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扬
对于“带路党”这个几乎等同于“汉奸”的贬义词，我觉得最能帮他正名的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成语–箪食壶浆。
事实上，“箪食壶浆”的由来就是一个带路党人的故事。时值战国时代，燕国内乱，民不聊生，齐宣王趁势出兵燕国，谁料燕国民众对齐国侵略军的态度跟对待“人民子弟兵”一样，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不就是带路党么，不仅带路，还送饭送酒，军民鱼水情。
据说在伐燕之前，齐宣王就曾问过孟子意见，孟子的态度基本上和现在的北约一样“霸权主义”，表示现在伐燕就跟武王伐纣一样大快人心。出兵之后，齐军大胜，齐宣王又找到了孟子问计，接着怎么办，孟子的意思是，如果齐军不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而是本着吊民伐罪的高尚情操，对燕国民众秋毫无犯，与燕国民众商量着帮他们再立一位新国君，则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问题是，齐宣王野心太大，想一举吞并燕国，这就好比美国在帮助利比亚除掉卡扎菲之后，竟然想吞并利比亚一样失策，再加上齐军在燕国的表现完全对不起燕国“带路党人”的一片赤诚，结果后来被打得大败，不仅被赶出了燕国，而且如果不是田单的火牛阵，差点齐国自己都被灭了。
重点是，燕国民众在面对齐国侵略军的入侵时，为何纷纷成为“带路党”？对此，孟子给了一个十分夸张但却自成逻辑的解释，商汤在打天下时，先打东面，则“西夷怨”，先打南面，则“北狄怨”，反正面对商汤的“侵略”，周边国家的民众纷纷争先恐后的表示：“凭什么后‘解放’我们”？
对于这群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带路党”，孟子的形容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总之，在孟子的口中，带路党简直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因此必须用“箪食壶浆”，“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此等华丽的辞藻来献给他们。
当然，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齐国解放军背弃民心，烧杀抢掠，那么燕国千千万万曾箪食壶浆的“带路党”们会随时变脸为最英勇的抵抗者，将侵略军们赶出祖国。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名的“带路党人”应该是伍子胥。伍子胥的祖国是楚国，还是个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但当父亲和哥哥被听信谗言的楚平王杀掉之后，伍子胥一夜白头的逃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举兵伐楚，攻破了楚国首都，掘开了仇人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按理说，伍子胥充当“带路党”，引他国军队攻击祖国的行为至少也是个“叛国罪”吧，但问题是，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用李零先生在名文《汉奸发生学》中的说法是，“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
继伍子胥之后，汉朝还出现过一个挺有名的“带路党”–太监中行说。据说中行说因为被迫参与和亲送亲团，到了匈奴之后一怒之下就归降了。中行说后来深度参与策划了匈奴对汉朝的战争，贡献了许多匈奴极其需要的情报和“本地智慧”.与伍子胥不同的是，尽管同为“带路党”先驱，中行说因为身上附带了民族冲突的概念，不可避免成为了早期“汉奸”的代表人物。但即使这样，司马迁在《史记》里对中行说的评价也没不堪到哪里去，还给他安排了一场舌战汉使，凸显才华的精彩桥段。
可以说，一直到汉唐时代，“带路党人”的形象虽然算不上多么伟岸，但还远未沦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唐朝就不说了，连李氏皇族自己都分不清是胡是汉，民族大融合，也就谈不上去批判“带路党”或者汉奸了。在此之前的南北朝时代，如前秦的王猛，北魏的崔浩，尽管也出仕异族，但形象大多为正面，特别是王猛，在历史更被当作是如诸葛武侯一样的人杰，与苻坚二人君臣相得，在北方力主保护推行汉文化，死前还劝告苻坚不要伐晋，基本上属于那种心系故国的“带路党”.
“带路党”的形象逆转应该发生在“儿皇帝”石敬瑭身上。这要说起来，如果要给“带路党”分个类的话，石敬瑭绝对属于“带路党”中的败类，他的带路既没有伍子胥这样的家仇动因，更不是燕国民众那样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给契丹人带路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因此不惜将燕云十六州作为报酬送给了契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这种为了个人权位不惜生灵涂炭的都属于人中末流，至于是不是带路党还倒是其次了。
不过，即使没有石敬瑭，“带路党”的形象崩塌也属于历史必然，因为碰到了极其讲求“夷夏之辨”和“君臣大义”的宋朝。用李零的话来说，就算是伍子胥，“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稍扯远几句，中国历史上最注重“夷夏”和民族意识的时代，几乎都是衰落时代，如两宋，如明末，如清末，如民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你国家越弱，你越强调爱国。
为了收回石敬瑭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北宋曾出现过一次非常着名的“带路党”乌龙事件，直接导致了靖康之变。1120年，宋金结成“海上之盟”，相约夹攻辽国。在宋人看来，王师一入辽境，自然是人心所向，“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也就是说，只要出兵，辽国的汉人同胞肯定会充当带路党，还会在边界用香花搭起彩门迎接，无非还有这样的桥段，“宋军兄弟们，你们终于打回来了，我们等你们等的好苦”.
一开始的故事的确是按照宋徽宗君臣的剧本所写的。事实上，献计联金灭辽的就是辽国汉人马植，正是他用“箪食壶浆”这些大词忽悠了宋徽宗；还有一位重磅“带路党”是辽国常胜军的统帅郭药师，宋军还没有出兵，他就率军八千来投，当然动机和民族大义无关，只是为了升官发财。
但让信心满满的宋朝君臣没想到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早已不“心向祖国”，在辽国轻徭薄赋的政策下，据说辽国汉人的税负比宋朝那边还要低，小日子过得挺红火，汉族读书人在高度汉化的辽国官场上也顺风顺水，在此种情况下，大宋祖国再怎么寄望于数百万汉族同胞幡然醒悟，再怎么意淫统一大业，也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用葛剑雄先生在《“香花楼子”神话和北宋的覆灭》一文中的说法，宋军出兵之后，迎接他们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宋朝的文武官员以救星自居，将北方同胞视为异己。更关键的是，辽国的汉人非常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宋朝，认为正是他们为了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了他们的国破家亡，背井离乡。
结果是，这群宋人预料之中的“带路党人”，非但没有对统一大业有所贡献，反而随即投靠了金军一方，很多辽国汉人加入了南下侵宋的金军，对“祖国”展开了复仇大业，在北宋的灭亡中贡献了属于自己一份的力量。
明明是一个民族，辽国的汉人本是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带路党”，最后却成为了金军侵宋的带路党，此种乌龙和逆转也堪称中国“带路党”历史上的最大奇观了。
到了南宋末年，又出现了新的一群“带路党”，而这其中大约可分为两大群体。一群如吕文焕、夏贵这样半路出家的，他们也本算是死守襄阳的大宋忠良，最后却又投降元朝成为了下一阶段灭宋的“带路党”.特别是死守六年之久的襄阳主帅吕文焕，可算是孤臣孽子，可歌可泣，因与南宋权臣贾似道不和，而贾在襄阳被围时的确也是救援不力，最后吕文焕投降之后将贾似道的刻骨私仇升华为对南宋的“国仇”，积极参与了灭宋。
还有一群如张弘范和史天泽这样的资深“带路党”.不夸张的说，在南宋的灭亡中，张弘范和史天泽这些汉族将领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大于蒙古人，比如张弘范，在崖山给了南宋最后一击的同时，还得意洋洋的在崖山留下了“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墨宝；再比如郝经，在作为元人使节出使南宋时曾被囚禁了十六年而拒不归降，堪称元朝版的“苏武牧羊”.你很难说张弘范这群“开国功臣”有多么伟光正，但攻击他们为“汉奸”肯定是莫名其妙。
事实上，张弘范史天泽郝经虽是汉人，但都是金朝的汉人，你一定要说他们是“奸”，那也是“金奸”.更何况，张弘范和史天泽从父亲那一辈开始便已归降蒙古，张弘范的父亲还被封为“汝南王”，按照中国历史不成文的传统，如果父亲是前朝之臣，再到新朝为官便是“失节”，但他们的儿孙就尽可以在新朝官场上混，比如说反清了一辈子的顾炎武，他的亲外甥徐乾学还做过康熙的刑部尚书。或者这么说，你如果要攻击张弘范他们这些“带路党”为汉奸的话，就好比说艾森豪威尔是“德奸”一样好笑，因为艾总统的祖上也是从德国来的，最后他成为了灭德功臣。
最后是明末，这又是一个“带路党”的高产时代，当然，和宋朝一样，他们的历史形象已经不堪入目。无疑，没有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们带路，仅凭多尔衮多铎这些八旗大爷，多半是灭不了明朝的，最少南明也能混个划江而治吧。但以范文程来说，一生并无戕害同胞的恶绩，在清军入关时甚至对劝说多尔衮收拾民心，善待汉人，“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这个路至少带的堂堂正正，且温情脉脉。
再比如说吴三桂，先降后叛，缢杀永历，自是无耻小人，属于明末“带路党”中的败类。但即使如此也应当正视，吴三桂在引清兵入关的初衷很可能只是“借师助剿”闯军，报君父大仇，在当时的南明朝野看来也一度有救国英雄的美誉。吴三桂后来的沉沦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时势所裹挟，一步步的滑向了所谓汉奸与无耻之尤。
我想强调的是，在明亡清兴的那个历史时段，“带路党”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群体，远不是吴三桂等人可以涵盖的。在那个时代，同样也发生过如燕国民众从带路党变脸为抵抗者相似的历史情境。从1644年4月入关到1645年5月，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清军取得了令人炫目的胜利，从李自成身亡到南京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清军基本上在鲜有激烈抵抗的情况下便已击败了大顺军和南明两大势力，南明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们和各省州县也纷纷归降，清朝统一中国似乎已是手到擒来。
但此时清朝却犯下了比之前齐宣王灭燕时更为严重的错误。多尔衮满以为天下已定，便推出了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这其中尤以“剃发留辫”影响最为巨大。可以这么时候，在“剃发令”颁布之前，大半个中国的汉人已经做好了成为新朝顺民甚至是“带路党”的准备，对于继续抵抗或者什么反清复明已经失去了兴趣和斗志。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说法，“剃发令一出，原本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
我们都知道反清中最为着名的江阴之战，但事实上，江阴在弘光政权垮台时早已“和平投降”了清朝，无论是亡国还是听起来很吓人的亡天下，千万个江阴县城中的普通民众处江湖之远，大可不必忧国忧君忧民族复兴，“肉食者谋之”，就算做个“带路党”也无可指摘，朱家的皇帝和爱新觉罗家的区别本来就不那么大。但就是因为剃发令，才弄得天怒人怨，转而起兵反清，几乎战至最后一人，当时有“六万人同心死义，村大明三百里江山”的壮烈说法。在此前后，嘉定、昆山各地也纷纷起事。后来连另一位着名的“带路党”–大学士陈名夏都看不下去了，在他当时给清廷的上书中直言，“只需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一直到1664年的康熙三年，清军才算最后扑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清力量。而此时，距离闪电战胜利顶峰的1645年，已过去了整整19年。也就是说，一个剃发令多带来了十多年的战火。
“带路党”是如何成为反清义士的？箪食壶浆是如何成为四处烽火的？这其中的反转奥秘还是要回到文章一开头的“孟子曰”.
从燕国之乱到北宋末年，再到晚明，这些其实都远非什么值得留恋的盛世，征了“三饷”的晚明税负之重甚至堪称前无古人，在这样的坏时代，若真有孟子所说的王师到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自是大义所在。带路也罢，汉奸也罢，也正是所谓“若大旱之望云霓也”，顺乎天而应乎人，少数人的国尽可以让少数人去爱。但“王师”们尤其应该警醒的是，一旦他们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秩序，“王师”便是“侵略者”，最温顺的“带路党”时刻都会变为最坚决的抵抗者。
毕竟，带路党常有，而王师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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