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加尔各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放缓。需要明确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上周作出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产出的增长率将达到7.8%，印度的增长率将达到5.6%，依然远高于其他国家——日本、美国、英国的增长率分别为2%、1.7%及0.9%，而陷入困境的欧元区面临收缩（增长率为-0.6%）。
但要实现2010年的那种超过10%的增长率是无望了。西方国家不能再指望它们靠持续扩张来提振疲软的经济。对25亿人来说，后果更可怕：在印度，用于加强陈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越来越少，而中国可能会出现政治动荡。经济放缓对于这两个巨人意味着什么呢？哪个国家会占据优势呢？
让我们从两大经济体中较为强大的中国开始。在贫穷国家应该如何发展方面，国际上有关“北京共识”——国家资本主义代替“华盛顿共识”的论断已经基本消失不见。中国的新任领导人正在关注国内问题：反腐斗争，控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相应减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巨大作用，以及打击金融投机行为。
在从技术上追赶西方国家方面，中国可能已经不剩多少潜力了，特别是制造业。如果中国想要提升价值链，成为像德国那样的先进制造业大国，就必须不再局限于现成技术，不再抄袭竞争对手的设计，从真正的创新中获益，而创新只有通过研究和开发来实现。
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这跟它一直保持较低汇率有关。中国现在需要将经济从建设热潮、金融投机转向推动个人消费，改善养老金、医保制度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项目。裙带资本主义一直在将资金不合理地分配给那些由忠诚的共产党员运营的、生产率低下的、大到不能任其倒闭的国有企业，而充满活力的小型私营企业却没有获得资金。
财富集中给两国带来了问题。去年，据总部位于上海的财富观察组织胡润百富(Hurun Report)估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顾问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最富有的83名代表拥有资产净值超过2500亿美元（约合1.53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印度议会下院人民院(Lok Sabha)大概有545名成员，其公开资产总计大约只有20亿美元。
在印度，亿万富翁与政治人士相互勾结的现象非常猖獗，但这种现象没有那么直接，而且受到更多政治及媒体审查。在中国，共产党官员与商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引发公众对强征土地和有毒物污染等问题的普遍不满，在地方上尤其严重。
经济学家、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近期在本报辩称，印度已经落后于中国，因为印度在教育及医保方面的投入不够多，而此类投入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及劳动生产率。
正如他所强调的，很多东亚国家的历史表明，不完善的社会服务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现象不只是社会公平问题，也是经济增长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社会服务的进步本身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印度喀拉拉邦及斯里兰卡有一些堪称典范的福利项目，但却没有辉煌的经济实绩予以支持。实现经济繁荣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减少笨拙的管制，创造一种能促进创业型投资的文化。
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难题——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选民无法让政治人士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但他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婴儿及产妇死亡率高，卫生条件差，这些都不是突出的选举议题。这部分是因为难以控制的印度社会（其构成比中国社会更复杂）通常注重提升之前受到压迫的社会群体的尊严，而不是基本的有效管理。
那么中国模式又如何呢？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表明，独裁主义对于发展来说既不必要也不足够。共产党将发现，要管理一个复杂的经济（在缺乏独立管理者的情况下）和政治体系（在缺乏独立司法体系或有效法治的情况下）正在变得愈加困难。
如果没有创新，中国将无法保持高增长。这是因为政府所支持的公司享有廉价的土地和资本，而这种人为的低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而且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也在正在减少。与印度不同，倘若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过大，中国的政权就面临威胁——如今的年轻人有着比前辈更高的期望，他们将更难容忍没有好工作和买不起房的情况。中国领导人或许已经骑虎难下了。
另一方面，与美国一样，印度的经历也表明在一个充满分歧的民主体制中，党派的分裂将如何对有效的管理造成负面影响。过去几年间，印度的头版经济新闻一直都与无所不在的腐败问题有关：高价值公共资源（土地、采矿权、油气和通讯）的政治性分配、见不得光的公私合作关系，以及来自政治人士的非法收入支撑高企的选举成本。在印度的行政体系中，升职与工作表现的关系甚小，所以官员渎职的现象比中国还要严重。但是，印度拥有独立的司法、政府审计员和自由的媒体，而中国却没有这些可以制约腐败的因素。
在印度，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而且人们对官员腐败、企业垄断、经济衰退和环境恶化的现象愈加不满，必然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有关方面采取短期的民粹主义缓解措施——补贴、救济物资、减免贷款，以及降低电费和水费，即便这样做会损害基础设施、教育和公共健康领域方面的长期投资。中国通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引人瞩目的高调建筑工程，及精心策划的对民族主义热情的煽动避免了一些类似的失败。
两个大国都存在一些希望，中国在节能技术、改善医疗和养老金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而在印度，选民开始要求改善管理，而且针对种姓压迫、性暴力和环境恶化等不平等现象的激烈社会运动也正在起作用。
但是，中国僵化的政治体系使之不得不指望那些非民选产生的统治者能达成开明共识，而印度破碎且多元的民主制则一直拥有极高的灵活性，虽然印度人民还没有享受到相关的物质利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缺乏问责制，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提供社会安全保障措施。在印度，农村的民主制度最为薄弱。虽然人们通常会积极参加选举，但是当地政府往往被当地精英阶层所控制，以至于自主权有限的官僚机构无法进行实质的改善。在中国，缺乏问责制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也是专制制度所固有的问题。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中国在改善人民的物质条件方面会比印度做得更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更多可以用在重新分配项目上的资金，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和行政能力也更好。从中期来看，我认为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不远的将来会趋于一致，因为那时，印度会因为更年轻的人口构成而获益。但是从长期来看，究竟哪个国家会做得更好，还取决于它们有没有展开政治改革。
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经济学教授，著有《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翻译：许欣、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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