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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罗大佑《皇后大道东》被音乐平台全面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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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音乐博主 @AlternativeNation 近日在微博透露,由罗大佑作曲、林夕作词的《皇后大道东》疑因歌词敏感,已被大陆各大音乐平台下架(文末附歌词)。该歌曲发表于1991年,林夕在当年的香港电台节目中表示,97年主权移交后,香港“或者不会有这样自由的创作环境能写这些题材”,所以“现在先写”。

另类国度微博

被删微博截图

@AlternativeNation:罗大佑与林夕合作的经典歌曲”皇后大道东”终于在数小时前被各大音乐平台送终 ​​​​




附:1991年,罗大佑与林夕谈《皇后大道东》

另附:《皇后大道东》歌词

作词:林夕;作曲:罗大佑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有个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
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
每次买卖随我到处去奔走
面上没有表情却汇聚成就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照买照卖楼花处处有单位
但是旺角可能要换换名字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这个正义朋友面善又友善
因此批准马匹一周跑两天
百姓也自然要斗快过终点
若做大国公民祇须身有钱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冷暖气候同样影响这都市
但是换季可能靠特异人士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即是色即是空….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这个漂亮朋友道别亦漂亮
夜夜电视萤幕继续旧形象
到了那日同庆个个要鼓掌
硬币上那尊容变烈士铜像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会有铁路城巴也会有的士
但是路线可能要问问何事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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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逃犯条例:香港修法抗争变阵政府大楼接连被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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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条例》修正案争议未息,数以千计香港示威者先后围堵数座特区政府主要部门之总部大楼,抗议港府拒绝宣布全面撤回修法草案。

示威者星期五(6月21日)早上在金钟政府总部聚集,其后有人号召堵塞总部南侧之夏悫道马路,但让被堵车辆离去。在场BBC记者观察到,这些行动都显得突如其来。

他们随后涌至200米外之香港警察总部抗议。至下午,一些示威者转移至不远处之入境事务大楼与税务大楼,堵塞地面大堂。大楼门外干道告士打道也出现疑似示威者架设的路障。

此前,多个网上团体向港府定出星期四傍晚的最后期限,要求撤销《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释放并撤销起诉此前被捕之示威者、收回港府对6月12日警民冲突之“暴动”定性,并追究冲突期间警员涉嫌滥用暴力与滥权行为。

香港警方在警察总部被围堵后公开呼吁示威者和平散去,强调这将“严重影响”应急服务。警方随后再发书面声明称,警察总部所在之湾仔区接警出警受阻。

来自现场的报道称,总部门前警员一度举起带有“警察封锁线不得越过”字样的“黄旗”警告标语。警民双方都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有在游行集会中常见之警方搜证摄影师在场摄像。

警方至傍晚于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指控示威者“有组织,有预谋”,“妨碍市民紧急求助”。


特区政府也试图再次说服群众“暂缓等同撤回”之说法。一份书面声明称:“政府发言人重申,政府已完全停止《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本届立法会会期明年7月结束,条例草案届时将自动失效,特区政府会接受这事实。”

BBC记者于香港示威现场所见

BBC记者张英华(Helier Cheung)对示威者转移过程的观察:

2. 将近11:00(03:00 GMT),现场有突发行动,学生们开始走动,当中有些人似乎早就想好,但大多数人都不像知道计划。问他们要去哪,他们只知道跟着大队走。

3. 局势确实变得绷紧。虽然大致上还是和平的,但有人提示大家戴起口罩,也有人开始堵路。一些人呼吁群众腾空一条车道,让被困车辆开走。

4. 在警察总部后方,有几个人朝着警员骂脏话(其中有几个人较年长),但大多数人在喊着“放人”等口号。警员除了架起铁马之外,也没多作反应。后来警员奉命关上大闸(群众报以嘘声)。

5. 虽然静坐规模庞大,但对抗性不算特别强。立法会方面看不见警察;警察总部只看见常规警员,而非防暴警察。

6. 警察似乎在尽力保持克制,避免挑起示威群众情绪。示威者都在喊口号,有人扔鸡蛋,但仅此而已。您大可以解读为双方都不想酿成暴力冲突,双方都不想输掉公关战。

7. 示威者和警察今天似乎都对记者彬彬有礼(无线电视的记者除外,示威者明显不喜欢他们),感觉跟我从前报道过的抗议活动差不多,也跟6月12日记者投诉警方暴力对待的局面不一样。

《逃犯条例》修订停止至今都发生了什么事?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6月15日宣布暂缓是次修法,但未能遏止民众不满。民间人权阵线隔天举行的第四次游行据称有200万人参与,比之前一周翻了一番。林郑月娥继而在18日召开记者会当众“至诚道歉”,但并未直接回应群众提出“撤回”修订的要求。

与修法工作直接相关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21日发表网志,加入书面道歉行列。她写道:“对於过去几个月的争议而引起社会的矛盾和纷争,作为政府团队的一份子,我在此向大家作出真诚的致歉。我们会以最有诚意丶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并会加以改进,继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林郑月娥与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原本把12日之警民冲突形容为“暴动”,但两人其后均改变用词,林郑月娥更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认为、亦没有说过参与6月12日在金钟一带的公众集会的大量人士──特别是学生──是暴徒,我们没有说过。”

但这反而引起基层警员不满。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于冲突当天称“不容许暴徒以暴力要挟政府和国家”,于20日又称有人“恶意制作大量虚假消息及负面言论”,“意图借此分化及抹黑警队,居心叵测”;香港警队四个工会会晤卢伟聪,“强烈反对”独立调查6月12日冲突。

香港记者协会与国际特赦组织等则先后发表声明,称已搜集到一些视频等,证明当天执勤警员涉嫌滥权。

林郑月娥于18日的记者会上并未提出辞职,示威者似乎认为要求其下台已不现实,继而透过网络发布消息,称对政府定下20日17:00(09:00 GMT)限期,要求香港特区政府:

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
追究警察滥权与滥用暴力
全面收回6月12日事故“暴动”定性
释放被捕示威者并撤销控罪

港府至该时限过后并无回应,提出限期之网民与加入声援之学生组织继而发动于21日早上包围立法会与政府总部。后来人群从政府总部转移至警察总部,再有分支先后到湾仔税务大楼和比邻之入境事务大楼围堵进出口。香港区域法院(地方法院)所在之湾仔政府大楼则已预先关上进出口。

后来,部分示威者折返金钟,到位于政府总部南面约300米,与高等法院相邻之金钟政府合署集结,但该大楼早已关上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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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猛:对赵鼎新文章的一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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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的新文章(《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一出就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当下的政治,触及对这二三十年社会进程的观察、判断,可以说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因此自然也会有很多层次很多角度的讨论。

从我的角度看,文章的主要问题在于,作者用一种十分陈旧、已经显著不合于现实的框架,来分析近二十年来的公共舆论场,简言之就是左/右(自由主义)二分的框架。
确实,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期的一部分时间里,在涉及政治经济体制一些基本方面的问题上,左/右的框架确实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八九的镇压,以及九二年以后经济改革所催生的种种问题,根本性的政治议题在公共舆论场已经冷却,各种社会性议题凸显(与之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高校不再代表社会最前沿的领域、最进步的力量,相反那些都存在于高校之外;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甚至可以说高校兴起了一股这个时代最保守的势力)。这种时候,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应运而生,可以说它稀释、也补充了自由主义的概念,可以容纳下更多的声音。

所以,对于文章里提到的方舟子对怒江建坝中环保人士的批判,我不是像赵鼎新那样,看成新势力/自干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是把他们双方都看成市民社会内部在一个议题上的不同声音;同样,今天女权派对老自由派的一些批评,也同样属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正常争论,是社会日益发展、分化的必然。没有一个派别在社会议题上可以垄断伟大光荣正确,能够不受批判,可以说我们今天都接受了这一点。
所以像赵文那样,把方舟子和环保人士的争论,把围绕韩寒代笔的争论,看成自由主义与非/反自由主义的论争,就显得破绽百出,甚至不能自圆其说。方舟子难道就一定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支持韩寒的就一定是自由主义者吗?那怎么解释反韩寒阵营中的自由派?而且把这个争论简单区分为支持和反对韩寒两方也是荒谬的,我看到有相当多的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但他们却在非常理性地质疑方舟子提出的证据(我印象里马伯庸、严锋、宝树都可归入此类)。

我无意重新挑起这个话题,只是想说,把它看成一个新兴的公共舆论场(也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慢慢探索合理批判的界限,远比看成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要合理得多。

正由于抱着这样一种陈旧的框架,赵鼎新没有从他罗列的表面现象里看到,这两年真正的危机不是舆论场两极化,左右双峰型分布(请问他说的现在极右这一峰,有什么表现和代表人物),而是正在起步、正在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市民社会/公共舆论场被逼退回到一个隔绝、孤立的状态。

诚然,赵是希望把一个西方多元社会的政治稳定模式嫁接到中国现实中,所以他会说声音多样会有助于政治稳定。然而他恰恰忘了,这个地方有另一种政治稳定概念:毛时代政治稳定吗?一一对此他将如何作答?

总而言之,左右这一框架曾经是丰满、有意义的,但已经变得干瘪了,远远无法囊括今天的现实。它像一对老年妇女的乳房,赵却还盯着它想入非非,以为它仍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而这背后,或许还是要归因于赵所采取的国家的视角/维稳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有时候甚至会让一些聪明人看不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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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昼工作室 |“更名”旋涡中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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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风水先生算的名,被说成‘崇洋媚外’”|“更名”旋涡中的商家

来源: 极昼工作室

据澎湃新闻报道,温州“中瑞·曼哈顿”小区在2010年被当地要求改名为“中瑞·曼哈屯”。但据《长安街知事》近期走访,该要求并未落地,小区仍然保持“曼哈顿”的名字。图片来源网络。

还在装修的时候,光是挂“海德宝”的招牌,我们就花了十二万块钱,换招牌的成本还是挺大的。而且,毛巾、浴巾、洗漱套装上面也都印着“海德宝”,要是换了名字,这些东西都得重新买,一般每个房间备四、五套,算下来,换布草的钱加起来也得十几万。

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发了通知以后,我立马就问:“我们‘海德宝’不是‘堡’,这个名字有什么影响?”他们也说不清楚,“我们看到政府发,就发给你看,具体改不改,现在也不敢确定。”

文 | 高佳 蔡家欣

编辑 | 冯翊

近日,海南省临高县“海德宝酒店”老板王启华很意外,自家酒店以“海德堡酒店”的名字,上了海南省《关于需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公示》(以下简称《公示》),被指“崇洋媚外”,要求清理。

“我们在工商局注册过,监管部门也做了备案”,王启华说,店名已沿用了6年,2014年,酒店以海德宝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但名称“不是只有海德宝这几个字”。

在海南,和“海德宝”有相同遭遇的“不规范地名”,共有84处。更多地方,如广东、浙江温州、陕西西安、福建漳州也加入清理不规范地名的行列。早在去年底,民政部、住建部等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地方集中清理不规范地名,其中“刻意夸大”、“崇洋媚外”、“怪诞离奇”、“重名”的地名作为重点清理整治对象。

知名品牌维也纳酒店因为“崇洋媚外”上了海南的《公示》名单,近期该酒店提出异议,称“维也纳酒店”已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成功注册,使用合法。海南民政厅官员回应称,此次清理整治的重点是地名标识,商标不能延伸为地名标识。若是合规,商家使用这个商标没有问题。

已有部分楼盘采取行动。据新京报、澎湃新闻报道,广州雅居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接到通知,着手将“雅居乐锦城花冠集”更换为“花都雅居乐花园”。温州“欧洲城”一期、二期名称被“规范”为矮凳桥小区,“中瑞·曼哈顿”早在9年前被要求改名为“中瑞·曼哈屯”。

《极昼》联系了西安、广州、海南等地出现在公示名单上的商家,他们中的大多数称尚未接到改名的通知,海南 “东方凯撒酒店”工作人员说自己“没听说要改名”。据媒体报道,海南省民政厅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清理目前仍在公示、收集意见阶段,并非最终结果。

“这个命令来得有点急,”广东某楼盘品牌部负责人告诉《极昼》,他们也接到了要求改名的消息,目前还没有拆、换品牌标志。根据六部委的《通知》,各地要在2019年6月底前完成不规范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9月底前完成不规范地名信息清理任务。“到了六月,各个地方就纷纷行动了”,这位负责人说,“但文件上要求的是审慎稳妥推进”。

在西安,一家民营博物馆的“皇家艺术博物馆”的名字,因为“封建迷信”被点名要求清理,名单上除博物馆外,还有150个,几天后,名单更正为98家,“皇家艺术博物馆”被拿下了。

6月21日,民政部在官网上发出消息称,个别地方存在政策标准把握不够准确、组织实施不够稳妥等情况。各地要防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进行专家论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极昼》联系上的“被点名”的楼盘和酒店大多在观望,等待政府的下一步通知。王启华现在还不知道改名的程序怎么走。他很担心改名后的成本,他算了一笔账,需要花几万块换招牌,再另外花十几万换掉印有原来名字的布草,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跑手续。他记得当年注册时,程序走了一年。

海南省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图片源于网络

以下是两位商家口述:

“在公示的名单里,

‘海德宝’不知道为什么成了‘海德堡’”

王启华 海南省临高县海德宝酒店老板

三四天前,我在《海南日报》上看到了海南省的《公示》,挨个儿往下看,看到了“海德堡”酒店。

“该不是说我家酒店吧?”我当时觉得纳闷,我家酒店名字叫“海德宝”。县(临高县,海南省西北部县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正好在酒店微信群里也发了这个名单,通知我“酒店名称不规范”,原来“海德堡”真的是指我们。

“海德宝”酒店在2014年1月份开业,临高就这一家,到现在已经快营业满6年了。开业前,“海德宝”在工商局备了案,酒店名字是我爸取的,我们开业之前,我爸找算命先生算了风水,先生说:“酒店名里最好带个‘德’字。”就这样定了“海德宝”,当时只是觉得念起来顺口。

酒店建在临高的二环路上,这是城区扩张新建的马路,路边都是饭店和宾馆。我们建了八层楼,在街上算不上特别显眼,但也挺气派。刚开业的时候,为了做宣传,我们发了不少传单,还专门雇摩托车,挂上印着“海德宝”的彩旗,在城里转了好几天。

不像海南省的其他城市,临高的外地游客不多,我们的主要客户是当地人,只要把“牌子”做起来了,生意就差不了。这个名单一出来,我一下就心慌了,改了名,客人找不到“海德宝”怎么办?

还在装修的时候,光是挂“海德宝”的招牌,我们就花了十二万块钱,换招牌的成本还是挺大的。而且,毛巾、浴巾、洗漱套装上面也都印着“海德宝”,要是换了名字,这些东西都得重新买,一般每个房间备四、五套,算下来,换布草的钱加起来也得十几万。

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发了通知以后,我立马就问:“我们‘海德宝’不是‘堡’,这个名字有什么影响?”他们也说不清楚,“我们看到政府发,就发给你看,具体改不改,现在也不敢确定。”

临高一共有四家酒店不符合规范,有“威尼斯假日宾馆”,还有“西西里假日酒店”,“大长今假日酒店”。有条路叫“规划大街”,也在名单上。政府部门是不是认为施工商不重视,“规划大街”这名字太随便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海德宝”就是崇洋媚外,我最近上网查过之后才知道,原来海德堡是个外国城市,我想我爸六年前给酒店起名的时候,也不懂那么多。

几家被通知“名称不规范”的酒店都很着急,在群里问:“应该怎么解决?”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就等通知,现在给不了任何答复。”

我只能干着急。还记得酒店开业前,我跑了好多政府部门办手续,先是到工商局备案,然后去税务局拿发票,再去消防单位、公安局、派出所、卫生局……如果把这些程序重新走一遍,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虽然经过正规合法的程序,在工商局备过案,但如果政府要求我们改名,那也只能改。只是现在我没想好要用什么名字替代“海德宝”,万一不小心又跟国外地名“撞”了,过上几年,又说让改,那该怎么办?

公示》里,海南省临高县的“海德宝酒店“被写作“海德堡酒店”,归类为”崇洋媚外”,图片源于网络。

“曾经为注册手续跑了两三年”

同栓虎 西安皇家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那几天,网上有人发这个名单(《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公示》),才知道博物馆也被划进去了,理由是“封建迷信”。当时都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发名单之前,从来没人来了解过,为什么会取名叫“西安皇家艺术博物馆”,也没有人来调查,博物馆的手续是否齐全。刚开始我甚至还以为是发稿的人想出名,直接发了,没有经过核实。

过了两天,我又看到消息说,这个事情(改名称)是从海南省那边开始的,然后西安这边也弄了起来。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反映情况。但是我很迷茫,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名单下面没有留电话,你不知道要去跟谁联系,我到处去问人,“未央区什么部门管名称的事?”没有人知道。最后没办法,我就直接在那篇文章下面留言,写博物馆名字的由来,为什么叫“皇家”。

首先,我们主要收藏龙床、龙椅、龙袍,秦汉瓦当,青铜器,这些藏品在某种意义上和皇家是相关的;其次,西安是十三朝古都,皇家之地。所以统称皇家艺术博物馆。

有人可能会认为“皇家”两个字就是搞封建迷信。但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博物馆就是做和历史相关的事,像故宫,里面也有很多清朝的藏品,你怎么能说那是封建?

另外,我们手续非常齐全。我们是民营博物馆,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2010年2月注册,经陕西省文物局批准,在民政厅备过案,程序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从2015年开始,我们参加西安市文物局的考核。

6月20日那天早上,我看到更新后的名单出来了,从原来要规范的151家缩减到了98家,博物馆没有在上面了。我当然高兴啊,我跟别人说,这叫“惊从天上来,喜也从天上来”。

西安皇家艺术博物馆曾被陕西文物局列入西安百座博物馆名录。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会那么高兴?因为改名的话,这里牵扯的东西特别多。

就我们内部来说,我首先要把所有人召回来开会,讨论给博物馆取什么名字?这个名字需要跟馆藏风格一致。确定名字后,要把章程改了。更改后,要从区文物局,到市,再到省文物局,一层一层往上报;最后要经过民政厅审批备案。批下来后,要开始着手更改了,要重新填各种表格,改馆里的各种招牌,手册,甚至包括公章。

这都不是几句话就能完事的。你想想,我们2007年就有开办博物馆的想法了,后来经过两、三年,才把手续给弄完整。

我们博物馆是一点点做起来,每年要到学校、社区做展览,现在算比较稳定,每年有三到五万的参观人次。以前人家见面,会说到西安皇家艺术博物馆等我,现在你换个名字,他们就不一定认识了。而且突然改名,别人会以为你犯事,会想这个博物馆是不是做不合法的经营。

他们做这些事(官方要求改名字)的时候,起码要先问一问,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不能你说封建就是封建啊。

(应受访者要求,王启华为化名)

搜狐极昼工作室出品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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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梁启智:为什么香港警察近年屡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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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副业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主业是玩猫。

《香港第一课》30. 为什么香港警察近年屡受批评?
因为不少市民认为警察滥权,执法不公,而且有选择性。如果警察执法的过程本身不守法,又或执法的严谨程度有双重标准,未能做到一视同仁,就会影响到警察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当警察执法的时候,例如拘捕疑犯或是管理游行集会秩序,公众开始质疑他们未必是出于专业判断而是政治立场。当警察的公信力日渐低落,对政府管治也会构成极坏的影响。

香港警察的公众形象经历过不少起跌。回到六、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贪污问题十分严重,并以警队尤为明显。当时几宗重要的贪污案件,如葛柏案和四大探长等都涉及警队高层。及后港英政府打击贪污,警队和其他纪律部队的声誉日益改善。港产片和电视剧集中常见警察类型题材,无论是动作片还是喜剧,均深受观众喜爱。

然而,近年警察形象急转直下。至今,不少市民已惯常对警察丑闻表示幸灾乐祸,视警察为公众笑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至特区成立以来一直追踪调查香港人对警务处的满意度。警务处本来表现不俗,满意净值于首十年的平均数为正63.1%,于二零零七年中更曾一度升至正80.5%的高点。不过,数据至此便一路往下走,在二零一四年起更大幅下降,并曾于二零一五年初跌至只有正20.9%的最低点。

警务处近年变得不受欢迎

冰封三尺亦非一日之寒,舆论批评警察的工作由维持治安变成政权维稳,由来已久。近年警察对游行集会的管理越来越严格,甚至被批为践踏人权。例如二零一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期间,有市民穿着印有「平反六四」字样的衬衫到他前往家访的屋苑附近围观,随即被多名没有出示警察委任证的人员强行押走。有记者上前拍摄,亦被阻挡摄影机镜头。警方后来声称该市民进入了「核心保安区」,却遭大律师公会强烈批评香港法律根本没此概念,就算有保安需要也应按法例设立禁区,警方未能解释阻挡市民的合法表达权利和记者的采访自由的依据。

尊重人权一直是香港社会对警察专业操守的主要期望之一。电影中警察拘捕疑犯时的一句「你有权保持缄默」并不只是一句对白,而是说明警察本身也要守法,权力受到限制。然而警察本身不守法的问题日益严重,二零一四年占领运动期间警察的表现严重脱离了公众期望,彻底改变了警察的公众形象。

在九月二十九日凌晨,也就是占领运动的第一晚,市民在没有约定下自发占领了旺角一带的街道。警方对此毫无准备,紧急撤离在前线的少数警察,还留下了一辆无人看守的警车。占领者看到这辆警车不单没有推翻或破坏,反而把这辆警车用绳围起来,简陋地用纸笔留言劝喻其他参与者千万不要触碰这辆警车,以示这场运动的文明进步,可见他们当时并没有视警察为敌,认为警察只是受命工作而被夹在政府和市民中间。

到了十月三日,大批自称反对占领人士到旺角包围和攻击占领者,有支持占领者被打至头破血流,然而警方却未有严正执法,甚至护送滋事者离开。有反对占领人士手持水果刀割坏现场帐篷,被传媒追访时声称「这把刀我到全世界都带在身上,我很喜欢吃水果,到每个国家都要吃」,却没有因为刑事毁坏和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而被追究。从当天起各种对不公平执法的质疑,大大打击了市民对警察专业公正的信心。

占领者以为警察会保护他们,后面是对香港法治和人权的信任。 《基本法》规定香港居民一律平等,没有说只有支持政府的才会受到保护,反对政府的就不会受到保护。基于对法治的尊重,在香港即使是杀人犯也有人权。法庭可以判犯人坐牢,但在坐牢的过程中仍应被照顾健康和饮食,更不应被随意殴打。再举一例,如有食客在餐厅抽烟,则虽然违反了《 吸烟( 公众卫生) 条例》,却不等如其他食客可以拿刀砍他,而在场警察更不能因为该食客「违法在先」便就手旁观。同一逻辑,在旺角的占领者虽然在参与反对政府的行动,同时认为受袭时警察应该保护他们,本来合理不过。

接下来的「七警案」,则更把公众对警察的愤怒推向另一个高峰。十月十五日,七名警务人员在金钟把一名占领者抬到暗角拳打脚踢,过程刚好被电视新闻拍摄报道。当时占领者已被反绑双手,没有攻击能力,及后在医院检查时发现多处明显伤痕。涉案七警虽然被停职,却事发相隔一年后才被落案控告,警方被质疑刻意拖延,警警相卫。虽然七警最终于两年多后被判罪名成立,但在宣判后却有支持警察团体和多个警察协会发起集会支持七警。这些集会都没有按《公安条例》申请公众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不过警方都没有行动。相对于警察对其他示威活动的严格限制,此双重标准的表现进一步引发公众对警察互相包庇的质疑。

相对其他社会争议,警察暴行是最不容辩解的。警察的权力由人民赋予,所以必然有限。警察使用暴力的唯一情况,必然是为了保护其他市民,因而才使用恰如其分的武力把动武者制服。换句话说,当对方没有攻击能力的时候,警察的武力必须立即停止,因为从那一刻起他已没有攻击其他人的可能。如果继续动用武力,就是警察暴行和滥用私刑。至于对方之前做了些什么,有没有破坏公物或者辱骂警察,与判断警察暴行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点和平时理解社会争议总得先分析前因后果很不同,判断警察暴行时是没有这个需要的,只要见到有警察攻击任何没有还击能力的人时就可断定。

很不幸,由于占领运动中的警察暴行没有被政府严肃正视,更普遍的滥权似乎已变成了警察文化的一部分。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冲突中,警察暴行的普遍程度比占领运动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警察于六月十二日的清场行动期间,对在休息并表明行动不便的路人不停喷射胡椒液体驱赶;有已经倒地的示威者被多名警察包围殴打;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布袋弹和橡胶子弹时,并没有按指引射向对方的下半身,更有多宗面部中弹的个案;多名记者在表明身分和没有阻碍警察行动的情况下,仍然中弹、被殴,或被喷射胡椒液体。凡此种种,已和过去香港警察引以为傲的专业形象相距极远。公众普遍质疑因为警察已变成政治打压的工具,所以政府不再监督警察暴行滥权。

认为政治已经盖过法治的质疑,并不限于警察本身,也包括对政府公诉制度的不满。 《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然而不少舆论认为这条条文只是虚文。和近年游行集会相关的,就有警察滥捕和律政司滥控的质疑。近年因游行集会而被捕和被控的人数大幅增加,唯不少最后却被撤销起诉,或被法庭判处无罪,政府被评为滥用司法程序以恐吓示威者。

对检控工作未能做到公平公正的质疑,自特区成立以来已多次出现,当中以一九九八年的胡仙案为第一例。案件原为星岛集团旗下报章被揭发夸大发行量,诈骗广告客户。集团主席胡仙被指有份串谋,却被当时的律政司括免起诉,理由竟然是不想见到集团跨台,担心「引致更广泛的裁员」。这样的说法无异于赤裸裸地声称在香港有经济影响力的人和一般市民并不一样,面对刑事检控享有超然特殊的地位,完全违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五条「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引发公众哗然。

特区初年引发检控决定争议的还有张子强案。张子强于九七前后曾绑架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长子李泽巨,以及第二首富郭炳湘。及后他于中国大陆被捕,被控非法买卖爆炸品及绑架等罪。当时他辩称身为香港居民而且犯案地点在香港,向香港政府求助要求引渡返回香港受审。由于中国大陆设有死刑而香港没有,案件在何处审查对结果有实际后果。 《基本法》第十九条规定香港法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当时香港政府有正当理由提出引渡。不过,香港政府不单没有提出要求,更积极向中国法院提供证供,最终张子强于广州被判罪枪决。香港政府处理此案的手法和动机,当时引起了不少质疑。

来到近年,对执法不公的质疑则往往集中于对亲政府和反对政府者之间是否有不一样的严厉程度,使检控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前文提到占领运动期间的冲突就是一例。至于上述的「七警案」当中,涉案者身为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案,被控以「有意图而导致身体受严重伤害」而不是刑罚较重的「酷刑罪」,舆论也质疑是否有偏袒之嫌。此外,坊间就个别事件的质疑,例如说政府官员违反交通规则却没有被控的案例,更是时有所闻。这些案件技术上是否足以构成检控,固然都可以讨论。但官官相卫的公众印象能够广泛流传,则起码反映了社会对政府执法的高度不信任。

最后,近年尚有一个关于执法的忧虑,矛头直指中国政府。近年常见公众质疑有和中国大陆相关的力量在香港进行各种违法行为,包括中国公安、军队、或被收买的黑帮份子,香港政府却未能查明。二零一五至一六年期间多名铜锣湾书店店员失踪,就引起了广泛关注。铜锣湾书店是香港著名售卖中国大陆禁书的书店,其中店主李波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底于香港失踪,出入境口岸没有离境纪录。数日后他以亲笔信称「以自己方式」返回中国大陆,一个多月后在中国大陆与香港警察会面时要求销案。同样一度失踪的店员林荣基,则表示自己曾被深圳公安人员关押及被迫受访「认罪」,更指李波透露他是非自愿从香港被带走。面对此等疑团和强烈指控,香港政府至今仍未能解释事情来龙去脉,舆论质疑是否只要是和中国政府相关,就不用遵守香港法律。


「铜罗湾五子」疑团至今未解

上述各种质疑如果属实,从法治的角度固然是明显倒退。就算无法逐一证实各种指控,这些质疑能够广泛流传,本身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警号。回到政权认授的讨论(见问题十四),一个政权如果要靠武力来维持管治,是相当没有效率和不稳定的。最起码,被统治者要感到政权对武力的运用及其背后的制度是合理而非随意,才会自愿和政权合作。相反,当被统治者对武力的运用及其背后的制度不再信任,管治成本会大为增加,社会也会变得不稳定。

当公众都认定政府惯于选择性执法,各种与执法相关的社会议题都会成为政治问题。例如有农地或旧楼在有业权或发展纠纷的时候刚好发生火警,如果警方未能立即查明真相,则很快便会有人质疑是和发展商相关的人刻意放火生事,然后警方包庇纵容。就算警方查明火警只是意外,也会有人说只是为了掩盖真相,各种阴谋论流传不退。这些猜测,都会打击政府的公信力,使管治变得更为困难。然而拘控「造谣者」只是治标,更重要的是解决政府失信于民的问题。因此,一个正常的政府和一队正常的警队,本来是应该尽可能改善警民关系,让公众相信警察不偏不倚。

评论人陈云曾以「如何毁灭一队警察」为题,指出政府执法失去市民信任的严重后果。他提到执法者对以最严厉的方式对待抗争者时时,抗争不会因而停止,反而变得更极端。如果「示威者稍有异动,都会被控告袭警,反正罪名一样,为何不真打起来呢?」陈云这篇文章刊于二零一零年初,很不幸成预视了往后香港的警民关系。

警察地位的改变,后面涉及香港人和特区政府对法治的理解落差。回到港英时代,政府考虑到香港处于冷战前沿的地缘交界,自战后逐步建立起对法治的尊重,如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势力一视同仁地管理,以赢取社会对管治者的信任。面对中国大陆的各式政治运动,法治所强调的制度理性和稳定成为了香港人与中国大陆区分开的重要身分认同依据。来到后九七时期,法治则成为了在没有全面民主下香港人对抗专制任意性的最后堡垒。这些想法无疑有过度神化和浪漫化的面向,却曾经在大众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对法治的理解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追求暗暗降格为「总之犯法就不对」的机械式操作,引发的社会震荡自然不可小觑。

伸延阅读:
吴达明(2002):〈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谢均才编《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时间 香港社会新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陈云(2010):〈如何毁灭一队警察〉,《信报》2010年1月26日
蔡俊威,李家翘(2018):〈假戏真做 弄假成真 政治的法律化:法治作为意识形态〉,《明报》2018年10月14日。

网上资源:
立场报道(2016)铜锣湾书店五子失踪事件簿,2016年3月24日, http://www.thestand.news/politics/铜锣湾书店五子失踪事件簿/ 。
立场报道(2018)纪律部队民调警队续包尾满意净值急插史上第二低,2018年6月5日,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纪律部队民调续包尾-警队满意净值急插-史上第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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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湖南怀化埋尸案被害人之子微博遭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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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近日,湖南怀化的埋尸案引爆舆论关注。而该案被害人的儿子,湖南新晃一中教师邓世平之子邓蓝冰的实名认证微博,在发表了一些案件相关内容后,于当地时间2019年6月22日遭到清空。面对大量网民的质疑,微博CEO @来去之间 称微博内容为作者自行删除,或许是邓蓝冰遭到地方政府施压的结果。

@出发吧玉子球: #湖南怀化埋尸案# 邓世平的儿子邓蓝冰只是发了篇微博要一个公道,好不容易有了点热度一下子就被清空了,像极了他四处奔走无人搭理的十六年[微笑] ​​​​

邓蓝冰微博被清空

@来去之间:我们没删,剩下不就这个可能,估计是因为尸检报告没出来吧……//@amophora:展开讲讲呢 咋施压的 新浪又是咋知道的//@来去之间:地方上给施压了啊……//@你臣-天地無用:小来阿 那么为什么作者删除了呢[嘻嘻]//@来去之间:转发过的可以看到是——“作者自己删除”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蓝****t:惊呆了!公开不要脸了!定向爆破人家微博!

@我****能:正义不仅迟到,还被删掉。狗腿子还出来嫌弃你哭得太大声

@D****_ :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封号永远比香港记者跑的还快

@大****笑:微博里真的就阐述事实,之后还各种感谢中央政府啥的,就这也删,这还让人怎么活啊,人家心里已经够苦的了…

@佩****界:这位够伟光正了吧,微博里没有一句有怨气的话,只是求一个真相,没有多说自己数十年来如何申冤无门,最后还感谢了党和国家,感谢了扫黑除恶和巡视组,这样都不行?

@R****a:自戳双目,自掩双耳,便是太平盛世

@A****枪:哪里有什么黑暗,只不过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帮你删除了。

@m****a: 「公道」,是我给你的,你不能自己要。

@学****家:背后“公道只能是(我们的)赏赐,(你们)讨要成何体统”……

@淇****声:澄清事实在国内这么难,我想问问孙小果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成****鱼:有一天,我听过的歌都成了禁曲,我看过的书都成了禁书,不公的人都瞬间消失。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不用你亲自查封我,我会主动戴上镣铐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要为那些消失的人永远守夜,永远等待每个人都可以大声讲话,亲吻拥抱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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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眼观察 |湖南教师含冤被埋操场16年,别让“背后的人”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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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有部外国电影曾经很火。

这部名为《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位正直的警察局长,和从事建筑业的黑手党头目及其保护伞之间的殊死较量。电影中一个情节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警察局长说服了黑手党头目的情人塞蕾娜出庭作证,指控该头目,但塞蕾娜却在洗澡时被黑手党杀害,她的尸体被浇铸进施工的建筑里。

本以为,只是虚构的一个电影情节。哪知道,今天,几乎相同的一幕,居然真的上演了。

16年前,湖南新晃一中教师邓世平,在该校负责后勤。2003年,该校新修了一个操场,工程负责人系校长黄炳松的外甥杜少平。负责工程质量监督的邓世平,认为操场偷工减料,质量有问题,先是拒绝签字然后又向县里举报。可没过多久,邓世平突然失踪。校长对外称,邓世平携款外逃。

16年后,也就是今年6月19日,在新晃一中操场下面,警方挖出了邓世平的遗骸。校长外甥杜少平被抓获,承认邓世平是其所杀害。这起骇人听闻的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一位正直的教师,因为自己的良心举报,被埋操场16年。这样的惨剧令人悲愤,更人让人不寒而栗。人们的恐惧,不仅是因为世间如此黑暗,人心如此险恶,更是因为,作为一个举报人,生命安全居然毫无保障。举报的高风险之下,举报信随时可能成为绝笔信,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邓世平。

邓世平虽然是被校长及其外甥所害,把邓世平推入死地的,却另有其人。邓世平家人就提到一个细节,邓世平向县里举报操场工程的质量和腐败问题,可举报信寄出之后,等来的不是调查,而是有人把举报信内容偷偷告诉校长。这让早就对邓世平不满的校长及其外甥,终于动了杀心。天真的邓世平此时却毫无察觉,还在做着自己伸张正义的美梦,最终不幸中了恶人的算计。

如今,校长黄炳松及其外甥已成为阶下囚。但是,那位泄露举报信的官员呢?他又在哪里?这个害死邓世平的官员,当时就是县里的领导,如果仕途顺利的话,现在恐怕已经是很大的官了吧。如果这个手上沾满了邓世平鲜血的官员,依然地位显赫,春风得意,含冤而死的邓世平,又怎能瞑目,正义又怎能得到伸张?

邓世平的被害,让人再次领教了基层黑恶势力的可怕,但比之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背后的人”。那位泄露举报信的官员,就是这样一个“背后的人”,没有他的存在,一个小小的校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手遮天。

要揪出来的,何止是泄露邓世平举报的官员。邓世平家人还提到一个细节,邓世平失踪之后,家人报案却受到重重阻挠。他们向县政法委求助,政法委书记却对他们说:“邓世平失踪是离家出走,家属要负主要责任。”还说,对邓世平失踪的问题,政法委早就下去调查过。

然而,邓世平举报腐败后就马上失踪,校长压下不报案,校长外甥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邓世平抓工程质量太厉害,要搞死他”。这些都是明显的线索,县政法委如果真的调查了,怎么不可能发现疑点。所谓的调查,到是有着怎样的猫腻?

邓世平家人透露,校长黄炳松在当地的势力非常之大,他的爱人当时担任县政协办公室主任,堂兄弟是县政法委副书记,黄炳松爱人的弟弟任职于怀化市经委。也正因此,家属十几年来,反复上告,没人敢帮他们。县检察院有检察官曾经私下和邓世平的家属说,“黄炳松担任了10多年的校长,社会交际非常广,与许多政府官员包括我们检察长关系非常好。我们不敢帮你,你在新晃县可能找不到证据。”

显然,新晃县的一些官员,其实心里都很清楚邓世平的冤屈,都知道黄炳松及其外甥有重大作案嫌疑。但面对黄炳松及其背后的庞大关系网,他们也很无奈,他们如果胆敢坚持自己的良知,弄不好,邓世平的命运,也会落在他们自己头上。

黄炳松“背后的人”,到底有多少?一个明显不过的冤案,十多年来一直没人管,竟成了悬案。邓世平十多年一直难以沉冤得雪,家人一直求告无门。到底是怎样一股强大的力量,阻止着这一切?这是怎样一股盘根错节的力量?他们还有多少肮脏的秘密?

作恶的校长黄炳松及其外甥如今被抓,人心大快。然而,即便将他们处以极刑,又如何?教师含冤被埋操场,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背后的人”,是背后吃人的食物链。如果不把这吃人食物链连根铲除,邓世平将不会是最后一个牺牲品,举报者将难以避免生命的代价,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随时会坠入地方权贵埋下的陷阱,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无声无息消失。

湖南教师含冤被埋操场16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背后的人”跑了,不能让他们心安理得,继续享受着高官厚禄,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揪出来,让他们承担作恶的代价。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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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香港逃犯条例:中港矛盾延烧至美国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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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香港,不是中国。在波士顿留学的香港学生许颖婷(Frances Hui)四月在校报上发表观点文章,以此作为标题。

文章以这句话开头:“我来自一座城市,它属于一个我不隶属的国家。”

许颖婷接下来写道,包括她在内的许多香港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表达了对她所就读的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将其家乡列为“香港,中国”的不满。

随后,许颖婷的社交媒体炸开了锅。她收获排山倒海的支持,“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亦为她点赞。同时,批评纷至沓来,其中不少来自她的中国内地同学。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有人评价她“无知而傲慢”。一位自称在湖南出生、香港长大的学生写道:“喝着东江水,用着大亚湾的电,然后你说‘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还有人写道:“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原出自西汉抗匈名将陈汤,是近年中国卖座电影《战狼2》的经典台词。

“我读到那则评论时,真的有panic attack(感到恐慌)。”许颖婷对BBC中文说,她哭着读完各种评论。

“来自香港、台湾、西藏和其他与中国相关地区的学生,会因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遭遇反弹。”许颖婷在上述的观点文章中写道。她随后的遭遇,似乎正正印证了这句话。

她留意到,在校园中人们对她指指点点,在社交媒体上有人标记她,称她“身材矮小、看起来弱小”。

“这让我感觉被监视。” 许颖婷认为:“中国同学从小被教育,如果国家被攻击,就会将其视为人身攻击。但香港人会批评、反省自己的政府。”

香港回归22年以来,香港人对北京和香港政府日趋不信任,在近年一波波社会运动中展现无遗。六月,香港爆发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港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提案若通过,身在香港的疑犯可被引渡至中国内地。

中港矛盾日趋炽热,催生香港的本土意识。近年中港之间的高温,也弥漫至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校园,内地与香港留学生之间关系紧张加剧。

美国校报上的风波

许颖婷的文章发布三日后,三名来自中国内地的新闻系学生在爱默生学院校报《The Berkeley Beacon》发文回应许的文章,其中重申“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法理上是全球共识。这三名中国学生拒绝了BBC中文的采访请求。

其中一位名为Xinyan Fu的作者在社交媒体公开贴文中写道,他们尊重许颖婷的政治立场和言论自由,但认为文章中其他内容与事实有所偏差。同时,Xinyan Fu呼吁人们不要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反对他人的政治立场和身份认同。

然而,就在Xinyan Fu的贴文下,就有人留言攻击:“你应该感到羞耻。”

“我欢迎理性尊重的讨论。”许颖婷说,以校报为渠道的辩论是她希望达成的效果。同时,许坚持,她的文章并无提倡港独,只是说明自己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法理上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不是每个香港人都觉得自己属于中国,”许颖婷说:“身份认同不能被修正,这是个人的选择。”在采访中,许不愿透露她对港独的看法。

而她坦言,事先没预料到,文章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该校报文章通常只有几十点阅量,许的专栏之下却有几百则评论,随后《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多家中英文媒体都报导了她的遭遇。

许颖婷的文章显然冒犯了一些内地同学,不过她说,也有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向她表示支持,但迫于外界压力,无法公开发声。

许没有回应任何仇恨评论。有人向学校报告了威胁“虽远必诛”的内地学生,许颖婷配合了调查。她说,校方以保护学生隐私为由,拒绝透露处理方式。

爱默生学院在提供给BBC中文的声明中表示,学校致力促进互相尊重的多元观点交流。校方重视学生人身安全,认真评估及回应感到受威胁学生们的情况。

爱默生学院是一家小型私立文理学院,学生总数不足5000人。国际学生占约16%,其中主要生源地是中国大陆,每年亦有十数个台湾新生,而来自香港的学生只有寥寥几人。

反《逃犯条例》运动蔓延海外

六月初,百万香港人上街时,美国大学已进入暑期,许颖婷与内地同学并无继续辩论交锋。

不过,许颖婷没有闲下来,她在波士顿组织了“反送中”的集会,又赴纽约游行发言,希望国际社会听见香港年轻人的呼声。

在纽约的集会中,她身穿一身黑衣,T恤上写着:“我係香港人(我是香港人)”。她站在高处,用扩音喇叭带领群众呼喊口号:保护香港!

五年前的“雨伞运动”中,许颖婷从一个因数学成绩不错、而把会计师列为志愿的15岁高中生,转变成立志当记者的社运青年。“一放学就会去占中。”

“我之前一直在社运前线,现在远在美国,充满无力感。” 许颖婷形容自己好似“叹住冷气睇香港发生紧咩事(吹着空调看香港在发生什么事)”,只能隔岸观火,心情沉重。

而对于另一些香港留学生来说,反《逃犯条例》游行反而成为他们与中国内地同学理性交流的契机。

来自香港的马里兰大学物理博士生崔子俊与内地室友同住,室友平时并不特别关注香港议题。

但目睹百万香港人上街的报导后,室友主动问他:“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地间有引渡逃犯的条例不应是正常的事吗?”崔子俊随即解释回归以来的中港关键事件,以及香港人对内地法治的不信任,对方亦表示理解。

崔子俊说,他接触到的大部分中国内地学生习惯美国课堂辩论的氛围,愿意聆听不同观点,展开理性讨论;即使最终无法说服对方,也能求同存异。在他的个人经验中,与内地学生的交流从未升级至人身攻击或割席绝交。

反《逃犯条例》示威如火如荼之际,来自香港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生王宏基,通过电邮和社交媒体上宣传香港游行的信息,引来许多内地同学前来留言。

“他们大部分不持任何立场,只是询问事件实情与香港人的看法,”王宏基对BBC中文说。“在香港,或许内地人和港人有更多利益冲突,摩擦较多;而在美国,我和内地同学可以有平和的讨论。”

来自武汉的汪同学是王宏基其中一位支持“反送中”的内地同学,在接到王宏基关于香港游行的电邮后,马上回信询问,人在美国能如何身体力行支持这场社运。

“对我来说,香港是一个希望,让我们看到华人社会的另一种姿态,也许未来大陆也能变成那样。”汪同学对BBC中文说,”我不想自由繁荣的香港变得暗淡。”

“反送中”游行期间,他在新浪微博上转发香港现场照片,不久就遭到删除。

汪说,他接触到的内地留学生当中,大多对香港的抗争不知情、不理解。”但不是说内地孩子就麻木、不聪明,根本原因还是教育。”他笑说,小时候练书法时,老师给的练字词组便是”一国两制”。

汪的政治启蒙是在国内上大学期间,随后到美国深造,接触到更多关于中国政治与历史资讯。”思想是逐渐转变的。”

“我係香港人”

在美国校园,王宏基与内地同学平日在实验室一起工作,假日一同聚餐、开车出游,也不讳言谈论敏感的政治话题。 “我很幸运,遇到的都是能讲道理的人。”他认为,香港留学生的年龄、科系、学校不同,因而每个人在美国校园与内地同学交流的经历,也不尽相同。

23岁的王宏基说,许颖婷的遭遇并不令他感到惊讶,因为许多香港年轻人与内地人确实存在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许的文章道出了许多香港90后、00后的心声。

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们年纪很小,甚至仍未出生。他们有的曾对中国有更强的归属感,但随着年纪增长及近十年来中港摩擦的频发,身份认同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反国教、雨伞运动、铜锣湾书店事件、一地两检、反送中……在一波波的社会运动中,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政治参与度愈发深入,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意识越来越坚定。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2018年12月的调查,15.1%的香港人自我认同为中国人,而40%自称为香港人。另有43.2%的香港人表示,自己有混合的身份,身在中国的香港人,或是在香港的中国人。

在18到29岁的年龄组,仅有4.1%的香港人持“中国人”身份认同,而59.2%自我认同为香港人。

“介绍自己时,我会说‘我是香港人’,”王宏基说。如果对方称他为“中国人”,他会向对方解释一国两制,强调自己香港人的出身。

“香港人是我最认同的身份,”王宏基和崔子俊都这样说。虽然远在大洋彼岸而无法亲身走上香港街头,他们参加了在首都华盛顿的“反送中”集会。

集会解散前,近百名身穿黑衣的参与者在白宫前合影。王宏基留意到,几名可能来自内地的年轻人,默默地走到镜头外。对于他们来说,即使身在美国,公开声援香港游行都意味着承担深不见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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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 |我们为什么在意“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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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南、陕西、河北、广东、浙江等地开展的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因一家被海南省民政厅列入“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酒店公开抗议而迅速进入公众视野。根据《潇湘晨报》6月18日的消息,海南省民政厅发布的《关于需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公示》中涉及的不规范地名共计84个,包括崇洋媚外、刻意夸大、怪异难懂和重名同音四类,其中海南有15家维也纳酒店因“崇洋媚外”而位列其中。20日,澎湃新闻注意到浙江部分城市也在开展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台州和温州都有包含“曼哈顿”的地名,前者被改为“太阳谷小区”,后者被改为“曼哈屯”。

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挪用他国的名称来创造地名其实并非中国人的首创——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全球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的结果。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在抵达美洲后第一时间将发现的两座岛屿命名为费尔南迪纳岛和伊莎贝拉岛,以向远航恩主和赞助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及女王伊莎贝拉致敬。在西班牙成长为一个有能力进行远航和殖民活动的大国前,伊比利亚半岛曾在8世纪到15世纪落入穆斯林的统治范围,在此期间阿拉伯语深刻影响了西班牙语,西班牙境内原本被穆斯林统治的地区也因而充斥着阿拉伯化的地名,例如阿尔瓦拉辛(阿拉贡地区城市)和安达卢西亚(西班牙最南边的地区)。

随着越来越多的旧大陆移民来到美洲,这片土地上亦有越来越多的地点被移民用他们熟悉的称呼来命名。在美国的各大城市,以某移民群体的母国命名的地区司空见惯,如“唐人街”“小意大利”“日本城”等等。不过最有代表性,也最让人惊讶的当属缅因州:这个位于美国东北角的州有着诸多以海外国家和城市命名的城镇,那里有挪威、巴黎、丹麦、罗马、瑞典、贝尔法斯特,甚至中国。有趣的是,美国作家卡洛琳·丘特(Carolyn Chute)曾写过一部题为《缅因州埃及市的豆子》(The Beans of Egypt, Maine)的小说,她特地虚构了“埃及市”这个地方,用来暗示缅因州众多稀奇古怪的“洋地名”,但小说家自己也没有想到,缅因州还真的有这么个地方。

缅因州的“世界地图”

不过当下中国的洋地名和殖民主义或移民没什么关系——中国既未曾彻底沦为过殖民地,也未曾接受过有能力改变当地文化的大量外来移民,新中国成立后,诸通商口岸城市的洋地名也很快被更改了。事实上,中国语言的性质也决定了洋名不可能占据主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国在东亚地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中文里的外来词数量一直远远低于其输出词的数量,直至今日,中文都是全球范围内外来词含量最少的语言之一。根据德国马普研究所“全球外来词数据库”的数据,在41种主要语言中,中文的外来词比例是最低的(2%),英语反而是外来词比例最高的语言之一(42%)。

我们也许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当下中国洋地名的成因及其引起的焦虑。洋地名兴起的现象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中产崛起的结果。如同改革开放时代引进的众多舶来品一样,洋地名象征着中国人以前不曾有过的、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蓝本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些源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地名被商人利用、包装为某种“时髦”“先进”“幸福”的生活范式和文化资本,贩卖给追逐与金钱相匹配的地位符号的中产消费者。地名亦是一种空间政治(spatial politics)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冲突中形塑着我们对某一具体空间的认知。

格调、档次与品位:“洋地名”的文化资本

根据日前多个正在进行不规范地名整治工作的城市公示的清单,名称不规范的地名很大部分属于楼盘小区、商业广场等地产项目。也就是说,部分地产开发商刻意在使用“洋地名”向城市(中产)消费者兜售某种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城市居住和商业空间形式在人们开始享有私有房屋产权和消费自主的时代被创造出来。这个现象背后的重要运作机制,就是人们不断提高的阶级区隔意识。

在《格调》一书中,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指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不止财富这一项。阶层越高的群体,越倾向于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某种程度上来说,品味、知识和感知力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

福赛尔写道,对阶级区隔非常敏感的美国中产有种浓浓的“古风崇拜”——他们相信,相对于文化浅薄与无历史积淀的美洲新大陆,英国和欧洲才是上档次的、象征着“老钱”的等级标志,因此中产喜欢殖民风格或科德角式房屋,认为打扮成老电影中的“英国绅士”无比体面,热衷于将孩子送到那些有着哥特式建筑风格、洋溢着历史悠久感的大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英国曾经在19世纪称霸全球,英国文化风尚被认为深具内涵和韵味,美国社会因此有种强烈的“英国崇拜”。美国社会学家指出,尽管受访者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但事实恰恰相反。因此,地产开发商为了吸引中产买家常常刻意采用英式地名:休斯顿的郊区充斥着“令人震惊的英国地名”,比如诺丁汉橡树庄园、阿富顿橡树庄园和麦利迪斯庄园。“只要是英国的,就一定有档次——这种观念促使一些人更名换姓,只为听起来带有英国味。”福赛尔说。

类似的现象也在中国发生。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张鹂在研究中国城市中产房产消费的过程中发现,从21世纪初开始,购房者越来越多地将购房决策和文化品位、居住理念联系起来,并以此实践阶级区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发商穷尽手段提升商品房的交换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鲜明的文化形象和居住理念的打造上,“今天,卖房子极大地取决于将鲜明的文化概念包装成产品、将地产价值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的能力。”

在家乡昆明,张鹂发现地产推销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是“现代”,很多情况下这个词等同于“洋气”,这两个词之间的密切关联暗示着“现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来自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影响:“在当下,现代生活的愿景通过出售号称采用原汁原味的外国建筑样式的房产实现,它允诺了一种带有异域风情的、现代风味的光环。”

在张鹂进行田野调查的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有着“现代”意味的建筑范式通常来自北美和西欧。张鹂发现,昆明当地的地产商虽然极少具有实力聘请外国建筑师来设计出原汁原味的西式建筑——事实上很多地产项目至多是在当地人眼里有西方风味而非具备某种特定的西式风格——但地产商会以取洋地名的方式来创造某种外国气息,并在广告宣传中大量使用白人模特和外国居住环境的图像来加强“洋气”的联想。

除了“创意英国”“挪威森林”“波西米亚花园”“马可波罗半岛”“格林威治”这样直接挪用外国地名或人名的名称外,一些地产项目甚至只是在名称中融入英文来指涉现代、打破常规和国际化,比如“BOBO自由”“GOGO新时代”。她注意到,昆明超过1/3的新建地产项目(特别是高端地产项目)取了一个“洋气”的名字。

西南地区城市尚且如此,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一线城市更不用说。张鹂表示,洋地名在中国城市层出不穷地出现,这一现象在北京和上海这两座有志于进入全球一流城市序列的城市尤为突出。“澎湃新闻·市政厅”刊发的《“洋化楼盘”的资本逻辑:高房价和炫耀性消费》一文指出,2000年以来,北京有近3200个新建楼盘,根据名称和建筑风格可辨别出的洋化楼盘有540个,约为全部新建楼盘的1/6。不少洋化楼盘甚至做到了完全照搬欧美社区的程度,例如京郊有一个以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社区为原型的小区,采用美国西部风格设计,安保人员身穿牛仔服,营造原汁原味的美国西部风情。

洋地名或洋化楼盘的大量出现很大程度上源自在中国人认知中,西方与富庶、地位之间的密切关联。西方——或者更笼统而言外国——生活方式象征着成功、尊重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或多或少在影响城市中产的购房决策。对于地产开发商来说,采用洋地名或洋化楼盘的策略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种潜在心理,向城市新贵们兜售一种优质生活和国际化都市风格的美好愿景。正如张鹂所言:

“将西方现代风格移植到中国居住空间,这背后有两股力量。第一股是商业力量,这主要体现在地产开发商增加利润的意图上。第二股力量是将现代美好生活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的流行心态……当这两股力量合流,就为挪用西式空间形态和西式生活方式这种做法的兴旺提供了理想的土壤。”

中产梦与国家管制:“洋地名”争议中的空间政治

一方面,开发商通过西式建筑设计和洋地名来吸引中产消费者,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引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在此轮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之前,这种冲突就屡屡发生。2005年,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出现了一篇帖子,作者激烈批评了昆明流行取洋地名的做法,引起了强烈反响。昆明市政府迅速反应,出台政策禁止当时正在施工的和未来的地产项目取洋地名。

事实上,国家干预洋地名的做法早已有之。根据媒体人李银的梳理,民政部在1996年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不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我国地名”。同年11月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也下发了关于规范企业名称和商标、广告用字的通知。在那之后,全国各地就陆续有地方在修正地名,新闻报道中能追溯到的最早的案例是在2003年的石家庄。

地产开放商频频使用洋地名吸引消费者,政府频频开展行动整治这一行为,这之中反映的冲突告诉我们,地名实际上也是空间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地名不仅仅只是某一业已存在的地理空间的肤浅修饰,而是一项各方利益冲突下争议不断的空间实践。伦敦政经学院学者David J. Madden在《从地图中驱离:纽约城的地名学和地方政治》(Pushed Off the Map: Toponymy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New York City)一文中指出,地名往往指向的是人群的归属区隔,它们划分社会界限,创造某种集体政治身份,“通过命名,城市居民、地产行业和各色国家机构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计划塑造城市空间,将某一地区的过去和未来进行叙述合法化,并使其他不符合己方要求的叙述版本失去效力。”

在意识到城市地名的“政治性”后,我们就能理解洋地名背后折射出的冲突与焦虑究竟源于何处。身为城市商品化的重要推手,地产资本积极通过命名来打造品牌、营销城市空间。地名实际上是一种饱含象征意义的文化资本,它背后关于声望和阶级区隔的暗喻不声不响地筛选、击中有经济实力且对身份地位敏感的潜在消费者,对于后者而言,房产消费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有一处能遮风避雨的家,房产连带的文化资本同样重要。

我们可以说,洋地名的泛滥和中国人的中产梦有着脱不开的关系,而这个梦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之上。财经作家孙骁骥在《购物凶猛》一书中指出,市场经济构建出物质充裕、选择自由的商品社会后,中国人尝到了甜头,将国家更美好的未来和个人更高的生活品质联系起来,把理想中的国家蓝图想象为“更多的自由和消费选择”。商品社会中的商品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符号意义,用以证明购买者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当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城市新中产的崛起时,商品社会的这一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购买商品(及其符号),城市新中产在身份认同缺乏量化指标的混沌中找到了一条确定无疑的路径,即通过消费获得身份确认、阶级认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中产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那些有着洋地名及/或外国建筑风格的楼盘小区。这是因为,如同改革开放时代引进的众多舶来品一样,洋地名象征着中国人以前不曾有过的、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蓝本的现代生活方式——这是在中国进入经济大跨步发展的时代初期,充裕的物质生活缺乏本土化的话语表达方式,不得不诉诸于西方文化资源的结果。这些源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地名被商人利用、包装为某种“时髦”“先进”“幸福”的生活范式和文化资本,贩卖给追逐与金钱相匹配的地位符号的中产消费者。

对于国家来说,地名同样具有深意。Madden指出,国家机构通过地名来划定行政边界、彰显政治权威、定义空间问题、合法化政治主体、阐释领土政策。因此我们可以说,地名的更改实际上也是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言,为地方命名是拥有“合法象征性暴力垄断”(monopoly of legitimate symbolic violence)的国家机构进行权利声张的一种形式,命名权之争实际上就是“社会世界的合法图景”(the legitimate vision of the social world) 之争。

国家对洋地名的焦虑,实质上是对附着其上的象征性符号的焦虑。它打破了以国家为主体的意义垄断,将“外国的”定义为“更好的”“值得追求的”,损害了国家尊严。在“洋地名是崇洋媚外”的指控之外,一个更隐秘的缘由或许是这种象征意义上的空间阶级区隔化还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合法性基础,即社会主义国家允诺的平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人们对西洋舶来品的无端崇拜或将渐渐消退,取洋地名、采用西方建筑风格的地产项目或将从汹涌热潮退烧为一个时代特色,但隐藏在消费行为背后的客观人性并不会轻易更改。地名的意义或许将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它将一直作为城市空间意义复杂性的有趣注脚,出现在公共讨论之中。

原标题:全球化、中产梦与地名的空间政治:我们为什么在意“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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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新·时局图:一目了然 不言而喻

李蓬国 |“起洋名”未必是文化不自信,但“改洋名”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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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在各地引发热议的更改“大洋怪重”地名一事,6月21日,民政部作出回应,称个别地方也存在政策标准把握不够准确、组织实施不够稳妥等情况。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是进一步规范地名管理、传承和弘扬优秀地名文化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和原则标准组织实施,防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6月21日中国新闻网)

近日来,“酒店取名维也纳是崇洋媚外”“‘曼哈顿’楼盘改名‘曼哈屯’”等改洋名事件引发广泛争议。我以为,“起洋名”未必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但“改洋名”肯定就是。

改革开放后,一些企业、商家掀起“起洋名”的潮流,“阿里巴巴”“维也纳酒店”等均属此列。对这种起洋名、傍洋名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文化不自信,也可理解为积极融入国际市场,不可一概而论,不能一棍子打死。倘若认定这是“崇洋媚外,伤害民族感情”,那么,首先就应该要求阿里巴巴改名,因为它的国际影响力最大。

就维也纳酒店而言,既然它是经过工商部门登记的,就有使用该商标的合法权利,地方部门的行政命令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得责令其改名。海南省民政厅副厅长石清理回应称,“维也纳酒店”是商家注册的商标,此次清理整治的内容是地名标识,而非商标,同时,商标也不能延伸为地名标识。“也就是说,商家使用这个商标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把地图上的地理位置写成维也纳,这是需要清理整治的内容。”

既然知道维也纳酒店是商标,不是地名,就不应该将其列入“不规范地名”的名单,这是正常的逻辑。至于“商标可以用,地图不能标”的要求,更属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维也纳酒店的商标能用,凭什么就不能在地图上标出来?假如一个外地游客到海南,要入住该酒店,但在地图上查不到,只能看到“有家客栈”“龙门客栈”(因为连“酒店”也是泊来词,有崇洋媚外的嫌疑,只能改为“客栈”)。试问,他怎么知道究竟哪个才是维也纳酒店的“马甲”?这难道不是脱裤子放屁,为民添堵吗?

关于温州市一楼盘名由“曼哈顿”改成“曼哈屯”一事,温州市民政局解释称,该楼盘审批时的标准名称即为“曼哈屯”,后开发商对外出售时打出“曼哈顿”的旗号。也就是说,此事属于误会。可是,按照六部委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即便真的出现“曼哈顿”改名“曼哈屯”,也在情理之中。

上述文件明确了“列入清理整治范围的不规范地名认定原则和标准”,共分为4个类型,其中第二类为崇洋媚外的“洋地名”——包含外国人名、外国地名,用外语词命名的地名。但历史上已经存在、具有纪念意义或反映中外人民友谊的地名,地名用词含义符合汉语用词习惯、符合有关规定的除外,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列宁公园等。认定原则和标准是含有外国人名、外国地名或其简称,容易造成误解的地名;直接用外文命名的地名和用外语词汉字译写形式命名的地名。

按照上述标准,“维也纳酒店”“曼哈顿”楼盘,均为被整顿的对象,因为它们就属于文件所说的“用外语词汉字译写形式命名的地名”,地方部门的理解没有丝毫偏差。也就是说,地方部门完全是按照文件精神执行,并不存在“政策标准把握不够准确”“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的情况。明明是上级文件有纰漏,却怪下级部门“理解不准确”,本质是一种甩锅行为。

再说,这份整治不规范地名的文件,本身就有不够“规范”的地方。该文件把“居民区、大型建筑物和道路、街巷等”理解为“地名”,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属于“过度阐释”,已经“随意扩大范围”。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无论居民区、建筑物取什么名字,都不能理解为“地名”。比如某地的维也纳酒店或曼哈顿小区,它的地理位置(“地名”)应该为“某某大道(巷)多少号”。倘若仅仅因为觉得某个小区的名字“洋气”,就要改名,那么,必然给群众增加诸多麻烦,比如更改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等。

“改洋名”的做法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道德臆想为判断,不是以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为考量,而是以“办公室论道”为决策依据。这种脱离实际的决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增加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而是给群众添堵,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回顾历史,大唐盛世海纳百川,源于深度的国力自信和文化自信,并不担心自己被“洋化”。放眼当下,美国成为最大的文化输出国,与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世界霸主的地位密不可分。说到底,文化自信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作支撑,提升综合国力才是提升文化自信的根本之策。

总之,“改洋名”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增强文化自信是必须的,但又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本末倒置,否则,就容易沦为形式主义和精神胜利法。(文/李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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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眼观察 |邓世平沉冤得雪,还有谁记得李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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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民于平    来源:鱼眼观察

16年前,湖南新晃县教师邓世平因举报腐败和豆腐渣工程,惨遭校长黄柄松及其外甥杀害。他的遗体,连同他的善良与正直,都被深埋在学校操场之下。

随着邓世平的遗体被挖出,他的冤情终于大白于天下。虽说,罪恶能否被彻底清算,阻挠邓世平冤案调查的官员能否被悉数绳之以法,仍是个未知数。但正义的靴子毕竟已经落下一只,对邓世平的家人,这已是莫大的宽慰。

但相对于邓世平而言,同样是湖南教师,同样因说真话被害的李尚平,十几年来依然含冤莫白。当媒体轰轰烈烈报道邓世平案时,舆论场却几乎看不到对李尚平案的关注,他的家人,为了寻求一个公正,至今还在无望地奔走呼号。

李尚平,几乎就是邓世平的一个翻版,他同样嫉恶如仇,这个无权无势的湖南益阳乡村老师,一生如流星般短暂而闪耀。他以匹夫之力,向黑暗力量发起挑战,却不幸被黑暗所吞没。

李尚平的勇气来自他的一股热血,一种对于正义的朴素追求。

当4位教师因触怒校长,被校长请来的打手残酷殴打。一名女教师浑身几乎被打得伤痕累累,旁观的老师们敢怒不敢言。是李尚平挺身而出,找上级领导出面,制止了校长的暴力行径。看到该校长未受处罚,李尚平愤怒之下在网上发文抨击,逼得市委副书记不得不出面解决。

当几百名老师工资被克扣,老师们申诉无门,被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时,又是他,再次站出来,写下《这些教育领导心太黑了》发表于网络。他还同湖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联系,深挖当地官员巧立名目克扣和挪用教师工资的问题。当地官员为此勃然大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一次又一次网络上啼血疾呼,他无所畏惧地走进官员们的办公室。

为此,他成了官员眼中的“刺头”,遭受重重压力。他的教师工作被“一级一级地降”,从重点中学,到普通中学,到小学……同是教师的妻子,也不能幸免,被调到艰苦偏远的学校。

李尚平并未退缩,而是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不过,他也预感到,自己这么做,迟早会付出代价。日记中,他写道:“……隐隐约约听到一个意思:我要倒霉了……有人不喜欢兴风作浪的刁民……”某一天,李尚平的情绪突然变得低落,他莫名其妙地对妻子说,自己会在“一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死去。

谁知一语成谶!这句话仅仅说出几天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李尚平的头上。

2002年4月26日,李尚平的尸体被发现在离家300米的公路边。现场惨不忍睹,他浑身是血,后脑有个像漏斗那么大的洞,半边脸整个塌陷。警方却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在李尚平家人朋友的抗议之下,法医重新鉴定,最终确认李尚平死于枪杀,歹徒是对着李尚平的嘴巴开枪,弹药穿过大脑后射出。

居然用打碎嘴巴的方式行刑,实在是残暴狠毒之极。由此也可见,李尚平那张的嘴巴,是多么的招人忌恨!

李案轰动一时,南方周末、央视等各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网络上要求严惩凶手的声浪此起彼伏。然而,如此强大舆论压力之下,此案始终未告破,一直拖到了今天。当时信誓旦旦一定破案的当地警方,早就没了消息,当初网络上为李尚平的呐喊,也已沉寂。李尚平,这位曾经的热血男儿,这位受人尊敬的英雄,成了被我们时代遗忘的人。

如今,媒体在连篇累牍聚焦邓世平案的同时,网民在为邓世平的冤屈而群情激愤的同时,能不能分出一些注意力,关注一下早就偃旗息鼓的李尚平案,呼吁对此案的彻查呢?

李尚平因为说真话,为捍卫公众利益惨遭杀害,他的血是为我们,为整个社会而流。我们有责任替他发声,替他讨回公道。别再让李尚平的家人孤独而绝望地抗争,请更多的人,都来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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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凯文: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北大教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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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北大教育观察:厌学、自杀、抑郁、空心病……伤不起!
作者:徐凯文  来源: 问对教育

前言:本文作者徐凯文,北京大学副教授、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主治医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

01

30.4%北大新生厌恶学习,只因得了“空心病”?

我在高校工作,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也是学校心理咨询师,临床心理学博士。我在高校除了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之外,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自杀预防和危机干预。所以我接下来的话题可能有一点沉重。

我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是我曾遇到过的一个个案。非常优秀的学生,以他的智力、性格、为人处事的情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优秀的学者。但是我们和他父母,和他所有的老师一起努力了四年,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让他真正好转起来。

这样的个案,我在过去三四年中经历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多,让我想到一个词,叫做“空心病”。

“空心病”是什么意思呢?我征得一些典型个案来访者的同意,把他们写给我、说给我的一些话,念给大家听:

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小岛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时不时感觉到恐惧。19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也从来没有活过。

一位高考状元在一次尝试自杀未遂后这样说到。

“学习好工作好是基本的要求,如果学习好,工作不够好,我就活不下去。但也不是说因为学习好,工作好了我就开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我总是对自己不满足,总是想各方面做得更好,但是这样的人生似乎没有头。”

这是又一个同学的描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我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迷雾的草坪,草坪上有井,但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有可能走着路就不小心掉进去了,在漆黑的井底我摔断了腿拼命地喊,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自我。这一切好难。”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像他们告诉我的:

徐老师,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过去19年、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2

不只是学生空心了

今年7月,我和太太、女儿在毛里求斯度假,大约是北京时间14时,我的一位高校的学生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内容是:我现在手里有一瓶神奇的药水,不知道滋味如何。

他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学生,所以我赶紧回复。我问他这是什么水,他告诉我是氰化钾,十秒钟致命。

这是我开展过的最长距离的危机干预,当然这个孩子救回来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今年5月,有一天我正在上晚课,一个校外的心理咨询师打来电话,说有个来访者是学生,现在好像在宿舍服毒自杀。我问清事情原委,启动危机干预程序,在宿舍里找到这个同学,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回来。

我认识他已经4年了,入校时他非常优秀。进了北大后第一个学期的成绩是学院第一名,但是就在那个学期,甚至在那个学期之前,他就有尝试自杀的经历。

他原本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可以做很好的学术和科研的孩子。过去四年,我们心理咨询中心,他的父母还有院系的老师,都竭尽所能想把他引回正轨。四年了,住院、吃药,所有治疗手段都用尽了,他还是了无生意,最后他的父母决定让他放弃学业,退学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非常痛心的。我见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我现在跟大家所说的也都是在名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们,他们中的很多都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屡次三番尝试放弃生命。

有一个理工科的优秀博士生,在博士二年级时完成了研究,达到了博士水平,这是他导师告诉我的,他屡次三番尝试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当时两次住院,用了所有的药物,所有电抽搐的治疗方法。出院时,我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精神科医生很幼稚,可笑。我表现开心一点,他们以为我抑郁就好了。

我要讲的是,他不是普通的抑郁症,是非常严重的新情况,我把它叫做“空心病”,我不认为只是学生空心了,才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如果孩子出了问题,大概家庭和老师都有问题,孩子本身是不会有问题的。

03

什么是“空心病”?

“空心病”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也许我可以把它姑且称为“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

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如果到精神科医院的话,一定会被诊疗抑郁症,但是问题是所有的药物都无效。

来看下“空心病”的主要表现,它不能算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诊断标准,但却是我过去三四年间通过接触这样一些同学,不断总结出来的共同特点,他们往往是非常优秀的孩子,或者说是人们眼中的“好孩子”。

1、从症状上来讲它可能是符合抑郁症诊断的。它会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但是和典型抑郁症不同的是,所有这些症状表现并不非常严重和突出,所以外表上看起来可能跟其他同学或其他大多数人并没有差别。

2、他们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这种孤独感来自于好像跟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联系,所有的联系都变得非常虚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他们也不知道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他们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和成就,这些成就似乎是一种瘾,一种毒品。他们似乎很多时间都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而努力地生活、学习和工作。但是当他发现所有那些东西都得到的时候,内心还是空荡荡,就有了强烈的无意义感。

3、通常人际关系是良好的。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需要维系在他人眼里良好的自我形象,需要成为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好丈夫、好妻子。

但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做的,因此做得非常辛苦,也非常疲惫不堪。

4、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我们有很多个案,在国内最好的精神专科医院治疗,用了所有的药物,甚至用了电休克治疗,一次、两次、三次,但是都没有效果,也就是说看起来生物因素并不是导致他们问题的主要因素。

5、有强烈的自杀意念。这种自杀意念并不是因为现实中的困难、痛苦和挫折,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我不是那么想要去死,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我完全不知道我活着的价值意义是什么,每天的生活行尸走肉,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早点结束。”

所以他们倾向于不用那么痛苦和惨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比如烧炭、自缢、服药。

6、通常这些来访者出现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两天。可能从初中、高中,甚至更早就开始有这样的迷茫,可能他之前已经有过尝试自杀的行为。

7、最后,传统心理治疗疗效不佳。他们的问题大概不是通过改变负性认知就可以解决的,甚至不是去研究他们原生家庭的问题,不是早期创伤可以解决的——你会发现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不错,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冲突,但是总的来说不是那种典型父母离异、早期依恋、早期寄养的问题。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有个拿手的杀手锏,就是任何抑郁症患者如果用电抽搐治疗,他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但是电抽搐治疗对空心病都没用。

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他们也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不是想自杀,他们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当然也给我们机会把他救回来。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

我做过一个统计,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请注意这是高考战场上,千军万马杀出来的赢家。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非常终极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这种情况并不是刚刚产生的,他们会告诉我,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疑惑了,直到现在我才做了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传统的西方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对他们都没有效果。

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危机干预者,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千千万万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

我们也同样要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我们内心当中有吗?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怎么给到他们?

04

我们的教育是在帮助孩子成长,还是在毁掉一代孩子?

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的情况。

我用了一个焦虑经济学的词。我确实觉得能够让人去花钱,去盲目花钱的方式会把人搞焦虑,搞崩溃,搞恐惧,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我们看一下中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00个中国人当中只有1个人患有精神障碍,而这个数据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7.5%,在座有1000个人,我们在座的应该有180人需要去安定医院,都应该看病了,而且未必能看好。

中国人精神障碍是怎么变得那么糟糕的?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得了什么生物性疾病,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发病率始终是保持不变的。在过去30年当中,什么东西变大了,焦虑和抑郁,焦虑症和抑郁症。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焦虑症的发病率,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概1%到2%的样子,现在是13%,我现在用的数据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在最高诊级医学刊物上,全国流行病院调查的数据。

至少每100个中国人当中,有13个人是焦虑症患者。更糟糕的是抑郁症障碍发病率。

我做了20年精神科医生,我刚做精神科医生时,中国人精神障碍、抑郁症发病率是0.05%,现在是6%,12年的时间增加了120倍。这是个爆炸式的增长,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荒唐的事情。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我们这样发病率,焦虑抑郁的发病率也高速发展,发生了什么?

数据显示:美国人比我们更抑郁,他们的抑郁症发病率是9.5%。我为什么要谈到美国,是因为好像过去30年我们受美国特别大的影响,当然我们有自己固有的文化。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教育,对不起,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要得罪各位,我们的教育是在帮助孩子成长,还是在毁掉一代孩子?

大约从2000年开始,每当寒暑假的时候,大量的学生会来住精神病院,他们网络成瘾,焦虑,强迫,他们和父母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破裂问题,父母有勇气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去,可见真的没有办法收拾了。

我们的处理问题方式是什么呢,把他们送到网瘾学校,让他们接受电击的惩罚——这是教育吗?这是推卸责任,本身父母和教育是问题的根源,我们不看到自己的根源,只看到他躲到网吧去打游戏,他为什么要躲到网吧打游戏,是因为教育的失败。

我们教育的最大成就,似乎就是学生做试卷,有句流行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你知道吗?我做心理咨询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把同学这样的价值观扭回来——你周围的同学是你的敌人吗?他是你人生最大的财富啊!

我们的课堂是什么样子?不断暗示孩子自杀,为了好的成绩可以不惜生命。

整个国家自杀率在大幅度下降,但是中小学自杀率却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孩子已经等不及进大学,他们在中小学就开始有自杀行为了。

我们来看看有些学校应对的措施是什么?所有的走廊和窗户都装了铁栅栏!

我在精神病院里面工作,精神病院才是这个样子。

我的博士论文在监狱里做的,监狱才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居然有本事把学校变成了监狱和精神病院,只要看住这些孩子,让他们考上大学,然后让他成为我的来访者。

05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我接下来要谈的问题,会让大家更加沮丧。

在一个初步的调查中,我对出现自杀倾向的学生做了家庭情况分析,评估这个孩子来自于哪些家庭。

什么样的家庭、父母是什么样职业的孩子,更容易尝试自杀——中小学教师。

这是一个38名学生的危机样本,其中50%来自于教师家庭,而对照组是没有出问题的孩子。教师家庭还是很成功的,其中来自教师家庭的占到全部家庭的21%,问题是为什么教师家庭的孩子出现这么多问题?

我觉得,一切向分数看,忽视甚至对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他们完全认可这样的教育观,对自己的孩子也同样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实施,可能是导致教师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的主要原因。

当教育商品化以后,北大钱理群教授有一个描述和论断我觉得非常准确,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制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如果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些家长和老师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向我们学习,我们为了一个好的科研成果,有时候会数据作假;我们为了能够挣到钱,可以放弃自己的道德伦理底线;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可以收红包拿回扣;有些老师上课不讲知识点,下班时在辅导班里讲……

而孩子,是向我们学习的。

06

教育究竟是为什么?

教育究竟是为什么,学校究竟是为什么?大学究竟是为什么?

我先引用一下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新上任时做的演讲。他对此做了一个回答。

他说北京大学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国家和民族需要北大做什么?这是北大的使命。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全场800多人掌声雷动。

但是我们好像早就抛弃这些了,我们认为崇高的东西不值一提,我们需要的是现在能挣到钱吗?但是学生已经不认可了,因为他们不缺钱。这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我们认为能够挣到钱才是人生更大的赢家。

曾经有一个学生,他退学的原因是,学习经济管理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他高考填志愿想学历史的时候被所有人嘲笑,说脑子进水才会学历史。后来这个同学尽管经济学得很好还是要求退学。

十一假期,我带学生们去了万安公墓,因为我要和学生一起找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公墓当中看到了一个很独特的衣冠冢,这上面是一个老师叫尹荃。尹荃老师1970年在文革时含冤去世,她没有子女。

19年后她的学生为她在公墓买了墓地,写了这样的悼词:

40年来,循循善诱,陶铸群伦,悉心教职,始终如一,无辜蒙难,备受凌辱,老师一生坦荡清白,了无点污,待人诚恳、处世方正,默默奉身教育事业,终生热爱教师生涯,其情操其志趣足堪今人楷范。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教育工作者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有多少学生会对你有这样的评价或者肯定。

我要说的是,教育本身是非常神圣的职业,但是如果我们把教育只是当作一个谋生的工具,当作获得金钱的一个手段,或者实现自己其他目标的话,当然这是一种选择,但是我会觉得我们似乎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

07

教育,请许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在这儿还想提一个问题,这是我经过这些事情以后的思考。

我跟那些空心病的学生交流时,他们为什么找不到自己?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没有能够让他们看到一个人怎么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地活着,这个大概是根本原因。

我想问大家也问我自己:

我们尊重自己吗?我们尊重自己的职业吗?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当作是一种使命和召唤,去体会其中的深切的含义?

作为父母,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哪里?我们有没有给孩子真正的爱和陪伴?

在这个买椟还珠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扔掉了很多东西。我们像婴儿一样,只追求即刻的满足。当我们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挣钱上,没有给孩子最好的陪伴和爱,这时候孩子不出问题才怪。

我们现在的咨询量成倍地增长,50%,100%的增长,我们危机干预发生频率也是百分之百增长,孩子进学校之前他们就已经绝望了。所以作为一个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科医生,我呼吁:真的要救救孩子!他们带着严重的问题进入高校,进入大学,他们被应试教育,被掐着脖子的教育摧残了创造力。

有一位研究生导师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说一个学生做研究老出问题,是非常小儿科的问题。这个导师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怎么办?这个学生是笔试第一进来的,他说:“老师,那我把我犯的错误重抄一百遍。”一个研究生,用重抄一百遍的方式改正他的错误。我们这些孩子根本没有长大,还在小学阶段。

教育干什么去了?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要去做值得学生和孩子尊重的人,我们要身体力行,做出榜样。

我们要给他们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是分数,不是金钱,是爱,是智慧,是创造和幸福,请许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人生!

最后,来看下演讲视频:《买椟还珠的时代与“空心病”》

本文整理自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主题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来源于《新东方家庭教育(ID:xdfjtjy)》,首发于《中国网教育频道》,《文汇教育》根据徐凯文的其他演讲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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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 |我是一名社工,我的工作很难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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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渡鸦王(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18403516/

2011年毕业后,我在广州做了6年社工。

中国目前持证社工大约44万,以14亿人口算,万分之三的比例。而香港注册社工是 23157人(截织到5.14,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最新数据) ,以它748万的人口,相当于每320人就有一位社工。这就是为什么TVB剧中经常出现社工身影,而内地哪怕是北上广深社工行业最发达的城市,不关注新闻都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向人介绍自己的职业是每个新社工的噩梦。如果你是医生、教师、警察、公务员、程序员、销售、人事经理······不管是哪一个,当你说出来后,起码别人会点点头,在心里给你贴个标签,哪怕ta对那个职业有不少误解。

但你说“社工”,通常对方的反应是:

“什么?没听过。”

“义工是吧?你真有爱心。”

“那你赚得一定很少吧?”

其实入行前我也不清楚什么是社工。

一. “你的薪酬预期是多少?”“呃······1500吧。”

我本科念的是汉语言文学,大学里投入最多时间精力的却是工作营:到麻风病康复村看望老人,和他们聊天,一起做饭、搞晚会;和营员在村里劈柴生火煮饭,玩游戏,睡地板;给村里修房铺路,清除垃圾。每次一住三五天,最长有十二天。我们那批人常开玩笑说,感觉上大学就是为了做工作营的。

这段经历从里到外改变了我,关于性格、友谊、能力,关于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待世界和生活。

临近毕业,我对朋友说:我想做NGO(非政府组织)。

然后就来广州求职。不懂去哪找NGO的工作,网上看到最多的是社工机构在招人(NGO和社工圈的关系,是一个稍微复杂的话题),就投了两家。一家嫌我专业不对口,另一家先电话聊了20分钟,才邀我去面试。那会觉得这真是个有门槛有追求的行业啊。

面试时来了三个管理层,上来就问对社工行业有什么看法。我套用对工作营的理解去回答,尽量显得成熟冷静。结束后一个领导说了句“不错”,HR问我薪酬预期,我说:“1500吧。”HR笑了:“这么少。”

报这么低,一是年少无知,不懂行情,只朦胧听说干公益的都穷,不敢多报;二是不知广州物价;三则迷之自信,觉得自己必定很快升职加薪,一开始低点没关系。

两天后收到offer,入职项目是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我去天河岑村租了个单间,200一个月。第一个月到手1600多,第二个月1700,第三个月1800,每月用完,恰好挨到发薪日。一年多后辞职,HR开出的挽留价码是3700。嗯,我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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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个长者的故事:你觉得好的,我不想要

辞职两个月后,我去了第二家中心,工作也渐入佳境,从一线社工升为领域负责人。主要服务的是社区长者(老人),有段时期兼管义工领域。长者组加上我最多时就3名社工,却面向街道辖区内9千多名长者。

日常一大工作是上门探访,评估情况看是否需要跟进。印象最深的有三个长者,都是三无孤寡(通俗解释:无老伴,无子女,无钱),独居,脾气极硬。

第一位是个盲人,60多岁。进门后发现他家地上、墙上到处是屎,浑身上下脏得发黑。后来知道他肠胃不好,容易拉肚子,但身体虚弱,走路都不太稳,往往赶不及到厕所就拉了。没人能在他家待超过十分钟,除了我。因我天生嗅觉极差,对臭味无感,这也导致后来没有其他人能跟进这单个案。

他有个妹妹,住得远,身体也不好,偶尔来看望,带些吃的。平时他就自己煮锅腊肠饭,没有青菜。我打开他的米箱,里面混放的大米和腊肠早已发霉。

我尽力帮他过得好一点。找义工给他每天送两顿饭;教他妹妹把户口从原来的街道迁到现居地,否则他两头没人理;给他申请政府的居家养老,好有人去搞搞卫生——结果没人肯干。后来街道出钱购买了一个养老院的服务项目,我提供受惠名单,就把他加进去,由养老院派护工经常上门,清洁家居,帮他洗澡洗衣服。

他妹妹很感激我们。但他不。他脾气暴躁,经常爆粗,能把妹妹气到心脏病发,有次发火甚至想拿盲杖打我。他对谁都不信任,口头禅是“你们都想我死。”因为他唯一希望的是治好眼睛,天天叫人带他去医院,但没有人愿意。

他妹妹告诉我,16岁那年他在工厂救火烧伤了眼,后来又因为赌博坐过牢,人生一路滑落。住过很多医院,在里面随地大小便,吐痰,骂人,抽烟,骂过了不知多少医生。眼睛一直没复明,人却已经上了那些医院的黑名单。

送养老院?他不肯,我们也担心他进去后会被“退货”。

跟进两三年后,他去世了。最后几个月是在医院床上度过,妹妹给送的终。他妹妹带着哭腔和我说:他也算解脱了。

第二个80多岁,腰驼得起码有70度,寡言少语,独来独往。每天来中心长者饭堂吃午饭,吃完就走,不和谁打招呼。常年一身破衣,家里乱得像个垃圾场。

他从不要求什么。有些低保户会来问有没有东西派,他呢,给就收着,没有也不问。认识久了才知道,他以前是个小贩,广州人称“走鬼”,卖些袜子之类的小东西,一直到70多岁卖不动了,居委才喊他去申请低保。

有一天他突然跌倒。从那天起,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们猜是老年人常见的血管栓塞,带他去医院挂内科,他坚持要挂骨科。骨科医生看了,说筋骨没问题,还是得转去内科,并建议住院。他不肯,反复说医生不懂行。

我问他为什么不听医生的。他说:他说的不对,我当然不听。

我问,是不是医生说该看骨科,才是对的。他说:对。

沟通进行不下去,只好送回来。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了几次,每次他只肯看骨科,医生又只能开膏药给他。我确定他不是为了省钱,因为向他解释过什么是内科,完了他就一句:又不是内脏出问题,看什么内科?永远处在自己的逻辑内,没人能说动。

腿自然是好不了,而且情况越来越差。他在家借助双手和两张矮凳挪动自己,吃饭就叫外卖。有好几次又跌倒在地,趴了整晚没人发现。他没有电话,每次要找人就大喊救命,后来发展到天天在家喊。居委和我们两三天就得上门一次,看看这次又怎么了。

一开始他让我们给他请护工。一听说每月5千起,又不愿意了。而且就算他肯,终究不是个保险的办法。以他的失能状况,到最后还得去养老院。

要命的是:他在几个月前失去了低保资格,这意味着他不再是居委的民政对象,一切福利消失,看病、住养老院全得自费。

低保被取消,因为他被查出银行里有十万多存款,估计是一生积蓄。居委看他年纪大,支了个招,劝他把钱全取出来,放哪都好,只要银行账户空了,也许就能躲过再次核查。结果他说存的是定期,取不出来。告诉他其实可以取,只要付些手续费。他不听,只摆手说不可能。警告他:不取,低保就会被取消。他说:取消就取消吧,说了定期拿不出来的。

嗯,还是一样,只相信自己相信的。

时间久了,我发现他不只是逻辑奇怪,还有一系列认知障碍的症状:理解能力越来越差,很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记不起任何一个银行卡密码,让他改个新的,发呆了很久也想不出一个新的数字。综合判断,应该认知障碍症中后期了。先前的那些行为表现,不知道是否因此而来。可能他早就有这病,但因为话少,不容易被人看出不对劲,顶多觉得他怪。不过就算早发现,以目前的医疗技术,也没什么好办法。

人老了就是这样,风险有时是呈指数级上升的。有时是一个意外,有时毫无征兆,你的身体、心智状况突然间断崖式衰退,变化快得你猝不及防。婴儿拉的叫“耙耙”,父母乐呵呵给ta擦干净;老人拉在裤子里,有多少子女不会皱一下眉头?没子女的,又能靠谁?有多少人能在晚年保持体面和尊严?

因为不肯让人清理,他那本就脏衣服堆满地的房间,渐渐又堆满了外卖盒,桌上地上洒满剩饭,苍蝇到处飞。在拉锯了几个月后,他终于同意自费去养老院。我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决定送他去附近一家信得过的,那里护理条件比较好,一年费用保守估计要七八万。我们拟定的计划是,一年多后他的存款花完,又可以领低保,重新成为政府保障的三无孤寡,按政策可以转入公立养老院,一切费用由政府承包。

但他此时还不是,意味着政府不能作为监护人,而入住养老院是需要家属签字的。这又给我们出了难题。这个时候不知从哪收到消息,说他有个哥哥在世。所有人惊诧莫名,一方面没想到他竟然还有亲人,一方面惊异于他口风之紧,谁都没告诉。我辗转联系到他侄子(他哥的儿子),对方推诿着不肯出面,我再三保证不需要他们负什么责任,他们才肯过来,签完字马上又走了。

几个月后,他在养老院里去世了。

第三位60多,中了风,右边身体偏瘫,右手蜷曲在胸前无法张开,右脚僵直不能弯曲,走路时一脚拖地。从前5分钟走完的路,现在半个钟才能走完。

很长时间里我搞不清他是什么心理。中风后他拒绝就医,每次一提出带他去医院,他就大哭大喊地说“ 唔好啊唔好 ······好唔翻嘅啦”(粤语“不要啊不要······恢复不了”的意思)。我担心他要当场爆血管,只好不谈这话题。有个同层的邻居告诉我,每天都听到他在屋里大哭。

我想起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在此之前,我们至少遇到两次他生病,每次都是如此:容易哭,拒绝探视,非常怕麻烦别人。但要是没病,他会非常热情地笑,话非常多,天天出门闲逛,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查过资料,中风患者性情大变,暴躁易怒、悲伤抑郁都是常见现象。他们失去了对身体一部分的控制,内心满是恐惧,有些人会持“刀”向外——通过发怒攻击他人来找回控制感;有些人则向内——自怨自艾,绝望放弃。

所以不去看病,也许是不相信还能康复。或者,是太过害怕,不知道怎么面对,只能像个孩子一样躲在角落哭个不停。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人才会这么缺乏安全感,这么悲观而习惯性地放弃?

那段时间我始终觉得挫败,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事情就毫无进展。一拖几个月,早已过了最佳治疗期。搞不好,很可能会有二次中风。真要来个全瘫,再哭也医不回来。

后来我督导提醒我,如果他不去医院,又会怎么样?会继续这样吧。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能接受,我能不能接受呢?

于是我不再坚持。每次只是去看望,讲轻松的话题,这时他就容易平静,有时还会开心地笑。一段时间后,他竟然又同意去看病了,而且愿意住院。

后来他没有回家,居委直接送他去了养老院,即便他并不愿意。一年多后,他遭遇了和上一位同样的剧情,因卡里有几万存款而被取消低保资格。这意味着政府不会继续帮他付养老院的费用。当然办法也一样:如果他先自费大半年,等存款花光,重新变成“三无”,政府再掏钱让他免费住下去。整个过程里他甚至一天也不用离开养老院。

但他坚持回家。我去看他,问他回来后无人照顾怎么办?他说:不用,我自己行。

当然我知道他会过得很辛苦,但此刻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反对他了。“人会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相信这一点,才会去理解别人到底面临什么,需要什么。这是我做社工时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三. 最重要是要有支持网络

我所服务的社区,据摸查至少有几百户独居孤寡长者,只是情况不会都那么糟。即便如此,你也可以想象得到,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越来越老,又无子女在侧,说不准哪天就生个病、摔个跤、认知来个障碍,然后无人知晓地死在家中。

有个同事感叹:看来真的要结婚才行。不对,就算生了孩子也不保险。空巢长者多得是,一个跌倒在地,另一个没法扶ta起来,一扶自己腰也伤了。好几次我们就接到上门扶人的求助。

如果有得选,一般人是不会轻易向陌生人(即便是社工)求助的。一个老人,若是在社区里有几个认识的老友,也不至于一有困难就无法可想。所以要是你妈喜欢跳广场舞,其实值得鼓励。我们也在中心开了很多兴趣班组,跳舞唱歌太极书法,每个班出一两个节目,一台晚会都凑起来了。

有些长者是不会参加这些活动的。Ta会觉得自己又老又穷,没结婚没儿女,没有文化。一出来自我介绍,人家衣着光鲜,退休前不是书记就是校长。轮到自己?宁愿宅在家里。有个同事就把这些情况相似的长者聚起来做了个社交小组,一起搞茶会、逛公园、相互串门,这就形成了一个朋友圈。我们有个很美好的设想,就是组织起许多个这样的圈子,去加强每个人的支持网络。这并不容易,我们人少事多,只能一点点推进。

容易推进的是年轻长者。几年下来我们在社区里发展出一个师奶义工团,日常活跃的有四五十人,年龄从四十多到七十几。上门探访,电话慰问,陪医送饭,制作礼物,组织义卖,节日演出······能想到的都做了,做不到的就培养她们做,比如请当过模特的大学生教她们走T台。每年的义工表彰大会,请领导上台颁奖,就由她们穿上旗袍,当礼仪小姐。她们会美滋滋地互相拍照,叫家人来出席。

四.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刚入行时,我对督导说,打算先做上十年。在我心目中,十年积累才算是一个资深社工。

后来知道,香港二三十年资历的社工一抓一大把。而在内地,五年就称得上资深,因为大部分人在这行待不到五年。

我在第六年决定离开。所有人都很遗憾,但没有办法,知道留不住我。

这行的流动率一年得有20%以上。一个中心20人,过个两三年人就换得差不多了。这对服务延续当然不利,换了个人,很多工作就得重新开始。对留下的同事来说,打击有时很大。

离开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最普遍的不外是工资不高、晋升通道窄、社会认同低、难以获得成就感、以及最容易出现的职业倦怠,等等。我也对这行越来越失去兴趣,感觉自己年复一年地在重复以往的工作,还得受政府”指导“,年年应付评估,越觉无聊。又胸无大志,不热心谋升职,也自觉不适合做管理,上面怎么画大饼也没用。本来想过一两年去考个督导班,以后转入二线,后来发现:资深社工不停流失,服务就老是停滞不前,督导不停面对新人,看着项目进三步退两步,甚至直接退回起点。周而复始,想想实在没什么意思。

也因此,对那些有心做事又坚守多年的社工,我始终对他们饱含敬意。因为他们的努力,这行才有存在的价值,才值得被尊重,被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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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來福:流动中的“香港人”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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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來福

作者按:这两天大陆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篇题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在完全不提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央的前提下,讨论港英政府的腐败、回归后香港政府的无能等问题,以及居高临下地指出香港学生的幼稚、固步自封,“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上一次街,游一次行,就能获得一些虚伪的满足感”。文章错漏太多,不值一驳,但其彻底规避政治,只从人口、经济等角度出发来探讨青年人面对的“危机”,似乎因此而更加接近“真理”的心态,十分具有代表性。

作者自述在香港浸会大学读过一年研究生,并因此“关心”香港。恰好我也在香港读过一年研究生,读研期间也“关心”香港,因此做了一些阅读,写了一篇不算成熟的文章,试图去理解“香港人”这一身份认同的演变,以及其历史脉络。和作者相反,这篇文章主要从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香港人。这篇写于2017年读研期间的文章,初发表于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后来被删除,就不了了之。借Matters的节点存放。

在中文互联网兴起之初,论坛上常有关于香港演员黄子华的帖子,他在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对获奖的日本童星原岛大地说了一句:“如果你回去日本,麻烦你跟日本人说一声,钓鱼岛是中国的。”

这句“钓鱼岛是中国的”,成为当年大陆网民拿来赞扬港星爱国的绝佳佐证。其实香港学生早在1971年就发起“保卫钓鱼台运动”,比后来的大陆青年上街砸日系车,要早40来年。两者当然都可以冠之以“爱国”的名义,但任何人都能觉察到,没办法用“爱国”作为标签来简单归档这两个相距40年的事件。

如果追根溯源,甚至可以说,70年代以”爱国”为名的香港保钓运动,所形塑而成的公民社会,在2014年催生了被视为“反中”的占领中环运动。把政治立场放在一边,去厘清“香港人”自我身份认同的起源和变迁,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眼前的冲突是怎么一步步酿成的。

未“爱港”先“爱国”的香港学生

1970年,美日商议归还冲绳列岛时,把钓鱼岛列入了归还范围。第二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示威游行,受其影响,香港的学生也登报发表声明,上街游行,并在“七·七大示威”中达到高潮,有近万人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与警方爆发了冲突,最终警方妥协,集会获得了“合法”认可。

这段历史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彼时大陆、台湾两个政权都自命为正统,而香港作为殖民地,处在国共两党以及港英政府的夹缝之中,其身份是模糊的。香港尚且没有找好自身的位置,学生们却已经开始伸张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保土卫国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

或者这样问,当年香港学生在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的时候,他们在反对什么,捍卫什么?

1971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发表了一篇声明,矛头所指,首先是曾占领香港的“黩武好战的军国主义日本”,以及“私相授受的美日联盟”,然后是以暴力手段对游行学生施压的港英政府,再之后是面对钓鱼岛问题“进退维谷”的台湾政府和“隔岸观火“的大陆政府。

在《学苑》之后刊发的文章里,又清晰阐述了“保卫钓鱼台运动”的任务,其中之一是“尽管中国现时有两个政府,国人归依不同,但爱整个中国的心是一致的”,运动的方针是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当时正值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各方争论四起。既然保钓意在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那么对“两个中国”的论调自然是不能接受的,此时一种“大中华”的民族主义诉求,是支撑着香港学生行动的精神力量。

一群在香港土生土长、大部分从未去过中国大陆的学生,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焕发出如此的热枕,替尚处在角逐状态的”中国“伸张利益,而不是把议题集中在和自己更加相关的香港社会上,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当时北京政府正在寻求与日本建交,同意搁置不谈钓鱼岛主权问题,而台湾政府亟需美日的支持,对此也是避而不谈。正是香港和海外学生的努力,才把钓鱼岛的问题推向台面,从而迫使两个政府表态。

香港大学学生会在1912年成立,刚好是辛亥革命第二年,见证了近现代中国面对的一切运动、革命和战争。从它在历史转折时刻对重大事件做出的反应,大致可以看出香港学生“归属感”的变化。五四运动的时候,港大学生会对这场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没有丝毫回应。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港大学生组织医疗队和救援队回国参加救援行动。四九年后,港大只有500个学生,大多是“流亡海外”的富家子弟,他们对家国问题和社会问题毫无兴趣,一心只想进入皇家和洋行工作,此时的港大学生会会刊对时政完全是回避的态度。

1964年,港大学生会成立时事委员会,发表了三篇声明介入市政和教育议题,之后便开始积极参与到对香港社会事态的关注之中。1966年参加了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运动,1968年发起了抨击港大殖民地色彩的大学改革运动,1970年学生会会长提出了“向心中国、致力香港”的学运方向,再之后便是1970年声势浩大的争取中文(粤语)成为法定文字的运动,以及1971年的保钓运动。

把保钓运动放回历史语境去,不难看出它只是接二连三的学生运动中的一环。要求讲母语、要求维护领土完整,都是寄寓“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诉求。陈特先生在1972年刊登的文章里分析,1949年逃到香港的一百多万难民(原来香港只有五十多万人口),有许多都是大学教授、作家、记者和大学生,这群中国式传统知识分子饱含家国忧患,始终关照着中国的前途。十年二十年下来,在这群人的影响下,香港学生开始从漂浮游离、没有根的“自我”藩篱之中走出来,承担起“中国人的光荣与苦难”。

这种对“中国”的呼唤,很快把香港人聚拢到了一起,塑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体”,于是才有上万人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保钓的可能。日后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由于不同的社会议题而走进维园集会,某种程度上讲都是这几次学生运动的遗产。至于不容分割的领土究竟应该归于哪一个政府,则是悬而未决、各有立场的问题。

脱离中国问题,仅在香港的语境里去想象一个全新“民族”的形成是不可能的,相反,强烈的“中国人”认同,有助于香港人在多方拉锯的政治角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吕大乐回顾保钓运动,说“年轻一代觉醒后的社会运动竟没有走向本土,反而是以寻根和认识祖国最能发挥动员之效”。顺带提一句,1971年在美国的保钓运动中,有左派台湾留学生公开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支持其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这是相当匪夷所思的事情。可见当时两岸知识分子共同遭受了身份认同危机,需要经历一番思考、辨别和挣扎,才能决定要把自己的家国认同落在哪个政府上。

这代批判性较强的香港学运青年,在中文运动和保钓运动中激发了关心社会的热情,开始焕发出本土意识,并把社会运动推进到社区基层之中,某种程度上讲继承了叶锡恩等本土改良主义者的社会改革传统。

社会运动、政治风向与本土意识
前面说了,保钓运动需要放回香港社会运动的背景中去看,所谓“向心中国、致力香港”,重心其实落在后半句。香港人本土意识的出现,并不完全由”大中华“民族想象所造就,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香港居民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这种不满来自于日常生活中所目睹的腐败和遭受的不公对待。而这些不满能酝酿、发酵成为社会运动,其中既有(以叶锡恩为首的)改良派英籍议员的支持,也有香港左派(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和其他亲共人士)的策划。“香港人”认同能在70年代形成,可以说是多方势力进行政治角力而阴差阳错结出的果实。

1966年,香港公共交通咨询委员会同意了天星小轮公司船费加价五分的申请,委员会中持反对意见的叶锡恩(英国人)在报纸上发了一份表格,让公众说明他们的意见。收回的几万份表格全部反对加价,但政府依然无视了这些反对意见。于是有穿黑衣服的年轻人举着“支持叶锡恩”的标语走上街,他很快被警察带走,随后越来越多青年上街声援,绝食抗议。事件最终以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因参与骚动被捕,九百零五人被控破坏宵禁及其他罪名结束。香港社会民主党事后发布调查报告,认为天星小轮骚动的根源,是政府连续的加价、加租、加费的措施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指出是香港居民公民权和社会福利的缺失,导致港府和民众处于对立状态。

1967年,由于香港人造花厂资方与工人的矛盾,被开除的工人闯入工厂,在门外集结示威、贴大字报和毛语录。数百名防暴警察进场维持秩序,用警棍打伤了工人。左派报章报道有近百名工人被打伤,《明报》则指出只有一名工人受伤。报纸口径的不一致,以及工会随后高举“毛泽东思想”而发出的抗议声明,都指向了不同政治阵营在事件中的参与。无论如何,人们的不满逐渐累积,左派阵营的动员也十分成功,越来越多人走上街头,而警察也强硬镇压,死伤的数目逐渐上升。

此时国内正处于文革的漩涡之中,高涨的群众运动浪潮也影响到香港,推动了事件的升级。骚动、罢工和暴力冲突扩大到全港,左派在街上放置土制炸弹(后来统计共有7340枚真假炸弹),有51人死亡和848人受伤(港英政府统计数据)。按照陈冠中的分析,香港左派在“六七暴动”中的推波助澜,主要是由于文革导致的大陆政府的失控,事实上四九年后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一直是实用主义的,对他们来说,保留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好好加以利用,比建造一个社会主义香港更有现实意义。

连一向激进的香港大学《学苑》杂志都批评这场暴动,呼吁社会安定,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左派阵营、以及其背后的共产主义政权在香港招致的反感和畏惧。如果回到历史发生时刻的上空往下看,“六七暴动”发生的时候,街上的横幅、大字报铺天盖地谴责英国殖民统治,但讽刺的是,当事件进入尾声,人们对香港政府和现存制度的认受性反而更高了。

“六六骚动”和“六七暴动”所造成的冲击,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审视香港,思考如何不毁掉这个“最低限度的避难之所”。社会运动没有停止,只是以一种更为和平的方式在进行。人们继续走上街,为自己的权益而向殖民地政府施压,争取政府政策的修订和改变,在这有意无意间,就重新界定了市民与政府的关系。过去人们是在“借来的时间”里于“借来的地方”讨生活,是一种“难民心态”。而此刻他们敦促政府改革,在日常生活中争取权益的寸进,潜意识中都是在保卫自己生活的家园,港英政府也在此互动中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一连串的社会运动和暴动,同样促使港英政府也开始检讨其管制架构、自我改革,1971年麦理浩港督上任,在随后的几年里推动受薪者享有带薪年假、创立廉政公署、兴建地铁、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公共房屋计划,大幅改善了香港的居住环境。人们上街游行、敦促政府更好地行使权力,而政府亦做出有效回应(尽管麦理浩的改革并不完全是由于社会运动,其中也有关于中英谈判的政治考量在),殖民地政府与本地社会的关系从此发生了转变,为“香港人”意识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到了70年代后期,香港逐渐超越了国共之争,发展出本地的政治议程。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一个“香港人”社会出现了。

吕大乐把香港人区分为四个世代,战后婴儿潮(1946-1965年间出生的)是第二代,这代人正是前面提到的学生运动的主力。婴儿潮一代开启了“香港人”认同,但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与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逻辑上并无矛盾。譬如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他们同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与广东人/上海人/福建人。但对于后面的世代来说,认同自己是“香港人”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电视时代恰好来临,《狮子山下》、许冠文电影和众多港产电影所讲的香港人故事,浇灌出了一个电视里的香港共同体。报纸上对香港议题的谈论同样没有停止,整个社会环境,无不在散播一种“香港人”的空气。相反,“中国人”认同则来自于对血统(一种既定事实)的承认,而非心态上的亲近。这是很重要的分别,它意味着这种“香港人-中国人”认同是会变化的。

香港大学从1997年至今持续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的比例经历了回归后的下降,新千年后持续上涨,2008年后又开始快速下降的波动,如今这个数字维持在和97年差不多的低点(20%)。当然一直有40%左右的人是选择了“混合身份”(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但第一认同选择“中国人”的数据的变化,依然很说明问题。用陈冠中的话讲:“影响香港人、香港身份认同、香港主体性成形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表现。” 刘兆佳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提供了另外一些数据,1988年有27%的受访者表示信任中国政府,而1990年只有12.1%的人表示信任,间断崖式的下跌,指向了中间那一年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香港人目睹的血腥暴力手段,让他们对中国与(即将回归的)香港的前途都抱持悲观态度。

再往回看,大致也是这样的关系。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香港居民看着五花大绑的浮尸不断从对岸飘来,对大陆政府充满畏惧。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内地人跨境偷渡进入香港,香港居民热泪盈眶带着干粮饮料到边境接济他们,引领他们到市区。“抵垒政策”规定,只要他们能到达市区,就能在香港居住。1977年至1980年,又有40万内地人涌入香港,这时香港市民不再表现出20年前对同胞难民的情谊,反而以“阿灿”的别称讥笑他们,政府也取消了“抵垒政策”,非法移民一律遣送回去。

对偷渡者态度的转变,反映了一种强烈的“香港人”意识的出现,虽然他们大多是逃难者的后代,但最后一批到来的人已经被视为“他者”,区分于本地的香港人了。顺带一提,1972年香港已经在中国以“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为由的交涉下,被联合国从殖民地名单上去掉了,但中国政府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又不愿提前收回治权。于是这批偷渡者,理论上是去往自己国家主权的领土,又被政府当作叛逃者来处置,实在也是荒诞时代的写照。

复杂之处在于,“香港人”认同使得他们拒绝“他者”的大批涌入,以及在物质文化上产生强烈的优越感,但“中国人”认同又使他们在重大历史时刻焕发出对中国的忧虑,和对同胞的切身关爱。譬如1989年,香港有150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对岸的学生,这个数字是空前的。而随后的20几年里,对这一事件的纪念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本土派(一个过去不存在的词语)的学生拒绝纪念,希望以此切断这种历史的联系,便遭到了许多香港人的反对。

罗永生批评过,画出一个井把“香港认同”放进去,再把“中国认同”放进另一条河里,这种论述的框架已经假设了两者是对立的,但其实它们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一方,无论是英国、中国还是香港,在这个框架下谈论“井水不犯河水”,都已经舍弃了种种复杂的历史经验,将之化约为一种政治斗争。所以我们梳理“香港人-中国人”认同至此,为的不是逐年分析香港剂量多少、中国剂量多少,而是要指出,关于身份认同的论述不全是事实性的调查,更多是与政治行动相关的建构。下一步,我们要破开这一框架。

被重新叙述的香港史
正如前面提到的,1972年香港就已经不在殖民地名单上了,所以“回归”这个说法并不尽然准确。1997年的中英交接,被官方媒体叙述为漂泊已久的孩子回归母亲的怀抱,后来香港人游行反水客、反双非儿童、骂大陆人“蝗虫”、以及要求普选,则一概被批评是未脱离“殖民心态”,人心未回归祖国(考虑到前面讲了那么多,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祖国”亦是一种政治建构),甚至当惯了“英国人的走狗”。这类叙述当然政治正确,但未贴近事情的本来面貌。看一下澳门,1974年葡萄牙政府想归还澳门,被中国拒绝了;而1999年澳门“回归”,《七子之歌·澳门》却被频频传唱。恐怕闻一多先生在1925年写作《七子之歌》时,想不到历史会这样对他开玩笑。

“六七暴动”发生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数篇社论,言辞强硬地谴责英帝国主义,声援香港人民的反抗,许多香港左派情绪昂扬,以为中央准备收回香港了。但随后周恩来批评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香港问题的夸大,也反对香港左派继续罢工,并无意提前收回香港。早在50年代,周就表示过:“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人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既然不收回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那么收回自然也有同样逻辑的考虑,而非后来脍炙人口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在以中国作为主体叙述的香港史里,香港的殖民地经验只是百年屈辱历史的标识,回归意味着“百年屈辱历史的终结”。自始自终,重要的只有”中国人“这层身份,而香港人对港英政府的抗争和接受,他们本土意识的产生,都被忽略了。90年代香港电台制作的《香港传奇》,就将“六七暴动“完全解读为经济纠纷,彻底洗掉其政治性。对于1989年引起的震动,也完全不提。历史与集体记忆被重新剪辑和管理。

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说,“终结”没有那么容易,他们有自己目光里的香港故事,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无法因为一个协议而轻易改变。在这层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陆媒体会指责香港人心态未回归,也能理解香港人为何对此十分“逆反” ,用人类学者任海的话讲,“非殖民地化本身就是一种殖民化”。

我并不是说,香港人自己叙述的香港史,由于其“局内人”的身份,便更具真实性和客观性。不是的,以香港人作为主体的香港故事,同样落入了“各取所需”的桎梏之中。

80年代中英开始谈判,回归提上日程,一种“九七焦虑”便开始在香港社会弥漫。2003年自由行开放后,两地经济、文化的碰撞,直接引发一连串针对大陆游客和移民的游行示威运动。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是往回看,在“中国”里建构“香港”,九十年代与新千年的社会运动是向前看,思考“香港的未来在哪里”、“香港会死吗”、“香港价值会消逝吗”,此时他们希望守住一种名为“香港”的东西。所谓香港价值,大概就是民主政制、自由市场、以及拼搏的“狮子山精神”,这些东西对应的是作为他者的中国。

于是“麦理浩时代”被重新提及,人们相信香港的国际大都会地位来源于七八十年代的改革与善治,那个黄金时代是香港繁荣、稳定、进步的源头。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都是事实,麦理浩的改革塑造了后来整个香港社会的雏形。一国两制便是试图将这个成功经验“急冻”起来,回归后重新”解冻“,维持”五十年不变“。

在中港冲突剧烈、社会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回忆过去的香港,无疑删减了一些东西,增加了一些东西,也改变了一些东西。如果我们看英国人叶锡恩从她的角度讲述的香港,会看见,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成千上万的人风餐露宿,政府极度腐败,人们被以各种理由送进监狱,民主改革未见迹象。而七八十年代的主动改革,最重要一个目的便是,使英国能延续对香港的治权,或最低限度下,保持英国政商界在香港的影响力。

而在1985年,当政府在设计香港的选举制度时,他们实行的却是在英国已经过时了的“选举团与功能组别”制度,在西方国家眼中,这不是民主。政府的理由是,“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多少人支持直选”,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应该稳步推进民主。然而在回归前的3年,政府又不再“稳步推进”,而是希望快速通过所有改革方案。今天我们反思“普选”的被遏制,很少会回到历史语境里,去批评英国的消极怠慢对香港的影响。

把港英政府的政治盘算和焦虑情绪考虑进去,再看回麦理浩改革,会发现这个时期香港的主体性也并不如另一种”香港故事“所讲述的那样重要,至少许多来自伦敦的社会改革的建议,便被麦理浩拒绝了。吕大乐认为,”麦理浩其实令香港在七十年代中期失去了一次彻底检讨和改善劳工、社会保障的机会。”在此意义上讲,一种“英国比北京有更大善意”的想法太过一厢情愿了。

以抗拒“中国化”为需要所讲述的香港故事,美化了那段“黄金岁月”,把香港的殖民地经验重新想象为浪漫的城邦神话。作为符号的“狮子山精神”,从其出生开始,便被写进了许多政治内涵,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被意识形态争逐。怀念一段虚拟的过去,并以此来对抗一个令人失望的现在,在这一基础上建造的二元对立,恐怕也无助于香港走出一条通往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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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牛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赵皓阳那样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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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大牛   来源: 大牛的下午茶

这两天网路上一篇名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火了,有学生便在群组里做了分享,一时有比较热烈的讨论。我在昨晚做了否定的发言,有学生不解,追问原因。

尽管一直强调我们应当向一流的学者学习,要在将时间花在权威作者的权威文献上,要在意自己信息源的来源与质量。我还是决定花些时间好好读一下赵皓阳先生的这篇文章,具体交待自己的批判意见。我的见解如下,供诸位批判和参考。

赵文旨在分析香港年轻人,那他是怎么分析香港的年轻人的呢?他的原话是“蠢”或者“幼稚病”。我想请教各位同学,这叫分析吗?你们客观地想一想不难发现,这不叫分析,更像是人身攻击吧?如果在跟别人讲道理的过程中,我们诉诸人身攻击,那辩论/沟通还进行得下去吗?我们法学院大一的新生就能明白的道理这位赵先生很显然还没有get。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对,因为如果赵先生真的有他言语中不断炫耀的那么聪明和有学识,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应该是懂的。明明是内地好一点的初高中都有教过的辩论ABC嘛。那他在明知准则的情况下还诉诸这类人身攻击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类攻击非常有效果。

他诉诸的不是逻辑,不是理性,而是情绪,是简单的对立和不满或者不解。这几年的事情渲染下来,谁没有情绪呢?谁没有不解呢?内地不少人都真心觉得真的看不懂他们这群年轻人啊!他们看到赵先生的文字,直观上能不拍手叫好,不为之击节吗?当看到能够迎合和抚慰自己感性认识和情绪的文字,还有多少人会停下来喊一下暂停,拉开距离,想一想对方讲得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呢?所以,如果赵皓阳先生真的很聪明,那他真的挺坏的。

我们再来想一下,赵先生说HK的年轻人蠢、幼稚,这种论述犯了什么错误?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对吧?我相信如果不是诉诸情感不用太过脑子的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相信这种话的。有哪个社会的年轻人整体上是蠢的?如果HK是,那大陆呢?如果这样,我们可以泛泛地说,所有社会的年轻人都是幼稚的。但,这个结论你们同意吗?其实,文字与人一样,也是有体面、高贵与猥琐、低劣之别的,你们判断一下赵先生的文字属于哪一类。他在呼唤和调动的是属于我们人性当中的哪一个侧面?

我相信你们能同意,现实的世界中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它的缺陷和问题,美国、中国、日本这些世界总体经济实力排名前十的国家哪一个是理想的天堂?但我们简单地说美国糟糕透了,日本糟糕透了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平日的生活中这样发发牢骚进行抱怨我们可以理解和包容,但在公共空间做书面的论述,做公共的交流就不可以了,对吧。

在一年级上专业课的时候,不同课程的老师都强调过,专业性的最低要求和表现之一就是要拒绝暧昧,拒绝含糊其辞,拒绝偷换概念和混淆议题,要具体的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事实性的议题要有调研,要有数据统计分析,这个数据还要明确交待区域范围、时间跨度、对象取舍、采集规模、采集方法等等,并且该报告要进行事实验证;价值性的议题,要交待其明确的价值立场,要交待相反的理解和论证,要交待自己论证的基本预设和论证框架,要交待分析和论证的限度,并且该报告要进行逻辑与价值验证。如果论述既涉及事实也涉及价值,那这两个部分的要求都需要具备。

可赵文呢?赵文凭的是他在HK一年的读书经历,是他在港生活中的遭遇,是他个人的感觉,他对几位特首的描述更像是小道报纸在讲花边新闻和故事会,他对某些报道中数据的截取基本上也没有析出和交待,连他如此选择的依据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文字能信?敢信?

我们再看他的文字。他一会儿说HK年轻人蠢、幼稚,一会儿说HK社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很糟糕,一会儿又在言语之间对他指认的HK社会问题的肇因——HK的顶层精英充满了迷之羡慕和崇拜。看得人眼花缭乱不禁想拜托问询赵先生,您的笔到底想爬梳哪一个议题呢?还是说这三个是同一个问题?年轻人是社会问题丛生的原因?还是社会问题丛生是年轻人蠢的原因?又或者年轻人应当努力像他(渴望地)那样成为顶层精英?这样的文字好分裂啊有没有……

不对啊,重组赵先生的文字,有没有可能社会问题丛生恰恰是年轻人努力奋争的原因?有没有可能赵先生精心构造的扭曲和谎言的另一侧就是真相?自以为聪明的人,做自以为聪明的事,是很容易伤到自己的。我们具体看看赵文做了些什么。

他说,香港在殖民时期没有民主,面对不公,香港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抗争,以争取自身的权利。那现在呢?有没有可能还是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他说,香港底层的教育、平民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却「还要搞“素质教育”、“宽松教育”、“多元教育”,教的他们连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储备都没有,将来拿什么去跟精英阶层扳手腕」,指出实质上这「是精英们的“愚民教育”」。赵先生您确定您没有指桑骂槐?这说谁呢到底!您知不知道您的受众绝大部分是大陆的平民?

然后就是大谈特谈香港的土地政策和居高不下压死大多数居民的房价。年轻人是房市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我也同意。如果我们了解到HK年轻人如此辛苦,如此不容易,我们正常一点的逻辑和反应难道不是同情他们?难道不是呼吁改变这样的土地和房市政策?再有,赵先生故意忽略了一个天大的事实。大陆二十来年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是向谁学的,是移植的谁的政策和经验?赵先生,你敢回答吗?越来越买不起商品房的只是HK年轻人的困境吗?不努力调整和改变的话,这个困境是谁(要面对)的今天和明天?

说真的,我不屑评介这样的文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成年人值不值得身边人尊重,值不值得交往是要看这个人的品性的。台湾的民众反对核电,打出“用爱发电”的横幅真的是台湾人蠢?台湾人不知道用爱根本就不可能发电?那善良朴实的台湾人打出这个横幅到底在说什么意思?毫无理解能力却卑鄙地污蔑别人智力低下,能这样做的是什么人?台湾上马核电大陆人就开心了吗?可以稍微补一点两岸近代史吗?通过赵皓阳先生的文字,我们内地的年轻人还得以知道,HK的年轻人为了一些东西绝过食,在赵先生那里,那只是令他哈哈大笑可以降维打击的八小时接力赛的滑稽儿戏,在大多数爸爸妈妈心里,在大多数有感同身受同理心的人那里,却是心疼与不舍。人呐!品性呐!

不过,我不同意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赵皓阳先生只是浸会的授课型硕士,而不是含金量更高的学术型硕士,因此也属于平庸阶层的一员云云。我相信授课型的硕士尽管只有不到一年的学习机会,还是会有不少人借此有了专业上的成长和成就,人生有了新的窗口和可能。我想说的是,赵皓阳先生,您有过出去留学的机会和经历,您比您绝大多数同胞更有条件理解那些重要的价值命题和社会议题,更有机会和可能成为更具裨益于身边人和社会的公民。一时的小聪明获得的好处,不能证明选择的路就是对的。曾经的不被接纳和挫折也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不要错过这个好的可能性。

我的同学和年轻的朋友们,花费旅途的时间写下这些文字,只是期望你们拒绝成为这样的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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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坛埋骨|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有丧家之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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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米亚娜     来源:米坛埋骨

CDT编辑按:本文已被删除。

友情提醒:这个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请不愿失联的朋友扫文末的二维码或者搜mimiyana加我微信,谢谢。

我第一次和我爸妈说出我打算回国的决定时,还是在今年三月份,在朋友圈到处春暖花开的时节,纽约的冬天却还没过去。根据往年的经验,这里最后一场雪暴往往会在三月底和四月初的时候降临,接连来几番温差达二十度的波动,才会突然热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总有种熬不出头的感觉。

我其实是做好了心理建设,才跟他们讲这个决定,但话出口的瞬间,我还是心虚了。毕竟当初义无反顾要出国的是我,如今怎么都有种当逃兵的感觉。

但让我很感动的是,虽然我妈曾经几次反对我撇下家庭和工作跑掉,却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没有说一句揶揄的话,反而告诉我:“人生哪会像你计划好的那样,次次都踩在点子上前进呢?总会有一步踩空了的时候,没关系,我们退回来找机会再争取就是,一次的挫折不会是决定性的。”

这简直就像我自己会对自己说的一样,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把我回国的焦虑降低了大半。

还有一个令我欣慰的原因是,我知道他们是想要我回去的,我妈也像其他所有妈妈一样,觉得一家人齐齐整整才好。

因为这件事,我总是对朋友说,到关键时刻才会发觉父母是自己最后的支柱,别人都可以卸下对我的责任,只有他们不能。

但是后来,我也隐约发觉父母只是掩藏住了他们的担心和焦虑,没有把负面情绪传递给我罢了。所以我也激励自己,不可以把他们再当成靠山,要自己去贯彻自己想做的事。

三个多月后,我已经投了一些心仪的工作,并开始面试和沟通了,这让我回国的设想变得更具体和清晰起来,心里慢慢出现了一些期待,想象着回去可以见面的朋友和开展的活动。我甚至一直揣着个创业的点子,在纽约做了不少调研,寻思着在国内找合适的机会将它付诸实践。那何尝不又是一段崭新的旅程呢?

后来,我因为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找不到纾解的方式,便想和我妈通一次话,跟她聊聊我找工作的进展,好让自己振作起来。

没想到还没等我讲到工作,我妈就说:“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我们还是给你办移民算了,去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都可以。你不要回来了,你现在的思想和想做的事,回来根本适应不了,迟早有一天会出事。我们管过你很多次,知道已经管不住你的言行了,只能把你送出去。我那些朋友给孩子办移民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我们就只想保护你,起码还能让你自由自在地生活。”

通完话之后,我坐在电脑前发了会儿呆,内心混乱又茫然,那是一种我从来都没经历过的感觉,一时不知怎么描述,只是眼泪时不时就往下淌,一直擦不干净。

我回想三年前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仅仅三年前,世界还是正常的。英国还没开始脱欧,川普也没有上台,国内也没实施严厉的社会和言论管制。那时我刚开始写公众号不久,从来没听说过谁的微博和微信号被炸过。

那时候我的家庭是个小舒适圈,世界就是个大舒适圈,一切都一成不变到令人厌倦。对冒险的渴望空前高涨,我是那么不甘于偏安一隅,总是一有空就往国外跑,仿佛只有最远的地方才能追逐到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米坛埋骨每篇文章开头那句“每天都在灵魂出轨”的来历。

随着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旅行失去了挑战性,我开始不满足于它所带来的虚幻的自由,尤其是厌倦了以消费的方式参与世界。那种行为近乎于嫖,快感唾手可得,但转瞬即逝,它们是如此新鲜,却无法解答我更深的追问。

我曾经以为自己需要一段更长时间的旅行,像朋友那样去环游世界数年,才能获得更深刻的体悟。但幸好我后来选择了继续学习,这让我成为了不一样的人,也让我明白了,原来精神上的成长比在时空中的跋涉更能让我接近自由。

离开的前夕,我和朋友聊起去国这件事,她说:“人总是向往彼岸,但当你奋力游向了彼岸,此岸就成了彼岸。”后来,这句话仿佛在各个层面上显示出它的意义。

我并不是个恋家的人,无论读书还是工作时期,都很少和家里联系,身边一直交往着新朋友,到了纽约后也适应得非常快。在这里,我也不觉得自己异乡人的身份有什么值得一提,与其说纽约是个包容的城市,不如说这里本来就是一块飞地,它不像美国的一部分,也不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它像这里的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也变得更加清晰起来。日常里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填写各种工作表格的时候,往往都需要表明自己的国籍,也像是在反复确认自己的来处。但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有了一个独到的位置去感知自身和这个世界——中国的背景让我有立场去观察美国,而美国的环境也给了我参照去反观中国。

很多洞察就发生于这种“身不在场”的视角下,这使得我十分珍惜自己的身份。我乐于作为一个(往往被刻板印象化的)“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发言,积极地参与讨论,而不是安安静静当一个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对于很多议题,我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它们的复杂性,也容易从不同层面上加以分析和理解,这使我直观地感受到身为异乡人的优势——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所激发出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生活在单一语境里的人难以企及的。

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虽然因为学业繁重,生活总是两点一线,但我存在的空间却仿佛蔓延无边,无限宽广。我经常在学校工作到深夜,回家路上依然精神饱满,像个膨胀得快飞起来的气球,身在凌晨一两点都还熙熙攘攘的纽约地铁里,也从未觉得孤独。

我和国内的连接也变得更紧密。经过美国高校的思维和实践训练后,我每天都感受得到自己的进步,我能够越来越清楚地思考那些和我、朋友和家人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而当你有能力理解一个事物的时候,它就会对你产生吸引力,所以我越来越关注国内的时事,热衷分享着自己的见解,虽然失误和冲突难以避免,但引发的互动更多地建立了我和很多国内朋友的信任和友谊。

我也经常和身边的人讨论美国,从日常各种小事中吐槽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体系,以及其傲慢的殖民主义作风。尤其是川普上台之后,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学校的老师们带头引领了批判思潮,他们不但批判总统、党派和体制,也同样批判自身。然而在批判的同时,民间又不断开展各种连接和赋权的活动,令人不至悲观绝望。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仿佛在一夜之间便深入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议题,再以此为入门,找到了理解全球各种议题的路径。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去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任何一种建制的所有物,这是我在纽约完成的旅程。

然后我发现,独立并不意味着孤立,自由也不意味着了无牵挂,理性、中立、客观的科学精神更不意味着不对弱势共情,不奋力反抗不公。相反,只有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才会渴望去追寻万事万物的根源,包括ta自身的。只有一个具备着科学精神的人,会对人类产生更大的爱和责任感。

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上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二十五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做了中国的项目。由于我们的项目需要深入社群做调研,距离将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导师数次建议我像其他同学一样,改做纽约本地的项目,我都没有放弃,最后我坚持完成的项目不但得了A,还获得了学校创始人设置的专业杰出成就奖。

归根结底,比起关注美国的议题,和我有更大共情的依然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

这个公号的读者应该很熟悉,我毕业项目的主题是帮助中国单身职业女性组织社群并反抗公共舆论中的“剩女”污名,当时发起的社交媒体运动在微博上引起了可观的反响,我的微博收到了三千多条留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闾丘露薇的转发帖下面一个小粉红风格的留言:

“想说这个作者真是留对了学,把自己学到的东西都用对了地方,如果每个留学生都能像这样,我们的国家何愁不会更强大。”

我特意把这句话截了图,发给了我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再也不说我不在乎任何人的想法了。我需要很多人,我需要亲人和朋友的爱和认同,我想证明给他们看我的选择是对的。而这是人之常情,是人类所拥有的感情,是这个世上我们能给予彼此的最好东西,也是我们在自我沦落时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这没有什么可耻。

然而不久之后,因为发文声援被全网封杀的女权之声,我的微博号也跟着被炸了,所有内容和关注者都消失了,所有运营时的心血创作、时间和情感劳动也都被抹杀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国内的审查机制正面碰撞,我想了各种办法申诉却也无果,当时的不甘和愤怒,现在经历得太多,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我没有停下。基于在毕业设计中所积累的经验,我继续开展了一些和女权、公民教育有关的线上和线下活动。在策划和准备内容的过程中,我了解了更多中国社会的生态以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而随着我在国内接触的人迅速增多,他们对我的赞赏和表达的尊重,也让我找到了一路走来的意义。

一直以来只对探索外面的世界抱有兴趣的我,今年突然很想好好走一遍中国,深入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这种情感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我惊讶自己为何直到今天才有所领会。就算这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也好,我还是怀念起了家乡和年少时的片段,我想去见散落在各个城市的朋友,想多陪伴一下退休的父母。想去我的地方,用我的语言,把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热爱的一切都分享给过去的人们。

我知道自己是谁,那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我是谁。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归属感”的存在,年少时期潜移默化了的中国风土人情,那些我曾经抵抗过的价值和情感,都开始在午夜梦回时显现它的力量,越来越强地拉扯着我,召唤我回归自己的主体。

可是,就如同我离开时经历了重重阻碍一样,回国仍然不是一张机票就解决的问题,大环境的恶化让我对这个选择越来越怀疑和焦虑。

美国阿拉巴马州宣布史上最严堕胎法案后,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降至最低。虽然纽约像个安全岛一样,始终保持着最大程度的平等、多元的氛围,但我在虚拟世界感受到的挤压却与日俱增。

讨论变得极为困难,人人都像是被这个二元体系给绑架了,不是左就是右,不是中国就是美国,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独立的空间进行不被裹挟的表达和反思。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便想尽量不用美国的话语去讨论中国的问题,也尽量不利用一个充满问题的建制去反抗另一个充满问题的建制。但是这又何其困难,原因是并没有一套话语体系独立于任何权力之外。所以每当我提出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会被人联系到美国,仿佛中国的好坏都得参照美国。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的立场也变得尴尬,很容易便被两边一同敌视了。

墙的变高所导致的信息闭塞进一步加深了国内外的割裂和矛盾。审查机制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大众的思考能力、认知水平和精神状态,我们开始习惯自我审查、互相审查和阉割,即便在同一个社群内部,碎片化和内耗也很严重。

我在近期经历过几次和国内朋友的糟糕对话,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当我质疑言论管制的正当性的时候,有人说,“出门旅行了一圈的感受就是稳定很重要,现在反而更喜欢墙内的生活,维稳的成本比起它的效益来说不值一提。”当我说坚持打毛衣站可能损害中国普通民众利益的时候,有人说,“新闻联播表达的就是人民的意愿,大部分人压根不需要接触到信息,接触到了也不理解不相信。”还有更疯狂的是,我仅仅在群里讨论了一下美国大麻合法化的问题,都要被人扣洋奴的帽子。

三年前川普的上台的时候,我也发表了很多批判言论,国内的朋友却大多都在挺川普,或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所以彼此也发生了几次摩擦。今天身处这样的局势里再回想起来,我仍然没能释怀,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毫不在意自己的言行所产生的作用。

在这个单调的环境里,周围人的舒适区也在急剧变小,所以我坚持分享着一些值得信任的新闻和质量过硬的评论文章。昨天有人留言说,我是他朋友圈里唯一一个能够接触到外面世界的途径。但是更多的人视而不见,已经失去了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他们极大地低估墙外信息的价值,所以即便可以出国和翻墙也不会变得更开明。

他们是带着墙出来的,墙已经深深植入了他们的脑子。体会过自由,并不会让他们为自由呐喊;拥有了特权,并不会让他们想为更多人争取权利;目睹了多元化,也只不过更加证明了他们已有的偏见,令他们更愿意维护现状,哪怕现状在不断恶化。

虽然我不认为国内的情况有我父母担心得那么严重,但这也绝不是他们的臆想,而是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的。

最近每个听说我打算回去的人,都在劝我不要回去,无论他们身在国内还是国外。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观吗?是什么样的恐惧让几千年来固守土地的民族,让以家庭为宇宙中心的中国人劝自己的同胞远离故土?是什么病灶让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时时刻刻把移民挂在嘴边?

就在前几天,我很尊敬的一位写作者和记者,也是我的朋友,遭遇了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先后被封,令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已经非常温和,平时写写书评和剧评,并无任何可以被定义为“出格”的言论,却仍然没有逃过禁言,但到底也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

我曾经和他聊过自己回国的打算,他说:“回来吧,国内还是有很多机会。”“北京欢迎你。”

想起来,他竟然是唯一一个“接受”我回国的人。

在被封号之后,我又去慰问他,说到了媒体行业的现状,他的话变成了:“如果这种情况维持下去,你别来媒体了,没有你的空间。”“想办法在美国扎根吧。”

我也不是没有产生过动摇,想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总是有朋友建议我通过结婚的方式快速获取身份,我确实抱着谈恋爱的心态和美国人约会过,也遇到了感觉还不错的人,但真的到了可以进一步的时候,心中又升起了困惑。

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吗?当一个中产的太太,将国内的糟心事彻底屏蔽,过上岁月静好的生活?努力扎根异国,融入当地,几代人之后,就能彻底转变自己客体身份。或者哪怕就找个人凑合一段婚姻,拿到了身份就走人呢?

我知道这可以做到,身边也有很多例子,但我打从内心抗拒。

这抗拒背后更深的,是我对婚姻和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不屑。就像看到陈纯在他的文章《我的问题意识》里谈不婚主义时写:“中国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现实的一个缩影,而不像我一些朋友所说,是一个可以从痛苦现实中得到休憩的港湾:婚前双方互相开出的条件,体现了这个社会对阶层和性别的全部偏见;双方结合的动机,也大多基于某种现实利益的考虑……”

其实不止中国的婚姻,美国也一样。我不会把它简化成一个对现实的解决方案——这是女权主义早就在批判的思维。如果你把对方当做一个人看待,你就会想象得到ta有自己的诉求和利益,而这在你的控制之外。但如果你不把ta当做一个人看待,仅仅是获取身份的工具,这将是一个更大的悲剧,无论从哪个层面去看。

何况我一直秉持一个简单的生存哲学:“走捷径必踩坑。”区别只是采坑的时间和坑的形式。

资本主义秩序也是这样,为了留在美国过“更好的生活”所以不得不接受签证和合法身份的一系列苛刻审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人格侮辱。往大了说,资本在控制一切资源后,以幸福快乐为诱饵,对人进行无情的物化和剥削。不臣服于这个游戏的人,就被摘出了它所谓“人生赢家”的评价体系。

消费和占有物质是会让我开心,可是看书、逛公园和见见好朋友也能带来长久的满足。我知道在我拒绝被剥削的同时,也失去所谓“成功”的机会。但我觉得自由就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只要能在最低限度内活下去,我就愿意在最大限度内保持这种自由。

然而这样的想法,又被证明是多么天真。身在这个一天更比一天没有自由的世界,以为光靠躲避和不配合,就可以保护自由的空间,却导致自己在保护自由的过程中反而一步步走投无路。

最后的引爆点是在十多天以前,HK发生的百万人散步事件。

我朋友圈有好几个人在HK,包括在HK读书的学生、在那里工作的记者、撰稿人,还有以前旅行时遇到的朋友。他们即时发布了很多现场照片,写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以在大陆官媒和港媒针锋相对的叙事之外,他们为我打开了一个私人的观察角度。透过他们的眼睛,我看到的画面是充满了真实的情感和人性的,而不是冷酷的政治倾轧所扣下的帽子。

其实我从来都是这样,看到的是人,理解的是人,共情的也是人,是一个个身处时代大潮中的血肉之躯,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我虽然不一定认同他们所有观念,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意志,他们也只是在各方力量的挤压里,试图保护一个自由的空间。

所以当我在一个群里看到朋友们说HK人就是“欠收拾”的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在风雨中抱紧自由的心情,和这些人重合了。但更本质的原因,是对整个父权逻辑的警惕和厌恶。我反对强权用来倾轧普罗大众的那套话语体系,就像父辈们反反复复那句“我是为你好”一样,都是高高在上的人妄图用自己的评判标准去给自己的“所有物”做决定。

哪怕我们对身边的人有多一点了解,就明白每一个人都身处于他自己的语境里,并有能力在那个语境里做出合理的、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选择。但这些人被反复描述成了“蠢和坏”,从而忽视了其议题的复杂维度,又用“被煽动、被洗脑”否定了其自由意志的存在,是因为强权想要剥夺其中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对此我想说,第一人们并非“非蠢既坏”,第二即便一个人不“聪明”不“高尚”,也有权为自己做决定。最重要的是,无论我认不认同他们,但利用强权(哪怕是强权的话语)去污名和打压对方,是我所不齿的,因为我明白我也随时可能沦为被打压的一方。

但最后促使我退群的,并不是因为和朋友观念不合,而是我失去了呆在那里的安全感。在对话的过程中,我的几段话被对方截了一张图发在群里,虽然我知道她不是那个意思,但那瞬间我心中还是惊惧了一下。

我还记得之前有篇刷屏文章叫做《大举报时代已经来临》。而当我在网上看过无数使用聊天截图作为证据的举报或是掐架之后,在连我爸妈也数次提醒我要小心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的发言之后,我竟然也变成了惊弓之鸟。

这是我最最亲密的一群朋友,他们和我的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是连最隐私的秘密都可以分享的人,但我却立刻逃离了。我并不觉得自己真会遭遇什么风险,而是我不敢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不信任感,它怎么可能出现的?就像脚下坚实的地面猛地裂开了一条缝,然后你才发现那居然是个冰面。

夜已经很深,我难过得无法入睡,就在朋友圈分享了两篇关于HK的文章,想着也许更多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消除偏见,互相理解。

没想到才发出去,就又收到另一个朋友的私信,说:“这事太敏感,不要发朋友圈。”

有一个以前的学生也来问我:“HK发生了什么?”

我于是发了她一篇HK学者写的前因后果,她也转发了一篇大陆的官方报道给我,继续追问,我便非常警惕地说:“你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请你自己去探索和判断。”

但她主动写了一段话给我,很诚恳地谈了谈自己对周遭的观察,结尾说:“这种感觉真的好可怕。”

可我也只是草草回复了她,我解答不了她的困惑,也无法帮她免于恐惧,已经没有当老师的资格了。

后来再看到朋友圈里HK朋友们发出的或悲伤或愤怒的文字,我依然迟迟放不下,却也难以做出任何回应。我找不到了自己的声音,它可能已经被自我审查给杀死了。

发声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熟悉的名字,她是大陆过去的学生,也参加了当天的散步,之后写了一篇激荡的随笔,把自己的爱国之情和声援HK的决心融为了一体。我看得热泪盈眶,心脏被撞击得铮铮作响,可是我再三按捺,最终也没有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来,只有放在相册里私藏。

她的勇敢和坦诚让我自惭形秽,所以我想截取其中一句记录在这里,正是这一句话照出了我的心境:

“我真的真的觉得自己好漂泊,流离失所。

是真的好漂泊。

这不是我不爽我移民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因为强烈的共鸣,我随后也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自嘲的话: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有丧家之犬的感觉。”

另一个在海外的朋友很快留言说:“是流放感。”

就像在互相确认身份一样,我又回复了她一遍:“流放感。”

流放,不是自由,而是被迫的漂泊。

我觉得我周围的人在被一个巨大的怪物夺走,而我在与之争抢的过程中不断落败。越是想要保护自己和对方,越是互相孤立。在运动里遇见,面对面不能相认,在一篇与你我有关的文字里,连彼此的名字都不敢提及。

不止是仇恨我的人把我推开,爱我的人也同样把我推开。我反复鼓起勇气尝试靠近和连接,却一次次遭到拒绝,身体的,心灵的。能写出来的,只不过是最容易面对的部分。

回过头去看,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总是和这个世界相逆行,从最开始义无反顾地离开,到现在渴望回归。终于有一天,向前举步维艰,向后也退无可退。

我终于觉悟到,无论我回不回国,等待我的都将是永远的漂泊,这就是这个时代向一个人索要的代价。

那一刻我感到心力枯竭,整个人像被压路机碾过,分崩离析七零八落,连手指没有力气动一下。我想求救却喊不出来,就像恐惧随时会一个人死掉似的。在弥留之际,与人世连接的渴望达到了顶峰,想要和谁交谈和肢体接触,想要谁的安慰和陪伴,却一直在无底冰海般的夜色里不断下沉,只能蜷缩起来抱紧自己。

朋友圈有人默默发了一首《海阔天空》,我点开后循环往复地听,一个通宵过去,眼泪还没有流干,窗外已经投进来了青白色的晨光。幸好太阳会照常升起,新的一天不会等待。

仍然自由自我

永远高唱我歌

走遍千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背弃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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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 |两根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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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来源:呦呦鹿鸣

在这个大学寝室里,“九尾”与邓蓝冰同住上铺,头顶着头,是最无话不谈的兄弟。

一次,熄灯后夜谈,邓蓝冰说,他有个喜欢的女生,但很纠结。九尾当然积极给他出谋划策,想让他的感情得到回应。不过,邓蓝冰思虑再三,最后说:“我还有未完成的事,儿女私情可能现在不适合我。”这段感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九尾不明就里,鼓励他“大学不去恋爱岂不是浪费好时光。”邓蓝冰苦笑,摇摇头。两人之所以成为兄弟,也因为知道适可而止,九尾没有追问下去。(这段往事的更多细节,见知乎网友“嘚嘚以嘚以嘚嘚”的答问)

一个人如果害怕,还能勇敢吗?

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变得勇敢。

——《冰与火之歌》

邓蓝冰还没有找到父亲。他15岁时,父亲失踪。

他推测,父亲就被掩埋在新晃一中操场底下,当年,那有两个坑。他也清楚地知道,是谁开动了那辆推土机。然而,他真正要挑战的,并不是操场之上,那一层水泥。

父亲失踪后,15岁的他离开了新晃县,全家到怀化等待,等待自己力量一点点地增强,等待时机一步步地到来。年岁渐长,他和家人四处访问,还原现场,渐渐把线索理清了,并把它用冷峻又层次分明的笔墨,整理出来。

父亲邓世平失踪时,负责新晃一中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他注意到,当时,学校体育工地400米跑道工程原承包合同80万元签订后,校长和包工头私自更改合同,工程还没完工就支付了140万元,父亲就此提出异议。然而,包工头杜少平就是校长黄炳松的外甥。

在验收一堵墙时,父亲认为这是豆腐渣工程,拒绝签字,还找来校长亲自查看,用水龙头冲一下,墙体大部分就垮了。施工现场有人告诉邓蓝冰,他听见杜少平多次说:“邓世平抓工程质量太厉害,要搞死他。”

邓世平生前

与此同时,他还知道了:怀化市教育局接到匿名信,反映工地经济问题,信被转到县教育,县教育又告诉了新晃一中校方,杜少平怀疑封信是邓世平写的。在这种环境下继续工作,着实需要两根硬骨头。

“一束光照进黑屋,黑屋里的肮脏龌龊都被显现了出来,这束光便有了罪。”

1月22日,邓世平失踪,对于这关键的一天,邓蓝冰反复调查,找到了父亲生前接触过的所有人,发现:父亲那天中午后没有离开过学校体育工地的施工现场,而包工头杜少平是最后一个与父亲在一起的人。工地上一个多月没推土,偏偏失踪次日工地上推了二十多分钟,被推过的地方有两个坑。邓蓝冰怀疑:父亲就被埋在这里,而杜少平的嫌疑最大。

邓蓝冰还了解到两个外围信息:在父亲失踪之前,杜少平为银行的贷款纠纷,请了三个人到农业银行去打了贷款员;因工地的炸药水毒死了工地下方鱼塘的鱼,杜少平想请社会上的人摆平,被邓世平制止,并警告说这将影响学校的声誉。

他离开新晃,是对的。

新晃一中校长的表现,也很反常。父亲失踪两天后,邓蓝冰的母亲向学校申请报案,学校说已经报案,但他们随后去公安局发现并没有报案记录。后来传出的各种消息也显得别有用心,比如,父亲曾离家出走过,他当然知道,邓世平从未离家出走;还比如,父亲携款外逃,其实父亲只管工程质量,不管钱,不可能携到款。

在举报信中,他直言这样的情节:父亲失踪次日早上,到工地指挥推土半小时是校长本人。邓蓝冰渐次注意到:包工头杜少平是黄炳松的外甥,而黄炳松的爱人是县政协办公室主任、堂兄弟是县政法委副书记、小舅子是县政法委的科级干部、弟弟在怀化市经委工作。这不禁引起他的猜测。

权力存于人心,就像墙上的阴影,再渺小的人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

——《冰与火之歌》

父亲失踪后,邓蓝冰的姨妈去找县政法委,一位负责人说:“邓世平失踪是离家出走,家属要负主要责任。”并说邓世平失踪的第二天他们就到了各乡镇去调查去了。事实上,和邓世平一起做基建的施工人员全部在学校后面体育场施工,没有回家,下乡调查,根本就不可能有对象。

邓蓝冰的奶奶,去找县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我们不敢帮你,你在新晃县可能找不到证据。”

当他们向省公安厅举报后,省厅非常重视,转给了怀化市公安局调查。市局指派了一位邓姓新晃籍警察负责。邓说:“我们要先扫清外围。”这一句“扫清外围”,一扫就是16年。

他把自己查到的一切,都清晰地写在给更高层级的举报信之中。包括他对父亲被埋在操场的推测。

2019年4月1日,督导组进驻湖南开展督导工作。很多事情推进了。4月17日,新晃警方对外公布,打掉了杜少平犯罪团伙,在供述中,该团伙交代了邓世平一案。6月19日,一具遗体从新晃一中操场挖出。警方为此动用两辆挖掘机,挖出一个面积约300平米、深约4米的坑。

新晃一中现场。澎湃新闻记者蒋格伟摄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

——《冰与火之歌》

很多人说,新晃一中的学生们,天天活动的操场地下埋着死者,这太可怕了。不,邓世平并不可怕,他是保护孩子们的,那些联手作恶杀害邓世平的人,才真正可怕。新晃一中的学生,曾经拥有邓世平这样一位拒绝豆腐渣工程、勇于直言的老师,是一件令人十分骄傲的事情。当尘埃落定,值得立一座邓世平立雕像于新晃一中。如果正义已经迟到,就应该让它多留一阵。

邓世平失踪于2003年1月22日。同样在湖南,在一个比较接近的时间点,2002年4月26日下午5点半左右,益阳市龙光桥镇,32岁的中学老师李尚平倒在离家300米的公路边上。其时,益阳大雨瓢泼,李尚平头部鲜血淋漓,右边半边脸塌了下去,嘴的右下角到后脑有一个洞,四个手指宽,眼睛睁着。

这是他的父亲,退休教师李三保所见的一切。当时正在现场50米之外田里摘菜的村民刘民扑,曾听到“砰”地一声大响,以为是谁的车胎爆了。

第一批来的几名交警和法医说,李尚平死于一场交通事故。但李三保认为:儿子死于枪击。儿子身上的钱、手机、戒指和摩托车都还在,没有被抢,“一般来说,抢劫的人都很惊慌,但是我儿子被枪打了之后,还被推到了旁边的树林里,这说明凶手镇定,手段熟练。”

李尚平一位在公安部门工作的同学赶到现场,也认为不是车祸。次日,在李三保一家要求下,市局局长率刑警进行了尸检,认定是枪击造成,弹药从李尚平的嘴角穿过大脑,从右耳后出来。

现场不远处,找到了一把自制火药枪。李尚平是被杀的。

黑暗中是没有影子的。影子是光明的仆人,烈焰的子孙,唯有最耀眼的火光,才能映照出最黑暗的阴影。

——《冰与火之歌》

2019年6月22日,我和李尚平的两位亲属打了电话,他的姐姐说,17年了,这个案子还是没有破。

2003年4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以及2002年7月18日的《南方周末》,对李尚平之死进行了详尽报道。他们将李尚平定位为“刺头教师”。

《南方周末》披露说,李尚平去世前一年的2001年8月,龙光桥镇全丰小学校长请人殴打4位教师,一名女教师被打得浑身是伤,旁观老师们默不作声。李尚平仗义出手,邀请更高一级的联校领导出面,制止了这场暴力,见校长并未被处罚,李尚平又在网上发表文章揭露,终于促使益阳市领导介入解决。

2001年年底,全镇635名教师工资被扣,推举李尚平为代表申诉。李尚平向新华网等官方媒体发起投诉。不过,镇政府几次承诺,几次不兑现。到了2002年3月18日,李尚平更进一步,邀请省电视台记者到益阳采访,舆论压力下,3月27日,教师们领到了工资。

此时的李尚平,感觉到了不正常的气息。在3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写下这样的话:“隐隐约约听到一个意思:我要倒霉了……”但他同时又写道:我要我们的老师不再唯唯诺诺任人摆布,我要同志们都挺起腰杆做一回人。”他要继续追查以前欠发的工资。

吾念所归,无惧无退。

——《冰与火之歌》

到了4月中旬,李尚平情绪低落,对妻子刘云娥说,也许有一天他会在“一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死去。但他同时叮嘱妻子,不要告诉父母,免得老人担心。

李尚平生前

4月26日,事发。当时,事件惊动了湖南省领导,省政府直面问题,从财政里拨出一亿多元,用于解决20多个困难县市教师工资的发放,令人欣慰。

四年后,2006年4月26日,刘云娥写了一封公开求助信,希望大家一起想办法,让益阳早日破案。

一个男子,自称是李尚平的同学,说可以帮助破案,将李的父亲李三保带到长沙,但是要求一万元活动费。李三保带着钱,跟随他一起去几个部门跑了一圈,被骗走了4700元。

从来自北方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到来自南方的《南方周末》记者,再到全国各地网友,都在密切关注李尚平一家的命运。可惜案件一直没破。如今,李尚平的父亲已经去世,妻子已经改嫁。李尚平去世时,儿子才5岁,现在某大学读研究生。

我更喜欢死的历史。死的历史用墨水书写,活的历史则用鲜血。

——《冰与火之歌》

“现在上面还没有过问这个事情。”李尚平的姐姐和我说。前一段时间,李尚平的姐姐打电话给益阳市方面,希望面谈此案,电话里的人说没法见,“没有这个安排,也没有这个人手”,让交材料给大厅门卫。

邓世平“失踪”前一天,曾商量好次日要给儿子办理户口,迁到新晃来,以便他更好地督促学业。他还曾经在工地附近居民家里熏了一堆腊肉,以便让家人过一个好年。1月22日那天,户主让他把肉拿走,他说下午来拿,中午12点后,他就彻底消失了。如果可以,他们一定不愿意在修跑道、发工资如此普通的小事情上选择刀光剑影、你死我活。这个领域本应柴米油盐、岁月静好,他们希望给家庭带来的,是更殷实的生活。

今天,当新晃一中的操场被挖开,当年15岁的邓蓝冰已经接近于等到了父亲真相和正义。而南塘中学的李尚平,以及他当年5岁的儿子,在等待曙光。

湖南是我长期待过的地方,我在湖南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去赫山。在洞庭湖与雪峰山脉之间的赫山,与地处湖南贵州交界的新晃一样,因为特色鲜明的历史与环境,具体一些相对个性的人文地理:这里的人,性格中多少带有“霸蛮”的色彩——一些人在原则之上坚韧不拔,一些人则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邓世平和李尚平,这两位中学老师,都曾经是湖南这片土地上珍贵异常的那一束光,这束光曾经将某个黑屋中的肮脏龌龊都照回原形,代价则是瞬间把自己劈开烧尽,死无葬身之地。

逝者不死,必将再起,其势更烈。

——《冰与火之歌》

朋友圈有一位朋友发了这样一句话:“白骨难平荡久哀”。

一种哀伤也包围着我,一度让我泪流满面。当李尚平的姐姐接到我的电话时,时隔17年,提起弟弟,以及为之奔走的已经去世的父亲,她仍忍不住要哭了出来。 也许,比两人丧命更加令人哀痛的是这样的局面——这么多年这么多人,明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无法说话,不愿说话,乃至视而不见,直至一起说谎,最后认定理所当然——终于,人们集体不再试图靠近真相,并最终被真相所抛弃。

所幸,如今一些案子有了转机。

每个人都有麻木的理由,正如李尚平被推出为代表,其他老师则默不作声;正如邓世平失踪后,当地师生在坑坑洼洼明显劣质的操场跑道上,默默奔跑了16年。

麻木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所遮掩所无视事实的每一分钟,都将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沿着某一个方向失去一点什么,到最后,我们还会剩下一些什么呢?开始,我们卑微如尘土;后来,我们扭曲如蛆虫。开始,我们都想搭便车,最后,我们发现,所有人都在一辆车上,根本就没有便车可搭。

逝者如斯,生活就像一条大河,在这些故事里,邓世平、李尚平是不是英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能不能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以及,我们自己,在追逐真相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嗯,最关键的不是一切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凛冬将至,但逝者不死,必将再起,其势更烈。

呦呦鹿鸣联系邮箱:

youyouluming99@163.com

日拱一卒,只为苍生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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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 |请收起你的厌港症&蠢的并不是香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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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原文

请收起你的厌港症

作者:泫然亦然

那篇《 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有朋友发在了群里,连我爸都发给我了。看过之后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仔细琢磨之后才恍然大悟,貌似真理,却错漏百出。我很庆幸没有在我的朋友圈刷屏。

在作者百度百科的页面中,显示作者信仰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个青年左翼学者,但是没想到他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透出的反而是那股居高临下右派精英的恶臭。

作者在香港浸会大学,也是我的母校,读了一年的授课型硕士。在香港的一年,似乎并没有让他学会如何谦卑地去认识一个有血有肉有历史地方。

一、故事一

先说说作者的第一个故事,此类香港人我也遇到过,他们是蠢,但是作者借蠢人为北京辩护,就显得格局不高了。先讲讲他口中的

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六七年在香港发生的暴动事件,被认为是1949九年后香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那时香港民生问题突出,香港的左派亲北京的团体,借劳资纠纷,在文革风潮的鼓动下,发动了暴乱,街上充斥土制炸弹,人心惶惶,连金庸因为在《明报》撰文批评左派行径都被威胁,被迫逃离香港避祸。整个事件反而增添了市民对左派的厌恶情绪。港英政府意识到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量修建公屋满足大众住房需求,推行九年免费教育使更多孩子能够得到教育。最后,这个打着反殖民旗号的左派暴动,最终却把港人推向了殖民政府那边,真是历史的讽刺。

另外,作者笔下第一个故事的背后,存在一个逻辑错误。以前港英政府不给香港民主,并不能合理化现在北京不给香港民主这个事实。文章只是用一个逻辑错误去攻击另一个怀念港英的蠢学生的逻辑错误。

二、故事二

再说说作者口中的第二个故事。作者原话是

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什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运动,这是原则。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他是学生会干事成员,在开会中被别的香港成员要求表态。在现有的,我能在网上了解到的信息中,作者只是一年制授课型硕士。但是,在浸会大学学生会的章程中明确写到,浸会大学的学生会只是本科生的组织,成员只限本科生。所以作者是没有资格参与学生会的活动的,更遑论进入干事会开会,他们研究生有自己的研究生会。而且,学生会干事会的组成,也是先有一帮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团队,俗称“庄”,最后不同的团队在咨询会中接受咨询,(其实就是接受各种质疑)。最后由所有学生会成员,即所有本科生根据不同团队各自的政纲(其实就是立场),以及在咨询会中的表现投票选出当选,称为“上庄”。显然,作者和那位“在座的理事”并不像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整个故事二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另外,以我以前上庄的经验,以及对身边各种庄,例如学生会、宿生会、兴趣团体的庄的运作的观察,任何庄的重要决定都是开会后表决形成,很难有谁逼谁表态的情况。上庄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很宝贵的对组织民主的重要实践过程。虽然在学术上,内地学生几乎碾压Local,但在经历过很多活动的合作、互动之后,真的不得不佩服香港人的执行力。千万不要低估香港人的民主素质。

三、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

匪夷所思的是,作者用简单的几个蠢的香港学生例子,加上

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

就得出了香港基础教育出了问题的结论。

这就是作者最狂妄自大而幼稚的臆测。

本科毕业后这几年,我一直在香港的教育界工作,待过普通本地中学,现在在一所国际学校的小学。我觉得相比作者,我应该更有资格评价香港的基础教育。

如果非要比两地的课程,任教中文和数学的内地同事认为,香港的中文和数学确实更简单些。至于理科,以我做过香港的高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简称DSE)各理科的试卷来看,理科的课程范围比内地高考课程更广,甚至更深。例如,当年我学的高中化学,在反应速率、化学平衡那部分,课本没有涉及平衡常数的概念,只有一个定性的描述,而香港DSE课程必修平衡常数。生物相比内地生物课程深度和广度多的简直不是一星半点。只有物理,香港课程虽然涉及面更广,但题目确实更简单些。文科我不熟悉,所以我不敢下结论。另外,DSE的英文,绝对比高考难几个度,词汇量、写作要求的水平都碾压内地高考。想更细致了解香港高中课程大纲,可以参考香港教育局中四至中六课程及评估指引。顺便说一句,作者提到内地九年义务教育的高素质,却选择性忽略了香港已经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几乎所有人都是至少中六毕业。未来,甚至连幼稚园的三年,都有可能完全免费,已经由试点计划在进行中。

如果没有实际认真研读过课程大纲,没有实际的教学观察,单凭几个蠢学生就说香港基础教育出问题,作者不是蠢,就是坏。

对香港基础教育,我有太多话想说。我主要看到的优点。1、教师专业;2、重视德育及课外活动;不过和内地同样也有过分应试、填鸭的问题。

另外,作者屡次说自己的“研究生导师”。以我的理解,导师只会是研究型课程Mphil和PhD才会有的吧。他说的也许只是课程的Coordinator吧。作者这一句

一次去他家BBQ的时候正好他俩儿子回家,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水平非常之高,张口康德萨特,闭口施特劳斯康定斯基

背后的意思就是“西方哪个学者我不知道?我跟导师精英儿子谈笑风生,你们这些平民图样图森破”。这能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出来的话?

四、林郑竟然和地产商有千丝万缕关系?

这一部分作者关于香港地产霸权的结论不假。香港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被几大地产商垄断了的经济体。但把责任推到几任特首和地产商勾结那就可笑了。林郑参选特首的时候,因为本科学社会学的关系,又曾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参选政纲又提高了基层福利。商界还担忧会不会出一个社会主义的特首,为此林郑还专门作了澄清。林郑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明日大屿愿景填海计划,可提供26万至40万套住宅,比作者提到的董先森八万五有力度多了,然而,作者又选择性失明。我真的要为林太叫屈。

为什么香港房价这么贵?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土地归英女王所有。所有私人发展的土地,都是从政府手上租到的。政府限制土地开发,人为地提高了地价,名义上,政府就可以有足够的资金发展该土地上的配套基础设施。1997年,香港房价到了高点,然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及之后非典等的打击之下,在2003年到了最低点。那时百业凋敝,再加上一些政治原因,触发了03年50万人七一大游行。随后,政府叫停了土地开发拍卖等,中央又开了自由行为香港输血,香港房价得以恢复。在08金融海啸之后,全球放水,又刺激香港房价连涨十年,已经大幅超过97年水平。香港房价如此高,既有政策因素,又有环球经济因素。

五、香港人都是蠢货?

同时香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上一次街,游一次行,就能获得一些虚伪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多光荣多正义多威武霸气了

豆瓣有一个豆列,列出了很多类似的言论,非常有力地回击了有这种想法的人。点进来就看太监如何谈论性生活

__________

蠢的并不是香港青年

Kief

(抱歉我不能更深入地驳斥原文或者展开说问题的本质原因,否则文章大概率根本发不出来。大家评论也尽量别超纲,感谢。)

我通常懒得写什么东西来批评朋友圈爆款爽文,但昨天一篇《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让我出离愤怒、又感到害怕。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看似极为理中客的论调和分析,对平日不密切关注时政和政治理论的读者来说,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文章作者用来“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的对这些香港青年的形容,基本上可以返还给他自己:

真的不是坏,只是蠢而已。

且不论文字中无处不在的傲慢,这篇文章和其背后的逻辑最大的问题,在于始终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完全没有从政治的维度、特别是香港与北京的政治关系的维度,来讨论为什么会有百万人抗议游行的这样一个政治性问题。但与咪蒙那类精心编织的文章不同,我认为作者并不是有意规避了政治,而是他,和太多人一样,在分析问题时都早已习惯了政治视角的缺席。

对这些人来说,政治原因在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是事情的根本原因。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会有人,就像这些香港青年,会单纯为了所谓的democracy, liberty和rule of law而自发自愿地抗争。这背后要么是有境外势力,要么是有经济背景,要么就是像那篇文章作者说的一样,是他们自己缺乏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常识。

当然了,退一步说,我也并不认为香港青年也好台湾青年也好,他们其中就不存在缺乏常识、视野狭隘和莫名其妙的傲慢(甚至我来新加坡之后都会吐类似的槽)。但是,被多年以来的阉割式教育,和步入社会之后被无处不在的资本崇拜所影响的另一批人,实在没有太好的理由把自己放在高出这些同胞的位置,来点评那些他们在经历和实践,而你却连说都说不得的问题。

《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这样的文章,还代表了一种我们这边常见的特长——普通人都特别擅长从统治者的视角看问题,美其名为格局大。但当你只会对宏观经济和教育体制品头论足时,你根本不能从一个普通香港人的视角理解,是什么影响了他/她的生活和对未来的预期,是什么真正让他们迈出步伐。

“那些智力超常的人啊/认为已经/熟悉了云和闪电的脾气/就不再迷惑/就不必了解自己/世界和他人。”
曾经就在我还念书的时候,我也狠狠地质疑过广场上和中环的学生领袖,认为他们思考不够成熟,行动不够审慎。但现在,我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同意,你可以做一个所谓冷静理智的旁观者,但永远不要居高临下地嘲笑和讽刺别人亲身的诉求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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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漫小天使 |穷困县的四千万是怎么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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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有个万全区,

就是原来的万全县,

当它还是万全县的时候

一直是个贫困县。

最近撤县改区,

于是就不贫困了。

不贫困了,就有钱花了。于是万全区斥资4000万要拍一部30分钟的水幕电影。为即将召开的旅游发展大会和冬奥会(冬奥场地离他们远着呢)献礼。

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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