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刚刚经历了职业生涯里最沉重的一课，实在走不出来。
周末坐上高铁往北，强迫自己散散心。收到一位善良领导的安慰，毒舌把我逗乐了：“一直知道你优秀，没想到这么优秀；一直知道你倒霉，没想到这么倒霉”。扑哧笑了。
那是2014年8月28日的中午，突然收到私信，一个素不相识的网友很气愤地告诉我：“佳佳姐，你的作品评上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却又因为今年新出台的政策被拿掉了。看不下去了，实在是太恶心了！！！！！”
顿感一头雾水。说起来，我是个神经大条且极其不善于适应某些“环境”的人。今年3月，佳访去年8月播出的一期节目《罗昌平：实名举报 第一只螃蟹不好吃》获得广东新闻奖一等奖，继而有资格角逐体制内新闻行业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6月已经得知我的节目在全国数十个报送作品中突围进入了最后九个终审的，也仅仅是知道而已，从未有一秒钟想过我要做点什么，也不懂我该做点什么。
8月28日收到这封私信之后，各种信息潮水般涌来，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加一个清晨，手机上80多个来电和打出，无数短信。在领导和前辈的诉说中，我的信息拼图终于完整：
在中国新闻奖电视新闻访谈栏目的小组评选中，我的节目被评委们推选为一等奖（唯一）。“小组的时候都没播完，评委一致认为这片子很好”。接着所有一等奖作品被上报，如无问题，第二天便会投票通过。而就在这个环节，有人“告状”。
关于中国人的互害，我自以为早已了然于胸。中国新闻奖这种体制内单位拜若神明、与多少领导的政绩直接挂钩的大奖自然是名利场中心。举报他人之类的事情想必绝不会少。但我之前想从未敢奢想自己这么个彼时诞生才仨月的节目能获奖（更甭说是一等奖），也就真没想到这一层。以为举报者最多找出些错别字（好像没有）、表述和唱词字幕不完全对应（不是每个字一致）之类的鸡蛋里挑骨头。却没想到，举报的理由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中国记协在2014年出台了一项政策，大概意思就是新闻工作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获得的新闻线索进行个人行为，擅自发微博微信啥的。举报者认为，罗昌平用微博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贪腐这件事情本身，就违反了政策。
听这个理由，我也一惊。记得读胡紫微写自己被免职原委的《最好的告别》，她听到总编辑转达阅评员欲加之罪的责难时想到了鲁迅笔下的一种表情——骇笑。我在那一刻也一定是如此。什么叫牵强，什么叫欲加之罪，我的脑子里突然为这些中文词汇找到了最好的案例。
听说有好几位评委打抱不平。首先，在节目里，我和罗昌平探讨了职业伦理的问题（那时政策都尚未出台），我质疑了这种个人行为多多少少与记者的职业身份有关，罗昌平认可“无法给自己清晰的辩护”；其次，政策在2014年出台，罗昌平实名举报发生于2012年12月，我们的节目播出于2013年8月刘铁男被双开之后，都远远早于政策；最后，这是中国“新闻奖”，应该看作品，看业务，旁的事情扯什么呢。
那个下午，几位善意的评委前辈和领导在帮我申诉。最初爆料给我的善良深喉跟我说“二等肯定有的”。我的心里却已然有了一种悲凉不祥的预感，可能会一黑到底。
贰
果然，8月29日，几个好心的人都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节目被直接撤下，不再参加评奖。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依然不可抑制地大哭一场。当了太久什么都扛下的女汉子，很久没这么伤心了。我爸在电话那头应该很心疼吧。
接着擦干眼泪，强迫自己坚强起来，像听另一个人的八卦那般知道了详情：一等奖树大招风，挡了竞争对手的路，被暗地举报。记协开了大会审判节目的命运，很多评委辩论。最终记协领导认为节目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罗昌平举报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政策毕竟出台了，这个节目评上奖会有“不好的导向”。于是一撤了之，人人安全。
当然不会有人在意一位作者的自我辩护和感受，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
后来闺蜜笑我，“谁让你不懂找关系使劲儿，你应该打听评委是谁，然后跟他们说，求你们别给我一等奖，二等就好啦”。大笑，苦笑。
想起去年专访饶毅，他跟我说的一段话：“我20几岁出国，40多岁回来。不太熟悉的是文化问题，中国经常有人在后面害人。而这我已经20几年没看过，等于我成人阶段就没有看过谁害人。我回中国以后那两年，我突然意识到，谁在害我谁在害我，而且有些人是我曾经或者我直接帮助过或者间接帮助过，或者对他是很好的人”。
这种厚黑令我齿冷。长久以来，我从不曾畏惧竞争，甚至喜欢竞争。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最缺少的就是竞争。太多潜规则和“你懂的”使得原本活力四射的社会扭曲变形麻木。竞争是社会自我纠错、逐渐趋近良性发展的必然，不看背景，不管出身，远离拼爹。
参加过数次国际项目，我深深知道良性的竞争是“你比我强我向你学习，争取超过你”。2012年，我作为唯一中国记者参加美国East-west Center的杰弗逊研究员项目，16位来自全球各国的记者要发表围绕城市化主题的演讲，最终选出四个人代表整个集体在首尔的第三届国际媒体峰会做panel演讲。在包括几位英文母语的同行中，我的演讲竟然得了最高分，最终被第一个选为大会演讲者。记得我的演讲一结束，两位美国同行和一位日本同行便走过来，很开心地跟我握手：“Your presentation is great! Very nice! ” “I learned so much, thank you.”刚刚学中文的泰国同行用奇怪的发音说：“好棒，祝贺你！”
而在我们这儿，“你比我强我拉你下来”，我苦笑。闺蜜深有同感：“我能拉你下来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拉你下来，拉不下来就算了。下次再拉。”
叁
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教我，为了得奖应该如何如何做。我听来听去，投降。突然就悲从中来：我希望做出些正常的好节目，但在这个环境里我必须学着适应，自废武功，自我阉割。久而久之我就废了，即使到了正常环境也不会正常工作了，成了四不像。于是此生我既不可能拿到中国新闻奖也不可能拿到普利策了。
后来，有两位评委跟我说，记协领导其实也非常无奈。主席左右为难，最后说出了非常令人动容的话：“作品真是好作品，很可惜。作者没错，作品没错，报送单位没错，但就是不能得奖。要说有错，都是我的错。”
那一刻我突然释然，想起胡紫微写她被处分离职时提到：“对于时任总编辑的Z先生，当时不能不说是感到很诧异的，竟然可以拿一些根本站不住脚的荒唐理由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剥夺别人的职业尊严，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恐惧。并不见一丝担当。现在想来是未免过于自怨自艾了。在一个狼奔豕突的社会里，大家不过都是自求生路的可怜虫吧。谁会担待谁呢。鸟为食亡。” 那一刻，我突然相信，大部分人其实温暖而善良，只不过人人都无奈，人人都蝼蚁。
肆
有朋友不解，你这种浑不吝大大咧咧蔑视条条框框的人，居然会在意这种有些南周和财新记者直言引以为耻的和谐大奖？太不像你了。
我笑了，以我气死人不偿命的性格，的确对体制内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奖项感冒不起来。但我真的在意，不是希望锦上添花，而是太需要雪中送炭。佳访诞生400天，困难重重，先没有编导后来不给后勤再撤掉美编，现在连摄像也岌岌可危。没有团队也咬着牙干下去，一手把两个聪明的90后实习生培养成了很靠谱的编导。每两三个月就听到有人说“不知道过一段你这节目还在不在”。是的，在势利又无奈的丛林里，得个体制内大奖，就不再会为生存挣扎。
对，为了生存，我就是这么俗。
伍
这之后很多人开始各种安慰，我一瞬间觉得自己宛如讨薪农民工，承载着人们满满的同情和对弱势群体爱莫能助的无力感。
各种“你还年轻，还有机会”的话听起来很正确，我却觉得荒谬而滑稽。记得一位学长几年前喜得宝宝，婴儿降生六天后夭折。他说他站在BB ICU门口的感受就如同当年北川中学门口的家长：“等待奇迹”。实在害怕听到“你们还年轻，还可以生”这般自以为是的安慰。“你不是我，永远不可能体会我那种被生生剥夺的痛苦。我或许还有机会，但那个婴儿，谁考虑过他的机会”。
我的故事当然没那么壮烈，但缺乏信仰的环境如何放过自己的确是门学问。各种安慰中，有一位同行的我听进去了：“你的节目现在才一年多一点，当时才诞生三个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足以跟自己和任何人交待了。活得不那么条条框框未必不是好事。吃亏是福，你被剥夺的、你攒下的福分未来都会得到补偿的。”
这400天里，我成熟了十年。不是不想，只是愚笨，终究学不会丛林法则中八面玲珑的“聪明”，倒也避免了变成自己一直鄙夷和厌恶的那类人。终于想通：既然迎合不了别人，我还是做自己好了。
作者：李佳佳（制片人、主持人）
© dapig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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