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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雅华 |北大法学博士致女儿:对不起,爸爸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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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师翟继光

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亲爱的女儿:

爸爸是个无能的人。很多事情都办不好,请你原谅。爸爸把你带到这个世界可能是个错误,当然,更大的错误是爸爸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

当听说你妈妈怀孕时,我感到意外的惊喜。

但随后的事情让我感到,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凭你爸爸这个小小的北大博士、小小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一个月可怜巴巴的五六千块钱,是不可能给你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的。

爸爸还有点常识,听说生孩子要“指标”,如果没有“指标”,将来孩子就不能上户口,就一辈子是个黑户。

大约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以及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咨询办理准生证的问题。

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女方是北京市户口,可以在北京市办理准生证,如果女方是外地户口,但男方是北京市独立户口,也可以在北京办理准生证,但如果男方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就不能在北京办理准生证。非常不幸的是,你妈妈是江西省新余市户口,也就是外地户口。你爸爸虽然是北京市户口,但属于集体户口。

因此,只能在你妈妈的户口所在地去办理准生证。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你爸爸是集体户口,而不是独立户口呢? 公安局的回答是,因为你爸爸没有在北京买房。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你爸爸无能,都博士毕业了,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千千万,空房子也有千千万,但你爸爸只能“望房兴叹”,没有一个是属于你爸爸的。你爸爸没本事挣钱,更没本事骗钱、偷钱、抢钱,买房子只能是“将来时”。

我也曾向其他老师请教这个问题,有的老师给我支了一个招,找学校的资产管理处要一个房号,然后把户口迁出来,就可以在北京办理准生证了。当你爸爸找到中国政法大学资产管理处时,得到的答复是,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你爸爸不是校领导,也没有熟人关系,就凭一个刚来的毛头小子,哪有这么大的脸去要一个房号呢?

由此又可以看出你爸爸的无能。后来,你爸爸又找了一些朋友,想通过其他途径在北京办理准生证。由于要花不少钱,而你爸爸又没有这么多钱,一些途径只好作罢。另外,托了一个北京的亲戚,也说不好办。说到底,还是由于你爸爸不是领导,也没有相当硬的熟人关系,更没有钱去打点。忙活了一个多月,你爸爸还是灰心了。承认自己的无能吧。

可能你又会问了,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领准生证呢?在哪里领不都一样吗?你不知道,在哪里领准生证关系可大啦!如果你在北京领,将来就可以办理北京市户口,你以后就可以在北京上学、考大学。而如果你在江西领,将来就只能办理江西的户口,你以后就应当在江西上学,如果在北京上学,就要交很多钱,而这些钱可能是你爸爸交不起的。

即使可以花钱在北京上学,将来考大学时,还要回江西考大学。同样的分数,在北京可以上北大、清华,而在外地,只能勉强上一个最差的本科,甚至连本科学校都上不了。上哪个大学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都很大,你说爸爸能不尽量在北京领准生证吗?

可惜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最终你爸爸和妈妈决定在江西新余市领准生证。没想到,江西新余市计生办要求你爸爸和你妈妈必须回新余,才能发给准生证。当然,在北京还要盖很多章,为此,你爸爸跑了很多次,还憋了一肚子的气。给你讲其中的一件事情吧。

记得新余市计生办给你外公一张表,要求你爸爸所在地的计生办盖章。你外公用特快专递将那张表寄到北京,你爸爸填好了,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盖了章,然后到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盖章,办事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你这张表要重新填写,因为你没有用签字笔填写。”

你爸爸还是能买得起签字笔的,只是当时填表时没有带签字笔,就随便用一支圆珠笔填上了。我跟那位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从新余快递过来的,如果重新寄过来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孩子都快生了。”那位工作人员说:“即使给你盖了章,回去也不能用,还会让你再来盖章。”

我说:“那就先帮我盖上吧,如果需要修改,到时候我再来盖。”那位工作人员说:“那可不行,章可不是随便盖的,你想好了,如果现在你坚持要盖,我可以给你盖,但以后就别想再找我盖了。”你爸爸想,万一这个表格真的不能用,现在盖了章,以后人家就不给盖了,那可怎么办呢?

没办法,你爸爸只能回到学校。从学校到城北街道办大约是3里地,爸爸走着去,又走回来。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当然,后来爸爸想了一个方法,用签字笔把表格上的字重新描了一遍,又走着去城北街道办盖了章,那位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方法心里暗暗佩服,很不服气地在表格上盖了章。

从法律上讲,那位工组人员属于公务员,从政治上讲,那位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在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的大门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由于北京和新余距离很远,坐火车要20多个小时,而且当时你已经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八个月了,你妈妈坐火车已经很不方便了。你爸爸也要上班,很难抽出时间回新余领准生证。你外公托了好多关系,送了好多礼。

你妈妈曾气愤地说,干脆不办理准生证了,看政府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又不是超生,难道正常生一个孩子还有罪吗?中国还有人权吗?你爸爸只好劝你妈妈,政府还是好的,因为是“人民政府”嘛,只是其中的个别部门和个别人比较可恶而已。

最后,你外婆和你妈妈还是回新余了一趟,坐飞机回去的,但耽误了好几天才拿到准生证,原因是计生办的人去参加党的活动了,都不办公。新余市的计生办也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

大约在5月20日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男方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即使没有买房,孩子也可以随父入户,办理北京市户口。真是老天有眼啊,爸爸看到了一线希望。

否则,爸爸真想不明白,我是北京户口,为什么我的孩子就只能是江西户口呢?或许,这只能怪你爸爸娶了一个江西的老婆,你爸爸应该娶一个北京的老婆。不过,如果那样的话,现在就没有你了。你爸爸在北京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像你妈妈那样好的老婆。

因为你爸爸就是一个小小的北大博士,一个小小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一个月只有可怜的五六千块钱的收入。或许也应该怪你爸爸没有进入国家机关,当个干部。其实,你爸爸就是因为知道当领导的好处太多了,才不敢去当领导。爸爸希望每天晚上都能睡着觉。

5月24日,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你爸爸也开始了艰苦的给你办户口的历程。先是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办出生证,先后就去了四次才办成。第一次去,是周五,人家说,周二周四办理,其它时间不办理。

你爸爸因为周二上午要在昌平给你可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课,只能等下周去办理了。第二次去,你爸爸没有把集体户口封面的复印件带去,不能办理。人民医院在办理出生证的说明中并没有强调集体户口要把封面复印件带去,这也不能怪你爸爸。

只好等下个周四再去。第三次去,办好了,但不能当天拿,只能等周三下午去拿。而周三下午你爸爸还要到昌平给你可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课。为了不再往后拖一周,只好辛苦你外婆去帮你领证了。据说,你外婆在人民医院也费了一些周折,你外婆领了号以后,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印,然后再回来盖章。

真不知道人民医院是怎样为人民的。如果不为人民,为什么还叫人民医院呢?拿到出生证时,你已经快满月了!

有了准生证,你爸爸就马不停蹄地去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以及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北京市昌平区松园派出所咨询如何办理随父入户手续,由于是北京市新出台的政策,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办理。

他们之间互相打电话咨询,总算相信北京市已经有这样一个政策了。他们心里可能在想:“北京市怎么出台了这样一个政策,真便宜了这小子!”他们所说的“这小子”就是你亲爱的爸爸,北京大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一个月五六千块钱。

虽然可以上户口,但必须首先将新余市的准生证变成北京市的准生证,为了这个变更,他们又给你爸爸列了十几个证明,让你爸爸去办理。你爸爸一看,头又大了。何时能够完成这些要求呢?这次又需要辛苦你外公了。

因为需要你妈妈老家的三级计生办盖章,而且证明的内容必须打印,手写无效。你爸爸打印好了内容,为了节约时间,你爸爸托了单位的一位叔叔将证明材料传真给你外公,你外公到长林居委会计生办一问,人家说只能手写,不能打印。这可难坏了你外公和你爸爸,我们想了很多对策。甚至想到自己私自刻个公章盖上去,而我们都知道这是违法的。

为了你,我们把一切都抛开了。后来,你爸爸柔声细语、和颜悦色、不耐其烦并且差点就低三下四地跟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的工作人员解释这个问题,最后她同意手写的也可以。

拿到新余市三级计生办的这个证明,本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但当你爸爸到中国政法大学保卫处去盖章时,保卫处的老师还没听说过这个政策,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派出所的人,最后让我去人事处盖章。

你爸爸到人事处时,那天正好赶上学校为新入校的老师联合办公,人事处只有一个学生在值班,没法盖章。你爸爸又去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去盖章,那天又是老师体检,计生办没有人。

第二天,你爸爸又去学校给你办户口。人事处的老师也不敢任意给盖章,又打电话咨询了学校保卫处户籍科的老师,说我必须有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盖章的准生证才能给盖章。你爸爸只好先去办理北京市的准生证。

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盖章,计生办的老实态度还很好,很快给你爸爸盖好了章,写好了证明。接着你爸爸又去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去盖章,一打听,盖章的那位工作人员休假了,下周四才能回来。而下周四和周五,你爸爸必须去外面讲课,没有时间去昌平。昌平离你爸爸妈妈当时住的地方大约有40公里,这个忘记告诉你了。

其实,你爸爸不应该出去讲课,应该天天在家里等着那位工作人员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回来上班。可是爸爸不去外面讲课,你的奶粉钱,你的学费,你的玩具,还有我们将来的房子谁给我们呢?就靠你爸爸可怜的五六千块钱?现在我们的房租是1500 元,再加上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费,每月剩不了多少了。你妈妈辞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你。

7月16日,星期一,也就是今天,你爸爸再次去昌平给你办户口。到了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那位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材料看了看,说:“北京市的准生证呢?”我说:“我现在就来办啊?”那位工作人员让我把当时给我的材料清单拿出来,然后指着上面的文字说:“你是不是老师?这上面写得这么清楚,到你所在地的居委会办理,看不懂吗?”

我说:“这个很专业,你没给我解释,我以为就是到这里办理呢。”

她说:“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怎么能看不明白?还要怎么解释?”

你爸爸不敢和人家吵,否则人家就更不愿给你办事了。你爸爸只好“灰熘熘”地走出来,去找中国政法大学居委会。

中国政法大学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比较好,很顺利地办好了各种手续,由于手续比较多,还是办了接近一个小时。填了好多表,给你爸爸传达了计划生育政策,给了避孕套(如果在新余办户口,你妈妈要先上环才能给你上户口,据说这个和生孩子差不多那么疼,我怎么忍心让你妈妈再受一次苦呢)。

出来后找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盖章,计生办没有人,我找了几个地方,又等了一会,终于来人了。刚要给我盖章,电话响了,她接了电话。接着又来了一位学生,说是帮一位老师来领东西的。办好这些事情后,才给我盖了章。盖好章已经接近10点了。再到城北街道办去盖章。

由于天气太热,今天到城北街道办两次,都是坐一站公交车,当然还要走一段,因此,衣服还是湿透了。由于各种证明手续都已经齐全了,这次城北街道办计生办没有说什么,二十分钟办完了手续,盖好了章。

由于必须有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的公章,政法大学人事处才给盖章。因此,我从街道办回来急忙去人事处。上次接待我的老师今天不在,我只要找另外一个老师。她对这个业务不熟,又去问领导。

我事先已经打好了一个证明,这是按照昌平区松园派出所的要求写的证明。人事处的老师请示回来以后说,有两个地方必须修改一下,才能给盖章。我仔细看了一下,两处修改并不是实质性的,改不改问题都不大。

但领导说要改,我也不敢说不改啊。大凡任何领导签字或盖章之前都要稍作修改吧,不然怎么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权威呢?说实话,这样的领导,打死我,我也不做。

我到财税法所的办公室借了一台电脑,把证明按照要求重新打了一遍,此时已经是11:20了。

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因为快到下班时间了。我急忙赶到人事处,那位老师又认真看了一遍,最后终于帮我盖了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的公章。盼了这么多天的公章终于有了结果,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我猜测此时派出所已经午休了,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松园派出所走去。早上出来就吃了一点东西,书包里带了本来应当是早餐的面包,早上没有吃,现在吃吧。看样子是没有时间吃午饭了。头上是炎热的太阳,嘴里是干硬的面包(两天前买的),手里是沉甸甸的证明材料,下面是沉重的步伐和发酸的两条腿。

到了派出所,又是一位女同志,今天真倒霉,所有给我办事的全部都是女同志。这难道和我办的事情有关?女民警看了看我的材料,说还缺一个派遣证的复印件。我准备的材料都是上次来松园派出所咨询时一个女民警(真晦气!又是女的!)给我列的清单,里面可没有这一项啊。

没办法,和她争论也没有用,我一声不吭地回学校办手续吧。太阳还是那么热,嘴里的面包还是那么干硬 (刚才路上没吃完),手里的材料还是那么沉甸,步伐还是那么沉重……

回到学校已经是12点半了,人事处人事科的门已经锁上了。估计都去吃饭了吧。我回到教师休息室,躺在沙发上打个盹,两个可恶的女老师在那里大声说着话,太可恶了,又是女的!实在是很累,我还是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 1:50 了。

我想,人事处应该上班了吧。到了人事处,说明情况后,他们说到图书馆的综合档案室去复印。我又来到图书馆三楼的综合档案室,复印了相应材料。重新又走到了松园派出所,由于到松园派出所只有一站地,但没有公交车,所以,只好步行。

这次换了一位女民警接待,再说一遍晦气,因为又是女的。她说:“你这张申请书应当改一句话。”我说,这是按照你们贴出来的标准格式写的。她说:“你办的事情比较特殊,和他们不一样。”我还能说什么呢?他接着说:“父母双方必须亲自来办理户口,户口是大事。”我说,现在住在城里,孩子她妈来一趟不容易。

她说:“必须两人亲自来,实在不行就等出月子再来办理。” 我说,你们一定要她来,她可以来。我心想,就是人快死了,也给你们抬过来。依法办事嘛!最后,她又说:“办理这件事的民警出差了,你们下周再来吧。”

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你们出不出差,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出差,我就得等一周,她休假,我也得等一周。把老百姓当猴耍呢!

可惜,周末我还要回家一趟。不知下周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孩子,至今我还没有帮你办好户口。办个户口真难啊!将来等你爸爸有钱了,爸爸给你办个美国户口,中国的户口太复杂了,咱办不起。

孩子,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敬你妈妈和你爸爸,你爸爸为你办户口,不知走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憋了多少气。如果你爸爸活不到70岁,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帮人给气的。

你爸爸很无能吧,自己没本事,没钱,还去生别人的气,是不是很无能啊?

孩子,你已经快60天,希望你快快长大,将来给你自己的孩子上个美国户口吧,中国户口太难!

爱你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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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虎:全国优秀检察官最后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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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真辨网

2月21日上午,江苏盐城民营企业家陈德实涉嫌行贿一案,在盐城市滨海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50岁的陈德实向法官讲述:自己系被迫做出虚假供述,以刘文胜为首的检方办案人员甚至威逼他承认向不认识的人行贿。


陈德实
刘文胜是滨海县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反贪局长,在盐城市乃至江苏省,他是荣誉众多的明星人物。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检察官”、全国“守望正义——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全国先进工作者”、江苏“最美法治人物”、盐城市“优秀共产党员”、盐城市“时代先锋”等荣誉称号,2015年还获评“中国好人”(敬业奉献类)。陈德实案,是刘文胜在2017年底离开检察系统前,办理的最后的案件。

民营企业家看十九大电视新闻时被带走
​陈德实出生于1969年,江苏省滨海县人,农民出身,开办实业二十余年。他于1993年在苏州常熟、1995年在苏州昆山、1999年在盐城经济开发区分别创办私营独资企业,任企业法人。此外,陈德实还在盐城承接了一些建筑工程。

2013年,陈德实感觉身体出了问题。他经上海仁济医院确诊罹患了肾癌,右肾切除部分后回家休养。身体虚弱,上卫生间一度需要扶墙。此后数年,每天吃药调养身体。

2017年10月20日傍晚,陈德实夫妻二人在家收看十九大新闻,陈德实被以刘文胜为首的检察人员带走。据陈德实回忆,家里突然来了十多个人,称要找其去核实一些情况。刘文胜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件。事后陈德实检索刘文胜,发现他是拥有众多头衔的知名检察官。

刘文胜的身上,的确笼罩着耀眼的“光环”。他的事迹上过新华网,上过《新闻联播》,曾作为最高检英模事迹报告团成员赴全国作巡回报告,媒体报道称,他始终牢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念,严把案件质量关,“未发生一起冤错案件”。他组织查办的案件曾获评为江苏省“十大精品案件”、“优质案件”和“最有影响的反贪案件”。

相关报道还称,刘文胜重视办案质量,他结合多年办案实践创新提出《办案安全注意事项25条》,对犯罪嫌疑人饮水温度、饮食餐具、服药记录等作出明确规定,有效防范了办案安全事故发生,其做法被省检察院反贪局在全省予以推广;他精心归纳总结的“定靶、攻心、拆盟、固证、类鉴”十字五策侦查法,被同事们称为“稳胜工作法”,实现了案件快侦快结、高质高效,《检察日报》予以刊载宣传。

民营企业家陈德实就是被这样一位全国优秀检察官给带走了。

带走的原因,是此前盐城市体育局党委书记杨玉成和盐城体育运动学校校长薛峰因经济问题被盐城市纪委和检察院调查,陈德实于2013年9月中标“盐城体育运动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道路等附属工程”(以下简称“体校项目”),以行贿嫌疑遭到“配合调查”。

在陈德实留下的一份《我被迫做出虚假有罪供述的经过》的回忆录里,其配合调查经历堪称“噩梦”。刘文胜等“说他们是市纪委、市反贪局联合办案组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滨海反贪局人员,刘文胜为局长),因杨玉成、薛峰的事找我去核实情况,我说我不认识杨玉成,他们说‘不认识没关系,你跟我们去把情况核实一下’。”

“真要送了礼,结算价反而少了300万?”

陈德实认为去说明一下也无妨,便随刘文胜等人去往盐城市纪委天山路市委党校办案点。其回忆录称,在路上,他跟检察官们做了一些解释,“但他们并不听。”

到了纪委办案点的审讯室,办案人员问完陈德实的籍贯、家族成员、职业等基本信息之后便进入主题,让他交代与杨玉成和薛峰之间的“经济往来”。

“我不认识杨玉成,与他从未见过面,也无他本人及家人、驾驶员、秘书等人的电话号码、不知道他的住址,更未去过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家。我如实告诉办案人员,我和薛峰有过往来,但仅限过节时的烟酒。”

陈德实称,他实话实说,办案人员却根本不信。“他们对我训斥,让我认清形势,说杨、薛是省里、市里的大案要案,怎么可能和你没有关系?你如果说了马上就可以回去,你说你不认识他,你跟他没有不正当往来,我们怎么会抓你?我们怎么不抓张三、李四呢?他们让我坐在椅上,身体必须挺直不动,保持统一坐姿,像电视里审讯犯人一样。一直到大约晚上9点,他们让我打电话叫我家属接我回家。”

陈德实真的以为可以回家了,跟着办案人员走到大门口,其妻子也来到了这里,但办案人员又不让他走,说还需要夫妇俩进去签字。“我们在审讯室等了一段时间后,办案人员看了一下手机,然后就带我们出去,大门口停了一辆警车,下来滨海反贪局的马忠成等几人,说还要核实杨玉成、薛峰的情况。我又被强行带到亭湖区政府里面的一个办案点,后来才知道是亭湖检察院。”

在这里,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讯问。陈德实称,审讯蛮不讲理,明明没有送过钱,可是却要求他必须说出每笔1万元以上的不正当经济往来,而且必须是现金,烟酒不算,说“哪有做工程不送礼的”。为了证明杨玉成交待过陈德实,审讯人员突然拿出了一份所谓杨的供述,把下半截折起来,隔了1米让他看。

陈德实在庭审上陈述,其的确是不认识杨玉成书记。中标价1100多万元的体校项目,最后的结算价才800多万元。“学校把一些附属的道路等项目拿走了,没让我们做,导致工程量减少——如果认识,还送了钱,这怎么可能发生?”

陈德实回忆录称,自己被办案人员不停的逼承认行贿,一直至夜里12点。2位法警看着,让他躺在审讯室过夜,次日早上6点继续换班对他进行逼供。“由于是没有的事情,我始终没有承认和他们有不正当经济往来,当日上午我又被他们送回天山路办案点。”

再次进入纪委办案点,办案人员对陈德实进行了测谎。“中午,抬进一个席梦思垫子,让我睡约1小时。其实根本睡不着,20日夜也整夜未眠,所谓测谎就类似于医院体检时心电图,办案人员说灵敏度很高,只要说谎,仪器就能测出。测谎的问题大致为:一、你是陈德实吗?二、你是滨海人吗?三、你做过违法的事吗?四、你对你老婆撒过谎吗?五、你和杨玉成有过40万至50万的不正当经济往来吗?30万至40万呢?20万至30万呢?10万至20万呢?然后从头开始又测了和薛峰的经济往来。”

“不识相”被立案,全国优秀检察官亲自上阵审讯
陈德实讲,“测谎结束后,他们对我说:结果很不好,你必须承认了,这是最后机会,如果立(行贿)案就麻烦了。我说确实没有,他们就说我不识相,没抓住机会,给我立案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又被送上停在院子里的警车里。车子等到刘文胜上车后一路沿沈海高速向北,来到滨海,直至到达滨海检察院。”

滨海县因东濒黄海而得名,这里也是淮河的入海处。21日晚,在滨海反贪局审讯室,几人向陈德实宣读已对其刑事立案。审讯继续进行,刘文胜亲自上阵,首先问陈德实认识哪些盐城市和滨海县的干部、怎么认识的?又问10月某日你在滨海、10月某日你在盐城开房干什么?

接下来就是问工程的事:还做了哪些学校工程?怎么知道这些工程的?认识哪些人?怎么行贿的?陈德实称都作了详细解释,阜宁师范学校是在涂料工程招标后关注的,宿迁工程是别人不干的半拉子工程甩给他的……“刘文胜却问:‘那你怎么中标的?我也想中标,怎么中不了?这些工程又分别送了多少钱?不送钱你也做不到,即使做下来也会有很多麻烦。’甚至问:‘你怎么有钱?我怎么没钱?你怎么有几套房的?我怎么没有?’”给他的感觉是:“整个审讯不容我辩解,不管我说什么,在他们眼里我都是有罪的。”

陈德实回忆,每天审讯都是从清晨6点持续到晚上12点,共计18个小时,中途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是必须保持姿势坐直,后背不准靠老虎椅子椅背,双手伸直水平,放在桌面上,腿与地面垂直,讲话、上厕所必须报告和经过审讯人员批准。甚至蚊虫叮咬时也不许拍打,必须报告。反贪局朱林贤副局长教育他要“认清形势”:“杨玉成、薛锋和你没关系,你不是主角,你是跑龙套的,案子已到最后阶段,你跳到前台不值得,人家都交待你了,你还死抗着……”

陈德实因肾癌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还在服药期间,“我只有吃饭时手脚腰才能活动几分钟。每班6小时的审讯,我都是一分钟一分钟的熬,熬过一个6小时,再熬下一个6小时,循环往复,我就像个流水线上的机器,他们每天三班倒,人休不熄机,而我每天痛苦煎熬18个小时,还要每时每刻不停地接受他们的呵斥、辱骂,没有人格尊严,身心煎熬,痛苦万分。”

在很多有关刘文胜的报道里,都提到刘文胜是一个“工作狂”,为办案可以数十天不回家。关于这一点,陈德实深有体会。他称,审讯他的一共8人,早上3人,下午、晚上均是2人,刘文胜大多数时候出现在晚班,但他亦有出现在其它审讯时间。每6 小时审讯的最后半个小时做笔录,打印让其签字。此外另有审讯记录,每次交接班时,下一班的审讯人员会翻看上一班审讯情况。

“审讯人员告诉我:你一天不承认,我们都以新的战斗姿态对付你,我们和你无怨无仇,领导说什么时间把你放了,我们就什么时间把你放了,我们都是为了工作。……你听说过刘检察长吗?你听说过全国优秀检察官吗?你听说过江苏十大检察长吗?”

每年靠上百剂中药维持的陈德实被带走的前一天,中药刚服结束,还未及去中医院进行下一个疗程。他巴不得早点结束回家去,但送钱要有金额、过程及请托事宜,而他“根本没有做这些事情,怎么能说得出来?我很清楚我和杨玉成、薛锋没有任何不正当经济往来,即使我做伪证也是永远对不上的。审讯人员让我‘竹筒倒豆子’,竹筒里要有豆子才行,而我的竹筒里没有豆子可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实在吃不消了,他女儿考公务员报名的日期又一天天临近,陈德实的思想松动了。“我想实在不行就少说一点(好放我出去)。”

“找20个人的照片让杨玉成辨认?那找19个女的,就你1个男的”

“我违心同意按照他们说的去做笔录,但我跟杨玉成完全不认识,怎么向他行贿?以及怎么行贿的薛锋,具体的情节和金额我都不知道,也希望他们给我提示。”

“记得交待杨玉成的金额是从少到多,他们要求最少也要一万元。一开始我说2014年春节送,2万、3万。办案人员说那不行太少,我就想6万是一个吉利数字,我就说了6万。但他们并不满足,说:‘一千多万元的工程怎么送这点,人家怎么也是正处级一把手,滨海医院一百多万的电梯工程,别人行贿都是七、八十万呢!’如果我不增加数额,他们就呵斥、辱骂、恐吓。没办法,在6万元的基础上,我又增加了2015年春节5万元。记得当时他们还问我中秋节怎么没有送?我回答说杨玉成不直接管工程,再说我们市政被称为‘铁军’,在抢工期上表现好,积极响应体校快速搬家的政治任务,故分管局长在工程例会上明确表示,市政可以不按合同,根据工作量,先报审计审核,酌情按上限付款,分管校长甚至在会上说要请我们市政吃饭。当时的情况是他们求我们赶工期,而不是我们求他们。”

“我想这下总可以了吧,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都能说行贿两次,那完全就是配合你们的表演!哪知,办案人都说在这个数字后面再加个零也没有另一个人送的多。”

陈德实回忆录称,审讯力度还在继续加大。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他的屁股都溃烂了,上厕所时曾让审讯人员刘波看过;在朱林贤这一班,他还曾昏倒在厕所里。但他并未因此被放过。他实在没办法只好继续编,又编了2013年10月工程例会后向杨玉成送5万元。

一天晚上,审讯人员告诉陈德实,他的姐姐查出了肝脏肿瘤,现在上海治疗。陈德实顿时就崩溃了——他的父母均因为癌症去世,哥哥也在37岁时患癌英年早逝,他也患了癌症,如今又轮到了姐姐。“姐姐与我感情很深,她经济上很困难,没有我的帮助,她肯定活不下来。”陈德实忍不住落泪,急着脱离囹圄,出去帮助姐姐。但此时,刘文胜却布置了新的作业,要他必须交待行贿另外三人的金额。

陈德实说,“我和其中的周某某、瞿某某仅有烟酒往来,为易某某家装有一万元空调未收费。但我被迫又编了向他们行贿的虚假故事。”

“编造虚假事实后我一夜未眠,觉得自己这样,实在是害了人家。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翻供说我和这5个人没有任何不正当经济往来,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做伪证,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但不管我怎么解释,他们就是不信,哪有做工程不送钱的?你不会是一股清流。我说公检法都有办公大楼,是不是要把公检法的领导和承建大楼的承包商都被抓起来?”

“每每我做这样的解释,就会招来他们一顿呵斥。我继续为自己辩解:我确实不认识杨玉成,不信你们找20个人的照片让杨玉成辨认,如果认出了枪毙我也行。审讯人员刘波说:‘那找19个女的,就你1个男的,看认出认不出你?就算冤枉你了,怎么样?你自己身体不好,你姐姐生病,你女儿要考公务员,你还有心思为这些贪官考虑?’我当时真的是彻底绝望了,好几顿饭没吃,但刘文胜说我是绝食,他扬言用为妇女生小孩扩阴的产钳撬开我的嘴喂饭,意思是死也必须留下口供。”

“如果想死,你就翻供”
为了见姐姐最后一面,陈德实坚持了一天的翻供又流产了,他再次完全按办案人员要求的数目,交待了对5个人的“行贿”金额。“关押的最后一晚,整个审讯几乎都是刘文胜自问自答、刘波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按刘文胜说的记。为了说得更详细,审讯从晚上6点一直拖延到夜里12点20分,法警几次进屋带人,都被刘文胜喝退。”

被关押审讯10日后,陈德实在2017年10月30日被取保候审之前,刘文胜主要对其提了两点要求:1、不要向任何人说起指定居所期间的事情;2、如果想死,你就翻供。

据陈德实回忆,在取保候审之后,他时时刻刻笼罩在恐惧当中,怕刘文胜监控到他在哪里,陪护期间只能住在亲戚的房子里,连白天都关着窗帘,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被刘文胜抓回去,没有办法帮助姐姐治疗做手术。

直到2018年9月1日,其姐姐做完手术之后,陈德实才决心要为捍卫自己的名誉,将真实情况说出来。他找到了北京的张燕生律师团队寻求帮助。

陈德实说,因为做了虚假供述,每天都在承受良心的折磨,若再见到因为虚假供述蒙冤的人会无地自容,这种生活还不如在里面受折磨。

张燕生律师团队于2018年10月接受委托后,张燕生、温莹影和郭钊三名律师数次前往盐城市体育局、盐城体育运动学校、江苏华实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地调查取证。通过调查取证,律师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了陈德实和杨玉成关于他们在体校工程例会上认识的供述是虚假的,陈德实向杨玉成和薛峰行贿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亦根本不存在。

律师团队发现,办案机关经过12小时的讯问结束后,陈德实没有被依法释放,而是又被非法拘禁在检察院讯问室进行长达12小时的连续讯问,后检察院才对陈德实作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并违法将陈德实的指定居所安排在与讯问室在同一栋大楼,相隔三四十米的另一个房间,以方便对其刑讯逼供。

律师团队认为,事实上,陈德实是滨海县本地人,在滨海县有生活的合法居所,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等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固定住处但在此居住会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可以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滨海县检察院至今没有提交盐城市检察院作出批准对陈德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书的证据材料。因此,滨海县检察院不仅完全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变相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达到拘禁、刑讯逼供陈德实而不受法律约束的目的。在庭审上,公诉人一方面辩称陈德实在滨海县没有合法居所,另一方面又到陈德实在滨海县的老家拍照以证明该居所不具有生活条件,自相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经过长期努力,以直接肉体暴力为特征的传统刑讯逼供受到了遏制,但变相的刑讯逼供随之突出。法学家陈光中认为,变相刑讯中,最为普遍的是疲劳审讯。典型形式是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睡眠和休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车轮式的连续审讯。如讯问本身持续时间不长,但犯罪嫌疑人讯问之余的睡眠和休息不能保证,也属于疲劳审讯的范畴。

许多法学学者主张应当明确疲劳审讯的时间界限。有代表性的方案包括:羁押期间一次讯问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应超过24小时,且最多应每隔6小时休息一次,每次休息时间不少于3小时(包括吃饭),两次讯问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24小时;对于老弱病残的犯罪嫌疑人,应根据入所体检报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要求,确定更短的持续询问时间、更长的休息时间和更长的讯问时间间隔。还有学者提出:没有正当理由在夜间讯问以及持续审讯超过8小时的,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8条推定为存在非法方法并排除所获供述。

律师多次要求滨海县法院、检察院调取陈德实讯问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经核实,滨海县检察院承认反贪局向其移送了共计9张同步录音录像的光盘,但承办的检察官却又声称这些不是该案的证据,不需要移送给法院。

法院为了使陈德实能够“认罪伏法”,特地让他旁听了与其有同样“行贿薛锋和杨玉成遭遇”的另一名被告人辅某的庭审。辅某在庭前会议时由于否认行贿,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由取保候审变更为逮捕,又由于辅某在庭审上“供认”了一切罪行,庭审之后法院当场对其取保候审。

在2018年12月17日陈德实案的首次庭前会议上,法官问陈德实是否认罪,陈德实坚称“没有发生的事情,何罪之有?”于是,承办法官在庭审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逮捕决定书,对取保候审中的陈德实当场逮捕。律师提出反对,认为陈德实并未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执行逮捕没有合法依据,这样做只是企图逼迫陈德实妥协认罪。

2019年1月8日,该案召开第二次庭前会议,控辩双方就非法证据进行了辩论,但是法院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陈德实表示,自己对于审讯经过说法是否属实,很容易得到验证,办案机关出示同步录音录像即可。

2019年2月21日的庭审中,罹患重病的被告人陈德实再一次向法院表示: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他所做出的向杨玉成、薛峰等5人行贿的故事,都是在其被疲劳审讯,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伤害,实在无法忍受、被逼无奈下违心编造出来的。他重申:不认识杨玉成,从未与他谋面,更不可能向他行贿。而薛峰,则只在春节期间给他送过烟酒,除此之外无任何经济往来。他恳请法庭查明上述事实,愿意在他的审判法庭上,以及杨玉成、薛峰的法庭上出庭澄清全部事实,并对自己的陈述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辩护律师再一次向滨海县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被告方的坚持下,公诉方和法院同意律师查看陈德实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后,再确定开庭时间。

笔者注意到,在盐城中院审理杨玉成受贿案过程中,杨玉成亦表示,不认识陈德实,未收受陈德实贿送之16万元。其2018年11月2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后,已提出上诉,目前正在江苏高院二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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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胜受“刑讯逼供”办案指控非孤例
刘文胜作为带有巨大光环的公众人物,其是否违法办案,对陈德实实施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值得关注。令人吃惊的是,对其“刑讯逼供”办案的指控并非孤例。

现在江苏省连云港监狱服刑的滨海县司法局原局长邓成蔚,便是另一位控诉者。他放弃多次减刑机会,坚决做无罪申诉,指这是一起密谋策划、通过刑讯逼供致残当事人而形成的冤案。法院判决认定邓成蔚受贿31.5万元,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邓及其妻、滨海县水利局干部徐桂香的多封实名信控告称:2013年邓成蔚被“双规”期间,滨海县纪委联合检察院刘文胜和侦查人员,为了迫使邓承认虚构捏造的受贿情节,多次对其实施了残酷的刑讯折磨,包括拳打脚踢、“架飞机”、坐“老虎凳”、跪拖把杆、搧耳光、逼迫自搧耳光、用电线抽打脚底、用口袋套头群殴、用烟头烫、持续用空调吹冷风、禁止睡觉、禁止喝水、喂吃不明药物等。反贪局立案后,为凑够50万元受贿达重大贿赂案件标准,与纪委合谋编假材料,不让其看强迫签字,刘文胜等利用押送途中在车上和讯问期间上厕所等非监控区域,继续实施殴打。刘文胜恐吓说:“你不承认就别想活着出去,除非你死在这里,不承认就把你反手吊拷起来……”

邓成蔚被送押至看守所时,因伤势过重,看守所医生曾一度拒收。三名送押的检察人员朱林贤、金永、刘坡怕担责,后又专门去涂掉他们在《在押人员体表检查登记表》上的签名。看守所同监室关押人员米永利等证实:邓成蔚被打得很惨,行走困难,精神恍惚,上下床吃饭穿衣不能自理,需要同监室人员帮忙。

2014年,经大丰市人民医院检查,邓成蔚左胸锁关节脱位,左肘骨关节严重退化,第1、2颈椎半脱位,颈椎C3、C4、C5突出,腰椎骨受损变形,骨头严重退化,腰椎L5、L1椎间盘突出。

2016年,经法医学专家胡志强以及曾任最高检科学技术研究所、最高法司法鉴定人专家库主任法医师庄洪胜审查论证,邓成蔚的损伤部位主要集中在左上肢、左胸锁关节、左肩关节、颈椎,不应当是自身的疾病或生理性原因自然形成。他人从前外侧或后外侧用力作用于肩部、左上肢可以形成。其胸锁关节脱位构成轻伤或轻伤二级。同年,邓成蔚案成为最高检挂牌督办的职务犯罪中27起司法不规范案件之一。

2019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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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成都“六四酒案”庭审两年后再遭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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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成都“六四酒案”庭审两年后再遭拖延 辩护律师被当局强行“解聘”


香港支联会2017年2月手举张隽勇、罗富誉和陈兵等人的照片接受陶君行从美国带回的“铭记八酒六四”纪念酒。


华盛顿 —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不走西方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之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之际,已遭当局拖延几年的成都“铭记八酒六四”酒案,近日在最高法批准的第三次延期审理期满后前景不明。而要求会见当事人的律师则被当局强行“解聘”。该案的辩护律师及家人敦促当局依法处理和审理,尽快释放涉案的四位民主人士。


四川成都六四酒案四君子制做的标识 (网络图片 )

在2016年六四27周年前夕制作“铭记八酒六四”纪念酒的符海陆、张隽勇、罗富誉和陈兵,当年5月底开始陆续被刑拘,7月被逮捕,案件经2次退侦后,2017年3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法院。但该案一直被拖延审理,而由最高法批准的第三次延期也于2月18日到期。

据维权网等消息,该案的律师和家人目前没有收到当局针对该案的任何信息。而在2月19日前往成都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张隽勇的辩护律师卢思位,却被告知辩护关系已遭解除。卢思位表示质疑,受到警察的恐吓。

卢思位律师表示,在案件进入关键期时突遭“解聘”令人匪夷所思。在没有张隽勇本人的解除声明或证据前,官方所称的解除委托不具有法律效力,有权继续代理张隽勇案。

成都六四酒案的一位律师因担心接受外媒采访而遭当局找茬打压。他推测,理论上讲该案肯定是又延期了,但是又不告知相关律师和家人。

这位要求匿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做律师常常很难依据法律对案件作出预见,本来按照法律应当这么走,但它不按法律走。

不过,他判断,该案可能会在今年六四30周年前有个了结,因为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而人可能不会在六四前放出来。

符海陆的辩护律师冉彤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六四酒案官方方面漏洞很多,一直拖延,目前也不清楚该案何时审理。

他说:“官方也不给我们明确的答复,都在拖时间。这种办案是很不负责的,很不负责的。就是让人哭笑不得,哭笑不得。”

被称为“六四酒案四君子”之一的陈兵是八九学子,西南地区支持和照料良心犯亲属的民主异议群体的重要协调人之一。他也是狱中的四川知名民主人士陈卫的孪生兄弟。陈兵的姐姐陈佳红2月21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当局能依法办事,尽快释放陈兵。

她说:“我当然希望他们按照一定的法律,宪法的框架,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处理。现在我们家属肯定是希望他们尽快放人,因为今天也是他们兄弟50岁的生日。没有判决将近3年的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尽快地开庭,尽快地放人。”

此前,由于该案一拖再拖,律师和家属得不到任何开庭信息,符海陆的妻子刘天艳和罗富誉的妻子高燕,去年11月被迫在维权人士陪同下前往成都市看守所寻夫,要求当局还亲人自由。

据不同报道,属于政治敏感的“六四酒案”的被羁押人士,在看守所期间曾遭受逼迫认罪和辞退律师,以及长时间审讯等不人道对待。

成都“铭记八酒六四”酒案是2016年5月,四川公民符海陆在网上以行为艺术方式,制作“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八酒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的白酒及标签,在网上以每两瓶89.64的价格售卖。很快,符海陆被带走刑拘。

成都女诗人马青仅在微博上转发符海陆的纪念酒图案,就被以“寻滋罪”刑拘多日,后取保候审。

随后,参与或协助的张隽勇、罗富誉、陈兵6月也陆续被抓。调查初期,4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见到律师。该案被起诉到法院后一直被拖延,至今两年也未能开庭审理。

该案的六位律师一年前曾发布公开呼吁书,批评该案在程序上既不开庭,也无宣判,陷入长期超期羁押的“违法”状态。相关检察院和法院不仅不解决律师提出的问题,甚至不接听电话,致使辩护人无法与承办人员沟通案情。

成都“铭记八酒六四”酒案,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境外媒体进行了普遍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煽颠罪”逮捕四人,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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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赤烛、还愿、steam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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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台湾独立游戏《还愿》被发现包含“辱包”内容之后,经网友观察,新浪微博、B站等目前已经对“赤烛”(制作公司名)以及“还愿”两大词条进行了严厉的内容审查。

咒符中的印章赫然显示“小熊维尼习近平”:

“小熊维尼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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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政治暗语引差评 恐怖游戏《还愿》销量逆势成长

目前在新浪微博搜索“赤烛”,仅能收到两条结果。在B站搜索,则没有任何结果反馈。

在新浪微博搜索“还愿”,与游戏相关内容几乎都被删除。在B站搜索,同样没有任何结果反馈。

其他类的“还愿”内容仍然可以被搜索到,疑似新浪微博进行了精细的人工审查。

 

2月25日,网友发现,在新浪微博已无法发出”steam游戏”一词,会给出“内容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提示。

@极游组:经测试,微博方面对“steam you xi”的关键字进行了规制处理。包含这几个关键字的微博或无法顺利发出。 ​

相关背景:

2017年12月, steam社区网站(steamcommunity.com)被中国防火墙屏蔽。2018年6月,valve宣布将和完美世界加深合作,上线“Steam中国”项目。2018年12月,valve正式宣布 steam 中国落户上海浦东,据悉steam 中国版本的发布很可能意味着限制较少的steam国际版本会最终遭到彻底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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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政治暗语引差评 恐怖游戏《还愿》销量逆势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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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湾游戏开发公司近日制作上线的恐怖游戏,被网友发现在游戏场景暗藏了辱骂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暗语”。许多网友纷纷进入销售页面给予差评,没想到却让它的销售量不减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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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原本是一个制作精良、故事背景细腻、代入感十足的恐怖游戏,最近却成为大量中国大陆玩家攻击的对象。尽管游戏发行商出面澄清,仍无法平息玩家怒气,中国代理商接着宣布与该游戏终止合作关系。该游戏在中国已遭全面封杀,但在游戏平台Steam的人气不降反增,25日,全球销量达一百万套,晋升平台冠军。

由台湾赤烛游戏、唯晶科技两家公司主导开发的第一人称恐怖游戏《还愿》于2月19日在游戏平台Steam上线,原本好评如潮,但随后因为部分玩家发现了游戏里隐藏的一些政治暗语,该游戏顿时成为大陆玩家的众矢之的。

这是一款台湾地方文化气息很浓的恐怖解密游戏。其总游戏长度和看一部电影的时间差不多,游戏过程又类似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密室逃脱。游戏的故事深刻描述了1980年代的台北一栋小公寓里 ,一个试图遵循传统观念的三口之家所遭遇的离奇恐怖经历。

从游戏平台Steam公开的游戏视频和截图来看,这是一款画面制作精良,注重细节,包含了大量特别有台湾文化印记和特色的游戏。游戏一出,得到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玩家的一致好评。许多中国玩家和包括新浪在内的网络媒体将它称为好评如潮,”刷屏”数天,并”吓尿大批老外”的”国产恐怖游戏”。而就在游戏上线大约一天后,有玩家在游戏中找到了”夹带私货”的元素。是指游戏场景中,在一面看起来像是随机贴在墙上的中国道教式符咒中,隐藏着一些政治暗语,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赤烛道歉

游戏的开发方赤烛游戏于2月23日通过其官方脸书帐号发表声明称,团队在制作游戏的试玩版时”经常会参照当时的网路用语作为暂时素材,但这次因为版本同步问题而没有全部删除,实属意外,没有任何攻击或辱骂意图。已于2/21晚上的v1.0.5 版本移除。”同时,这家台湾游戏开发商表态称:”这次的风波反应出了团队在制作流程上不够严谨这个事实,作为一家游戏公司,赤烛确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造成各方的困扰赤烛感到万分抱歉,恳请所有玩家见谅。一切责任归咎皆为赤烛所应承担。”

然而这样的声明并未挽救这款游戏在中国市场的命运。2月24日,中国代理商Indievent下午在官方微博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上午得知消息后立刻进行核查、内部整改并发出道歉声明,另对主要负责人实施严厉处罚教育,确保往后不再发生此事。

此外,与“还愿”有关的热搜词条,如百度百科、哔哩哔哩视频,已经被全数移除。

然而与此逆势成长的是“还愿”的国际销售量。根据Steam 的公开排行页面SteamSpy统计显示,“还愿”(Devotion)已经突破一百万次购买,比第二名多出五十万次,稳居第一位。

“呢嘛叭唭”和”小熊维尼”

在引发争议的这个黄色的符咒里,玩家可以看到它被”呢嘛叭唭”四个字包围。而这四个字和网络用语中的”尼马87″谐音,可以被理解为有”你妈白痴”的辱骂含义。而且细心的玩家在这个符咒的中间还发现,以红色篆刻印章体出现的字符实际上写的是”习近平小熊维尼”。

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被众多网民略带调侃的形容为”小熊维尼”–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会面时,两人并肩散步的照片被网民认为神似小熊维尼与跳跳虎走路的样子。之后此事触动了中国审查机关的神经,把”小熊维尼”定义为无法搜索的敏感词,甚至不允许迪士尼制作的真人版电影《挚友维尼》进入中国。在台湾,有许多对中共政体以及习近平本人执政风格有反面意见的民众近几年尤其喜欢用”小熊维尼”来表达对这位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不满。

从目众多玩家和关注者对《还愿》这部游戏的评论来看,游戏中这个符咒所包含的一些政治上的隐语成为了他们给予差评的理由,不论玩家是否来自中国。名为”换御风”的Steam玩家写道:“我无法相信我在这个游戏中看到了政治元素和对其他国家的歧视。 我完全理解台湾民众不同的政治观点。我不能忍受的是让游戏成为贬低其他国家政治体系的可怜工具。 真诚地说,这是一个精彩的游戏,但侮辱中国大陆的意图是我不能认同的。”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Steam上也出现了大量玩家对这个游戏给出的好评。在对游戏的制作水平、故事情节以及代入感给予积极评价的同时,也有玩家指出,不应该把一部游戏中出现对某位政治领导人的讽刺视为对该国全体国民的侮辱。名为”NothingWorthere”的玩家评论称,“听说战狼们因为这个游戏潮喷了,过来下单买了支持一下。一身G点还看不起人家,COD(游戏:使命的召唤系列)里面蛾子和老美被黑了多少次,总统死了多少次,战狼啥都忍不了,还是乖乖当追梦人吧……”

也有玩家表态称,本来非常愿意支持《还愿》的出品方台湾赤烛游戏,购买这个在欧洲售价13.99欧元的游戏。但在游戏中发现了侮辱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暗语后,许多Steam玩家纷纷要求退款。目前并不清楚Steam对这些退款要求做何处理。

截至2月25日,Steam平台上对于这款游戏的评价是“褒贬不一”,14,856条评论中,共有5,841条好评,9,015条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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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还愿》在Steam销售突破一百万套?官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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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周六傍晚爆出《还愿》「维尼」争议延烧,Steam中国发行商急切割全球销量逆势上涨中之后,《还愿》的销售仍然持续创新高。

昨天《还愿》才刚突破20万套销售,今天在steamspy上所显示的竟然已经突破100万套,爆发的速度十分惊人!而且仍然在排行榜上继续保持第一位。

虽然steamspy上的数字未能反映购买后又退款的实际情况,但即便遭受大量中国网友为了给负评而购买再退款,影响应该还是有限,反而确保了中国的盗版网站不会再上架《还愿》。

根据公视台语台的贴文,完整的销售数字已经来到112万:

【還願後續】20190225遊戲業網友回報,根據在steamspy網站報導還願的銷售數字(加入會員後可以看到完整數字):昨天我們報的數字是252,000今天的數字已經到了1,122,000!就算打五折,昨天至少多賣25萬套,又多一倍了!果然不能得罪中國網友!(採用資料請加注來源為公視台語台跟steamspy,感恩)

Posted by 公視台語台 on Sunday, February 24, 2019

从YouTube的数据来看,已经连续好几天影片上传数超过50(数据显示的上限),且观看数也快要突破千万。

而赤烛在连续发表了两则声明之后,与Steam 中国代理商Indievent 、中国以外合作发行商唯晶科技之间是否有合约与法律纠纷待解,目前仍未有进一步消息。

2/25 18:30补充:赤烛在官方脸书专页上声明,网路上流传的是严重高估的销量。

關於還願目前情況幾點正式官方說明一、目前網路上所流傳的訊息,包含:1.)嚴重高估的還願銷量2.)針對遊戲內容的推測3.)假冒官方聲明的改圖赤燭在此嚴正聲明皆不屬實。所有官方資訊請持續關注赤燭遊戲的Facebook專頁與Steam…

Posted by 赤燭遊戲 - Red Candle Games on Monday, February 25, 2019

@赤燭遊戲 - Red Candle Games:

關於還願目前情況幾點正式官方說明

一、目前網路上所流傳的訊息,包含:
1.)嚴重高估的還願銷量
2.)針對遊戲內容的推測
3.)假冒官方聲明的改圖
赤燭在此嚴正聲明皆不屬實。所有官方資訊請持續關注赤燭遊戲的Facebook專頁與Steam頁面,以避免被錯誤資訊所誤導。(赤燭官方微博已經被關閉,但我們會持續與微博官方積極溝通,希望儘早讓所有玩家有獲得正確資訊的管道。)

二、還願是一款以邪教害人為主旨,導致單純父愛釀成悲劇的作品。先前造成爭議的素材,是在整個團隊的失誤下於專案中出現,赤燭遊戲身為開發團隊,此為極其不專業的表現。絕無暗藏其它多餘的意識形態,或是攻擊現實人物之意圖。希望不要因為該元素誤植的關係,對遊戲其他元素過度解讀。

三、作為一家遊戲公司,赤燭遊戲唯一想做的事情,是盡可能地提供玩家朋友們深刻且良好的遊戲體驗,然而這一次因為失誤,辜負了所有玩家朋友們的期待,同時也冒犯到了許多人,我們感到沉痛,這絕非赤燭遊戲的本意。在此重申,赤燭遊戲所犯的嚴重錯誤與所有的合作夥伴皆無任何關係。赤燭遊戲該負擔的責任,該承受的譴責,我們絕對不會逃避,只希望所有傷害到赤燭為止,懇請大家不要波及所有無辜的合作夥伴們。

四、我們真心希望大家也能冷靜的把焦點回歸到我們的遊戲所傳達的核心,並期望所有人都能夠在遊玩的過程中得到完整的體驗。畢竟把與遊戲內容無關的素材置入本是錯誤,不止破壞了大家對作品的體驗,同時也影響到非常多的人,這不是赤燭製作遊戲的目的與初衷。

五、此事已進入商業協調階段,希望各界冷靜給予我們時間處理,這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赤燭遊戲共同創辦人楊適維 姚舜庭 王瀚宇 王漢偉 江東昱 陳敬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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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江雪: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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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 王伊文 徐畅

编 | 张颖钰

编者按:

这是一篇投稿。

江雪,原《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现为独立媒体人。代表作包括黄碟事件报道、“星火案”系列访谈、中国律师系列访谈等。

二十年前,出身法律专业的江雪想做关乎公共利益的工作。因偶然看到一句“我的透明的华商报”,她转行做了新闻,“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

回忆起自己的记者生涯,江雪认为2003年具有启蒙意义。刚入行时,她对业务的理解还是“信息采集员”, 2003年的孙志刚案报道、SARS报道、“黄碟事件”报道重塑了她的认知,“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

2015年,江雪脱离机构,成为一名独立记录者。她开始关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议题,记录宏大事件中小人物的故事。在她看来,记者不仅是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你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图源受访者)

“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Q:你本科是学法律的,为什么后来去了《华商报》工作?

A:我毕业后本来是在国有企业做法务,当时我父亲希望我回到家乡,做一些更安稳的工作,但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跟公共利益有关联的。那时候不得已去做法务,但是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

我想着不行就读一个中文研究生,因为喜欢写作,上大学之前就想读文学。读研究生需要报名嘛,我骑自行车路过,正好看到报社在招人。那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广告,他们做了一个街边广告,放在大的玻璃里面,叫“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我第一次意识到,噢,报纸可以是透明的。96年、97年那时,市场化媒体都在发展,他们都有这种意识,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那时候我对媒体的功能都没有什么认知,反正知道报纸上肯定可以写作啦,然后就去应聘,很顺利地就去那了。

Q:你不是科班出身的,当时转做媒体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A:我倒觉得做记者不需要科班出身,学法律还挺好。其实我后来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做记者最重要的素质还是问题意识。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么多问题意识,只是记录事件和现场。但是慢慢地,当你想做一个好记者的时候,就要有问题意识。重要的是你在一个领域要建构起大体的框架。

我最开始是在社会新闻部,这种其实是最锻炼记者的,因为你要跑很多突发新闻的现场,这个过程也会锻炼写作,你要写消息,还要满足新闻五个w的要素。

Q:那时报纸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

A:这要讲到1990年代的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一批报纸应运而生,发展到2000年,各地都有一份比较强势的都市报。国家不给它们拨款,报纸要自己养活自己,必须要有公信力,才会换来广告,换来订户。也是在那个时候,很多这样市场化的媒体发展起来,我所在的这份报纸是其中之一。

《华商报》很快成为当地最强势的报纸,一直占据后来十多年的市场。当时这份报纸的宗旨是,提供真实的新闻与信息,把普通人生活中的问题放在重点位置。

那时候的报纸都有跟读者互动,每一家报纸都设置热线电话,读者可以提供新闻信息,线索一经采用都有奖励,一条新闻线索最少奖励五十块钱,在当时还是比较多的嘛。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还有千元奖励。

所以我所在的报纸,大概一年多就发行到了四五十万的份额,成几何倍数增长。那一拨市场化媒体都有野蛮生长的经历,因为公众还是有信息的需求,只不过以前没有载体或管道,这种报纸出来以后很快形成比较暴利的盈利模式。有了钱以后他们慢慢建立记者队伍,也会投入到深度报道等给他们增加公信力的形式。

“记者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

Q:你之前说记者就是“信息采集员”,后来你对记者的职业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刚开始做记者,其实就是信息的采集员,但是天天去做信息的采集员,你会不满足嘛。见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背后可能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个启蒙的过程。2003年对很多在今天还关注公民社会的人都是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比如说孙志刚事件的报道、SARS报道等等。

那时候我做了“黄碟事件”的报道,我是学法律的,我就从中发现公权和私权边界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警察权被滥用,警察权代表公权,个人权利其实是私权。从法学的高度就是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要做什么事,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要通过行政、立法相关的程序。对私权来说,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我做的就有权利去做。

(《家中看黄碟警察上门查》当事人;图源网络)

Q:说到“黄碟事件”,你后来做了《死囚枪决前4分钟 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枪下救人》,这也是一篇和法律有关的报道。

A:这个事件也是有意义的,它涉及到死刑,后来从事件本身延伸到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权有一个收回最高法院的过程,最初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后来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专门写过《中国死刑检讨》,就是用我那个案例做分析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早期的跟法律相关的一些新闻,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社会意义。它可能不是什么很成熟的新闻作品,也很粗糙,但还是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那是一个草莽的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训练,是带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做记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角色,想让你的报道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会老被自己感动啊,认为自己做的事还蛮有意义的。那个阶段慢慢过去之后会冷静下来,有了问题的意识,你会更成熟一点。

Q:2008年汶川地震时你也去了灾区采访,做灾难报道和平时的常规操作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A:我是五月十七号去的。那个灾难太大了,十七号很多地方救援还是没有结束,还在找幸存者。我当时先到了青川、绵阳,然后又到了映秀那边。后来也有同行借这个机会,来写中国媒体记者应对灾难报道经验的缺乏,那么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媒体人也是懵的。你到现场会发现到处都惨不忍睹,有的记者就直接说受不了,不能再做采访,会觉得你在采访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注意到一个志愿者的点,那一年也被称为志愿者元年,上百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过去,这也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部分。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了很多个这样的场景,每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帮着分发物资。

2014年鲁甸地震我也去了,发现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所有的志愿者都是安营扎寨在一个大院子里,会有为大家共同服务的NGO在现场工作。

有云南的公益人说,鲁甸地震的很多志愿者机构都是汶川地震之后成立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志愿者都是自发的,很多人都是在飞机上发现彼此,大家比较随机地搭配。但鲁甸地震的时候,他们去之前就形成组织了,他们会在网上联络,彼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志愿者的系统。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帮助我们把群体连接起来,然后进行社会事务的建设。

Q:这些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A: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一个采集信息的人。你会慢慢地、隐约地感觉到,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这个国家在进步,媒体人在中间扮演角色。作为一个记者,如果努力的话,你也可以发挥你的作用。那个时候慢慢会有一种自觉感,会有一种自豪感,觉得做这种事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江雪在采访翻译家田保荣先生,左二为江雪;摄影:王天定)

转做独立记录者: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Q:2015年你离开机构媒体,转做独立记录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会有什么顾虑吗?

A:其实当时我想着最多三年为期。我之前做媒体有点积蓄,其实也没有多少,只不过是说没有经费的支持,能暂时过渡一段时间。作为独立记录者,跟读者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话,还是会有读者愿意去为你打赏,支持你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独立记录者,来自民间,接受民间的支持是正常的。

Q:你的这种独立意识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

A:可能有很小的影响。当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之后,我比较向往自由,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就要去实践,我就会把它作为一个我的生活方式来实行,我可以让自己活得尽量像一个自由的人。

Q:如果受访者因为你不是机构媒体记者而对您缺乏信任,如何说服对方接受采访呢?

A:他们知道之前我写的一些东西,会对我有信任。他们知道我是关注他们这个故事,我也会写得很有人情,会有“人”,会尽量去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其实你之前写的东西都会成为你形象的一部分。

Q:成为独立记者前,做报道更关注事件本身?

A:之前还是关注故事本身,后来更多还是从故事的角度去讲。很多故事我还是从人物来切入,都是叙述人的。我觉得和大的历史的宏大叙事比起来,人的故事还是很让人印象深刻,能够引起人的共鸣。

Q:你写的《九一五西安之痛》,讲了重伤者李建利的故事,中间有很多他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怎么获取的?

A:主要就是跟他聊,他给我拿来一些照片,从中也可以推理出一些信息。因为细节就是作为一个有心人会去追问的。比如说我记得他弟弟说:“前几天有人要给我一个日本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敢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帮人会冲进家里,说我用日本的一个什么东西。”

Q:您还关注了一些民间艺术家,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群体?

A:这些其实是他们有一帮艺术家到西安去折腾,有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在西安美术馆去看片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艺术家告诉我,他的作品并不是拍了这个片子,而是这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第一次来到美术馆,实现了一次聚集。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公共空间没有发挥它的公共作用,艺术家为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并把他们聚集到公共空间去记录,艺术家认为他作品最大的价值在这里。

我觉得这打破了我们观察的一些思维障碍,他会拐个弯,留一点东西在那里。艺术家们成了一个事实的挖掘者,但他们的方式会很含蓄,我觉得艺术的方式也可以是成为一种补充,在今天,各种领域方式方法的探索都挺可贵的,能够引导对公共领域的关注都挺重要的。

(石节子村报道截图)

Q:看你三年来的新年献词,感觉你并不乐观?

A:我倒不觉得,我每次都是在悲观中还有一点点希望的。柔弱的生命的东西,慢慢它会长得像小草一样,不死的话它会长大。因为我觉得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做你当下该做的事。

Q:如果要做一个独立记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

A:我觉得还是要有非常丰富的非独立记者时候的经验:要有人脉,便于你找到你想要找的一些人;你要积累一定的口碑,别人会对你比较信任。比如说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可能我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写作者,但同行也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事实上我在转发朋友圈、转发消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核查,这些东西是长期的积累,会让别人对你多一些信任吧。

(江雪采访“星火”见证者顾雁、向冰鉴两位先生;图源受访者。)

直面最重要的问题

Q:你之前提到,新闻学院的教育其实是与现实脱节的,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

A:我有一次到到高校跟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在讨论“异地监督”的问题,他们说异地监督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其实哪有什么异地监督啊,媒体的报道也许只在本地发行,但当这个事件形成全国的影响的时候,读者也会关注外地事件,这里面也是有公共利益在的。

但那一次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可能学院想当然地认为异地监督是不同省份权力之间的一种斗争。

新闻学院往往停留在概念,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报道出来,而新闻学院还在讨论得失的问题。当然不能说不讨论得失,只是当生产出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的时候,你应该讨论的问题的本质,但他会去从一些细枝末节追问,这些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Q:谈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问题,前不久,公众号“呦呦鹿鸣”发布了《甘柴劣火》一文,这篇文章使用的“综述”写稿方式引起争议,学界和业界都有讨论,不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A:我觉得还是有洗稿的嫌疑,不管怎么样,你没有获得第一手采集的信息,你没有经过足够清晰地标注。当然他现在也迎合了网络阅读的口味,但是在这一篇文章引用的大量事实都是来自人家第一手的调查。如果援引得当的话,不至于被指责说有洗稿的嫌疑。

Q:这次争议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传统的调查报道比较严谨,但可能在可读性上有所欠缺,这种矛盾怎么调和?

A:我不认为调查报道要写成“爆款”那样。调查报道还是要经过传统流程,信息核查,克制叙述,注定没法跟现在的新闻阅读习惯下那些爆款文章相比。搞成那样其实会损害调查报道的严肃性,对真正想获取信息的人,会影响他对信息的信任度,影响媒体的公信力。调查报道不会刻意迎合读者,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众是喜欢那种加一些调侃式的,或者网络语言等等的东西。

Q: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比较流行,这类新闻作品通常比较注重可读性,想问一下你对非虚构写作是怎么看的?

A: 现在非虚构写作把玩文字搞得很精致,会自我感觉很良好。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它的本质是你没有去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反正我没有那样对文字的迷恋。经过正统的新闻训练或者做调查报道出身的人其实不是很愿意做非虚构。现在很多人很迷恋非虚构写作那些东西,我觉得太矫情。之前《惊惶庞麦郎》那篇文章大家都很批评,它放大一些无意义的细节,带着一种恶意。你把一个小人物的那种尴尬的生活的情节放大,说他的头皮屑等等,有什么意义?那里面有很刻薄的东西,我不太喜欢那些东西。

Q:平常会看一些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吗?

A:其实是不太看的,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人写的特别好让我去看一下,看他的风格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有的人确实文字是很精致啊。文字好了也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光去求文字就没什么意思。我还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就关注真问题吧,有更重要的东西在那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诚实一点,勇敢一点,直面这种最重要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非虚构写作是一把虚火,把它搞得很神秘很高大上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可能非虚构写作更愿意关注人性的黑暗面。人性的黑暗面永恒存在,但这个时代的人性不一定就比别的时代黑暗很多。

(陈建佳、黄重重、边韵、江紫涵、沙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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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雄韬 |律所春节送礼名单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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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上海滩一家律所老板与小三翻脸,被捅出春节送礼名单
作者:明理客   来源:传奇雄韬

日前,全国律师圈热传上海滩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和小三翻脸,被后者捅出该律师2019年春节行贿名单。该名单账目详实,列明了送礼地点。众受贿人,包括上海高院、中院、基层法院、财政局与外地银行的人员。

此送礼案,囊括律师、法院、财政与金融圈等各界,涉案58人,含有局级干部6人。

2月23日23:54,上海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上观新闻对此案作了题为《上海市纪委监委严肃查处一起公职人员违规收受春节礼品问题》的报道。

据了解,该律所老板毕业于沪上一所知名政法院校,做律师之前都在当地政法系统的区检察院和司法局工作。

他先后从事过检察自侦(现反贪)、公证和律师管理事务。此老板曾经对外表示,检察和司法两方面专业工作为自己入行律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两方面专业工作,从把握政治方向到思考问题的方法、角度,尤其在证据的掌握和运用方面,对做律师影响至深。

上观新闻报道,2月20日,上海市纪委监委接到反映某律师事务所向多名公职人员春节送礼问题的信息,立即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调查工作组,开展认真负责的调查。经查,此事涉及公职人员58人,确认收受礼品的有54人(包括退休人员20人),其中在职局级干部6人。所收礼品分别为价值300元左右的农副产品、纪念邮册、面值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美容卡、消费卡或现金,有1人收受了1万元消费卡、1人收受了1万元现金。

经报市委同意,按照“必须彻查、严肃处理”的要求,市纪委监委对其中6名局级干部进行调查;对其余公职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督促相关单位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市纪委监委强调,对此类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该律所送礼案丢光了律师的脸,为法律界不少同仁不耻、唾弃!

{投稿邮箱:xiongtaogz@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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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企业自揭大量死猪河北疑长时间瞒报猪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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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2日,孙大午在微博和微信揭露自己的养猪场已有上万头猪死亡。(知情人提供)


2019年2月23日,凌晨保定官方还没有公布真实疫情的时候,派出大批人员前往大雾集团旗下的一家合资种猪场扑杀了约6000头猪。(知情人提供)

河北拥有高安全等级养猪场的大午集团,创办人孙大午主动将疑猪瘟疫情曝光后,河北官方迅即派人到猪场连夜扑杀6000头猪,虽然有证据显示河北全省大范围死猪持续数月,但至今该省真实的疫情状况,仍被各级政府封锁。(黄小山/刘少风报道)

中国企业家孙大午,继周四(21日)首次爆料指旗下的养猪场大范围死猪之后,周五(22日)再分别在微博和微信,贴出旗下种猪场大批死猪的照片,而企业方面公开挂出横额,要求政府查明疫情真相,为众多的养殖企业和整个生猪养殖产业寻求出路。

大午集团一位高管纪女士周六(23日)对本台记者说,孙大午周五公开相关资讯后,立即引起广泛重视。周五晚,河北省和保定市官方都派人到猪场了解情况,当地政府亦派出扑杀队,由周五晚10点开始扑杀剩下的大约6000头猪,并将所有死猪在现场挖坑深埋。但到现在为止,企业方面并不知道检疫结果。

纪女士说:原先是我们一直给徐水区报嘛,一直报,然后愈来愈严重了,但是一直没有给结果后来死猪愈来愈厉害嘛,所以我们就在网上自报了嘛。自报之后现在市里省里都来人了。昨天(周五)晚上10点左右吧,就开始扑杀了。大概也就三个多小时吧,把剩下的几千头全部给杀完了,有电死的,有直接活埋的。就是就地掩埋。深挖坑,然后就埋掉了。应该是取样了,但是到现在至少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

纪女士还说,在他们之前还不知道猪的真实死因时,政府就表示给予养殖场一千万补偿,但被集团拒绝。她透露,因为他们是种猪场,不但损失巨大,且直接关系到能否继续做下去,企业方面更希望知道疫情的真实情况。

纪女士说:。首先我们这个是个种猪场,我们有二万多头猪,其中种猪有三千多头一头种猪的价值六,七千块钱,所以说这个经济损失我们很难估算然后政府原先也一直答应给补偿,好像一千万,但是我们集团不想收这个补助钱,就想把这个病情确认,搞搞清楚是不是非洲猪瘟,就想着对社会负责,也对行业负责,所以这个钱一直也没拿,我们周边的猪场也差不多都死光了。中国有十大养猪省份吧,都全军覆没了,河北是唯一一个没有报的。

但本台记者发现,河北今次大范围死猪,至少在两个月前已在河北多处出现,但跷蹊的是,至今河北官方没发布任何有关的疫情通报。

唐山的养猪户刘女士透露,她的猪场每年出栏只有500头左右,但在这个冬天已死了200多头。尽管他们都按指令将死猪运到镇兽医站集中处理,但他们都不知道猪只死亡的原因,以及兽医站如何处置死猪。

她还说,他们死了一头猪最多只能得到几十元的补助,所谓的每头猪1200元补贴,根本没他们的份儿。

刘女士:肯定有死的,我们这儿不是镇嘛,就是给他们送到我们镇上的这个兽医站哪儿去,他们那个集中销毁吧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也没确定说是非洲猪瘟。他们给补偿小猪十来块钱,大猪二,三十块钱吧,但这都没给呢。

有河北媒体人士指,河北尽管多次采取扑杀非洲猪瘟的方式,大量扑杀养殖场的猪只,但一直到现在都不承认有非洲猪瘟,这可能是源于十二年前发生在河北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后遗症,该宗事件对奶业的整体冲击一直延续至今。此后,在河北出现任何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都可能被当成政治事件而管控资讯。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河北省农业厅,但该机构的多个电话都没人接听;而河北省保定官方亦没有就大午种猪场疫情及善后问题接受访问。

非洲猪瘟由去年8月开始在中国肆虐,至今除新疆,西藏,海南,河北的政府没有报告疫情外,其他地方都已经沦陷。但业内一直诟病,河北方面疑有系统性隐瞒疫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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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佛:横行的绿皮车满载权力刻骨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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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3日乘专列离开平壤,穿越中国到访越南,引起中国网民激烈议论。网名红佛所写的《横行的绿皮车满载权力刻骨的傲慢》文章在网上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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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美国哈佛教授裴宜理否认发表文章捧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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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近日发表声明,否认一篇盛赞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文章由她所写。图为斐宜理的声明。(取自网路)

中央社108年2月26日

(中央社台北26日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近日发表声明,否认一篇盛赞毛泽东的文章是她写的。稍早之前,前纽西兰总理希普利「被署名」在中共党媒上发表亲中文章。

近期一篇名为「哈佛教授:不容置疑!历史在不断证明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的文章在中国网路社群微博、微信上流传,挂名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 Perry)。

这篇文章主要从经济、政治体制、吏治、人民币、国防等5个面向强调毛泽东是伟大的人。

对此,裴宜理近日发出署名声明,否认自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声明强调,对文章产生情况不知情,文章所衍生的讯息与她无关。

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上海,是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1845年后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与基层政治行为。她曾指中共在大陆击败国民党的理由包括「中共善于挑动民众的情绪」。

此前,前纽西兰总理希普利(Jenny Shipley)才遭逢「被署名」的窘境。

中共官媒「人民网」英文版网站18日刊登一篇「我们需学习倾听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希普利,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政策赞誉有加。

在希普利公开否认文章出自她之手后,「人民网」英文版修改了这篇文章的附带说明,由「作者是前纽西兰总理」改为「希普利女士是前纽西兰总理,本文根据2018年12月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内容撰写」。

学者、政治人物遭中共官媒署名的消息已非首次,纽约时报报导指出,一些学者和作者也有过类似于希普利的经历。

澳洲中国问题专家、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的负责人麦迪卡夫(Rory Medcalf)已不再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因为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于2012年发表过一篇署名他的观点文章,但文章并不是他写的。

报导引述麦迪卡夫说,与希普利的情况一样,他接受了一次采访,但采访却被作为观点文章发表了,而且他在采访中讲的关键细节也被改变了。

相关阅读:

网文《哈佛教授:不容置疑!历史在不断证明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全文

原文配图

「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毛泽东打下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当建到第二层楼时,绝不应该否认第一层楼的价值和作用;当万丈高楼平地而起后,毁坏第一层也许就会导致整个大厦的崩塌!」

毛泽东是一个神话!有外国元首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但在中国,很少人研究毛泽东的治国成就。有人甚至故意诋毁污蔑,为了还历史真相,我深入研究,发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非但不「崩溃」,其实比世界列强发展还要快!那是一个经济腾飞,人心齐,泰山移,高速发展的时代,创造了世界辉煌的奇迹!

一、毛泽东为中国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财智学中有一则财富定律:对白手起家的人来说,如果第一个百万花费了10年时间,那么从100万到1000万,只需5年,再从1000万到1亿,只需要3年就足够了。开头几年是最艰苦的日子,接下来会越来越容易。换言之:一个国家白手起家,第一个5000亿(1978年5689.8亿)花费了30年时间,那么从5000亿到5万亿(10倍),只需15年,再从5万亿到50万亿(10倍),只需要9年就够了。也即如果毛泽东更长寿些,我国应在2000年左右达到50万亿元(且无物价上涨水份)。

这一财富定律说明:已有丰富的经验和启动的资金,就像汽车已经跑起来,速度已经加上去,只需轻轻踩住油门,就会前进如飞。飞机起飞前,也有个起跑过程。

建国之初,毛泽东面对的是,经过长期战争,被日本鬼和蒋介石洗劫一空的烂摊子,全国人口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不过35岁!在这个一穷二白基础上,面对国外封锁和极端困难局面,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一)毛泽东使中国二十多年走完了西方已开发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

毛泽东时代,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经过28年高速发展,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80年,工业规模已超过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第三把交椅的西德。GPD年均增长13%,如果按市场经济算法将普及基础教育、大型公用工程建设、其它社会福利计入劳动力成本,GPD增长应该在18%-20%,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0倍。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

(二)农业大发展,解决了世界最大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

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8万4千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根本解决了产粮区旱灾问题。为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修几万个水库经济核算要几万亿人民币,别人想都不敢想?当时极端困难,完全是靠人力来做,可他却奇迹般办到了。

化肥从无到有达到1000万吨,完成了粮食增产第二个基础。中美关系改善后,毛泽东就着手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十三个大型化肥厂。这些化肥厂于1977年以后陆续投产,化肥的供给问题最终解决。

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优良品种,解决了粮食增产最重要要素。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因为大面积育种需要一个过程,其推广应用则在毛泽东去世后的1979到1985年,随着面积逐年扩大,中国粮食总产量几乎年年大幅增长。

正是水利、优良品种和化肥三个因素,才保证了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人民衣食无忧;而这三个因素实际上都是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了的,后人只是坐享其成罢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几千年来吃饭问题的突破是毛泽东打下的基础!而完全不是因为土地私有化(几千年都是土地私有化,为什么没解决吃饭问题?)。

(三)可上九天揽月——以极短的时间使科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在科技方面,集中力量搞科技,大批高精尖工业设备、大型计算机、人工合成基因等,1964年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进了轨道。毛泽东与人民共甘苦,搞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各种喷气式飞机,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飞弹、原子弹样样俱全。否则我们就是弱国,就要受美帝制裁!中国「新四大发明」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汉字雷射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这一切跟精英们制造的历史是不同的。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而实际情况是,每天都有新成长,仅摘录《共和国史记》中1974年的大事:

2月23日汉江丹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3月20日我国第一艘2.5万吨级浮船坞「黄山号」在上海建成投产。

3月22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4月23日医疗器械工业获得较大发展。铁道兵修建青藏、南疆铁路。

5月5日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安装的大型现代化炼油装置在南京石化厂建成投产。

5月15日我国在华北东部建成大港油田。

5月16日广东省枫树坝水电站建

7月5日天津新河船厂建成中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

7月15日黄龙滩水电站在湖北建成。

8月15日自行设计的单机4000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成批生产。

8月31日大连红旗造船厂建成2.48万吨油轮「大庆61号」。

9月12日哈尔滨制成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9月13日中国第一座5万吨级油码头在湛江港建成并交付使用。

9月15日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

9月21日中国一座水槽双壁沉井螺旋式升降的大型煤气储气柜建成。

9月25日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9月29日建成又一大油田——胜利油田。

10月2日上海制成中国最大的竖井钻机。

12月27日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输油。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非但不「崩溃」,其实比世界列强发展还要快!那是一个经济腾飞,人心齐,泰山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创造了世界辉煌奇迹!到1976年毛泽东仙逝时,已拥有一个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平均35岁到了65岁。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时代的GDP增长以军工、装备工业、高科技产业为主,比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另外,大量基础建设如水库、军事、大量的土地、资源房地产及医疗、教育等设施的价值,没有计入GDP统计,因为当时都是免费或要保密的。现在的GDP,以房地产、资源及低附加值的产业为主。如果除去卖地、卖资源的钱,数据怕要打折,而且全国土地也是毛泽东时代打下来的,不然现在有卖吗?

我们现在改开的起点,和毛泽东时代的起点相差十万八千里,从财富定律可知:我们是在巨人的肩膀上起飞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说:「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毛泽东打下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永远记得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秋石客先生在《世界最前卫的经济学家》写道:「讲演完了,回答了一个学生提问,他说有人说中国一流经济学不超过五个,你怎么看?我说按我的标准一个也没有,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马克思的弟子就是斯密、凯恩斯、哈耶克等的二流学生,谈何一流?中国超一流的倒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

二、创新的国家体制,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

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是和毛泽东博大精深的世界顶级经济学思想和天才的治国策略分不开的,取决于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取决于先进的政治体制。世上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行为,我们无法想像美国会将爱国者飞弹出售给中国,哪怕你出双倍价钱,因为它不允许先进技术出售给「潜在的敌人」,这就是政治!

(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是创新的,不同于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建立的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多党合作制。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这是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和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各级地方革命委员会,就是这种体制的试验。革委会里有「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制度。

如当时的人民公社优点很多。第一个优点:可以利用集体力量战天斗地,改造山河。那么多梯田、水利建设、如被誉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如果分田到户,这些能办得到吗?绝对不能!第二个优点: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提倡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整个社会各团体、机关、学校、工厂都处于一种和谐气氛之中。象修水库,成万上亿的人不要钱自愿参加劳动,靠的是进步文化和思想武装。大寨精神,铁人精神是毛泽东的专利,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他的立足基础,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在没有任何基础,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条件下,靠人力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彻底治理了中国的大江、大河,沿海修筑海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洪涝灾害。

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医疗和卫生、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及全部就业。对于这些,庸俗经济学家们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看看华西村和南街村吧,再看看小岗村。新中国走过了60年的历程,谁是谁非,我相信100%的人都明白。比比大寨人至今还受到的敬佩和尊重,看看小岗村一直遭受的质疑,历史会证明一切的。孰是孰非,不是光靠精英们说了算的。谁说了算呢?——人民!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二)创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全部精力放在国家建设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就成为毛泽东执着追求的新目标。毛主席与周总理发明了「五年计划」的模式。

「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中国的经济腾飞和民族强盛,毛泽东时代成千上万的建设项目和成果为我国经济辉煌腾飞奠定了基础!

1.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确定的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社会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在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

2.第二个五年计划:

(一)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基础;(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三)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四)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需要;(五)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3.第三个五年计划:

「三五」计划各经济指标都完成了计划。工农业总产值超额16.2-14.1%完成了计划,新增产品能力:煤炭开采6806万吨,发电机组存量860.4万千瓦,石油开采2777万吨,炼钢652.7万吨,铁矿开采3590.1万吨,新建铁路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万吨。

4.第四个五年计划:

「四五」计划结果是: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01.7%。主要产品完成:粮食103.5%,棉花96.5%,钢79.7%,原煤109.5%,原油110.1%,发电量103.1%,棉纱96.8%,铁路货运量98.7%,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01.6%,财政收入完成98 %。

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在工业等方面,完成了合理布局,一机部到八机部中央骨干企业和地方国营、大集体、小集体企业交相辉映,军工和民企大批掘起;在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中西部地区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三线战略工业基地,好一派大好形势。各地的重工业,大型国有企业,支柱产业,大多都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大庆油田,就是千千万万中一个光辉范例!直至现在,我国也仍坚持「五年计划」的模式,即「十二五」计划。

前后三十年的两种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治国策略是高明的,是世界超一流的。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国门关闭,经济落后。我们看到的却是:经济飞速发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所谓关闭,实为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大门是被列强从外面关闭的,说毛泽东把国门关闭纯粹是污蔑!建国之初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封锁了;后来,因为不想做苏联附庸或小弟,被苏联给封锁了。中国就是在这样铁桶般的大包围中,自力更生搞建设,竟然只用了二十多年就把世界通行的500多个工业行业成体系地建设完备,有了原子弹、氢弹、洲际飞弹、人造卫星……。这能说不是奇迹吗?

三、神奇的「治吏」,创建了世界最清廉的政府

毛泽东创建了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各种犯罪少之又少,几乎清除了妓女、毒品、盗抢、黑社会、官腐等。毛泽东统一了中国,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早在战争年代,就为军队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利益至上。毛主席指出,要建立的新中国「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可以说,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光辉写照。

建国之初,「革命功臣」的刘青山、张子善,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攻击而腐化堕落,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的处理。当有人为其求情时,毛主席问道:「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看到毛主席的态度如此鲜明和坚决,求情者看到了中国光明的未来,从心底里也更加敬佩毛主席。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告戒全党:「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治国就是治吏」,靠的是严字当头,把官吏管理好了,官场风气正了,表率作用才会增强,一呼百应,国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否则,官员欺上瞒下,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其结果只能是民怨国衰。

在惩腐兴廉问题上,毛主席真正作到了剑落腐止!为什么?因为毛主席从不虚张声势、含糊其词,从来是旗帜鲜明,敢动真格;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严于律己,率先垂范,要别人不腐败,首先保证自己不腐败;要别人清廉,首先保证自己更清廉。他说:「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壳」。用自己脑壳做担保,昭示​​出毛泽东对于防治党内腐败的坚定决心和浩然正气,更是一个对历史、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毛主席指出:「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

毛主席用人,要求「又红又专」,不是重文凭,而是重德才兼备和重政治表现。这是毛泽东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能够深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时代选拔和培养干部,重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选拔和培养的干部,他们知道人民的疾苦,他们会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这些政治思想素质好的人进入领导岗位,他们就能做到清正廉洁,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王进喜等一大批工农干部的出色表现,证明了毛主席用人制度的高明伟大。

四、稳定的物价,打造了坚挺的人民币

毛泽东时代,物价非常低,非常平稳,没有通货膨胀,平均每年物价增长只有1.1%。人民没有任何生活压力,没有谁为养孩子发愁。1973年前,茅台酒4元1瓶,没有假酒。当时新工人月工资37元,大学毕业转正56元(北京),就是说每月工资可买14瓶茅台酒。

一次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同时反映出:我国当时是钱少办大事,物价非常低。70年代有个人存了400块钱,那时是可以买一栋小房子的,现在她到银行去取钱,拿到钱是多少?800元不到,800元钱现在能买什么东西呢?一件普通衣服。想想看,整个货币贬值到什么程度了,按照CPI中的八大类食品大致可以计算出,过去35年物价上涨了30倍,所以2010年的3000元大致相当于1976年的100元。

在实际生活中,现在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为什么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下降?有个笑话,说明了中国GDP和CPI的关系:去年2元钱买4个苹果,今年8元钱买4个苹果,GDP增加了4倍,CPI却降低到了25%。

这就是美国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财政补贴国外,一是通过出口退税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对企业发放,造成了中国商品在国外比国内便宜现象,中国游客在国外抢购中国商品成为世界奇观。其次则是实行高额税收;税收占消费品价格超50%,自然造成物价高高在上。三是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损失。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汇率比增发约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约2.5万亿美元,由此增发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方式转嫁到百姓头上,造成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大幅度上涨。

可以说: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不出口商品,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对外财政补贴;退一步来说,如果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也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不贬值,损失会小一些。可是,商品出口到了国外,换取的美元又借给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国内,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废纸」,造成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是不仅损失掉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都遭受贬值损失。结果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老百姓换来各种商品,中国用纸币从老百姓手里换走各种商品。形成这个财富魔方最关键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一些精英,受的是西方教育,一切以西方利益为出发点,还有个别是卖国求荣的。当然就会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

毛泽东是绝对不允许这么做的。他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对此,他早有预见,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五、团结的民族,稳如泰山的国防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之前,中国反抗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谁也没能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毛泽东公开宣布:「美国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粉碎了美国扼杀新中国的企图。毛泽东以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竟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数十个盟友组成的「联合国军」打败。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指东打西,八面威风,被他打过、制裁过的国家,不计其数。这是美国二百年来在海外唯一没有打赢的战争。后来在越南战场,美国又失败了。毛泽东警告美帝国主义,不要越过北纬十七度线,美国就再不敢越雷池半步。美国军队怕了,美国社会怕了;从此美国朝野上下做梦也要哼哼「中国威胁论」,并且放弃了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

美国利用国际力量跟毛泽东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自从有了毛泽东,中国人真正成为强者。这个世界上,唯独毛泽东专门替受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不靠施舍恩赐,白手起家,以弱胜强,从赤手空拳到取得天下。对外来援助,毛泽东的原则从来是:平等互惠,绝对不能拿主权交换!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不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经过多年的反覆较量,美国「精英」们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不得不放下架子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能让第一强国如此这般的唯独毛泽东一人。毛泽东是伟大的,他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四分五裂、满目疮痍的中国,变成了强国,而且是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毛泽东通过政治、外交打破了封锁。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明,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超级大国的指挥棒不灵了、到处插手不顺了、对国际社会投票表决的掌控不有把握了……于是,尼克森访华、田中角荣访华打政治牌,正是毛泽东时代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关系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成为常务理事国。毛泽东撕碎了反华包围圈,中国游刃有余地参与国际角逐,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也早已跨出国界,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在美国要将航空母舰开进黄海时,中国多次抗议没有用,最后是搬出毛泽东的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义凛然的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使美国退缩。美国为什么一直置中国多次抗议不顾,而国防部长一提毛主席语录就有效,是因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美国担心:中国的防长,依旧是毛主席的好士兵!是因为有毛主席建立的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那种藐视群雄,敢于牺牲的精神,是任何一支部队不可比拟的。而这股气势,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金钱的渗透,而变色呢?这就是西方最关心的。这是近来各国要员纷纷参见中国国防部长的原因。实际上,中国安危,依旧系于军队是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洗尽铅华始见真金,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军队,依旧是坚不可摧的。

美国西点军校将军就说过: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

至今还有个毛主席对国家安全做出的伟大贡献没有人研评,就是新疆和西藏问题,在全国刚解放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和平解放西藏,而且立即驻军,如果换做现在,肯定要算一下帐,西藏那么穷的地方何必忙着去驻军。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可以看出,如果当时晚了驻军,现在西藏是否安稳很难说。还有新疆,毛泽东预见新疆将是国家安全的重点,为解放西北,确保新疆不分裂,毛泽东创造性地推行了民族团结政策,即鼓励汉族与维吾尔族人通婚,特别是复员军人可以在新疆结婚并在当地生活(其他地方的部队是不能与当地人通婚的),他们的后代流着两个民族的血液,一举解决了几千年历朝历代没有解决的难题(过去是靠帝王家和亲)。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英明预见和伟大策略,就没有现在国家的安全稳定。

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无比的正确。他创造了思想高度文明,政府清正廉洁,官员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统一思想,民族团结,路不拾遗,门不闭户,世界第一辉煌的奇迹!取得如此辉煌成就,这是博大精深的世界顶级智慧——毛泽东思想和天才的治国策略分不开的。

毛泽东全面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好比用高等数学思维治国,胜过无数用算术思维看经济的大学者。毛泽东创造了许多奇迹,真正做到了「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个最最最合格的经济大师和伟大领袖!还历史真相,挖掘和传播毛泽东经济学思想以及伟大的治国安邦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所有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和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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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时报 |维尼震怒?传《还愿》中国代理商破产还被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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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恐怖游戏《还愿》因游戏中的符咒暗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小熊维尼、你妈白痴」,引来中国网友抵制,游戏的中国代理商Indievent于23日宣布与台湾游戏制作团队「赤烛游戏」结束合作关系。但如今传出Indievent已申请破产,中共也已组成工作小组前往上海,请投资方与相关人员「喝茶」。

有中国网友爆料Indievent因此事件血本无归,目前已经申请破产,且投资方也被上门调查。(图取自PTT)

今(26)日凌晨PTT八卦版有网友贴出中国网路论坛的截图,有中国网友爆料Indievent因此事件血本无归,目前已经申请破产,且投资方也被上门调查。而游戏平台Steam的未来会如何则不得而知,但中国游戏业确定因此遭受重击;至于台湾方面,中国许多投资机构因为此事件都与台湾创业公司一刀两断,「全都看也不看直接废」 。

据《镜传媒》报导,一位时常来往两岸的游戏业者透露,业界传闻中共官方于24日已派出工作小组前往上海,调查Indievent在这次事件的涉入程度,「恐怕会被请喝茶」。新创公司Indievent并非多大的发行商,「遇到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就直接倒了。」

该业者强调,虽然台湾人对此风波感到大快人心,「但这样的作法确实辜负了合作对象的信任」,即使赤烛一再表示此风波并非有心为之,是内部疏失所造成,也承诺会赔偿损失,「但这次的伤害可不仅是商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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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映红|快慢班是教育公平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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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中国特色的“快慢班”,根本就是教育公平的毒瘤
作者:唐映紅   来源: 唐师三百手

教育自古以來就有一句“因材施教”,要义指的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天资禀赋施予不同的教育。那么,根据学生的天资禀赋区分为“快慢班”,其本质就是因材施教的落实和践行。

道理也不复杂。每个人都不难理解同龄的孩子发育后和身高参差不齐,例如,平均身高90厘米的情况下,并非每个孩子的身高都是90厘米,也不是每个孩子身高都差不多90厘米。实际情况是,虽然大多数孩子身高在90厘米左右一个范围内,如80~100厘米,但总会有部分孩子身高超过100厘米,甚至超过120厘米;也总会有部分孩子身高低于80厘米,甚至不足70厘米。那么,给所有孩子同一个均码的衣服合适不?同一个尺码的鞋子合适不?谁都知道不合适,至少得分S、M、L几款尺码,以适合不同身高的孩子。

孩子面对课业学习的天资禀赋,学习潜能也同样参差不齐。公共教育的大纲和考试评定标准通常是基于适合大多数孩子的天资禀赋,学习潜能来设定的,无论如何都必然有部分学生的天资禀赋,学习潜能超出,甚至远远超出大纲要求;另有一部分学生的天资禀赋,学习潜能显著低于,甚至远远落后于平均水平。前一部分学生天赋决定了学校教育基于平均水平实施的教学和考试评定对他们来说“吃不饱”;后一部分学生“吃不下”。

好了,如果把“吃不饱”的学生与“吃不下”的学生放在同一个班里给予同样的教学要求和考试评定标准,那么,教师无论怎样调整教学都无法适合所有学生的要求,要不是浪费资优生的智力资源,要不是打击绩差生的自尊,按下葫芦起来瓢。

因此,根据学生资质和学习能力,区分“快慢班”,使资优生和绩差生都能得到适宜的对待和要求,这就是因材施教。

以美国为例,众所周知,美国高中生的数学水平和能力普遍低于同龄的中国学生,准确地说,大多数美国高中生毕业所要求的数学水平,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学生初二的水平。但对于资优生,特别是数学方面天赋出众的资优生,高中会为他们提供远远超出课业要求的“超纲内容”,也就是说,他们高中时就学习掌握了通常大学数学的部分内容,甚至远远超出中国高考的大纲要求。

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国特色的“快慢班”,与美国针对资优生的特殊提高课程截然不同。那么中国的“快慢班”问题出在哪?直白地说,中国中学,特别是高中校的“快慢班”与因材施教恐怕屁关系都没有,纯属是应试教育的丢车保帅。它与前面所述的基于因材施教的分层教育的区别如下:

一、中国公共教育的大纲相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偏难,特别是初中以后的数学教育。合理的公共教育大纲应该是,大多数学生努力就能比较容易地掌握和考试得到高分,而中国学校教育数学科目的要求是大多数学生使出吃奶的劲头都难以掌握,只有资优生才能获得高分。用难的标准来要求大多数,乃至所有学生,这是打击一大片筛选和成就少数精英的做法。

二、不仅公共教育的大纲怼大多数学生都偏难,而且中考、高考的考试评价标准对大多数学生都偏难。因为中考、高考通常简单地以分数作为甄选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导致在学校教育中普遍习惯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优劣的重要乃至唯一标准。中学校,特别是高中校,区分“快慢班”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因材施教,而是集中资源确保资优生能“为校争光”,学生是校际竞争的资源,而不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

三、既然区分“快慢班”是为了集中资源确保资优生能“为校争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慢班”事实上就是被牺牲的“代价”。在分班考试中,被分配到“慢班”往往就意味着自生自灭、被放弃、不被期待、不受重视等等。

综上,尽管从因材施教角度区分“快慢班”实施分层教育是可取的,适宜的。但是现实中中国中学校施行的“快慢班”,普遍与因材施教关系不大,甚至屁关系没有,只是应试教育下学校为了取得升学考试中相对于其他学校的优势,剥夺一部分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资源,以确保另一部分学生取得好成绩“为校争光”。

把它视为教育的毒瘤,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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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 |中国审查机器如何跨越国界、影响西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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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The Washington Post

作者:王亚秋  中国部研究员


2016年9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微信(结合手机应用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有一则帖子让我吃了一惊。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分享了一个中国网站链接,说他要用这个观看克林顿和特朗普(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直播。我这位朋友来美国读研,住在纽约。但他不打算扭开电视或登录YouTube,反而要连上被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互联网来观看这场辩论。

为什么?因为他平常获取的所有信息,包括关于他移居的国家,都来自那里。而且他并非特例。

微信属于中国腾讯公司,全球用户每月平均达10亿人、其中1亿来自中国境外。海外华人爱用微信查阅新闻、互相分享信息或与国内用户联系。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普通话使用者的调查发现,百分之60的受访者说微信是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只有百分之22的人表示他们经常阅读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悉尼先驱晨报。

对于许多海外华人而言,微信实在太流行、太多功能,根本不需要使用风行中国境外的其他手机应用。但是,中国侨民如此依赖微信,对信息和通讯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政府和腾讯公司对微信进行言论审查,导致用户信息经常遭到歪曲。凡是包含“敏感词”──例如天安门屠杀、刘晓波和占领中环──的帖子,都无法用微信发布。批评中国政府的帖子发布发也常遭到删除,有时存活不到几秒钟。

一项关于澳大利亚华人侨民新闻消费的研究发现,微信账号专为中国移民发布的新闻,与澳大利亚政府特殊广播服务公司(SBS)发布的普通话新闻存在显着差异。SBS上有很多政治新闻,微信各频道却几乎不发政治报道,少数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章多与中国国内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报道雷同,内容一贯反映中国官方立场。

这正说明为何许多海外华人在人权议题上总是与中国政府观点一致,即便他们在生活中可以轻易获得迥异或具批判性的信息。因此,海外华人虽然身在境外,中国政府仍可控制他们所接收的大部分信息。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政党组织和政界人士仍在微信开设账号,以便与各自选区内的中国移民保持联系。例如,马里兰州民主党候选人齐丽丽(Lily Qi)就因善用微信而在去年的州众议会选举中旗开得胜。

然而,中国政府靠着对微信的审查,已有能力介入西方民主国家民选官员与选民之间的沟通。2017年9月,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Jenny Kwan)曾就香港雨伞运动发表声明,称赞香港年轻人“为坚持理念和改良社会而挺身奋战。”

这项声明或任何相关内容现在都已彻底消失在微信上。

关慧贞去年12月给我写信说:“我们在2017年9月6日发布了这份声明。在微信管理部门删除之前,有100人查看过,1人喜欢,还有3条评论。直到您来函询问,我们才发现它早已被删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悄悄阻止外国民选官员在自己的国家向选民发声。倘若中国政府决定在更大范围妨碍这种对话,后果恐不堪设想。

中国政府滥用微信作为监控工具,也已记录斑斑。中国当局曾根据微信私聊内容拘捕公民,甚至大剌剌承认有办法收集已删除的微信帖文。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们能否通过微信告诉选民,他们访问中国时可能提出哪些人权问题?选民能否通过微信与他们选出的官员讨论批判中国的议题?恐怕不行。

各民主国家能有更多政党和政界人士通过华人习用的媒介接触中国侨民,毋宁是值得鼓励的,但他们必须提防这种媒介的严重缺陷。微信不仅是另一种联系特定人群的社交媒体工具,也是一种容易被一个人权纪录恶劣的政府为其本身需要而上下其手的平台。政界人士应当加倍努力,通过不受中国当局控制的渠道,以自己的方式接触海外华人──否则就难免在无意中陷入中国审查机器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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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文革洗脑重来 “大喇叭工程”逾200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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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正定农村的“大喇叭工程”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重要宣传工具,成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模式再度出现,并且在短时间内,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农村。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高音喇叭为何再度在中国社会受到重视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音喇叭在中国随处可见。红色歌曲以至歌颂领导人的口号透过这些喇叭,传遍大街小巷,老一辈的人对这些情景记忆犹新。 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系统正卷土重来。

名为“新农村大喇叭工程”的项目近期正式展开,以河北石家庄为试点,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至全国10多个省超过200个县市。

“工程”以“党管、民用”为宗旨,以“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市场运作、农民受益”为运行机制,每天早、午、晚三次广播。官方形容,有关节目对于传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传播不同领域的知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辽宁维权人士祝先生所在的农村近日也安装了大喇叭。

祝先生:“遇到敏感时间大喇叭响个不停。总之是在宣传政策。每个角落都听得到。”

河北保定市约有2千名居民的蔡桥村,村内安装了6个高音喇叭。姓黄村民的寓所离开这些喇叭约有数百米。他承认,日以继夜的广播对他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

黄先生:“有事就经常广播,比如通知村民办什么证件等等。按道理说,没有喇叭还是比较安静,大喇叭确实有扰民的嫌疑。我们家离大喇叭大约有300米左右,(声浪)也有好几十分贝吧。声音很大的。”

高音喇叭对村民造成严重滋扰

文革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洗脑工具”。独立历史学者章立凡说,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他相信,当局安装大喇叭还是出于同一目的。

章立凡:“强化洗脑,强化政权对基层的控制。从基层抓起,加强执政党对底层的控制。也没有什么新意。反正喇叭一喊全村都知道。不管你想不想听,可是都得听。”

但他说,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大喇叭使用不当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章立凡:“大家已经不习惯这种很原始的宣传方式。农村的通讯工具也比较发达。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噪音,会打扰大家的日常生活。”

当局正争取在明年底之前,把大喇叭推广至全国30万个地方,却没有提到会否在城市装设。

章立凡:“因为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连汽车喇叭都不能随便鸣笛了。那在居民社区搞这种东西肯定会受到抵制。现在社区一般是透过微信群来发通知。”

章立凡说,除了微信群,当局还强行推广名为“学习强国”的APP,宣扬最高领导人指示等重要信息,并透过积分制等赏罚手段变相强迫手机用户收取信息。

记者:高锋/责编:胡力汉/嘉远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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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深一度 |他坐上了那趟失控的通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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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下井第一天,他坐上了那趟失控的通勤车
From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记者/张帆 王豪 史向召 郭慧敏

编辑/刘汨

▷ 事故中的矿山通勤车

为还房贷,刘亚军来到了矿上,这是份“下去了自己照顾自己”的工作。下井第一天,他赶上了那辆失控的通勤车。

2月23日上午8时20分,内蒙古西乌旗银漫矿业突发事故,一辆载有数十名矿工的通勤车,在开往井下的途中,撞向辅助斜坡巷道,截至目前,已造成22人死亡,28人受伤。

事发后人们发现,这又是一起“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在接受北青深一度记者采访时,多名矿工表示,事故车辆一直存在安全隐患,矿上早就有更换车辆的打算。而在事发时,因搭载人员较多,有的矿工甚至是蹲在车上。

据新华社消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故调查组26日发布初步调查结果,事故主要原因系企业网上非法购置运输车辆,并私自将运输地面人员的车辆用于井下运输,且事发时车辆严重超载。

▷ 家属和ICU中的受伤矿工视频通话

失控的通勤车

“当时一看就知道是跑坡了”,王虎是此次事故的幸存矿工之一,2月23日早上8点多,他像往常一样,从宿舍来到井口搭乘通勤车下井。

王虎是赤峰林西人,今年29岁,在银漫的矿上干了5年,出事前是一区的一名队长,管理手下矿工安全作业,经常需要在井下“跑来跑去”。

上车以后,王虎坐在车的后排。铲车司机刘鹏也坐在中后部的位置,他是陕西人,不到27岁,去年7月来的矿上。

他们乘坐的是一辆绿色迷彩样式的大巴车,车宽接近三米,长约十米,大巴车内的座位经过改装,除了车尾的一排,左右两侧各有一列金属长凳,车内没有扶手。

在这趟通勤车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座位,有人站着,也有人坐在或蹲在车内通道的空地上,车上空间并不宽裕。

从井口进去以后,车沿着一条长约几百米的坡路向下行驶。每隔150米,就有一处错车场,坡度相对较小,对向车辆可在此错车。巷道内并无减速带。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约经过半个小时,矿工们将抵达作业平台。但是,这辆车在行驶了不到一半距离时,突然失控。

多名矿工回忆,当时的车辆“越跑越快”,司机试图将车子贴近左侧隧道壁增大摩擦,仍然不能使这趟已经“疯狂”的车辆减速,直到它撞向前方隧道,才彻底停了下来。

刘鹏看到王虎脸上因撞击留下了淤青,俩人互相拽着,想办法逃生。车头已经变形,前面的门打不开,他们找到车后面的车窗,爬了出来。

随后就是从车里救人。两人合力抬了七八个工友出来,“当时没想那么多,就寻思赶紧把人弄出来,那会也不管是死的活的,弄出来一个是一个”。

被他俩抬出来时,杨金磊还昏迷着。等醒来时已经躺在巷道里了,身边平躺的还有二三十个工友,有的还能够讲话。

杨金磊是开矿卡的司机,负责把矿石从采厂拉到竖井最底层,在那里矿石可以自动出井。他已经三十出头,去年四月来的矿上。

杨金磊只记得,昏迷之前,自己拿手拼命抓住座位,但后面的人往前推,根本无法稳定在座位上,他也跟着被挤撞到车子前部。醒来后发现,食指和中指蹭掉了两块皮。自己头上的安全帽已不知道去哪了,腰上全是血,“不是我的血,是其他人撞上来,蹭上了他们的血”。

▷事发矿井入口已被封锁

搏命的“井下兄弟”

受伤的矿工大多被送到了锡林郭勒盟医院,在四楼的重症监护室外,大量矿工家属聚集在这里,多数人是从老家赶过来的,有老人坐在大厅的地上,身边堆着整塑料袋的食品。有女人向医生问完消息后,悄悄地抹着眼泪。

一位医院电梯里的工作人员送了一波又一波矿工家属上下楼,没人的间隙,她跟另一名护士比划,“那男的腿从这儿就这么当啷着,看着我心疼啊,哎”。“好好活着吧”,对方感慨。

“国内最大单体银矿”、“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代表”……这些已经成为西乌旗银漫矿业公司的代名词。2016年,上市公司兴业矿业将银漫矿业从其实控人吉兴业家族手中以24亿的价格收购。

据媒体报道,掌握近四成股权的吉兴业家族是兴业矿业最大股东,吉兴业一直被视为赤峰首富。在银漫矿业厂区里,挂“蒙D”(赤峰)车牌的车辆,甚至比“蒙H”(锡林郭勒盟)的车辆还要多。

跟王虎、杨金磊一样,来矿上打工的,有不少就来自赤峰的林西县、克什克腾旗等地。

“这个矿工资高,一个月九千到一万”,杨金磊躺在病床上说,他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一个不到2岁的儿子。杨以前在工地上和别的矿上都干过,后来经别人介绍,来的银漫。

“这次出事的都是合同工”,杨金磊听说,因为这场事故,工厂停产,很多工友都离开矿区回了家。

因为受到撞击,刘鹏头疼的厉害,他打算先把伤养好,至于下一步去哪,他还没顾上想,“可能还是在矿上吧,这是突发事故,偶发的”。

但对于车上的另外一些矿工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机会。53岁的郭凤阳在此次事故中遇难,他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郭早年离异,没有孩子。24日下午,弟弟郭凤义在殡仪馆见到了哥哥的遗体,“右腿从根部断掉了,左后背塌了个坑,嘴巴鼻子都淌血了,胃里也出血了,头上太阳穴戳的也是窟窿。”

郭凤阳是去年9月来的银漫,平时做的工作是除渣、撬卯、清理巷道等等。去了矿上以后,他回家的次数很少,对家人提起这份工作,也总是说“还行,挺适合的”。平均一个月,他能挣8000元的工资,领到手的钱,一部分会花在去食堂吃饭上。在矿区,公司免费提供住宿,五层楼的宿舍,每八个人一个屋。

今年正月初八,工友打电话叫郭凤阳一块回工地,他拖了两天,初十才离开。他还给弟弟打电话,托弟弟找个人一块带去矿上。临走前,弟弟跟那人说,“要是工资只给6500,你就别去了”。对方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份工作,后来也搭乘这辆通勤车,断了两条腿。

35岁的刘亚军也在此次事故的遇难者名单上。他是林西人,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2岁半。妻子没有工作,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出事那天,是刘亚军第一天下井,他刚参加完9天的安全培训,还没正式上岗。这份工作是亲戚介绍来的,接下它,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刘亚军家今年刚在县城买了楼房,交了两三万首付,每个月得还贷款。他家里的事也不顺,大儿子之前摔倒骨折了,小学一直耽误着没上。

在锡市殡仪馆,家属们围在一起,按习俗给刘亚军烧纸。有人告诉刘亚军的大儿子,给爸爸磕个头,沙地上积雪尚未化净,女人们已经泣不成声,孩子懵懂的跪了下去。

▷银满矿业公司大门

出问题的一环

从锡林浩特市向东北方向,驱车行驶一百公里左右,即可抵达银漫矿业的工厂大门。再向西北行驶三公里左右,可看到事发矿井的入口。26日上午,深一度记者看到,这里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出租车司机佟鑫(化名)十年前还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他指着厂区后面的一座黑山头说,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里搞勘探的,在山顶上架了200台钻头。“探出来底下有大量银矿”。

丰富的矿产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成功收购银漫后的第二年(2017年),兴业矿业实现净利润5.7亿元,其中,银漫矿业贡献了4.67亿。

佟鑫发现,当年他们驻扎在这里,住的全是小平房,而今已经盖起来一排排的楼房。除了宿舍、食堂、办公区等区域,这里还建有篮球场。

“入井三分险”,这是矿工们常说的一句话。“下去了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王虎说,井下除了冒顶的风险,还有被机械伤害的风险。

矿上另一名矿工说,银漫井下安全设施并不差,“整个巷道都挂着钢丝网,喷上浆,人确实是隔绝开的,落石掉不下来”。

事实上,通勤车出了问题,这在很多人意料之外。“我在矿山干了十几年,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王虎说。

不过,车辆的隐患似乎一直存在。多名伤者表示,去年就曾听矿上的人说“这车不行了,要换”,但事实上一直没换。有几次,当班司机对来搭车的人说,车出毛病了,开不了了,矿工们只得自己走下井去。

有知情人士对媒体称,今年春节前,银漫曾与其联系,想更换通勤车,不过截止事发前,仍未进行更换。该知情人士称,事故车辆系大巴车改装,使用的是干式制动器,不符合安监部门要求。

据了解,干式制动器,是在干摩擦条件下的制动器。在不同类型路面行驶时变化较大,特别在地下矿山斜坡道持续上下坡时,制动器磨损严重,造成制动力稳定性差。干式制动器的开放式结构导致泥沙、碎石易进入,造成制动失效,可靠性较低,易引发运输安全事故。因此被禁止使用。

“2·23”重大事故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政府常务副主席为组长的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据调查组成员张玉国介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发生事故的企业在网上非法购置运输车辆,且该车辆没有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志,没有经过相关机构的检测检验,企业把运输地面人员的车辆用于井下运输也系严重违规。同时,企业还严重违反了安全设施设计规定,把措施斜坡道用于井下人员输送。此外,事故车辆的核载人数不超过30人,但事发时实载50人,属严重超载。

核查中,工作组还发现该企业严重违反了停产复工要求。在春节前期,企业向有关部门报告不停产,而事实上企业在1月15号就进行了停产,春节过后从2月13号又擅自进行了复工,导致大量人员下井,发生这次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事故发生后,空荡荡的厂区,一些离家远的职工还留守在这里,人们议论着公司的未来,继续开工或者被彻底关停,仍是个未知数。在不远的井口处,挂着标语“人人讲安全,家家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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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度 |别让舆论总为正当防卫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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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河北涞源反杀案,别让舆论总为正当防卫焦虑

文丨徐媛

伴随着舆论的高度关注,河北涞源反杀案有了最新进展:2月24日,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公安局做出决定:不追究小菲(化名)刑责,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这意味着,小菲无罪。而小菲的父母仍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等待着他们的,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未来。


(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

2月25日,央视新闻还原了这场反杀案的始末。熟悉的情节再次引发世人的关注:男子王磊求爱不遂,多番滋扰,深夜翻墙闯入小菲家。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后,闯入者死,小菲及其父母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逮捕。

目前,小菲重获了自由,但她丝毫没有高兴的理由。年迈病痛而饱受惊吓的双亲还身陷囹圄,残破不堪的家也冷得像一个冰窖。从电视画面上可看到,小菲家的炕上,还有父母没来得及穿的衣服,没来得及叠的被子。王磊翻墙时留下的痕迹依然可见,碰掉的灯泡还在原地,这个家庭的时间,仍旧定格在事发时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小菲曾天真地期望,父母能早日获释,一家人可以过个团圆年。如今,这个美好的愿望被一推再推,不知何时才能得以实现。

在这之前,这个脆弱的家庭已经历经了生活的惊涛骇浪。小菲的父亲干农活时从树下摔下来,落下残疾;大哥遭遇车祸,无法再干重体力活。家里一下失去了两个顶梁柱,经济上陷入困窘,小菲的母亲才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工挣钱。小菲趁着假期,投奔母亲,一起帮忙补贴家用,这才认识了王磊,有了此后惊魂不定的生活和一连串的是非。

为了躲避王磊的骚扰,为了求得家庭的安宁,小菲一家可谓竭尽所能。多次报警,养狗,住宾馆,装监控,不同的屋子轮流住,小菲的学校特意制定一套应急预案,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王磊的疯狂。他轻易地跨过了小菲的安全线,三番五次地闯入她的家中,直到他倒在被反杀的血泊之中。

尽管之前饱受困扰,小菲及其家人并没有想过取人性命。暴力伤人,对于这个老实本分的家庭来说,还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名词。在一次报警中,小菲的哥哥问过警察,如果对方动手,他们能不能还手。事发后,小菲面对镜头说,她常常在想,对方也是一条生命。但是,面对那晚的危急时刻,她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应对办法,“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反击,你想想会发生什么?”

显而易见的危险,保护家人的迫切欲望,打斗纠缠时的应激反应,惊恐万分的情绪,共同酿造了这场悲剧。中国虽有“杀人偿命”、“人命大于天”的传统,但如果对方深夜持重械闯入我的私宅,并危及我的生命,我还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承担罪责吗?

从每一个人的直观可感的常识判断,答案当然是“不需要”。正因为如此,这个案件的走向,才会深深牵动国民的神经,因为它事关了所有人的安全感。

正如很多关注此案进展的网友所言,站在一个守法公民的角度,小菲和她的家人面对持续的骚扰,已经尽到了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多次报警,最后的反抗是悲壮的逼不得已。设身处地,任何人代入他们的处境,恐怕也不能做出更理智的选择。如果这样的一家人要被追究刑责,那人们会对正当防卫充满更深层的焦虑。

(小菲受伤的父亲)

在小菲所处的淳朴闭塞的村庄,村民们为她家的遭遇打抱不平,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处理。村头巷尾,对正当防卫的讨论,也取代了家长里短和八卦闲聊,成为时下村里最热的话题。朴实的村民或许并不知道中间高深的法学原理和错综复杂的司法争议,他们只是发自本心地觉得这家人“就算是关着,也要有个调查,人们也要有个说法”。

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也在翘首期盼的一个合乎他们期盼的说法。从坊间到媒体到学界,“合乎正当防卫,免于起诉”的呼声不绝于耳。涞源县公安局官方微博“@涞源公安网络发言人”所发微博下最多的留言是“请求放人”。

在“昆山反杀案”的先例面前,在最高检出台正当防卫的司法案例和司法解释,鼓励公民勇于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的背景下,在群情涌动的舆论呼声下,涞源警方拒绝检方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坚持“防卫过当、进行逮捕”。

(此前涞源县公安局对于检察院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回复)

在涞源警方看来,小菲的母亲在对方倒地、无力反击之后,依然有劈砍行为,“主观上对自己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持放任态度,具有伤害故意性质。”

但是,就像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沈德咏所说的:“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情形之下实施刚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不仅明显违背常理常情,而且违背基本法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在那样惊魂失散的情境下,还能做出冷静、理性和严谨的决策。这不符合人性,也是在强人所难。

更何况,对于深夜持重械擅闯私宅者,公民应有无限防卫权。对此,《刑法》二十条规定:“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尽管法律有明确规定,“无限防卫权”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成为了“休眠条款”,相关的司法实践甚少。这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司法机关认为命案难缠,担心伤亡家属上门闹事,将自己拖入泥潭,于是从中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

希望在这起案件的后续处理中,我们不用再看到同类思路的延续,在公民正当防卫权利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的今天,司法机关的土政策,已难有容身之地。而权利受损的个体,每多遭受一天的不公,公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就会被消减一些,民众的焦虑情绪就会被加重一些。从去年7月案发到现在,小菲的父母在牢里度过多少不眠之夜,这个本已伤痕累累的家庭饱受风暴的折磨,舆论迫切渴望司法早日给她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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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儿歌《华为美》:天下手机谁最美?大家都说是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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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浪科技报道,今日微博一则《华为美》的歌曲MV引发极大关注。华为官方官微@花粉俱乐部 对此回应称,这部作品是在华为不知情、未参与的情况下由网友自发创作。然而,有网友检索词曲作者信息发现,疑似其均具有中共官方背景。

视频由众多小朋友拍摄而成,主要内容是宣扬“国产手机要爱华为”,歌词中多次出现“爱祖国”、“新时代”、“为国争光”等。该视频来源被标注为:珠海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周丹少儿声乐教室

《华为美》词曲如图

从微博网友的评论看,不少网友认为,若此举出自华为,是极其低级的爱国营销,若真出自网友之手,则是非常低劣的“捧杀”,浓浓的“朝鲜风格”,把国家、政治、爱国、洗脑教育相互捆绑,显得极其怪异。Global Times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转发,有网友评论称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华为是一家私企”的全部意涵。

网友变态辣椒:我搜索出的词曲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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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应然,实况,发生学——言论自由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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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应然,实况,发生学——言论自由新论
發佈於:
中國人權雙周刊

2019年02月20日
一.“应然论”,实况研究,发生学

2017年7月李银河的文章《我们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审查制度》在网上问世,阅读量高达数千万。很快遭到封杀,李银河本人的微博也因此被禁言3个月。我看好该文的两点特质。其一,不是中国知识分子通常的路数,即从理念到理念。照我的理解,该文是从维权出发,即从其已故丈夫王小波的小说在改编成电影的审查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出发的。其二,与寻常维权不同的是,该文上升到法律与公理的层面,且毫无含糊、妥协,而是明快、决绝、直抵终极,如文章题目所示:彻底取消审查制度。读此文,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人们不禁慨叹:言路轮回落原点,青丝白首四十年。

1979年胡平先生的《论言论自由》发表于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办刊物《沃土》。该文出奇的早熟。这年胡平32岁。马克思写作《普鲁士最近的报刊检查令》时23岁。故早熟非指作者,说的是指文章。自1957年至1977年,中国社会深陷文化沙漠二十年。解冻之风乍一吹佛,便有如此早生而绚丽的春花,惊艳世人。该文极其雄辩。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发达的大脑,经数年长考,替对立面想出了他们叠加起来都难以齐备的全部理由,一一将之驳倒。该文充溢着理性的力量与美感。长胡平24岁的何家栋先生在《论言论自由》的座谈会上说:“雍容典雅,富于理论魅力,称它为现代中国人权宣言似乎并不过誉。”晚胡平20岁的傅国涌先生回忆当年读该文:“读的惊心动魄,如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论言论自由》打动过整整一代人。今天中国的思想家、公知,有几个当年不是此文的粉丝。我以为,面对这样雄辩的文章,对立面将集体失语,拥护者亦无以复加,因为言论自由的道理几乎被该文穷尽。

那么李银河文章的意义何在呢?胡平详尽地论述了为什么言论必须自由,在论证“应然”(即“应该如此”)的层面上,无出其右。然而四十年后回首,中国社会在言论自由上有退无进。那么除了具有莫大启蒙意义的“应然论”,书生们还有研讨言论自由的空间和必要吗?有,还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进路。其一,发生学。“应然”是一回事,发端在哪里、动力在何方则是另一回事。没了动力,应该的事情靠谁来实现?李银河的文章是从维权出发的。自九十年代起笔者一直在鼓吹:维权将是改变未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力量。永远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因利益与情绪所系,维权者的数量将千百倍于呼吁“应然”者。维权的动力永远不会枯竭,维权运动将为曾经空洞的法律条文注入生命。其二,要洞悉发生学,就要知晓当前言论的实况,特别是当下的言论管制是如何运作的。不知现实,何谈其变异的因子。并且搞清实况还可能促进言论自由。因为最恶劣的一些管制手段不“见光死”,也会在曝光后有所收敛。

二.粗描实况

我们先谈实况,即言论管制的运作。改革与开放,改革是打开封闭的努力,开放是其目标。开放可以分为三个领域:生产经营,思想舆论,政治权力。四十年来,生产经营领域开放了大半。民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仍有一些生产领域的经营权被国家垄断,且近年来生产领域的开放有倒退的迹象。与经济领域的大半开放相比,思想舆论领域是小半开放,政治权力领域是不开放。对后者的拒不开放,笔者曾有专文讨论,此处不论。为何经济大半开放,思想小半开放呢?其实这小开放还是沾了前者的光。封闭三十年后开放民营经济不是小举动,要鸣锣开道的。鸣锣就是造舆论。要请出一番新的话语,就要为它开言路。本来只想请它为新经济开锣,但开门后难免是一股新思潮的进入,但此非掌门者所愿。思想舆论领域的开放其实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新闻出版的权力,从五十年代初期就完全被国家垄断。改革开放后也从来没打算向民间开放。其二,对言论是否管制及其尺度。如前所述,它是经济开放的锣鼓、道具、伴随物。果然,开放是有限度,甚至有时限的。胡平的《论言论自由》1979年发表在民办刊物上,那刊物没有合法权,但当时也未遭打压,说明那时的宽容度。胡文1986年发表在正式期刊《青年论坛》上,证实1986年前后是中国四十年来言论最宽松的时期。与之对照的是李银河的文章2017年在网上面世仅两天就被拉黑。胡文与李文的待遇,印证着1986年与2017年言论管制尺度上的落差。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与及民国时代的中国,民间拥有经营新闻出版的权利,故那里的人民争取言论自由,仅在要求政府放弃或放宽审查上面,比如青年马克思的抗议。而今天的中国人则要在两个维度上争取言论自由:其一,媒体民营的权利;其二,放宽审查尺度,乃至取消审查制度。

媒体被官方垄断,其负责人皆为官员,官场内下级要服从上级,否则将受处罚。以上性质决定了中国言论管制的特征。由于这些年言论作品的激增,审查的权力日益从出版总署、省出版局下放到各个新闻出版单位(简称媒体),当然前者仍有最终的审查权。这一过程是经由出版总署、出版局对各媒体三令五申,又屡屡处罚出版了“政治不正确”作品的媒体而完成的。乃至今日,所有作品要先过新闻出版单位的审查,再交给总署终审。人们常常将媒体的审查称为“自我审查”,以区别出版总署的审查。笔者以为这说法不恰当。作者比照“政治正确”来限制、修正自己的作品,才是“自我审查”。总署与各媒体的相关工作实为“两级审查”。这正是中国现行审查中发生的事情。两级审查制因极大地扩张了审查的主体,使得全部作品的过筛得以完成。不仅如此,其精妙还在于:一,上级部门将惩处的重点放在媒体负责人,而非作者身上。媒体的负责人也是官员,故这处罚属于“家法”,无公理可论。严罚媒体放宽作者,一方面保证了政治不正确的言论难于问世,另一方面减免了政府打压作者的不良名声。二,作者与媒体原本是合作伙伴。媒体肩负审查的责任后,仍以合作伙伴的姿态与作者对话,每每将不能发表或必须删节的原因推到总署那里,甚至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方式令作者找不到抗议和发泄的对象,陷入无奈。但是这一极其有效的审查方式是双刃剑,伤人也伤己:一,高层迫使各媒体承担了审查,自己脱离了一线的工作,因此丧失了对言论群体的感知。这实际上是与他所管理的社会发生隔膜。二,重点放在处罚下级,就管制而言因卡住了出口故极其有效。但因为上级没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一把具象而精准的尺子,且常常任性而为。各媒体为了顺利通过上级难以捉摸的尺度,只好越来越严酷。上下级如此博弈下来,审查的实际尺度竟比高层管理者要求的还要过份。后人却不会将这份历史罪责归结到中层审查者们。

中国言论实况中还有两个情况需要考虑。其一是大陆作者的香港版图书。二、三十年来,不能在大陆出版的形形色色的书稿统统涌入香港出版业。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王力、戚本禹、张春桥、邓立群、高华、戴晴、杨继绳、徐友渔,名单可以拉到很长很长。如果没有香港这一出口,这些共党共军的失意高官和自由派学者们将何等郁闷,且大陆读者将丧失多么大的信息。无疑,这些图书印制后大部分返销大陆。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后来竟然有了香港的简体字版,这曾经是香港出版法所不允许的。

第二个情况是网络上的言论。台湾开报禁前常常上演这样的节目:当局发现某部新书政治上有反骨,各书店接到其命令后迅速下架。这就是所谓“出版后审查”。台湾当局没什么不像大陆审查部门一样搞“出版前审查”呢?因为那里的出版公司是私营的,他们出版前既不帮助当局审查,也不向当局上交书稿。就是说,台湾开报禁之前,已经在言论管制上弱于大陆。而现在凭借网络技术,我们在制度上未做任何改革,就达到了台湾开报禁前的状况。即网文不经审查就上传了,管理部门只能审查在后,待他们发现不好立即拉黑时,文章已经传播一时三刻了。比如李银河的文章,虽两天后拉黑,阅读量已过千万。

好的“应然论”不是一般才智者所能成就,寻常的“应然论”则启蒙效益锐减。与之对比,实况调研不依赖超常的才智,只需要扎实的调查。且翔实的实况调查有广泛的意义。可惜笔者对此不曾调研,故无力细描、深描,只能粗描。

三.浅说发生学

历史是偶然的。旧途的拐点与新路的发端在哪里,是无法预料的。但是幸运很少光顾无准备者,所以发生学有其价值,它是一种准备。它有点像预测,但笔者没有预测的兴趣和动力,因为我不认为历史可以预测。我们的发生学的思考将在三个方面展开:技术进步,权力方,言论者。

技术进步会造成言论平台的变化,导致监管者与言论者博弈场合、方式的变化。这是无疑的,现在的监管已经进入手机和微信就是证明。技术进步是双刃剑,言论者和监管者都会利用它。这也没有疑问。但笔者以为两刃不会时时都平衡,都一样“锋利”,可能某项技术、其某个阶段更利于监管者,另一技术、另一阶段更利于言论者。深入的讨论似乎可以从这里展开。

前文说过,言论在网络上的发表,已经导致审查从“言论问世之前”转变为“之后”。这一变化大约是不可逆的,且后果深远。因为对网文的审查一定“滞后”于发表。差异不过在于,是滞后三天还是半天,是滞后10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今天言论者多得不计其数,监管者为了在应对重要言论时不滞后太多,就要根据记录划定“重点人”。但逻辑上监管者有个盲点,就是对即将释放重磅言论的新人,他们无法缩短滞后的时间。

前文说过,在言论必须借助媒体的时代,官方找到了一个诡异的策略。言论者的合作伙伴即新闻出版单位直接面对言论者,避免了出版总署与言论者的尖锐对立。当网络以一个开放的平台取代了昔日的新闻出版单位时,居中的审查者不存在了。三元关系变成了二元关系,言论者与监管者的对立关系要比过去直接和尖锐。特别是当监管者要将“拉黑”升级为某种惩罚时,有可能导致“事件”的发生。新闻出版单位代理审查的精妙处在于无声息、无事件。事件会凝聚眼球,提升言论自由的呼声。

网络导致言论者激增,靠一小撮人监管众多言论,接应不暇,速率也不够。便以“机审”代替“人审”。这时候双方都在利用机器和技术。但言论一方是人的才智加上机器,而审查一方对重点对象外的海量言论是单纯依靠“机审”。在双方的博弈中,人的才智加上机器要胜过单纯的机器。因为前者会随机增添一些小把戏,蒙蔽死板的机器。

在依赖网络技术的博弈中,双方势态的优劣会此起彼伏,即监管方未必一直占优。在言论方凭借技术占据优势的时段,可能会有新情况“发生”。就是说,长线地看,技术的进步一定会带出变数。

说过技术后讨论人。先说权力方。第一,权力集团在言论管制上内部纠错的可能。1949年以后权力集团内部有过两次纠错。第一次是大跃进之后,在彭德怀率先,刘少奇等人居后的努力下,错误得到暂时纠正。第二次是文革后。两次纠错的背景都是经济濒临崩溃了,形势比人强。舆论管制或曰意识形态上的单独纠错,从这个党走过的轨迹看不太可能。就是说,言论开放如果从这个党内部开启,将是伴生的。伴生什么,其实有限,不难想象。但进入这类微观讨论,笔者没有任何资讯、经验、洞察力可言。

宏观而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两次文化繁荣,其一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其二清末民初的文化小阳春,都发生在享受言论自由之时。它既告诉我们言论自由是文化繁荣的温床,更启示我们在下一轮权力衰微时侥幸获得的言论自由,必须在权力重建时竭力保住,不管它是何种权力形态。当然这不是只靠书生的力量可以成就。这就考验此前的“应然论”启蒙的效果了,是否出现了更大的社会力量愿意保护侥幸发生的言论自由。

最后讨论言论者。既然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言论自由的时期都赖权力真空所赐,小的言论开放也赖权力者有限的恩准,那么未来的言论自由又与言论者有多大关系呢?笔者却以为有最大的关系。

外在自由是上苍给予内心自由者的礼物。换言之,一个多数成员不甚热爱自由的民族,不太可能获得权利与自由。具体到言论自由,热爱自由言论与自由写作的民族更可能获得它。有不热爱自由写作的作家吗?有,而且众多。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和适应了言论管制。他们的言论与写作彻底笼罩在“自我审查”之下。因为他们的写作忠实遵守当局的规则,所以出版不成问题。如果他们就是全部言论者,言论自由真的不必讨论了。

所幸还有另一群体。

前不久我与某出版社合作出版学生们的一本文集。在即将开印时,社领导提出其中一篇论文必须拿掉。我努力交涉不成,为让其他论文得以出版,就同意了。此事反馈到准备拿掉的论文的导师那里。她坚决不同意,提出亲自与社领导交涉。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她的强力出击下,双方达成了妥协,社领导同意该论文某处修改后出版。过后我在想:看来维护出版权利要坚持再三;如果中国的言论者都是这位教授的作风,或许情况会好些。

再看另一位朋友的作风。其人自由职业者,当年小说暴得大名,现在做文化研究。某刊物听说我们是朋友,请我邀他吃饭。席间他们问:好久没看到您的新作了,还写吗?答:一直在写。问:投到何处了?答:自己抽屉里。问:可以给本刊吗?答:须排除掉一个障碍。问:哪个障碍?答:一个shan字。编辑忙问:哪个shan字?答:删节的“删”,60多岁了,不再受辱。我不禁插话:您的那篇代表作发表时也遭删节?答:对,篇篇被删节。

我被他坚守不妥协的写作深深地感动。我和上述教授都没达到他的程度。我们一再争取出版的那篇文章最终做了少许删节。这些年我与出版社争取权利时貌似很有个性,但我知道我写作时是暗含自我审查的,我从未进入无所顾忌的、自由人的状态。

如上所述,适度妥协的维权者和坚持不妥协的写作者,构成了这个群体。言论自由上的维权分为两种。其一,要求取消审查制度。但是这样的维权者很少,因为无成果。这要求符合法律,这行为当然是维权。但是在现实中这几乎构不成一个最小的群体。其二,为个性的写作谋求出版,且要求不删节或少删节。在现实中这种行为较多,但结局多半包含了妥协。除了个人要求的实现,其社会性效益有二。一,可望拓宽作品发表的尺度。二,也是更重要的,形成了言论者与监管者的冲突,这是变化的依据啊。虽然一切类型的维权,结局中多包含妥协。但笔者还是以为,与其他维权相比,言论者维权中的妥协可能更大,法律上明明规定我们有出版权嘛。而我们的每一次妥协,等于承认他们有权删节我们的作品。这就凸显出不妥协写作者的价值,他们是纯粹的自由人。如果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是妥协的,情何以堪。因为不妥协,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机会自然会减少。但偶尔露峥嵘的常常是这样的作家。在一个与政治较远的话题上发表言论时,他们立刻显出不同凡响。原因无二,他们一直坚守着自我。不妥协的写作者群体在当下是萎缩还是扩大?我没有调查数据,但我的判断是在扩大,这是气候使然,还因为他们也小有一些出海口,他们的作品可以在港台出版,可以挂到网上,可以十年磨一剑出版待来年。甚至还有一个办法。删节后的书稿在大陆出版,同时将删掉的部分清楚标明位于该书何处,挂到网上。我近年在报刊发表文章极少有完全不遭删节的,发表后我都立即将全文挂到博客上。这是文章的分裂,也是人格的分裂:既伺候自己的理念,又谋求更多的读者。但这分裂的人格毕竟好过终老于自我审查的人格。

我判断,自由写作的群体在缓缓成长中,至少不会灭绝。人还在心不死。只要这个群体还在,矛盾和张力就在,随着这个群体扩大,张力也会增强。这种自尊会感染到更多的媒体人和其他社会人,遂使张力蔓延。“发生”些什么的概率便会增长。它不是必然,却以更大的概率孕育着某种偶然。

完稿于己亥年正月十四
郑也夫(北京大学教授)

——转自新世纪(201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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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咪蒙”遭全网封杀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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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咪蒙”遭全网封杀背后,中国自媒体生存空间再受挤压


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红人“咪蒙”本月21日自主注销微信公众号。而旗下发表受争议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的“才华有限青年”账号也已注销。

自2月初宣布永久关停微博账号之后,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红人“咪蒙”本月21日注销微信公众号。而旗下发表受争议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的“才华有限青年”账号也已注销。

凤凰网和《今日头条》等媒体亦陆续发表声明,关闭平台内“咪蒙”和“才华有限青年”账号。凤凰网还表示,“咪蒙”相关账号在平台的一切活动“全部关闭、不得转世”。

至此,中国大陆自媒体当中的一个超级大号遭全网封禁。

部分中国媒体对此拍手称好,《澎湃新闻》发表社论:“别了,咪蒙!毒鸡汤终于凉了”。《新京报》在评论“咪蒙,再见,再也不见!”中写道,“鉴于社会舆论和政策的压力,自媒体的试错成本将逐渐提高,那些畸形的自媒体商业模式、煽动民粹的生意经,早晚都会进行不下去”。

但也有声音指出,文章好坏是一回事,“咪蒙”还是拥有表达的合法权利,直接封禁是侵犯言论自由。

销号起始
“咪蒙”行文犀利泼辣,带有负能量的自嘲风格,有“毒鸡汤”之称。旗下团队的一篇热门文章虽然不是首次引起争议,却可能是舆论反弹最激烈的一次,与此次全网封禁有直接联系。

1月29日,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才华有限青年”刊出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点击量在一天之内超过10万,引起读者的极大共鸣。

文章讲述一名贫困学生寒窗苦读,成为当地高考状元,大学期间辛勤打工攒钱供妹妹读书,不与市侩同流合污,后来因胃癌英年早逝。

然而舆论迅速反转,文章内容被指虚构杜撰。网友指责文章有大量事实破绽及逻辑漏洞,质疑咪蒙团队唯流量是图,贩卖焦虑。

1月30日,微信平台删除文章,称其“内容违规”,账号被封锁60天。但文章作者杨乐多发表声明否认造假,称故事背景和核心事件绝对真实,只是为保护当事人信息在细节上作了模糊化处理。

“咪蒙”2月1日发表道歉信,微博内容全部清空,表示将永久关停微博,微信公众号停止更新2个月。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评论称咪蒙的道歉信“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指责其团队“不是打鸡血就是洒狗血,热衷精神传销,操纵大众情绪,尤为可鄙!”

2月21日,“咪蒙”注销其微信公众号,旗下“才华有限青年”亦已注销。有網友稱,目前在微信上仍能搜索到这两个帐号,但显示“该帐号已自主注销,停止使用”。BBC中文记者尝试在微信上搜索这两个帐号,但无法搜索到。

“咪蒙”创作团队旗下的其余公众号也停止更新或清空全部原创文章。“好疼的咪蒙”清空已发表的8篇原创文章,“李粒粒LiLiLi”最新更新停留在2月4日,而另一个账号“非正常姐姐”从1月15日开始已经不再更新。

自媒体传奇与争议

“咪蒙”本名马凌,是中国大陆自媒体领域极具代表性的营销型文字写手。曾在《南方都市报》工作长达12年。

独立学者乔木说,专业记者出身的“咪蒙”具备新闻炒作方面的经验与技巧,她还把握住微信传播的特点,主动迎合读者对娱乐化内容的偏好,避开政治敏感的话题。

2015年,马陵注册公众号“咪蒙”,从此在中国自媒体领域开创了一段充满争议的传奇。账号关闭前已发表的200多篇文章,多以男女感情、婚姻、职场为主题,几乎每篇文章阅读量都超过十万。2018年1月,她的粉丝已增至1400万。

独立政治观察家、政治学博士吴强认为,“咪蒙”的走红有时代背景的推动,亦是她精明商业写作的结果。

2013年初,“咪蒙”当时所在的南方报系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为转折点,开始走下坡路。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加强,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言论自由备受打压。

吴强对BBC中文说,过去六年中国的互联网禁网运动也改变了舆论生态。同是2013年,中国微博“大V”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捕,他认为这是网络公知走下神坛的节点。

“之前,社交媒体曾经经历了一段“网络大V”作为舆论主导的世代,这时代至少有10年。‘咪蒙’实际上是在这个“网络大V”时代之后新出现的一种中国网络写手,”他说。

曾经对舆论起导向性作用的市场化媒体,网络大V还有公共知识分子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牵制,甚至被消音,“咪蒙”就是在这种意见领袖缺位的背景下,成功转型为微信公众号的写手并走红。

“咪蒙”的成功另一方面得益于她主动迎合当下社会心理的话题选择,切中读者的焦虑情绪,用煽情的“知音体”写作方式,将价值观隐藏在社会故事里面,一般读者辨认不出来。 “而不像于丹,不像周小平,很容易因为直接亮出自己很鸡汤式的观点,然后一方面受欢迎,一方面受批评这种两极分化,”吴强说。

但“咪蒙”的写作已经偏离了传统新闻报道,对事实的调查与核实非常有限,吴强将其团队的故事创作称为“一个作坊式的社会故事加工”。

他说,“在这加工过程中,媚俗,或者说编造都是很自然的,那么她的风险也就埋下来了。”

以广受诟病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为例,文章主要谈到了中国当下的阶级固化,吴强称这正是中国目前主要的社会焦虑来源。

中国当前的政治僵化使得阶级流动难以实现,人们想要通过教育、财富积累或其它方式实现阶级上升甚至只是保持阶级都很困难。中下阶级对阶级僵化的焦虑感尤为强烈,而他们恰巧是规模最大的读者群体。

“咪蒙”团队的文章通过展示一个完美个案,引起广大读者共鸣,起到心理安抚与治愈的作用,吴强认为中国当局欢迎这种写作方式,并有意识利用这类文章作为公众的集体心理治疗。

“她这种安慰是最没有进攻性的,最没有颠覆性的,”他说,“但是过于完美的个案造成了一个迅速穿帮的效果。”

网友站出来指责文章存在很多细节上的虚构,违反了新闻价值和职业伦理,完美个案迅速穿帮,由此舆论风向开始反转,引起当局的警惕。

吴强指出,文章原本把政治僵化造成的痛苦、改革开放停滞造成的痛苦个人化了,让每个人都以为这只是个人的苦难。但是穿帮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个群体性的普遍困境,从个人的焦虑变成集体性的焦虑,这正是当局最害怕的,也导致了后来对“咪蒙”团队层层加码的审查。

成也流量,败也流量
吴强认为,“咪蒙”遭到封禁,不是内容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其团队追求流量点击的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触动了事后的监管审查。

作为一个去政治化的成功自媒体写手,“咪蒙”主动回避政治敏感或有潜在政治风险的话题。然而《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发表后引发大量负面回应和舆论的激烈了反弹,触发了敏感的网络监管,然后反过来对其内容进行审查,导致最后全网封号。

“她的错误不是她个人错误,而是中国目前互联网网络监管制造出来的结果,”吴强说,“它所造成的这个负面的效果,是很值得警惕的。”

乔木也认为,“咪蒙”公众号的巨大影响力是其被禁封重要因素。“她影响这么大,有两方面的不利。一方面就是跟主流的官方媒体在抢流量 ,”他说,“第二方面,大家都去看你的东西,那谁去看主旋律?”

乔木指出,在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回归,强调“媒体姓党”的大形势下,“咪蒙”公众号对流量的分割分散了群众对主旋律的关注,破坏了当局想维护的舆论环境和意识形态。

今年1月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到,“中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建七大领域都面临重大风险。”会议要求“要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还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吴强认为,“咪蒙”的文章之所以能引起层级加码的事后审查,很可能是因为当局担心文章所引发的负面舆论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煽动起更难以控制的民众情绪。某种意义上,“咪蒙”也成了今年“底线思维”加强控制的第一个试验品。

“今年有很多的纪念日,”他说,“在当局看起来这些情绪是今年要努力避免的,一旦控制不好,有可能会发生某种意义上的颜色革命。实际上,当局的想象是很强的。”

对自媒体的警示
吴强相信,“咪蒙”遭全网封禁,对中国自媒体行业发出了一个毁灭性的信号,自媒体写作者面临的困境和“咪蒙”是一样的,行业风险巨大,将引起很强的寒蝉效应。

“没有言论自由保障的情况下,哪怕是去政治化,这种过分成功的商业化写作,最后也会招致这样一种毁灭性的强制关闭的处理方式,”他说。“现在所有人某种意义上都不知道怎么写了,就是你不能写得太煽情,你的公众号不能太赚钱,太成功。”

乔木则指出在“媒体姓党”的政治高压下,言论自由被侵犯,商业规则被破坏,即使是传播鸡汤,谈旅行见闻和职场信息都有可能遭至审查,这会引起自媒体从业者的恐慌和不安。

媒体知名人士洪晃在微博发帖称,“咪蒙没了,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也是做自媒体的,觉得有点怕怕,这么大的号,就这样蒸发了。”

她还说,“不过我想,一个咪蒙倒下了,千万个咪蒙会站起来,就像僵尸一样,我能做的就是在社交媒体里小心翼翼地讲真话,在小说里大胆地编故事。”

“咪蒙”还能卷土重来吗?
乔木相信,对“咪蒙”的封禁只是阶段性的,毕竟她在内容上不涉及政治敏感话题,只因为影响太大,“枪打出头鸟,特别是现在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形态回归,整个舆论紧缩的情况下,自然会抓一个典型。”

事实上,“咪蒙”之前也曾被禁言。2017年6月,“咪蒙”公众号发表《嫖娼简史》,之后文章被删,公号被禁言一个月。

阶段性的运动过去后,“咪蒙”还是会复出的,可能换种方式,例如改为幕后操盘,乔木说。

然而,吴强则认为“咪蒙”不可能卷土重来,她旗下的所有公众号全都被端掉,全网封禁相当于证监会对个别人士发出禁入市场的禁令。网络监控对自媒体公号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种事后审查对个体创业者、自媒体撰稿人来说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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