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饭局有关的斗争，从前有杯酒释兵权那次，有鸿门宴那次，但与最近这桩引起喧哗的饭局相比，它们都还算是暗战，憋着一股计谋的不动声色，不事声张，暗中使劲。京城这一次，按照微博的标准，也已经算是吵闹了——本以为意识形态消停了呢。
石扉客答记者问，人家说如何看待这事上的“分裂”，他就恼了，说这是清清楚楚的、黑白分明。我以为石扉客是听错了，人家电台问的是“分歧”，他听成了“分裂”。这个就像是南区伯、北老毕上一再表现的，各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各说各话。
各种声音基本上登场完毕，毛粉一派找到了久违的拿手题材，就连公知一派也仿佛复活了，两下拿着话语的矛与盾做着假想中的搏斗。要是不想看戏的，也没什么办法去阻止声音传来。讨巧的办法之一，是给予这些声音以别样的解释，不乱心神，稳住立场。
有一个声音从门洞里传来，终究值得说道，其大意是：贪官饭桌上一句诅咒小民的话被偷录出去，乌纱帽就没了；官员开放的录像被偷放到网上，就被撤职了；主持人讲了“不雅”内容，就被单位下岗了——如果你支持最后一个，也应该为那些官员的隐私权讲话。
这是一个很有力度、容易招致迷惑的诡辩题，有人用公权与私域差别点明这么讲的要害。官员因公权在身，让渡了隐私权，而且涉及到公众利益；主持人无外乎是口无遮拦，不害人，所以标准不同。这么讲是有道理的，但明显缺乏说服力，因为这里面并不存在统一标准问题。
总结饭局喧哗的陈辞，关键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分别体现为“禁忌”与“公义”两套语言与逻辑。看似吵闹，实际上两下并无对话或交集。要言之，毕福剑触犯的是“禁忌”，以“公义”为其辩护并不恰当。禁忌的逻辑与公义的标准，是截然两回事。
央视暂停毕福剑节目，并且勒令其道歉，非常符合“禁忌”的逻辑。以央视这么个超级喉舌来讲，如果不处罚毕福剑才是“失职”，毕的道歉也服从了这个逻辑，他用这个低头“认罪”否定了以公义话语为其做辩的多情与盲目。无论公私，禁忌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事件中，禁忌就是对毛的非官方评价——无论民间对其有多少调笑与戏虐——一旦这种“地下定性”步入公开场合，禁忌的压力就会启动。而在中国语境下，这个禁忌有着完整的动员步骤，甚至于它是一种受到保护与培育的禁忌，它是有强制力的。
很多因为偷拍偷录而遭到处理的官员，其下场处置也并非因为公义使然，实在也是其他类型的禁忌发挥了作用。这里面可能有官场上的禁忌，也有党的禁忌。换言之，禁忌不以公私做区分，只是以明暗为划界。在这个时候，恶猜公权、善待个人的区分丧失了解释能力。
但是，在公知的那一边，是希望将这些后果理解成“公义”的成果，将其公示给更多人：你看，这是对公义的臣服。这么做并非毫无意义，但越到后来，越容易堆积起话语的泡沫。这是因为它始终与实际隔了一定距离，走不进问题，没有行动能力。
禁忌围绕“术”展开，它本身是可以调整伤害能力的。许多民众比公知更早认识到这一点，也早有尝试。比如那件上海法官的性丑闻，就是由利害人偷拍暗访加以曝光的结果。没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复习公义的要点，想到只是在禁忌的平行层次上，激活它。
正是禁忌本身形成了管制的方法，尽管毕福剑偶然戳破了这一点，但从后来的情势看，将这一禁忌当作教条的人群采取了更积极的动作，通过施加具体的惩罚，修补了禁忌的破损，并且让它看起来更不可冒犯。公义在现实情势下，不具有这个功能，因为现实并不遵守公义逻辑运行。
体制在调整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制造不利于自身的禁忌——这一点会被民众抓住并利用。为了塑造“伟光正”的形象，有可能会调整禁忌清单及其排名，但维持禁忌的饱满存在亦是统治术。从总体上讲，禁忌是自上而下的压制，公义是自下而上的倡导，力量对比可见一斑。
最后，只谈论禁忌而轻视公义，在公义捍卫者那里容易走向虚无与犬儒，因为容易失掉念想。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正像饭局风波显示的那样，禁忌有时也会掩护公义仓皇成势，而在某些案例中，公义也会树立好的禁忌。但在更多时候，公义似乎都是亏损。
不过，也要给予戒心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舆论纵横家偷换概念，将本属于政治禁忌所盘踞的势力范围，宣扬为社会公义失效的案例，从而促成公义的溃败的印象。这两年来，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个事业，因为现实相对于公义处于停滞状态，这种伎俩很有欺骗性。
2015年4月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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