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者被知识分子批评而不以为忤，双方平等相待而无尊卑之分，实在是寻常一幕。无论称道哪一方，都属过誉，从而照见了自身的不堪与危机。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说罢孙中山，再说蒋介石。
同为国民党领袖，这二人在大陆的遭遇恰成对照，以前，孙中山被神化，蒋介石则被妖魔化，如今，孙中山遭骂杀，蒋介石则遭捧杀。
妖魔化蒋介石的手段，大体而言，不外乎扭曲和遮蔽两种。且各举一例。
蒋介石的负面形象之深入人心，依赖电影更甚于文字，电影对他的最大丑化，无过于那句铿锵有力的“娘希匹”。这句粗鄙至极的脏话，简直成了蒋介石的专利，以至好多国人一听“娘希匹”，便如条件发射一般，联想到光头长衫、面目僵冷的蒋介石。
实则蒋介石自中年豹变，言辞恭谨，绝少说脏话；而且正确的骂法应该是“那阿姆希匹”，省略为“娘希匹”，则是骂自己。所以这一丑化，并不高明，始作俑者，竟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后人鹦鹉学舌，把“娘希匹”挂在嘴边，实属自取其辱。
再说遮蔽。
年初我给一个游学班讲课，提及辛亥年（1911年）蒋介石的行止，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几乎一无所知，犹如我们当年一样贫乏。正史所塑造的蒋介石形象，集中于中年以后，对其早年，着墨寥寥，尽是恶迹，如少年无赖，为害乡里，青年好色，流连妓院等。
这些情节固然不虚，却系一面之词。
青年蒋介石的生活，可以一言总结：“白天干革命，晚上逛窑子。”可惜前一面惨遭遮蔽。譬如1911年11月5日凌晨杭州光复之役，蒋介石担任敢死队指挥官，躬冒矢石，不惧牺牲。起义之前，他致信家人诀别，“告以誓为革命牺牲，并劝母勿念儿及死后家事之处置，语极激凄”。蒋母王采玉派侄儿王良岳到杭州劝慰：“死生一视与义，毋以家事为念。”
此情此景，何其可歌可泣，可敬可叹。但在一些史书当中，压根不提此节，纵有提及，却故意遗漏、抹煞了蒋介石的名字。
对蒋介石的妖魔化愈深，“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需求便愈迫切。说起来，时至今日，蒋介石研究能成为一门显学，令出版商趋之若鹜，与当年的妖魔化不无关系：假如蒋介石身上并无灰尘，何须拂拭，未被抹黑，岂用还原？
经由这些年来学院与民间、前辈与后进的共同努力，对蒋介石形象的还原，轮廓已成，仅余一些细节，尚需雕琢、完善。如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领导抗日战争，他与宋美龄的结缡并非政治婚姻，“四大家族”之说纯属子虚乌有等，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否认。
不过，拨乱反正往往陷入矫枉过正，“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使蒋介石的地位水涨船高，甚而有被无限拔高之嫌。对此，可参看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的见闻。
蒋友柏说，现在台湾一般称呼蒋介石与蒋经国为“老蒋”与“小蒋”，“经国先生”偶尔出现，“蒋公”则杳不可闻；但是，自其部落格（博客）开张以来，大陆网友留言，几乎都尊称其曾祖父为“蒋公”，并誉之为伟人。
他感慨：“当我20年后再次听到‘蒋公’这个称呼，是来自一群当年曾喊他为‘蒋匪’、‘蒋贼’的人的后代嘴里时，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这个世界想让我发疯。”这一幕，无疑是蒋介石形象天翻地覆最生动的注脚。
当然，倘细究起来，从“蒋匪”到“蒋公”，却也不算拔高，只是回归正常；何况这是在蒋友柏的部落格上，尊称“蒋公”可谓必要的礼节。
就我所见，如今对蒋介石才略、功业的评价，大抵可以持平，也许还有些低估；所谓拔高、捧杀，则出现在对蒋介石人格和德行的颂扬，如以蒋介石优容、礼敬知识分子的案例，盛赞其宽仁大度，雅量无双。
最常见的案例，发生在蒋介石与胡适之间。
二人相识三十年，蒋介石对胡适始终敬若上宾，给予充分自由，哪怕胡适的选择违背了他的心意，犹能表示尊重，绝不强人所难。
1958年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场致辞，随后胡适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总统’你错了”。就职典礼结束，二人合影，并肩而坐，胡适笑容可掬，蒋介石则略显拘谨。今人常拿这张照片称赞蒋介石的气度和心胸，并暗讽现实的没落（编者注：见下图）。
权力者被知识分子批评而不以为忤，双方平等相待而无尊卑之分，实在是寻常一幕。无论称道哪一方，都属过誉，从而照见了自身的不堪与危机：称道胡适不卑不亢，然而知识分子不是本该如此么，难道要在权力面前摧眉折腰，卑颜屈膝；称道蒋介石休休有容，然而权力者不是本该如此么，难道要对异议者、批评者疾言厉色，睚眦必报？
照片内外，还有故事。
王汎森说，据在场者告诉他，当胡适在台上批评蒋介石，“蒋本来有要站起来离去之意，陈诚这时拉了他一下，蒋当场没说什么，但是直到蒋逝世，他皆未再到‘中研院’”。这足见蒋介石的气度，难以匹配今人的颂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蒋介石这一生，得之于“毅”而失之于“弘”。
当天，蒋介石写日记，一面表示“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一面则称“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我不知其人（指胡适）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最后他说明：“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蒋介石的日记，屡骂胡适，诸如“无聊政客”、“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之狭小妒忌”、“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甚至在胡适死后，犹不放过：“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除了障碍也。”
明里褒扬，暗里贬斥，有人认为，这正呈现了蒋介石人格的分裂与虚伪。然而这样的分裂与虚伪，于私而言，固然可笑，于公而言，显然可贵。假如蒋介石表里如一，对胡适的怨恨，不再藏之于日记，而诉之于权柄，胡适便不可能成为胡适，台湾便不可能成为台湾。
不过，我还是不能因此称颂蒋介石。由蒋介石日记可知，他克己敬人，礼遇胡适，并非发自肺腑，而是不得不如此。所以说这不是德行（道德须当出自内心的召唤和约束），而是对利弊的权衡（须知胡适不是区区一人，在他身后，有士林，有清议，还有美国的支撑；而且，胡适只是特例，被蒋介石侮辱、迫害的知识分子还少么，前有刘文典，后有雷震，皆可为殷鉴）。混淆了二者，只能使权力者骄傲，使社会沉沦。
退一步讲，即便视之为德行，权力者的德行，忽晴忽雨，变幻莫测，却是最不可信赖的东西，将转型的希望寄予权力者的德行，不亚于与虎谋皮，终将被老虎反噬。
就此而言，捧杀蒋介石，对蒋介石和捧杀者都是一场灾难。蒋介石失去了历史，捧杀者失去了未来。
© Sandra F.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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