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火火”、“立二拆四”两位“网络推手”被抓成为近期的一个网络热点。他们的罪名包括“诋毁雷锋形象”、“炒作郭美美事件”、“攻击张海迪”、“造谣李双江儿子非亲生”等。
从2009年河南青年王帅因在网上发帖披露当地政府违规征地被“跨省”抓捕，到重庆的村官任建宇因转发“负面微博”被劳教，地方政府因为在互联网发布信息而抓人的做法由来已久。但是这次“秦火火”事件与以往不太一样。之前“因贴获罪”的案件中，地方政府一般会尽量避免引起媒体以及公众的注意，某些地方的宣传部门甚至不惜连夜进京、紧急公关，要求撤掉相关稿件。因为公众的注意力往往会扭转事件的走向。
例如王帅案，该案经《中国青年报》报道之后受到网络舆论普遍关注。在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最终释放王帅，向他道歉，并支付国家赔偿783.93元。
而另一个和王帅一样发贴举报征地问题的人——吴保全，命运就不幸得多了。今天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2007年下半年，原籍鄂尔多斯，居住在青岛的吴保全在网上发帖，揭发鄂尔多斯市为建设康巴什新区（即后来被称作“鬼城”者）违规征地。他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当地政府之所以敢于对吴保全下如此“狠手”，就是因为这一事件没有引起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关注，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舆论压力。
本次“贴案”则与以往相反，官方媒体主动展开宣传攻势，报纸、电视、广播多管齐下。《京华时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相继发布报道或评论，揭露网络谣言的危害。
此次官媒之所以敢于大面积宣传这一拘捕事件，与“打击对象”的特殊性有关。前述的王帅、吴保全、任建宇等案件中，当事人发贴的内容往往直接指向政府，批评政府的种种问题。如果对其实施惩罚，难逃“打击报复”嫌疑。而这次被抓的两个人则不同，新华网的稿件引用“立二拆四”的话称，他们造谣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名和赚钱。况且二人也确实有过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这更增强了对其打击的合法性。
然而此次打击行动的矛头似乎并非仅仅指向“秦火火”、“立二拆四”等几个边缘人物。中央电视台于8月22日播出的评论《盯住“秦火火”们背后的大谣》称：“秦火火本来名不见经传，所炮制的谣言只在小圈子之内传播……没有网络大V的推波助澜，谣言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一些大V不负责任，已经沦为‘大谣’，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是合谋。清理谣言的生存土壤，除了依法严惩造谣者之外，也不能放过那些恶意传谣的‘大谣’们。”当天的《新闻联播》在谴责不负责任的“大谣”时，画面上还出现了“青年导师”李开复的微博主页。《京华时报》更有一篇文章称“个别大V充当秦火火帮凶，已进入警方视线”。而自由派大V之一、天使投资人薛蛮子8月23日以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拘捕，虽然不能证明是当局为加强网络管控而采取的一个措施，但因其时间的巧合，以及官媒不同寻常的高调报道，而引起网友们的纷纷猜测。据《北京晨报》报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曾发微博称：“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此条微博后被删除）。
学者宋石男转发知名网友“北风”的一篇微博说：“当局要整肃网络……目标对准炒作成性且颇不被自由派受落（认同）的秦火火也顺理成章，但应看到当局的目标是压缩民众的言论空间，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网络虚假信息。”
和现实中党宣机器能轻易地控制传统媒体舆论不同，在微博这一舆论阵地，由于其松散无序和个人化的内在特征，官方宣传机器尚未能有效占领，虽然根据今年7月30日发布的《2013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党报系统已经大量开设微博账号，新浪认证的各级党政机关官方微博账号总数就已超7.9万，发博总数超过6000万条，数量不可谓不大。
然而面对这片新大陆，“微博国家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山西汾阳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曾经转发过一条“歌颂”八路军抗日功绩的微博，称八路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在仅有2587人的情况下，仅靠手榴弹、步枪，于汾阳县王家社、麻峪口设伏，全歼日军第500/2军团全部194250余人。缴获裕仁号战斗机八架，52AV重机枪360挺，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署名沙梓新）。其实这是一篇网友杜撰的恶搞段子，文中的“194250”、“52AV”、“沙梓新”分别暗指“你就是二百五”、“我爱AV”和“傻子信”。得知被愚弄后，汾阳公安不得不发微博向网友致歉。
公信力的流失也让“微博国家队”处境艰难。今年4月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发微博号召公众捐款支援灾区，得到的网友回复却是一连串的“滚”、“捐你妹”等字样和拇指向下的表情。其实网友的“爱国热情”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低下”。2008年汶川地震后，饮料商王老吉捐款一个亿，网友甚至喊出了“王老吉一个亿，国人给你喝回来”的口号（“立二拆四”宣称这也是他的“作品”）。5年之后的今天，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红会”的信誉一落千丈，当年因捐款一元饱受诟病的王石，如今更像一个先知。
在“抢滩”微博舆论阵地不利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传统宣传体系进行“远程打击”也就可以理解了。此次“秦火火”事件仍然采用了传统的运作模式：先从小人物突破，通过“诋毁雷锋”等指控上升到道德层面，进而引申到寻找“幕后黑手”，这一系列运作让人感到似曾相识。
不过，这一套历来顺风顺水的操作手法在微博上还是遭到了抵抗。“秦火火”的罪名之一是诋毁雷锋，称雷锋购买皮夹克、手表等奢侈品。有网友迅速发布了新华网一篇文章的截屏，该文章称，雷锋在鞍钢工作期间经常参加舞会，并且为了“穿得精神点”，花几十元购买了二手的皮夹克、手表、皮箱等物品。更有网友发布照片，证明雷锋的这些物品至今仍陈列在沈阳、北京等地的博物馆。还有网友戏称央视所说的“大谣”就是房地产商任志强。理由是雷锋和任志强有仇，“因为当年雷锋斗过任志强，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微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适合解构和恶搞，不适合附和与歌颂。140个字难以完整地阐述一个论点，却足以表达感情。碎片化的表达也不利于理性地探讨严肃的话题，更多的是一个表达快餐化观点的乐园。如果你一本正经地讨论一件事，就有可能被忽略，这是微博生态系统的游戏规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严肃的学者并不使用微博。公众之所以把微博作为讨论政治的场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传统媒体在严格的管控下难以充当对话平台的角色。如果传统媒体能够更加开放，让各个派别的声音得以自由、理性地对话（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微博就可以回归它记录生活、传播八卦的本来功能。如果仅仅靠压制，也许能一时起效，但是微博的天然特性不会改变，“关公战秦琼”的局面也就不会结束。
不过，由于官方拥有各种垄断资源和话语权，其利用微博的能力和影响也不容小觎。此次长达五天的对薄熙来的庭审便是一例。这次前所未有的独家庭审微博直播吸引了广大海内外网民的眼球，不仅让济南中院的新浪微博粉丝数一下子跃升了数十万，而且也让官方收获了不少好评，堪称高招。特别是庭审最后一天公布出来的薄家三角恋情更是成为当天街头巷尾津津热道的八卦话题，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而背后的政治就暗渡陈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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