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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时报 |高清修复…六四天安门屠杀影片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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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记者肯特(Arthur Kent)于1989年6月3日晚间至4日凌晨在中国天安门广场采访,当时拍下的影片经高清修复后如今曝光,只见民众手忙脚乱地抬着伤者。 (图撷自「Arthur Kent」YouTube)

〔即时新闻/综合报导〕加拿大记者肯特(Arthur Kent)于1989年6月3日晚间至4日凌晨在中国天安门广场采访,拍下中共军队开枪镇压学生与市民的画面,在六四事件即将30周年的现在,修复成4K UHD的影片并组成纪录片《六月黑夜》(Black Night In June),完全显示出中共如何屠杀自己的人民。

学生与市民们搬移受伤民众。 (图撷自「Arthur Kent」YouTube)


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肖像照下,共军部队持续挺进。 (图撷自「Arthur Kent」YouTube)


天安门出现火海。 (图撷自「Arthur Kent」YouTube)

英文媒体《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采访了肯特,原来他当年以《观察家报》、《CBS》、《NBC》等媒体自由撰稿人的身分,被派往中国北京报导日益剧烈的学生运动。

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许,肯特从北京长安街向西走想去调查木樨地桥的枪声,身上带着两个额外的NP1电池和两个20分钟的BetaSP录影带,接着在晚上10时30分左右,他在民族饭店看到领头杀来的共军部队。

肯特最后回到了天安门广场,从影片中可以听到整个北京城都有枪声响起,不断有伤者出现,民众则手忙脚乱地照看伤员,最后一个场景便是1989年6月4日凌晨3点30分,学生与市民们聚集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气氛相当凝重。

肯特说,他凌晨4时左右离开天安门,途中躲避了好几组便衣警察,因为「当他们看到我的相机时就试图抓住我。」肯特透露,这些录影带最后由愿意帮忙的民众携带到海外,分送到香港或日本东京的办事处,如此一来才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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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皮:因为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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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你们
作者:子皮

扑火的蛾化为灰烬
击石的卵碎成齑粉
一只螳螂被碾成晶莹的一页
身上驶过隆隆的巨轮

没有人埋葬你们,没有人

精卫发誓填平大海
夸父向着太阳飞奔
小人鱼静静地化为泡沫
在一个霞光初上的清晨

没有人听见你们,没有人

倔强的疯子被投入波涛
苏格拉底当众饮下毒鸩
耶稣背着十字架走上山岗
鲜血染红了一路荆榛

没有人懂得你们,没有人

太阳依旧升起
四季依旧回轮
遥远的星系诞生和死去
没有人记得你们, 没有人

但是天空记得你们
所以风暴之后有明亮的星辰
但是大地记得你们
所以冰雪褪去有野花的芳芬

因为有你们,饥饿的田鼠也相信了
自己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因为有你们,我们最亲爱的神
决定原谅世上每一个人

因为有你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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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与长江 |傍晚穿过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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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停住脚步?

还要在夕光中眺望多久才能
闭上眼睛?
当高速行驶的汽车打开刺目的车灯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
的面孔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离去的重新归来
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迅速地堆积、屹立
不象骨头的生长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也不象骨头那么软弱

每个广场都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
脑袋,使两手空空的人们感到生存的
份量。以巨大的石头脑袋去思考和仰望
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石头的重量
减轻了人们肩上的责任、爱情和牺牲

或许人们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
张开手臂在四面来风中柔情地拥抱
但当黑夜降临
双手就变得沉重
唯一的发光体是脑袋里的石头
唯一刺向石头的利剑悄然坠地

黑暗和寒冷在上升
广场周围的高层建筑穿上了瓷和玻璃的时装
一切变得矮小了。石头的世界
在玻璃反射出来的世界中轻轻浮起
象是涂在孩子们作业本上的
一个随时会被撕下来揉成一团的阴沉念头

汽车疾驶而过,把流水的速度
倾泻到有着钢铁筋骨的庞大混凝土制度中
赋予寂静以喇叭的形状
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从汽车的后视镜消失了

永远消失了——
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
一个从未在帐单和死亡通知书上出现的广场
一个露出胸膛、挽起衣袖、扎紧腰带
一个双手使劲搓洗的带补丁的广场

一个通过年轻的血液流到身体之外
用舌头去舔、用前额去下磕、用旗帜去覆盖
的广场

空想的、消失的、不复存在的广场
象下了一夜的大雪在早晨停住
一种纯洁而神秘的融化
在良心和眼睛里交替闪耀
一部分成为叫做泪水的东西
另一部分在叫做石头的东西里变得坚硬起来

石头的世界崩溃了
一个软组织的世界爬到高处
整个过程就象泉水从吸管离开矿物
进入密封的、蒸馏过的、有着精美包装的空间
我乘坐高速电梯在雨天的伞柄里上升

回到地面时,我看到雨伞一样张开的
一座圆形餐厅在城市上空旋转
象一顶从魔法变出来的帽子
它的尺寸并不适合
用石头垒起来的巨人的脑袋

那些曾托起广场的手臂放了下来
如今巨人仅靠一柄短剑来支撑
它会不会刺破什么呢?比如,一场曾经有过的
从纸上掀起、在墙上张帖的脆弱革命?

从来没有一种力量
能把两个不同的世界长久地粘在一起
一个反复张帖的脑袋最终将被撕去
反复粉刷的墙壁
被露出大腿的混血女郎占据了一半
另一半是头发再生、假肢安装之类的诱人广告

一辆婴儿车静静地停在傍晚的广场上
静静地,和这个快要发疯的世界没有关系
我猜婴儿和落日之间的距离有一百年之遥
这是近乎无限的尺度,足以测量
穿过广场所要经历的一个幽闭时代有多么漫长

对幽闭的普遍恐惧,使人们从各自的栖居
云集广场,把一生中的孤独时刻变成热烈的节日
但在栖居深处,在爱与死的默默的注目礼中
一个空无人迹的影子广场被珍藏着
象紧闭的忏悔室只属于内心的秘密

是否穿越广场之前必须穿越内心的黑暗
现在黑暗中最黑的两个世界合为一体
坚硬的石头脑袋被劈开
利剑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如果我能用被劈成两半的神秘黑夜
去解释一个双脚踏在大地上的明媚早晨——
如果我能沿着洒满晨曦的台阶
去登上虚无之巅的巨人的肩膀
不是为了升起,而是为了陨落——
如果黄金镌刻的铭文不是为了被传颂
而是为了被抹去、被遗忘、被践踏——

正如一个被践踏的广场迟早要落到践踏者头上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他们的黑色皮鞋也迟早要落到利剑之上
象必将落下的棺盖落到棺材上那么沉重
躺在里面的不是我,也不是
行走在剑刃上的人

我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
穿过广场,避开孤独和永生
他们是幽闭时代的幸存者
我没想到他们会在傍晚时离去或倒下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站立的地方也不是
我曾是站着的吗?还要站立多久?
毕竟我和那些倒下去的人一样
从来不是一个永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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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回头】曾经是镇压机器的一分子,如今是少数忏悔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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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六四亲历者丶学者吴仁华研究,1989年参与镇压的戒严部队大军约20到25万人,仅个位数的戒严部队军人或军官站出来反对武装镇压,其中2人仍在大陆境内丶曾受中共政治骚扰,分别是曾表达忏悔的54集团军的官兵张世军丶以油画重现六四场景的前65军士兵陈光。如今,更多的人从内部站出来说出真相。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永志不忘:六四30年,前军官回忆天安门屠杀》,报道“六四”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校”江林的回忆,她不仅目睹了那场大屠杀,还看到了众将领如何徒劳地劝说中国领导人不要用军队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那之后,当局把抗议者关进监狱,抹去杀戮的记忆,她虽只字不提,却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

 

如今,在1989年6月4日镇压事件3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66岁的江林终于下定决心要说出她的故事。她说她觉得必须呼吁进行一场公开的清算,因为,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场暴力事件从未表达过任何悔过之意。江林近期离开了中国。

赫赫有名的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曾拒绝在无明确书面指令的情况下率部队入京,并且选择住进了医院。七位将领签署了反对戒严的联名信,并呈交给掌管军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信是很简单,”她形容这封信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向老百姓开枪。”

江林急切地想把将军联名信的消息散发出去,于是通过电话将信函内容读给了中共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的一名编辑,这家报社当时正顶着上级的命令发布有关抗议活动的消息。但因签署联名信的其中一位将军表示反对,称此信本不打算公之于众,报社就没有刊载。

此时江林仍希望,军队内部的反对呼声能使邓小平打消派兵清场的念头。但在6月3日,她听说部队正从北京城西侧进入,并在射杀民众。

军队于6月4日接到了动用一切手段清场的命令。官方发出公告,警告居民留在家中。

 

 

纽约时报中文网随后再次刊发了记者对江林的访谈《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

 

答: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种伤员不停地往协和医院送。我算轻的,被安排在协和医院体疗室,做恢复运动的地方,很大。运动的垫子上都躺着伤员,一条绳子拉着输液瓶,人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记者,哪个报社的,我当时没说我是《解放军报》的,我觉得那天的解放军就是耻辱的代名词,我脱口而出《人民日报》的,他们说《人民日报》好啊,《人民日报》替老百姓说话,那几天《人民日报》是讲真话的,全是大家爱看的新闻。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就没让我睡那个垫子,安排睡在体疗的床上。等到早晨,协和医院的枪声特别密集,密集到我觉得军队就要开到医院里面来了。又送来好多被子弹打伤的,伤员被不停地转移到别的医院。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报道李晓明的故事。他的证言遭到一些质疑。30年过去,当时被分配到共军第39军116师的高射炮兵团丶任副连级的雷达站长李晓明,是那“25万分之个位数”丶少数能自由说出证言的人。

 

吴仁华的研究和李晓明的证言相吻合,39军之所以比计画中晚进北京,李晓明说,是出於116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抵抗。“我们部队的具体任务是去使馆区,保护领事馆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队都是驻扎在北京郊区。”

 

李晓明举例,除了从广播重复播送,军中也传出「天安门6月3号晚上有暴徒要杀害解放军」的耳语,戒严部队里的许多人信了,事实上,军队驻扎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时,他亲眼看见有个部队的战士,因枪枝走火,遭到误伤,当场死亡。他眼睁睁看着这人的尸体被拖出去,结果,听见部队领导人向上级报告:「有暴徒开枪打死我们战士!」李晓明说:「这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人(死者)就在我对面,至少从这部分,我看到很多真相。」

部队一直消极抵抗命令。中央军委要他们6月3日晚上或隔天清晨抵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但我们是6月5号清晨才进到天安门广场。」他说,部队一直坐在军车上,绕行北京市郊区周围,徘徊游荡着,就是没有按照命令往天安门广场集结,直到6月5日清晨。

他在6月5日就可以确定,戒严部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他看见广场地板丶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上有装甲车履带辗压的痕迹,一地的狼藉。他和一名排长一起翻找垃圾,捞出了一件上面有弹孔的裤子和沾血的棉袄。

李晓明年过半百,他谈起自己不时易怒丶长期受失眠所苦,「受害者不只是在身体上,还有一种是心理的伤害。在澳洲,很多人跟我说要看心理医生啊!」他说,两三年前,在家人鼓励之下,整整看了两周心理医生,说出自己年少时的见闻。

 

 

德国之声发表文章《从士兵到艺术家:六四改变人生》,报道了陈光的故事。

 

1989年6月3日,陈光的任务是将步枪和弹药运送到人民大会堂,随后,因为他懂得使用相机,就被安排做摄影师进行记录。当天夜间,北京政府军队血腥镇压民众,造成数百丶也许数千人死亡。

陈光并非是唯一一个心存质疑的人。这一年6月,数百名士兵因不愿向民众开枪干脆选择离开。一名军队高官因为不愿执行命令被逮捕。

陈光此后离开了军队,就读中央美术学院。他的画作上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清理现场的士兵,呆望着被破坏的帐篷和撕毁海报的学生。那是他当年亲身经历的画面。不过触及这种话题,在中国不无风险。陈光说:”我当时在北京798有一个工作室。管理员过来告诉我,不能在工作室展示这些画,就连放存都不行。我虽然可以画,但是不能给别人看,得藏起来。我别无选择。”

 

 

台湾《上报》摘录发表林慕莲著作《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 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讲述陈光的亲历。

 

军队准备采取更隐蔽方法进入北京。六月三日,一辆满载着平民服装的卡车抵达射击场。当局决定,下一次进入北京的任何尝试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失败收场。上头下令让每个士兵挑选一件平民服装来穿,好隐藏真实身分。陈光选了一件深蓝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这些身穿便服的士兵不像之前那样坐卡车进入首都,而是受令去搭乘地铁丶公共汽车,甚至用步行的方式前往北京市中心。集合地点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要在当天晚上六点之前抵达。

 

然后一段高压的紧张局势开始。戒严部队在通往广场的大门后方排成一排,等待命令。午夜时分,弹药已经分发下来,每个人四条弹匣,每条弹匣有五十到六十发子弹,一条上膛,另外三条挂在他们的胸前。「当然害怕了。」陈光说,一边又倒了一杯散发清香的绿茶,手在发抖。「没有子弹的时候你拿着那个枪,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没有拿把菜刀危险。但是你要压上子弹了,就很危险了。」

 

气氛相当紧张,常常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子弹射穿大厅的天花板。「从九点半我们回来进去之後,他们又马上说要去广场。从九点丶十点丶十一点,到十二点,一直说要出去。但我们就一直在等,在等,站在哪儿,抱着枪,一直在那儿等。」

 

陈光已经等到失去时间概念,门突然被打开了。命令下来说要清理广场。当他跟着他的小队站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上时,允许开枪的消息一排一排传了过来。「那时候不是直接的命令,就是前面的军人告诉後面的军人说,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可以开枪。说上面有命令。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么说的。」

 

在北京当过八年警察的孙立勇也曾经是中共暴力机器中的一员,被领导教育“你是刀把子。共产党要你剁,你不能不剁”。然而,在“六四”屠杀之前,他就成了“反骨警察”,1986年学潮时就拒绝审讯学生。1989年,以各种方式支持学运:号召罢工反抗丶设置路障丶拦截与烧毁军车等等,这个群体被称为六四抗暴者。六四之后,孙立勇因创办“反革命刊物”而入狱七年,被迫与年幼的女儿分离。他后来逃亡到澳洲,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端传媒》发表文章《从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他牵着两岁女儿,目睹世界翻转》,报道孙立勇的故事。

 

孙立勇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家庭教育忠党爱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出身「根正苗红」。

1986年,北京爆发学潮,一些学生被扭送到孙立勇所在的公安局。孙支持学生的诉求,拒绝审讯他们,故意频频告假,被扣了一个月工资。

「领导跟我说,小孙,这个是政治性的事情。你是刀把子。共产党要你剁,你不能不剁。你不能讲学潮是对的。你这是跟党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

在澳洲,孙立勇创建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後援会,资助流落各地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六四30周年来临之际,他编纂了《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囊括了108名抗暴者的信息。他说,抗暴者是在六四之后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与学生领袖不同的是,他们往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判刑重,出狱后际遇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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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6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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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越来越多的西方舆论留意到,三十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比人们印象中的规模更加宏大。它不只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北京大学生为主体的一场政治抗议,而且全中国各地大学生以及各阶层民众均卷入其中。成都、长沙和西安等地规模宏大的激烈抗争,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外界忽视。直到五年前记者、学者和作家林慕莲(Louisa Lim)《失忆人民共和国:天安门重访》(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书出版,书中发掘的当年以及之后发生在成都的历史令人震惊。

“六四”三十周年前夕,该书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出版。林慕莲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当时发生抗议并遭到镇压的城市多达60多个,而且除了大学生之外,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都忘记了这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民主运动。

林慕莲对德国之声详细描述了她经过深入调查的成都当年的抗议情况。她说,成都的”六四”运动和北京相似,抗议者占领城市中心的天府广场,静坐绝食,并在6月4日遭到镇压。不同之处在于,据她所知,成都清场出动的是武警部队,大多使用的是警棍和催泪瓦斯,而不是像北京那样赤裸裸地使用坦克和机关枪。和北京的肃杀不同,镇压之后的连续数日,成都街上每天都有学生和民众继续抗议。

林慕莲强调说,在成都执行镇压任务的武警同样残忍地用警棍敲击抗议者头部,出现大量死伤。根据官方1989年7月出版的《成都骚乱事件始末》,四川当局称,仅有8人丧命,其中2名是学生,共有1800人受伤,其中1100人是员警。但是美国与英国的外交电报却指出,死者估计达300人。

赵紫阳的亲信,镇压时是手下留情还是更加残忍?

《纽约时报》2019年6月2日发表报道《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称与北京一样,成都天府广场的示威活动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镇压。但与北京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外国媒体在场,6月4日至6日成都暴力流血事件的目击者当中,很少能够将其昭示于世人。最早将消息带出去的目击者之一就是现任美国国会议员安迪暲澄?(Andy Levin)。当时在念博士的他,正在中国西部旅行。他目睹了广场周围的激烈战斗,以及四川锦江宾馆外的残忍殴打,他给家乡的《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写了篇报道。他说,镇压中”人群发生踩踏,警察趁机攻击他们。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殴打和被捕”。

目前是澳洲墨尔本大学进阶新闻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资深讲师的林慕莲谈到,”六四”期间同情学生、反对镇压并因此被撤职和软禁的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曾在四川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等人都是赵紫阳的亲信,很有可能因此没有进行更残忍的镇压。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更有向邓小平当局表达忠心的需要,在能够使用的镇压手段中并未手软。

“六四”前后中国出现很多感人的情景。林慕莲也举例说,镇压之后,成都一位党内干部访问了若干家医院,仔细记录了受害者的档案,包括他们的姓名、工作单位或者学校及其遭遇,留下长达30页的手稿。在去世之前,这位老干部将手稿交给他人带往海外,辗转达到 林慕莲手中,成为书中的材料。”我能想象这位党内干部经历的长时间的精神抗争,” 林慕莲说,”对我来说,仿佛突然拿到当年埋下的时间胶囊(Time Capsule)。”

被写进”四二六”社论的长沙抗议

“六四”抗争是一次全民的政治权利唤醒运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Andrea Worden)对德国之声讲述了当年长沙的抗议情景。吴玉婷回忆说,她当时任教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向来被认为政治冷感,但是1989年5月17日的游行队伍中,该校学生有1500名,占了全部人数的一半。他们穿上象征人道主义的白衣大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和北京、成都一样,抗议者们也进行了静坐绝食,并要求与当地政府领导人对话。5月18日到19日,长沙的抗议活动出现一些激烈行为,被写进了著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吴玉婷说,”四二六”社论给长沙的抗议运动带来压力,从此以后组织者十分小心,不要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北京的血腥屠杀发生之后,长沙的学生和市民都表达了极大的愤怒,甚至试图卧轨拦截火车。官方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不犯错误,最终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六四”期间,吴玉婷在长沙街头看到,很多市民手持相机拍摄学生的游行示威,甚至用磁带录下抗议者的演讲。她相信,当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但是,血腥镇压之后,保留这些资料十分危险,想必大多已经被销毁。

1989年6月11日,吴玉婷和她的外国同事撤离中国。她的中国朋友请求她”一定要告诉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她说,由于能够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外国人相对较少,媒体又主要聚焦于北京,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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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引力之虫 |后冷战年代的八九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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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与八九历史的反向重建

如果说八九历史与主流进步社运间的隔离是从来有之,在主流左右式微,激进左右崛起的当下,这种隔离又被进一步拉大了。当1989年的Tear down this wall变成了2016年的Build the wall,当自由民主国家在危机前自顾不暇,对政治精英来说,那些国境线外历史的“利用价值”就开始大幅贬值。而对崛起的民粹左右翼来说,它们的当务之急是本国的建制派,更不需要将别人的痛苦纳入进来。

激进右翼支持文化冲突和种族隔离,反对政治正确。其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关心中国的社运和民主化,甚至会向往当局的全面法西斯化。但理应国际主义的激进左翼对中国的远离,则来源于1989的冲击。历史学者Max Elbaum在去年再版的书籍《革命在即》中,分析过从文革到八九六四等一系列事件对美国激进左翼的毁灭性打击。六四镇压之后,左翼不再能够只把苏联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看作一个例外,而是必须面对这条道路整体上无法走通的可能性。从90年代冷战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一代人,要么彻底脱离了左派成为保守主义者,要么拥抱模糊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极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也变得更加本土主义,鲜有关心国境线外的历史沉浮。

从此,中国在左翼社会运动场域中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激进左翼往往避免触碰中国民主运动的话题:为中国政权背书当然道德上不正义,但批评中国又会被添油加醋成支持资本主义民主。于是,保持沉默成了一种妥协的结果,人权议题继续被建制精英所垄断。相比关心中国,在巴勒斯坦、委内瑞拉、巴西等问题上发声站队,才是欧美左翼定义自身的最常用方式。

相似的尴尬也存在于学术圈。正如骆斯航的总结,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导致了学术界自由主义霸权的确立,马克思主义被整合进了建制学术体制,成为诸多政治理论流派中的一员。不愿意直面失败的左派学者们,也往往回避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别说严肃地评价六四。一直以来,从激进左翼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八九的学者寥寥无几。少数的另类观点,也流于大而化之的浮皮潦草。比如女权运动家、学者Silvia Federici早在上世纪末就评价到,六四是中国反市场改革、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开始,而不单是一场民主运动,她更是希望将六四案例融合进她目前对共有概念(Commons)所做的理论思考里。这种乐观主义当然挑战了主流论述,但也只是学术左翼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一厢情愿。Craig Calhoun就曾经批评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夸大了劳工阶级的激进性,认为他们笔下萌芽的阶级意识,仅仅是起于草根的保守思潮对工业化的本能反应。普通人并非天生的变革先锋,反正更容易成为民粹右翼的后备军。

把历史的解释框架一百八十度对调,并不是打破单调论述的最好方式。如果说建制派、主流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一场社会各阶层卷入,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凝练成一场单纯的精英学生争取民主运动,那目前零星的左翼观点也同样在反对前者的过程中,将话语窄化到了单维的层面,不仅没有提供更多的分析深度,而且也缺乏对大规模群众运动局限性的反思。

六四之所以能被自由主义话语所完全劫持,本就说明了它自由主义的底色。1989年的革命潮毕竟不同于1968和1979,不管后人如何将激进性的成分赋予它,它都不可能超出那个时代所能具备的历史想象,它充其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已有的群众自发性。借用社会学家Asef Bayat的说法,1989后世界上只剩下有“运动(Movement)”,却没有“改变(Change)”的革命。社会运动丧失了激进的想象作为脏器,唯余激进的形式作为骨架。当年的六四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困境,时代打碎了其激进的尝试。因此,它的价值不在于已经提供了什么,而在于暴露出那些尚未实现,却对当前运动至关重要的构想与目标。对民主运动有限的格局进行批判、解构、重塑,是将其与现实抗争勾连的最有效方式。只有这样反向的记忆方式,八九才能继续存活在行动者如今更艰难,也更广泛的日常斗争中。

新的联盟和想象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面对右翼民粹的反扑,欧美本土政治的失序,六四将处在一个越发尴尬与边缘的地位。在中国境内,它依然是每年一度的互联网维护日,键盘抵抗日,公共知识分子抒情日。在国际舞台上,它是标准化的媒体和外交辞令,一种必须履行的国际人权上的“政治正确”,但也如同谷歌的每日Doddle般稍纵即逝。这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共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短期内即使有什么改变,也只是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大家心照不宣地重复着这个越发鸡肋的纪念仪式,把心底的那份绝望努力掩藏起来。

三十年了又如何?到了第三十一年,关注又会渐渐褪去,等待下一个逢五和逢十。当年的抗议者和独裁者会老去,情感维系着的愤怒终究是老人们的抱团取暖。这是已经发生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上的遗忘过程,尽管有着学者和诗人的记录,尽管有着民主转型后更开放的政治气氛,围绕屠杀的大众记忆也早已支离破碎。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灾难,日历上挤满了对平民的屠杀纪念日,用良知、道义、普世价值来申明纪念的意义,并谴责普通人的沉默和反对,越发成为无力的辩词。“失忆共和国”当然来源于对真相的恐惧,但它绝不仅仅是恐惧。“失忆”可以是一种对更批判论述的呼唤。

把遗忘归结于普通人的不作为,是行动者所能做的最坏的决定。大众是联合的对象,精英的“好意”才需要被谨慎对待。今年伊斯兰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当天,特朗普发推谴责伊朗政权制造了“四十年的腐败,镇压、恐怖和失败”,并未经授权使用了2017年末伊朗摄影师Yalda Moayeri拍摄的著名照片:德黑兰大学抗议现场一名举起拳头的女性。Moayeri随后愤怒地表示,这张照片是献给伊朗人民的,而特朗普盗用了她的作品为自己的政治议程服务。她乐于见到这张照片成为自由的象征,但绝不希望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筹码。Moayeri的表态代表着新一代威权国家的行动者需要学习的不卑不亢:在利用建制力量的同时,坚决拒绝自己被反向利用。为了打破记忆和动员的瓶颈,新一代人需要有独立于建制力量,重新搭建运动联盟的勇气。

当然,这种瓶颈指向的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断裂。未来的革命,大概会完全超越当前的策略构想和理论预言,以目前的行动者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它既可能继承,也可能完全抛弃掉1989的遗产。但不管怎样,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基于“改变”的革命,它一定会打破国界和运动之间的隔阂。而必然会被另一个未来甩下的我们可以做的,是移除那些维护着隔阂的既得利益,不论他们习惯戴着威权还是民主的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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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者 |六四这一天,墙内的人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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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被消失的3584个关键字:六四这一天,墙内的人想说什么?

文 刘致昕  设计  黄禹禛

每年6月4日,是中共政府资讯管控的大阅兵,在独步全球的《网络安全法》下,中国各网路公司以封锁关键字、系统更新、功能停用等方式自保,避免成为防火墙漏洞而受罚。

在知道一定会被删除的情况下,却有一些墙内的人,选择向防火墙「丢鸡蛋」,在网上贴出只有几秒、几分钟寿命的内容。他们想说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今年(2019)六四新增的300多个封锁的关键字,为什么三分之一与香港有关?透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与香港大学「微博视野」(Weiboscope)的资料库,我们前进墙内记忆战争的最新现场。

「香港现在(6月4日)还是白天,晚上活动之前会怎样,还不知道,」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以回报战场现况的口吻,告诉我们在中国、香港境内,网路上头言论掌控的现况。每年六四,都是中国网路防火墙的关键战役之一,今年正逢30周年,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势。
4月起,中国境内开始不分语言版本地完全封锁维基百科;5月,AcFun弹幕视频网、YY直播等至少5个影音平台贴出公告,说要「弹幕升级」、「系统维护」 ,公告当日起用户将无法使用弹幕功能、不能注册新帐号、不能修改个人资料或发言。中国平台霸主微信(Wechat),同样也限制用户变动个人基本资料,就连VPN服务商,也在六四前的周末,开始受到干扰。
「微博的用户今天也回报,发表评论不能带图了,」傅景华说,中国的网路言论审查,从2014年、2015年一路恶化,加上习近平任内大力推动的网路主权概念、各种立法,都形成寒蝉效应,逼得各网路企业投入资源,强化审查。就在六四前夕,中国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员办公室(简称网信办)要求网路公司自律,一旦有违法内容,会严厉开罚。而网信办声称,在过去两个月,网信办对网易新闻、腾讯、新浪网等开罚,祭出几天到几周不等的封锁。

每年一次的「仪式」
不能说的这一天还是到了。六四这天,傅景华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们,他还没发现其他的紧缩措施,但有些使用者,已经开始他们每年一次的「仪式」。
「在6月4号的零时,网路上开始看到(网友们)『深夜未眠』的贴文了,」傅景华说,从2012年起,他带领的「微博视野」团队,在每年的6月1日至6月4日,找寻那些因审查而遭删除的微博。 7年来,该团队已从10万个微博帐号,收集到约5万4千条遭删的微博;他们从中取出共1,256则附相片的删帖,将千张消失的内容印制成照片,巡回香港、美国各地,要让墙内的声音被听见。

「为什么他们(网友)知道一定会被删,而且还可能影响自身安全,仍要发出来?不光只是勇敢,后面一定有动机的,」傅景华解释他开始计画的原因,这一千多条被消失的讯息告诉他,「他们是在发出讯号,是给国家的,告诉国家这些处理(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对,他们不满国家的做法。」这一千多则内容在网路上的寿命,大多不超过半个小时,从中,傅景华读出每一年民众对中国政府不满的内容,例如刘晓波、或是封锁天安门广场等。

因六四而被封的3,500个关键字

除了「微博视野」的上千张图片,《报导者》也取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今日(6月4日)发布的报告,以及2009年开始建档的清单,翻出在8个通讯、直播平台上(WeChat、LINE、TOM-Skype、新浪UC、YY、新浪Show、9158、呱呱),因与六四相关而被封锁的关键字。
3,500多个被封锁的关键字,有的直接与六四相关,有的是相关的诗、歌、散文。 10年间不只是言论控制的技术在进步,使用者也试图寻找漏洞,把已经被封的关键字化成暗语,光是「吾尔开希」,就有10几种表示方法,如「舞而开西」、「吾ER开XI」;六四也有数百种写法,包括「螳臂当车八乘八」、「6河蟹4」、「5月35日」、「s1xf0ur」、「32X2」、「VIIV」 、「444444事件」 等。一一读着墙内民众创作的暗号,会读出说话的渴望以及墙内的无奈。


三分之一的新增字与香港有关

在六四30周年之际,公民实验室发现被封锁的关键字继续新增,这不只代表掌控的范围更广、暗语的创作更多,他们透过5个月的记录,发现香港成为管控六四资讯的一个新目标。中国直播平台YY封锁的关键字,关于六四的就新增了306个,其中,约三分之一与香港有关。
「这是10年来第一次,香港成为被封关键字的分类之一,」公民实验室研究员Lotus Ruan告诉我们,这些被视作红线的关键字,有的直接与六四相关,例如是纪念活动发生的地点、组织纪念活动的团体,或是直接与六四相关的人物等,细分的项目连立法会大楼外停车处、长跑队(六四纪念马拉松)都被列进去了。

红线也拉到了不与六四直接相关的其他字眼。例如在香港雨伞运动中成立的团体「流动共学」,或是影片名称如《伍拾.不变》、《21世纪警察故事》(前者为带有批判预言意味的电影,后者则讽刺性的描写监控科技怎么让未来的香港成为零犯罪率的地区),还有引起各界反弹,即将在6月9日举行全球串联游行的反逃犯条例运动等。
公民实验室认为,除了香港近年在中国民主运动讨论中扮演的角色外,无法确切地判别香港在今年被特别扩大封锁的原因,一个可能性是YY平台自行判断与香港有关的讯息,将在此时此刻成为网路上热烈讨论的焦点,另一个可能,是中国政府对香港言论自由的施压。
这份最新的发现,对傅景华来说,背后原因可能有两种。第一,六四30周年之际,全球一定都会关注香港的纪念活动,如何打压香港的纪念活动进行,重要性不低于中国对国内的掌控。
第二,防止六四与六九串联。最近的反逃犯条例运动,又拉起一波民意反弹,至今全球已有15个城市响应,游行即将在6月9号进行,「两个运动都是针对共产党的,会不会互相串联?」傅景华认为这是今年加强对香港资讯封锁的原因。

从每个人的动态墙开始,不让六四消失
「今年,在香港来说,六四不只是六四。」
傅景华如此描述30周年之际,一场纪念30年前民主运动的活动,如何与其他民意共振。而这也是被消失的3,589个关键字和1,256张照片吿诉我们的事:人们在六四当天的「仪式」,用鸡蛋砸「网墙」,要让政府知道,在六四历史被平反之前,人们会一直记得中国政府当时选择以武力,将人民逼向了它的对立面。
只是这场记忆能不能被资料库的建置保存下来?对六四记忆的巨大空白,除了资料库的提醒,还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追寻?这场记忆的战斗谁输谁赢?每到六四这天,每个人的动态墙,不仅是答案,也是行动的起点,更是人们给中国政府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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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六四30周年:台港命运分道扬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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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台湾仍然由国民党执政。当时两地民众大概想不到,一千多公裡外的天安门广场会牵引他们的命运。而投身台湾和香港声援行动的灵魂人物,也见证了三十载的变与不变。


China Hongkong Jahrestag Gedenken Tiananmen (picture-alliance/AP Photo/K. Cheung)

(德国之声中文网)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台湾官方和民间都以高调的行动提起外界对此事的关注。上周四(5月23日)台湾总统蔡英文罕有地以官方身份,接见访台的多名六四事件亲历者和异议人士,当中包括王丹、王军涛、周锋锁等流亡学运领袖。她在会上说自己当年是刚毕业的年轻教授,那也是民进党成立不久之时,并趁机重申反对中国的一国两制主张。有分析指,这次高调会面打破了台湾政府三十年来的惯例。

而一如五年前,支联会和华人民主书院在这个重要年份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流亡世界各地的多位重量级见证人在五月中旬聚首一堂,探讨中国民主运动。不同的是,研讨会的主场第一次由香港移师台北。虽然台湾社会对六四的关注程度低很多,但外界对主办单位的决定不感意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近年来香港的形势紧张,特别是言论自由空间紧缩,许多与会者表达不愿到香港,或担心会有压力。台湾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顾虑,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Chinesischer Dissident Xiong Yan (picture-alliance/dpa)
位列中国政府通缉名单上的前学运领袖熊炎,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成功入境香港,并出席维园烛光晚会。

每年六月四号夜晚,点点烛光照亮香港维园,风雨不改。三十年来,这个晚会一直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纪念活动。容得下烛光,但香港的大门已非为所有人而开。香港当年是救援逃难学运领袖的重要基地,不过事实上,无论英国殖民统治年代或主权移交后,流亡民运人士被拒入境香港时有发生。

来自台湾的曾建元,五年前也在香港机场被拦了下来,无法出席25周年的研讨会。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补充,“港府一直有黑名单,即使港英时代都有人因为身份太敏感来不了,回归后更紧”。他称过往方政、熊炎等知名流亡人士成功闯关,也可能只因政府走漏眼。

香港和台湾这两个距离中国最近的华人社会,不但是这段历史的第一目击者,六四也折射出两地的命运,在往后三十年走上不同历史轨迹。

Treffen Aktivisten und Zeugen des Tiananmen Massakers 1989 China Präsident Tsai Ing Wen (Taiwan Presidential Office)
5月23日,台湾总统蔡英文罕有以官方身份,接见访台的多名六四事件亲历者和异议人士。左起:周锋锁、李晓明、滕彪、吴仁华、方政、王军涛、王丹。

台湾:八九民运的受益者?

六四镇压那一夜,台北中正纪堂外正在举行声援集会,即将大学毕业的曾建元身在其中。他忆述:“整个晚上,整个广场都挤满了人,我想大概有三万人。”当时民众集会所在的广场,仍然名为“中正广场”,而非今天的“自由广场”。但是台湾人已开始初尝自由的空气——在短短一年多前,国民政府才刚刚解严和开放报禁党禁。在那一夜的集会上,台北和正在实施戒严的北京进行电话连线。曾经活在戒严令下38年的不少台湾人,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

“凌晨的时候,集会民众清楚听到电话连线中,最后一位跟台北通话的是个北京大学学生,我还记得他叫马少康(读音)。他告诉主持人说‘中共开枪了,坦克开进来了’,他要挂上电话。当时他好像在北京饭店,这位学生告诉台北群众,他挂上电话后要到天安门广场,与同学、老师、北京市民共存亡。”曾建元当时跟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差不多年纪,三十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他说:“这个电话,我想深深震撼了现场和收听广播的台湾人民。”

六四镇压之后,台湾各界发起声援和抗议行动。除了义愤,还有属于那个年代的情意结。曾建元说:“在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之下,中国情怀还是当时台湾意识形态主流。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差而已,没有如教科书所写的‘黑暗与光明’那么悬殊,实际上我们感受到的是差不多。”虽然台湾已解严,但对公民社会的各种管制仍未撤底松绑。对岸学子们提出的民主自由主张,也是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的心声。“当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台湾学生非常愤慨,虽然它在骂北京学生,但我们觉得好像也在骂我们。共产党怎么对付学生,台湾人心里也感觉好像国民党压迫台湾人一样,投射了一种感情在北京学运上。”

六四后不到一年,台湾爆发野百合学运。数千学生在1990年3月回到中正纪念堂前,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事会议及设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成立跨校会议,每天透过快报发布广场讯息,都是参考了北京同侪的经验。北京血腥镇压后遭受多国制裁,在前车可鉴之下,台湾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曾建元分析:“台湾国民党政府处理学运时有很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就是要跟北京处理六四的方式区隔开来。当全球在谴责中共时,台湾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自此,两岸政治发展走上迥异的道路。时任总统李登辉接见了抗议学生,并正面回应他们的诉求,掀开台湾民主化的序幕。曾建元认为:“有人夜郎自大,以为台湾民主化完全靠内在驱力来完成。其实放眼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没有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如果没有六四众多中国人民和学生的苦难牺牲,不会令当时政经大权在握的国民党政权,愿意那么快下定决心让台湾民主化。”

Hongkong Demonstration zum Gedenken an Tiananmen-Massaker in Victoria Park (1989) (Getty Images/AFP/T. Cheng)
1990年6月4日晚上,香港举行了第一次六四烛光晚会。大批市民在维园聚集,唱著民运歌曲悼念死难者。

香港:昔日救人 今日自救

香港声援八九民运的故事,在三十年来被流亡人士反覆提及,大概不少人都不感陌生。恰如其名,1989年5月成立的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援助运动和营救示威者上扮演关键角色。现在他们努力守护的不再是学生,而是记忆。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向德国之声表示:“其实在六四后没多久,香港就有了自主的角色,一个独立于支援的角色,那就是要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香港最大型的群众运动,是1989年5月21日的百万人游行。当年人口只有600万人的香港,有六分之一民众为了北京学生走上街头。对于这个英国殖民地来说,那时的中国还是“邻国”。但数以百计香港记者、学生和市民亲身到了北京,见证历史。“所以开枪的时候,很多人目睹身边的人中枪受伤,甚至死亡。当时北京市民都尽量保护香港人,要他们首先撤退并答应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即便是留在香港的民众,也在电视台24小时直播画面前跟进整场运动的高低跌宕。

Hongkong Aktivist Albert Ho (Getty Images/AFP/A. Wallace)
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

“因为这种密切关系,也有道义责任,所以香港人特别投入(纪念六四)。”相比今天年轻世代,因为身份认同而拒绝与支联会沾边,何俊仁说三十年前单纯许多:“大家未必很功利地想‘中国有民主我们才有民主’,没有想到那么远,也不怎么讲我是否中国人。”他续说,“而是出于强烈的是非感、同情心和义愤,大家有道德界线,觉得太离谱。”

慷慨激昂的运动结束了,愤怒和失望以外,不少香港人也带于恐惧面对倒数八年的殖民时期。这加速了港英政府在撤离香港前进行政治改革,增加直接选举席次民主化议会。六四后隔年,香港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成立,开启了本地的政党政治,并于1991年香港首次直选中大胜,律师出身的何俊仁也在“回归”前晋身议会。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曾经向媒体透露,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在“回归”前后都分别约见过他,要求停止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但他断言拒绝。作为中国土地上唯一能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香港维园的烛光还是燃点了近三十个年头。

保存真相、讲真话、教育下一代——何俊仁说,这是香港的在后六四时代的三大使命。“六四以后,赴京的香港人回来,我们很多律师为他们记下口头证供,有过百份之多。全都宣誓记录下来,现在锁在某个地方。”他说:“当中有很多记者和学生,我们为了保护他们没有公开名字,好让他们毫无畏惧说出真相。”虽然不知道是何年何日,但他肯定的说,终有一天这些档案都会公诸于世。收藏着死难者遗物的六四纪念馆也是以另一种方式,让这些第一手史实存活下去。

此热彼冷的六四情怀?

香港的烛光还能点多久?或许是很多人现在的疑问。作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却似乎比较看得开:“我为何要悲观?反而有人觉得现在才是要发声的年代。今天仍然站出来的市民是有道德感的,道德力量不是视乎乐观或悲观,而是责任。”他比喻:“等于医生去医治病人,不会多想乐观或悲观,治不治得好,你就是尽力去救。”

可是如果连医生也生病了,是否注定能医不自医?今年,烛光还是会依旧照亮维园。但这座城市被高压笼罩,许多人眼中的香港前路黑暗——民主梦还是遥不可及,自由已被急速侵蚀。就如六四国际研讨会移师台北一例,从政数十年的何俊仁承认,“香港已非完全自由的地方,这是政治现实”。

放眼宝岛,尽管民主自由兼得,对比一海之隔的香港甚至西方华人社区,普遍台湾人始终对六四很有距离感。九十年代起,选举普及和公民社会日趋成熟,台湾人的目光更多转到本土议题。两岸价值观渐行渐远,也令中国民主问题慢慢淡出台湾的公共视野。

曾建元观察,六四纪念活动早年由“统派”主导,强调中国人身份认同,最初有上千人出席,维持了大约十年便大幅式微。直到六四二十周年,一群在台湾读书的港澳大学生重新发起纪念行动,又适逢流亡学运领袖王丹来台教书,六四活动被赋予新一重意义——普世价值与人道关怀。

Hong Kong Tiananmen Jahrestag (picture-alliance/AP Photo/V. Yu)
时间是最大敌人”

曾建元认为,两岸发展难以切割:“为什么30年后台湾要纪念六四?它不单是中国对岸发生的历史悲剧,我们其实也心存一种感谢。当年他们这么牺牲,让台湾人汲取教训,用不流血方式开展宪政民主之路。”他认为在今天的情势下,更具时代意义:“谁都不敢讲,明年香港还有没有机会举行大型六四集会,那台湾就是守护民主价值的重要基地。而且从实际利益出发,台湾在中国民主化发展上也不能独善其身。台湾在民主奋斗历程中受到国际社会帮助,今天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也是我们的光荣所在。”

谈到未来挑战,何俊仁不假思索答道:“时间是最大的敌人。”随着民运领袖、受难者家属和支联会等组织骨干年华老去,新世代眼中的历史开始模糊,这场运动难以持续地动之以情。对此,他能够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就如很多人回看南京大屠杀,也不会有那个年代的人般受到感动。”

但是有一点,他认为不会改变,这是他的信念、也是寄语。“在种种挑战面前,我们还是会说,无论未来你是什么身份都不重要。你是一个人,一个人就要有人性,要彰显人性善的一面。”

李芊(发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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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六四30周年:维园纪念会场内外的民主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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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版权AFP  Image caption
主办方称18万人参加维园烛光晚会悼念天安门事件。

中国北京六四民运30周年,中国在严密管控下,官方与民间也没有大型悼念活动,30年前民众集会高呼民主和自由的天安门,早上照常举行升旗仪式,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难以搜寻到与“六四”相关或带有暗示的内容。

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罕有就“六四”表态,试图为事件洗白,以维持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名义将当年的武力镇压描述为合理。美国与欧盟分别发出声明,促请中国政府公开当年死伤人数,正视人权问题。

而香港则维持每年悼念的传统,大批民众出席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希望凭借点点的烛光,让记忆不会褪色,把历史传承下去。主办单位支联会表示人数超过18万人。但香港警方表示,最高峰人数约3.7万人。

铭记六四
在香港维园的烛光晚会上,与往年一样,同样有献花、默哀、致悼词、诵读大会宣言、全场演唱民主歌曲、播放“天安门母亲”成员录像讲话等环节。

现场不乏中国大陆的学生和游客,然而BBC中文记者要求采访时,他们大多要求化名、不能露脸,反映他们担心中国当局打压的疑虑。

就读香港大学的大陆学生黄同学对BBC中文表示,她对香港持续悼念“六四”感到敬佩,如果不是来香港读书,也许她对这段历史也会不闻不问,虽然她认为中国争取民主十分困难,“但至少有一群人支持当年的学生,我觉得这已很好,令我很感动。”

来自成都的曾先生今年44岁,30年前他曾为成都的示威学生在街上送水支持。他带着自己的太太和11岁的女儿特意来到香港,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认识到真正的历史。他的女儿说,“我今天是来学习关于国家的历史的,现在觉得这个国家不比其他国家好。”曾先生还说,香港原本应该是中国通往民主的跳板,但现在反倒受中国影响严重,对未来香港民主状况表示担忧。

今年40岁的香港市民陈先生,带着儿女参加“六四”悼念集会,他对BBC中文表示,作为父亲,有责任教育下一代,告诉他们历史,“在他们还没出生前,有一群人为他们牺牲,为他们争取民主自由。”他期待看到中国也能公开悼念“六四”的那一天。

55岁的邓女士表示,除了第一年以外,均没有参加烛光晚会,但这次30周年是特殊的一年,她表示,香港近期言论及表达自由的情况愈来愈差,《逃犯条例》令到很多香港人对这个城市没有信心,她担心日后连这个集会也没有,所以一定要出来发声。

香港政府并没有阻止维园举行悼念活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今天的日子,很多人都有一个回忆”,政府尊重市民表达、言论自由。香港建制派议员拒绝就事件作出评论,他们当中不少人在30年前曾表态要求北京当局道歉。

香港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出席人數

图片版权AFP

香港警方在個別年份沒有公布出席人數,警方計算方法為「最高峰時期」的人數
Source: 香港媒體、支聯會及警方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支联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约200人响应号召在尖沙咀出席悼念活动,他们寻求以香港人的角度去纪念六四。

香港大学学生会表示,不认同支联会以爱国情怀包装悼念六四,所以不出席维园的晚会,但港大学生会则在校园内洗刷国殇之柱,为死难者默哀,又在校内的太古桥,油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歼豺狼、民主星火不灭”二十个大字。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发现,支持平反六四的香港人比率约有五成九,比不支持的比率多36个百分点,差距和过去多年相约,年轻人组别支持平反比率高达74%,显示年轻一代对民主的诉求。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多发展民主,是调查以来的新高,认为中国应该发展经济的,只有31.1%。

北京的记忆
在北京,30年前民众集会高呼民主和自由的天安门,早上照常举行升旗仪式,不过北京市的保安严密,警察会在铁路出入口检查途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许多外国记者不容许进入天安门广场,一些获准进去的人则被警告不能够拍照。

中国没有对事件有任何官方悼念活动。BBC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形容,中国每一年都采取大规模的“忘却”行动,启动了世界上最大的审查机器,在互联网上清理任何有关天安门事件哪怕最隐晦的信息,一些想避过审查的人,随时被关进监狱或是被扣留。早前沙磊在北京街头采访民众,问他们是否认识代表“六四”事件的“坦克人”的照片,约8成人表示不认识,但不清楚他们是害怕说自己看过,还是真的没看过。

有意无意的淡忘
BBC中文记者 发自北京


北京的天安门这天没有异常。

6月4日傍晚,北京天安门广场在零星的小雨中游客稀疏。在严格的安保下,这里井然有序,看不见有关30年前那场运动的任何印记。

拿着自拍杆的年轻人嬉闹着摆造型与国旗合影;等待降旗的游客正向孩子介绍天安门的历史;照相小贩不停询问是否需要拍一张游客照……

30年前,这里被誉为“自由的孤岛”,而如今,这里似乎成为了另一座“资讯的孤岛”。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淡忘,显然,这里的大多数人们不再愿意面对那段掺杂着血与泪的历史。

“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包括“天安门母亲”成员周二(4日)在北京当局安排下,到万安公墓拜祭亲人,家属读出悼词时表示,当年政府调动军队杀害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惨痛的时刻,家属指,执政当局对于“六四”惨案不敢面对,不敢回答,30年来装聋作哑,但历史是不会永远被谎言掩盖,被篡改的历史早晚会真相大白,敦促政府与家属对话。

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近期加强了对异见人士的监控,部分人“被旅游”,或是被软禁。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沙姆达萨尼(Ravina Shamdasani)表示组织亦接到就天安门事年周年而“增加审查”的报告,呼吁中国政府部门提升民众和平集会及表达的自由。

学运领袖王丹表示,抵抗专制,争取民主的路是“荆棘密布,看不到远方”,但是,追求理想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就算不合时宜,也要坚持下去,也要保持希望。

图片版权 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学运领袖陈卫表示周二绝食24小时,因为绝食是当局不能控制的悼念方法。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早前说,1989年的运动中,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并平息“动乱”,保持中国稳定,是正确的决定。中国《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社评,形容“六四”是“褪色的历史事件”,又指事件犹如“疫苗”,令中国对政治动荡“免疫”。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当年避免走向前东欧共产国家的下场,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证明当局当年决定有助国家经济起飞。中国外交部说,中国政府早已就这场“政治风波”有明确结论,政府行动“完全正确”。

这些中国官方罕有的论述,引发香港和台湾舆论不满,港台网民、政客和媒体直斥北京为“六四”事件洗白,难以接受。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社交网站贴文指,指一个国家文明与否,在于政府怎样对待人民和过去错误,学运领袖封从德被拒入境香港以及中国防长的说法显示,中国政府无打算反省当年错误,还想继续遮盖真相。

台北市长柯文哲被问到怎么看魏凤和的说法时,他说“不要去理他就好了”,他说“六四”是近代史的悲剧,但他表示,如果没有人问他,他不会发表评论,否则会让对方感到不悦。

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中国大陆过去30年经济发展让人刮目相看,但也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覆辙,他同时期待大陆当局要有智慧地处理历史伤痛,能前胆开展一个符合大多数大陆民众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台湾民主蜕变的过程与信念,也可提供大陆迈向政治改革开放步伐参考与借镜。

台北亦有举行纪念晚会,主办团体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认为,“六四”示威学生让台湾在处理民主运动的时候,知道不能重蹈覆辙,让台湾迈向民主化加大了动力。“我们抱着怀念和感恩的心情,来看待当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事件,对于台湾民主化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欧美促请北京保障人权

欧盟发声明向天安门的遇难者致衷,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莫盖思妮(Federica Mogherini)在声明中表示,要求北京全面负起责任,提高保障人权,强调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人权一直会是重要的基础。

英国外长亨特(Jeremy Hunt,侯俊伟)发声明,呼吁中国容许人民可以和平示威,享有表达自由。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赞扬当年争取权益的中国人“勇敢”,启发全球下一代争取民主自由,他说,过去美国希望中国融入国际系统,会发展成一个更开放和包容的社会,但这个希望已经破碎,一党专政下继续侵犯人权,特别是新疆打击的宗教自由。他促请北京公布当年死伤及失踪人数,安抚这段历史中黑暗一章的遇难者,并停止任意拘捕异见人士,放弃打压宗教与言论自由的政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因应弗吉尼亚州枪击案,下令所有驻外使馆下半旗致衷,令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下半旗,使领馆也在社交媒体播放美国制作有关当年的片段,并指这些影片在中国会被审查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蓬佩奥恶毒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大肆抵毁中国人权和宗教状况,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这种痴人说梦式的胡言乱语,注定要被扔进垃圾堆,奉劝打着民主人权晃子的人,停止损害中美互信的言行,否则只会沦为国际社会笑柄。他被问到六四事件会否重演,耿爽反问记者有没有这方面担心,强调没有谁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更关心中国前途,以及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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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中国政府迫使资讯供应商拦阻路透社六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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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德烈

国际著名大通讯社的六四报道遭到北京当局阻拦,根据路透社报道,向该社提供资讯的路孚特(Refinitiv)周二起,在北京当局施压下,从终端机Eikon的滚动新闻中删除了路透社所有有关六四三十周年天安门发生大屠杀的报道。

去年,在路透社母公司汤森路透集团向黑石集团出售金融与风险业务的55%的股份之后,路孚特正式诞生。

但是,星期二开始,路孚特不再向其中国频道客户提供任何有关天安门屠杀的报道,不过,相关消息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

路透社根据来自三个不同来源的消息,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上周以威胁终止EIKON在当地服务为由,周五起,至少封锁了九篇与六四相关的内容,包括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声称八九六四军队镇压是正确的决定的言论,以及台湾要求中国政府就天安门事件进行忏悔的消息。

路透社总编辑在内部会议上对路孚特受北京迫使拦阻六四报道感到忧虑,但邀请该社记者“继续毫不畏惧地寻求真相”。

路透社发言人表示,我们继续向路孚特提供同样 内容,包括与中国相关的内容。路孚特的决定即不能影响本社工作的规模,更不能损害本社工作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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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天安门屠杀与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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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屠杀与集中营
——在台北自由广场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演讲

2019.6.4 滕彪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刽子手们立即开始清除血迹,毁灭罪证,并且消除记忆。那是对抗争者和死难者的第二次屠杀。

暴行没有在1989年结束,中国政府对良心犯、人权律师、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记者作家的迫害从未停止,并且变本加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暴政,可以让150多名藏人以焚烧自己身体的方式去表达意见,但这发生在21世纪的中共统治下。关押了两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每时每刻都有洗脑、酷刑和死亡发生的集中营,发生在21世纪的中共统治下。大屠杀之后是集中营。而集中营之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等着世界的是什么?

1989年北京的枪声震惊了世界。但三十年来,中共不但挺过了屠杀之后的全球谴责和制裁,而且变得更加强大和飞扬跋扈,正在向全球输出专制模式,成为自由民主秩序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在世界各地明里暗里骚扰和压制批评者,还公然流氓到在越南、泰国和香港把异议人士绑架回国。天安门屠杀有罪,但那些用红地毯来迎接刽子手、那些只顾发大财、不顾人权民主、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政客和商人们,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中共不但继续维持着野蛮的专制统治,而且还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尖端科技,建立起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极权主义:DNA采集、人脸识别、声纹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防火长城、金盾工程、社会信用体系、数以亿计的监控镜头……这种高科技极权主义,已经超越了乔治•奥威尔想象的歹托邦“1984”。

大屠杀造成了普遍的恐惧,而恐惧变成沉默,长期的沉默又转化成冷漠,转化成“抗争无用”的犬儒主义。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信息封锁、洗脑宣传、愚民教育和仇恨教育,加上腐败猖獗和社会不公,造成了普遍的奴性人格、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那种“只问胜负、不问善恶是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叫流氓主义。最可怕的暴政,不是镇压反抗,而是让你不知反抗、不愿反抗、甚至自愿去维护的暴政。

但总有一些人,鲜血的记忆、内心的呼召和自由的渴望,不会被碾碎。1991年我开始在北大读书,当我看到一张张被坦克碾成一摊血肉的照片时,我和这个政权的对抗就注定了。我后来从事人权律师、从事民主活动、从而被停职、被软禁、被绑架、被酷刑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共产党如何能清除我们心中的记忆?就算我们能遗忘,中共自己能忘得了吗?直到现在,天安门母亲被集体失踪,制作六四纪念白酒的民主人士还在监狱,我的很多从事维权和民主活动的朋友都被软禁和强制旅游,网络上关于八九六四的各种文章、照片被删除,哪怕只是一些隐晦的暗示。这么一个蛮横的超大政权,何曾消除过对人民、对真相的深深恐惧?这样一个恐怖的政权,难道不是必须被颠覆?!这样一个恐惧的政权,难道不是必然被颠覆?!

今天我们也要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来,我们来到自由广场,不仅仅是为了记忆和纪念,也不仅仅是为了致敬和反思。我们要行动、要抗争、要颠覆!不推翻中共,中国人不会有自由,台湾不会有真正的安全,而全世界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两个星期前,我和蔡英文总统见面时,向她建议,台湾应该公开地、明确地强烈地谴责中共在新疆的集中营。不管你的倾向是自由主义,还是福利主义,我们共同面临的,是中共以国家为名的恐怖主义!不管你来自蓝营,还是绿营,我们面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集中营!我们有责任站出来,因为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我们有责任抗争,因为你,我,他,我们全都是大屠杀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今天的集中营,就是明天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将是明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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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不畏北京胁迫 艺术家巴丢草选择“露脸”对抗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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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定居澳洲的华裔艺术家巴丢草去年11月原定在香港举行作品展“共歌”,但在收到中国政府的威胁后被迫取消该展览。消声匿迹半年后,他现身澳大利亚ABC电视台于六四30周年之日播出的纪录片。但这次,他选择卸下招牌面具,以真实身份对抗中国的极权扩张。

华裔异见艺术家巴丢草

(德国之声中文网) 华裔异见艺术家巴丢草长期透过讽刺式的作品来抗议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打压与伤害,而他长久以来,也一直是透过风格鲜明的作品来替自己树立一个独特的风格。 自从2011年推出讽刺中国政治的漫画作品后,他开始大量创作政治漫画来批评中国政府,并将这些作品免费公开在网络上,供网民流传。 他大多以红与黑作为作品的基底,除了用红色象征恐惧与暴力外,也透过黑色来表达压抑与绝望。

他去年原定于11月3日到13日参与由记者无疆界、国际特赦组织与香港自由新闻共同举办的展览《共歌》,但他在收到来自中国当局的威胁后,于展览前一天,透过主办单位,宣布临时取消展览。 巴丢草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还原当时的情况。 他说: “中国政府在去年展览开始前,突然查出我在中国的亲戚的身份,并在拜访了他们一次后,又叫他们到警局接受讯问。 他们很明显希望藉此来向我施压,逼迫我取消在香港的展览。 ”

巴丢草说,中国警方甚至威胁如果他不照做的话,他们可能派两名警察到香港的展览现场,或是做出对他家人不利之事。 在与主办方讨论后,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参与者,他们决定取消这场展览。 他表示: “我长期以来一直仰赖匿名来进行政治讽刺相关的创作,但他们逼迫我取消香港的展览后,中国政府也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这不仅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风险,也可能波及我身边的人。 ”

被迫“隐身”半年

除了香港的展览外,巴丢草自2017年起开始参与澳大利亚纪录片导演莫西 (Danny Ben-Moshe) 的纪录片拍摄工作。 这部名为《中国的艺见人士》(China’s Artful Dissident) 的纪录片主要是展示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的“坦克人”一幕如何促使巴丢草开始透过政治讽刺的漫画与作品来抗议中国当局对人权的打压,以及北京如何掩盖 1989 年“六四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巴丢草在预告片中表示,作为一名中国异见艺术家,他容易因做得太多而让自己置身危险,但他同时也因此变得更勇敢。 他说: “作为一名政治讽刺漫画家对我来说,是个重拾勇气的旅程。 我担心我的艺术创作会让我自己与身边的人身陷危险,但我同时也担心如果我选择过一个安静且舒适的生活,我一辈子都会后悔。 ”

为了确保纪录片不受香港事件的影响,巴丢草停止发表任何公开言论,并暂停与在中国国内的亲友联系。 他告诉德国之声,当初中国警方联系他时只表明要他取消香港的展览,并未在言谈中提及纪录片,所以他认定中国政府并不知道这个计划。

巴丢草说: “为了确保纪录片不因中国政府的威胁而夭折,我强迫自己配合中国政府的需求,消声匿迹了长达半年之久。 这是我认为唯一能保护纪录片的唯一方法。 ”

露脸对抗极权

在他销声匿迹的这段期间,巴丢草与莫西并未停止纪录片的拍摄与制作。 虽然巴丢草在纪录片中大部分时间仍掩盖自己的身份,但他却在片尾,首次公开露脸。 对他来说,这是个风险很大的决定,但也是对中国政府发出的强烈讯息。 巴丢草告诉德国之声: “我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我不怕他们,而且我要面对面的与他们对抗。 虽然这是个风险很高的决定,但既然中国政府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没有理由继续躲藏。 ”

纪录片导演莫西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明显想限制像巴丢草这样的艺术家在民主国家发表意见与看法,而当北京试图将他们控制中国国内的方法运用到民主国家时,这样的举动便会对自由与真实的辩论造成威胁。 他说: “我的纪录片虽然是在描述巴丢草的故事,但这个主题却与任何勇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有关。 ”

巴丢草说,当纪录片团队在决定首映的时间时,所有人都认定在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30周年当天播出是最恰当的。 而对巴丢草本人来说,由于他长期受到天安门学运的启发,所以在六月四日这天播出纪录片,是他能向学运领袖与所有参与者致敬的最好方式。 他告诉德国之声: “我认为天安门学运的精神跟宗旨值得被我们这一代以新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也是我试着达成的。 ”

他也向德国之声坦承,被迫取消香港的展览对他而言是个很大的打击,而这个打击也令不少支持他的人感到失望。 即便如此,在他销声匿迹的六个月中,他仍然持续收到来自各界的关心,而这也让他决定以真实身份来告诉支持他的人,他并未放弃抵抗中国的极权扩张。 他说: “对我来说,以真实身份重新投入这场运动,是对支持我的人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他们必须知道一切都还没结束,而我们仍需要继续对抗中国的极权扩张。 ”

为了纪念六四天安门血腥屠杀的三十周年,巴丢草也在墨尔本著名的涂鸦街 Hosier Lane完成了一幅以红色与黑色为主的坦克人涂鸦,并在涂鸦上头压上了他个人的新称号“中国的艺见人士”。 他希望这个新的创作能给来涂鸦街朝圣的游客带来更多启发。 他在接受澳洲的时代报访问时表示: “我现在的情绪十分挣扎,所以我希望透过更多类似的创作来让我得到国际社会跟澳洲国内更多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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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年全球共识:再也不能让北京这样玩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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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 6月4日六四三十周年,世界各地都有纪念活动。与往年纪念活动不一样的是,今年各地纪念更加指向中共的独裁统治与中国的人权,并呼吁全世界应该警惕中共的极权统治与中国模式的威胁,帮助中国人民早日实现民主,争取自由。

蔡英文总统是台湾历届总统中,反对中共独裁极权统治最为明确的总统。最近,她不仅高调接见海外民运人士,也在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高调纪念这个国殇之日,并鼓励香港争取自由台湾守住自由与民主。

6月4日,《风传媒》发表报道《批中共掩盖真相 蔡英文:只要我当总统一天,台湾绝不会屈服,报道说:

今天是「六四」30周年,总统蔡英文今(4)日上午在脸书发文,直言「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端视于政府怎么对待人民、怎么对待过去的错误。」蔡英文除了特别表示,今年六四,她要特别对所有爱好自由的香港朋友、中国朋友说一句加油,更宣示「也请你们放心,台湾绝对会守住民主、守住自由,无论威胁、渗透,只要我当一天总统,台湾绝对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蔡英文在文末,也以爵爵&猫叔的画做配图,强调「自由就像空气,你只会在窒息的时候,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呼吁国人勿忘六四。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日前公开表示,30年前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镇压是「正确的」。对此,蔡英文总统说:

这显示出中国政府不反省当年的错误,更想持续掩盖真相。 「我相信全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都不可能同意这样的做法。」

蔡英文强调:「还有许许多多自由倒退的例子,证明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一国』正不断侵蚀『两制』。这个现象,也突显了民主和威权两种制度,并不可能共存在一个国家内部。」

6月5日,美国之音发表报道《国会山举行六四3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报道说: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6月4日这天举行了多个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集会和展览。最值得一提的是,15家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西草坪联合举办的六四30周年纪念大型集会。
当天,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次集会。

她说:“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些英雄们的历史,因为中国仍试图否认,我希望他们能听到我在这里说的话。中国政府,你们也许就在人群里,也许在街上,但我想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告诉那些(政治)犯说我们不记得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关押,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知道,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提到他们的名字。

与此同时,在国会众议院的Rayburn大楼内也举办了“纪念北京1989年民主运动及六四大屠杀30周年照片与艺术展”。

展览展出了六四事件中众多死者的照片、六四相关的艺术作品和珍贵的历史图片。
主办者表示,他们希望人们能铭记六四事件这段历史,希望美国对中国政府能施加更大压力,来迫使中国实现民主。

6月5日,法广发表报道巴黎各界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视频系列》,报道说:

2019年6月四日,六四民运组织成员与巴黎的人权组织联合举行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会,纪念活动分两步进行,首先在离拉雪慈公墓不远的巴黎第二十区区政府附近Edouard Vaillan花园中的六四纪念碑附近举行追悼活动,之后包括国际特赦,人权联盟,团结中国以及法国基督教反酷刑组织(ACAT)在内的法国十多家人权组织的代表共同汇聚在巴黎十一区的共和广场。

人权组织代表高举着“我们要人权和自由”,”永不忘六四”,“我们要和平不要镇压”的牌子。

法广另一篇报道多座城市展开“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中报道,加拿大总理对中国人权深感忧虑。

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纪念天安门六四屠杀30周年时表示,对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深感忧虑”。特鲁多在渥太华向媒体表示,在纪念六四30周年之际,我们更要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尊重人民集会及自由表达的权利,停止大规模拘押维吾尔少数民族。特鲁多并再次对中国任意关押加拿大公民及其他政治犯表示遗憾。

德国之声发表一篇报道德语媒体:中共的第二次屠戮指出,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中国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媒体更是对这场造成大量伤亡的血腥事件只字不提。《新苏黎世报》评论认为,遗忘,就是对死难者的再次屠戮。

《新苏黎世报》这篇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屠戮》的评论写道,台湾和中国大陆虽然只有一海之隔,但对待”六四”大屠杀的态度上却反映出了专制的北京和民主的台北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鸿沟。评论写道:

“像(台北)这样的公开纪念活动在中国大陆是无法想象的。北京当权者神经多么紧张,从数天来VPN服务商所遭受的攻击上就可看得出。翻越防火墙、以获取未经过滤的信息比以往更为困难。网络上,审查者们在严查’六四’,’天安门’或者’大屠杀’等关键词。除此之外,一个月以来,对那些希望纪念三十周年的人们,安全部门显然加大了打压程度。有些人被严加监控,有些人被控’寻衅滋事’而被投入监狱。

报道还引用了另一篇报纸的评论:

“六四”三十周年这一天,中国官方的沉默也引起了《南德意志报》的关注,该报写道,虽然惨案发生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六四”事件在中国仍然是禁忌话题,但也并非所有人都选择遗忘。这篇题为《惨剧后的噤声令》的文章写道:

“今年秋季,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庆祝建国70周年。然而其他一系列敏感日期显然为庆典蒙上了阴影。西藏暴力统治60周年,新疆骚乱十周年,以及(天安门)抗议活动遭血腥镇压三十周年。经济下行、中美贸易争端以及失业率上升使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担心失去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即不能兑现提高民众生活水准的承诺。也正因为如此,三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北京显得异常紧张。

1989年夏季采取了血腥的镇压行动之后,中国政府成功地消除了同这场运动相关的一切痕迹,还将民主视为西方模式而打入冷宫。直到今天,政府仍以随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当年的镇压进行辩护。然而,当年的事件绝非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所为,更不是北京所说的暴乱。这是一场遍布全国的、有学生、市民和工人共同参与的运动。党政机关一度也曾加入了游行队伍。民众要求更多的参政权力、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保障人权。”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六四后,中美关係、地缘政治与进退失据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者林垚分析说:

从1989天安门屠杀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来年间,六四问题不但是美国对华关係的喉中之鲠,也是整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烫手山芋。「自由世界」的各国领导人既不能心安理得地迅速遗忘眼皮底下发生的惨案,又无法摆脱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选举政绩的压力,因此在面对中国市场与中国政府的「捆绑销售」时欲迎还拒、进退失据。其最终通过自我麻醉卸下心头的道德负担、为中国敞开世贸组织的大门,虽非历史的必然,却是既有国际秩序局限与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内部政治经济逻辑下最为顺理成章的结果。

事隔六四屠杀三十年,世界局势迭经变迁,当年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与「中国崩溃论」,逐渐被截然相反的论调所取代。放眼当下,一面是刽子手政权屹立未倒,另一面是运动参与者们曾经嚮往的「(西方)民主政治」深陷右翼民粹主义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这样的局面,与后六四时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应对失措(或者说根本无力应对)有着莫大的关係。

正因如此,倘若我们不愿就此沉沦于悲观绝望,而仍愿积极构想并追求一种好的政治生活,则这种构想便不能囿于一国一地,而需要与对国际政治经济关係模式的根本改造相对接。毕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一处政治能够独立于全人类的政治而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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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6.4坦克人雕塑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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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日,坦克人王维林雕塑在南加州Yermo雕塑公园落成。 (黄小山 摄)


2019年6月3日,雕塑家陈维明、六四镇压受害者方政、Yermo官方代表塞塔为雕塑揭幕。 (黄小山 摄)

来自台湾的政治活动人士前来参加纪念活动以表示支持。 (黄小山 摄)

2019年6月3日,引人关注的新生代网路自媒体人刘大圣参加纪念活动。 (黄小山 摄)

美国方面,由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创作的坦克人雕塑,于美国时间周一(3日)在加州Yermo雕塑公园落成,来自北美各地的数百人参加了雕塑落成仪式,并通宵守夜过渡六四,纪念天安门镇压30周年。 (黄小山 / 覃晓言 报道)

继今年3月的6.4纪念碑落成之后,雕塑家陈维民团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历时数月再完成了民运人士王维林只身拦阻坦克的雕塑作品,重现30年前北京街头悲壮的一幕。

据陈维明介绍,雕塑系周日(2日)上午从工作室转运并安装在雕塑公园,十多名志愿者一直在协助他工作。为赶及雕塑品在六四前夕完成及揭幕,他们要连夜赶工。

纪念活动从周一下午5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周二凌晨6时。现场安扎了许多帐篷,以及当年各大学校的校旗,以重现30年前广场的场景。

雕塑家陈维明在致辞中再次对义工表示了感谢,并希望这个永久成立自由公园,以及即将成立的博物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自由的地标,并以此延续民众关于30年前学生民主运动的记忆。

陈维明说: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团队。那些无日无夜的,耗了几十个小时的,跟我共同奋战的那些义工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我们的坦克和坦克人,肯定就不能在这边呈现。因为有了他们,因为有了你们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这个自由的雕塑公园,将会发挥出它更大的生命力,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纪念6.4的英灵,告诉我们的后人,自由是无价的。

在活动开始前,一架由匿名志愿者捐助的飞机,拖着「勿忘六四」的横幅,在上空盘旋,警醒民众30年过去了,屠杀学生和市民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民主和自由依然还未降临。

出席活动的人道中国负责人周锋锁向本台指出,随着中共政权持续输出威权政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警惕,并以对抗代替了以前的绥靖政策,这也给中国的民主运动带来了希望。但更重要的是,民主人士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为中国的民主化早日到来而努力。

在纪念仪式中,自由雕塑公园发言人莉莎(Lise King)透过周锋锁的翻译指出,当地有幸迎来自由雕塑公园的诞生,也希望以此能够对中国民主和自由做出更大的贡献。

她说(周锋锁现场翻译):我们Yermo 小城这样的一个地方,很高兴成为中国民主自由的一个圣地。经过的人,如果能从中受到感召,我们就是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当地官方代表塞塔也透过周锋锁传译强调,中国暴政,导致人民无法纪念牺牲者,我们在美国,去怀念他们,并永远警惕政府可能剥夺民众自由的危险。

塞塔说(周锋锁译):为自由献出的生命,永远不会被遗忘。在这里,我们要记住,我们必须随时警惕,一个政府,它可能随时夺去我们的自由。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做中国人做不到的事情,教育我们的子孙,让他们永远记住天安门屠杀的真相。我们要记住现在中国人所忍受的这个暴政,他们连当年发生什么都不能谈。记住是我们神圣的责任。

在此次纪念活动中,除了原六四参与者和同情民运人士之外,还有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人士,以及多位活跃在网路自媒体90后新生代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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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玥05:被揍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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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师玥杂谈   来源:师玥05 殇

上月初,孩子可以上小学了,早上是网上报名的时间,可是无论我怎么折腾,都报不上名,换浏览器,换电脑,打技术支持的电话询问,都不行,群里的家长们全部都在十分钟内报好名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指导我,我就是笨拙如斯,填家长信息一栏后,页面显示“此资料不存在”?哇喔,我一个缴了十几年税的人怎么就不存在了?

下午致电教育局,他们说不知情,去问J局吧。

一个差人致电我,约明天10点来我家谈话。

差人来到我家,先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然后道:“你这日子过得挺好嘛。干嘛老跟国嘉过不去呢?”我说:“我就是因为爱国,希望她好,才批评她的。”差人话锋一转:“你很有名啊,到处都有你的名字。。。”“是的,我声援过很多良饭,他们是这个国嘉的良心,他们不应该是罪饭。”我等待他的下文,“知不知道非法集资要获刑的,判你个三到五年都可以。”我答:“知道,不经过国资委的募ji行为都属非法,网络募juan也是非法,但是需要达到一定数额,而且文章赞赏额个人可以处置,属于转赠。这些赞赏都给了良饭,我敬佩他们为了民众的福祉放弃个人自游的义举”,差人不理,只说:“明天九点前来所里一趟,签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做了,你就不会再纳入失信名单,孩子就可以报名上学了。”“好的,谢谢J官。”

有了这样的承诺,我就单刀赴会了,没有事先告知任何一个同道,谁知道一场鸿门宴在等待着我呢!

进到局里,气氛就不那么祥和了,一个年轻差人曲曲折折地把我领进最里面的一个小黑屋子,里面只有一个中年差人,他冲领我进去的年轻差人点点头,那人就关紧屋门走出去了。我打量了一下四周,屋子竟然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高处小小的通风口。

这人身形魁梧,脸色泛黑,门刚一关上,便对准我的左脸颊一个大耳刮子扇过来,我猝不及防,跌倒在地,他直截了当地喝道:“说吧,你们几个人参与的给出狱饭的募ji?”我捂着火辣辣的腮帮子,找回被打飞的眼镜,自己爬起来,定了定神道:“就我一个人,我不熟悉公众号的操作,就用了别人的号,对方不知情,以为我只是在写文章自己赚钱呢!”他就凛然一笑:“这话你自己信吗?”“这是实话。”我严肃道。

他忽然很不耐烦,干脆把我手和脚都固定在椅子上,我伸了伸胳膊和腿,手指脚趾能动,整个儿是动弹不得,心里掠过一丝从未经验过的恐惧,但略一定神,想:这种时候只有靠自己了,走上这条为自游呼喊的路以来,做好了一切准备,那么多先行者都已经经历过这些,我也一样要经历,既然是理想,当然要付出代价。

他站在我面前,如一道高墙,说:“好吧,那就让你把实话说出来吧!”便左右开弓,一巴掌接着一巴掌地扇过来,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嘴角流下来,没法去擦,看着它淌下来,流到前襟,染红了衣领。打了几个回合,他便得意洋洋地问:“这下该承认不是一个人了吧!”我张开嘴,怎么感觉说话都这么费力气,只好用尽全身力气说:“就是我一个人做的”。他愠怒,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垂下去的脸提起来,又接着左右开弓,我感到头皮要被揪下来一样地灼痛,颧骨像被小刀刮过一样生疼,四周是那么寂静,只有手掌抡起时呼呼的风声和落在脸上的啪啪声,耳朵却越来越听不真切,“说!都有几个同伙儿?”“就我一个”。。。。。。时间是那么地漫长,分针犹疑着不愿前行,秒针似乎定格在那里,不愿动弹,刚才那一点点透过高处通风口进入的阳光也不知哪里去了。不知过了多久,眼前只有差人不断用力晃动的腿,意识渐渐模糊,世界从我的瞳孔里消失了。

等我醒来,脸上都是水,冷飕飕的,通体冰凉,这感觉似曾相识,三年前父亲入殓时,我看着他不再晶亮的眼珠,微微张开然后定格的、空洞的嘴,而这些很快将化作青烟,消失不见,死亡是那么真实而强大,轻易地撞击了我。

脸上的水不是我的眼泪,这种时候,绝不能哭泣,否则后半生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应该是他往我脸上喷了凉水,我得以从晕厥中醒过来。他看着我迷迷糊糊,赶紧问:“不是一个人干的吧!”“是我一个人干的”,这句话已经成了口头禅,我脱口而出,他终于气急败坏,一个大耳刮子重重地扇将过来,我再度昏厥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在我这里已经丧失了意义,等我再度带着一脸的凉水醒过来时,差人已经坐在面前,一边抽烟,一边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他忽然对着我喷云吐雾,看着他手中闪着红光的烟头,我认为下一步他要拿它烫我,我咬紧牙,心里硬硬地想: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挺住,既然从前做过不打麻药的手术缝合,这次应该也没啥大不了的,不管烫几个疤,都只能忍住了。。。但是,没有,过了许久,他忽然说:“好了,签保证书吧!”

在J局的洗手间里,我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嘴角有已干的血迹,脸肿得像猪头,酸涩的眼泪在眼眶打转,我拼命将它吞了下去:勇敢一点,仍然不可以哭泣。

走出那个小黑屋,我走在阳光下,接近一点的正午阳光耀得我睁不开眼,但猎猎的风吹开了我心里那朵蜷缩着的花,风把自游的甜味放在我嘴里,那一刻,我忘了所有的伤痛和屈辱。我想:多年以后,我们的下一代是否可以呼吸自游的空气,没有恐惧,没有忧愁,每个生命都可以起舞欢歌?倘若如此,他们的父辈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将此事埋藏在心里,因为说出来,徒增同道的心理负担,在当今的郭度,维全亦是个伪命题。

我夜夜惊醒,头痛如裂,枕上濡湿一片,在夜半无人的时刻,我终于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我没那么勇敢也没那么坚强,只是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做人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逾越,而坚持社会理想是一生的梦,它必须付出代价,付出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代价。

医院里,头发花白的老医生肃穆地看着我:“姑娘,你手脚发抖、亢进,这么多肢体动作,你的心理创伤比肉体创伤更严重,家暴再惨,你也要自己走出来,你还这么年轻,你自己不走出来你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如果再过一个月还走不出来,你的脑电图会发生器质性的改变,那时候就是真正不可逆的大脑病变了。”他全然不顾后面的患者在等待,跟我说了许久,末了,我站起来,对着他轻轻笑笑:“我走得出来,谢谢您,您真是个好医生”。

将近三周后,一次网络攻击和同道的误解,激得我情绪失控,终于将此事告诉了哥哥。哥哥怒不可遏,在他写文发文后,我得到国内外众多友人的慰问和鼓励:一个弟弟说:致敬我勇敢的姐姐,这一代男人都配不上你们这样的女子。

一个姐姐说:——你受苦了,不要自伤。

我回道——不会,外部世界所有的力量都不会成为伤害的来源,只有自己的情感是唯一的源头;

——你在浴血奋战,这真让人心痛。

——将自己定位为战shi,只是去做,不在意结果,就没那么哀痛了;

——这是个魔世末世,你却在为公义而呼

——我追求真与善,我只是在维护自我的完整

——我对未来哀伤,巨大的哀伤

——生命是一个过程,等待和寻找就是意义的本身,不必在乎戈多会不会来。

一个大哥说:“不要用身体去碰强全,谭嗣同们的血流了一百年,人们还是不醒”,我回道:“所有的流血都有意义,现在的你,不就知道它的意义吗?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时,就有希望了。”

一个美国华人大姐说:“我很欣赏你,但不要自伤,历史上的很多事,人们在赴汤蹈火地去做时以为是正确的,但多少年过去了,发觉它是错的,你来自游世界吧,你就算在自然科学领域奋斗,也是在为人类作贡献”。我回道:“我既然生于斯长于斯,就是有责任的,我的理想和人生定位很难改变”。

在这里,向所有问候我的同道致以诚挚的感谢,你们的雪中送炭我一生难忘,在前行的路上,有你们的温暖,有你们的爱,我并不孤单。

今晨,无数的群阵#亡后重建,无数的私信封后重申请——我们等待,我们寻找,我们前行,走着走着,天边的星辰,倏的,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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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听到了一个魔幻的微信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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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zhao4:聽到一個魔幻的微信群故事,一個群裡有牆內牆外微信帳號的人,有人發了敏感的東西,同一個群裡就很魔幻地出現了結界,牆外的说話只有牆外可見,牆內的只有牆內可見,彼此都不知道隔著牆的人在說話。發現的原因是群中有一個什麼都看不見,產生了疑惑⋯⋯才發現3個結界存在,可能還有第四個,自己已炸。

@ashblowaway:一个群,里面有一群人,然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各聊各的,当代鬼故事。

@Ladywu5:我以前參加一個討論韓劇的百度的群,我發YouTube 的影片好久都沒人回我 我才發現別人都看不到,有次跟一個比較熟的私聊 她是新疆的跟我說了一點新疆的事 然後她的帳號就沒了⋯

@Always__Chen:一直都是這樣啊 好幾年前就是這樣了 特別是那些被封掉的微信群 被‘封’的只是牆內的人 他們說話只有自己看得見 但是牆外的卻都可以好好的聊天 不僅僅是群 朋友圈也分牆內牆外 很多敏感消息牆外的微信可以分享朋友圈 但是只有同是牆外的人才看得見 而且牆內牆外是不論地理位置 只論微信註冊手機號來分辨。

@Always__Chen:微信是根據手機號分辨牆內牆外的,而且分三種 一種是第一次註冊用牆外號的不論將來是否換號都屬於牆外;第二種是只有牆內註冊牆內手機號,那麼這類微信永遠在牆內;第三種是牆內手機註冊,但是後來換到牆外 那麼這個微信會臨時轉變為牆外直到某天換回牆內手機為止。如上三種是自己摸索出來的並親測有效。

@great_breaking:平行宇宙的有力证据。

@nsbxUuebLUDuw1K:朋友在国外注册的微信号,墙内注册微信号的人已经看不到他发的朋友圈。

@tunizh:很早就发现有这个问题了,即使都是墙内的聊天,如果有敏感内容,也会发后只有自己可见。所以结果是以为自己发出去了,但实际没人看到,却以为没有人回应……

@yuan1900:这个不是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我昨天一个微信群就是这样,10个人在里面尬聊了一天,还以为对方工作忙没回复,第二天才觉得不对劲,一问才知道都相互没收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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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长平观察:六四之后中国制造——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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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共的军队和武警重新占领了中国。血雨腥风之中,全国各地一派肃杀。正如很多追求正义而不得的人们一样,当时参与抗议运动的人们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

遗憾的是,历史并非一个中立的客观存在。正如奥威尔《1984》里所言:”谁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今天,谁就控制了历史。”杀人者控制了今天,历史就会变成嗜血的恶魔,它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良知。

六四刚刚被镇压之后的九十年代,为屠杀辩护的理由,大体上是说:民主自由固然是好,但是西方得到它也花了几百年时间,我们也需要慢慢来。而为了朝这个目标进步得顺利一点,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稳定。

反对者认为,专制独裁是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民主自由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于是,辩护者说,稳定的原因各不相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老百姓就想被人管,否则就会大乱。

到这里,追求民主自由的终极正当性并没有被否定。这是因为,新的教育还未开花结果。我多次论证,学校教育、出版导向和媒体宣传在六四之后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其方向就是去正义,去价值,去良知。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了虚伪的共产主义,”国学”成为爱国主义显学,利益是否最大化是成败的最终评判。

这种教育之下的新一代终于成长起来。他们就是”八九一代”所等候的未来历史的开端。他们为屠杀辩护的理由变成了:没有当初的六四屠杀,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除了经济繁荣之外,中国并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自由呢?就是中共统治的这个样子。不仅没有选票,没有抗议,而且西方对中国的人权监督,再也不是制度的优劣,而是文明的冲突。

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

上个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斯金纳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安全论坛上,把中美竞争形容为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争斗,还称不同于美苏冷战,中国是美国面对的第一个”非白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这个论调在西方引发争议,也得到中国方面迅速的回应。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强硬表态:”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习近平的”文明论”完全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甚至非常动听:”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如果你看看中共在”文革”期间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何对待西藏文化和维吾尔文化,就会觉得习近平的讲话非常荒谬。官媒和社会舆论也经常如此,一方面要求西方多元包容,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异议人士无情打压;一方面为西方社会过中国年欢呼雀跃,一方面又坚决抵制圣诞节。

事实上,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就是如此,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这就是”中国梦”的实质。人权、民主和自由与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却被说成与中华文化传统不相协调,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文化和专制政治一样。因此,斯金纳也把制度冲突解释成文明冲突甚至种族矛盾,正中中共宣传的下怀。习近平要求尊重不同文明,在中共宣传语境中也就要求尊重其专制制度。

“文明”一词主要含义有两种:一是指社会文化积累,也就是所有被人类赋予意义的事和物组成的存在,被认为彼此之间是相对平等的;二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被认为有高下之别。如果以后者论,专制独裁以及它所制造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确是不够”文明”、需要进化的。如果认为这样的”文明”需要改造甚至被取代,在认识上恐怕并不是愚蠢的,在做法上也不是灾难性的。当然,斯金纳不应该为中共刻意制造文明冲突论的宣传机器背书,而是应该准确地称之为比苏联更强大的”专制制度”。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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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看】天安门的鲜血推倒了柏林墙,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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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4日晚,一场讨论会在柏林原东德国安部(即史塔西)旧址举行。当年东德的异议人士舍恩菲尔德(Andreas Schönfelder)、希尔斯贝格(Stephan Hilsberg)等讲述了自己的支持“六四”民主运动的经历。德国之声6月5日发表记者崔牧报道《天安门的鲜血推倒了柏林墙?》,其中说——

 

希尔斯贝格还认为,东德政府没有采用“北京方案”,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一些东德高官在两德统一后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害怕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就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孤立,“这确实可以说是‘北京方案’所带来的教训。但是这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理性的算计。毕竟当年东德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了。”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他认为,不论东德政府出于何种原因没有采用“北京方案”,东德、乃至东欧的民众,都受到了中国示威学生的鼓舞。“要是没有这些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东欧民众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

舍恩菲尔德则在会后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天安门民主运动促成柏林墙倒塌”之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是北京的那个春天“绝对让我们东德人变得认真起来,并且让我们坚定信念,决不屈服于东德政府的恐吓。”舍恩菲尔德还呼吁,三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六四镇压后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扩张,“美国那边出了个疯子总统之后,我们欧洲居然和这个中国政权越走越近,这才是如今最令我担心的‘北京模式’。”

 

 

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多次阐释同样的观点。他于2012年6月4日在德国之声发表的文章《“克伦茨小平”》中认为,六四事件的意义更在于,她开启了八九十年代那场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变革。

乌利克·普珀(Ulrike Poppe)将我们领到挂在墙上的一幅照片前,照片上一位女士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克伦茨小平? –不,谢谢(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意思是说,埃贡•克伦茨(当时的东德领导人)休想当邓小平,对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

普珀女士是德国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专员,她告诉我们,北京”六四”民运对东德抗议活动影响很大。在我随后走访的当年反东德专制政府的参与者中,无一不提到”六四”民运。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中国人身份。在安东尼·托马斯(Antony Thomas)摄制的记录片《坦克人》(The Tank Man)中,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贺森松(Bruce Herschensohn)说:“他(’六四’镇压中在长安街只身拦截坦克的年轻人)想改变中国,结果却改变了苏联。在柏林墙倒下之前,我去过东欧好几个国家。我称赞他们的勇气,他们却对我说,既然那个中国孩子能站在坦克前,我们也能做这些事情。这位年轻人的行动,事实上改变了世界。”

……

八九民运促进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弃儿。很多当年义愤填膺的港台人、西方人,如今都被中国的市场诱惑,乐于与中国政府合作。他们在抛弃中国人的同时,也背离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伦理。”六四”镇压让中共觉得什么风浪都能挺过,后来更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换取。”与魔鬼交易”正在困扰全世界。

 

《纽约时报》2014年8月28日发表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的文章《“六四”之辩在德国引起反响》,报道长平参与的一场有关六四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六四与德国历史的关联——

 

审查意味着中国人不被允许铭记曾经发生的事,长平写道:没有纪念的权利,何谈遗忘的权利?德国一向对它处理自己的历史纷扰的方式感到自豪——这个过程被称作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反思历史)。德国历史学家对此类事件进行了密切跟踪。有些历史学家在关于天安门的争论中,看到了德国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的影子。

在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研究当代历史的作家、学者玛丽昂·德特延(Marion Detjen)就是其中一员。

 

 

香港端传媒5月27日发表文章《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重新对接后冷战的时代光谱》,对西方媒体与学界的六四论述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夕岸认为——

 

(西方)激进右翼支持文化冲突和种族隔离,反对政治正确,其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关心中国的社运和民主化,甚至会向往当局的全面法西斯化;但理应国际主义的激进左翼对中国的远离,则来源于1989的冲击。历史学者Max Elbaum在去年再版的书籍《革命在即》中,分析过从文革到八九六四等一系列事件对美国激进左翼的毁灭性打击:六四镇压之后,左翼不再能够只把苏联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看作一个例外,而是必须面对这条道路整体上无法走通的可能性。从90年代冷战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一代人,要麽彻底脱离了左派成为保守主义者,要么拥抱模煳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极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也变得更加本土主义,鲜有关心国境线外的历史沉浮。

从此,中国在左翼社会运动场域中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激进左翼往往避免触碰中国民主运动的话题:为中国政权背书当然道德上不正义,但批评中国又会被添油加醋成支持资本主义民主。于是,保持沉默成了一种妥协的结果,人权议题继续被建制精英所垄断。相比关心中国,在巴勒斯坦、委内瑞拉、巴西等问题上发声站队,才是欧美左翼定义自身的最常用方式。

 

夕岸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面对右翼民粹的反扑,欧美本土政治的失序,六四将处在一个越发尴尬与边缘的地位。

 

在中国境内,它依然是每年一度的互联网维护日、键盘抵抗日、公共知识分子抒情日。在国际舞台上,它是标准化的媒体和外交辞令,一种必须履行的国际人权上的「政治正确」,但也如同谷歌的每日Doddle般稍纵即逝。这成了一种循环往復的共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短期内即使有什麽改变,也只是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大家心照不宣地重复着这个越发鸡肋的纪念仪式,把心底的那份绝望努力掩藏起来。

三十年了又如何?到了第三十一年,关注又会渐渐褪去,等待下一个逢五和逢十。当年的抗议者和独裁者会老去,情感维系着的愤怒终究是老人们的抱团取暖。这是已经发生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上的遗忘过程,尽管有着学者和诗人的记录,尽管有着民主转型后更开放的政治气氛,围绕屠杀的大众记忆也早已支离破碎。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灾难,日历上挤满了对平民的屠杀纪念日,用良知、道义、普世价值来申明纪念的意义,并谴责普通人的沉默和反对,越发成为无力的辩词。“失忆共和国”当然来源于对真相的恐惧,但它绝不仅仅是恐惧。「失忆」可以是一种对更有批判性论述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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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中國封建新時代。封了建;再封,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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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按:6月4日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国网络也遭遇了一次残酷的网络审查,大量的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或是微信号被封或是被屏蔽。网友戏称,中国进入中国封建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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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鲸传媒快讯 |多个财经自媒体微信号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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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鲸传媒 陆鹏鹏 [原创]

蓝鲸财经6月6日讯,多个财经自媒体微信号被封。

今日,蓝鲸记者发现部分财经自媒体账号被封,其中包括环球老虎财经 、金融街侦探、信托圈、老端的观点、摸鱼小组、金羊毛工作坊、陆家嘴小师妹、宁南山等,除此之外,微博大号“公元1874”被关,知名自媒体人王志安微信公众号、头条号、微博账号也被全部关停。

去年年底,自媒体行业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封号风波。超过9800个账号被处置,其中不乏傅首尔、紫竹张先生、有束光、霍老爷等大号存在。

今年早些时候,公路商店、s神棍局s、咪蒙、今夜九零后等头部大号也相继被封。有观点认为,如今的封号大潮看似险峻,但长远来看,自媒体或将迎来更加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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