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贪官二奶劝我赶紧逃跑……

作者：杨恒均

小说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表现，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而是通过集中、经过提炼，加上合情合理的想象力，最后使用虚构的形式凸现了比杂乱无序的事实更“真实”、更符合某种“道理”的“现实”。

我想，很多读者可能都是从巴尔扎克了解到当时的法国社会，《战争与和平》给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留下的印象比任何一本历史书籍都要深，《古拉格群岛》和《动物农庄》让试图美化那个年代的老左都忙不迭地闭上了嘴巴，《1984》至今让我们感到如此熟悉而胆战心惊。还有《红楼梦》，虽然我始终认为是一本带点色情的流行小说，但鉴于这本书养活了一大批文人学者，我也就不多评论了。再说，这本书中毕竟对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一定的刻画和分析，对才子佳人的互动——主要是打情骂俏和偷情，以及遗精和意淫都有大篇幅的描写。在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只有《金瓶梅》可以和它相提并论，难怪人家大学者刘X复说，客居美国的他只要在床头摆放一本《红楼梦》，就好像把整个故乡也带在身边了。

好的小说是一针见血的现实加上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小说或给人某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觉，或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讶，这类小说中国不多，现在更是没有。当然中国也有另类的，也不错。举个例子，从大学毕业我就进入官场，而且转战好几个地方和不同的部门，按说，我对官场的作风和做派很熟悉吧，可是就是深深感觉到了那个味道，却说不清、道不明。后来偶尔读到王跃文的《国画》，立即有“蓦然回首”的感觉。一部小说《国画》竟然让我陡然看清了自己已经处身其中达十几年的官场。好的小说就应该有这种效果。当然，由于我们自身知识和经历的局限，更多小说扮演的角色是在我们大脑中“开启一扇窗户”或者“开天窗”的感觉，让我们读到这些书后，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眼界开阔了，又或者思想上得到了某种启发，也豁然开朗了。要提几个以前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中国作家，还是提几个姓王的：王蒙、王小波和王朔，——牛逼吧，和我吃菜一样，喜欢大肥肉，也喜欢酸菜。

中国是不出产小说的，上面说了几千年的历史也就那么几部被推崇的。例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至今还在热炒。人家美国搞好莱坞大片，咱中国也搞。人家的大片悬念重重、荡气回肠，我们的大片呢？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我的老天，连我们楼下修鞋的民工都对这些个故事倒背如流，你竟然还要神秘兮兮地拍大片，而且搞得全中国人民都在万众期待？期待啥？期待诸葛亮长得什么样，期待小乔由谁扮演——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大片，塞满一大堆所谓大牌演员推出毫无剧情、毫无悬念，甚至已经毫无意义的“大片”。其实不如让这些大牌演员脱光衣服，一起演三级片，保准票房世界第一，全民沸腾，而且留名青史。

再看看最近又要重拍的《红楼梦》，都动员起来了，要上演一部几乎识字的人都看过的一曲电视剧，这次能够拍成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让演员更牛逼些就成为这部电视剧最大悬念和卖点，听说，演员还没有选定，就传出了候选演员纷纷和评选委员会上床的新闻，纷纷扬扬。还不知道到时能不能拍出点新意，能不能把贾宝玉遗精的细节拍出来？干脆不要让林黛玉那么快呜呼哀哉，不如搞一场贾宝玉和林黛玉躲在大观园野合的激情戏，最后贾宝玉也就不会看破红尘而出家修炼了（修炼这玩意也不符合现在的中央政策），最好修改一下，来点惊喜，剧终时让贾宝玉为朝廷效力，共建和谐社会算了。建议有品位的网友恶搞一下《红楼梦》。

从中国文艺界和传媒激情投入《红楼梦》来看，中国未来的电视剧市场仍然是西方的，《迷失》、《24小时》、《越狱》、《城市与性》等等类似的电视剧仍然将主宰中国的年轻人和未来中国。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经永远走不出《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了。

中国不出产小说的原因有很多。这里我就描写社会现实一类的小说提供管见。今年的各类纪念活动特别多，大的就有反右五十周年，还有文革，还有六月的纪念活动等等。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那就是关于这几次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纪念的文字大多是像匕首一样的杂文和短文，也有一些长篇纪实、回忆录等。但却鲜有小说等文学类作品。这是怎么回事呢？看看文革吧，那么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我们民族留下了几部直接反映文革的小说，更不用说流传后世了？伤痕文学触及的顶多不过是一些不痛不痒的皮外伤，很多以写自己家庭为主的记实写得不错，但最后也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家庭，赚一些稿费和外国人的眼泪还可以，要想留给后世中国人看，就失去了颜色。

为什么没有文学类作品，特别是没有重量级的小说呢？在苦思冥想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和想象力有关。先不说普通人，就拿几位大作家来说。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建国后的三十年，有多少作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如果你一下子想不起来，我就提一个醒：那个创造出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的老舍，如何孤单、凄惨地慢慢地走进了未名湖，结束了自己一生……还有写出了那么多反映1949年前社会现实的茅盾、巴金……

可是，为什么那些人一个也没有写出堪称佳作、可以流传后世的反映1949年后残酷现实的小说作品呢？老舍是死了，可还有很多人没有死成呀。他们又为什么不写呢？如果说当时被迫害不能写，后来改革开放了，为什么也写不出？就拿巴金来说，他本来就是写小说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不再写小说，而只写了一个回忆录性质的玩意？

当然可以说是环境造成的，因为写出来也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无法赚取稿费和名声，这有一定道理；还有人说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心有余悸，也不敢写了，我都很认可这些说法。可我说的这些写小说的也不是泛泛之辈，不至于那么鼠目寸光吧。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名著，什么叫名留青史吧。再说，他们也不是没有吃的喝的，还不至于写一部小说一定要发表才能保持温饱或者小康。我不认为这些政治和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创作不出好作品的主要原因，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得到了这样的答案。我认为，是他们的想象力枯竭了。

我说这话不是在讽刺他们，更不是小看他们，我还不会那么狂妄。从他们的经历和学识上说，他们的想象力绝对比我辈要强。但他们的想象力还是枯竭了——他们的想象力相对于现实而枯竭了！现实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力……

先放下老舍、巴金不说，先拿我开刀吧。因为我也发现自己的想象力枯竭了，相对于我面对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失去了想象力的我就像一条在干涸的池塘里挣扎的小鱼儿……

在我推出《致命武器》时，很多读者被吸引和感动了，特别是第一部《残肢断臂》和《盲流之歌》，我收到了超过五十封来信，看着这些信，让我都不好意思起来。因为他们大多认为我想象力好，把中国现实凸现了出来，可是我怎么告诉他们呢，告诉他们我《致命武器》中引用的故事（特别是农民工的苦难故事）其实都是从中国各大官方报纸上抄下来的，除了那个间谍故事是我想象力弄出来的之外，其他都是如假包换的现实社会中真实发生的？

后来我试着写几部反映大陆贪官污吏的中篇小说，而且也弄出来了（如《恐怖档案》、《幽灵谋杀案》和《中国特色的犯罪》等），我自以为已经很充分地发挥了想象力，这次已经够他们——贪官污吏受了。可是结果呢，——有一天我在澳门和两位大陆来的美女见面，忍不住给她们看了小说，她们看后就丢在了一旁，让我失望。后来在聊天中，她们告诉了我一些事情，她们告诉我的是广东一些地方如佛山，珠海，三水，韶关等局、处级官员到澳门玩，每次都带不同的情妇，每次都几十万、几百万送情人礼物的故事。故事如此精彩，深深吸引了我，和我的故事不同的是，她们不是凭借想象力的文学虚构，她们告诉我的都是指名道姓的事实。最后看到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样子，其中一个美女误会了，以为我产生了怀疑，就伸出手脖子，告诉我，她那块钻石劳力士值二十万港币，是前几天她过来之前，目前正在位的广东省组织部某副部长送的！

从那以后，我不但没有继续写我的贪污腐败小说，而且我连写好的那几篇都不敢再看。我那靠发挥了无穷想象力而编写的小说，和这两位高级二奶顺口说出的真实事件相比，比小学生作文还要幼稚。

这就是我说的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枯竭了的事例。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农民工艰难处境的小说，把最近在广东地区（东莞、汕头、增城）了解的农民工（包括大量十八岁以下的农民工）状况用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之所以用小说形式而不是报告形式，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关注）。我的小说只用编写情节，其他的都有事实作为根据，用不上多少想象力。小说基本构造好了。

但我已经决定不写了，因为写出来最多不过是废纸，是很幼稚的，至少会被批评为极端缺乏想象力。一个写小说的，如果被批评为缺乏想象力，还他妈的不如去卖红薯。

为哈半途而废，而自认为缺乏想象力呢？看看报纸不就知道了，那个山西的黑窑童工事件：一些八岁到十三岁的孩子（如果想象为你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引发你心脏病的话，不如设想为一个邻居的孩子，好吗？），在皮鞭的驱使下做奴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吃不饱穿不暖，随时会被打死，然后埋掉，这些孩子是否有人类孩子的感情？是否会想念外面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敢随便使用想象力。但我们肯定这些孩子是不知道什么叫和谐社会的，也不会看陕西电视台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

我X它奶奶的！我写了这么久的小说，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想象力？怎么就无法幻想出如此泣鬼神、惊天地的惨无人道的故事情节？

因为这不是想象力可以想象出来的，这是现实，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且不是孤立地发生的，是由来已久的。并且，还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在不受我们想象力控制的范围外存在和蔓延、发展。

我静坐在南半球的暗夜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雨声，心里充满了悲凉的感觉，我努力回顾自己所有读过描写人类苦难的世界和中国名著，从《悲惨世界》到《雾都孤儿》，从《包身工》到《为奴隶的母亲》……我得告诉你，他们这些比我牛逼得多，比我更有想象力，也见识得更多的文豪，也没有能够想象出这种事件，而且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就发生在充满了各种先进性的和谐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你说，中国还能有好的小说吗？过去十几二十年，很多作家试图描写我们的社会，他们悲天怜人，充满同情心和大爱，可是有哪一个作者能够在自己的小说中幻想出孙志刚、黑窑童工和煤矿工人等这种让人震撼的故事吗？——可怜的中国作家，我们的想象力哪里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让我们再回到大作家巴金和老舍吧。就拿巴金来说，他的小说是这样被介绍的：在暴风雨到来前的中国，在大革命时代，年轻人要冲破封建家庭，冲击封建的社会制度，走向光明的未来……不用多介绍，只要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革命青年就是读了巴金的著作而走上革命之路的，牛逼吧？

牛逼是牛逼，但巴金1949年后来受到的“封建”的折磨，包括一言堂和集权迫害，大家不妨对照一下他的小说，看看哪一个更严重。我想，不用说，巴金后来的遭遇已经超过了他自己小说中鞭打的那个制度、那个社会施加于个人身上的——他的想象力已经用完了，现实已经战胜并超过了他的想象力……

这解释了我一直以来都迷惑不解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那么多死里逃生的大作家好歹写不出有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因为那件灾难超过他们的理解和想象力，他们至今还糊里糊涂，他们玩完了。

我八十岁的父亲前段时间叹了口气说，现在不用写什么小说，如果真有作家要想留名千古的话，只要用心把中国发生的一些奇闻轶事真实地记录下来，整理成书，保证永远流传。父亲说，现实中发生的事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部小说所描写的，没有必要再提炼，没有必要再综合，没有必要再加上想象力来吸引读者了——

父亲活了八十岁，他的话让人泄气但却很有道理。不错，我们生活在最糟糕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说是最糟糕的时代，大家看看新闻、看看周围，北京的解放军杨利伟都上到太空了，我们的十岁多的孩子还在皮鞭下干苦力。说我们是最好的年代，——这个年代，你要留名，不用写小说，只要把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早就应该绝迹却每天在中国大陆上演的丑恶事件真实地记录下来，我可以担保一千年以后的人类还在研究你写的东西，他们还会在某个电视台的大讲堂上问：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鸡巴东西，怎么他们都上到宇宙上了，可他们的孩子还在皮鞭下当奴隶，他们不是有代表很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的政府吗，怎么还……

几天前在读者文摘上看到最早启发我写国际关系小说的汤姆•格兰西的一段话，在被问到小说和现实有什么分别时，他说分别在于小说必须合情合理……

太妙了，我算是为自己想象力枯竭找到了借口：不是我没有想象力，而是因为我还没有疯，我还没有失去理智，我还不会编造一些不合情理的情节来吸引读者。

试想一下，我怎么会在我的小说里想象出一个祖国的花朵在陕西黑窑里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我疯了吗？我如何向我的读者解释这种事情存在的合理性，说我不是在胡编乱造？而且，就算我写了，我也无法在大陆出版这样的小说（《致命武器》始终无法出版），甚至还会因为这样的小说而受到起诉，一些地方官员会跳出来指控我对社会不满，对现实制度充满仇恨，甚至把我打成黑社会，也说不准的。

我想，汤姆•格兰西说得对，任何一个写小说的，都必须合乎情理地编造任何一个故事和情节，而且他必须对自己的故事和情节能够说出一番道理来，让人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可能发生的。

可是，在现实里呢？你能告诉我发生在山西黑窑里的童工是合情合理的吗？有人能够给我们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吗？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继续追寻下去吗？找出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吗？

各位，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虚幻的小说的国度，生活在一个想象力完全枯竭了的时代，作为作家，如果你还拥有一个会逻辑思考和推理的大脑，如果你还知道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是符合人类常理的话，我得告诉你，你是注定什么鸡巴合情合理的小说都写不出来的！

（杨恒均于2007-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