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困困 2013年04月25日
4月20日在四川省雅安地区发生的7.0级大地震撕裂了中国的网络世界。在新闻发布后数小时之内，中国的社交网络如微博，门户网站的论坛及其他网络空间中即出现争议和争吵。灾难如同一个集结信号，将虚拟空间的中国人汇集成一个狂热的群体，在表达诉求和意见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派系争斗与人身攻击，很多议题无法达成具有倾向性的一致。这些撕裂式的争论既暴露了中国政府在灾难发生时缺乏有序、专业的应对机制，也是中国网络世界由来已久的阶层割裂、语言暴力乃至官方舆论控制的一次集中爆发，最终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乱局。
争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对公权力及相关机构应对灾难的质疑，对“公知”公共言行的挑战，以及“不添堵”背后掩藏的关于商业化媒体和志愿者等民间组织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重大事件的不同意见。
地震发生初期，针对中国政府及相关公权力机构的批评比较集中。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张效羽整理的震后微博反应时间表，“事件发生后120分钟以内就会有知名公知批判”。批评主要包括：官方媒体的报道速度，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救灾速度与秩序等。这种批评起到了实际效果。比如至4月23日，交通运输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北京、河北、辽宁、河南、山西、四川、天津辖区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对住建部向四川雅安芦山、宝兴等灾区派遣城镇供水应急抢险分队车辆免收通行费 。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记者陈鸣则在新浪微博发表《悲情是最差的选项》一文，提出目前核心问题是科学救灾、精细救灾，“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并不是所有地震都适用举国体制。”
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批评持续数日。地震当日，中国红十字会筹款约14万元人民币，与之对比的，是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一天筹集善款约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落败持续至今，23日，广州的一家邮局甚至挂起了“邮局没有郭美美，赈灾捐款免邮费”的标语。同时曾获得潘石屹，任志强等企业家信任的“壹基金”也开始遭遇责问：与中国红十字会是否有隶属关系，是否具有救灾能力，牛根生——毒牛奶丑闻主角之一“蒙牛乳业”的创始人——担任“壹基金”理事，这是否降低了它的公信力。
信奉“围观改变中国”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起到了监督公权力的作用，但是对威权统治的普遍不信任和不满，以及信息不对等，导致这种监督逐步演化为愤懑之情的宣泄。 4月23日晚间8点左右，北京民政局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号召全国人民捐款，评论和转发中出现了20多万条“捐你妹”，14万多条“滚”，两小时后这条号召被“加密”。这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境遇如出一辙。4月20日地震发生当日，中国红十字会也使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发布赈灾和募捐信息，收获的也是数以十几万计的“滚”。
在普遍的责备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4月22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发表《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一文：“批评更需要节制和慎重，特别想对那些充满讨伐激情的网友说一句：这个时候抹黑壹基金，是很不好的；这个时候痛批红十字会，是极不合时宜的；这时候去逼问企业捐多少，也是极不合适的。放下成见和偏见，丢掉平时那种‘找一个敌人去讨伐’的习惯性对抗思维。灾难之下每个人都非常渺小，灾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做伤害救灾凝聚力的事情。”
北京学者、作家崔卫平曾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今天，我们如何爱国》中提出“权力性反对”的概念，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另外一种‘以官方为中心’：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互联网公知质疑公权力的同时，也遭遇了对自身言行的挑战。“公知”这个词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十分微妙，它既被泛化——具有话语权的互联网用户被笼统称为公知，也面临污名化的危险——公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负面词汇。公知的代表人物，作家李承鹏在地震当日前往灾区救灾，过程中不断遭遇“作秀”的质疑之声。而另外一位公知、作家韩寒则结合2008年汶川地震参与救灾经验发表《地震思考录》，呼吁冷静与理性，“在救援最重要的72小时内，明星名人不要前往”。这使针对公知的讨论分裂为两个阵营：积极参与与冷静以对，双方互相讥讽。《都市周报》的编辑耿清华在微博上提出用“职业政治家”的眼光看待行动派公知：“对他的言论和文章尽可嘲讽，政治理念有分歧更可争论。他开工干活，推动社会向好，那就该支持。至于‘出名’，那是职业收益，跟卖东西收钱是一个道理。”
4月21日晚间，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进灾区”，随即“不添堵”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头版，网络针对这一词汇的争议持续发酵。这既是对救援车辆在通往雅安的高速公路上堵车这一新闻的反应，也指向涌进雅安的媒体记者，志愿团体和个人。响应“不添堵”者认为此次对于地震的反应过度；而反对者则猜测这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来自官方对商业化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打压。
前往地震现场的媒体数量是否合理，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负责人卢斌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地震当天报社派出了21名记者前往灾区采访。他承认“媒体的到来肯定有挤占灾区资源的影响在”，“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媒体报道对信息公开，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上。”对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疑问 ：“很多媒体派记者去一线采访，但有多少是独家报道呢？我们不要为了去雅安而去雅安，不要为了表示而表示。”
各色媒体都涌向前线，一些消费灾难的报道引发反感。新浪微博的意见领袖、账号“作业本”发布一条消息称：“四川卫视戴眼镜的女记者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过程，耽误时间，采访灾民时竟然还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该条微博被转发超过5万次。普利策奖得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必须要遵守几个原则：要始终考虑受访人的感受，在报道中要剥离自己的情绪去遵守专业的新闻操作规范，最重要的是快速准确地报道灾情。”
在公众层面，由“围观改变中国”演变为信息过载，不知所措和情绪激奋。韩寒创办的电子杂志《One一个》在新浪微博的账号“亭林镇工作室”针对围观网民的困惑发表评论：“捐款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多是炒作，捐少是抠门，公开是显摆，不说是装逼，解释是掩饰，沉默是心虚，无图无真相，有图说伪造。”互联网用户面对灾难选择性摇摆的同时，针对灾情的反应相左者，也互相指责和倾轧，一言不和即出现人身攻击和诅咒性言论。
崔卫平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呼吁中国人“善待他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5.5亿人，自网民集结并参与公共事务以来，对互联网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养成方面积极意义的探讨，与对网络暴行的反思，一直并肩齐行。
2012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一文，认为网络围观是一种见证的力量，“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而杭州市委下属的市情研究所研究员姜方炳则于2011年在《浙江学刊》发表文章批评“网络暴力”：“‘网络暴力’作如下界定：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道德’、‘正义’等‘正当性’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
如同硬币的两面，中国互联网兼具积极意义和负面效应，而在此之上又有一种潜藏但却极为巨大的力量介入——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舆论的控制。2013年4月，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中国互联网：巨大的笼子》(China’s Internet: A Giant Cage)，该文认为，互联网本来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中国政府通过雇用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最终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
网络信息分散的特性，中国网民的愤懑性行为习惯，以及中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导致了互联网生态的乱象，雅安地震将这一持续已久的乱象在短期内放大。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在采访中对我们说，这种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没有公共辩论的训练和习惯，中国网民在享有较之以往更大进步的公共言论自由时，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在今天的中国，威权统治遭受质疑，意见领袖随着公知污名化而失去尊重，宗教信仰也缺少做出建设性努力的基础和力量，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特约撰稿人王鑫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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