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王晓渔 | “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 ——世纪之交的精神生活
作者： 王晓渔 来源：关东学刊
“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
——世纪之交的精神生活
王晓渔
01 / 千禧年
千禧年之夜，我和几位大学同学在上海徐家汇“嘎闹忙”，只记得被人流挤进太平洋商厦，又被人流挤出太平洋商厦，一楼的化妆品专柜从来没有拥挤过那么多人。凌晨时分，朋友们徒步走到田林新村，一名同学已经毕业工作，在那里租了房子。因为人多，没法休息，朋友们只能打80分(一种扑克游戏)，熬到天明，然后散去。那一年，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读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0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曾经那么遥不可及。几乎每个70后，在童年时代都写过畅想2000年的作文：外星人和地球人飞来飞去(也有同学热衷于想象星际之间的宇宙大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农场里的蔬菜个个都是转基因，麦粒像西红柿，西红柿像西瓜。那时觉得自己和同学们的想象力超群，后来读到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卡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晃荡”，才发现只不过是“浮夸风”的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到了90年代初，2000年已经没有那么遥远，作文改成了畅想2008年。我记得自己在作文里，畅想生活的那座县城在2008年成了奥运会主办城市。
2000年终于就要到了，乌托邦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末世论的说法。先是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据说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接着是电脑千年虫的说法，说是电脑程序的年份只使用两位十进制，到2000年就会崩溃。一时各种末日预言沸沸扬扬，有段时间我常翻《推背图》《烧饼歌》。可是站在新千年徐家汇的街头，我意识到此前关于2000年的乌托邦或末世论都只是一种“书写”。“书写”，是我所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常用词语。从田林新村回到位于桂林路的学校的路上，我有些焦虑。因为熬过一个通宵，我要赶快回去补觉，但是元旦假期结束之后，就要交一篇论文当作课程作业，现在一点着落都没有。
02 / 马槽书店
研究生的最初一两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马槽书店。我所在的学校，文化氛围稀薄，朋友们戏称为“漕河泾师专”。那时购书网站尚未普及，购书基本是在实体书店，马槽书店是常去的地方。
最初马槽书店位于上师大新村南门，只有报刊亭大小，但书籍以学术思想类为主，也会卖些思想文化类报刊，比如《读书》《随笔》《文汇读书周报》等等，似乎是我见过的第一家“独立书店”。(那时，“独立书店”这个词还不太流行，不像现在，“猫的天空之城”这种只有概念没有书的明信片商店也被称作“独立书店”。)
等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店主姜原来先生在桂林路和钦州南路路口的西南处租到一间房屋，装修之后不仅书架扩充了很多，还有了喝茶的地方，书店具有了茶室的模样。“马槽”的店名，来自《圣经》，姜原来先生在80年代末辞去公职并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逐渐接过母亲创办的马槽书店。学校里缺乏交流思想的公共空间，我和朋友们每天到马槽书店看书聊天。虽然学生没有太多消费能力，他却没有丝毫不快，每次见到我们总是要倒上一杯免费的茶水。书店里出没着附近的读书人，未必都从事学术专业，却个个身怀绝技。
在此之前，张闳先生和我谈到过他在马槽书店的偶遇。有次见到我，他很高兴地说，今天遇到一位法官，对文学非常熟悉，聊到喜欢的诗人，你猜他说的是谁？我自然猜不出来。张闳接着说，不是艾略特，也不是里尔克，这些都不意外，是一位叫特朗斯特罗姆的瑞典诗人，这个诗人到现在也只有几首诗翻译成中文，在80年代的《世界文学》刊登过。等到马槽书店有了茶座，我终于见到这位传说中的法官。他不仅对文学很熟悉，也是古典音乐发烧友。装修后的马槽书店弥漫着古典音乐的气息，我对古典音乐的基础知识大都来自那一两年短暂的时间。古典音乐也是要讲版本的，和书籍一样。书店还有一位常客，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对诗歌的翻译颇有专长。很久以后，我读到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开·闭·开》，看到译者名字，感到很熟悉，正是昔日马槽书店的旧识黄福海先生。2015年底绍兴路的诗集书店开张，与他偶遇，虽在同一座城市却有十余年未见。
新的马槽书店开张没有多久，就因为租借的房屋到期，被迫搬迁了。一度转移到对面酒店的一处房间，每天开放时间有限，似乎只有晚上可以营业。在朦朦胧胧的酒店灯光之下，见到了河西和殷罗毕二君，两位均在被并入上海交大的上海农学院园林专业读书，但都对文学有兴趣。河西后来周游于上海各家媒体，最后落脚于《新民周刊》。殷罗毕后来跟随张闳先生读硕士，毕业后去《新京报》工作，后来再次跟随张闳先生读博士，毕业后再次北游京城。
马槽书店有时也会放些独立电影，贾樟柯的《小武》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姜原来先生的兴趣逐渐转移到他创作的话剧《贝多芬在中国》上，马槽书店很快闭门谢客。只有新村南门的旧址，一直保留着报刊亭，存在了很长时间，留有一些无人问津的学术书籍，封面被晒褪了色，提醒着老顾客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家书店。我曾经帮马槽书店一起去沪太路新华书店图书批销中心、文庙图书批发市场等处进货，深知独立书店之艰难。图书进价在六折到七折之间，销售时又是八折到九折，利润微薄，不要说房租和人力成本，来回进货时的公交和盒饭费用，都要精打细算。所以我工作以后，买书会首选实体书店，哪怕价格要比网络高一些。
马槽书店的常客，大都有着鲜明的“爱美的”(amateur)精神，既接近培根所说的“理想读者”，又仿佛伍尔芙认同的“普通读者”，“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对我来说，成为一名“理想读者”或“普通读者”的诱惑，远远大于成为一名专家或学者。我曾经在陕西南路的季风书园偶遇过法官先生，他带我到上海音乐学院附近一个巷子里的古典音乐碟片店，一路七拐八绕，仿佛探访某个秘境，“忘路之远近”。那是一个夜晚，月黑风高，我后来“不复得路”，再也没有找到过那家店，正如马槽书店一去而不复返。
03/ “芝麻开门”
1995年我进上海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张闳先生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虽然大学时代我所在的班级没有排过他的课，我却从他那里获益很多。有时他下完课会到寝室找我，然后约上几个朋友去附近饭馆吃饭聊天，卡尔维诺、布尔加科夫、迪伦马特或帕索里尼、伯格曼、费里尼，是朋友们经常交谈的话题。
由于靠近大学，浦北路开设了一排快餐餐馆。通常的盒饭店以大锅菜为主，错过了饭时只有残余的冷炙。这些快餐店为了招揽食客，五块钱一荤一素，均是现炒，米饭也是敞开供应，几乎成为研究生们的食堂。有次，在《青年报》工作的谢海涛兄来学校，我们把他带到这里，三个人三荤三素，摆满了餐桌，买单的时候他发现只有15元，也很意外。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餐馆的师傅在逼仄的厨房间都是满头大汗。只是由于研究生们的胃口都很惊人，米饭的饭碗越变越小。
经常在一起的是陈润华兄。他是法商学院研究生，本科是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却是铁杆的文学青年，虽然读大学是在90年代初，却有着浓厚的80年代气息，手中有着几十上百万字的作品。等到准备考博的时候，润华兄对未来的选择犹疑不决，决定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抛完硬币，他决心按照硬币的“启示”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最终如愿。抛硬币仅是一个仪式，如果那天硬币的结果相反，润华兄大概仍然会报考中文系，虽然他后来又回到政治学领域。
2000年的时候，张闳先生每次见到我，都要谈到刚刚兴起的网络，强烈建议我上网。我第一次接触网络是在1998年左右，在同学家中，当时网络信息有限，尚未有太大惊奇。在张闳的反复动员下，暑假的时候我尝试上了一下网。
再次上网，感受到文化震惊，原来网络已经如此春意盎然。尤其“橄榄树”和“思想的境界”，让我印象深刻。“橄榄树”是一家文学网站，由一些海外写作者创办，风格与热闹的“榕树下”全然不同，安静而纯粹。在每日更新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份“橄榄树文学月刊”，虽是网刊，编辑却很认真，胜出此前看到的诸多文学刊物。“思想的境界”由南京大学教师李永刚先生创办，每隔三五天就会更新几十篇文章。此前大约十年，各路知识人手中积压了许多无处发表的文章，通过“思想的境界”得以释放。我在此读到崔卫平女士翻译的《哈维尔文集》，这本书对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迅速把这半年刚刚写完但无处发表的文章发给他们，包括元旦假期完成的论文。与纸媒漫长的审稿不同，发去邮件没过几天，在这些网站上就看到自己的文章。作为一名刚刚入门的研究者，文章能与诸多熟悉的名字并置在一起，是不小的鼓励。我甚至把这些页面专门打印出来，作为纪念。
暑假结束，回到上海，我迅速办理了寝室上网的手续。上网是按小时收费，具体费用记不太清楚，大约是每小时两三元(网吧是每小时四元)。后来学校有上网套餐，每天有限定时间，我办了三份套餐，仍然经常超时。每个月的上网费在两三百元之间，是今天宽带费用的两三倍。但我从来没有为这笔昂贵的费用而感到后悔，因为是否遇到网络，将会决定我能否成为今天的我。
没有宽带的时代，上网需要调制解调器(MODEM，俗称“猫”)，每次拨号都有撕心裂肺的嘶啦嘶拉声，仿佛猫的叫春，但这种声音在我听来无比悦耳。收到邮件时，outlook发出的叮咚声，也仿佛“芝麻开门”的声音。这些声音，通往与“漕河泾师专”迥异的另一个世界。我一直庆幸自己在20余岁的时候遇到网络。那是网络最有思想活力的时期，聚集了很多对公共问题感兴趣的网友，却又没有形成身份的等级。熟悉电脑技术的网友会建立自己的思想主页和论坛(BBS)，然后与同好互相建立链接。
我对新诗有兴趣，迅速找到了“诗生活”和“灵石岛”。这两个网站至今依然健在，几乎是个奇迹。参与“诗生活”编辑的有黑龙江的桑克先生和河南的森子先生，两位都没有太强的派别意识，诗学趣味比较开放。最初，各路诗人都会在“诗生活”出现，也常在“诗生活”吵架，随着创办网站在技术上变得简单，又纷纷自立门户。乐趣园网站提供免费的BBS空间，有段时间每个派别都开设了一个自己的空间。也会有诗人把自己的新作贴遍每一个论坛，仿佛老军医把广告贴遍每一个电线杆。我在“诗生活”开有评论家专栏，最初的新诗评论大都集中在那里，也认识了很多诗人朋友。灵石岛是一个诗歌资料库，主办者李永毅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和“思想的境界”的主办者李永刚是兄弟。除了这两家网站，“新青年”网站一度也颇为活跃，它分为若干板块，有“文学大讲堂”和“中国学术城”等。
“世纪中国”和“文化先锋”是我最常去的两个网站。“世纪中国”是一个严肃的思想网站，主要由许纪霖先生和刘擎先生主持。首页每周更新大约三次，其中首发文章会支付稿费，稿费高于一般的学术刊物。我在上面发表过三五千字的文章，约有七八百元的稿费，在当时是不低的标准，正好可以弥补不低的网络费用。
“世纪中国”设有论坛“世纪沙龙”，活跃着各路知识界人士。在实名制之前，论坛发言是无需注册的，甚至可以每次发言换一个名字。网友经常根据发言内容取名，比如回帖内容是“无”，名字是“可奉告”，连在一起是“无可奉告”的意思。或者一位跟帖者取名“匪连长”，接着“匪排长”“匪班长”“匪兵甲”“匪兵乙”陆续出现，当然也会有“匪司令”。在论坛泡久了，即使一名网友不停变换姓名，也能根据他的风格判断出姓甚名谁。这就像文学阅读时常做的智力游戏，读作品时不看作者，然后根据作品的美学风格判断作者是谁。
“世纪沙龙”活跃着一对卡通人物“snoopy”和“garfield”，时间长了，认出是崔卫平女士和李大卫先生。李大卫是小说家，客居美国。有段时间他每天换一个网名，网名多是超现实主义风格，诸如“黄色的卡宾枪”等等。在“世纪沙龙”，我们这些网友常自称学生，把版主叫做老师，但是学生经常给老师“添乱”，每每版主颁布一些规章，就会字斟句酌，讨论其中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后来，我被收编做了版主，再扔板砖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世纪沙龙”的网友以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阶层为主。(偏向于草根的公共思想讨论平台，是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5年的“卢雪松事件”，“世纪沙龙”都是舆论集散地之一。“911事件”爆发后，一片欢腾之声，认为美国咎由自取。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的时候，我感觉说出了自己的心声；1999年，“五八事件”时，我有些犹豫；等到2001年的“911事件”，我已经很难认同被仇恨绑架的民族主义，这个观点后来再无改变。这种思想的变化和成型，与网络论坛的讨论密不可分。关于主要的历史事件和公共问题，论坛时代几乎都有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争论之后形成的观点反而会更加坚定。
“世纪沙龙”对我最有影响的是一名叫做“六月雪”的网友。这位网友是何身份，我至今也不知道。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与“六月雪”在网上交流数个小时。“六月雪”仿佛武侠小说里的蒙面高手，对人文社科的各种路数了如指掌，对学界八卦也极为熟谙。我的知识结构，很多是通过与“六月雪”的交流建立的。后来，“六月雪”突然消失，不知所踪，这也很像武侠小说的情节。
“文化先锋”主要由朱大可先生和张闳先生主持。通过网络，张闳与客居澳大利亚的朱大可建立联系，朱大可向我们推荐了MSN。或许因为最初就使用MSN，我始终没有用过QQ。朱大可此前曾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1994年赴澳大利亚，他把自己主持的中文“澳大利亚新闻网”改成“文化先锋”。与严肃的思想网站“世纪中国”不同，“文化先锋”是充满戏谑和反讽精神的文化网站，也是最早使用“标题党”的网站，转载新闻时换一个标题，立即化腐朽为神奇；“标题党”今日已经泛滥，但是最初却是让人惊艳。
BBS开设之初，没有人气，我们模仿《新青年》“唱双簧”的前辈，注册了很多网名，在那里互相插科打诨。以至于所有新注册的网友，我以为都是身边朋友的化名，直到后来在各种场合听到“文化先锋”的名字，我才意识到那些新的网名是各地的网友。朱大可通过网络恢复了与国内文化界的联系，也决心从澳大利亚回国，在确定回来之前，先回来探过几次路。朱大可以文笔犀利而著称，一度在海内外闻名的余秋雨先生，在他的重炮《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轰击之下，摇摇欲坠。但朱大可本人并不属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风格，交往起来趣味丛生，他喜欢讲述各种神秘主义的事件，让我每次听得将信将疑。
04/ 夏令营
2001年春夏之交，“snoopy”在“世纪沙龙”发出了邀请信，请“喂猪格格”(“还珠格格”的上海话谐音)、“蚊子”和我去北京她家中“夏令营”。两位分别是张闳和任晓雯，任晓雯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主要兴趣在于小说写作。在媒体里，网友聚会就像今天的滴滴打车，常被描述为一种危险重重的事情。“snoopy”后来告诉我，同事听说她邀请了一群名字奇奇怪怪的网友，好心地提醒她当心上当受骗。
在去北京的时候，我决定先去扬州，与大学同学朱琺兄汇合。朱琺兄是我在大学时代为数不多的可以交谈思想和文学的朋友。我们常在“漕河泾师专”的操场上一边散步一边漫谈，不知不觉绕着操场许多圈，或者一起骑自行车去书店或图书馆。有时，朱琺兄会带我去桂林公园附近的老式民宅，同在上海师大读书的林阳生兄租住在那里。我们彻夜聊天，结果往往是我中途睡着，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们仍在聊天，往往聊到了我很陌生的围棋旧事。毕业后林阳生兄去北京，在北大“旁听”。而朱琺兄则直升了王小盾先生的研究生，王小盾同时在上海师大和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前身扬州师范学院)任教，住在扬州，朱琺追随而去。这次，我和朱琺准备“夏令营”之后与林阳生重续夜聊旧情。
与我一起去扬州和北京的是王弘治兄，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在大学时代我们交往有限。等到读研究生的时候，朱珐兄去了扬州，我和弘治兄慢慢熟悉起来。他们两位都是松江二中毕业，大学时代更是长期垄断了班级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毕业时顺利保研，王弘治主攻语言学。我在大学时代，成绩永远属于中等，很少拿优，也没有不及格过，最后通过艰难的考研得以继续攻读研究生。
我去扬州，不仅与朱珐兄汇合，同时也见到了网友拇姬，他是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学生，在文学类BBS颇为活跃。拇姬显然是笔名，他又名钱烈宪和徐来。钱烈宪后来以博客“钱烈宪要发言”而知名，直至因为发布了一条关于孔庆东的传言被其助理刺伤而关闭。徐来是《想象中的动物》的作者，现在是果壳网主编。但钱烈宪和徐来也是笔名，他原名是徐德芳，每次看到这个名字，我总是想起八贤王赵德芳。我们在扬州逛瘦西湖，吃富春包子，去古旧书店。扬州大学师范学院的路上，密密麻麻的落满了毛毛虫，此前曾有毛毛虫落到了朱珐兄穿着拖鞋的脚面上，我每次从那里经过，总是战战兢兢。我们借住在朱珐兄的住处，是老式平房，每天晚上纱门之外蚊声如雷，但水龙头又在门外，所以洗衣服的时候总是一边搓洗，一边不停跳跃以避开蚊子。
在出发去广州之前，我收到崔卫平的邮件，她告知女儿闹闹同学最近正在考试，所以最好在考试结束后碰头。但是我们的火车票已买，会提前一天到。扬州不通火车，我们到镇江乘火车(这个细节我已遗忘殆尽，写作期间恰与朱琺兄聚，幸承提醒)，从北京站出来，看到远处建筑物上醒目的政治标语，立即感受到首都的气息。地铁站仍在使用纸质的印着火车的地铁票，提醒着北京和上海的不同。
我们先在小西天附近找到一家半地下室的旅馆，然后打电话到崔卫平家，约定拜访时间。虽然在网上和“snoopy”玩得没大没小，但要去见一位从未谋面的老师，还是有些紧张。等见到崔卫平，这种不安立即一扫而空。最初的邀请名单里没有我的两位朋友，但我介绍过他们的网名“龙子”和“注水猪肉”，她表示见过这些名字，邀请一起“夏令营”。崔卫平正与朋友聚会，我们没有多聊，约定第二天碰头时间。在短暂的时间里，她把两位朋友从书房喊出，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位是徐友渔先生，一位是雷颐先生。
第二天，我们就正式搬到崔卫平位于北京电影学院家属院的住处，安营扎寨。张闳、任晓雯、七格(sieg)诸君随后也陆续来到北京。因为是夏天，铺张凉席即可睡觉，“男生”睡在书房，“女生”睡在卧室。房间变成了动物园，“snoopy”“喂猪格格”“蚊子”“龙子”“注水猪肉”出没其中，真是应和了拇姬小说的标题“想象中的动物”。夏令营的时间虽然短暂，回忆起来却很漫长，每日起床之后在早餐桌上就开始聊天，直至夜晚，期间排满了与师友们的聚会。
最初是杨葵先生和唐大年先生接风，在一家监狱风格的餐厅里。杨葵当时在作家出版社，唐大年则做编剧。吃完饭后去三里屯的酒吧，他们约上很多朋友。那晚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但是身边似乎没有谁表现出电视上的亢奋之情。我更是完全忘了，自己曾经把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地定为家乡的县城。
有次和任晓雯一起赴“新青年·文学大讲堂”的聚会，一位说话慢条斯理的女生，在碰头地点等我们，把我们带到餐馆。2010年岁末看到马雁故去的消息，我问任晓雯，那天来接我们的女生是不是马雁，她说“是的”。马骅来晚了，先自己倒了杯酒，一饮而尽以示抱歉。我们此前在上海见过，算是旧识。三年之后，马骅落入澜沧江，不知所踪。同辈的友人，那么早就开始陆续凋零了。
世纪沙龙有一名叫做“张无常”的网友，熟谙哈耶克，经常与其他网友拍砖。他原名赵晖，后来以笔名莫之许而为读者所知。那年夏天的《华夏时报》仿佛“桃花山”，莫之许在那里做评论部主任，聚集了网络上的一众好汉。崔卫平找到《华夏时报》的电话，联系上莫之许，约他到家中一聚。最初在网上看到“张无常”指点时事，以为是位老者，见到发现是年轻的书生模样。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王超先生刚拍出《安阳婴儿》，在郝建先生家里举办观影会，我们一起去看。郝建也在“世纪沙龙”经常出没，虽然初见，并不陌生。他的网名是”温斯顿“，来自《一九八四》里那位慢慢感觉这个国家有点不太对头的真理部员工。
大约聚过十天时间，我们陆续散去。我和朱琺兄转至林阳生处，事先已经约好北京一聚。后来莫言先生请张闳、崔卫平聚餐，张闳、崔卫平又把朱琺和我喊上。“如果当代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最有资格获得”，自从我认识张闳先生，就听他谈到这个观点，开始觉得过于异想天开，没想到十余年后预言成真。莫言获奖时的言论在舆论界引发一番争议，或许他如自己所说，在小说里胆大包天，在生活中胆小如鼠。
住到林阳生家之后，他带我们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游。成府街已经列入拆迁计划，但是万圣书园尚未搬迁，似乎有两个门面，隔街而望。在走向万圣书园的路上经过一家咖啡馆，林阳生向我们介绍，这是“雕刻时光”，既是咖啡馆，又会举办电影沙龙。在上海很少有机会接触“地下电影”，只是在马槽书店偶有观看，网上资源也很少，没想到“雕刻时光”里应有尽有，得来全不费功夫。
成府街貌不惊人，但别有洞天，这也是北京的迷人之处。很多地方鱼龙混杂，有很多满口火车的“忽悠”，也有很多隐于朝市的高人。上海则是泾渭分明，不是至交，平时基本不会往来。两种风格各有千秋，我都喜欢。
在林阳生家，我们继续桂林公园旁边的彻夜聊天。按照惯例，又是我中途睡去，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和朱琺兄仍在聊天，聊到了我很陌生的围棋旧事。
05 / 从文体意识到问题意识
这次去北京，除了朋友聚会之外，我自己还有一个正式理由，即打听博士生招生信息。在北大中文系的过道里，看到第二年招博信息，好几位资深的导师恰恰在那一年前后退休，看来只能另做打算。我的硕士生导师是陈娟女士，我是她最后一届学生。我们年龄相差近40岁，但并无太多交流的隔阂，她对我治学的方向没有太多限制，只是希望我不要毕业后就工作，而是继续学术研究。我对经院式的学术未必有兴趣，但也觉得学院生活是我希望的生活方式。那时的大学尚属宽松，收入不高但是压力也不大，核心期刊、课题申报等等的合围尚未完成。
思考再三，我想到此前选过许纪霖先生的跨专业选修课。读大学的时候，在《读书》等杂志上读到许纪霖先生的文章，后来得知他从华东理工大学调到我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喜出望外。但是，在上选修课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从文学转入历史学专业。我的兴趣主要在文学方面，对诗学尤其有兴趣，志趣是做一名有文体意识的评论家。我的思维习惯是碎片化的，所以最初接触后现代的理论没有什么障碍。我在新诗评论方面，获得了一些认可，如果继续下去，写作之途会比较顺畅。但是许纪霖先生的治学主要是在思想史领域，更为注重思想的脉络、谱系和系统性，与我的思维方式迥异。如果改换门庭，等于是要重新“脱胎换骨”一次。但我同时意识到自己的致命缺陷恰恰在于过于文学化、碎片化的思维，这在讨论公共问题时可能会犯常识性的错误。如果博士阶段再不校正这个问题，恐怕以后再无机会。文史哲不分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很多交集部分，不可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无所知，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有所收获。我最后下定决心，从文学专业转换到历史学专业。文体意识和问题意识，同样重要。
2002年春，许纪霖先生应华东师范大学之邀，返回母校。但是博士生招生还在上海师大。考试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位相识的老师，他看到我转到历史学专业，很为我担心，担心以后怎么找工作。高考填报志愿，我全部填写中文系的时候，父母也有这个疑问。或许是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总觉得无论做什么，只要对世俗生活要求不是太高，谋生总是没有太大问题。
06 / 西山会
在“世纪沙龙”，认识了一位叫做“Popeye”(即爱吃菠菜的大力水手)的网友，他是张业松先生，当时在复旦大学博士后工作站。2002年秋天，复旦大学和苏州大学合办“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张业松参与会议筹办，邀请崔卫平、张闳和我参加会议。会议先在复旦大学召开，后在苏州大学召开。到了会场，崔卫平介绍认识了陈家琪先生。他和张志扬先生、萌萌女士都来参加这次会议。这三位最初在湖北，后来同去海南，被视为哲学界“三剑客”。萌萌女士的父亲曾卓先生，是七月派诗人，曾被卷入胡风案。上海大学的王鸿生先生与他们是旧识，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王弘治的父亲在位于太湖西山的疗养院工作，那家疗养院对外营业。因此开会以前，就和崔卫平、张闳商议，会后可至西山秋游，以续去年北游之乐。开会的时候和陈家琪、张志扬、萌萌、王鸿生、张业松诸位先生交流过，他们亦有兴趣同游。于是会后我们赶到西山，与从上海直接赶去的王弘治、成庆、任晓雯等汇合。那家两层楼的疗养院只有我们这些客人，像是包场，我们住在里面也格外自在。
西山有银杏树和碧螺春，又有太湖三白(白鱼、银鱼、白米虾)。白天，王弘治的父亲做导游，林屋洞、石公山、明月湾依次游过。我们在太湖上乘快艇，快艇司机故意开得又快又陡，让我们的惊叹声此起彼伏。一时之间，无论长幼，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的集体出游。在住处附近，有不为人知的钱穆墓地。“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先生，去世之后“骑鲸渡海”，睡卧于太湖西山的茶园果林之间。此处背山面湖，我们看着气象万千的湖水和天空，也感慨万千。晚上，大家在疗养院聊天、唱歌，兴尽而归。张闳领唱、集体合唱的《伯伯要当红军》，是聚会的高潮，以至于每每回忆到此段，都会想起那晚的歌声。
因缘际会，有时无法意料。后来才知道，陈家琪先生那次前来开会，同时也应苏州大学之邀，商谈调动事宜。经过上海之时，同济大学的孙周兴先生听闻此事，把陈家琪先生邀请到同济大学。再后来，张闳先生、王鸿生先生和我都到了同济大学。西山秋游时的师友，当时没有一位与同济有关，现在共有四位在同济，可谓机缘巧合。
聚散离合，有时也难以预料。秋游中，萌萌将手机忘在一个景点，后来回去找到。手机失而复归，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萌萌那时提到的肩膀疼痛并非那么简单，竟是肺癌前兆。2006年，萌萌离世。
在苏州大学开会的时候，住宿费要自己承担。我为了节省费用，借住在臧北兄的住处，他正好住在苏州大学附近。臧北是一位安静的读书人，也是一位安静的诗人。他在扬州时和朱琺兄相识。那晚，臧北给我看过他手抄的自己喜爱的诗歌，如同一本失传的秘笈。
在苏州期间，臧北约诗人小海与张闳和我在蓝色书屋一聚。小海先生写现代诗，又有古风之从容。我们聚会的蓝色书屋正值最有气象的时候，思想文化类书籍进货迅速而全备，附设的茶馆也颇有人气。我后来每次来苏州，都会到蓝色书屋，最后一次再去，书店改成二手书店，再后来就听说蓝色书屋关门了。我去苏州必去的另一家书店是苏州古旧书店，尤其三楼打折区，品种超过上海的同类书店，每次都会满载而归。最后一次再去，店面重新装修过，打折区今非昔比，就再也没去。
07/ 丽娃河畔的末代时光
由于许纪霖先生已经在华东师大执教，所以我在博士阶段最熟悉的公交车就是224路或909路，几乎每周都要乘车去华东师大，因此也赶上了华东师大在丽娃河畔的末代时光，部分弥补了在“漕河泾师专”的缺憾。今天华东师大在中山北路的校区依然存在，已不复当初的气息。那时校园内外有好几家书店，图书馆里有心中书社，后门有博师书店、大夏书店。大夏书店盛时在上海师大、昭通路(福州路附近)均有分店，后来陆续关门，再后来在地铁站内偶遇周姓老板，他已经改行做皮鞋销售。
每到答辩季，文科大楼的一楼贴满了各种讲座的通知，主讲者大都是一时之俊彦。高华先生的讲座，就是在那里听到的。虽然讲座很多，却从来不缺听众，站着听讲是常态。学术研讨会也很丰富。有次奉命去浦东机场接美国历史学者John Israel先生，开始担心如何沟通，没想到见面时我刚用蹩脚的英语问候，对方立即回答以流利的中文。在漫长的出租车回途中，这位学者谈到他的研究方向是西南联大，会议结束后他会到昆明继续他的研究。途中他还询问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是不是还有一年的军训，这让我意外，因为除非经历过90年代初，很少有人注意到两所学校曾经实行一年军训以至于录取分数线大降。后来他有件夹克衫的拉链坏了，询问会务组如何去找裁缝店，一位会务组成员说你把衣服交给我吧，他拍了拍对方肩膀说：“你办事，我放心！”这位学者的中文名字是易社强，他的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后来被译为中文，颇有影响。
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需要《新月》杂志的影印本，但是这套书已是奇货可居，我只能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发帖求购。一位网友以自己购买时的价格出让，这位网友是华东师大的学生，于是约定上门去取。取书的时候，这位网友不在学校，委托同学将厚厚的《新月》影印本交给我。等到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后，问到对方的地址，寄去一本请指正，自始至终从未谋面，正可谓“相识何必曾相逢”。
每次课后，与成庆、宋宏、唐小兵诸君一起逛书店，然后找家餐馆，讨论最近买过或读过的书或者“妄议”一下课上导师的观点(需要坦白的是，“妄议”主要是我和成庆兄)，是最快乐的事。
在世纪沙龙认识的网友“veron”，辞去湖北恩施电信公司的工作，来上海考研。他原名成庆，与古代一位门神同名，但他后来并未成为门神，而是成为居士。此是后话，暂且不说。成庆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读大学期间对思想文化感兴趣，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清闲且有上网之便利，他开设了一个网站“思想的碎片”，并通过“世纪沙龙”认识了许纪霖先生。随后他来上海考研，最初住在上海师大。有次安替兄途经上海，我们在冠生园路的一家餐馆碰头。2002年底、2003年初，知识界一度弥漫着乐观的气息，有家市场化媒体刊登社评，表示“轻舟已过万重山”。刚创办的《21世纪环球报道》让人耳目一新，安替作为战地记者奔赴伊拉克，没想到后院起火，报纸关门，只能仓促回来。
在准备考研的同时，成庆在《国际金融报》兼职。《国际金融报》虽在上海，但隶属于人民日报社，收入不菲，且能解决户籍。成庆一心向学，无意进入媒体，虽考研颇不顺利，却持之以恒，最终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去上海大学历史系执教。
在华东师大社科部执教的宋宏兄比我年长十余岁，按理应该称“老师”。但他始终是“顽童”心态，心理年龄比我还小(我在24岁的时候做过心理年龄测试题，竟是42岁)，所以我也就与他称兄道弟。宋宏兄属于述而不作的风格，不仅博览群书，对于学界研究现状和学界八卦都很熟悉。在论资排辈的学术界，这种风格难以有一席之地，但是与他每次聊天，都能感到他的内力之绵绵。
唐小兵兄毕业于湖南大学，后来于衡阳师范学院任教，因为在《书屋》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许纪霖先生的书评，与许纪霖先生建立联系，后来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他与成庆兄同为2003级硕士研究生，宋宏兄则是2003级博士研究生。尽管我们都是同一位导师，但交往不只是因为“同门”关系，而是因为共同关心的话题比较接近。聚餐的时候也常会约上朱承兄，他是哲学系博士生，同样选了许纪霖先生的课程，后来在上海大学工作。我对“同门”这个词始终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也不太习惯被称作“师兄”，更喜欢互称姓名或者称兄道弟。如果“同门”是学术共同体，自然是好事，但在学术界，“同门”常常是封闭性的利益化的共同体。
这些朋友都在华东师大。朱琺兄读博期间回到上海，但常常在金山家中。王弘治兄硕士留校，搬到教工宿舍。陈润华兄在复旦中文系读博。读博期间，身边交流思想的朋友并不多。那两年，正值大学要求在职老师要有博士学历，许多在职高校教师前来读博，同级博士年龄相当悬殊。记得入学时，同级一位博士生是48岁，正好是我年龄的两倍。交流比较密切的是张宁先生，他是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正好在上海师大读博，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张宁先生长期关注思想界的讨论，有着很多洞见，他对左翼思想很有兴趣，我们虽有分歧却并不妨碍深入交流。这种有分歧的交流，更能呈现出思想的褶皱之处，比针锋相对或一团和气都要丰富。
08/南行记
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写过一篇关于《财主底儿女们》的文章，分析小说中的“民间节日”“精神地形图”和“声音神学”，大约12000字。参加“第二届胡风研讨会”的时候，我提交的就是这篇文章。但是内地的刊物无法接受这种风格的文章，于是我把文章通过电子信箱发给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纪》杂志。虽然很少能够看到这份杂志，但是通过很多文章的脚注和出处已经对杂志耳熟能详。
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回音，倒也不意外，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乱码的邮件。大概是退稿通知吧，我暗暗地想。等我看到恢复为正常字体的邮件，意外地发现是用稿通知，同时告知文章太长，希望压缩到8000字左右。这让我很意外，内地杂志虽然都明确规定投稿发给编辑部，但似乎有一个潜规则，自由来稿是无效的(反而那些专收版面费的杂志，会兢兢业业地查看自由来稿，“愿者上钩”)，大都需要有人推荐或者是杂志约稿。对于在读硕士生或博士生的文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有的杂志即使刊用，也希望能加上导师姓名，认为刊登研究生的文章会降低刊物档次。但是《二十一世纪》没有这个潜规则，不仅注重学界的先进，也很注重后学，文章压缩后刊发于2003年2月的杂志上。
更让我意外的是，随后我收到一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函，邀请我参加“思想史上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由金观涛先生主持，《二十一世纪》则由刘青峰女士主持。金观涛先生曾主持在80年代领时代思潮的“走向未来”丛书。刘青峰女士是70年代民间流传的《公开的情书》的作者(署名靳凡)，谈到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必然会讲到这部小说。两位关于“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研究，在80年代风靡一时。80年代即将结束之际，他们居于香江，后来创办《二十一世纪》杂志，致力于让杂志成为华语世界的思想平台。
香港是一个熟悉但遥远的地名，正如在读大学之前，上海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我乘火车抵达香港，火车终点站是红磡。大学四年，宿舍里回荡着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的歌声。我上铺的张硕果兄是摇滚发烧友，长期在宿舍里播放各种摇滚，做“摇滚普及”工作。我开始没有感觉，慢慢觉得有些意思。“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我不能偷，也不能抢；我只有一张吱吱嘎嘎的床，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这些歌词很适合住满了八名男生的拥挤宿舍。
从红磡再乘地铁到沙田香港中文大学，然后住进山上的宾馆，从宾馆窗户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后来得知它的名字是吐露港。这次会议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邀请了内地、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的诸多学者。和我同住的是广东省社科院的单世联先生，此前曾接触过他翻译的《法兰克福学派史》。我们卧聊至夜半，听他谈及大学时代做读书笔记的往事。大约五六年以后，单世联先生也到了上海，再向他请益问难，方便许多。
许纪霖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曾在此访学，带我参观校园。新亚书院圆形广场的围墙上，刻有历届新亚书院毕业生的姓名，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四位，余英时先生名列其中。广场旁边正在举办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即将更换校长，拟任新校长的刘遵义先生正在与香港中大的学生见面，并接受质询。尽管对于香港的校园文化已有耳闻，看到现场依然会有不小的触动。会后，许纪霖先生带我到旺角二楼书店购书。在购书之余，许先生还把我带到了SASA门口，告诉我这是化妆品折扣店，可以给女朋友带点礼物。
会议之后，我去了久负盛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里面查看资料。那种可以滑动的书架让我很是心仪，一直想在家复制，可是由于施工繁琐且对建筑质量有较高要求，只能作罢。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熊景明女士邀请参加午餐会，初次见面，不免有些陌生。十余年后，我们在苏州同游拙政园(苏州虽然去过不下十次，那却是第一次游拙政园)、平江路和虎丘，已觉是老友重逢。
戴望舒写过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海涛闲话。”我专门去浅水湾寻访萧红墓地，先至中环，再乘着双层巴士穿过庭院深深的山中豪宅区，到达一处海湾。眼看海湾都是游客，没有墓地景象，只能再踏上返程，一边自我安慰，这正符合诗中所说，“寂寞的长途”比“放一束红山茶”更适合缅想逝者。
这次会议让我意外的是，与会的同代年轻学者，大都倾心国家主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印象，与会的钱永祥先生后来也谈到自己的类似感受。
09 / “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返回上海，是从深圳经过，罗湖海关的体验同样让我印象深刻。两处仅隔数百米，一处精干高效，充满职业精神，另一处却是常见的呆板表情。这种区别，用“国民性”理论很难解释。我从深圳经过，主要是为了见一位“文化先锋”的网友。在文化先锋BBS，有两位网友仿佛江湖中的隐者，一位的网名已经不太记得，另一位是“搞搞震”。两位都对文化思想熟谙在心，擅长文化先锋的反讽话语，且出言无忌，显然不是学院中人。后来和两位都见过面，前者是朱大可执教上海财经大学时的学生，在捷克做导游，后者是深圳的唐浩兄。唐浩兄深圳大学毕业，平时喜欢读书看电影，我冒昧住在他家，聊至半夜，在很多美学上的细微之处都有相通之处。直到他太太胡晓梅女士主持完电台夜班节目回来，一起再聊一段时间，方才散去。
2000年，我兼职做过上海电台一档夜间节目的电话编辑，节目是电话问答形式。初做之前，我曾问过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听众打电话，怎么办？电台里的“老法师”笑答，你冒充听众，给主持人打一个电话。等我坐在直播室隔壁的编辑室，才发现那个问题的幼稚，虽然节目是凌晨时分，四部热线电话永远在闪烁，无数人，无数困惑，仿佛整座城市被施了魔法。等到清晨，我骑着自行车返回学校，看到似乎恢复正常的城市，有些难以想象这座城市竟然有着那么多无法入睡并且也无处寻求安慰的生命。或许，文学和思想的好处就在于，会让人痛苦，但也能带来慰藉，如海子的诗句：“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千禧年之夜，看着挤满徐家汇的人群，我意识到，所有的人在下一个百年到来之际都将在另一个世界相聚。让自己成为自己，自己不反对自己，是抵御时间流逝的最好方式。墨西哥诗人帕切科有一首只有两行的《老友重聚》：“我们已经完全变成/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与之抗争的东西。”中国诗人穆旦也有过类似的疑虑，“谁顾惜未来？没有人心痛：/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在使自己变得明晰之前，需要“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更新，所以，“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有时又是必须的，只是需要自己把握那改变的舵盘。(本文写于2016年10月)
[作者简介]王晓渔(1978-)，男，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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