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系列）
雾霾使深冬的北京状如末日笼罩。太阳只显出一团与天空稍有区别的光晕。位于京城西部被称为“中华世纪坛”的建筑在雾霾中显得诡异。从十九度斜面的坛体伸出三十米高的“时空探针”，如同是对着北京伸出的一根中指。而按民间的说法则更加不堪——像欲捅老天的一根狗鸡巴。此时，狗鸡巴东侧铺着长二十米的巨型中共党旗，西侧铺着同样巨型的中国国旗，那红色实在是红，如同流血的瀑布，沿着斜坡向下倾泻。狗鸡巴下方的平台上，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前前总书记的国葬。
前前总书记死得平淡无奇——胰腺癌加老年痴呆。相比之下，我为《黄祸》中的中共总书记设想的死要戏剧得多。那位总书记是在前去视察即将竣工的三峡大坝时，被潜藏在水下的外国杀手射爆了头。
总书记的头颅在刺目阳光下开放了一朵通红的花。光闪闪的花瓣从花蕾里绽出，瞬时间怒放地向四面生长，形成一个完美的弧状，便突兀地破碎和凋零。（摘自《黄祸》）
本书没出现那种情节。尽管那作为小说更刺激，但此时的中共与我写《黄祸》时已经相当不同，内部不再有路线斗争，也不再会有总书记要借为六四平反争取民意的事发生，因此没有政治暗杀的必要，暗杀也就不会发生。即使我想照那个路子写，也是写不出来的。
在公众场合举行国葬，是毛泽东之后的第一次。毛后的中共高层大都不喜欢在真实空间现身，宁愿在可以编剪和审查的电视中与民同在。相比之下，死者是一个异类。他有令人喜感的相貌，乐于出风头，敢于爆个性，热衷表演，而且天生有舞台感，观众越多演得越来劲。对此看不惯的人背后给了他一个“影帝”的称呼，他却乐此不疲。传言说这个耗资数亿的世纪坛当年是为他而建，如同古代王朝建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那样，满足奉天承运的帝王期许。之所以死者葬礼要放在这里举行，是因为他当年在世纪坛竣工时亲临视察，曾经放下一句话：等他“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时，要从这里出发。那不是随口一说，而是郑重其事。当时在场的听者就猜测，他是要通过人生最后一场表演，向世界宣告是他为中国和中共开辟了新世纪。
此刻正在致悼词的，是与死者隔了一代的现任总书记。他在扩音器中一字一句地念稿，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听上去颇有感情。中共术语把总书记称为“第×代领导核心”。从传承而言，毛泽东是第一代；邓小平是第二代；后面每一任加一代。为了避免叙述混乱，我们不妨叫几世（那虽是称呼帝王序列的说法，用于中共的“领导核心”倒也贴切）。如果以此刻在任的总书记为原点，称为N世，作为前前总书记的死者就是N-2世。
世纪坛正面二百七十米长的甬道高台两侧，密集悬挂着竖条状的中共党旗和中国国旗。那些旗的一端悬于高处横杆，另一端几乎垂地，似是在表达对死者的致哀，同时又能遮挡民众的视线，出席葬礼的高官们会更自在，负责保卫的军警也更放心。
与毛泽东的不同在于，毛的葬礼要求全体中国人都参加，人人都得表达哀痛；这个葬礼只是中共政要出席，虽在露天，电视直播，却和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虽然一些好看热闹的市民在警察封锁钱外踮脚探头，但是距离远远，加上旗帜遮挡，基本看不到什么。连周边的高层建筑也被提前封锁，朝向世纪坛的窗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看热闹的市民看不到高官，却能发现一个奇象。雾霾在四面八方都很浓重，唯独世纪坛上没有，如同雾霾被挖空一块，一个边界清晰的透明半球倒扣在世纪坛上。两侧高层建筑上执行警卫的士兵，在光线合适的角度，则会看到七彩反光,如同一个巨型的肥皂泡。
如果在古代，这奇象肯定会被小民当做神迹，眼下的时代已经不会有多少人那样想了。但是尽管议论纷纷，围观的市民却没人能拿出像样的解释。其实他们只是没机会进入高官们日常活动的深宅大院，只要北京的空气污染达到一定指标，就会有这种“肥皂泡”罩住高官们的活动范围，已是保护他们身体健康的日常措施。
“肥皂泡”是利用纳米技术形成。多数百姓即使听过“纳米”这个词，也是云里雾里,不知道那是十亿分之一米的度量单位。不过常人对十亿分之一米同样难想象，不如说人类一根头发的直径就有上万纳米容易理解。在纳米尺度上的活动和制造，会得到与常规世界性质极不同的结果，产生以往无法想象的产品，因此纳米技术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技术革命的核心。
“肥皂泡”，不，还是有点技术含量地叫“纳米罩”吧，即是用纳米材料形成的薄膜，完全透明，触摸不到，不会像肥皂泡那样被捅破。纳米罩可以挡住污染大气中的细颗粒物，人车自由穿越，薄膜却不会破。其中的技术细节我说不清。我对技术的领悟力只到理解如此比喻：每个小如分子的纳米机器人都有上下左右四只手，任何一只手都必须拉到另外的纳米机器人的手。薄膜就是无数这种纳米机器人手拉手形成。而任何穿越薄膜造成的漏洞，因为这种纳米机器人的性质总是会迅速去拉其他纳米机器人的手，所以物体一过，薄膜即会瞬间复原，快到连两边的空气都来不及交换。这样的薄膜因此成为隔绝雾霾的好方式。全世界污染最重的中国，对此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纳米罩技术遥遥领先他国。不过像任何好处一样，最先受惠的是官员。尤其是在雾霾、沙尘暴青睐的北京，党国高官已经是长年躲在纳米罩中。偶然外出倒也罢了，但这个不能更改时间的葬礼，党国首脑全都到场，空气污染指数却连续多天超过一千，对人体的危害堪比吸毒，无论如何不能没有纳米罩。所以世纪坛周围提前数天就安装了设备，建起纳米罩，空气净化机和制氧机日夜工作，让罩内的空气质量在葬礼举行时达到优良。
N世属于胖人，不过不到肥的档次，因为身材高大，也就可以被当成魁伟。他面相忠厚，鼻子肥大，给人亲和感。死者N-2世是N世的提拔者，当年N-2世表达要在世纪坛举行自己的葬礼时，时为北京市长的N世就陪在他身边，并且当场郑重地接下了N-2世的嘱托。现在N世终成正果，登上了最高宝座，为了表达对死者提拔的感恩，也是向权力集团的大小成员表现自己知恩必报，一诺千金，N世主动提出要在世纪坛为N-2世举行国葬，以让他在向马克思报到的路上能够心安。对一个丧失了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政党，这种义气和效忠是仅存不多的粘结剂。正如所说，给死者所做是给活人所看。
在N-2世与N世之间，还有一个N-1世。他具有毫无特色的形象，一切都是标准化，深色西服，黑边眼镜，精心染黑的头发，日常没有表情的面部，在这种场合正好符合标准。此刻他在与现任政治局常委并列的另一队列——那是已卸任的历届前政治局常委——站在打头位置。N-1世虽已退位，现任政治局常委里还有他的人，使他保留影响力。如果他不同意，这种打破常规的葬礼就得不到常委一致同意，也就不会通过。
哪个权力集团都免不了内部争权夺利，但只要不是为了形而上的信仰和路线之争，都是为个人利益，就会在反复磨合中形成一种机制，最终把集团成员绑在一起，共荣共损。在那种机制中，内部争斗不会允许发展到鱼死网破的地步，不允许危及整个权力集团。今日中共已经做到这一点，一旦党的执政地位和大局稳定面对威胁，不管内部有多少分歧，也会调转枪口，一致对外。即使平时，派系之间大面上也会和平相处，甚至互送顺水人情。正在进行的国葬体现了这一点。对N世提议在世纪坛为N-2世举行国葬，N-1世马上表示了赞成。葬礼毕竟不是权位之争，何必得罪人。况且N-1世也有自己的考虑，既然N-2世可以选择葬礼方式，开了这个门，今后他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后事了。所以虽然属于不同派系，在这件事上倒是相当配合。
旁白（中共权力传承与“N系列”）
说到这，得用我在前言中说过的旁白方式了，否则把议论加在故事里，会让读者费劲。要理解故事的深层逻辑，有时深入一些是需要的，不过跳过这种旁白不看也没问题，不会影响故事的情节。
前面说——今日中共内部不再有路线斗争，也不再会有总书记要借为六四平反争取民意的事情发生——需要解释一下。在写《黄祸》时，我跟从那时延续至今的主流看法一样，把中国政治变革的破局寄托于中共内部争斗，高层当权者有人会为争取民意的支持打民主牌，甚至打平反六四的牌，虽然目的是为个人争权，却可能就此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然而六四后邓小平对其权力传承所做的一个安排——“隔代指定接班人”，终结了这种可能。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大问题。帝王按血统传承，还算明了，外人也难以挑战，但皇室同胞仍有残杀，长子规则也屡遭废弃，继位危机照样不少。而不按血统传承的专制，争夺权力的挑战者就会更多了，继位往往成为发生大震荡的关头，甚至是过不去的难关。中共以往用“接班人”方式，即由当权者自己指定接任者。但毛泽东安排的接班人，刘少奇被他打倒，林彪逃往国外，华国锋虽然接了班，却搞了宫廷政变，把毛的妻子和心腹关进监狱，自己也因为与毛的关联被搞下台。而邓小平先后指定的两个接班人，也是因为政治分歧被他废掉，并在那个过程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事件。
邓小平吸取教训，干脆同时指定了两代接班人，每一代任期固定，只能当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邓的特点是摸石头过河，不一定是长远考虑，目的只是保证后面两届的权力交接平稳。但是两代接班人同时并存会形成一种制约——上一代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而后一代须仰仗邓小平给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到自己，因此一定把邓小平的意志奉为圭臬。邓小平用自身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党内共识，即便在他死后，已经掌权的上代接班人也不敢违背，必须按时把权力交给下代接班人，使中共第一次平顺交接权力。
本来每代当权者都是自己指定接班人，邓小平一下指定了俩，上代接班人由此被剥夺了指定接班人的权力，当然不甘心，于是在不得不让位给下代接班人之时，也要隔代指定自己属意的接班人。下代接班人因此也不能直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因此只能在让位时也如法炮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就这样从邓小平的权宜之计演变成了中共的权力交接模式。
以眼前为例，N世是N-2世指定，而N-1世交班给N世时，又指定了N+1世为N世结束任期后的接班人。等到N世卸任，则会指定N+2世。这种模式虽无明文规定，党的正式场合也不会如是说，却成了党内公认的默契，实际已经等于制度化。
党内对这种模式的认可，不是仅仅出于接受现实，而是因为这种模式对官僚集团最为有利。一般而言，党内有山头对党不利，甚至可能使党陷入生死存亡的内斗危机；而党内无山头也不利，一个一统全党的独裁者翻云覆雨，同样危害党——如毛泽东搞的文革，成了中共官僚集团永远刻骨铭心的噩梦，同时独裁者死后的接班动荡也是威胁党的难关。“隔代指定接班人”一举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以隔代划分的两派——“N派”和“N+1派”（“N”随接班代数而变）自然形成的两个山头，总是一强一弱，不会在同一时间势均力敌，反而有助避免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未接班者是弱方，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就会在时间到来时按程序接位。在位者也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
强弱关系随接班转换后，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实力犹存，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对方山头，也就意味对方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成强方，因此自己变强时也得考虑终会变弱。这种规则使得双方都要克制，也都得到保护。这样的党内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双方无需竞争，因此也不需要寻求区别，只要按照规则等待，根据幕起幕落的顺序你唱罢我登场，不但解决了专制权力的传承难题，甚至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稳定。
多次内斗分裂的教训，使中共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终于找到的法宝，可以永保自身权力和安全。因此这样的分派注定不会带来变革，只会有双方对变革的共同防范，和联手对这种机制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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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a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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