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迪是那种不见老的人，已过五十，还会经常被人猜成不到四十岁。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皮肤滋润，穿着讲究。在《黄祸》中他是中国军队的高级情报官，曾为王锋安排暗杀中共总书记的任务，后来又为盘算利益愿意出面指证王锋，被王锋所杀。但是本书既然没发生暗杀总书记的故事，沈迪也就活得好好。只是他已离开了军队，成为一家保安公司的总经理。
沈迪一般不对手下人发火，这次也忍不住拍了桌子。会所特别重视的行动只完成了一半——除掉了“二神”，却没有查出“深喉”，而后者正是心腹大患。“施工者”（公司内部这样称呼“施工部”的人）辩解说，他们本意是先活捉二神，那样无论如何也能从他嘴里掏出深喉，没想到只差一步就把他截住时，傻逼却自己撞到了墙上，偏偏又没系安全带。但是这种回答怎么能拿来向会所交待？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只看结果，其他一概不管。沈迪再发火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
本来会所把发现深喉视为沈迪的功劳。会所方面一直高度关注网络意见领袖。这个时代的所谓民意几乎就是由他们代表了，不管是否喜欢，却不能不重视。公司公关部为此把至少一半精力和经费都用在搞定网络名人和微博大V上。起码要保证他们不为敌，进一步则力争变成友。网络民意貌似独立，桀骜不驯，利用得巧妙，却可以成为好帮手。大多数意见领袖都能搞定（当然是暗中），二神却是一个异数。他已经拥有足够的钱和名，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收买他。人到那一步更多追求道德形象和历史地位，恰恰不是会所能给的，反而正是要与权势对着干才会得到。沈迪只能要求对二神进行特殊监控，掌握动向，防患于未然。
不过，对其他网络人士，利用网络监控基本可以掌握一切，二神却不一样，他的网络防护相当专业，连公司的高手也无法突破。这一点让沈迪好奇，网络防护到这种水平要花大价钱，说明一定有值得如此破费的秘密。沈迪搞情报的年代网络还不普及，他更熟悉网络之外的方式——秘密行动。一个特工小组被派遣在凌晨时分潜入二神家，虽然接触到了诸多电脑，却无法打开。每台电脑都得通过指纹识别等多重认证才能开机。而不得打草惊蛇的严令，使潜入者只有放弃。如果没有一个能干的特工潜行到二神身边，那次行动也许一无所获。在落地灯的光圈下，鼾声如雷的二神手握着肚皮上的酒杯，头随鼾声起伏，杯中的剩余红酒也波光粼粼。几页文件散落在他脚下，是他落入梦乡前正在读的。一位特工匍匐爬行到沙发一侧，把那文件逐一拍了照片——正是“窃国猜想”。
文件让沈迪大吃一惊。说是“猜想”，却比事实还清楚。这不是夸张，正在进行的过程从无成文计划，也无列出步骤的路线。沈迪负责操作会所的具体事务，也用了好几年才拼出全貌。而这份“窃国猜想”让他都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怎么可能出自二神呢？二神是艺术天才，可以把形式做得精彩绝伦，轰动无比，却不可能推出如此完整的逻辑链条。不是身在权力体系内、长期参与运作、深得真髓的人，不可能这样直捣核心，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猜想”得跟事实几乎严丝合缝。
文件是打印的电脑文字，唯有第一页左上角有手写的“深喉”二字，加了个冒号。技术分析证实是二神的笔迹，应该正是表示文件出自“深喉”。监控小组对二神做过性格分析，他喜欢把自己做的事和历史事件并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水门事件的爆料人被称为“深喉”，三十多年后被知是当年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这个被二神用“深喉”做代号的人，很可能也是类似的角色。美国“深喉”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而这个中国“深喉”，打击面和毁灭性要更大。他到底是谁？目的是什么？背后有没有其他力量？是否还有更广泛的阴谋……
沈迪对会所做了汇报。会员们的集体震惊使他进一步确信“窃国猜想”就是事实。猜想虽然还未全部发生，也无法证明，但如同这些会员开会不留记录，没有决议，甚至达成的共识不说出口，只是彼此心领神会，却不能说不存在一样。这个“窃国猜想”一旦公布，正在做的事情（不管是以什么名目）就被剥下外衣，里面的东西被举世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就不可能继续，因为按照原来路线往下走，每个步骤都逃不开“窃国猜想”，都等于是在大庭广众前验证“窃国猜想”的准确，让世人确知最终是为“窃国猜想”揭露的目标。那目标本来只能在暗箱中悄悄达到，一旦见了阳光，多年的布局就会被这种游戏式的网络恶搞一举终结。
会所的态度严厉而坚决——必须阻止“窃国猜想”发布，二神绝对不能继续搞网络活动，为此允许动用任何手段；同时必须找到深喉，查清这个危险角色的背后有什么，消除隐患。责无旁贷由沈迪的保安公司完成。保安公司的幕后老板和投资者正是会所，就是要在这种事上得到效劳。
听上去，保安公司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中国每个城市都开了一堆，弄一帮底层青年替人看门护院而已。会所故意打这个低调的牌子，为的是避免引人注意。保安公司设在后海附近的老街。三栋上世纪末那种方方正正，毫无美感的水泥楼，品字排列。院子一边是室外训练场地，有设置各种障碍的跑道，不同难度和高度的攀爬墙，另一边是停车场和专用车辆的车库。这个公司几百号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跟满大街看得到的保安相似，进院里就再也看不到保安模样的人。多数是穿便衣的中年男性，看上去或是受过高等教育，或像职业军人。这个公司从不接通常的保安业务。公司内部门众多，公关、策划、文宣、信息、警卫等俱全，就是没有保安部。名称最低调的“施工部”，其中的“施工员”皆是沈迪在退伍特种兵中亲自选拔，可以执行从保镖到暗杀各种任务，相当于一支精锐军队。公司地下室的库房放满其他保安公司想都不敢想的武器。公司的热线电话直通政府高层和中枢部门，追逐二神时操纵北京警方的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
阻止二神发布“窃国猜想”，尤其是让他以后不再搞网络活动，除了要他的命没别的方式可以保证。这一点在布置任务时就明确了。但是重要的是必须在他死前拿到深喉的名字。现在深喉随二神丧命失去了线索。拷问二神的助手和家人什么都没得到。他跟最近的人也没露口风，似乎所有想法都来自他自己。这符合二神的好大喜功。若不是因为他喜欢戏剧化写下了“深喉”二字，不会有人知道还存在另一个角色。而现在，会所已经把深喉定为最大威胁，失去这个线索就会成为沈迪的严重失职。
沈迪当上保安公司总经理，经过了严格筛选和考验。他在众多人选中胜出，除了资历和才干，还有他的爱钱。爱钱的人最被会所放心（沈迪曾在军队中贪钱的记录因此给他加了分）。会所多的就是钱，也相信对钱忠心的人就会对会所忠心。的确，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比军队的将军还实惠，除了高额薪酬，还有价如黄金的信息。掌管保安公司的几年，沈迪得到了比在军队多百倍的财富。而保住这个他至为珍惜的黄金碗，要求他必须把份内事做得完美，没有任何疏漏，才能让会所把他视为无人可以取代。所以他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补救没有挖出深喉的失误。
平时对公司的工作，沈迪只是提要求和看结果，不过问细节，这次却召集各部门负责人，亲自主持会议，布置追查深喉。二神死后对其家进行的搜查，重点也在寻找深喉的踪迹，但是没有新的发现。在二神的私人保险柜中找出了那份被拍过照的文件。技术鉴定所用纸张与二神的平时用纸不是同一厂家，也不是二神周围任何一台打印机打印的，这进一步证明是有人把印好的文件交给二神——应该正是深喉。
对文件提取指纹并不顺利。发现了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是二神。他的指纹重重叠叠布满文件，看得出文件被他反复翻看。另一人的指纹压在二神指纹下，被二神手上的油脂、汗渍，以及洒上的葡萄酒破坏，大部分无法辨认。提取到的残缺局部，用尽办法也无法拼凑出完整指纹，尝试在公安部的指纹库匹配也得不到结果。在侦查程序上，这种残缺的指纹只有在找到具体对象后起辅助确认的作用，对找出深喉帮不上忙。
另一个思路是找到打印这份文件的打印机，就有了圈定深喉的范围。早年每台打印机都在公安局备案，但是现在打印机差不多跟大白菜一样廉价和普及，市场经济开放了得到打印机的各种渠道，公安局早就无力控制和备案了。靠自己去寻找各种打印机， 对照打印的文件逐一鉴定排除，如同大海捞针。不过沈迪还是让公关部和档案室一起着手，两个部门都存有多种来源的纸本文件，先从中进行对照。沈迪始终怀疑深喉在权力体系内，离得不远。
确定的另一种查找方式是，把对二神的所有监控录像——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公安、国安的——都调集起来，重新过滤。凡是发现与二神接触过的人，一个不落地列出，逐一排查，有没有交接文件的可能。这回必须特别仔细，不能放过任何疑点和。公司为此成立一个专门班子， 昼夜加班。外来的打印件交给二神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面对面，或者是通过邮局或快递公司。对后者，专门派人检查邮局和快递公司的数据库。跟二神有关的所有寄送品都要追踪来处，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交给专案人员进一步深查。
这种查找工作量很大，需要相当时间和人力，沈迪抽调了公司三分之一的人参与。他确信通过全面筛查，瞪大眼睛，不漏细节，一定会有发现。他亲自主持会议就是为了督促下面人不得马虎懈怠，通过一步步精细的剥茧抽丝，最后把这个深喉逼出台面。这在短时间无法完成，眼下先得把会所方面应付过去。好在对会员从来无需描述脏活的具体情节，如他们从来不说“杀”字，而是说“可以用任何手段”。只是避免碰触肮脏的一种习惯吧。就像有人为他们扫房间，刷马桶，洗内裤，自己就可以不沾边了一样。沈迪决定告诉他们说二神已经吐出了深喉的名字，只是因为喉咙被血堵塞，他的发音不清，名字还要核实，在未确切之前不能公开，毕竟事关重大，需要尊重专业原则。至于什么时候完成核实，那就看现在布置的查找何时得到结果了。
会议结束后，沈迪乗电梯降到地下通道去隔壁的会所。建筑的地下部分，会所与公司上相通的。公司这边有武器库和审讯室，进行特殊测试和训练的不同空间，还有射击厅。会所那边有健身房和游泳池。会所没人时，地下部分都归公司使用。会所有住客，则把地下通道的铁门关闭，健身房与游泳池就是会所专用。会所与保安公司在地面上完全分开，看不出任何关系。虽然只隔一道院墙，却如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会所是一座清代王府，三进四合院，假山园林，曲径通幽，雕梁画栋，古色古香。院门外即是后海，看得到冰面上覆盖的白雪。会所平时大门紧闭。沈迪来往走地下通道。他只是捎带兼管会所的管理和运转，会所每年付给他七位数的薪资，主要是为他在保安公司的角色——为会所和会员处理既不好由权力出面，也不能让法律过问的事务。
“沈总来了！可算等到你啦！”三个在射击厅门外休息区的沙发上玩手机的女孩跳起来，叽叽喳喳围住他。她们都是会所服务员。“沈总快来快来，黄老板设了个游戏，等你给我们撒钱呢！”三个女孩不仅分别跟沈迪睡过，而且还在一块玩过大被同眠，所以对他也不拘谨，不由分说把沈迪推进了射击厅。
射击厅灯光通明，男服务员已经准备好狙击枪，架在支架上，调好了瞄准镜。对面的靶子上方，一根绳子吊着捆百元大钞，厚度看上去有三四万元。
“黄老板说了，这游戏名叫‘开枪有钱’。还特地叫我们给你学他的话，说啥来的？……”
另一个女孩接着话头：“只要开枪打对地方，钱就从天上往下掉！”
“不过沈总，这钱可不是你的啊！咯咯咯……黄老板说枪得你开，打下来的钱可是我们的！黄老板是这么答应的！ 咯咯咯……”
女孩们一片起哄。那钱够她们一人分一万多，怪不得这么起劲。
“沈总是老兵，我们看你的枪法了！”
“我们可给你选了根粗绳啊。”一个女孩说。
“细绳打准了一枪就断，粗绳可不一定。”射击厅的男服务员在背后嘟囔，他对射击当然更明白，但只能由几个受宠幸的女孩摆布，心里可不服气。
“拿微型冲锋枪來。”沈迪吩咐男服务员。“长弹匣装满。”
长弹匣装满是一百五十发子弹。沈迪把冲锋枪端在胸前，扳机一钩到底，不间断地朝着钱捆上方横着来回扫射。密集的子弹肯定会打中吊钱绳子，哪怕一发子弹打不断，也会有第二发第三发接着打上去。十几秒，一弹匣子弹全部打出去，那捆钱被打得散开掉落，如风吹般纷扬飘洒，不少钱被弹孔穿透。在军队做情报工作时沈迪需要隐蔽身份，形象还不像与暴力有关，在这儿却因为直接控制暴力，杀气反重了很多。
枪声一停，闭眼捂耳缩在一边的女孩们睁开眼睛，雀跃尖叫着扑向洒了一地的钱。沈迪把冲锋枪扔给男服务员。他知道黄士可搞这种把戏是为了给他加码，也是一种诱惑的暗示。刚刚在公司开会时，黄士可打了几次电话他都没接。事有轻重缓急，跟深喉相比，黄士可惦着的那块地根本排不上。不过他的职责是为会员服务，开完会也就马上来见黄。黄不仅是会员，还是福建帮主。会员给会所交的钱属福建帮最多，照理应该算大老板。但是沈迪对其他会员态度恭敬，保持下属与老板的适当距离，对黄士可却是态度随便，有时甚不客气。不过那也是因为他们关系密切。黄士可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出手大方。别的会员让沈迪做事不会有额外报酬，会所给的高薪就是让他服务的。但是黄士可每次都会额外给钱。这次黄士可更着急，沈迪起初对他的要求有些推脱，现在他已经把允诺的报酬提高了一倍。
黄士可正在会所四合院最边角的监控室里。那里一般不能随便进，包括会员。不过对工作人员总是随手撒钱的黄士可上下关系都好，工作人员也知道他跟沈迪关系密切，所以对他网开一面。坐在椅子上时黄士可的肚子显得更大。他不适应北方冬天暖气的燥热，只穿一件体恤衫。硕大头颅上的花白头发短而结实，总是半张的嘴呼吸沉重，不时发出老年的哼唧。他曾是福建省的常务副省长，中央对地方往往盯着正职，书记和省长走马灯般轮换，生在福建的他却在福建经营几十年，全省官场不是心腹就是朋党，死死抓住批工程的权力，捞了大笔财富。在《黄祸》中，他是带头脱离北京的福建自治政府的总理，俄国占领中国北方后又自命为“抵抗政府”总统。本书中他的命运没那么跌宕起伏，他早早离开了官场，有说法是因为桃色丑闻，也有说法是主动辞职以便放手做生意。自从他不再当官，就成了福建帮的帮主。靠着他曾是权力内部人的关系，把有钱但无权的福建帮带进了一向看不起土财主的会所。如果没有被命运之轮正巧碰上，他这种人自己发不出光，最好的角色只是一个敛财者。
监控室除了能看到跟安保有关的各个摄像头图像，有一个特殊房间被多角度展示。那房间看上去有些奇特，面积挺大，里面没有直角，全被软材料包着。即使是冰箱、电视一类的设备也包着软表面。没有床，整个房间就如可供一群人钻在里面的大被窝。没有窗，但有能变换各种角度、颜色和亮度的灯光。还有遥控镜子，可以从不同方位伸出，调整成不同角度，供里面的人观看做爱场面。这是一间专为性贿赂而设的房间。
“还没出来？”沈迪问。
“妈的，简直是个牲口！”黄士可骂，眼睛却不离开屏幕。
房间里的精壮男人正在轮番折腾三个不愿醒来的裸女。那些女人都是夜晚动物，别人的中午正是她们酣睡的深夜，加上醉酒，哪怕是男人骑在身上也不要离开梦乡。而女人的赖床不醒和任其摆布反倒刺激男人的性致，他把三个女人摆成各种姿势，观淫、把玩，再挨个进入。
男人是成都武警的张姓支队长，四十出头的北方汉子，从藏区调任成都不到半年，在大山里憋得如公牛般性欲旺盛。他做梦想不到来如此高档之地，玩上这种高档女人，而且是三个一块让他玩。到现在为止，和三个不知来历的女人搞了一夜，张支队长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了哪里？为的什么？要他来干啥？他在成都营房接到武警总部值班室电话，只说要他直奔机场，周末不必请假，头等舱机票已经买好（是他这辈子头一次坐头等舱）。首都机场接他的就是这三个美女，身着武警制服，吸引了接机大厅的众多目光。三个警花开的是带警灯的奔驰车，直接把他带到这里，不说来历，不谈正事，全是嘻嘻哈哈，打情骂俏，盛宴拼酒，然后就进了这个房间。警服一脱，里面是他在AV片才看过的性感内衣。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被女人们剥光了衣服。昨夜昏天黑地，车轮大战，让他如在梦中上了天堂，但那种感觉是被动的，更多的是被玩。此刻再干这三个听任摆布的裸女，才真正感觉自己是主宰，玩女人的感觉才更强烈，更痛快！
张支队长也许猜得出三个女人不是警花，但不会想到是三个高级妓女，由黄士可给了每人一万元雇来陪他一夜的。会所联络着不少这种高级妓女，既有陪会员过夜的需要，也有用于性贿赂的需要。武警总部值班室打给他的电话由沈迪通过关系安排，而机票和接待的费用都出自黄士可。
此刻，黄士可边看屏幕中张支队长轮番向睡女挺进， 一边不耐烦地用手指在手边的金属钱箱上敲点，钻石戒指随着他手指的动作变换反光。沈迪从点击声音中听得出钱箱是装满的。到现在为止，屏幕里的“牲口”只是享受，让他干的事情到底会不会落实，黄士可完全不知道。这头“牲口”是沈迪物色的，沈迪以前并不认识，也没有过接触，怎么会有把握？对黄士可的这种担心，沈迪蔑视地不加理睬。难道还看不出来？一个不知道让他干什么就可以接受享受的家伙，让他干什么他都会干，只要能带来享受。
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决定还在政治局一级的保密范围，但是会所得到消息是同步的。跑马圈地已经开始。福建帮下手早。他们不惜出最多的份钱挤进会所，就是为了获得信息。而在将要实行的土地私有化中，含金量最高的概念是“历史使用者”。那看上去是为了照顾普通民众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不被排挤在外。前面几十年，大量城镇土地被政府卖掉使用权，通过房地产市场归属到上亿买房者名下，但因为土地是国有的，使用权只有七十年期限。现在随着期限逐渐逼近，怎么办的疑虑日益浮出。土地私有化正逢其时。作为“历史使用者”，居住房屋的土地私有化收费大幅优惠。加上中国房产大部分是楼房，摊到每户的实际土地面积没有多少，因此收费不多，多数房主都能承担。这种优惠对外符合党宣称的人民利益，对内符合保证稳定的治国需要。很多人相信这种“历史使用者”的优惠，会像当年房改时买的房后来市场价翻多少倍那样，因此被认为是政府保持公平的惠民政策。
但是很少人会发现，在这看似政治正确的安排下，埋设了一个伏笔——“历史使用者”的具体规定是：在土地私有化法律生效那一刻拥有使用权的即为“历史使用者”。这留下一个巨大空间，大量仍在国家名下的土地，如城市中心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地、市政用地、公共土地，或是探明了富含资源、矿藏的国土，以及控制水源、交通或有发展前景的土地，谁能在土地私有化正式实行之前拿到使用权，谁就成为那些土地的“历史使用者”，也就可以按照优惠标准买下土地所有权。现在的跑马圈地就是要趁外界还无人知晓时，方便廉价地拿到使用权，是一次赚大钱的绝好机会。
黄士可当然不会落后。他已经在不同城市圈了多块土地。其中最大的项目是成都一个破产工厂。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的主要国企之一，一度辉煌，占地广阔。建厂时位于郊区，随着城市扩张成了黄金地段。企业虽垮，地皮价值却翻了百倍。本来破产企业早会任凭权贵瓜分，不复存在，但是这个厂的职工虽被推給政府社保体系，却因为买不起房子，多数仍住工厂宿舍，社区纽带因此存留，历史延续的组织结构也能继续发挥作用，凝聚诉求，动员行动。职工们进行了多次反拆迁、反侵吞的群体抗议，使得多年来使出种种手段的形形色色的买家都没有得逞。厂区尽管杂草丛生，鸟群栖息，但是厂房保留，凡是适合人住的建筑，都被工厂职工和他们长大成人却同样无法安身立命的子女占据，当做住房。依附每个被占建筑，周围扩展出大大小小的棚户。合适的空地则被开荒种菜，形成了一片奇特的城市村庄。成都市政府被这个厂动辄一呼百应的群体闹事搞得头大，轻易不敢下手，班子换了几届都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黄士可向成都市政府提交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策划书，许诺把这个厂区改造成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艺术区，仿照北京的七九八，但规模要超过七九八，招徕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商人來安家落户，开办工作室和画廊，带动周边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和税收。黄士可的目的只是买下厂区的土地使用权，但是买使用权得有项目。搞艺术区只需利用原有厂房，道路、水电等稍加维修改造，费用有限。投入主要是包装和营销，可多可少，不是硬指标，因此是个以最小投资拿到使用权的聪明方案。其实艺术区只是说法，土地使用权才是目的。黄士可大手笔打通各个环节，得了好处的官员都帮他。成都市政府认可这个创意，土地使用权可以给，价格也可以优惠，前提是得解决工厂被占的现状。这是多少年的老大难，政府早想甩掉的烫手山药，只是找不到办法。现在要看黄士可能否做得到。如果解决不了，再好的设想也是海市蜃楼，土地使用权当然也无法给他。
对此，黄士可态度坚决，占据工厂是违法的。即使原来是工厂职工，也早跟工厂没关系了。工厂的财产和土地都属于国家，除了政府，其他人没有任何权利。对工厂土地和建筑的非法侵占必须退出，否则该清理的就得清理。当然也会避免冲突，留出过渡空间，比如工厂原来的宿舍区继续保留，暂不清理，未来随艺术区建设慢慢解决。但是在厂区内占据建筑、搭建棚户的一律要撤。黄士可的想法是生活区人多先不碰，把工厂生产区清理出来就算见成效，就可以和成都市政府签约，他也就有了“历史使用者”的身份。
但是工厂职工不吃这一套，他们本来就认为工厂是被企业的贪腐领导搞垮的，现在又要被卖给福建来的资本家，去搞什么跟他们没一点关系、也不能从中获利的艺术区。长期的愤怒集中爆发。职工们干脆彻底占领厂区，关闭大门，设置障碍，轮班站岗巡逻，对所有进入的人员车辆进行检查。针对工厂属于国家的说法，回答是国家并非虚幻概念，也不是政府官员，国家是由人民组成，工厂也是由职工组成。工厂从无到有都是职工劳动所创造，因此职工才是工厂的主人。他们成立了“护厂委员会”，宣布工厂所有资产由职工以民主方式管理。下面有多个“护厂队”轮流值班，或是担负后勤，拿出了准备长期坚持的架势。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拖一拖是首选方式，但是黄士可拖不了。一旦土地私有化的决定走漏风声（可能很快），哪怕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他对这个厂的用心就会尽人皆知，那时使用权就更不容易拿到手，价钱也得高出多少倍。因此黄士可极力促使成都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既然占领工厂的行为明确违法，有组织地对抗国家权力又犯了政治大忌，如果不下痛手，任其发展，一旦被其他势力效法，形成多米诺骨牌，地方官员吃不了兜着走。他这威胁触到了稳定至上的问责体制的核心。成都官员因此改变了以往只求不出事的态度，派出武警包围工厂，试图用恐吓驱散工人。而工人则围绕厂区筑起工事和街垒，誓言抵抗。双方形成了僵持。
对于黄士可，不能让僵持长期持续，必须速战速决。他非常清楚，双方之间不可能谈出结果，只能是一方压倒一方。尽管武警有枪，但枪若不开，还不如工人的棍子好用。唯有开枪才能打破僵局。但是怎么才能开枪呢？黄士可的手伸不进军队。而咨询沈迪，他明确告诉黄士可，不要指望军队会有人正式下开枪的命令。
在其他会员面前，黄士可和沈迪从不显出有私下交往，似乎跟所有人一样。但是黄士可每年私下会给沈迪一笔额外费用，作为获得特殊帮忙的津贴。沈迪这次给他的指点是，没有正式开枪的命令，不等于就不能开枪。现在的士兵都是伴随虚拟世界长大的一代，从小接触的影视和电子游戏充满暴力，没当兵前已经在游戏机上不知杀了多少人，一旦手上有了真枪，又有了代表国家暴力的合法光环，他们会随时愿意开枪。需要的只是一个位置合适的指挥官，他有权命令士兵强行进厂，有权给士兵配备杀伤性子弹，最好在行动前能给士兵放开了喝顿酒，不需要说什么，只是不说不许开枪。士兵强行进厂时工人必定抵抗。而不开枪，士兵的枪的确不如工人的棍子和砖头好使，更多是挨打。而挨打到一定程度，士兵一定会有自行开枪之举。一个士兵开了枪，其他士兵就会跟进，指挥官此时不下令撤， 杀一人和杀一百人只是量的不同，清场就能靠开枪来完成。事后追究责任，指挥官全部推给士兵。他的确没有下令开枪，顶多是管理不力导致现场失控之责，处罚有限，就算被撤职，只要事先给他的钱够补偿，也就算不了什么。
黄士可对此深以为然。不过要实现这一步，所需的具体安排，选择的具体对象，落实到操作细节，都不是仅仅靠钱就能搞定的，还需要军队内部的关系，知道怎么对军队入手，如何顺理成章……对此，黄士可只能拜托沈迪。
张姓支队长就这样被从成都飞来，并且和三个妓女鬼混了一夜。
对于熟知军队的沈迪，不需要事先认识这位支队长，他相信可以搞定任何人，不过还是事先调了张支队长的档案。档案中的最新材料是一份检举书，指控张支队长调成都任职时，从藏区带来一只纯种藏獒，一方面开价五百万元在市场寻找买主，一方面把他的藏獒寄养在成都武警的军犬队，不但享受军犬待遇，还要吃小灶，每天喂它的新鲜牦牛肉就要花销几百元。这个检举没查下去，张支队长振振有词，一句话顶了回来——藏獒放在军犬队是为了给军犬配种，吃新鲜牦牛肉是配种需要！沈迪熟悉这种利用权力占便宜的人，军队中上上下下多的是，而且个个事先都找好理直气壮的说法。沈迪没有再多看他的档案，搞定这样的人，不会有任何问题。
张支队长再次发泄后彻底没了力气，也已经饿得不行。打开冰箱，里面都是酒水。几口吞掉仅有的两小包花生米，他穿好武警上校的制服，探头探脑走出房间。对这种和他的任何经验都对不上号的地方，他的动作显得胆怯。早在门外等待的服务员恭敬迎接，为他引路到餐厅。
餐厅只为他摆设了一桌，数个服务员围绕伺候。太精的食物，太小的盘子，似乎只是塞他的牙缝。他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好歹缓解了饥饿，准备对付第五道菜时才有闲暇抬头，沈迪不知何时已经坐到对面，而服务员全都没了踪影。
沈迪示意张支队长无须起立敬礼，虽然按照军衔，张支队长给他敬礼也在份内。即便沈迪已经离开军队穿上便装，作为军人的对方还是能感知他的军人身份和军衔高低。
“不需要介绍我是谁，因为你不归我管。让你见一下总部的领导比介绍我有用。告诉我你认识哪位总部领导？”
张支队长坐着也如立正般两臂伸直在身体两侧，嗫嚅地回答：“……我一直在基层，哪里认得到总部领导。”
“有没有见过面的？”
“……郭副司令上个月到成都，是我带人警卫。不过他不会记得我。”
“你记得他就行。”沈迪拿出手机。会所内的所有电视机都可以用蓝牙功能变成外接显示器。沈迪示意张支队长站到他身边，把手机放到餐桌上作可视电话的终端。拨出的号码接通，餐桌对面的电视机现出坐在办公桌后的武警中将。这种视频电话一般只用于在传达正式指令时，保证发布命令和接受命令的双方确认。没有特殊身份不可能接入这种系统，更不要说接通高级将领。
沈迪给郭副司令打招呼的口气如同老朋友， 拨通电话似乎只为聊几句家常，只是顺便提到了正在跟成都的武警同志谈工作。郭副司令根本认不得张支队长，也不知道要谈什么，随口说了句好好配合工作，只是一句场面上的套话而已，但是听在张支队长的耳朵里，意义却不同。
放下电话。沈迪示意张支队长继续吃饭，不要拘束，同时把黄士可在监控室里交给他的钱箱拿上了桌面。
（http://wanglixiong.com/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6：保安公司与会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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