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在美国去世，她在文革中坚拒间谍罪名，要当局道歉，展示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她的英文自传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
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中国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自卫符号，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
21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于七三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2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这一历史细节，启动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
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郑念家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知名翻译家方平，七六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曾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号叫“大头”的密友闹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错啊！”
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我母亲黄佩英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家属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程韵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有些共同话题。但到了七七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
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
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郑念的妹妹姚念贻（配音演员，曾为影片《奥赛罗》女主角苔丝蒙娜配音），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死因至今仍为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彷彿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
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电影《苦恋》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
2011年03月31日
 前些日子，微博上许多人在转郑念（1915－2009）晚年的照片，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晶亮的眼睛。时光当然也磨蚀了她的容颜，但老太太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来，惹得人人惊叹。 郑念原名姚念媛，她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徐凤文〈天津：当浮华已成往事〉一文提到，一九三一年，她在天津南开女中念书时，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郑念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学校认识正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郑康祺。他们结婚并完成学业后，抗战已爆发，两人一九三九年来到战时陪都重庆，郑康祺任职于外交部，后被派驻澳大利亚。
一九四八年秋，郑念夫妇回国。后来他们留在大陆，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这样完全维持了旧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无几：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种既优越也不乏张扬的生活方式，在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上海，即便作为统战对象，仍然显得太与众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侧目。
除了丈夫过早去世，郑念作为学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风和日丽的。文革浩劫，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她沦为单身牢房的阶下囚，遭监禁数年，在上影厂当演员的独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狱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处境比狱中虽有天渊之别，但仍被暗中监视。著名学者朱大可少年时代曾与她在太原路相邻，他还清楚地记得，郑念的风姿绰约、孤寂高傲，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
一九八○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忆录《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轰动英美文坛。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讲述文革中个人遭遇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程乃珊母女将其译为《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艺出版社首印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郑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软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有漫长的六年半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读《上海生死劫》，最触目惊心的，却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她不屈服于强权的勇气和固执，以及，她反抗迫害时的机敏、智慧。
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的罪行，她奋力讲道理、摆事实，为自己抗辩。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当健康状况恶劣到身体和思维都接近崩溃时，郑念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比大把脱发和牙龈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体虚脱后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结果是她比审讯者更熟悉那些语录；她也打捞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唐诗，背诵并欣赏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诗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郑念讲述，她在狱中用种种方式维护精神的健全，为了抵御与世隔绝的极度孤寂，有时甚至主动出击，故意与看守争辩，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脚踢、被称为“疯老婆子”。在她看来，“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
审讯者不仅无法让郑念认罪，也没能用自己地位的优越，击碎她骨子里的高傲：她除了自证清白，也不诬陷他人，甚至胆敢为刘少奇辩护；她身为囚犯，却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怜；她跟他们斗智斗勇，思辨与表达能力、智力水平都明显高出一筹；即使饥寒交迫、濒临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洁的习惯，那份矜持、清雅气质，并未在非人的处境中全部磨损。教养的光线有时候很微弱，只能照见一己一身。然而，凭藉这粒微光，加上非同寻常的强硬个性，郑念以纤弱之身，独自抵御了世间的酷烈、人生的无常，这种“穷且益坚”的力度、韧性，异常动人。
出狱后，郑念的体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狱前减轻了三十斤。时隔多年第一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样，她大吃一惊，“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这股犀利警觉的眼神，贯穿其晚年，和手腕的伤痕一样，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
文革结束，郑念获得平反，处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国时已经六十五岁，又积极去适应新环境，着书、演讲，抵御老来的病痛、孤独和飘落异乡的怅惘。她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九死一生，病逝于华盛顿，享年九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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