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1970年代晚期开启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以来，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已一再挑战有关其即将倾覆的预言。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采用了或可称为“威权主义的顺势而为”（authoritarian adaptation）的做法——以政策性的改革举措替代了根本性的制度改变。在邓小平治下，这意味着改革农业，发挥企业家的聪明才智。在江泽民治下，这意味着官方对市场经济的尊崇，改革国有企业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治下，这意味着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很多人还在期待，习近平治下会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但他们可能会失望。
由于腐败蔓延，不平等情况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存在环境问题，推动更进一步改革的需要依旧存在。但“权威主义的顺势而为”时代正走向终点，因为在中国当下的威权主义框架内，已经没有太多可能推动更进一步的演变。一种自我强化的停滞性平衡正在形成，没有某种重大的经济、社会或国际动荡，这一强化过程将很难打破。
中国例外？
动力之所以丧失，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容易进行的改革举措业已展开。重组农业、鼓励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促进和推动贸易、稍许调整社会保障体制——所有这些举措在绝少强加负担给既得利益者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收益和获益者。余下的改革困难得多，如在经济的关键领域清除国家垄断、对土地实行私有化、在财政事务上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建立独立的法院体系。在这些领域继续前进可能开始威胁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这是这个政权不乐意容忍的。
动力丧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一个日渐强大的反改革阵营已经形成。绝少有人想要逆转业已推行的改革举措，因为这些举措已经将蛋糕显著做大。但官僚系统和精英阶层内部的很多人士大体而言或将更乐于永远保持现状，因为局部性的改革举措是裙带资本主义的最好朋友。
2012年10月，浙江省，反对政府计划修建一家化工厂的抗议。（REUTERS / STRINGER）
社会整体情形如何？现代化理论预言，经济发展一般而言会赋权于社会，这终将导向政治转型。人均GDP大约七千美元的中国，正在屈从于这一逻辑吗？很多人认为，这个国家不会，因为中国是例外的。他们声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更多依赖于政府所提供的物品而较少依赖其所保护的权利。企业家被拉拢，学生被民族主义迷惑，农民和工人只对物质上的公道有兴趣。然而，更可能的情形是，中国的例外不是在社会层面或者文化层面，而是在国家政权层面。
在中国如同在别处一样，经济发展引发了争论：农民正在要求降低征税，工人要求更多的劳动保障，学生正在组建活动团体，企业家正在开始做慈善，媒体机构开始进行扒粪式调查，律师正在捍卫人权。集体行动已经大大增加，这个国家现在拥有超过一百万个基层非政府组织。通过在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彼此沟通的网络，互联网构成了对政权的强大挑战。
然而，目标可行的实用性追求演进成熟为政治性诉求，需要有组织技巧和意识形态上的清晰表达。这些至少要求一些政治空间才能发展起来，而这样的空间在中国几乎不存在。假如中国共产党已从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苏联的经历中汲取了什么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就是，如中国俗语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政权配备有海量资源，逐渐发展出一套无所不在、复杂细致又极其有效的“维稳”工具，这套工具已成功遏止了现代化理论逻辑后半段的实现。这一确保国内安全的体制，旨在将不论实实在在的还是假想出来的任何反对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遏止甚至比镇压更重要——事实上，以暴力手段镇压抗议被视作失败的信号。中国的政权力量之强大，与其说反映在其国家机器的强悍凶猛方面，不如说反映在其治理手段的机巧灵活方面。
媒体和互联网中的言论遭到审查，以阻止被视为“有麻烦”的任何内容发表。一些活动甚至遭到更加严密的监控。甚至明显是非政治性的活动也可能被认为存在危险；2014年，法律活动人士许志永因“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他曾领导过为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争取平等教育机会的抗争行动。公开聚集受到严格限制，即使是私下聚会也可能招致麻烦。2014年5月，若干学者和律师在参加了一次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会议之后遭到拘押，而这次会议是在一处私人住宅举行的。哪怕是签署请愿书也可能带来惩罚。
2012年11月，天安门广场上的准军警。（REUTERS / DAVID GRAY）
关于中国迫切的维稳需要，恰恰同样重要的是群众路线也即官方公开引导的出现。包括管辖范围广泛的安全机构和由治安巡逻队、交通协管员和人口监督员构成的编外安全网络在内，一张安全管理之网已在全国各地铺设就位。有关方面从出租车司机、保洁员、停车场管理员和街头小贩中招募了数十万“平安志愿者”或“反恐信息员”，用来报告“可疑人员或活动”。据报道，北京某社区夸口说，其2400名“楼门院长”可以在数分钟内注意到任何不正常情形，他们报送的有效信息将获得2元（约30美分）一条的奖励。除了对付政治上的捣乱分子之外，这一体系还追踪犯罪和恐怖主义威胁，但异见人士笃定被列入主要监控目标。（本段有关“平安志愿者”和“反恐信息员”的描述，详见“10万信息员收集涉恐涉暴情报”，《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30日A18版；信息奖励情况系依该报道描述译出。——译注）
在今日中国，“老大哥”（Big Brother）无处不在。国内安全网络如同蜘蛛网一般坚固结实但又精细巧妙，如水一般无所不在但又无形无状。有足够多智慧避开政治的人士，甚至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假如他们越线，这个影子世界的当局将立即进入行动状态。官方的过火反应是一种善德而非恶行：俗语说的“杀鸡用牛刀”得到全面认可，是防止麻烦失控的更好手段。（“老大哥”是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著小说《1984》中虚构的一个极权国家领袖人物，象征着极权统治及其对公民无处不在的监控。——译注）
这样的体制善于维护秩序，但减少了当代中国任何成熟公民社会得以发展的机会，更不用说政治方面的机会了。因此，即便不满在扩散，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还是全面倒向前者。社会运动如同植物，需要成长的空间。而当这样的空间不存在，社会运动和植物便都会枯萎。
被埋葬的巨人
缺乏来自高层或底层的支持，中国的改革目前就已停滞，甚至可能在走回头路。当今的领导层依旧在表达支持改革的华丽辞藻，确实也启动了一些改革倡议。然而，如中国俗语所说，他们的趋向是“雷声大，雨点小”。
最显著的是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除了数十万更低级别的官员，已有大约74名省一级官员被拿下，毫无疑问，这场运动是意气风发的。在习近平掌权之前的三十年间，仅有三名国家级官员因腐败而失去职务；而在习近平治下，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已有五名国家级官员落马。但是，当下的反腐败运动实际上不应被视作一场具有改革意义的安排。因其非但不鼓励更自由的媒体、更独立的法庭和用以曝光和制约腐败的监督团体，反而受到来自高层的驱动和控制，并具有神秘莫测、残酷无情和充斥政治算计的特点。2013年，任职于一家国有企业的工程师于其一遭到腐败指控，并在被讯问过程中死于刑讯逼供。2015年初，前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亦称其遭受刑讯逼供。这令人想起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尽管在严厉程度上小很多），甚至帝制中国时代的纪律惩戒举动。这样的运动往往形成更集权的局面而不是相反，并以牺牲官僚集团为代价，来加强具有超凡魅力的特别领袖的合法性。（于其一时任浙江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在被温州市纪委“双规”三十八天后身亡。——译注）
小规模的改革举措仍在其他一些领域推进，但没有一项具有制度革新意义。2012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共十八大强调了司法改革，但截至目前，很大程度上仅仅推动了司法行政层面的重组。2014年晚些时候，中央委员会的一则决定承诺，要强化“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但又将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作为司法改革的首要原则。党的官员频频表达对“协商民主”重要性的认可，并且在今年早些时候，党发布了一份“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意见书。但缺少惩罚制度性麻木的手段，在这种情形下协商如何才能变得有意义，这一点并不清楚。
有关方面一再提及，将对适用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和规章加以重新修订。但如同“立人乡村图书馆”项目遭到强行终止一事所展示的，这一领域的进展缓慢而含糊不清。该项目致力于在中国农村推动课外学习。经济领域见证了一些真正的改革举措，诸如削减商业企业的审批壁垒，在银行业引入更多的竞争。但很多人认为，鉴于若干领域的国家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毫发无损，这些举措的意义微不足道。在社会政策领域，全国性一胎政策的放松象征着进步，但要推动更有意义的改变，目前的放松或许还不够。
怠惰局面背后，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局。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已指导中国超过三十年，这一原则既考虑到连续性，也容纳了改革。但其始终包含某种内在矛盾，因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非人格化体制，可能潜在地与作为公共事务最终仲裁者的人格化的党的领导构成竞争关系，并且在最近一些年，这一问题愈发迫切地凸显：市场经济的需要与共产党的需要，哪一个更重要？
实践中，党的需要占了上风。但这个政权未曾发展出一套内在自洽的当代意识形态话语，用以对那一结果予以合理解释。马克思主义明显无能为力。这个政权愈发乞灵于儒家，着眼于在一个等级秩序中实现仁政，这对他们来讲是轻车熟路的。但这两者的共存貌合神离，因为党在形式上依旧宗奉马列主义，而强调平等的马列主义与强调等级的儒家彼此龃龉。
习近平最常提的是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眼下，它们在中国张贴得到处都是，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份清单读起来更像是临时拼凑的混合体，而非内在自洽的愿景。它反映的更多是焦虑而非信心，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缺乏意识形态根基的实践虚弱乏力，并且不可持续。
2012年10月，浙江省，一位抗议者遭到拘捕。（EUTERS / CARLOS BARRIA）
中国面对的四种未来
中国面对的可能未来有四种。第一种是党所青睐的，如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其著述中所称，中国或将成为“大一号的新加坡”（ Singapore on steroids）。假如反腐败运动全面彻底并持续进行，一个焕然一新的执政党就可能诞生，以效率和仁慈来治理中国。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可能会继续，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可能得到释放，随后形成的生产力和进步或将提升这个新执政党的合法性并巩固其权力。（易明是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译注）
然而，这样一种未来不可能出现，原因很很多。首先，新加坡的威权程度较当代中国低很多；它有多个政党，有多得多的政治自由。其政治竞争不尽公正，但反对派政党在2011年选举中赢得了40%的直接投票。要模仿新加坡，中国或许将不得不大规模开放政治竞争，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步入滑向全面多元民主的灾难性进路。而这一结果是共产党不想冒险尝试的。并且，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所以监督其行政部门的成本相对来讲是低廉的。而中国国土面积广袤，党或许会发现，监督这个国家从上至下的庞大而多层级的政府机构愈发困难重重
第二种，也是最有可能至少在短期内实现的未来，是延续现状。不论有这样那样的任何问题，这个政权当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未耗尽生机。从人口特征到城市化到全球化再到信息技术革命，助推中国崛起的结构性因素依旧存在，并将在未来一些年持续发挥作用，并且这个政权能继续受益于这些因素。
但不是永远受益：一个有赖于绩效合法性的政权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继续把持权力。随着增长放缓，对经济硬着陆的忧惧正在上升。住房泡沫、制造业产能过剩、金融不稳定、国内需求疲弱以及日渐扩大的不平等，都代表着显著的脆弱性。比如，住房泡沫的破裂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出问题，之后，随着地方政府失去它们赖以维持公共服务和国内安全的重要财政来源，政治领域也会出问题。
这可能引发第三种可能的未来：通过危机实现民主。这样的结果或许并不美妙。鉴于这个国家经济受损而政治方面的诉求剧增，冲突可能激化而非减弱，现政权埋下的若干枚定时炸弹（人口危机、环境毁坏、民族关系紧张）可能最终爆炸，令局面更加糟糕。当这个国家从民主制的混乱中退避三舍，结果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再度粉墨登场。
第四种情形是受控而有序的民主化，这对中国而言或许是最好的结果，但不幸的是不可能发生。北京开明的领导层现在就可以采取措施，为最终的转变奠定基础，组织多党选举是这一过程的最终步骤，将来会水到渠成。渐进实现司法独立、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理财政事务、鼓励公民社会发展并引入党内竞争，都是可能为日后更加平稳的转型做好准备的举措；与涉及人口控制、少数民族和环境的政策转变相结合后，那些举措可能会帮助中国摆脱一些未来的创痛。然而，这样成竹在胸而有序进行的改革，或将要求领导层内支持改革的政治家结为联盟，而这样的联盟目前付诸阙如，并且不可能立即出现。
对局外人士来讲，他们能做的事情有限。外部压力往往会激发抗拒性质的民族主义而非土生土长的自由主义。对于拥有中国这样国土面积和历史的国家来讲，民主化将只得在内部出现。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往往是自由民主政体，这一事实造成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影响——因之，西方帮助中国最终实现政治演进的最佳途径是，其自身保持强大、自由、民主并且成功。
（作者是匿名中国国内学者，听桥译自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5/6月号，原题：“The End of Reform in China”）
原文链接：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3337/youwei/the-end-of-reform-in-china
——《纵览中国》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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