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如何形成合力?
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再到现在的雅安地震,我见证了民间赈灾力量的壮大,但始终无法与政府主导的救助力量成为合力。
在玉树的救灾前期,最不知疲倦投入救灾的,恐怕是僧人。
玉树公安局某藏族处长告诉我,喇嘛在救灾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光阿坝某寺就来了1千多个喇嘛,不住帐篷,晚上睡车里,白天扛锹去几十公里外的牧区救人,那些地方救灾前期部队根本顾不上。
玉树地震后,最多的时候有4万僧人参与救援。当地人认为僧侣在救援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僧侣的存在,无论是对生者的安慰,还是对死者的超度,都能给灾民起到抚慰的作用。
僧侣救灾和政府救灾最好的形式就是互补。但很难。政府救灾程序严格,着重户籍人口,分发物资钱物都要登记;而寺院救灾大多开车沿途分发,见人就给,不分外地、本地,发物资,或者三五百的钱款,也不用登记,解决了一些边缘灾民的困难。
理想的状态是,民间志愿者编入救灾序列,自发捐助的物资交由政府部门统一分配;
现实的状态是,志愿者各自为战奔向灾区,他们想绕过民政与红会机构,将自己凑集的救灾物资直接发放到灾民手里。
因为担心被克扣,大量民间人士和车辆涌入灾区脆弱的运输线。
4月21日晚上,我在宝兴县体育场的地震棚里,亲耳听到宝兴县委书记说,“我们不再是孤岛”,雅安到宝兴的道路已经全线通车。
4月22日下午,我搭乘一辆民间救援车辆从宝兴离开到芦山。
个人认为,这条路远不到正常通车的标准,至少十余处塌方点山体无加固,路面无硬化措施,仅用挖掘机清出单车道,通过时车顶时有落石敲击。这一路段的地质损害甚至远超汶川地震时绵阳到北川路段。
行人、摩托车、工程车、社会车辆走走停停,没有明确的规矩和标准。我混迹在救援者、灾民中,麻木地相信有大难不死的侥幸。
一度成为“孤岛”的宝兴县,实地采访才知道,这里跟震区的其他地方受灾相仿,并没有外界传闻的那样有特别惨烈的灾情。
我和摄影记者刘浚是4月21日下午进入宝兴县的。那时宝兴方向的陆路还未通车,我们搭乘成都军区陆航旅的直升机进入,这也一度在网上引起了争议:为了所谓及时报道,记者是否应该占用救援通道?
我们是在芦山中学足球场的临时停机坪上,偶遇成都军区陆航旅藏族飞行员多么秀的。
51岁的多么秀,已有36军龄,特级飞行员,参加过汶川的救援。截至到4月21日下午3时,他说自己已经飞了五架次。多么秀正在等人:“一会儿将空运首批国家救援队队员进宝兴县”。
这次蹭军机进入“孤岛”采访,与所谓记者的“特权”无关。后来听说国家救援队“徒步”进入宝兴,倒有些诧异。
参加过汶川救援的多么秀告诉我,这次芦山地震,跟汶川地震不可同日而语。
“汶川地震时,我们飞行的密度大得多,难度也远超过这次,”多么秀说,“进入宝兴之后,才知道这里不是像外界猜测的那样损失惨重,房屋的损害情况还没有芦山县严重,大概是前期通讯和陆路交通中断,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宝兴的机降条件也不错,在青衣江畔的公路很宽敞,是一个理想的着陆点。”
5年前,汶川地震时灾情超乎想象,救援官兵还有志愿者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几乎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凝重甚至绝望的。
这次不一样。尽管灾区里同样到处都能看到救援官兵的身影,但明显从容得多。
在宝兴县城的灾民安置点里,志愿者们支起了几口大锅,为官兵做饭。饭菜很丰盛。比如4月22日的午餐就有肉末红焖茄子、青椒肉丝、酸笋回锅肉等“硬菜”,晚餐还有香喷喷的四川腊肉。
“这些物资是政府筹集的,包括外界的捐助,以及本地老百姓提供的,”一位做饭的阿姨告诉我,“目前暂时只能提供给官兵,灾民的餐饮主要靠自救。”
一个小女孩盯着大盆里的肉食,馋得不行,打饭的阿姨破例给她打了一小份。
就我目之所及,这次部队的野战餐车非常少,至少在宝兴县城里,没有看到一辆。
挺住的楼房
汶川地震震出了这个国家难以启齿的“豆腐渣”。
当时,当我和同事们徒步十几公里赶到北川中学的废墟前,“灾难”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新的定义:狰狞的预制板和钢筋中散落着很多来不及收殓的师生遗体。
当时我所在的媒体《体育画报》摄影记者郑福利冲了过来:“你们拍的照片,死者没闭眼的都删了吧!”
我删掉了所有的死者照片,承认无法冷静地记录同胞的悲惨。
最积极申请来汶川地震采访的某位同事,甚至无法支持下去,暂失报道能力,他不得不找灾区的心理咨询专家长谈。但5年之后,我还是看到他从芦山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我是在2008年5月17日碰到赵永贵的。他是四川曲山镇任家坪乡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行医几十年。卫生部《健康报》的前线记者请我一定要好好跟老赵聊聊:“他是大英雄,地震的时候救出了很多孩子!”
赵永贵没讲他救人的事迹,他把我拉回了北川中学的废墟。 “看看这些钢筋,口径那么小,怎么能支撑得起5层的大楼,你们应该拍下来,多少孩子的命呀!”
汶川地震之后,开始了整个国家对“豆腐渣”现象的经年拷问。这个问题,同样以另一个形式存在于玉树。
在玉树时,学者尼玛江才告诉我:三江源生态移民,这是玉树地震最悲惨的群体。
尼玛说,2004年,一户给4万元修房子,让牧民从帐篷进到房舍。随着物价飞涨,4万块根本不够。不少承建商干脆不干了,把4万块给了牧民,让他们自己修。这个模式一度还被赞扬。比如玉树的上下拉秀两个乡就是生态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有领导考察时还表示,“知足吧,这样的房子在城里叫别墅!”
4万块修一户房子,主动、被动都会偷工减料。震区有生态移民感慨,“我们原来就是住帐篷,怕什么地震!”打破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即使没有地震,也会出现其它文化和生活上的脱节和阵痛。
不过,整治“豆腐渣”,似乎在这次雅安地震中看到了一点积极的效果。
汶川地震后,澳门援建的芦山县医院,除了大门口的水泥地上有条明显裂纹等,这次地震中基本无恙,不但能承担基本的救助功能,还一度成为救灾的一个分指挥中心。
经历了7级地震冲击后,若要找最“完美”的建筑,2010年9月重新修建的宝兴县中学恐怕能排上号。
这所中学是汶川大震后,由海南省对口援建的。宝兴县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就设在该中学的操场上,救灾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救援官兵起初是在操场上搭建的帐篷,4月21日晚上,操场上人员安置已近饱和,大量官兵们被安排进教学楼和宿舍楼。
有士兵嘀咕住进建筑物里是否有危险,几个当志愿者的学生一边拉一边说:“别有顾虑啦,我们的楼是512后建的,抗8级地震的!”
学校本该是各级地震中最安全的所在。这几年来,一直收到北川地区采访对象的电话,控诉着豆腐渣工程,他们是遇难学生的家长。我无法用宝兴县中的“完美”去安慰他们。
冷静记录还是倾情投入?
在三次地震中,汶川地震伤亡最大。我一边告诫自己要写冷静平衡地报道,一边被巨大的无力感驱使,总想做点什么。
但能做什么呢?玉树地震后,我决定除了做个记录者,还要当志愿者。
自费辗转进入玉树灾区后,目睹了与汶川地震类似的灾情,我个人捐出了5千元,同时和一位朋友在推特上募捐,一个星期募集了7万多善款。
藏族学者旺杰告诉我,捐助玉树物资不能忽视了藏胞的习惯。一块糌粑比一箱方便面还受欢迎。另外,大灾后祭祀用品极为短缺。他去医院慰问时,拖鞋、营养品,病人熟视无睹。拿出一点祭祀的熏香,立刻被围拥。
我们从玉树赶回西宁,采购了帐篷、藏文民间故事图书、文具、煨香、卫生用品等,与别的民间救援团队拼车,再次进入玉树。 在玉树志愿赈灾近一月,好歹把所有物资都送入了玉树周边的偏远山村,其中不少地方是受灾以来第一次见到赈灾物资。
当然也亲历了民间救援的一些乱象。
比如一个女孩特着急地向我们请求支援一顶帐篷,说是尼玛孤儿学校的医疗救援队急用。后来才发现,她把帐篷扔在营地里跑去别的地方了。这所孤儿学校是震后玉树受关照最多的学校之一。中央领导光临后,兰州军区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倾力共建,板房、餐厅和阅览室都建好了,红色标语把校园包裹起来,是党疼国爱的典型。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讨回了这顶帐篷,捐给一家尚未领到救灾物资的受难家庭。
信息的扭曲传播,在三次大震中均有突出表现。比如玉树,一开始有大量的传闻说,灾民们哄抢物资,见到赈灾车辆无论公私就砸就抢,甚至捅死捅伤了人。
这个传闻令人惴惴不安。但真进了玉树,才发现谣言的可笑。近一个月里,我没碰到传言中蛮横欺霸的灾民。相反,他们真挚单纯。顺风车随便搭,路遇僧侣合十致礼,孩童热忱礼貌。我们所住的帐篷,贵重东西颇多,交与几个隔壁帐篷的孩子看守,未丢一物。
志愿者之间的互相猜忌也闹出了笑话。
我们的首批物资能进玉树,是临时找到西宁志愿者车队,然后找关系弄到了红十字会的通行证。
车队行至距玉树约50公里的歇武镇,我和同伴被当地警察带走。新结识的志愿者朋友怀疑我们身份有假,偷偷报了警。
我和同伴被没收了电话,分头塞进两辆警车,车反复在山里兜圈子,到了一个山崖。
兜圈子是为等玉树州的领导过来鉴别我们的身份。等某领导来了以后验明正身,检查了我们带的救灾物资,大概是出于歉意,他用警车把我们送入了玉树。
7万多元的物资如愿送入了最需要的灾民手里,这短暂的成就感,却被一位世界级知名艺术家的嘲讽给驱散了。
他告诉我:做慈善会上瘾的,必须警惕自我感动。
这次,尽管政府部门三令五申让民间救援力量暂时不要进入灾区,还是有数量巨大的各地志愿者的车辆通过各种渠道闯了进来,甚至在宝兴这样的“孤岛”里,除了四川、重庆等地的志愿者外,还有来自青海、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志愿者。
我搭了一辆来自湖北十堰的志愿者的车出宝兴。他们一共来了三人,车是路虎,物资是后备箱里的红牛,方便米饭等。姓周的志愿者说,他们就来了一天,“感觉啥都做不了,的确是添乱,发完东西,路一通就赶紧离开吧,真后悔,5·12时该去没去,4·20不该来却来了。”(文涛)
© dabizi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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