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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志标
强国人大二审草案中，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在列，这个草案的质量如何，已经有公益法律人士给予了解读，两个字：很糟糕。考虑到法律不是挡箭牌，这样的异议大概是不被在朝公卿理会的。境外NGO更无可能指指点点，因为这是内政，不容干涉。
这个草案的出发点很清楚，就是建立境外NGO的审批制度。这个出发点并不掩饰政治色彩，因此在关键条款呼应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核心的一条是阻断境外NGO对国内草根机构的资助渠道。而且，境外NGO的管理单位扩大到负有国安责任的所有机构。
从立法的取态来说，这是一次将进攻寓于防守的立法动作。也因为这一点，与境外NGO生态有关的草根公益组织及个人，尽管没有资格进入条文，但也都在明确的防范范围内。可以想见，这一块的国外资源会进一步枯竭，国内公益生态会再次经受挤压。
仅以三十年的时间来说，境外NGO扶持了大陆公益的发轫（比如早期的环保组织），无论是在公益类型还是在生态建设上，都功不可没。另外，境外NGO所供应的方法与模式，也帮助国内NGO建构长达二十年的气相与规模。境外NGO是师傅，一点不假。
就最大的贡献来讲，境外NGO是成功营造了大陆草根NGO的生态。那些缺乏法律身份，无法从官方获取资源的公益机构正是因为它们，苟延残喘，一步步延续下来。草根公益中人，也由此获益，成为大陆公益界的中坚力量。境外NGO对人的培养，无可否认。
在境外NGO给予国内机构以辅助与辅导的同时，后者也在最近十年逐渐建立了从本土吸取资源的能力。在最近几年，本土NGO渐成气候，出现了与境外NGO并行发展的状况与趋势。大陆本土公益机构经过快速转型，官办与商办竞合关系愈加显著。
本土NGO的成长，有很多评述角度。值得一提的是，去政治化的红线，已然浸入本土NGO的行事原则中。这固然可以凝聚非政治化资源，在专业化领域长足进展。但也使得国内NGO生态愈加不平衡，那些主张权益的倡导型NGO濒临死亡。
境外NGO在国内公益组织不敢涉足、不愿涉足的方面仍然有所坚持，这种资助的风格在全面去政治化的场景下，成为NGO的突出部位。为了削弱这一情势，国内NGO持续受到去政治化的遏制与鼓励，减少这一块的供需规模，直到现在，直接在资助层面加以立法阻断。
考虑到立法的背景，境外NGO法案浸入二议的时候，去年那种全面浓厚的氛围稍有减弱，这让这个法案的政治色彩浓烈得有些刺目。可是从社会引导的资源把控角度，对境外NGO加以立法限制，依旧符合显而易见的逻辑。这也是其立法需求盖过立法品质的真实原因所在。
就立法的具体影响来说，重点不在于境外NGO活动的减少，或者机构数量的减少，而在于它们势必要从权益倡导型的公益领域加速撤离，那些依靠境外资源的机构需要找到其他的资金渠道（这当然很难）。国内公益生态会进一步简化和粗化，意味着管控更加容易。
就境外NGO与本土NGO的“交棒”来讲，后者其实并未准备好，尤其是在公益生态的建设上心有余力不足，境外NGO撤退所留下的空白，国内有财力但无勇气去填补，因为这已经不是能力的问题了。整体上看，大陆公益本已不均衡的发展会更加失衡。
三十年来，境外NGO供应大陆的无外乎是两方面：价值观与方法论。境外资源是根据这两方面进来的，前者确曾开枝散叶，后者实际上早已经过中国化的再造过程。长期来看，如今的立法终究会阻遏价值观的输入，令其在本土机构中不合时宜，而这个比资源供应更指要害。
2015年5月9日星期六
© Sandra F.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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