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 : 出生于1974年，四川人。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从华夏到中国》。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曾在新疆做过十年法医。刀下阅尸，笔下著史，可谓神来转身。目前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作者共识思想者博客。
新秩序下的日常生活
—-米尔顿·迈耶和他“走向疯狂的德国屌丝”
文| 刘仲敬
在一位兢兢业业、不问政治、无党无派的诚实德国人心目中，1936年大概是个美好的年份。他并不否认，元首和他的党在屌丝时代犯了许多错误。只有戈培尔博士的部下才会一味文过饰非，那是他们的工作嘛。他可不是无良海外媒体嘲笑的那种傻瓜，心里自有一本帐。
第三帝国的媒体吹了许多牛皮，但他亲身体验的基本事实骗不了人。他是从大萧条的黑暗岁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深知当前的富裕和安定来之不易。那时连德国的童话都沾染了惶恐的气息，改变了大团圆结局的标准设定。以前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现在是“失业的化学博士幸福地找到了工作”。他亲眼看到社民党反动派对外丧权辱国、对内腐败堕落，把德国的货币弄到连卫生纸的价值都不如，让英国失业者都住得起德国的豪华宾馆，让日耳曼的纯洁少女卖笑养家、伤残军人流落街头。今天，所有愿意工作的德国人无不丰衣足食。即使普通工人都能享受希特勒的福利住房和福利汽车。可耻的条约化为废纸，德国恢复了她应有的尊严。劳合-乔治和林白这样不抱偏见的国际友人公正地赞扬元首的成就，暹罗和中国的领袖纷纷向德国取经。戈培尔博士虽然夸大其词，却并没有捏造基本的事实。再说，难道美国的党派就不为本党的候选人打广告么？
毋庸置疑，任何人在初出茅庐的时代都会犯错。元首这样出身底层、奋斗起家的平民英雄自然免不了沾染流氓气，但他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审慎。罗姆和他手下的极端分子遭到清洗以后，纳粹党的转型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冲锋队是一批梦想通过革命出头的底层痞子和失败者，党卫军就是地道德国式官僚精英文化的胜利。党卫军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子弟，体面、稳重、文明，以社会声望、而非物质待遇为主要报酬。牧师和工业家的女儿嫁给党卫军军官，丝毫不会感到丢脸。经过了数十年大风大浪的折腾，大多数德国人都想安定下来。而且，纳粹党能保证他们安定下来。只有极少数人不满意，他们都是遭到剥夺的既得利益者：犹太人、前朝余孽、外国代理人。确实，这些人没有戈培尔博士宣传的那么坏。他又不是不出校门的少女队队员，不会报上说什么就信什么。然而，难道美国的党派就不会造谣毁谤敌对党派和外国人么？东欧犹太人到了美国，就会不受歧视？政治就是这样，只能顾大局不顾小节。最重要的是：只有纳粹党才能使德国和世界走上正路。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内，即使社民党的孙子也会和纳粹党的孙子握手言欢。事实上，这些人的儿子不是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吗？成熟的人不会反对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新秩序，即使其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这就是米尔顿·迈耶笔下的德国中下阶级，并不是不像讽刺电影《科佩尼克上尉》体现的屌丝之国。这个社会集团包括了小公务员、小店主、小学教师、工会会员和许多体面的农民。俾斯麦帝国的贵族、军官和官僚早就教会他们：只要不问政治、盲目服从，长官就会保证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祖辈的经验告诉他们：上级讨厌民主和平等的胡言乱语，却并不缺乏荣誉感和责任感，更不缺乏聪明才智。闹事对国家和自己都没有好处。一个人只要诚实、勤奋、听话，该有的东西早晚都会有。他们并不想要民主，事实上他们真心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他们真正害怕的乃是没有秩序：上级不像上级，下级不知道怎么办。魏玛共和国体现了他们最害怕的一切。社民党是落魄文人的党，叶公好龙是他们的主要特长。从倍倍尔到谢德曼，他们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小资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手中。马克斯·韦伯正确地嘲笑他们：热衷于模仿法国大革命的文学修辞，掩饰政治不成熟的现实。他们之所以热爱高调批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明知帝国精英绝不会允许他们掌权，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暴露自己的无能。然而，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们居然不得不将自己的口头禅付诸实施。当他们终于有机会把大政奉还给兴登堡元帅时，那副如释重负、感恩戴德的摸样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同样乐于服从希特勒的新秩序，把自己送进监狱。前述电影中的社民党市长就是这样诚惶诚恐地服从冒牌上尉科佩尼克，把自己送进监狱。事实证明：德国社民党员、共产党员和纳粹党员是用同样的材料铸成的，很容易相互交换位置。希特勒“唯出身论”的迫害有点多此一举，这些囚犯原本都会像曼斯坦因的儿子一样为国牺牲。
“小人物是不会从原则上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 米尔顿·迈耶如是说。“如果你想从开始就抵制，你就必须有能力预见结局。普通人怎么可能清楚而肯定地洞烛机先，知道应该做什么？”何况，希特勒非常了解人民的性格和需要。纳粹党的全方位服务周到又体贴，远不像斯大林那样粗暴而残酷。从少年队到退休金，德国劳动阶级很少需要自己动脑筋、负责任。“独裁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大多数人原本就不想思考。”他们“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没有完全看清楚。看清事实需要更大的政治洞察力，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培养判断力。每一个步骤都微不足道，似乎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要么理由充分，要么事出偶然。没有一个德国爱国者会反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步骤，正如你不可能从田里的青苗看出收成的摸样。”在凡夫俗子的眼中，这些小动作和日常生活的其他小事区别不大。“每一步都会更坏，但也只会稍微坏一点点。你只会继续观望，等待下一步……你即使提出警告，也无法提出证明……一方面有法律、国家和纳粹党的威胁，另一方面有同伴的嘲笑。他们觉得你态度消极、神经过敏。”新秩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解除了一切个人责任。融入体制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仅仅怀疑就足以使人感到寒冷、孤独。在大多数情况下，镇压是多余的。最后，一切都太晚了。战争一旦爆发，政府就可以做任何“必需”的事情。德国爱国者害怕抱怨、抗议、抵制会导致战争失败，戈培尔博士的聪明才智完全懂得怎样利用这种感情。他一面许诺“胜利的狂欢”，一面恐吓“叛逆的失败主义”。事情走到这一步，你只能选择一边倒。要么完全接受纳粹歪曲的逻辑，强迫自己永远保持信心，发明更多的借口协助戈培尔博士欺骗自己，希望胜利最终能解决一切问题；要么把赌注押在德国战败上，长期承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事实证明：在劳动阶级当中，没有多少人敢下后一种赌注。
在迈耶看来，纳粹主义并不是、或者并不仅仅是政治。德国知识分子或许能够一开始就从观念角度理解纳粹，但迈耶并不重视他们。他只关心中国人所谓的“老百姓”及其柴米油盐。后世的读者（包括德国读者）可能认为：当时的德国人要么在宣传蛊惑下变成了“希特勒自愿的刽子手”，要么在暴政威胁下度日如年。然而，迈耶的面包师和书记员两者都不是。希特勒那些载入中学课本的暴行，他们也是从报纸上看见的。而且，报道时间很可能在战争结束以后。在盟军飞机投下地狱火海以前，他们不大能体会到希特勒和威廉皇帝陛下、兴登堡元帅阁下的区别。他们是灰色人物，既不支持纳粹、也不反对纳粹，只是保存了服从的习惯。戈培尔博士不能使这样的人相信“水晶夜”打砸抢的正当性，却能使他们相信罗斯福总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共济会的代理人。纳粹主义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填不完的表格、搞不完的集体活动。他们并不喜欢犹太人，但小市民的生活习惯使他们讨厌群众性暴力。反犹主义对他们只意味着多了一些行政手续，结婚和工作必须额外登记自己的祖先身份。他们的切身体会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繁琐的暴政”，赤裸裸的恐怖或压迫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他们能看到的纳粹党都是外围群众组织，谈不上高尚或邪恶。他们嘲笑纳粹辅导员通过“增强人民体质”搞大了未成年少女的肚子，私下里觉得自己蛮世故的。他们知道“希特勒领导下，没有挨饿的自由”和“魏玛共和国有什么好，饭都吃不饱”。他们知道美国政府不会给工人提供大众汽车，美国资本家对失业工人毫无怜悯。他们知道苏联工农一辈子别想离开自己的单位或农庄，德国人去哪一个国家旅行都没有障碍。他们不像一战时的前辈，对战争没有浪漫而虚妄的想象。纳粹党的组织和宣传能力比霍亨索伦王室强大了许多个数量级，却没有召回1914年的狂热。人民沮丧而无奈地服从，阴郁的行列穿过萧瑟的街道。他们原本以为元首技高一筹，能够实现民族复兴而不必付出战争的代价，现在转不过弯来。等他们有时间考虑的时候，考虑已经什么用处都没有了。
这就是迈耶的德国，一个灰蒙蒙的屌丝之国。照中国人的分类法，《他们自以为自由》应该属于报告文学、而非历史著作。老记者迈耶的手法跟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并非没有相似之处。他选择十位“典型”的德国普通人，通过他们的命运展示德国的命运。由于德国和德国人的命运其实没有中国和中国人那么悲惨，所以本书的刺激性不算很大。（当然德国的受害者另当别论，但这并不是本书的主要题材。）他的著作将他本人的1935年采访体验精确地传达给读者：纳粹并不是“恣睢暴虐的极少数人压迫无能为力的人民大众”，更像是某种卡夫卡式的官僚主义“平庸之恶”。至少，对于大多数小人物是这样。（如果他们跟犹太人或其他人民公敌没有沾亲带故的话。）我们顺便说一句，迈耶本人就是犹太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本书在五十年代出版时大概会引起公愤。读者没法不感觉到：迈耶对他的德国屌丝朋友充满温情。如果读者仅仅通过本书了解第三帝国，可能不会觉得纳粹分子和许多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主义者有多大区别。中国读者在决定投入时间和金钱以前，不妨通过以下的思想实验了解本书的感情倾向。
“假定你搬了家，在某地公安局户籍科办理手续。一位婚姻生活不协调的大妈决定拿你出气，故意让你多跑了好几次路。你对此人有何感受？”
“讨厌！去死！”
“她是警察耶！你怕不怕她陷害你？”
“怕她？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好，迈耶的屌丝朋友就是这样看待纳粹党的。在德国和世界最黑暗的时刻，灰色人物和灰色生活仍然占据了德国屌丝、不、屌丝的大部分关注。他们一步步陷入最可怕的灾难，却没有多少陷入灾难的主观感觉；就像新郎和新娘母女同行，却丝毫没有妻子早晚会跟丈母娘一样老的主观感觉。不过，真实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来自远距离的判断，当事人的行动经常源于极其琐屑的原因。如果西塞罗因为晕船、袁绍因为儿子生病、阿卜杜拉·拉赫曼因为擅长游泳，因而改变了重大的历史进程，那么本书的小人物觉得母亲生病比世界大战更重要，显然不足为奇。如果有人觉得：为了教育世人，必须塑造和维护德国人的恶魔形象，不能让他们看上去像平凡的小人物；他多半会认为：本书作者太不知趣，不顾大局。本书出版于1955年，引进于2013年。这个事实应该注意，但不应急于解释。
本书的宗旨虽然不是分析历史，但书中展现的社会生活状态有助于厘清关于全能国家的许多混乱概念。如果全能国家的标准取决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那么纳粹德国的候选资格比苏联稍逊一筹。德国对民间社会的接管是不够彻底的，只满足于没收犹太人和敌对分子的财产。大多数企业（包括报刊）和社会组织只面临不太具体的指导和更加含混的威胁。公开反对纳粹是不可能的，但自发积极配合和敷衍应付形式之间有相当大的模糊空间。纳粹没有对官僚、司法、军事、外交各部门的旧精英阶级进行有效清洗，满足于断断续续的干预。后者在没有明显政治性的事务上，经常按照威廉皇帝时代的老习惯办事。纳粹对血统纯正的德国公民相当信任，对本国社会的优越性颇为自信；因此既不限制本国公民出国，也不优待或收买外国记者。德国的迫害主要落在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头上，不参加政治的纯粹德国人并没有很大的危险。这些特点都是苏联所不具备的。赫鲁晓夫回忆德苏瓜分波兰，抱怨苏占区居民（包括波兰犹太人）急欲逃往德占区送死。其实，逃亡成功率主要取决于中立国护照和外汇。德国人申请这两样东西没有特别的困难，而苏联人却是难于登天。如果犹太人没有暴露身份，从德国逃往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反而更容易。非犹太人如果只考虑逃往中立国，确实没有任何理由选择苏联。如果我们撇开历史的教育意义，直接关注历史本身；那么本书虽然不是历史著作，却是很好的史料。
（网络图片；与本文内容无关）
© Sandra F.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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