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邵建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毕福剑视频网上传开后，因为痛恨告密，微博和微信上有不少网友都在转这样一个长微博，题目是《卑劣的告密之风（民族劣根性）》，曰“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人民是鸡鸣狗盗之辈。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 看到这样的表述很无语，但还是跟了一贴：“明明是体制劣根性，却说成是民族劣根性；正如人民从来没有选择过制度，都是制度在选择人民——这样的言论混淆我们也传播？”
告密当然可恨，但，告密的板子应当打向哪里，还是一个问题。在人民与制度之间，民众无辜被定义为“卑劣”，而且包括我们大家都在内。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公平。人，尤其民众意义上的人，从来都是环境的动物，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动物。所谓制度，比喻地说，无非是人与人之间被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打麻将需要游戏规则，人类群体生活也需要游戏规则；否则不但麻将玩不下去，人类群体生活也势必解体。游戏规则对所有的人都有制约性，哪怕是四个流氓，只要他们坐成一桌，都得收起流氓本性，规规矩矩地服从麻将制度，非此谁都无法和牌。社会制度更是如此，其驯化作用在于，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便有什么样的人。只是这个命题不能倒过来，即有什么样的人，亦即民众意义上的人，便有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制度从来就不是民众的事，他们事实上无能参与，亦无权参与。在制度面前，民众从来就不是主动者而是受动者。
对此，先秦法家有非常清晰的表述。《管子·任法》云：就一个国家而言，“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如果这里的法不妨就是制度，那么，“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在法家看来，制度的生成是君主的事，官僚是遵守制度而执行，至于卑劣的人民，只配为法所支配。这样的法，这样的制度，无他，亦如该篇所言：“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一统民众，役使属下）。由此可见，作为立法者的主体，不是人民是君主，不是权利是权力。
是的，周公制礼，实行分封，这样的制度与民众无关。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其制度由封建转为郡县，亦与民众无关。与其有关的是，郡县表示皇权的确立，它是中国传统专制之始，亦可谓体制劣根之始，民众从此为专制制度所统治，并因此由制度的卑劣相应地导致民众的卑劣（或使人性中卑劣的一面得以呈现），至少这是一种可能的逻辑。
这里不妨让历史来说话。秦始皇的专制自秦孝公始，为秦孝公作法并作法自毙的是商鞅。当年商鞅立法，恐民不信，特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称有能扛到北门者赏十金。民不敢信，又增至五十金。有一人为其蛊，辄搬至北门，立得五十金。这是商鞅立木示威，为制度树立威信。但，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读《史记·商君列传》，我们只看其中一条，而且是第一条：“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令民众聚十家为什，或五家为伍，并使彼此相互监督举发。如果一家犯法，则十家同罪。邻里之间，知道有作奸犯科而不举报的，刑罚腰斩。反之，揭发者与杀敌首级者同奖。至于藏匿作奸犯科者如同投降敌人一样处罚。在这样一个恶劣的制度下，人民或人性又如何不恶劣。它不但是在鼓励检举揭发与告密，而且你如果不幸知道你本不想知道的，还要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如果你不检举揭发与告密的话。到此为止，我们不难明白，到底是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还是什么样的制度选择了什么样人民或人性。
在人民与制度的关系上，法国卢梭有过精彩的表述。还是在他年轻时代，就想写一部有关政治哲学的书。后来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看到，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关联的，而一国人民不管怎么行事，都将只是其政府性质使之成为的那个样子。”（《忏悔录》第321页，上海译文版）这里，政府性质即制度性质。在《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中，卢梭又说：“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才能、特性、风俗习惯和爱好，是由该国的政治制度的熏陶而形成的，是制度使该国人民成为这样一种人，而不成为另外一种人。”（见该书第13页）其实，岂待卢梭，早在公元前，与商鞅心气相通且亦为始皇帝立制的李斯，就如此称赞秦孝公和商鞅：“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一个制度足以使流行已久的民间风俗为之改易。从民风淳朴到彼此之间刻薄寡恩，从亲亲相隐到互相举发告密，这其中变化的推手，非制度而何。
历代都行秦政治。秦政治即专制政治，它是窳败人心和人性的一种制度方式。中国如果是“告密成风之国”，必须从制度找寻原因，而不应无故责怪本来就是受制度之害的人民。人民告密，不是制度鼓励，就是出于自身恐惧。如果养成告密风气的制度不存在，告密便不再有存在的市场。这里可以看看美国宪法修正案于1791年12月15日通过的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其中言论自由，国会不得通过任何立法以侵犯。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民间就言论告密的可能。因为言论自由是没有定语限制的，亦即任何言论包括对政治领袖的言论哪怕是负面的和否定的，都属于民众的权利因而政府无权干涉。那么，你可能想象民众因为某种言论而向官府检举揭发和告密吗。
因此，人民不卑劣，但告密卑劣，纵容告密的制度无疑则更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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