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Precarious Lives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in China
Poorly paid and subject to government pressure, China’s small but stubborn group ofweiquan nonetheless continue to fight for the country’s accused.
作者：THOMAS STEVENSON
日期：2013年7月23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2012年11月，李金星挽救了一個人的生命。他並沒有抬起一輛汽車，也沒有自己的身體擋住子彈。但是，考慮到中國的死刑案件歷史，他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他為當事人雷立軍(音)爭取到 “無罪”判決。李先生是刑事辯護律師，也是北京緩慢發展起來的維權事業老手。 然而，稱他為“律師”可能會使西方的讀者對他有誤解。
在美國，這個行業有一定的尊榮，這不僅因為許多律師收入可觀，還有別的原因。相比之下，在中國，大多數律師的收入只夠過活而已。只有少數得到大型跨國公司聘用的才會成為巨富。
此外，在美國，律師面臨的個人風險相對較少：在履行完法務職責之後，他們就可以過自己的生活。在專利法，兼併收購，或私募股權投資的世界裏，這是相當不言自明的。即使是那些代表恐怖分子、戀童癖者以及其他“低等生命”的律師在美國對抗性法律制度的重要地位也一樣得到普遍接受。當然，那些在民事訴訟個案中大量投資的美國律師可能會面對使人心碎的局面。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可以照樣工作，因為他們確知某些極端的報復形式—比如親人被綁架等—不會發生。相比之下，北京維權律師的經驗使他們了解到，甚麼事情都有可能。
* * *
去年聖誕節，我到北京和梁小軍見面，他是一個有12年資歷的刑事辯護老手。在那之前幾個月，我們經由一個致力加強中國法治，並使更多人能夠得到司法服務的英國非政府組織介紹而彼此認識。 梁先生的聲名來自他為法輪功抗辯之舉。當法輪功的成員發表反對中共的聲音時，這個宗教在中國就變成 “非法”的了。身為該慈善組織最活躍的“地面實戰部隊成員”之一，梁先生同時參與了幾個項目，包括一個（為期頗長的）中國廢除死刑行動。
身為前述非政府組織的一個實習生，我獲派的任務是研究並撰寫反對死刑的理論及實踐觀點。在報告完成之後，我採訪了一些贊同我們的機構—人權觀察，緩刑，大赦國際(Human Rights Watch, Reprieve, 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項目主管及工作人員，為的是進一步了解他們活動的內部運作。
他們認為類似活動在中國能取得成功嗎？他們不這樣想。
他們認為中國的廢除死刑的前景是什麼？答案：“只要那個中國共產黨還掌權的話，就別想了”以及“100年後再說。” 縱然他們的看法很灰，梁先生還是不等翻譯就急急忙忙的讀完整份報告。
幾個月來，在Skype上，我幫他了解亞洲的死刑文獻和其他主張廢除死刑組織的經驗。有幾次，他很歉意的打斷我們之間的對話，去應門。 視像通話還在繼續，鏡頭對準他公寓裏那面刷白的牆，我可以想像到，在鏡頭外他禮貌周周的和警察說話：“不不不，在整個黨大會期間我不會留在北京的，別擔心，我明天就回家鄉。很抱歉，我現在不能再說了。我有一節英語課，老師正在等著，很抱歉。”
梁先生告訴我，警方每隔幾個星期便會“邀請”他喝咖啡，為的是打聽他的一舉一動。 “你這些天在做什麼呢？”他們問。 “你未來幾週有什麼計劃？你接觸任何外國人嗎？”
就像其他和我談過話的律師那樣，梁先生並不掩飾他做些的事情。他說，他對當局的問題如實回答。他認為自己所受的“工作”不算徹底，所以是幸運的，還把他的“運氣” 歸因於他代表當事人那簡單而無關政治的方式。
* * *
早上八點一刻，從上海出發的卧鋪火車到達北京火車站，準點，沒早沒遲。在上鋪那狹小的空間中，我盡可能的穿戴整齊，然後爬下來，和當地人一樣啜麵條，喝茶。有了先前的造訪經驗，我看到窗外的藍天時便很訝異。 那宏大，灰色的中國首都積了一層雪，是早幾天下的。很冷。我在火車站打電話給梁小軍，他教我前往李金星律師事務所的方法。
從地鐵站出來，我認出了梁先生：一副河北本地人的面孔，頭髮稀疏，眼鏡就更薄了。和我打招呼時，他展演了一個大咧咧、稍不對稱的笑容，在他的一邊面上出現了一個酒窩，說出一連串 “你好，幸會”的話，那一刻，他激動得說話有點結巴了。我們一塊兒上17樓到李先生的辦公室；擁擠的電梯幾次停下，每次灰頭黑臉的本地人都會湧進來，使得“超重”的警報一再響起。
李金星的事務所包含三間偏旁的私人辦公室和一個圍在中央的房間。所有房間的牆都是刷白的，並配有高雅的深色木質辦公桌。很暖和—在中國北方，冬天冷得要命，政府鋪設的開水管道穿牆而過。一群律師聚在一起—是因為我採訪的緣故，還是他們之間的定期聯誼活動？我不知道。我認出來Skype上的另一個合作者：溫海波先生。
溫先生是一個認真的人，他30歲出頭，有著一個圓圓的，幾乎是孩子般的臉。在我們共事的那幾個月裏，他運籌帷幄的氣質及溫和的脾性使我印象很深。雖然比別人年輕，他已經有妻有子。
他作為一名律師的正式職業生涯已經結束了。
在2001年得到法律學位之後，他搬到北京，開始做一些小公司的代表。2004年，他見到了高智晟，一個無所畏懼地為記者、法輪功，基督徒以及其他所有人抗辯，目前被取吊銷執照的知名維權律師。 那是一次改寫人生的會面。溫先生放棄了一切，並加入了高先生的事務所。
那並不是一個明智的職業舉動：和梁小軍不同，高先生從不避談他的政治意見。雖然兩人是同事，高先生在一封接著一封的公開信中痛斥政府之後，又出版了一本回憶錄，詳細說明他被拘留了幾星期的經歷以及期間所受的酷刑，更敦促歐盟和美國抵制北京奧運會。
他那些自由發言的結果是—在中國再平常不過的—監禁和更多的酷刑。由於他和高先生的關係，司法部禁止溫先生接手任何“特殊個案”。而當溫先生開始尋找新的律師事務所時，一次次的回絕加上錯愕使他理解到事情的真相：司法部把他永久的列入黑名單了。
經過一段找不到律師事務所的時間後，溫先生的牌照被褫奪了，按照中國法律規定的那樣。
* * *
我的東道主李金星是從事知識產權法律方面的工作起家的，後來他更成功建立了一所生意興旺的北京律師所。今天，這個副業帶來足夠的錢資助他的維權工作，這些工作大部份是沒有收益的。李先生說，儘管他在維權圈子的起點很卑微，現在警察是他恆常的同伴。他去什麼地方，警察大都跟著。通常情況下，當他與客戶會面時，警察就在門外等。
在我訪問的時候，他似乎在邀請更多同道加入他的新企業，舒斌法律援助中心。李先生想親自挑選中國最有實力的維權律師，建立一支維權明星隊。它旗下聚集了這麼多名人，李先生希望他的法律援助中心能夠吸引到來自五湖四海的民間捐款。這筆資金將讓他的團隊能夠接手任何重要的維權個案，而不用考慮被告的付費能力。
這感覺上明顯就是一個有關權利的非政府組織，在一個禁止這類組織存在的國家裡。
李先生深知政府對此類項目的不滿。然而，當我提問時，他堅持自己對於中心的願景不會妥協，轉變。“身為這個項目的主管，”我觀察到，明顯不過的是，“當你的律師為一個政治上的敵人辯護時，你會是第一個有訪客的人。”
“是的，”他同意，無奈的聳聳肩。 “我可能會得到更多關注。”
那天在晚飯時，梁先生，溫先生，李先生的另一個律師朋友，一個嗓門很大，個子結實，臉上帶著疤痕的人加入了我們。他沒怎麼理我，自顧自快快的和李先生就事情交換意見。我連他的名字也聽不清。
梁先生向那男人打了個手勢。 “他受過酷刑，”他說。
* * *
考慮到卑微的收入和大得不成比例的個人風險，一個合理的提問是，吸引人們進這一領域的是什麼。事實上，我了解到，這些律師的早期職業生涯計劃並不包含刑法這一方面。
梁先生在他的老家河北省當了三年的教師，發覺自己對那工作缺乏熱情。他之所以成為一名律師，他告訴我，只是因為他有朋友從事這個職業，而它似乎比教學更吸引人。
溫先生成為一名辯護律師是他和高智晟一次偶然相遇之後才發生的事。
李先生早期的職業是政府文員。“大多數中國人是悲慘的，”他告訴我，那段時間他自覺是他們的一份子。有一天，他審視了自己的人生，然後判定“律師將會是最快樂的職業。”
我能理解為了尋找有意義的工作而轉換職業這一點。但是，我不禁想，這一群人給“吃力不討好的任務”這句話賦予了新的含義。當我問到他們職業生涯中的難忘時刻時，律師的表情變得嚴肅陰沉。我想像他們在心中回想他們代表過的無數男男女女，以及那些人各自得到的判決：罪名成立；罪名成立；罪名成立；罪名成立。即使李先生也用了一個我不明白的中國短語來應付我的問題。
“他並不想談論過去，”我的翻譯解釋。
“那讓他感到悲傷。”
And yet, when I ask whether they’ve ever thought about giving up, Mr. Liang, Mr. Wen, and Mr. Li each respond immediately, forcefully: “No.” “Why would I quit?” Mr. Li asked me, puzzled, as if we hadn’t just spent an hour discussing his daily harassment. When I ask Mr. Liang how long he thinks he can continue, he shrugs. “I will keep doing this,” he says, “as long as I can.”
然而，當我問他們有沒有想過放棄時，梁先生，溫先生和李先生各自應聲回答，有力的說：“沒有。”
“我為什麼要放棄？”李先生反問我，一臉不解，就好像我們剛剛用了一個小時談論他每日所受的騷擾沒有發生過那樣。
當我問梁先生，他認為他可以堅持多久時，他聳聳肩，說：“我會繼續做這事，”他說，“能做多久是多久。”
想到時間已晚，李先生在辦公室溫暖舒適的角落給我放了一個床墊。我很感激的在那裡睡了。
* * *
第二天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李先生突然站起身，走到房間的另一邊，彎下腰來拿起了一件東西。他帶著一大塊有鏽蝕的黑色岩石回到桌子，把它放在我們之間。
這是鐵礦石，他解釋說，從中國雲南省的一個礦場拿的。
他去那裡調查礦場的40多名礦工—那個礦場的全部工人—同一時間被人以捏造的罪名提告的事。
在礦場被“荒廢”之後，共產黨很自由的將之國有化。
李先生帶著那塊礦石回到北京，說那是用來警醒自己要堅強。
這也許是一個漂亮的提醒，但力量並不只從警醒物而來。是什麼使這些人能夠繼續做他們在做的事呢？在李先生的辦公室過了兩天之後，我苦無答案。
突然，我想起來李先生近來成功使雷立軍免去死刑的事，這在我最初來到的時候便已經是他們在慶祝的事情。
”那麼，雷先生呢？”我問。
“過去十年，中國法院做出這樣的裁決也就一兩次而已。你難道不感到自豪嗎？”
房間內的氣氛馬上變了，李先生向後靠在椅子上，臉上掛著一個小學生似的笑容，很難得的用英語答道，“of course （那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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