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秦筱
谁是中国最高危的自杀群体？
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压力大，甚至有抑郁等心理问题。撇开官员的特殊职业，这些特征刚好符合自杀者中占比最大的群体——只不过，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国的现象则恰恰相反。
中国的自杀者主要是农村青年妇女。
2002 年，费立鹏的研究第一次让人们关注到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自杀模式。这位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副教授从 1995 年就来到中国，专门研究看起来十分独特的中国人自杀问题。
费立鹏在文章中指出，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 39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三倍，而我国的女性自杀率却比男性高出 26%。
此外，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杀率普遍高于农村人口，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多。
费立鹏则如此描述那些自杀的农村妇女：“不是抑郁症不是分裂症，不是任何长期性的什么症状，就是冲动性的。”
同时期的调查报告《中国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未遂》支持了他的判断。
研究者在山东、河北、河南共四家医院的急诊室，访问了 147 名 35 岁以下、自杀未遂的农村妇女，得出这样的数据：58.8%的自杀者从萌生自杀念头到采取行动之间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40%的人考虑时间不超过十分钟，11%甚至在一分钟之内就做出了决定。
一对小夫妻，平时感情很好。一次妻子单独在家，有贼偷偷潜入，偷走了一台录音机。回家后的丈夫得知家里在妻子眼皮底下失窃，发脾气说了她几句。习惯了被娇宠的妻子受不了，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
一个孩子迷上了电子游戏，让母亲一筹莫展。又一次把屡教不改的儿子从游戏厅里“抓”回来后，母亲对儿子的发誓许诺再也不信任，打折了一把扫帚也不能解气，扔下扫帚就跑出去喝了农药。
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为《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做田野调查时听到的两个故事。
在中国农村，类似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简单的夫妻口角、情人斗嘴、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在“一时冲动”的催化下，便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按照国际标准推算，每出现一个自杀死亡者，背后就有 10 到 20 个自杀未遂者，如此算来，我国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妇女自杀未遂。
不过，在心理危机与自杀干预专家李献云看来，“自杀未遂”才是真正的“成功”。
不仅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偏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自杀未遂率也远高于男性。李献云认为，女性在遇到挫折时更倾向于尝试自杀，“但她不一定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求帮助、摆脱痛苦，甚至只是为了吓唬其他人”。而那些成功的自杀，更像“失败的自杀未遂”。
吴飞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为这种“中国式”的自杀心理找到了解释：与西方人往往在绝望中一心求死不同，中国人将自杀视为一种工具——追求“正义”的工具。
当然，这也与日本人的传统自杀动机不一样：日本人可以为了荣誉和耻辱感自杀。
在社会学者的观察中，存在于中国的自杀现象，“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他将家庭生活比作一场“权力的游戏”，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争取其他人的尊重和珍视，一旦受到“委屈”，自杀便成了扳回局面的最后一招，“不过是过于当真的‘撒娇’而已”，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我要是死了，看你后不后悔。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 62%的自杀者选择服用农药：农药容易得到，而且看上去比跳楼、上吊等方式更“温和”。但她们往往低估了农药的致死性，加上农村医疗水平相对较低，很多人是在醒悟过来的悔恨中毒发身亡的。这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农村自杀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而且，该中心研究员桂华通过案例调查发现，农村妇女的自杀似乎经历过一次比较集中的风潮，而现在这股风潮已经结束。
桂华在 2009 年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湖北东南部的一个村落，1980~2000 年曾经历了一个跨度极长的妇女自杀风潮——这个村子从 1970~2009 年间全部 32 起自杀中，有 22 起妇女自杀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桂华认为这些妇女“为受过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一代。这一代妇女婚后开始反抗传统的父权与夫权，向婆婆夺取当家权，并表达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诉求，引起了严重的家庭内部冲突。妇女自杀就是这场血淋淋的家庭权力斗争的后果。”
到了 2000 年之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基本确立，随着家庭权力斗争的结束，妇女自杀潮相应地消失了。
时隔十年，这一规律再次生效。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从 2009 年到 2011 年，仅仅三年时间，中国的自杀率就下降了 58%——这是香港大学自杀研究和防御中心的一项研究结论。
中心主任叶兆辉表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如此迅速地降低自杀率。而这“并不是通过显著提升心理健康服务和开展任何有关降低自杀的全国性宣传来完成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有对污染、食品安全和房产价格的担忧，但城市生活标准和整体满意度有了提高”，这让本就不高的中国城市人口自杀率进一步下降。
但变化最显著的还是农村。年轻人纷纷前往城市工作，对很多年轻农村女性来说也是好事情，这让她们从家长的压力、糟糕的婚姻、爱管事的婆婆、穷困的农村生活中解脱出来。
农药不再触手可及，更重要的是，传统的三代同堂大结构随着年轻人的离开变得摇摇欲坠，大大减少了可能导致自杀惨剧的家庭冲突。
对比令人惊讶：2002 年费立鹏的报告显示，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中国农村妇女——中国自杀者中的主要群体，每 10 万人中有 37.8 人自杀，如今这个数字连 3 都不到，跌幅超过 90%。这也将中国自杀者的男女比例拉至前所未有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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