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一个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此前回忆了食品特供制度的开端。
先搞“土”的，以后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等。
洋专家的设想蓝图，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规范化模式，非常现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对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太超前了。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等。
农场食品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金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多产多销。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等蔬菜，也是虫害少、长势好，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首长开始前往视察参观。很快，朱德的秘书通知警卫局：总司令说，农场的同志工作时间长，文娱活动少，建议由局服务科，每月1-2次去农场放映专场电影，影片租费由首长开支。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毛主席表示同意并说：“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怨气！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制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势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栽种“甜心白薯”，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恩来总理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
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权力特供由来已久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来是与权力挂钩的，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相当完备，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都对等级之分有严格的规定，食品的消费也有严格限制。《礼记·王制》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那意思分明是，珍馐美味不是你想吃就吃的。礼仪虽在不断改变，但总的原则是不变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权力比你大，就要吃得比你好。孙中山先生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登峰造极，是因为它是极权的产物。
关于特供食品争论已久，以前的领导层特供，跟普通食品差别不大，然而现在的“特供”俨然成为了权力阶层的划分。政府机关热衷于搞特供，其一是基于现实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为能最大程度的获取利益，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往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甚至还违法使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或者添加剂。此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虽然具备数量和产量上的优势，但在质量上却难以得到保证，甚至危害到公众健康。正因为如此，处于对健康的考虑和对市场中农产品质量的普遍不信任，各地的政府机关才热衷于搞“特供”。
另外一方面主要源于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尽管从法制和社会伦理角度而言，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公众，所有开销似乎都应该用在服务公众上，也应该征得公众的同意。但在现实中，权力缺少制约，政府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搞一些特供，花高价采购优质农产品给自己享用。由此可见，权力有特供，借权力之手，借公共资源之力，却只给部分群体享用，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法纪和公平正义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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