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关停的《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再次锒铛入狱，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她是一个无法言说的传奇。我们无法推测断言，对于一个70岁高龄的老太，是什么思想和意气驱使她将党的机密文件送往国外。但我们能看到的是，在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中国，政治异见者比比皆是，多元且冲突背离的政治思潮仍风起云涌。
本文选自《野心时代》，原文在《纽约客》2011年曾进行刊载。
——北京客.京妞儿
文︱欧逸文 译︱潘勋
春天是北京沙尘暴肆虐的季节。强风由蒙古高原吹下来，一路刮起细沙。沙尘暴侵袭中国首都前，人们用肉眼就能看见它在逼近：天空转为苍白、异世界才有的黄色，接下来沙开始在窗棂底累积，宛如小小的雪坝。2011年我与贝莎娜（Sarabeth Berman）合住（当时她是我未婚妻，后来成为我太太）的胡同房间，冬天过后灰扑扑，了无生气。邻居们则开始在春季首度外出，到首都边缘的花市买花，为房子添些颜色。可最近北京花农收到不寻常的命令：别卖茉莉花。
茉莉是中国人最爱的花之一，配茶绝佳，小小的白色花瓣，让诗人联想到纯洁。但是那一年，警察告诉花贩，无论人家出多少钱，茉莉花都不能卖。若有人来，问说要买茉莉，记下车牌号，然后拨打报警电话。
在中国政治界，茉莉花已沾染上颠覆的气味。几个星期前，即12月17日，一名26岁的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MohammedBouazizi）没有卖水果的许可证，警方抄没他的货品，他抱怨，还被掌嘴。布瓦吉吉是一家11口唯一在赚钱的人，他到省政府求救，但没人接见他。在绝望又被羞辱之下，他自淋油漆稀释剂，引火自焚。
几个星期后，布瓦吉吉的的遭遇引发示威，反抗本·阿里（ZineEl-Abidine Ben Ali）总统的统治。警方介入，手机摄影传到YouTube及脸书，示威扩大，贪腐、失业、政治自由受限等诉苦都包括进来。一个月内，这股运动已把突尼斯总统赶下台，引发全阿拉伯世界的抗议。在海外，人们依突尼斯国花，将此称为“茉莉花革命”，但在突尼斯境内，人民称其为“尊严革命”（Dignity Revolution）。不管叫什么名字，这项抗议立即引起中国的注意。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开罗倒台时，艾未未在推特发文说：“今天，我们全是埃及人。”
中国领导人看似漠不关心。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认为中国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想法极其荒谬，不切实际。”《北京日报》宣称，“人人都知道，稳定是福气，紊乱是灾难。”在一篇报道里，《中国日报》7次提到“稳定”的重要性。但私底下，党的反应大不相同。我的手机响了，中宣部又有指示流出，是发给全国总编辑的，说：“不准拿中东及我国的政体来比较。当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地领袖的名字出现在我国媒体时，中国领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旁边。”
“阿拉伯之春”令中国领导人焦躁的程度，超过近些年的任何事件。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技的力量很容易就被高估，但它显然帮反威权人士很大的忙。党不悦的另一个原因，属哲学层面：中国共产党经常说，发展中国家的男男女女较有兴趣于累积财富，而非追求民主、人权之流的“西方观念”。这种论调，由于阿拉伯男女上街游行，争民主争人权，变得较难有说服力。
有些君主如约旦国王对“阿拉伯之春”的响应，是允诺松绑，希望扭转爆炸局面。但中国领导人则反其道而行，他们从穆巴拉克倒台学到的教训，跟苏联崩溃是一样的：抗议不加节制，会导致公开造反。政治局派出最正统保守派之一的吴邦国，宣扬其“五不搞”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在北京对3000名人大代表说：“我们若是迟疑，国家将沦入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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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海外华文网站出现一则匿名通知，呼吁人民翌日下午两点集合，在中国13个城市集合，“拿一朵茉莉花静静走路”。政府动员数万公安及国安干员待命，以防滋事。军方的《解放军日报》警告说，有场“无硝烟战争”，存心想“西方化，令国家解体”。
到了预定的抗议时刻，北京当局关闭市内大多数手机短信服务。现身的人大多是外国记者。王府井购物区麦当劳前，聚了大约200名中国人，但谁在抗议，谁是公安，而谁又是在打酱油，根本无法分辨。叫我吃惊的是：人群中有一个人，乃是来自上海的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唐杰。他对我说：“我只想过来瞧瞧，本以为会有戏可看。除了记者，我不认为有谁会来。”他笑着说：“我们拍了很多记者，根本没有革命。”
我认识唐杰三年以来，他完成哲学博士学位，而且把他的爱国心转化为职业，他的视频在网上造成轰动，让他与拥有类似想法的人连系起来，比如反CNN网站的创建人饶谨，他的网站专批西方对中国的报道。饶谨正在筹组一家节目制作公司，唐杰搬来北京加入。他们的公司取名“四月传媒”，纪念他们起而捍卫奥运火炬的那个月。他们中英双译文章，大量生产视频及演讲，盼望如他们形容的“能给出真实而较客观的世界影像”。
计划中的抗议过了几小时之后，唐杰从两位由麦当劳返回的同侪活跃人士听到消息，他们拍到不寻常的一幕：美国驻北京大使洪博培曾短暂出现在人群当中。大使坚称只是巧合，说他刚吃过午饭，只是出来散步。但在中国爱国人士看来，这是证据，美国想搞“中国茉莉花革命”。视频中有位男子质问洪博培：“你是想看见中国陷入混乱，对吧？”大使说“才没有”，然后匆匆离去，但是唐杰瞧出卖点。他开始工作，增加字幕，把自己的主张覆以不断爆炸的红色泡沫：“当然，中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不想变成另一个伊拉克！不想变成另一个突尼斯！不想变成另一个埃及！国家若是陷入紊乱，美国及所谓的‘改革派’会喂饱我们13亿人口吗？他妈的这点别搞错了！”
他完成视频时，已经是凌晨3点，贴出视频给大众观看之前，他踌躇一下。当局曾警告，要他的网站别评论中东动乱或抗议。他对我说：“可接下来我琢磨一番，认为真该把它贴出去，任何媒体机构手中有这种素材的，都知道它是新闻。”他按键发出，到了那天结束，已变成外交事件。中国外交部抗议洪博培出现在现场，唐杰忙着接各地记者的电话，最远来自盐湖城，洪博培的故乡。
接下来那星期，我去唐杰北京新办公室找他，办公室在离北京奥运体育馆不远的办公建筑群。他看来精力充沛。他还在北京找住处，所以一直睡在办公室一张红色破沙发上，但新事业让他兴奋不已。办公室跟我见过的许多中国新创公司一样，走IKEA美学风格，墙上贴了许多振奋人心的照片：风中飘扬的旗帜、田里的麦浪。公司的口号写着：“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报道、我们的信仰。”
我们下楼去咖啡馆。吃午饭时，我提到认识韩寒，与唐杰年纪差不多的作家及赛车手。唐杰嗤之以鼻，他说：“他太单纯，有时可说是天真，他指出某些中国的问题，但都是肤浅的观察，他只说好比‘政府很烂’之流的东西。”我说唐杰的网站谈的议题，很多也都一样——贪腐、污染、政治必须改革——但唐的看法不同。“我们跟韩寒之间的差异，在我们试着想有建设性。举例来说，他谈论贪腐及高房价，让大家都愤怒起来。而我们说的则是，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总得有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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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茉莉花抗议失败，组织者呼吁下一周再试。一则海外华人网站告示说，“中国人民的人权，是中国人民自己必须奋力争取的东西。”它呼吁党创设独立的司法系统，打击贫富不均及贪腐，如果做不到，就“退出历史舞台”。在他们选择的口号里，组织者结合了实际（我们要工作，要住房！）与抽象（我们要公平，要正义！）。
正如海外中国学生在几年前民族主义大澎湃时就扮演重要角色一样，目前那群人的另一面正在发声。首尔、巴黎、波士顿等地的学生，以他们称为“茉莉花运动”的名义写作，设立博客、脸书专页、谷歌群组及推特账号。他们呼吁“下岗劳工、被迫拆迁受害人参与示威，喊口号，追求自由、民主及政治改革，终结‘一党统治’。”
然而广泛来说，这种激进思想超越网络的迹象，实寥寥无几。下一次抗议预定时间来临之际，当局不敢赌运气，派出百名便衣及制服公安，还有身着护甲的快速反应部队，配备自动步枪及警犬。警方事先去电外国记者，警告他们远离现场，但还是有几十人现身，公安于是强势驱离。彭博电视台的记者恩格尔（Stephen Engel）被按倒在地，一脚被拖住，挨打挨踢；一名摄影记者遭公安袭击，脸上挨了拳打脚踢。后来，记者们要求外交部调查此事件，发言人用寻常的外交保证打发，而且干脆地说，若是记者打算“制造中国的麻烦”，那么“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他们”。抗议结束了，组织者最后一搏，呼吁人们在指定时间到麦当劳去，只点三号套餐。
过没多久，政府展开报复。放话支持抗议的人开始消失，至少一段时间如此。有人应答门铃之后，人就不见了；也有人走在人行道上，就被扯进候在一旁的车里。2011年4月3日，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搭机去香港，结果被人推挤出排队线，弄进一间办公室。在北京城另一头他的办公室里，有位助理往蓝绿色大门外探头，看到一群警察。公安们还来到艾未未非婚生的儿子家，他跟母亲住在离工作室不远的地方。在北京城别处，一位名叫文涛的记者经常记述艾未未的活动，他被扭进一辆黑色轿车。另有3名艾的合伙人在类似场景中被羁押起来。
在工作室，公安带走几十台计算机及硬盘；拘留8位艾未未的助理，而且把艾妻路青留在工作室里盘问。黑夜降临北京时，公安释放工作室助理，但有关艾未未及其他人仍无只字片语。随着他们被捕的新闻开始传开，网管把敏感词单更新，加入： 艾未未/未未/艾未/艾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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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更隐晦的参照词逃脱网管，散播迅速，包括一段模仿德国神学家尼莫拉（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oller）的文章：
“当一个胖子失去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很瘦。’有个留胡子的人失去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不留胡子。’再来一个卖葵花籽的人没了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不卖葵花籽。’等到他们追捕瘦子、没留胡子、不卖葵花籽的人，那时候已经没人留下来，能替你说话了。”
到了4月中旬，人权团体把这次称为20年前[添安门]广场以来，规模最大的镇压表达自由。200人遭到审讯，或被软禁，据估另有35人遭到羁押。名单不光只有老派的异议人士，社交媒体名流与记者也在其内。有人获释以后，描述五花八门的遭遇。一位名叫金光鸿的律师说，他被绑在精神病院的床上挨打，被注射他无法辨认的针剂。有人说，公安刺激他们，叫他们回想[高至盛]——那位写下自己被虐待经历的律师的下场。人权律师李天天的遭遇则是：审讯人员要她对着一屋子警卫讲述自己的性爱史。同样，李天天也被威胁，不准说出自己的遭遇。但最后她在网络上发表一篇供述，写道：“我内心是如此羞惭，仿佛我挨打还得微笑，说自己不痛。选择权被剥夺。无助。”
镇压强化之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中国领袖“试图阻挡历史，注定徒劳无功”。《人民日报》援引“皮尤研究中心”对20国人民所做的民调指出，中国人民表示满意程度最高，达87%。文笔口水战之中，有则例行预算报告很容易被忽略，它揭露一个惊人的里程碑：有史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花在国内维稳的经费，要多于对外的国防开销；花在监视自己人民的钱，比起保护自己抵御外来威胁的还多。但《人民日报》说，这些抗议行动会失败，原因在于“原本落伍衰败的国家，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对此致上高度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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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多天，艾未未的行踪依然下落不明。最后，艾母与他的姐姐突发奇想，她们沿着四周满是出租告示还有寻狗海报的该区贴了张手写传单，上边写着“寻人启事”：
“艾未未，男性，53岁。2011年4月3日早晨约8点30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于登上前往香港班机之前，他被两名男子带走。50多个小时过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当天下午稍晚，外交部宣布，艾未未因为“经济犯罪”，正在接受调查，另强调与“人权或言论自由无关”。党的八卦小报《环球时报》谴责艾未未是“中国社会的顽劣分子”，必须为他的顽抗“付出代价”。“中国整体上正在进步，没人有权力叫国家调整，只为迎合他个人的爱或不爱。”
从机场开始，艾未未便被左右两个公安架着臂膀，押上白色面包车的后座，被黑色头套罩着。面包车停下来，艾被带进室内，按坐在椅子上。被扯掉头套后，有个肌肉魁梧、剪短发的人站在他前面。艾未未以为会挨打，但没有，警卫清光他的口袋，抽走腰带，再用手铐把他右手扣在椅背上。他坐在椅子上等了8个小时，接下来，两个询问员抵达，一个打开笔记本电脑，另一个点了香烟。抽烟那人是个中年男子，穿直条纹运动外套，肘部有护垫，艾未未只知道他叫李先生。接下来两个钟头，李先生问艾海外有哪些联络人、收入来源、还有他艺术作品里包含的政治信息。他审核艾一整年博客贴文及推特发文，逐字逐行。李询问艾，是否知道谁是呼吁发动“茉莉花革命”的幕后黑手。艾要求见律师，李则告知，“法律帮不了你的忙，听命令就好，你会比较好过。”
尽管十分焦虑，艾未未却也深深着迷——在试着从那么多角度来描写共产党之后，现在他与党面对面了。询问他的人似乎想奋力了解他生活的世界，李先生问他，怎么安排画裸体肖像的细节。他们问他收入来源时，艾说，一件雕塑可卖到8万美元，讯问他的人一开始还不敢置信。
李先生告诉他，这次逮捕是经过完整策划的。“这个决定蛮困难的，要不要抓你。但最后决定必须抓。”他继续说：“你让中国政府很尴尬，如此违反国家利益。”他继续对艾未未说：“你变成外国‘和平革命’战略的棋子。”李先生说，最后，政府必须“粉碎你”。他对艾说，很可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名起诉，跟指控[刘小玻]的方式是一样的。
接下来几天，一直有人陪着艾未未。艾被转送到军方建筑，留置在一间窄而无窗的房间，墙壁装了防撞垫，好比精神病院。两名穿橄榄绿制服的警卫始终守在他身旁3英尺的距离，有时候，他们甚至坐在离他脸庞只差4英寸的地方——不论上厕所或淋浴，都陪着他。他在囚室踱步，他们跟他一起走；他们命令他睡觉时，得让他们看见他的双手。一切已经到了艾想摸自己的脸，必须请求准许的地步。艾未未不时对他身旁的这些人感到好奇：他们真的自视为中国追求财富时的捍卫者吗？他们自认为是在遏阻自私、破坏式个人行为，比如艾未未吗？他们看待自己时，是否无法直视而眼光暗淡，好比身体的肌肉，因为怕死，所以会鼓胀起来？
盘诘进行下去，但艾未未没遭受肢体虐待。恐惧消失，继以疲倦。他的体重下降，他得吃药治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头部旧伤。有位医生不时为他检查——有时每三小时一次。他开始失去时间感，忘了自己何以身处此地。他觉得，仿佛自己一人蹒跚而行，他形容为，“在沙尘暴里”。
6个星期之后，艾未未突然获得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人家命令他去冲个澡，准备见他妻子。谣言疯传，说艾遭到刑讯，政府饱受压力，必须驳斥。这些排场叫艾发怒，他说：“我不想见她，因为你们跟我讲，我没机会见到律师，那么，过去一个半月我遭遇什么，又该怎么跟她说？”但是，他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人家跟他讲，他能这么说：他会受调查，是因为“经济犯罪”，此外，他健康无虞，其他的就不能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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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被捕，却因此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是他的艺术成绩未曾得到的。一夕之间，他变成世界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之一。支持者在各国的中国大使馆外示威，他的肖像——胡子、眼皮下垂的双眼及肉肉的脸颊——被投射到建筑物正面、丝质荧幕及欧美贩卖的T恤上。英国雕塑家卡普尔（Anish Kapoor）呼吁全世界展开抗议，另把他最新作品向艾未未致敬，取名为“利维坦”（Leviathan，巨大海兽）——一件庞大、紫色的装置艺术，在巴黎的大皇宫美术馆（the Grand Palais）内充气起来。印度籍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援引艺术与暴政之间的伟大战役——奥古斯都与欧威德、斯大林与曼德尔施塔姆——而写道：“今天中国政府已变成世上对言论自由最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艾未未。”
中国境内，大家反应较为复杂。艾未未消失几天后，一位在北京扎根、发掘中国艺术的美国经纪人在晚餐时，责备我撰写这次逮捕的新闻。她说，“现在该退让了。”她援引中国法律条文，即允许警方拘留嫌犯30天而不提出指控，而她预测艾未未将依法获释。她说：“别再令中国尴尬了，让这30天程序跑完吧。”请吃晚餐的女主人，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她对中国法院可没那个信心，女主人对她说：“我替中国辩护已有20年，但这次怎么也说不过去。你真是他妈的错了。”晚餐草草而散。
事实上，令我挣扎的问题是：该替艾未未写多少新闻——或者，依次而论，又该替盲眼律师陈光诚、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写多少。他们受到的煎熬，对我们诉说的中国真相有多少？假如一般西方消费者读到（或看到、听到）的中国报道每星期不超过一则，那么那则新闻该谈的，是拥有戏剧性生活的人，还是拥有普通生活的平常人？从中国写报道，最困难的部分，倒不在指点威权官僚，或者警察局偶发事件，而是比例的问题：这出戏有多少光明，多少黑暗？有多大程度跟机遇有关，而与镇压相关的部分，又有大多？局外人由远处看，很难判断，但我发现，就是凑近端详也没容易多少，原因取决于你究竟注意什么，结果将有所不同。
西方记者报道的刻板观点，在于我们太关心异议人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同情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求、因为他们能说英语、懂得如何发表言论。的确，个人扛起大旗对抗政府这种活戏，本质上显然很吸引人，而且它有助于解释何以过去30年，中国最著名的形象不在其经济崛起，而是一名男子在天安门广场前以肉身阻挡坦克。无论何时，当我写到人权遭欺凌，可预期的是，最批评我的反应，是来自中国其他流亡海外人士。原因我了解：外国人没有刺探的理由，可以长年住在中国，而不曾访问过任何曾被刑求、没审判就被关的人；而且，对他们来说，我关注的东西不合时宜。在纽约或巴黎很出名的异议人士，中国寻常百姓根本不认识，这一点意味着讨论民主及人权，其实与一般民众日常关心的，有所抵触。
但那些论调对我逐渐失去影响力。一个想法的流行程度，总以很奇怪的方式吸引我，原因是中国会删检想法。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后来发现，艾未未被捕的新闻，是当年查禁最凶的项目之一，因此若说“中国人民不在乎他被捕”，这种说法有失公信力。《环球时报》主张，艾未未的世界观“在中国社会并非主流看法”。从某方面来看，报纸说得没错，艾未未的生活方式显然绝非主流，但是谈到他的思想，跟过去相比，就不那么清晰了：地震倒塌的学校，吸引一般人民的注意，不光只是城市精英；而且，想让某些中国最弱势的人之死亡，变得有尊严，艾未未在落实许多其他人支持的想法。虽然那只是少数人，但若是无视这一人群有热情的人的影响力，在我看来那就是误解了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当中，少数人经常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量。
能理解艾未未何以被捕，或者高智晟为何被欺虐、刘晓波为什么坐牢，这对理解中国至关重要。它能接受一个人物如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它能测量中国往现代、开放社会之路走了多远，或者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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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羁押一个月延长到两个月，艾未未的被捕令中国艺术界产生分裂：很多人被他的被捕吓到了，原因在于本案显示，不管谁再出名、关系再好，都无法豁免。但也有其他人憎恨艾对知识分子同侪的批评，认为他既虚荣又搞独立。在北京，人们对国际强烈抗议翻翻白眼，私底下窃窃私语，说“艾未未与[刘小玻]当真以救世主自居了”，口耳相传，成为流行话题。
即使对那些感到惊骇的人，艾未未被捕也有扩清作用；他让他们标示出自己以为能成就的极限。我去看作家韩寒时，他对我说：“艾未未的消失，我们爱莫能助。”我们算在一个很奇特的场合谈政治：一个上海市郊的赛车场。身材高挑的模特儿穿着单薄、用塑料布做的衣饰走来走去；迷你裙图案是大众汽车（Volkswagen），露肚短上衣是起亚汽车（Kia）。韩寒穿着泛银光的赛车服，胸腹部位替大众汽车打广告，袖口边缘是红牛广告（Red Bull），肩上则是Homark铝合金轮框商标。我们在车队帐篷里，空气弥漫着汽油、橡胶的味道，赛车过弯的声音好比生气的蜜蜂嗡嗡声。赛车手大摇大摆进进出出，掀开帐篷帘的手势，好比老电影里的中东苏丹。
近几年，韩寒与艾未未维持着彼此同情但颇有距离的关系。艾未未赞美韩寒的作品，韩寒则在他的杂志里，刊登艾未未头部受伤后，颅部的辐射扫描图。但此时，韩寒措辞谨慎，他说：“假如政府认为艾未未大有问题，就应该说出来；若是他们想逮捕他，是有这个权力。假使人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没关系。他们给的理由是‘经济犯罪’，你得向我们出示证据才行。”但韩寒不打算在博客提这件事。他对我说，那么做“没有用”，“网管系统可以自动封锁那个名字。”
我们聊天之际，我突然想到，中国个别人等之间，乍看之下似乎在分享想法，但有分际，很容易被忽略。几天前，住伦敦的作家马建才在一篇中国境外付梓的专栏里揣测，随着艾未未被捕，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韩寒及另三位著名批评人士。马写道：“中共政权非到剩下来的只有其‘御用’艺术家的声音，是不会住手的。”但是，把韩寒与艾未未归为一类，说他俩是追寻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则让深层的差异变得模糊。韩寒对我说：“艾未未的批评较直接，而他更坚持在单一议题。对我来说，我批评一件事，惹毛了他们，而若是他们要我停笔别再谈那件事，那我就该而批评别的。毕竟我们可以谈的事有上百种。”
要替任何人能在创意生活界走多远来算命，这不啻是在深夜退潮的沙滩上划线，全然不切实际；政治地貌不时变动，前一分钟还牢固的土地，下一分钟可能就塌陷。韩寒与政府维持紧张关系，只是时而有缓和空间，而且，他决心留在自己目光所及，安全界限那一边，没几个人会对此产生妄想。他的民权活动从没更进一步，由网络走向街头，而且他反对多党选举的呼吁。他对我说：“党总之会赢的，他们有的是钱，可以买票。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应当是让文化更有生气，媒体更为开放。”外人经常误以为韩寒要求开放，跟赤裸裸要求民主是同一回事，但二者有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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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即羁押的第81天，艾未未获告知，他将入狱10年——或者，若他同意接受“逃税”的指控，当天下午就可获释。艾未未要求见律师，但遭拒绝。一个盘问他的人对他说：“你若是不签，我们无法放你走，原因是工作无法完成。”那个瞬间让他醒悟。他了解到：“你其实不是在跟整个体制对抗，只是在跟两个人打交道——职阶很低的人；他们不认为你是犯人，但他们所执行的任务若无法完成，他们也会很泄气。”
要释放他，最重要的条件是他一年内不得跟外国人交谈，或者上网写作。他签了那份声明。接下来他被载去警察局，他太太在那儿等他。他很惊讶，他怎么会被放？是外交压力吗？温总理正准备访问英国、德国，两国人民等着为逮捕艾未未而抗议，但官方唯一的解释出现在国营新闻网，报道中说，艾未未的公司“逃漏巨额税款，同时蓄意销毁会计文件”，而艾未未能够交保获释，则是因为他“认罪时态度良好，另有慢性疾病的缘故”。
他返抵工作室之际，一大堆电视摄影镜头在蒸热的夏夜里守候。他皮包骨的双臂由破旧的蓝色T恤露出来，另提着腰带以免裤子掉下来。他瘦了20磅，而警方依旧没把腰带还他。记者们靠近，他让大家见谅，因为不准对外谈论。气氛很怪异，搞不清楚这算胜利还是失败。好比胡舒立之离开《财经》，艾未未的获释推使他进入一种代价昂贵的自由。自从党致力于“和谐社会”——一种国家各种差异的愿景——这些年来，我目睹随着中国国内的声浪要求更高，党起而应对这项挑战。对真相的追求，始于各领域的代表性机构，如胡舒立的杂志，这些年来已扩大到个人，比如艾未未及陈光诚，他们不代表任何建制，政府要想控制也很困难。接下来追求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街头舆论，而拜科技之赐，它已强化。
既有这么多声浪同时喧哗，党的“主旋律”愿景——也就是意识形态有共识，则在分裂崩解之中。中国人民彼此相寻的，不光是信息，还有信任。“微博”出现一年之后，有份研究发现：70%的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把它当成新闻讯息的主要来源；而在美国，其使用比例只有9%。
当然，党的终极权威具体可睹：有能力把批评它的人关起来。看着变谦卑的艾未未悄悄走进青绿色大门，进入他家——等候政府的下一步动作，我很好奇：党目前是否已重拾对中国表述的权威。单靠蛮力，党似乎又设下表述的条件。但不到一个月，我就了解自己大错特错。
（来源：本文节选自欧逸文著作《野心时代》）
（数字时代编辑注：本帖原文在微信上已经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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