昆明一家派出所整理刑事档案。里面有一个案子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地下工厂组织工人集体吸毒。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就在想，工厂主为什么要组织这些工人吸毒，而且是工厂主自己掏钱给工人吸毒。经过询问办案民警，我们才了解到这是一种让人止瞌睡的廉价毒品，人一犯困的时候，喝了就会精神起来。工厂为了让工人长时间加班而给工人提供这种毒品。这个案件对我的触动很大，这些吸食毒品的人也很特别，它带给了我两点思考：一是这些工人难道不知道长期吸食毒品会上瘾吗？二是这些工人为什么可以长期允许自己这样做？他们难道不可以换一份别的工作来做吗？
直到几个月后，在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杂志，我才知道我上述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大二下学期，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这一年的《天涯》杂志，上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谭深老师组织学生对1993年深圳致丽大火受害女工的书信分析以及后续跟进访谈。1993年11月19日，港资企业深圳葵涌致丽工艺品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工人失去了生命，有名单的伤者51人。这是一家给某跨国玩具品牌做代工的港资企业，这些女工生前每天加班加点，每月所得也不足200元。里面一则故事刺痛了我，其中一位女工叫王小芳，遇难时21岁。1993年11月14日，她在给家人的信里这样写道：“由于要回家过春节，这次只能邮200元回家，还得把回家的路费、打杂费留着……也许我们在腊月初几回家……过完春节我们完婚后，明年还打算出去。”这个计划在春节前回家结婚的姑娘5天后死于大火。11月20日下午，小芳的父母接到女儿死亡的电报，这封信件还在路上。从更多的信件里，我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不选择换厂，为什么不选择不加班？因为所有的工厂都是一样黑，因为工资太低不得不加班。
1993年的致丽大火，对这些女工的家庭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一批貌似和这场大火的受难者无关的人。这些人在这场大火之后，成了了关注女工、关注劳工权益的公益机构。而于我，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可能的机会去接触和关注城市的边缘人群。
生命没有预设，它只是不断被塑造
尽管有了上面的体验和认识，但我在毕业时并没有明确的选择。更不知道还有劳工组织这类公益机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环保与农村发展。2003年秋，我来到云南丽江拉市海工作。2004年、2005年，珠三角地区连续两年的“民工荒”促使一些工厂开始来中国西部省份招工。来丽江招工的企业主要是位于广东惠州的台资和港资企业，工厂给这些少数民族的工人工资非常低，一个月加班加点也只有两三百块钱。而且，我发现男性需要考试，而年轻的小姑娘则不需要考试。后来传出来女生需要去“伺候”这些招工的人。我所工作的项目区域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去调查，去找媒体来揭露这些事情。虽然，这股风刹住了，但没有一个受害者站出来去说这个事情。
后来，这样的情节被作家曹征路写进了他的小说《问苍茫》。这部小说最初发表在《当代》2008年第六期，书中讲到，广东企业到贵州招工时，一些偏远地区的女孩子被选上以后，都要去陪那些招工的人，里面用的词叫“开处”。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已经在国企下岗的党委书记，因借着2001年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的东风，主人公去了私企做党委书记。《当代》杂志对《问苍茫》这部小说的推荐语是：“身为私企的党委书记，领着资本家的工资，面对劳资纠纷与冲突，他该替谁说话？过去从属政治，现在依附资本，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又该去何处寻找家园？”
我觉得这本书是在敲打我自己，多读的这几年书，为得是什么？努力做个有钱人，做个有良心的社会企业家，让更多人的命运得到改变？事实上，我做过这样的尝试。
那几年有本书特别受追捧，书名叫《如何改变世界》，里面讲到了社会企业的一些案例。
这本书讲的是改变世界的方式不是马克思，也不是革命，而是社会企业。2008年，我们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开办了一个餐厅，叫“新工人食堂”。
2008年开设的“新工人食堂”
我们的设想特别宏大。前面是餐厅，后面是工人活动中心，用餐厅的营业收入盈余支持人间新工人食堂。就此，我们还真是认认真真地做了一次市场调研。我们的调研结论是这地方所有餐馆用的都是地沟油，虽然地沟油做的小笼包很好吃，但长期吃不健康。这里的餐馆服务人员心情也不愉悦，因为要经常加班，但是也没有加班工资费。我们决定办一个有良心的餐厅，使用健康的油、给我们餐厅的服务人加班费，重要的是每周有休息日。大家听到这里笑了，结果你们懂得。实际运营中，我们费劲了很多力气，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收支平衡。
我发现社会企业不能改变世界，至少改变不了劳工的世界。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逐底竞争，别人用地沟油，我也用，让餐厅活下来；要么死去，去做比社会企业能更改变世界的事情。
就在这年夏天，深圳“尘肺门”事件帮我完成了向劳工工作领域的全面转向。从20年前第一次遇到马克思，知道“无产者”这样一个词汇后，我终于完完整整地踏进了这个领域。
在遇到尘肺病人之前，我对尘肺病并没有具象的认识，虽然就在此前两个月发生了张海超“开胸验肺”的事件。2009年7月，深圳爆发了湖南籍风钻工人在深圳罹患尘肺病的维权事件。由于这个事件带有的政治敏感性，当时广东的公益机构参与不多，而我最初也只是以个人身份先去接触一下，也并未下决心要参与。跟几位尘肺病的维权代表第一次会面安排在了一家火锅店的三楼包间里，我自认为想得很周到，湖南人喜欢吃辣，点辣的。
但是，就在我等待他们的时候，耳边响起越来越清晰的爬楼的脚步声，缓慢且沉重，好像爬楼梯的人背着千斤重担。直觉告诉我，可能他们到了。我便向门口张望。门一开，几个迫不及待的人闯了进来，破门而入，满头大汗，坐下大口地喘气。不再需要任何解释，他们贪婪的喘息声足以告诉我他们的肺已经无力再支撑他们的生命了。仅仅三层楼的高度，他们的喘息只能用“拼命”来形容。用尽全力，大口而急促地吸入空气，已经失效的肺叶却不能留下足够的氧气给他们的身体，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巨大的体能消耗，迫使他们必须快速地进行下一次呼吸。我忘记了给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每一次拼命的呼吸都纠结着我的心，我的心脏、我的整个呼吸系统也开始不由自主地跟随他们的呼吸频率跳动和喘息起来。如今，这几位代表都已离开人士，但我依旧能想象我们见面的场景。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尘肺工人。就只看了这一眼，我就知道，我已经没有办法只做行动的观察者了。就在这个暑期，我们紧急动员大学生志愿者和他们的老师，做调研、陪同工人去静坐、给市长写信、联系媒体和一些文化名人，我们穷尽了我们所能想到的和所能串联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没有去想，我们为什么要介入？我们从北京大老远跑到深圳去介入一起劳工事件，值得吗？
而且，这起事件真正介入进去才发现没那么容易。因为超过90%的维权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根据当时的法律，做职业病认定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规定本身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对于尘肺病这样的一个病种。有些职业病病种，可能是在职业以外患上的。比如，职业病名录中有一种职业病叫白血病，如果你在诸如制鞋厂等经常跟含苯的物质打交道的职业岗位上，就容易得白血病。但是没有接触过职业危害人，也可能因为遗传或基因突变等原因，患上白血病。在这种情况，一个白血病人要证明你的白血病是因为工作而不是先天患上的，就得需要认定劳动关系、进行职业病诊断。
但是尘肺病没有先天的，没有哪个人是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换上尘肺病的，尘肺病一定是在工作中接触到粉尘，有粉尘危害才患的病。因此，尘肺病完全没有必要以劳动关系为先决的认定条件，只要有医学诊断就能认定为职业病。但是，职业病诊断部门要求必须有劳动关系才能做诊断时，尘肺病工人就非常难办。所以在尘肺病人这件事上，我们一直在推动的是，工人能不能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可以直接做诊断，根据他的病理性进行诊断。所以我们调用了很多资源来做这件事，除了媒体外，仅深度卷入其中的高校师生就有十几人，最后这些学生都选择了以劳工这一议题作为自己就业和专业授课的方向。
这起维权事件集中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报告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也应邀参加了卫生部和人社部关于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座谈会，推动了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也推动地方政府为尘肺病人做一些补偿性的救济。
但这些补偿性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根据“大爱清尘”的调研，中国累计有600万尘肺病人，但是被官方认定为尘肺病的只有60多万。
尘肺病更是一种社会病
尘肺病是职业病，更是一种社会病。男人们被尘肺病夺走生命的背后，是作为共同体的村庄在经济上走向破产、精神上逐渐颓废和伦理关系的迅速解体。这种变化是农村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产生的多重边缘化的后果，以经济能力来决定社会地位，大到中国的整个农村，小到家庭的老人，都在被边缘化和被遗弃。
从左至右依次为身患尘肺病的耒阳导子乡曹氏三兄弟，老大曹金、老二曹斌、老三曹满云。2011年腊月，曹斌到深圳，接弟弟曹满云回家过年。那时，曹满云瘦得不到70斤，不断咳嗽，脸涨得通红。回耒阳的路上，他说，哥，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帮我买瓶农药吧。“再坚持坚持，过完春节给你买。”曹斌就这样安慰弟弟。回家后，曹满云住进了耒阳市中医院，第二天，他从七楼病房跳下，自杀身亡。当时大哥曹金刚从长沙住院回来，他一直流泪，但呼吸困难，吸了很久的氧气，才哭出声来。2013年4月的一个下午，曹金选择了喝农药自杀。2014年11月，在我们最后一次探访曹斌家庭三个月后，曹斌因肺部停止扩张收缩窒息而死。多年来一直饱受尘肺折磨的三兄弟的生命如尘埃般落定。
就在今年五一期间，我和伙伴再次探访耒阳导子乡的尘肺家庭。曹氏三兄弟的老父亲手捧着三个儿子的遗像，已经没有了眼泪，也没有了对生活的憧憬，一个白发人先后看着自己三个儿子饱受折磨着死去，心已经死了。他给我说：“他就只剩这副皮囊了。”
回想2009年，已故尘肺工人徐一龙的妻子从深圳回到耒阳双喜村的老家时，她在荒草丛生、落满灰尘的家中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家里的房子，地上长满了草，灰那么厚，门几年都打不开了，我回来也不敢住这里。你知道吗，深圳那时候还像我们这边一样，草长得这么高，都是他们出去盖出来的房子。”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如今，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不夜城，发达的供电系统让它的夜晚灯火通明，令人炫目，然而对于六百公里外的耒阳导子乡来说，因为线路老化造成停电却是家常便饭。2014年夏，我从深圳来到双喜村的第一个夜晚，导子乡整夜都在停电，闷热难耐，这让我想起了一位2013年离去的尘肺工友，因为一次停电后氧气机无法使用，双喜村尘肺病人周立华再也无法忍受病痛，上吊自杀了……
自那以后，我开始去关注工伤、职业病的议题。就在2009年我跟进湖南风钻工人维权的期间，一个不用戴手铐的死囚犯吸引了我。当时媒体报道出来时，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刊登的那张照片，照片上的死囚犯右手已经没有了，他用左手在判决书上签字——这人叫刘汉黄。
失去了右手的刘汉黄 |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刘汉黄是贵州人，2008年在台资企业打工的时候出现工伤事故，右手手掌被切除。工伤发生后，但工厂不予赔偿。刘汉黄提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工厂赔17万，但是工厂只同意赔偿5万。刘汉黄不断找工厂协商，一直未果。于是，在这样一场博弈中，受害者刘汉黄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在最后一次去工厂谈判无果的时候，左手手持弹簧刀，刺杀了工厂的三名“台干”。这个事件发生后，台湾的媒体渲染台湾人在大陆的安全受到威胁，要求判处刘汉黄死刑，大陆的官方也要求严办此事，大陆的工会基本上是失声的。后来，台湾的一些工人组织和大陆的一些劳动组织联合起来声援刘汉黄，原本要“死定了”的刘汉黄才被改成了死缓。
这些事件让我愤怒。当看到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时，我觉得我很难不去把自己与他们关联起来，不去做些什么。为什么违法的企业可以这么理直气壮？是谁逼得受害者成为“凶犯”？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在2009年的尘肺病事件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工伤、职业病以及欠薪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是身体力行的去做工人的维权工作。开始做一些研究、报告，做一些倡导。关于工伤、职业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用长达七年的时间，完成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后来越来越多的一些工人事件，推动了一些报告被高层重视。
最终，我们在工伤职业病这方面的政策呼吁也取得了一定实效。现在大家去看我们的社会保险有五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率最高的是工伤保险，尤其在原来工伤保险的一个空白区——建筑业，基本上实现了工伤保险的全覆盖。我们当初所推动的政策有两点：第一，就是在建筑行业包括在一些采矿行业，如果这个企业不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那么住建部门不给企业颁发施工许可证。如果住建部门不给企业颁发施工许可证，意味着这样一个工地是没有办法开工的。我们所做的技术化处理，就是把工伤保险的投保前置。第二点，我们所推的叫“工伤拒赔入刑”。因为在2011年，“恶意欠薪”都已经入刑了，但是工伤待遇的拒赔都没有入刑，我们觉得从法理上来说可以推动它入刑。但是到现在的话，这一点还没有实现。每年全国“两会”也有一些代表、委员一直在提推动“工伤拒赔入刑”、呼吁国家设立尘肺病救助基金，但是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去想，如何发出他们的声音，如何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开始去呈现工人生活中的多个面孔，来让学生更多的进入到工人自己生活中，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们去培养和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工人群体中，做一些对话教育，然后来去帮助大家分析和回顾结构性的问题。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能够让工人和知识分子、高校的老师学生，包括一些社会人士一起能够应对紧急事件的应援机制，包括去推动一些社会制度的变革。
2009年我们做了一份报纸，叫《大工地》。
工人围在一起看报纸《大工地》
但是现在这个报纸是已经没有再发行了，因为以非法出版物为由而叫停了。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每个工人手上都有微信和这样的一些工具，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工人中做一些宣传，去传达工人的声音，让工人的声音、让工人的文化表达出来。给大家看我们的工人写他们生活的几首诗歌。
但是曾经存在了六年的《大工地》报塑造了一批工人写手，依托《大工地》报的读者群，我们自2012年非正式出版第一辑《大工地诗歌集》以来，已经连续非正式出版了四辑《大工地诗歌集》。
这些诗歌都是未经任何修饰的原生态文字，而这些诗歌的作者也都不是专业的“诗人”，甚至他们都不具备主流诗人所认可的基本条件。他们都是一线建筑工人，有的从十几岁开始在工地做工，到现在已经当了大半辈子建筑工人。但，就是他们，让诗歌走出了文艺圈和公益圈，让诗歌不再只是文化霸权下小众的文字游戏，让诗歌重回劳动者的世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秦洪洲师傅是我们《大工地》最早的读者之一，也是最早给我们投稿的工友。他在2009年底的天津工地上，从带班的面包车里捡到了半张《大工地》报纸，幸运的是，就这半张《大工地》报的右下角正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于是，秦洪洲师傅开始用手机编辑短信给《大工地》投稿。他投给我们的第一首诗歌叫《暮归》：
日落暮色浓，收工归帐篷。
风来知了乱，草里蟋蟀鸣。
悠悠胡琴荡，渐渐同乡逢。
谈唱不知时，衣衫觉露重。
冬日夜晚工友的二胡演奏
直到三年后的第二届“大工地诗歌节”上，秦洪洲师傅才第一次见到完整的《大工地》报和自己那变成铅字印刷的诗歌。秦洪洲师傅与《大工地》结缘的故事不是个案，由于经费有限以及发放人手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把报纸送到每一位工友的手中。《大工地》的读者群中，有很多工友获悉《大工地》都是很偶然的机会。我们的“硬汉”李建华认识我们就是在2010年底，带工人换宿舍时，从上一拨工人留下的遗物中看到了《大工地》报的一个角，恰恰这个角就只有“联系我们”这一个栏目，他当即打电话给我们，并由此开启了我们至今八年的相伴相随。
鉴于很多工友经常接触到碎片化的《大工地》，我们编委会特意在每个版面上都印刷上我们的联系方式。而江苏建筑工友李英华则是在上厕所时，捡到了别人擦屁股没用完的《大工地》报纸。2011年，建筑工友李英华将他的作品《钗头凤·别离》发给了我们。
别离秋，上心头，自此化作相思愁，空回首，月如钩，酒醒花落，风淡霞收，忧忧忧。
快乐否，难猜透，心似秋千人空瘦，念忧忧，何时休，望断高楼，可有来后，候候候。
——江苏籍建筑工人李英华
山东建筑工友王运朋看到《大工地》则是在回家的火车上，从火车地板上席地而坐的其他返乡农民工的屁股底下讨来的。他将这张报纸贴身收好，在寒冬腊月的雪夜，背着沉重的行囊返乡与留守乡村的妻儿团聚，并依着报纸上的手机号码，在凌晨一点时为我们发来这样一首诗。
野旷雪重映钩寒，一载飘摇人终还。
小儿不知劳夫苦，笑解兜囊数新钱。
把工钱细心地缝进衣服里侧
仅仅从诗歌形式和所传达出来的诗风来看，建筑业农民工的诗歌就与我们所熟知的打工诗歌很是不同。打工诗歌随着农民工进城的大潮，已经出现和发展了三十余年，但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努力融入主流的诗歌话语体系，无论从形式还是意象，不仅将抛弃了唐宋时代的传统诗词写法，也抛弃了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种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翻身诗歌形式，打工诗歌越来越千篇一律采用新诗形式来书写，而在诗风方面也努力融合了主流诗歌的荒诞风、朦胧风，似乎这样才能显示诗作者的水平。
但是我们办报的目的不是面向打工诗人的小圈子，而是最广大的劳动者。因此，我们的诗歌要具备三个特点：只说实话、人民立场和通俗化。说实话才能明辨事理，人民立场才能说人话，通俗化才便于工友之间口口相传。
如果放在六年的时间轴上来考量，单从建筑工人给《大工地》的投稿诗歌来看，我们就能够看到工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诉苦、抱怨、自嘲，而能够更深刻地感知自己的身份、力量以及对未来工人命运方向的明晰。在工人行动的指引方面，《大工地》通过分享经验，传播知识，促进了工人群体更加理性化和组织化的维权实践。这些经验的总结、问题的表露也通过官方的政策渠道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近几年国家在建筑业职业安全、劳资关系治理以及建筑业改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实践。
石化以后，流泪之前
我们走到现在，劳工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获得一些进步，但也有些方面没有获得长久的、有实际性的进展。所以，即使有困难我们也要去培养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
如今，我2009年结识的尘肺工友已经有一半离世，很多当年没有被认定为尘肺的工友也因尘肺而离世，他们“石化”的肺成为尘肺病最后的证明。今年他们的一些遗孀还有当年没有被认定为尘肺而如今发病的工友仍旧在深圳维权，这是一次相较于九年前更加艰难的维权，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舆论空间愈加收紧，尘肺也早已不是新闻，人们对这样的苦难也就习以为常了。
习以为常不是个好事情，它容易让人面对苦难麻木，肺石化了，就没办法呼吸，心石化了就失去了对感知，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事件，秉持“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的高高挂起心态；甚至事已关己，也不会积极作为。在遭遇自身苦难时，除了流泪，还能做些什么？
2017年年底北京大兴大火事件是对人心和人力最大的检验。这次驱逐不仅关涉底层农民工，也涉及到很多拥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做了什么？有去积极干预吗？
北京大兴火灾后的人口管理政策，对我们在北京城边村的项目点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当时就想，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抱团取暖，我们能不能一起去守护住这个地方。后来，我们真的能守住这个地方，这就回应了我在分享会一开始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的力量真的很大，经过了一场危机，我们不但守住了项目的地方，还有了自己的土地，可以用来种地。每天下班的时间，就是我们最热闹的时刻。因为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工分，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菜。作为一个“吃货”，我终于能够看到，我小时候的理想不仅在通过斗争去实现，也在流动人口社区的食物互助体系上得到彰显。
大工地诗歌节
工地合唱团排练
这就是我的故事。然后回到最初的主题，这些城市边缘人和我有关吗？
是的，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谢谢大家。
作者：李大君 编辑：章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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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艺术、做创作的，应该有责任去记录下每一个好的、坏的时代，当然，我们也有责任，可以令一个坏的时代变成一个好的时代。”——2014年，黄耀明在演唱会上这么说。这是音乐人在时代面前的一个选择，一个可贵的选择。
作者 | 陈克
编辑 |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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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隐私的个人信息也是一种资源，人们通过交换一定的隐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隐私保护，本质上是个人数据保护与分享、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权衡，其核心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平衡问题。
文｜傅蔚冈
在中国商界，迄今还在流传着当年台湾首富王永庆卖大米的励志故事。
当别人家的米店都是坐等用户上门买大米，王永庆就是送米上门。据说，他还有一个小本子用来记录用户家的相关信息：家有多少人、一个月吃多少米、何时发薪等。他根据这个小本子中记录的情况来测算哪位用户家的米该吃完了，就送米上门；等到顾客发薪的日子，再上门收取米款。
· 王永庆
之所以想到王永庆用小本本记录用户信息拓展客户的行为，是因为最近报道有些App在「窃听」用户信息从而推送相关服务的新闻，在社交媒体引发了深恶痛绝的公众舆论。
毫不意外，各涉事公司也都否定「窃听」的指控，认为自己的产品「既没有做类似的产品设置，也不具备相关技术条件」。这些公司之所以会做如此回应，是因为《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
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为什么王永庆通过「小本本」掌握用户信息来为用户服务的行为至今得到赞赏，而App「窃听」用户信息的行为就不可接受？
按照常理推，王永庆那个卖大米小本本上记录的内容，大概率也是他自己根据用户的言行中分析得来，不可能是他和用户一对一访谈得来，更不可能是和用户之间还签订一个像现在App普遍存在的「用户协议」。
为什么王永庆卖大米的行为就受到赞赏，而App获悉用户信息（假如有）的举动会受到公众的一致差评？
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在个人隐私、商业利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平衡？
※ ※ ※
在2018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百度CEO李彦宏因为说了句「中国用户很多时候愿意用隐私来换便捷服务」备受公众抨击。
当然，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户的一些个人数据实际上能够帮助互联玩企业为之提供更好的服务或产品。……中国的消费者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很多时候是愿意以一定的个人数据授权使用，去换取更加便捷的服务的。」
尽管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到了隐私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在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运用用户数据为之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当然，这一切都要遵循一定原则，要在保障用户数据权益的基础上，用这些数据让所有人受益。」但这句话并未引起任何的重视。
事实上，用户让渡个人信息来获得服务便利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目前绝大多数公司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如此。
2009年，《华尔街日报》的科技记者朱莉娅·安格温（Julia Angwin）在一篇名为「Putting Your Best Faces Forward」的文章中分析了为什么Facebook能够在激烈的社交媒体大战中脱颖而出，原因就是用户「愿意用自己的隐私换取一个基于信任的沟通平台」，与诸多的匿名平台相比，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的Facebook更获得用户的青睐。
但是，「真实身份信息注册」是不是意味着「用自己的隐私」？对此，需要界定为何为隐私，何为个人信息。
尽管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讨论，但是这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尽一致，甚至存在巨大差别。
讨论隐私问题，现在一般从1890年《哈佛法律评论》第4期的《论隐私权》一文说起。在这篇隐私权的开篇之作中，作者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和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将隐私视为：
个人有权保持个体私密以防止被呈现于公众之前，这是隐私权外延中最简单的情形。保护个人不成为文字描述的对象、私生活不受媒体指指点点，将是一种更为重要、范围更广的权利。
· Louis D. Brandeis
学界通常将隐私界定为一种免受外界干扰的独处的权利（right to be alone），即个人具有不可侵害的人格，对其思想、情绪和感受等自身事务的公开、揭露具有决定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隐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尊严。
为什么需要构造隐私权概念？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合同法和诽谤法已经无法担负起隐私权所涵盖的范畴。
就像《论隐私权》一文中所说的，「诽谤法所确认的不法行为及相关权利是物质属性的，而非精神属性。这一法律分支仅仅把对有形财产的保护，扩展至确保世间繁荣所必需或有益的条件。相反，如果只是情感受到伤害，我们的法律不会承认任何给予赔偿的原则。」
同时，很多事务也是信托法和合同法所无法覆盖，例如「一个人不经意收到信件，接着将信件公开，事实上很难想象是由于何种法律理论，收信人违反了明示或暗示的契约，或违反信托。」
自此开始，隐私权的理论开始构建起来，而随着实务中判例的发展和学理研究的深入，它的范围也被逐渐确认。
上世纪60年代，侵权法学者普洛塞（William L.Prosser）将其总结为四种类型，后来这种区分被实务界所接受。在《侵权法重述（第二版）》也规定了其主张的侵害隐私权的四种类型并沿袭至今：一是对隐私空间的侵入；二是使用他人姓名或者肖像；三是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四是歪曲他人形象的公开传播。
由此可见，就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而言，美国法实际上将肖像、姓名都置于隐私权中加以保护。尽管隐私权的概念最先缘起于美国，但是在大陆法系也逐渐采用了这个概念，并将其视为是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
需要指出的是，和大陆法系不同的是，在美国隐私权并非只是一项民事权利，同时还是一项宪法性权利。
最高法院通过历次判例逐步发展了隐私权的内涵，他们在宪法文本中找到了隐私权的某些根据，即存在于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和集会请愿自由的规定）、第四修正案（关于搜查扣押的规定）、第五修正案（关于禁止自证其罪的规定）、人权法案、第九修正案（关于保留权利之声明）以及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有关自由的规定，特别确立了刑事侦察领域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个人生活空间和私人资讯等）。
换句话说，隐私权在很多时候成为了个人对抗政府的一项权利，这是与其它国家所不同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关移动通信的相关判例中，更是如此。
如在2014年的Riley v. California中，法院要求警方查看犯罪嫌疑人的手机需要获得法院的搜查令，2018年的Carpenter v.United States案中，法院确认警方要获得被调查方的手机位置记录必须获得法院的搜查令（Search warrant）。
那么，何为个人信息？
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是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该《决定》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如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知情透明原则等。
尽管被学界不少人称之为一般性规定过多，且很多保护措施过于宽泛，但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个人信息和隐私两者是不同的。否则法律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
那么，何为公民个人信息？2017年5月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由此可见，个人信息和隐私两者并不尽一致。隐私通常是由一组个人信息构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是隐私。
举个最简单例子，只要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参与社会交往，那么就必然要和别人交换一系列信息，而他人或者组织总会存储我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身份证件、联系方式和财产状况等。
很显然，别人知道我的信息，并向他人或者组织告知有关我的信息并不必然侵犯我个人的信息。《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信息的，应该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过程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再回头看李彦宏所说的「中国用户很多时候愿意用隐私来换便捷服务」，与其说是用「隐私」换取便捷服务，还不如说是用「个人信息」换取服务。
※ ※ ※
他人或者组织为什么要收集个人信息？在我看来，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营利。或者说，个人信息和资本、劳动力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并构成了我们今天数字经济的基础。
而侵犯隐私往往表现在强行进入他们的私人领地（包括实体及不为人知的心理封闭区），试图窥探他人不想为他人所知，或不想为窥探人所知的内容。
这是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关键区别。迄今为止，在中国法上侵犯隐私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侵犯个人信息要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行政或者刑事上的责任。
尽管有些个人或者机构会通过非法获得个人信息牟利，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平台而言，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信息并无多大价值，只有当每个用户将其行为和一定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价值，所以才会有了所谓的用户画像，那就是通过用户的特定行为来研判其商业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商业价值其实是建立在给用户提供更好服务的基础上的。
比如说，在google用户协议中解释了它为什么要处理用户的各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当您在 Google 地图上搜索某家餐馆或在 YouTube 上观看某个视频时，我们会处理与该活动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您观看的视频、设备 ID、IP 地址、Cookie 数据和位置之类的信息）」。
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服务提供更实用、更合乎需求的内容，例如更相关的搜索结果；改进我们的服务，并开发新的服务；根据您的兴趣（其中包括您在 YouTube 上进行过的搜索或观看过的视频之类的内容）向您投放广告；防范欺诈和滥用行为，从而提高安全性；进行分析和衡量，以便了解 Google 服务的使用情况。」
而现在用户之所以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原因在于技术放大了风险。这个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立体化的个人数据很容易遭受侵害。在王永庆的那个小本本上大概只能记录用户的发薪日和家庭人口数等极少数内容，但是现在一个用户的手机则是几乎可以囊括主人的所有信息。
就像在2014年的Riley v. California中罗伯茨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授予警察自由查阅智能手机的权力「会将个人完全暴露在政府面前，并且这种暴露的程度相较于对住宅的彻底搜索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是用户数据泄露的规模与前数字经济时代相比是呈指数级增长。不仅仅用户个人的信息更加立体化了，而且规模也大幅度增加，现在往往是以数千万甚至上亿计算被泄露的信息。
仅仅在2018年，就至少有Facebook、Under Armour、My Heritage、圆通、顺丰、华住和喜达屋等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发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万豪旗下的喜达屋受黑客入侵的5亿用户信息中，用户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护照号码、信用卡等所有核心的信息统统被泄露出去。
该信息被披露后，美国5个州的总检察长和英国信息专员对外表示，将彻底调查这件事，并让万豪付出相应的惩罚。而美国也有相应的集体诉讼，向万豪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125亿美元（相当于5亿潜在被盗用户中每人得到25美元的赔偿）。
※ ※ ※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被恶意使用会放大信息泄露的风险，因此用户理应对来自商业机构使用的授权都保持格外警惕。
但实践表明，用户在是否做授权时，往往并不是理性或者审慎的。甚至是他们根本不看授权内容就会盲目的点击「同意」或者「下一步」。
用户焦虑的最主要的内容，是被恶意的广告骚扰、诈骗，少部分会担心隐私被他人窥探，由此危及到人身或财产安全。但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并不是越严格越好，而是需要保持一个平衡，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的监管降低社会福利。
数字技术的使用沉淀了大量数据，但并非所有数据都构成个人隐私而需要被保护而不得利益。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小部分。
前白宫首席信息官（2006-2008）特蕾莎·M·佩顿在《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一书中指出，隐私可以「通过一个同心圆来思考隐私。我们把自己放在同心圆中心，在中心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我们完全自己保留、不与任何人分享的秘密、思想和仪式。」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隐私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秘密方面的事宜，包括个人数据、个人行为以及附属于个人的空间领域等。
隐私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同心圆，越接近圆心越是不愿意让渡的隐私。在同心圆扩大半径的外围，个体产生交集，也产生了隐私的交换，并以此获得友谊、亲情、理解，甚至经济利益。
从这个角度理解，作为隐私的个人信息也是一种资源；而信息主体主要通过交换一定的隐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过程。
当然，隐私交换除了能够通过个人利益最大化来提高社会福利，同时也具有很多外部性。如一些人的犯罪历史、疾病历史，如果不能进行适当的披露，可能会成为公共安全的隐患，这类隐私的披露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些公众人物，包括政治人物的个人隐私披露，对全社会来说是有意义的。
那么，界限何在？
既然隐私是一种资源，那么，和其他的任何资源一样，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其应有之义，这也是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的一贯主张。
把隐私作为一种资源重新分配最有效率的结果，即把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隐私保护的目标的意义在于：
（1）它不仅可以使目标更清晰可量化、可操作，同时还让法律上的「隐私的合理期待」有了比较明确的准则；
（2）把个人隐私保护当做一种资源，而不是一成不变和绝对保护，能够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避免保护过度；
（3）这个框架的建立有利于不同背景、不同人群对隐私问题达成共识。
· Richard Allen Posner,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曾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更进一步，隐私保护本质上是个人数据保护与分享、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权衡，隐私保护的核心就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平衡问题。
当我们讨论隐私保护的收益时，不仅包括个人收益，也包括外部性，即促进就业、发展金融市场、维护公共安全和保持健康卫生等社会收益。
同时，成本则包括由于隐私让渡导致的个人安全感和尊严的心理损失，因为侵犯隐私导致个人经济损失，为了保护隐私而发生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支出等。
在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下，隐私保护的政策制定就是上述各类收益和成本的权衡。不同的权衡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美国能够在互联网时代独独霸全球？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在这个浪潮中落后？这是学术界和业界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
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法学院Anupam Chander在《法律如何成就硅谷》一文中指出，硅谷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在知识产权和侵权法上采用了适用于互联网的法律制度，而欧洲和亚洲（日本）由于实行严格的中介责任制度，不灵活的知识产权规则和强大的隐私限制，阻碍了当地的互联网企业家的发展。
· Anupam Chander
尽管在隐私权受到宪法修正案保护，但是在美国互联网领域却鲜见相关诉讼。Chander教授在其论文中强调了没有隐私限制证明，特别有利于互联网创新。其原因在于：
硅谷企业的成功往往不仅仅是一个初始灵感的结果，而是一个企业内连续几轮连续创新的结果。大部分创新都源于快速实验——推出新产品，beta测试和评估。许多Web 2.0企业依赖于试错法模型进行创新。根据市场接收情况，提供Beta产品以进行收回，修改，增强或最终确定。
软件的可塑性可以快速响应市场条件。由于企业正在创新用户和信息之间的新关系，因此在这个实验过程中隐私的风险尤其高。因此，弹性隐私制度证明有利于这种创新的反复试验方法，允许公司的产品不是基于法律约束而是基于市场反应。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后发优势也是得益于中国并未构建起像欧盟日本那般严苛的隐私权。
在过去20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和立法者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姿态，为国内互联网公司营造了一个宽松政策环境，从而产生了像BAT这些数据巨头，而在独角兽公司排行榜中，中国在前十强中也是几乎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
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用户，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较便利的服务，尽管不少人对此抱有别样的感情。
※ ※ ※
行文至此，可以回答为什么公众对App收集信息的恐惧了，原因就在于担心个体赤裸裸的呈现于商业机构面前，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泄露而带来实质性的损害。
但事实上，用户信息在王永庆的小本本上才是赤裸裸的呈现，而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通过加密、脱敏等方式实现「了解你，但并不认识你」。
有消息说，Facebook将利用区块链技术重新定义用户的数字隐私边界，彻底解决信息泄露问题，资本市场和外界对这一技术保有普遍乐观的态度，相信加密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最有效率保护用户隐私的工具。
本文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本质是一种资源再分配，应该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从而让数据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和促进社会福利提高。
而对数据的监管政策应当以社会福利提高为目标，保护隐私的同时也要允许合法的个人数据交换。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隐私在不同环境下、语境下及对不同人有很大差别，因此隐私保护政策要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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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景宜 来源：人间theLivings
因为学校后勤部门的摇摆，他的小书店多活了一年；但因为想多赚点钱，“清仓打折”似乎又变成了一场情怀消费的欺骗。但没有人知道，这家书店藏着老板对现实的逃离和妥协。
配图 | 单读视频-北师大男生澡堂下面的书店
1
王洲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人，穿着普通，肤色略微有些黑，讲起话来不急不慢，是那种看起来从不会发脾气的人。10年前，他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主修中国教育史。
同大部分北京海淀区的高校一样，北师大也有自己的“书店生态”，尽管不像北大周围有主打三联、商务等库存书的豆瓣书店或专注“思想、哲学”的万圣书园，但北师大周边的这些小书店也跟那些口碑在外的明星书店一样，承受着房租和电商的冲击，靠着各自不同的生存之道勉力维持着。
读研的时候，王洲曾目睹了学校周边小书店的衰落。那时北师大的校园里就开着4家书店，学校东门外还有“学而雅”和“盛世情”等几家大一点的书店，到如今只剩下“盛世情”还在，门面还被美甲店分去了大半。
“最先消失的是‘学品’，我在师大读了一年，他们就不干了，‘宏图’接了它的位置。后来一家叫‘淘书苑’的店也倒闭了”，等到王洲的墨香书店在校外开了一年多后，校园内的宏图、海琴两家书店接连倒闭，自此，“学校里一个书店都没了”。
不过这些书店的死去，并没有打击王洲的信心——他尝过甜头，大学时就爱看书的他，来到北京读研后经常去各处淘书看，在寝室里攒了两百多本书。他想到拿去卖，但又有点不好意思，同在北师大读书的女朋友知道后，便在国庆假期时，直接带着这些书在通往食堂的路上摆了个小摊。
“她很厉害，半天多时间，卖了700多块钱。”王洲想着两人在外面做家教，每小时也不过赚30块，干脆自那以后，专门抽时间去潘家园进二手书，再让女朋友摆摊卖。
32岁那年硕士毕业后，王洲找姐姐借了几万块钱，在北师大的北门租了个门面，成了书店老板，“只当是个小型创业，最多亏个房租钱”。那时候，他的“墨香书店”里，新书只是一部分，还都是三联、商务等出版社的库存书，剩下的“货”全都是各个年代的二手书，从历史、文学到生活常识、旅游地理——当然，也不嫌弃学科教辅。
“正规渠道进的库存书一般是五折，卖也只能按七八折卖。还是旧书利润高些，5块钱弄的书，10块钱卖也完全可以。”
王洲有自己的算盘，2009年10月，进好第一批书后，他就给远在宜昌的母亲秦明珍打了电话。用了两天时间安排好家里的事后，秦明珍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那之前，秦明珍没有出过远门，连省会武汉和临近的重庆都没去过。
大多数来墨香书店的顾客并不知道王洲，对于他们来说，秦明珍才更像是这家书店的“台前老板”——一年里除了春节那几天，都是她在书店照看。
秦明珍身材矮小，大半辈子都在湖北老家务农，皮肤黝黑，也不太健谈。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总是自嘲“我没有文化，和文盲差不多”。第一次从北京西站出来，透过车窗，她只觉得“马路上都是车，北京好大”。
“我们家在宜昌的一个山区里，离赶集的地方都很远”，家里有5亩地，秦明珍和丈夫一起种玉米、喂猪、养羊，紧紧巴巴地让王洲和他的姐姐念上了大学。
刚来北京时，她站在书店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理，“我儿子教我摆书，让我按出版社、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教材摆，我慢慢学着”。
往后在北京的10年，书店几乎是唯一和秦明珍有关系的事情，也隔断了她的过去，把她突然推进了新的生活，她过得寂寞又充实，“早出晚归，和儿子很少碰面”。她更愿意自己忙一些，因为闲下来时会想家。
其实，2010年春节，王洲的父亲曾卖掉了家里的猪和羊，地也给别人承包了出去，也来到了北京。王洲带父母去了长城，一家三口第一次在异地过年。
“他耳朵不好，腰疼，顾不了店，但炒菜、洗衣服能帮帮我。”秦明珍说丈夫容易晕车，但很喜欢步行去天安门、动物园、北海公园这样的地方游玩，“去的地方比我多”。老头还结交了几个朋友，每天上午一块下棋。
但两年后，王洲的父亲还是无法适应北京的生活，选择回老家独自一人生活去了，“他嫌这里住的地方太小，也没什么事做，花的也是儿子的钱，在老家，自己能管自己，过年还能带点腊肉来”。往后，王洲的父亲也会偶尔在空闲时到北京来，有一次他跟儿子讲，这10年来，他一共来过7次北京，每次坐在火车上，“都感觉只有我是最老的”。
丈夫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买菜，秦明珍几乎每天24小时都是一个人待在那个几十平米的书店里——那个由单元房改成的门面，吃住都在里面。中午做饭时，她怕油烟呛走顾客，就把门关起来。
这10来年，王洲得到了很多的自由和闲暇，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是母亲给她的。这些年，秦明珍只回过两次老家，都是跟着王洲回去的，其中一次是2013年88岁的母亲过世，直接晚班飞机到武汉的机场，那是她第一次“路过省会城市”。有时候她也会想女儿，自从2009年送秦明珍来北京后，女儿再没到过北京，“想的时候就视频，太远了，也没办法”。
2
从王洲的朋友圈里，你很难判断出他是一个小书店的老板，因为上面没有一条和书店相关的动态。
许多高校附近的书店老板都会加教授和学生的微信，平时就在朋友圈分享些稀有、“有意思”的书，吸引顾客来买，但王洲从没和店里的顾客们交过朋友，也认不出哪个顾客是教授学者，“人家来买书，不可能说自己是教授呀”。
比起同行，王洲似乎也并没有把太多心思放在书店上，除了每年北师大开学时发发传单，书店很少做什么营销活动。在工作日晚上和周末，王洲都要去一家培训学校给小学生们讲奥数题，靠自己本科时的专业，赚着每月一万多块的收入。他也考虑过开个培训机构，“但家底太薄了，亏了的话承担不起”。有不少学生家长介绍孩子给王洲，想让他私下“带带”，“这样确实收入会高点，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私下和别人收费也很麻烦——不能总考虑自己利益，你要是这个时间不能安排、那个时间不能安排，学校就会怀疑你了。”
王洲有很多空闲的白天，每周他都要带着七八个编织袋，坐地铁和公交去北京的远郊，有时是去物流仓库，有时是去书商的家里。每个袋子能装一百多本书，选好书后，再叫一辆货车把书拉回书店。这么多年，他和妻子既没有考驾照也没有买车，“有台小汽车在北京更麻烦，还要交停车费，没有打滴滴方便”。
几年下来，王洲认识了几个固定合作的书商，别人去进货时永远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你说10块钱，他说不行，得15，只能慢慢谈拢价钱”，但王洲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一般会直接把选好的书进行分类，直接给出单本价格，“我跟他（书商）说，这一堆可以出每本10块，这一堆15，你觉得哪本书卖不了，就收走，不讨价还价，这样非常节省时间”。
时间长了，书商都跟王洲达成了默契，“做生意，总有人希望自己得到好处越多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要公平，每次好处都在你那边，别人自然不高兴。价钱，主要是看旧书品相，还有发行量多少，偏学术、且发行少的，（价格）自然高，过去人手一本的《沉思录》这种，自然就便宜”。
偶尔王洲也给自己淘些书，他的阅读趣味并不专注，更偏向某种好奇的探索。前段时间，他去潘家园收了一本安·兰德《源泉》的英文原著，“我刚从今日头条知道这个人，美国的一个女哲学家，我一问价格，才10块钱，网上可能要买到100”。（编者注：安·兰德，即艾因·兰德，俄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回到自己的书店，王洲便用经验给这些旧书定价，基本上也就是随行就市：“这本书你原来定10块，一弄来就被买走了，再很难进，那下次就定贵点；要是有五六本都卖不出去，你就可以考虑定低一点。”
自己开了书店以后，王洲很少再去别的书店，只是偶尔去下野草书店——这家书店和墨香书店一样，于2009年在北师大周边开业，期间也数次因为租金问题传出要闭店，“野草的老板来过我的书店，买过电影方面的书，那个书店真正卖书的是他父亲，我们搬进北师大校内后，他父亲还来看过，但我们也只是普通的打招呼，没深谈”。
有一次去公园逛书展，王洲看到了自己过去常去的盛世情书店也在摆摊，这家在北师大东门外的“老牌”书店，一楼卖打折图书，地下室卖学术书籍。王洲在摊位上认识了老板，“我们就聊聊你卖什么书、他卖什么书、什么样的书好卖。他家书店以前生意很好，现在差了一点，能做这么久，也是因为老板很喜欢这行，又比较有经验。但最后，书店可能都是亏的，只是赚到了书。”
在北师大校外的那个门面房4年的合同到期后，房东告知王洲，房租要从每月6000多元涨到1万多块。
“那时书每天卖得好的时候流水2000多块，差的时候才几百块。书店每年的利润，账面上大概两万多块，这个价，肯定租不起。”
3
2014年初，王洲一度决定关掉书店，开始做“清仓活动”，却意外地吸引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这是王洲第一次亲身了解到媒体和舆论对销售的帮助——当然，等到4年后，这家小书店在反复“开张—倒闭—又开张—再倒闭”的循环被顾客们判定为“欺骗营销”后，王洲又感到荒唐和疲惫：“遗憾？说不上。要关门，很早就在意料之中——书店本来就是夕阳产业。”
那时候，北师大的许多学生得知墨香书店要关，帮忙联系了学校和媒体，希望能在校内找个闲置位置容纳这个小书店。最终，北师大后勤部将位于“学一”教学楼地下室的“职工之家”腾了出来，“免租金”供书店使用——后来书店的门口，还一直保留着“职工之家”的招牌。
王洲说：“我们去之前，那里面就放了一张台球桌，两张兵乓球桌，很空，也没什么人来打球。”作为交换条件，王洲的书店每年要提供1万本书送给北师大的新生，同时，这里也要作为后勤员工的阅览室——北师大有1000多个后勤职工，他们是无法进入学校图书馆的。
| 王洲的书店每年要送1万本书给北师大的新生（作者供图）
这个优惠条件着实让不少人羡慕不已，妻子给王洲建议，逢年过节可以给后勤部门送些礼物表示一下，但王洲拒绝了：“合约怎么说，就怎么做，送烟和酒，这种事情我不愿意干，反倒会出问题。”
也是在书店搬进学校之后，秦明珍才终于开始和儿子媳妇同住。每天早上7点多，她都会从家里出来，从大钟寺站坐30分钟的公交去北师大，这段通勤是她难得见到日照的时候——从她走进地下室打开灯的那一刻，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在北京，秦明珍没有熟人，不知道该如何搭乘地铁，她只生活在书店和儿子之间。唯一日常能讲话的人，就是常来买书的顾客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会跟眼前这位脾气好的老人聊聊自己近况，讲些最近听到的新闻。秦明珍也很喜欢来书店的学生们，露着笑脸听他们讲话。
没人光顾时，秦明珍会整理书架，或从库房拿书出来“上新”。干活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拿本书出来看，“看看书名，想看的话翻翻，看得进去就看，看不进去就不看，反正书也多”。不过，秦明珍很少和顾客们说自己也爱看书，她还记得年轻时看过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以前我喜欢看侦探类的书，什么吸引我？那些人物脑筋特别灵活，从各方面分析、破案，太精明了”。
地下室入口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挂书店的招牌指引，除了开学季，书店几乎无人问津。大多时候，地下室的书店里很安静，让秦明珍躲掉了很多烦恼。在学校北门开书店的那几年，她的心里总是没底，最怕工商来人检查。对方会问书店有没营业执照，刚开始，她打电话向儿子求助。对此，王洲倒是很直接：“就算来查，我也理直气壮——不是我们不办，是他们说旧书店办不了。你没有道理，我怕你什么？”
但秦明珍很难像儿子一样坦然，只有赔着笑脸跟工商装糊涂：“我说会去办的——其实心里不踏实，房子还在租着，总没有底。有时他们一个月来几次，真的有点烦。”
搬进学校地下室后的几年时间，一直平安无事——但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2018年4月，学校后勤部的老师跑来通知说：“学校准备改造这个地下室，你们要做好搬走的准备。”
王洲第二次将“清仓打折”的消息贴在了书店的墙上，北师大校园论坛“蛋蛋网”有人找了过来，帮忙做了一篇书店清仓的报道。帖子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王洲从外面上完课后来到书店，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书店里面都挤不进去了。”
那天是4月2日，作家马伯庸在上午光顾了这个小书店，发了9张带图的微博，说书店将在下月关闭，“虽我已发誓不买书了，家里摆不下，可还是没忍住……”
于是，那天店里一下卖掉了几万块钱的书——自打书店搬到地下室后，除了开学那几天学生们来买旧教材一天能有上万块的流水，日常一天只能进账几百块。
“墨香书店即将关闭”的消息从校内传播到社会，人们关注着这家地下室书店的死亡倒计时，很多人都来书店买书支持。
在马伯庸那条微博发布后的半个月，有政府文化部门派人到书店检查，查封了书店，以发现几本圣经和宗教类书籍为由，要求书店停业整顿两个月。两个月后，书店重新开张，王洲主动找到蛋蛋网，又请他们帮忙做了次“清仓”宣传。
清仓时，店里的新书显然比二手书更受欢迎。然而，那段时间里，很多学生都看到，一辆货车停在地下室的入口，王洲从外面进来的新书一件又一件从车厢里搬进了书店，这让大家颇感愤怒：“不是在清仓吗？怎么还在进货？”
这件事情在校园内引起里不少学生的不满，质疑老板用情怀做销售的手段。
到了2018年的10月，还有热心的学生在蛋蛋网微信后台留言，希望能继续帮助墨香书店做清仓，而蛋蛋网的编辑则直接回复：“地下室兼具消防安全功能，那里本不该做书店，有火灾隐患。他不愿出钱租地面上的房子，嫌贵，这不值得同情。”
书店还在照常营业，这更让很多人认定了，这家二手书店在“一年一度的表演”。支持书店的顾客也觉得这是某种程度作秀，不过“也不需要指责，现在实体书店本来就不容易”。
“当时进了5万块的货，配着卖，他们说我‘表演’，和这个有关系。”王洲坦然承认自己那时的所作所为，但他的不解释，让“清仓”变得暧昧起来。
不过，王洲却把导致这场闹剧的原因推给北师大后勤部门的摇摆——因为“一下有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那时书店又留下来了”，“当时他们没有很明确说什么时候要我搬走，只说做好准备，后来才说的时间，可最后又没让我走。也许他们一方面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做别的用途，另一方面又觉得书店留在这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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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仓风波后，王洲在书店里留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有100多个顾客加了他的好友。
2019年4月，王洲又一次在店里贴了清仓告示，还用微信群发给了那些顾客，说5月底书店将彻底关闭。这个群发公告作为消息源头，口口相传，让许多人加入转发行列，其中包括冰心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吴青，这一度让网上开始误传：墨香书店是吴青开的“理念书店”。
| 以讹传讹的信息让墨香书店再次引发媒体的关注
互联网上的信息流再一次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网络上的回响带来了线下的人流。清仓那段时间，我去了北师大时，书店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几十个选好书的顾客在蜿蜒排队等着结账。外面还在不断有人涌入，但也有被里面的场景惊住的，说：“平时没这么多人，过下再来吧。”
王洲坐在收银桌上，一本一本地算价钱，似乎一点也不急躁。秦明珍无事可做，有些慌张地穿行在人群中，面带微笑，偶尔帮人找找书。我在等待结账的间隙，对王洲表明了来意，他马上就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聊聊。”说罢，他唤来母亲过来收银，把我带到了后面。
我们向后走的时候，时不时有人喊他：“老板你快来，她做不了主。”这样的状况大多是如买一套《资治通鉴》，但少了几册，或者有的旧书没写上价钱。王洲告诉我：“因为我在，我妈就想以我的主意为主，我不在的话，她也可以说个价，别人能买就买，不愿意就留下。”
这一次的清仓让更多人觉得他是作秀，一个ID为“蛋蛋网主编”的微博主页上对这件事愤愤不平：“如果这次（书店）到期还没搬走，我就打电话举报。”
4月3日，蛋蛋网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篇明文《亲，这么久了，您还没搬呐？》文章，里面写道：
“今天下午，又看见了学一楼地下室二手书店的宣传。如果你在师大的日子够久，其实也用不了多久，应该能感受到这个消息似曾相识吧？”
“我们不禁好奇想问，这么多次的deadline，是不是学校真实下达过的？”
……
质疑声音又一次涌现，王洲淡淡地跟我说，他看过声明：“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我们这样拖来拖去确实不好，有人觉得被欺骗了。”
我问他：“这次新书快卖完，你打算怎么办？”
“去年是5.6折卖的，其实有赚头，今年是5折卖。我们的人气是靠新书，新书没了旧书也很难处理掉。其实这次我有的时候也犹豫，要不要再进一些……”
“那你如何向人证明这次是真的关门？”
“这个不用解释，到时间我关不关，大家自然知道。”
王洲的回答听起来像是一种话术，他称自己不太会交际，对于因为清仓特意而来的顾客，他也没有太多的表情。有个中年男人看到网上消息专程第一次赶过来，买了50多本书，算完总价2000多元，问王洲能不能优惠一点，“可以便宜10块钱。”说完这句，王洲就没再说话了。
那天是清明节前的工作日下午，王洲不停走出地下室，不断向新来的人解释“现在进不去了”。
清明假期的第二天，4月6日，下午1点多，按照王洲的计划，墨香书店正式停止对公众开放。当时在里面的顾客还非常多，秦明珍独自一人坐在收银桌边，直到3小时后，最后一位顾客才结完了账单。在这之前的3天里，这家地下室书店因为“清仓”涌入大量人流，卖出的书共计约14万元。
王洲此前已经和北师大后勤部门商量好，书店从这天开始不再对公众销售，剩下的库存只给大批量买书的顾客去选。
然而，墨香书店的倒计时最终却因为文化部门又一次检查而提前。4月8日，王洲被叫去谈话，当场写了检查，“就一句话，承诺不能无证经营。我很配合，不想给学校添麻烦”。那之后的几天，通往地下室的大门就被锁了起来，连王洲和秦明珍也进不去了。那天之后，还有很多不知情况的顾客来书店，“听说地下室大门的锁，被撬过一次”。
往后好几天，王洲的手机一直在响，他选择了沉默，“一个也没有接”。
后来在书店锁起来的铁门上，孤零零地贴有一张手写的告示：“书店已于上周六关门，我们联系店主未果（店主一直不接电话），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请店主看到后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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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关门后，我去了一次王洲的家，那是一个老式6层小区的顶楼，离大钟寺地铁站不远。出租屋装修简陋，但很干净，在主卧房间入口有个空空的婴儿床，靠窗户地方放了张双人坐的沙发，两个小书柜靠在墙面上。
“如果你今天不来找我，我准备上午去西山的，香山在春天和秋天有红叶时最好看。”他告诉我，这些年起码去了西山二三十趟。
在同龄人看来，王洲多少有点乏味——从不会见到他发脾气，不抽烟不打牌，除了在家翻翻书，为数不多的消遣就是一个人去北京西郊爬山。
| 书店关闭以后王洲在家中看旧书（作者供图）
大多数时间，王洲都会待在家里，躺在沙发和床上看书，在房间的书柜里能看出他内心有丰富与冒险的隐秘一面——不到200本书里，大多是不同的人物日记和外文原版的探险故事。
他向我介绍起柜子里的书：“这是讲达伽马的环球旅行……这本是凯尔达尔，他从南美洲一直到南太平洋……德索特，最先占领了美洲的佛罗里达地区……达尔文探险时的船长……涅瓦尔斯基，俄罗斯军官，在中亚探险，他很有名的……贝格尔号搞科学考察……我一般看纪实、探险的东西，也喜欢看日记，从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比如知青这代人在人类历史中很独特，很少有人像他们一样，在荒野中度过青春，到老了也有很深的影响。”
他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应该选择读文科，而不是学数学。很多空闲时间，他都泡在了图书馆，他称自己那个时候是个愤青，“对社会现状不满，想要改变，常和同学对发生的事，高谈阔论”。在本科毕业前，他想从海南岛，一路骑自行车去拉萨，在那里工作几年，“再出来，可能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可家人对他的计划强烈反对，在林业局工作的姐夫为此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让他放弃这个“危险的想法”，最终，他留在海口做了老师——那个海岛刚结束房地产危机没几年，有大量的空房，而比起家乡来说，也是个繁华的都市，可他“对于当中学老师很厌恶，想考研，读法律系，结束感觉没有希望的生活”。
几年后，他最终打算回宜昌考公务员，姐夫又告诉他，正好有个教师考试——于是他又在家乡教了几年书，但中学教书依旧让他感到厌烦，最终，他考研来到了北师大，选了一个文科专业。
原本王洲打算以后继续读博，未来能在大学里教书，可读研时，他在课堂上碰到过学术期刊的编辑，直接推销说给多少钱就能发篇论文，“说实在的，就感觉做学术也意义不大了”。
让他最终动摇的原因是经济原因，那时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对方的父母因为家境条件反对他们的婚姻，毕业后他们拖了好几年才结婚，“如果读博士，经济会有点困难”。
有一点像是西西弗斯式的玩笑，做老师本来是王洲花了近10年的时间想要逃避的东西，可毕业后，他只能选择兼职小学奥数培训老师。
“读研究生，了解教育思想，觉得当老师也挺好的，和孩子接触要单纯点。” 王洲说，现在社会对于鼓励“快”有些过头了，“我不鼓励快”。在课堂上，提问时碰到有孩子抢先答题，他会说：“这些题目，数学家根本不需要做，他们一道题目做好几年，对问题思考更深刻才最厉害。”
“那开了10年书店不好吗？”我问。
“这有什么，和开10年的超市有什么区别？一种循规蹈矩的人生。”他说。选择开一家书店，看起来更像是王洲的一种逃离，也是一种与现实的妥协。
谈到书店关闭，王洲说“事情有点巧”，也许正好可以化解一场可能发生的家庭矛盾。
今年，他的女儿出生，养育下一代是北漂家庭的棘手问题。在北京的10年中，他们一共只搬过两次家，其中一次是房东要卖房，但王洲的妻子一直觉得在北京没有安定感，“她觉得生活有漂泊感，有个房子起码有个退路”，毕业后，妻子先去了天津工作了两年，贷款买了套很小的房子，王洲也落户到了天津。
但他们不可能离开北京。2015年，王洲妻子在网上看了各类型楼盘信息后，一周之内，去了廊坊、燕郊看了几套房子，最终决定买下一个在廊坊“小三居”，“在一个配套很好的小区，未来会有学校、医院、公园”，好为生孩子做准备。
可如果去了廊坊，北京的书店也成了问题。一直以来，妻子对于王洲开书店从没有反对过，但也不去店里，对账目也不多过问。王洲说：“我爱人有想法，她想租个小房子，让我妈一个人在这里住，我偶尔回来进货，可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但最后可能也只能这样，因为不管收入多与少，书店对我们家的经济肯定是有帮助的。”
在廊坊的家去年就装修好了，房价已从8500元到了1万多元。妻子想让自己的母亲来廊坊带孩子，王洲有一些为难，“岳母到廊坊照顾我家小孩，但我爱人的姐姐也有两个小孩，这样的话岳父就要辞掉工作，去她姐姐家里，但岳父不想去”。
书店的关闭、女儿的出生，大钟寺的出租房在8月份到期，好在这些事情都凑到了一起，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了。
等书店关闭后又过了几天，王洲才回到店门口，贴了一张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有200多人加他，“大多数想买书，有的询问书怎么处理。我就回复，有了消息会通知他们”。
最后，书店剩下的4万多本库存，“成本大约30多万，找到些合适的买家，大概都购500多本以上”。
王洲和妻子打算租的房子到期后就搬到廊坊生活，买一台车，然后在北京的通州找工作，“我还是做培训，她做幼儿教育，北京这样工作挺多的，小孩没必要在北京上学，基础教育在哪都一样，家庭教育更重要”。
没了书店，王洲没有理由只做兼职老师了，只得当全职老师，上课之余还要“帮忙编课程，接待家长”。他设想过人生的两种结果：“不考研就一直在那教书了，就按部就班。在宜昌，无非和别人一样，买个房，结婚养孩子——在北京也是这么回事，人生大方面都是一样的。至少现在，我的未来说不清楚，可能10年后，我不做奥数老师了。”但北京确实给了他很多机会，至少北京的薪水，能让他购买廊坊的房子，并担负20年的贷款。
这几年，秦明珍的腿得了风湿，偶尔隐隐作痛，“他们说是我长期呆在书店里的原因”。说话时，她不经意叹叹气——突然停下了书店工作，她的生活一下没了方向。今后，她要在廊坊的三居室里照顾孙女、负责家务。她有些担忧自己育儿理念会和儿子他们不同，“我怕自己带不好，过去带儿子、女儿，那时候穷得根本饭也吃不饱，现在的小孩，天啊……但带小孩是我们的义务”。
对于未来，刚过68岁生日的秦明珍有自己的想法——眼前的新生活与她无关，那是属于儿子、媳妇，还有尚不会讲话的孙女的，她属于过去，属于那个离集镇都很远的老家，“待多久要看我身体，现在也不太好，再过几年，我就要回家，和老头一起生活”。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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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视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10日在此间表示，中美经贸谈判并没有破裂，双方发生小曲折不可避免。他希望“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对未来表示审慎乐观，并强调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中国坚决反对贸易战，但也做好全面应对准备。他说：“我们会理性地对待，但是中国不怕，中华民族也不怕。”
刘鹤表示，中美谈判并未破裂，对未来审慎乐观 央视截图
刘鹤是在第十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结束后，在他下榻的宾馆接受中国媒体小范围访问时做这些表态的。根据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采访实录，刘鹤说：“我代表中国政府本着诚意到这里来。双方进行了坦诚的，建设性的交流。大家都一致认为，双方需要保持这种继续磋商的良好势头，尽管暂时有一些阻力和干扰。双方也同意，未来在北京再见面，继续推动我们的磋商。”
刘鹤指出，磋商并没有破裂，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首先是澄清了立场，讨论下一步磋商的内容，并且进行比较好的沟通和合作。“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谈判破裂，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两国谈判之中发生一些小的曲折，但是不可避免的。对未来我们是审慎乐观的。”他指出，双方在很多方面有共识，但是坦率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刘鹤透露，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指三方面：关税要不要取消？采购数字多少？文本是否平衡？他说：“我们认为这些事都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任何国家都有重大原则，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让步。”
对于美方加征关税，刘鹤表示，中方强烈反对。那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世界，同时不利于解决双边经贸问题。他表示，如果美方加征关税，中方必须做出反应。他说：“我们希望美方采取克制的态度，中方也会采取克制态度，不要无限的升级。”
刘鹤10日早上抵达美国贸易代表办，与美方代表继续谈判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刘鹤指出，在此前提下，中国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他认为，中国经济去年触底，现在走入了上升期，所以从中长周期的角度，中方是非常乐观的。从近期需求侧来看，中国国内消费和投资市场巨大。中国正在推动供给体系的改革，所以产业、产品、企业的竞争力全面提升。从政策角度和宏观层面，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充分的空间，所以政策工具是充足的。从微观来看，中国企业家们也是有信心的。他表示，尽管会有一些压力，但相信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良好态势。最核心的问题是信心和预期。只要我们自己有信心，什么困难都不怕。在大国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曲折是好事，正好检验能力。
对于两国谈判的前景，刘鹤相信，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未来两国必然合作。他说：“我们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面对诸多共同的敌人，只有双方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双方贸易代表都有诚意解决存在的问题，现在谈判已进入很具体的文本阶段。
“从中方来说，要的是一个非常平等的、有尊严的，在这个前提下，很好的合作的协议。这一点希望美方同事能够理解。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努力。这会儿需要挺住，需要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也希望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在总的方向上我们并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刘鹤说道。
对于美方是否有意愿与中方达成协议，刘鹤表示，现在需要共同努力，跨过这一段暂时的困难期，然后走向比较光明的未来。刘鹤重申：“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但是中方已经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我们会最理性地对待，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们会理性地对待，但是中国不怕，中华民族也不怕。”
另附人民日报微博“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极限施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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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Faye
采访/整理：033
文字转录：Seaz
今年年初，Faye向公司在欧洲某国的总部举报了发生在她身上的性骚扰事件，下面是她的故事：
我觉得以我以前的职位特别容易被性骚扰，因为它没有什么权力。我当时是总经理助理，除了助理的工作内容之外，还要协助上海办公室的行政工作，就是说，当时所有人都是我的老板。上海这边是我们公司中国区的总部，会接触到许多职位高的人，我的同事也差不多都是经理级的，所以我的这个职位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我好欺负，就是“欺负了你也不会怎么样”这样的感觉。
图片来自 variety.com
我是作为管理培训生招进公司的，在老家工作了一年以后，2013年调来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时候，我很想拥有一辆老上海风的那种很大的自行车。因为是老的嘛，我就觉得在淘宝上肯定买不到，就问办公室里的同事知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我这位男同事Daniel是上海人，他说他知道在哪里有，周末可以带我去看。还说：“你是广东人，那你肯定很会做饭。”他的意思是，作为回报让我煮一餐饭给他吃，但他当时没有说清楚，我就以为他要我请他吃一餐饭，那当然可以呀。Daniel是有家庭的人，还有一个女儿，我就觉得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所以当他约我周末中午去看车，我就说好。
那天看完车之后他直接就带我去了菜场，我心里有点惊讶，但也没觉得什么，他想我做饭那我就做给他吃好了。买完菜我们就一起回到了他家，当天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然后我就开始剥菜、洗菜、做饭，那个时候都蛮正常的，我做完饭开始出来摆桌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这里有避孕套，也有避孕药，你要选哪一种？”当时我就惊呆了，心里很生气：“他到底以为他是谁？”但是碍于同事的面子我没有吼他，就跟他说：“Daniel，我们是同事诶，你到底在想什么？”他顿了一下，说：“你是出国留过学的，思想应该很开放才对呀！不要这么假正经好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没说话，然后就自己吃起了饭来。可能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到饭就觉得应该吃饭，后来我也觉得自己很神奇。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讲话，他还特意给我倒了一杯酒——他知道我不太能喝酒还这么做。我礼貌性地喝了半杯。吃完以后我就站起来说：“Daniel我吃完了，我要走了。”走到门那里我才发现他的门是从里面锁着的，那个时候我心里超级慌，还好他自己走过来帮我把门打开了。我就走了。
那时候我上报过一次。我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同事这样对待我是一件很不恰当的事情，是不对的，不管怎么样对方都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对性骚扰的概念也不是很了解。我上报以后，中国区的人事经理——也是我的直属上级——并没有没有找他谈过，也没跟我谈过。她只是说：“你一个女孩子，应该要小心一点。”她觉得“不能跟成年男人去他家”是常识，没有意识到危险是我自己错了，是我太不成熟了。我自己既然选择去他家，那就肯定是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那个时候听完她的话，我的感觉是：嗯，我的确是要小心一点，可能真的是我错了。我就是那种很听话的小孩，而且刚出职场也不懂那么多，就觉得经理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我虽然自己默默地很生气，却又发不出声。她也告诉了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个荷兰人，他也从来都没有跟我谈过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人事经理到底对他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我以前是一个特别特别天真的人，就觉得Daniel有家庭，而且他也挺经常说起他女儿的，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入职的时候签过一个英文的文件，是每个人入职之前都要签的行为守则，上面就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会立即辞退实施的人的。当时我觉得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身体上的伤害，虽然很生气，还是算了，我也没有想着要求公司怎么惩罚他。公司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那之后我的脾气突然变得很差，很暴躁，特别是对Daniel，因为我觉得他太恶心了。那时候我也想过离职，但是我一方面我觉得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我要离职？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晋升的空间。当时我把人事经理当成我的朋友，什么都跟她说，她就告诉我：“你这样的性格在外面是找不到工作的。”一直用各种话打击我。有一年我涨薪涨到8000块，她还说：“我们给你涨薪完全是因为今年大家都要涨薪水了，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持续不断地听到上级这样讲，你就会觉得你不值得更好的工作，会相信自己真的是做不好，找不到别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就很气，一方面气TA们什么都不做，另一方面又气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用。
三年之后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算找不到工作，我也要离开这家公司。然后我才发现当时真的是随便都能找到那个价格的工作，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相信我找不到别的工作。当时我们刚好换了一个新的总经理，他就劝我留下，他说没有找到工作就辞职对我没有利处，找到好的工作再走也不迟。他还问我如果不想做人事和秘书的工作的话，想做什么，我说提了做市场分析，他就帮我转去市场分析了。
可是行政岗位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我的协助，这个岗位一直留不住人，不停地换。我转岗之后来了一个新的秘书，就在她还在试用期的时候，有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全球会议是我策划安排的。我们总部的CXO，一个非常高职位的墨西哥人在这次会议的时候，也对我进行了性骚扰。那次会议是在南京开的，请了总部很多大领导过来，又卡啦OK，又喝酒什么的。第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他旁边——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习惯，在大佬两边安排两个女同事。因为大佬过来访问，我当然要跟他说话什么的，就聊聊工作，再聊聊生活。他也很好奇上海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就跟他讲了一些。后来他就跟我要我的房间号码，当时我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就给了，他就总是打电话过来让我到他房间陪他聊天。
那天我们一起去唱卡拉OK，唱完之后他想让我去他房间。我委婉地回绝说我要在这里陪其他人喝完酒才能走，他就自己回去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说等了很久我都没去，他就来找我。后来大家一起等电梯准备回各自房间的时候，他应该是感觉到我不想去，就跟南京的一个分公司副总耳语了什么，那个副总经理就开口在大家面前讲让我送CXO回他房间。当时还蛮多人一起等电梯的，有很多男同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还是我来送你吧”。我当时很震惊：这也做得太恶心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想什么，就送他回去了。
那时候我还提前跟同事发消息微信说过几分钟后给我打电话，我就害怕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脱不了身。送他回房间以后，他不像Daniel那么直白，他跪在地上一直说：我真的好爱你啊，就好像真的关心你似的。我就说这不可能，我们才第一次见面，而且我有男朋友，我非常爱我男朋友，我要回去了。他就一直让我留下，说他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情，只想我躺在他旁边。我当然不相信他，后来我接到同事的电话，就往门口走。走到门边的时候，他过来跟我说再见，还趁机亲了一下我的嘴。我觉得非常恶心，他是一个老头，应该有六十多了吧。我就说请你不要这样，他就放开我，让我走了。
当时我觉得，上次的事情只是个经理而已都没有人管，这个是CXO诶，是比中国区所有人职级都要高的人，根本没有人会在意我说什么。我就没有举报，只是跟所有新来的秘书分享这些事情，让她们小心一点。就有新来的秘书告诉了人事经理，她就说了句：“她该不会还不开心吧！”她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这样阴阳怪气地说了我。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为什么我现在突然要举报了呢？一个是因为我对性骚扰的意识增强了，因为我一直读相关的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理解，开始正视那些会故意伤害别人的人；也有读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也理解了人事经理说的那些话是怎么伤害到我的。
后来我参加了在老家的年会，有一个当地同事跟我说：“我听说过一些你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真的，但我觉得你还能在这个公司工作非常厉害。”听到这个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一直流，开完年会TA们派了一个同事送我回家，我在车上大概一个多小时吧，从头哭到尾。回到家又不敢让我父母看到我哭，也不敢跟TA们说，因为我害怕TA们不让我留在上海。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么多年了我还放不下。之前我去看心理医生，TA说我生气、突然变得很难相处、情绪很不稳定这些都是正常的创伤后应激反应，能不能把它放开是要靠我自己的。我就觉得，那我应该为自己做些什么。当时我很明确地对他们说了“不”，这一方面我没有对不起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任由我的经理们这样对我，任由TA们听到这些事情不去处理而没有说“不”，让我自己受了很多苦，这是不对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发送了不应该发送的信号，我自己却没有知觉到，不然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我觉得，一方面行政这个岗位是一定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们真的太自以为是了，还有就是根本没有人管。所以我要正面对质，要问TA们为什么你们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你们连跟我谈一下都没有。我不是要求你要把对方辞退或是干嘛，但是你连谈都没有跟我谈，这个很过分。所以那天晚上我哭完之后，就发短信给前总经理，他很官方地回答：我一直对员工都是很关心的。还一直避免跟我有短信上的沟通，要求打电话，怕留下证据。回到上海我就跟现在的总经理讲了这两件事，他也跟相关人士聊了。人事经理跟他辩解说，她觉得Daniel那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而且Daniel跟我也可能是办公室恋情。
我当时也在想如果公司还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我就去联系媒体把这个事情曝光。但是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我觉得这么做也不会让我开心的。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个声明，发给总部的领导，要求公司在内部做一个全球的反性骚扰项目。他们后来答应了，还要求我来lead中国区的部分。在这个项目里面他们会给经理及以上级别的人做面对面的反性骚扰培训，因为有更多权力，会很严重地影响事情的发展和处理；新员工入职的时候也会做线上培训。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总部也询问了我的意见。后来总部的合规负责人也来到上海跟我问话，也请了外部的律师来跟我核实事实，同时也访问了办公室其他员工，去证实我说的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发展，但我还是蛮高兴的，至少他们有了反应。
在我举报之后，总部在核查的过程中，又发现另外一个女生曾经被这个CXO性骚扰过，应该是看到我的举报，她也站出来了。她现在的处境也很艰难。
这几年来，metoo的事件让公司的一些人好像突然惊醒了，几年前他们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在斗争，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一方面我真的希望TA们被惩罚，因为你做错事情就应该被惩罚。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那些一点也没有性别思考的人，因为事不关己就漠不关心的人，或者已经非常严重地被“女生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观念洗脑的人，你要TA们怎么去做正确的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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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王菁4月29日在端上发表了文章《从新西兰惨案到斯里兰卡爆炸，中国的仇穆情绪从何而来？》，从文化及历史角度厘清全球化情境中，中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与西方语境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异同。本文为后续的第二篇，尝试梳理中国反穆言论网络生态的复杂性及其流变。
“穆黑”的产生
大陆中文网络中“穆黑”（编注：中国大陆网络上攻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一词的出现与网络社区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密不可分。
2011年1月26日，知乎正式建立，它类似于美国Quora的社会化问答网站。“穆黑”一词也正是自当年出现在了知乎的问答当中。当时，“穆黑”与“穆斯林”、“皇汉”（编注：中国大陆网络上大汉民族主义者的代称）、“少民”（编注：中国大陆网络上少数民族的代称）同时出现，而“穆黑”与“皇汉”在少数民族问题上，都倾向于认为穆斯林是当今文明的主要威胁之一。
同年7月，知乎实现了与新浪微博的绑定功能，其于iPhone的客户端也于9月正式推出，使得网络社区和社交媒体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而有关皇汉、穆黑的讨论也逐渐在中文世界扩散，不但出现在早于知乎的“天涯论坛”和“人人网”上，也更多出现在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微博平台上。
在接下来的将近十年间，中文网络社区和社交媒体中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关注不断增加。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穆斯林、回族和维族相关的搜索呈现断点式的增长趋势。在每次国内外出现大规模恐袭或独狼式暴力事件后，无论凶手为极端穆斯林还是白人极端主义分子，从百度搜索指数趋势和谷歌搜索趋势数据来看，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搜索都会一下子大幅上升。但对“穆斯林”的关注度在中文世界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而对“回族”、“维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网络关注也水涨船高。
中国互联网10年来对“穆斯林” 等四个词语的谷歌搜索趋势。（纵轴数字代表搜寻字词在特定区域和时间范围内的热门程度变化趋势，以图表中的最高点做为比较基准。100 分代表该字词的热门程度在该时间点达到最高峰）端传媒设计部
另一方面，“穆黑”相关的反穆情绪也在微博和其它网络社区里出现了各种沿袭、扩散和变体。比如，2013年，天涯论坛的国际观察出现了以“自以为是‘穆黑’的都来，咱们谈谈”的帖子，楼主自称“诗书礼乐春秋2012”，认为“大部分穆斯林民族都属于这个世界上的蛮族……谁招惹它们，它们就会攻击谁”。此处，相信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了，当中的人称都是“它们”而非“他们”，足显楼主的鄙夷之情。
同期，人人、天涯、知乎等也出现了不少将穆斯林、回民等统称为“绿绿”的帖子，认为欧洲文明即将陷落，而中国欲成强国，必须一方面防止欧洲难民、恐袭等此类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严防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族等少数民族，防止类似清末同治回乱等历史事件的重演。语气仍旧与知乎上所谓的皇汉一脉相承，不乏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中心的色彩，并且越来越受到西方极右话语中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
2014年后，防止“清真泛化”、杜绝“阿拉伯化”很快成为了中国特色“穆黑”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微博上以 @习五一 等为代表的用户发布的各种微博获得大量点评和转。包括清真食品规范条例、西北某大学存在已久的清真餐厅、上海街头某个兰州拉面馆、某地新建的带有阿拉伯建筑特色的清真寺等，都成为了网络舆论的靶子。
此外，2017年的微博上还出现了因各种“清真”问题而集体攻击商业公司的现象。7月，美团清真食品分箱遭到了微博上自称“穆黑”的卸载抵制。11月，华为正式发售Mate10 Pro，但因海报中针对中东和其它穆斯林地区的海外版具有提示礼拜和附近清真寺功能，被微博上@人畜无害小豌豆 迅速转发，并配有颇具讽刺意义的“很清真呐”的评价。随后的不少转发信息，都将该款手机称为“清真手机”，表示“恶心”、“抵制”、“绿化”。随着微博上诸如 @习五一 、 @科学家种太阳 等反穆意见领袖的加入，事件影响力迅速扩大，华为也很快撤下了相关海报。
从以上变化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大陆国内外恐袭事件对网络反穆情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真正维持反穆言论不断演变扩散的，是更多因素的交叉影响：包括随着媒体全球化而扩散的仇穆言论、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也包括社交媒体本身极易产生回音壁与极化效应的特性；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则是微博上反穆意见领袖的出现，以及他们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民族政策和审查机制之间极其矛盾的关系。
反穆领袖黑化史
以微博上影响力颇广、但被几度禁言最终删号的 @习五一 为例。
习五一是该微博用户的本名，确有其人。在中国宗教学术网中，她的简历也算不凡：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90年代初去日本访学交流，2002年调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于2010年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担任“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2月17日，习在新浪开辟了个人博客，并在2013年注册了同名微博账号。及至2018年，@习五一 已成为中国微博上被转发次数最多的几个反穆意见领袖之一，但2019年再度搜索她的微博账户时，页面已经被404（censored被审查的另类说法）。
在她的帐号活跃期间，网络上对这位她的评价也出现两极分化。海外华人中代表右翼保守主义的 Civil Rights 微信公众号在2017年 @习五一 被禁言之后（她曾因言论过激被几度禁言）发布力挺文章，称 @习五一 俨然是“中华文明的中流砥柱”，她“长期以来一直坚定地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揭露了在华夏大地上非常多的极端宗教分子对华夏文明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和平演变行为。”
而中国大陆许多学者持相反立场，纷纷谴责 @习五一 在传播假消息，对“民族团结”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比如身为汉族的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新勇就撰文，称 @习五一 “集无知、自负、狭隘、偏执于一体。她每天与其同类的粉丝们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搜寻所谓的‘清真泛化’（或反清真泛化）或穆斯林极端（或反穆斯林极端）的东西，然后公布于众，并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议论、漫骂。”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前）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会变成中文网络世界中反穆言论的代表性人物？
要了解习五一的思想转变，更为详细的图谱是她的博客。她最初的博文内容基本都和宗教理论有关，包括达尔文主义、无神论主义和宗教定义等，但访问者寥寥无几，每一条阅读量都只在几十到一两百之间。2013年，她作为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沿袭早先对宗教、社会主义、邪教现象的研究，开始撰写西藏达赖、“全能神教”、“东方闪电”等相关博文，间或批判大学生信教现象。她会关注基督教网络传播现象，也会转发中国民间打假斗士方舟子对美国无神论和中国宗教现状的比较。
在理论上，除了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她开始更多受到西方当代新无神论运动的影响。如她曾翻译美国科学怀疑论学者保罗·科兹（Paul Kurtz）的作品《禁果——人文注意的道德规范》，推荐过“新无神论四骑士”之一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无神论作品《上帝的迷思》，还转载过所谓“德国首席无神论者” 迈克尔·施密特·所罗门（Michael Schmidt-Salomon）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西方新无神论运动，还是对“邪教”、民族问题的批判，习五一在2012年的博客上关注的都是和基督教、佛教相关的各种争论，并没有出现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相关的内容。
直到2013年5月，她的微博才出现第一篇和穆斯林相关的文章，转发的是《环球时报》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该文将维族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来对待。同年8月，她还参观了新疆和田，并且转发了原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今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维群就新疆问题的官方表态。自此以后，在新疆问题上，她开始跟随官方口径， 谴责“东突”组织，将其以邪教方式对待。
2014年7月22日，她的博客第一次出现了“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的标签，来源是她转发的《环球视野》上的《西摩·赫什：美国为何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此后，新的标签诸如 “ISIS”、“伊斯兰激进主义”、“暴恐活动”、“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逐渐出现，中间或有穿插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批判，但也开始逐渐变少。
及至2015年，习五一在博客上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关注，才超过了她以往熟悉的“邪教”及反基督教领域，成为主要内容。随着法国查理周刊等事件的发生，欧洲伊斯兰化、西方衰落等话题，与瓦哈比教派、新疆、中国民族和边疆等相关文章，开始更加集中地出现在她的博客中。
但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以前习五一博客上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文章并非原创，都是转发其他学者、公知或《环球时报》等官媒，没有博主个人的任何实地调查，或是基本系统性史料研究。直到2016年，才出现博主本人撰写的与伊斯兰相关的文章，且大多与其微博走红的反穆言论的内容直接相关，比如反对清真食品立法、校园清真食堂等，并且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转发和点赞。
如果说博客的写作及系统成文的特性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习五一的“黑化”过程，那么向微博的迁移无疑为简单化的反穆情绪提供了更便捷的平台。
网络、社交媒体中的话语极化
如果说习五一的博客相对客观地体现了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反穆立场养成记，那么注重点击量、有字数限制的微博则完全隐匿了以上剖析的变化过程，不但缺乏背景介绍，也缺乏视角的多样性，且无疑为简单化的反穆情绪提供了更便捷的平台。
譬如，从博客转发文章来源来看，习五一本人有很明显的价值观预设，既受到民族主义和绝对无神论的主导，也受到西方保守主义和全球穆斯林恐惧症的影响；相比于微博，博客上转发的文章字数不受限制，而且来源更为清晰，并非完全都是假消息、假新闻。比如，她在转发《欧洲伊斯兰化》和《新疆宗教战争的血腥历史》等仇穆文章的同时，也会转发一些回族学者和国内外伊斯兰研究学者的文章，包括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金宜久、兰州大学教授丁士仁、日本研究穆斯林的知名学者村田幸子、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等，起到平衡作用。
但遗憾的是，这些相对客观中立的文章在2016年以后的博文中变得稀少，微博上的热点反过来促使博客上的内容发生改变，二者的内容和视角逐渐单一、趋同，保守主义、绝对无神论及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转发文章越来越多。
由于微博本身的基础架构和对于传播度的追求，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传统的博客和网上论坛。在习五一的例子中，她的博客自2012年以来，绝大多数从几百字到几千字不等的伊斯兰、穆斯林相关文章，阅读量都只有一两百左右，极少有别人的评论或转载。2016年之后，由于微博粉丝的带动作用，她的博客阅读量开始增长，比如一篇敦促维吾尔族精英牢记“国家和民族赋予他们的使命”的转发文章，就得到了1425次阅读量。但哪怕如此，博客上的阅读量也远远无法和微博点赞及转发量媲美。
同时，微博的快速点赞、留言和转发功能也使得她的评论区迅速变得两极化：要么是站在她一边彻底反穆的穆黑，要么是谴责她为“不可理喻”的人——这也与“Civil Rights”公众号和姚新勇等学者之间的的意见鸿沟一样，极少能找到中间地带。可见，不同媒体结构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回音壁和两极化效应，反穆言论的实质性内容和视角也会随着媒介方式产生变化，很可能从“多样”变得“趋同”和“单一”。
在后微博时代，以微信为主导的社交媒体虽然失去了微博时代的社会影响力，但其以朋友圈、公众号为基础的结构却也进一步促成了较小规模的同温层效应，不同圈层之间的交流更加困难，而反穆仇穆回音壁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民族政策、选择性审查
虽然习五一是从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其基本意识形态、文笔和政策取向都是相当亲官方的，但吊诡的是，反穆情绪的进一步扩散最终让她成为了官方民族政策和审查机制的双重牺牲品。
网络上的反穆言论深受本土恐袭事件和民族政策的影响。90年代，由于信息技术还没有全民普及，新疆地区发生的抗议和动乱也并未得到2000年后的网络舆论关注。2009年乌鲁木齐事件之后，网络上关于“切糕”的段子和对“新疆人”民族性的各种评论持续发酵，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事件更是引发了新一轮对恐怖袭击的担忧和害怕。与此同时，网上对政府所持“两少一宽”政策的批判开始增多，认为少数民族获得的优惠政策并没能有效改善民族关系，反而使得汉族获得了相对不公正的待遇，而且进一步纵容恐怖主义在本土蔓延。
但是，诞生于80年代中期的“两少一宽”，本质上并非优惠政策，而是民族政策在非常时期中的维稳手段之一。1983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极为严厉的“严打”政策，少数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因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产生了许多矫枉过正的效果，影响边疆稳定，不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也给次年《民族区域自制法》的通过起到负面作用。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签署的第5号和第6号红头文件，其中规定“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这也成为了“两少一宽”政策的来源。
从制定背景和后来的执行状况来看，该政策极度依赖不同地方官员的态度和执法者的阐释，从未形成一套统一的法律法规；而且，政府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不但没有放松政策，而是实行了一系列政策紧缩，加强了对非法宗教严打的活动。
这种民族政策内在的自相矛盾和高度模糊性，为社交媒体时代对类似政策的批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在学者、智库和官员间引发了有关民族政策的各种争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就在2004年提出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倡议，认为现有政策不利于促进民族融合，最终达到类似于美国的“大熔炉”状态。当然，马戎并未建议立刻取消现有民族自治制度，而是在承认现存政治身份的前提下，通过长期政策调整和族群间沟通实现最后目标。但2009年乌鲁木齐事件之后，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朱维群就发文表示支持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识别。2011年，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和中央政法委的胡联合甚至倡议，政府应该完全放弃民族自治制度，敦促全体中国公民为国家安全服务。这种态度也是2013年以来，习五一和其他不少反穆意见领袖在网络上支持的立场。（注3）
然而，这种激进的民族政策建议本身到目前为止还未被政府采取。近些年来，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表面上强化“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等政治正确话语，实则日益收紧现有民族政策，在维稳上投入大量资源。这包括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国爱教”，推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加强各地反恐措施等方式，甚至在新疆出现了“再教育营”等现象。
当网络反穆言论的激进程度超过了现行政策话语时，虽然一方面会引起大陆不少网民的共鸣，调动民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另一方面也就留存了在更大规模上批评现任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一旦其影响力在短时间内大量扩散，选择性审查机制也会毫不留情地对像习五一这样的“赵家自己人”（编注：大陆网络用语，暗讽中共权贵）下手。
“2019年3月20日下午，我的微博账号第五次被外星人劫持。”她在博客中写道。此时与新西兰基督城惨案发生相隔五天，而这里的“外星人”则是官方审查机制的一种别称。正如她所说，这种“劫持”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习五一的博客由于浏览量不高，一直都相安无事，而微博账号自2012年以来则被多次屏蔽。
从选择性审查的角度而言，Gary King 和 Jennifer Pan 的团队通过对微博的大数据研究发现，批评高层领导人、公共危机事件、聚众集会号召等信息最容易受到审查，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最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造成对本地或中央政权的质疑。（注1）
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中国网络空间作为公共领域中越来越重要的构成部分，其潜在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但是，这种制约因素是多维的。比如，政府并非唯一塑造公共领域的机构，新浪、腾讯等新媒体公司会内部进行自我审查，事先过滤很多可能踩到政治红线的内容。（注2） 这样一来，选择性审查制度不但封锁了许多能够推动民主进程的议题，也遏制了如反穆言论在一定范围内的进一步扩散。
需要指出的是，在笔者在中国西北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也多次感受到普通穆斯林、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对大陆网络管控有着非常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网络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传播伊斯兰中正、现代、与各种宗教文化兼容幷蓄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性民族政策情况下，多元文化教育并未到位，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依然有许多刻板认识，若没有官方审查机制对大范围反穆言论的选择性屏蔽，原本政治正确的“民族团结”、“统一战线”话语就会彻底失效，而大汉族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则会从网络空间扩散到公民社会和日常生活。
本文中，中国反穆言论网络生态的复杂性还远远未能道尽，需更多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来梳理这个现象背后各种交错庞杂的机制和意识形态的流变。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网络生态上的反穆仇穆言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本身特性息息相关，深受以伊斯兰恐惧症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响，并在中国当前选择性审查机制中，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
（王菁，纽约大学上海分校Global Society Perspective Fellow，美国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人类学博士，关注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和穆斯林等问题）
勘误：本文发出之后，网友 @曹磊 和 @王飞 及时指出了其中一个事实错误——习五一的微博账号目前已经再度恢复。然而，作者也在这个纠错过程中注意到，海外用户只能通过翻墙软件，才能看到习五一的微博页面。相比之下，其他经常发布反穆信息的用户诸如@科学家种太阳和@大战僵尸小豌豆的页面都没有受到审查。
参考文献：
[1]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2 (2013): 326-343.
[2] Lagerkvist, Johan. “New media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llies of the party-state or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 no. 1 (2011): 169.
[3] 励轩，“中国的民族政策该改吗？——围绕马戎的争论”，发表于“政见”201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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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辣 来源：多元家庭网络
PART 1
小 辣 的 视 频 信
您好，欢迎再次来到多元家庭网络。
今天您将阅读的这封母亲写给孩子的视频信，有点特别。来信的主人公是一位此刻尚未决定成为母亲的单身女性，信件的对象是她的卵子。
她叫小辣。
多 元 家 庭 网 络
系 列 短 片
PART 2
视 频 信 全 文 本
小辣：卵子的可能性
最近学游泳，我重新喜欢上了水。重力消失又能掌握自己的身体，让我拥有了一个你此刻看到的可能性——那就是：未来我有可能孕育你，我的卵子，小卵同学。
这是2019年五月的小辣女士，你的辣妈，或者你也可以叫我辣姐，辣哥都可以。
我今年31岁，看着还算年轻吧，常常健身呢。我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挺满意，做女性主题活动、写稿、看书，学习。
如果还有什么美中不足，不知道怎么保存你。
医生说，我现在是最黄金的生育年龄，卵子最健康，应该抓紧生。但我觉得，为时过早，我也不想被某些文化观念逼生，最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母亲……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生活，也愿意接纳一个全新的人，但前提是，我依然要有自己的选项。
为此，我想冷冻卵子，也就是你咯。
现代医学技术说，人类可以借助科技实现自己对身体的控制，这样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作为公民，我也有权利这么做。毕竟，身体是我的，卵巢是我的，卵子也是我的。
可没想到存卵之路竟然困难重重。日臻成熟的人类生殖辅助技术不对未婚女性开放，如果我有需求，国内几乎没可能，医生干脆建议我去国外做。
“我想不明白，医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不就是为了造福人类的吗？在我们的国度里，单身女性的需求，不应该被考虑吗？”
在北京，我跑了很多地方，却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医院说可以做这件事情。奔波，疲惫，心累。
重新跃出水面，教练会告诉我：要游满三圈再休息，锻炼我的耐力。
没想到吧，保存小卵你居然这么艰难。
水让我自由，让我可以处置自己的身体。选择主动接受，面对脆弱。再看我的母辈，我越挫越勇了。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在她们成为母亲之前，一切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现在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不能放弃，要再多争取一些。即便我此刻尚未决定，但我依然捍卫我有可能孕育的权利！而当我选择成为母亲，将是200%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我希望在那时，我还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个身份要先于我是一个母亲。”
这是我最想跟你说的话，小卵同学。
如果未来，有机会参与你的人生，希望我们是同盟，是相互依靠的亲人，也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人。我将永远是你的支持者，而非控制者。我邀请你来或者不邀请你来，都感谢你，爱你哦。
你的辣哥
May 1st, 2019
PART 3
邀 你 来 信
这是小辣女士的来信，她此刻尚未决定成为母亲，但她仍要捍卫她有可能孕育的权利！选择成为母亲，将是200%出于她个人的意志。
这份明确和坚定让人生敬。
多元家庭网络，支持单身女性，坚定做自己。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要来了，我们期待有所行动——倾听多元生育声音，讲述多元生育故事。
2019年母亲节，我们拍摄了几位女性，有想做母亲的单身女性，有想在国内冻卵的单身女性，有本没想生育意外成为母亲的母亲，期待通过拍摄与发声带动更多人讲述自己的生育故事。
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未来的孩子写一封信。实际上我们很少有机会给孩子或者自己写信，这可能是你跟孩子或者跟你自己的第一封信。
由此，我们想听你的故事，想收到你的来信。
如果可以，我们也愿意过来拍你。
期待我们能携手共进。
-END-
“我们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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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并文 | 朱玲玉
编辑 | 周双玲
湃客号：@朱玲玉
体面城市里，被装在套子里的人。
年仅32岁，工龄却已经达到20年；8岁被拐卖为童养媳，44岁终于离婚……她们逃离湖北、四川、广西、湖南、河南、山西、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来到深圳成为一名女工。
性别和阶层，如同两个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这些女工的面前。这个时代盛产造富神话，她们却像被装在婚姻、家庭、生产车间的套子里，局囿在这个体面城市的最深处。
先逃离农业社会，再逃离生产线，这八位女工，有些即将回老家带孩子、赡养老人，还有些留在深圳不知道何去何从。在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打工生涯中，她们在深圳艰难地进行着异乡求存与自我追寻。
朱朱， 32岁，广西人，打工20年
进过磁带厂、电子厂、塑胶厂、印刷厂
卖过保险，做过酒店服务员、幼师
现为跟单员
12岁那年，母亲对朱朱说，“你和你姐不能读书了。你们上了，妹妹和弟弟就不能上。”于是，她和大姐辍了学，帮老乡收甘蔗，每天15元。朱朱家里有6个孩子，她排行老二。接连生育5个女儿，母亲在村里常被说闲话。多年后，朱朱回忆时，用了“污名化”这个词。
弟弟出生后，家里越发艰难。朱朱11岁便来了例假，而家里女人太多，卫生巾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销。13岁时，母亲说：“你出去打工，最起码零花钱有了，可以自己买卫生巾，还能补贴家用。”
来深圳20年，从最早的磁带厂辞职以后，她又找了个小厂，每个月300块，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半，苦不堪言。而后她又辗转到广州南海区塑胶厂、番禺印刷厂、深圳电子厂，因不服管束，每次丢下一个月工资就走了。工厂都是军事化管理，动不动就罚款，效益不好就变着法为难工人、裁员。她觉得，好像哪里都不适合自己。
2006年失业之后，朱朱有了一个目标：10年之后要坐办公室，会用电脑和手机，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跑了半年的保险业务，做了一年的酒店服务员，她带着儿子去幼儿园做生活老师，直到儿子从那里毕业，现在则是一名跟单员。
22岁那年，朱朱谈恋爱了。恋爱关系维系了一年，有点不愉快，可怀了孕，她决定结婚。生下第一胎不到七个月，刚断奶，又意外怀上了二胎，四个月的时候做了人流，第二天就出去干活了。中午，丈夫一回来就斥责朱朱没有做午饭：“流产算什么，又不是生小孩，娇气。”一个个冰冷的句子劈头盖脸地向她砸过来，丈夫把门一摔，“饿死你算了”一句话从他的后脑勺硬生生掷到了地上。
朱朱常为夫妻生活困扰。青春期时，看到墙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的淋病艾滋梅毒广告和公园草地上深夜交媾的情侣，她觉得性会带来诸多的妇科烦恼。流产后，她不顾丈夫的反对，给自己上了节育环。
回想这二十年的打工路，她觉得初来乍到时的深圳跟老家也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横岗都是荒山野岭，坑坑洼洼的泥泞路、大巴车也和老家的一样，菜农也是在路边摆摊子叫卖。“可等我有感觉的时候，发现自己也‘老’了。”朱朱叹了口气，又感慨道：“看着深圳长大，看着它那么好了，自己却被淘汰了。在老家生活13年，在深圳却呆了20年，青春期全献给深圳了。深圳变化那么快，可自己还活成这个样子。”
万新岸，52岁，湖北人，打工12年
进过电子厂、服装厂、印刷厂
目前在皮具厂
最近，皮具厂里有批订单发香港，老板要求厂工集体加班赶货，她接连半个月都没有休假了。每天早上八点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又几个通宵下来，头皮都是麻的，耳朵里嗡嗡嗡响不停。她回到宿舍使劲捶脑袋，头痛没有缓解，又在头顶涂风油精，还是睡不着。
深圳工厂招聘年龄都在18-35岁，她早就超龄了，只能做临时工，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也没社保。每小时12元钱薪水，通宵加班下来也顶多200块，加一份盒饭——炒河粉。作为资本分化的手段，工人内部被分为ABCD等级，影响着内部团结，她在工厂里十多年也没有朋友。
万新岸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中，接连的意外让她失去两个孩子，丈夫也跟着离世。第二次婚姻里，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的出生曾给她带来过很多的欢乐，可是为了解决经济困境，她只能来到深圳打工。那时女儿才5岁半，每天去家门口的菜市场等她回家。这些年，她对女儿是一年强过一年的愧疚与想念，女儿和她却是一年甚过一年的陌生与疏远。
她在这座城市里失落了最重要的亲情，却依然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劣势的群体之一。没有学历、背景和技能，又已经年长，随时可以被淘汰，“呆一天是一天，等到深圳容不下我的时候，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2018年10月1日，万新岸和工友们在KTV为一个工友庆生，她觉得很少有这样放松的时刻，点唱了一首《酒干倘卖无》，觉得自己已经“忘乎所以”。她想起20岁那年，两个孩子和前夫相继离世，她患了间歇失忆症，只能靠遗忘活着，每天稀里糊涂，往事不记后事不提。
可她依然记得，自己的童年也是有过欢笑的。天寒地冻的冬天，六姊妹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母亲的脚头睡着几个大的，怀里抱着小的几个。有天，她和姐妹们在家门口玩木头人的游戏，“一、二、三，木头人，不准说话不准笑”，六姊妹定格在原地。父亲难得回了次家，却因母亲烧的饭菜有点咸，掀了桌子对她动粗。六姊妹齐刷刷朝父亲冲过去，给母亲报了“仇”。
常年被家暴的母亲，晚上经常独自坐在河边哭泣，新岸提着一盏煤油灯，沿河唤她。从那以后，新岸的人生似乎就笑不出来了。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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