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个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对一名妇女的死刑判决，该女子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并将其分尸。最高法决定把这桩引人注目的案子发回省级法院重审，这一标志性的决定是迄今为止中国慎用死刑判决的又一迹象。
据信，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超过了全球其他各地处决的死刑犯的总和。从一开始，43岁的李彦就似乎很可能成为一名死囚。2010年，她用气枪打死了丈夫，之后分尸烹尸。不过，警方的照片和医疗报告证实了李彦称丈夫曾对其实施家暴的说法——包括在她身上摁灭烟头，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用气枪威胁她。最高法正确地判定，这些情节足以支持法院重审此案。
中国正在减少死刑判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学者刘仁文透露，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人数下降了一半。目前，许多暴力犯罪分子被判处的是所谓的死缓，该判决总是会在之后降格为无期徒刑。这种对死刑的限制赢得了民众广泛的支持。
一个收集被处决的死刑犯器官，并且据说还会出售的国家，是怎样变得倾向于运用更人道的刑罚，来取代死刑的呢？
和全球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年代都执行过死刑和其他一系列严酷的刑罚，其中有多个朝代出现过发配为奴、墨刑和阉割的刑罚。不过，自汉朝以来（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儒家学者开始强调以人道主义方式构建司法制度。他们主张，刑罚的目的是促使违法者洗心革面，重建社会和谐，而不是为了报复。
有一条重要的准则是“出礼入刑”——即只有当较温和的手段失效时，才会动用刑罚。尽管多个世纪以来，中国肯定发生过残酷的处决，不过帝王们会定期干预，发布大赦令，赦免所有的违法者。有些帝王做得更进一步，8世纪，唐玄宗曾短暂地取消死刑，中国由此成为几个少有的取消死刑的封建国家之一。
到皇权时代末期，中国处决囚犯的做法与欧洲相比尚算温和。清朝（1644年至1911年）的圣旨显示，中国基本上避免了当时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普遍盛行的狂欢式的死刑处决。公开处决是气氛庄重、秩序森严的事件，守卫会驱散乱哄哄的围观者。
1949年毛泽东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以死刑作为政治工具，发动了血腥的惩戒运动，当局大肆搜捕嫌疑人并迅速执行处决。从1950年到1953年，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当局处决了逾71万政治犯。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期间和邓小平之后发起的“严打”运动中，死刑处决在国家的纵容下再度激增。
毛泽东不会驱散人群，反而会鼓励众人围观。他无视华夏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人道传统，在1951年公开宣称死刑往往能“平民愤”。对他亦步亦趋的领导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如今，中国处决囚犯经常会激起民愤，而非平息民愤。2007年到2008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资助的一项调查访问了三个省的近4500人。调查发现，只有58%的人支持死刑——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60%。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调查中的受访者清楚，死刑的执行是不公平的。69%的受访者认为，贫困的犯人比富裕的犯人更可能被处死，这种印象是准确的；而60%的人认为，无辜者可能会被误判。的确如此，中国媒体一直在广泛报道错案——比如河南省的一名男子被判犯有故意杀人罪，但所谓的被害人却在2010年现身。
其他一些调查表明，相比于普通民众，中国的法律和政治精英更支持死刑。然而，这些人群已经注意到了民众的改革呼声。在中国尝试展现自己拥有一个更现代、更公正的法律制度之际，错判引发的强烈抗议，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正当性构成了挑战。
犯罪学家进行的采访显示，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发挥了一定影响。1977年，只有16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如今，已有140个国家——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中国的法律学者和法官们完全清楚自己的国家是异类。
2006年，一群有改革意识的法官开始正式倡导，实施惩罚时要审慎。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带领下，他们推行了“少杀慎杀”的格言。第二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复核所有死刑案件，极大地制约了下级法院做出的死刑判决。结果，许多案件被改判为死缓——实际上意味着囚犯在狱中服刑约25年。
这种转变遭到了强硬派的抵抗，他们警告称这么做会导致犯罪激增。但此后并未出现混乱。一些犯罪学家现在表示，过去那些严酷的运动实际上加剧了暴力犯罪，因为它们致使罪犯不愿放过目击者。
中国警方依然会开展惩戒运动。但在这些行动中被捕，不再必然意味着会被处死。就连在2008年那起著名案件中猛刺加拿大模特戴安娜·奥布赖恩(Diana O’Brien)二十多刀的农民工陈军，也只是被判死缓。该案发生时，距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一个月，当时警方正在打击大小犯罪。过去一年里，我采访了前警方调查人员、陈军的家人和奥布赖恩的母亲。采访表明，在该案中，当局急于表现出克制。对他的审判表现出的重点是赔偿和社会和谐，而非报复性正义。
中国的刑罚实践远称不上开明。即使刘仁文透露的，中国处决人数减半的说法是真的，对话基金会(Dui Hua Foundation)的数据依然表明，中国一年会处决约3000人，而美国2013年仅处决了39人。
但即便是处决人数初步出现下降，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样能允许李彦那样的人真的有机会享受到正义。中国的法官和政策制定者应该继续关注公众对保持克制的呼声。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可能回归中国仁慈的本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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