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的说话更像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语录。
广州检察院检察官杨斌女士近日辞职，广州媒体对于这个体制内敢言人士给予了热切报道，网易搜狐等南方系旧部所在的商业新闻网站也尽力转载、扩散。45岁的杨斌在2011年就被剥夺了办案资格，原因当然是她讲过那么多真话，被认为与体制抵触。
她讲过什么话呢？
她评价反映文革的电影《归来》：“无望的等待、残缺的结局令人伤痛。再回味，确实不应该有完美的结局，一个从未真正地忏悔和反思过的民族和政党，凭什么归来，又凭什么有未来？”
她讽刺执社会热点事件：“贪官反腐，嫖客扫黄，宇宙教打击全能教，都是奇葩。”“其实我觉得最需要查摆的是组织，个体吃药没用。”评公车改革：“个人认为，公车使用管理制度不仅不应该是秘密，而且应该广泛宣传，广而告之，以方便纳税人监督。”
她评执政党：“没有人能活到一万岁，同理，没有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自诩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我们，昨天不能面对自然常识，今天不能面对社会和政治常识，后文革时代。”
如果事先不知道她的工作身份，很难相信这些话是一个检察官说出来的，更像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语录。这一方面证明，大陆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身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角色承担；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位从30名检察官中遴选出来进入市检察院的女性，确有独立思想。
杨斌成为媒体的公众人物，是因为在2000年为溺毙孩子的母亲辩护，认为这位周姓母亲之所以做出犯罪举动，与背后的男权压迫与社会漠然不无关系，请求法院予以轻判。周姓母亲刑满释放后，回广州找杨斌跪谢，一时间，“良心检察官”杨斌成为广州公共舆论中的重要人物。
这个案件对杨斌的改变，还在于她就此关注犯罪人员的现实困难，开始在治罪之外，对他们进行人道救助，从而引导杨斌创办了一家公益机构，专司从实际困难与精神辅助上给犯罪人员提供救助。
杨斌在2011年被剥夺办案资格，调入了档案室做管理员。这是体制内对知识分子最为流行的惩罚方式，令其闲置，以磨蚀其心志。然后，杨斌继续在社交媒体上评议社会事件，此风不改，愈发取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在体制内也有暗地里的喝彩。
“环境是环境，个人是个人。”认同这句话，虽然我也经常抨击体制之恶，但作为体制人，我依然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选择的，毕竟，不作恶不同流合污，最大的代价也就是没仕途没前途，坚守良知底线就得丢工作乃至坐牢丢小命的时代已经过去。
大陆体制内尤其是司法单位，也有少数异类，在微博上发表公知言论，获得一些赞美。但是这些男性与杨斌不一样的是，一旦领导问罪下来，这些人就会立刻熄火，明哲保身起来，终于导致“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杨斌则比她的男性同行更有勇气，更有担当，也走得更远。
杨斌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美誉度，当然与广州前些年开放的言论环境有关，她与媒体彼此成就。如果在内陆省份，很难想像会有这么这个一个司法体制内的“异见人士”，所以，能够让杨斌抒发情怀，甚至以职业捍卫情怀的，与前些年广州发达的市民社会息息相关。
但广州到底是在大陆，所以杨斌的这一切遭遇，前半程是幸好在广州，后半程则可惜仍然中国。这像是一种宿命，逃不掉，却让杨斌这样的人挣扎着要去脱离和超越。
正如她对“暴民论”一针见血的见解：“今日社会之困境，公权是始作俑者。制造愚民，就得接受刁民暴民，因为他们一脉相承。开启民智，呼唤人性，培育真正的公民，才是解困的钥匙。”
可以想见，辞职后的杨斌会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她失去的不过是枷锁，得到的是自由，这是弥足珍贵的。
体制内当然不乏辞职出走的人，但像杨斌这样，社会公众和体制中人都在默默思考这位女性的出走：这不是另一位娜拉的出走，因为杨斌不是为了反抗男权，而是为了争取心灵的自由。
我们也不该担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毋须为杨斌担心，最该担心的是那些仍然做着出走梦、却始终不能迈出腿的人，体制纵有千般好，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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