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大陆各地纷纷出台「从严治党」、「政纪从严」的规定，进一步收紧「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很多公务人员大有末日来临之感。
「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
比如浙江丽水市上月下旬出台「公职人员不准参加二十类饭局和领导干部六个带头」的规定，其中规定不准参加公务宴请、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不准接受异地接待、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等，对可能涉及公务行为的饭局作了穷举并予禁止，总共是 19 种可能的具体情形，而且最后加上一条「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的规定，让公职人员彻底无漏洞可钻。
丽水市的规定虽然禁止了「二十类饭局」，实际上等于是说，以后公务人员就别想打着公务旗号吃吃喝喝了。其中第一条「不准参加公务宴请」，有点难于理解。不准参加公务宴请的前提是有人搞了公务宴请，这是不是意味着公务宴请本身被禁掉了呢？好像是，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形下，大家杯弓蛇影，谁还敢提议和参加公务宴请。这样的禁令不可谓不彻底。
一些具备公务人员身份的人在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调侃说，以后公务人员连同学会、亲戚间请吃饭都不行了。甚至有人透露，广州规定饭桌上有两个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即被视为公务吃请。不知这种说法是否为真，但已足见，公务人员已经感觉到有一张纪律之网正在罩在自己头上。
其实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2 年 12 月出台「八项规定」后，中纪委就要求各地制订实施细则，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也行动起来。湖北省出台了「常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十五种情形」，列举了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收送节礼、滥发津补贴、文件简报会议过多、等十五大类问题，并作出细化规定，凡违反者都要被采取纪律措施。
但中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有纪不依、执纪执法不严、违法违纪不究。制度漏洞也是有的，中共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是「规定过粗，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党从来都是禁止党员干部大吃大喝的，但什么是大吃大喝，实际上没有个谱，人们想为自己大吃大喝找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和借口不难。由此派生出另一个老生常谈，即「建立健全制度」。党甚至提出了「将党内纪律法制化」的设想。
其实中共的问题不是制度少了粗了，而是制度太多，党员干部很难了解并记住。中共发布的文件，除部分属于工作部署外，多数都属于纪律性质，此类文件无日不发，而且事无巨细都以文件规定之。公车配备有各种文件，分务用餐又有文件。同样的禁令，元旦要发，端午、中秋各重复一遍，春节更要发文重申。其中有中央的，还有省级的、市级的乃至更基础的。如果全部找出来，绝对是汗牛充栋。
但制度之所以权威有效，套用美国法学家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阐明的道理，乃因其具有公开透明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众所周知。众所周知，它才可以在道义上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并在人们违反的情况下予以处罚。但文件多到汗牛充栋，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所以有些人违纪之后，干脆托辞不知道有此禁令。更重要的是，当各级权力忙着制发文件的时候，他们已陷入文牍主义八卦阵，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基层掌握和行使权力既大，又缺乏自治能力，结果细无巨细都需要党中央言传身教，最后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英明伟大。公务餐几菜几汤，由中央规定；公车多大排量、价格几何，由中办发文。但再伟大的一个领导人，怎么可能管尽天下大事小事，而且能够管得井井有条？就算是有一个中央纪委，人员编制达 1000 多人，但以中国之大，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达数千万之众，公务人员参加 20 类饭局之类的小问题都不说了，单是省级、副省级以及下沉一级到厅级的违纪违法大案要案，他们管得过来吗？
权威主义的困境，在今日中国已经见于盲者、闻于瞽叟，迄无解套之法。党中央可能会觉得，我将各级党委、纪委武装动员起来，他们将以分级代理的模式把中央从严治党的英明决策向下贯彻下去。但公车私用靠纪委管好了吗？没有。其他方面，纪委也注定管不好，光靠中纪委管更是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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