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心》这本书里，重新组合后的叙事线，将80年代后经济勃兴与政治改革的冲突放在了首要位置，其中林毅夫和刘晓波无疑是这对矛盾的最佳代表：前者帮助国家“列宁式资本主义”荡清了道路，而后者则从相反的方向对威权统治发起挑战。
欧逸文对这两人的描述也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有着漂亮的文字和整齐的结构，不仅灵活刻画了主题，而且对人物的情绪进行了深入描绘，并结合自己的学识来展现文章细节，把多方面的观点都呈现了出来。林毅夫和刘晓波，他们本是不同领域的杰出者，都立场坚定，敏于行动，不计代价，可能出发点都是相似的，但是结局却有天壤之别，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本文选自《野心时代》第2章第3节，其中刘晓波的部分发表于2010年12月10日《纽约客》，原文标题叫“Beijing and the NobelCeremony”（现已转为付费阅读）。晚安。
奇迹与魔法引擎
文︱欧逸文 译︱潘勋
从金门泳渡叛逃到大陆的林毅夫198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应邀来北京发表演讲。林奉命担任翻译，原因是他在台湾时，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时刚得诺贝尔奖不久的舒尔茨对他印象深刻，返回芝加哥后，出力安排一份奖学金。林毅夫再度夺得“第一”：文革以来，第一位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更叫人瞩目的是：他选择到自由市场思想大熔炉的芝加哥。
1982年，林抵达美国，他的妻儿也来到美国，一家团圆。自从他叛逃后，他与妻子陈云英秘密维持联系。她甚至送一首诗给他，其中有“我了解你，了解你做什么”这样的词句。来到美国之后，陈云英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
在芝加哥的求学时代，林毅夫着手研究念兹在兹数十年、关于中国的浴火重生，而他的结论经证实有所争议。取得博士学位后，1987年林毅夫偕妻子陈云英返回北京。返国之后，他碰到一个微妙的问题：他是美国归国学人，该怎么设法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经济理论，传授给社会主义信徒呢？
他告诉我：“一切会议我都参加，但不发一语。”最后，他得到发声的机会。他说：“他们都很惊讶，因我的用语跟他们类似，用他们能懂的语言。”举例来说，1990年代末期，中国货栈塞满没卖出去的电视、冰箱等消费品，许多经济学家归咎于低收入所造成，林毅夫则不同意。他说：“人们没有基础建设，何以消费这些产品？”他变成最敢出声、倡议大力投资于乡村电力、自来水、道路的人。此一提议获得共产党接受，纳入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口号的配套改革。
冷战结束以及天安门广场镇压，这两件大事撼动中国政治、经济建制。邓小平最早的经济智囊成员之一、曾任党总书记而具改革思想的赵紫阳因未能及早镇压示威而获罪；他创建的智库遭解散，好几位经济学家因支持抗议而坐牢。赵则被软禁在家14年，以打高尔夫球、秘密录制回忆录，度完余生。中国政府则把赵紫阳从国家成功的官方历史中抹掉。
就经济来看，当时是总的结算点：天安门事件后两年，经济成长之迟缓，为1976年来之最；邓瞧见自己的改革成功在消退，于是把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叫回来上工。改革继续下去，但为防“天安门事件”重演，党向人民提出交换条件：经济活动方面有更大自由，而政治生活的自由度则减缩。交易有吊诡的成分：党在人们生活的其中一半，点燃个人的野心与自我创造，但是在另一半则压抑那些倾向。若作为经济战略，这种手法让中国与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觉得龃龉；西方学者建议已崩解的苏维埃政权采行“震撼疗法”：削减政府开支、国营公司民营化、开放外国贸易与投资，这些方案后来通称为“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1994年，在一间向北大地理系借来的小小办公室里，林毅夫与另外4位经济学家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智库旨在吸引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前来。他着迷般地投入工作，经常埋首书桌直到凌晨1、2点，翌日早上8点再回公司奋战。在同事当中，他以火热干劲出名，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难以企及的。这些年间，他写了18本书，数10篇论文，他对学生们讲，“我的野心，是死在书桌上。”他的研究中心扩张，而且在过程中，林毅夫讲话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有分量，成为政府5年计划之类专案的顾问。他不是党内决策最核心成员——永远当不上——但是对一个一度被怀疑是台湾间谍的外来者，这样的崛起还是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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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林毅夫对西方主流观点，变得越来越批判——那种观点，在前苏联推销震撼疗法——而林毅夫则越发认定，中国要崛起的关键，是让市场与强力政府融合起来。苏维埃崩解前10年，很多东欧地区争着走向自由市场，都遇到失业率升高、经济停滞及政治动荡的问题，使得大家对震撼疗法这种经济手法，支持的力道大为减弱。而在同一时期，即1990年代，混血而不走经济光谱任何极端的中国经济，却开始勃兴。某些领域，资本流通无阻，而某些领域，政府则强力管制。焦点放在经济成长，则始终不懈。不管什么时候，当碰到要在经济成长或环保做个选择时，经济成长一定胜出；社会安全若对上经济成长，也是经济成长胜出。转型的代价很严峻：健康保险及退休金蒸发掉了；土地上的环境污染严重；房地产开发者铲平城市大块地区，只为盖起新的住居大厦。民众的不满滋生起来，但党动用武力，同时稳定地迈向繁荣，使得不满的情绪不致爆发。
然而，衡量数据很明确：1949年的平均寿命为36岁，识字率仅2成。到了2012年，平均寿命已达75岁，识字率高出9成。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写道：“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率先成为终结贫苦的20世纪贫穷大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想以计划经刺激方案对抗其影响，但在此之前已盖了那么多新机场、公路，以至于计划官员无法立刻决定，还有什么能盖。
林毅夫则在形塑舆论，思索政治改革对经济成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的观点与立场，并不讨好呼吁民主化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他出版与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书中聚焦在苏联崩溃后产生的混乱现象，然后下结论说：“改革越激进，摧毁社会的冲突，其力道会更强烈，反改革力量亦然。”林毅夫推崇中国“笨手笨脚、循序渐进的手法”。2007年秋天，他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失败”。他揶揄由国际货币基金制定的震撼疗法政策，似乎更像“徒有震撼，没有治疗”，注定会导致“经济大紊乱”。他请听众回忆，当初“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都警告，中国慢吞吞的改革手法，用林的话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转型策略”，注定“导致无法避免的经济崩溃”。林毅夫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布道家，讲述中国自己的繁荣故事。
2007年11月，林毅夫接到专门提供贷款与专业对抗贫穷的世界银行来电。世银总裁佐利克（Robert Zoelick）要来北京，想听一听林对中国经济的见解。两人在佐利克的饭店房间见面，两个月后，世银再度来电，提议林毅夫出任首席经济学家这一职位。此举又是空前未有：他将成为第一位以中国公民身份，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人，出任一个以往只由西方达官显要盘踞的职位——其中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及美国前财务部长、奥巴马总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
毛主席曾认为，世界银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可现在，中国是世银的第三大股东，而且公开表示，决心在国际经济机构拥有更大发言权，2008年6月，林毅夫及其妻子搬到华府。他随身带的一切东西，两个手提箱就装完了。他们在乔治城旁边租了间房子，有露台供林毅夫在室外写作，厨房里放了台跑步机。因公出访时，同侪都外出交际，林则在饭店房间里，工作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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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热得汗流浃背的8月下午，去华府访问林毅夫，他在世银总部4楼一间宽敞的转角办公室。世界大厦有13层楼，离白宫只有几区的距离。他离开书桌（他本来一如往常在写论文），问道：“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赶上发达国家？”在林毅夫毕生志业的中心，这个问题很分裂，只是此时他已做好准备，提出自己的答案。他说：“失败的案例很多，成功的只有一些。”林有大约300位经济学家及其他研究员当作幕僚，他们的工作，是帮助世银及贫穷国家政府制定种种策略，以提高国民收入；这项主题，数十年来因意识形态大辩论而纷扰撕裂。
林毅夫抵达华府几星期内，全球便碰到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林毅夫造成难题：美国、欧洲及国际货币基金的官员都呼吁中国调升其货币价值，以提高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此举可让其他国家的产品售价相形便宜一些。纽约选出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舒默对记者们说：“中国对人民币的操控给美国经济复苏的影响，仿佛扼住我们的咽喉。”但是，林毅夫看待本课题的方式大不相同。他在香港面对一群听众表示，强迫中国升值人民币，“不会改善失衡，而且会让全球复苏为之延缓。”他主张，升值人民币只会让美国消费者需求低靡，原因在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品会变得更昂贵，这对美国经济无益，原因在于美国人并不制造那些从中国购买的东西。
金融危机终于从根本面改变中国经济勃兴公式的核心：美、欧对中国出口品的需求大幅下跌，因此，为了防止经济疲软，北京政府大举转向投资，公款大笔押注到铁路、公路、港口及房地产。政府调降房地产税，另敦促银行放款；贷款的增幅在2009年比印度全年国内生产毛额还高。政府官员里，营建狂热释放出巨大的雄心：武汉市打算在7年内建造140英里长的新地铁，而同一时间的美国，纽约市发出的钱，只够在地铁第2大道线兴筑2英里。
这次全球衰退也让林毅夫有机会落实他的愿景。在此之前不久，中国知识分子及官员还很不想把中国经验，形容成西方做事方法的替代选项，原因是害怕激起敌意，或者让大家岔开心思，没注意到大多数中国人民依然十分贫穷。西方各国在挣扎奋斗，而中国受到的损害却小得多。有位西方驻北京外交官员对我说：“这次危机的一大教训，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应该学会谦卑。我想，我们必须接受，中国可能变成类似完全开发的经济国度，而不必伤筋动骨地进行政治改革，这种可能性很高。”中国重返世银成为会员届满30年之时，世界银行官员造访北京参加庆祝，世银总裁佐利克赞美中国减少贫穷的成就，说：“世银，还有整个世界，可以从中国受益良多。”
任职世银时候，林毅夫写出一系列论文，用意在“重新检查”大家对穷国如何致富的见解，仿佛想宣告1990年代大为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无效。他与喀麦隆经济学家蒙加（Célestin Monga）挂名合撰，主张政府必须“重回中心舞台”。他说，产业政策，也就是政府寻找并支持特定部门，批评者叫它做“挑人来赢”，当时西方出境维艰，而且有良好理由：它失败的频率总是大于成功。但林毅夫主张，更糟糕的便是没有产业政策，他指出最近对13个成长快速经济体所做的研究。
他对我说：“所有成功的国家里，政府都扮演很主动的角色。”他主张一种“软性”产业政策，在其间，喧嚣的自由市场会产出新的产业、公司，然后政府再相中最有希望的，协助它们成长，给它们税赋优惠；建设基础设施，如遍及中国大陆的港口、公路。这个想法，是芝加哥与北京结合的产物：他与蒙加写道，要由贫穷中崛起，市场“不可或缺”，但政府“同样不可或缺”。
他利用自己在世银的地位发声，主张中国的手法有其基本强项，而其他国家可资效法。他造访发展中国家时，都意有所指地说，当地让他回想到30年前的中国。在一场他命名为“中国奇迹解密”的演讲上，他问道：“其他发展中国家能达成类似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吗？答案很清楚，可以！”他给贫穷国家忠告，若是它们想致富，必须延迟政治改革，不然就会落得跟后苏联的俄罗斯一样，紊乱而苦恼。他支持说，美德不是源自免受压迫，而是“源自害怕贫穷与饥饿，对此我儿时回忆依然鲜明。”他用自己姓名而非世银名义写作时，讲得更刺耳：“某些学者提出乐观、有时天真的说法，认为民主……较可能推动经济改革。”他援引邓小平的话：“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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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林毅夫回北京几天，一天晚上温暖舒适，他坐着一台司机驾驶的奥迪黑色大轿车到北京另一头，参加一场聚会，表彰他共同创设的MBA深造课程10周年纪念。会场设在一间中国传统四合院，紫藤与山楂树荫影扶疏，当地一度是慈禧太后的家。只是，为了当晚盛会，四合院被搞上红地毯，聚光灯之耀眼有如一场时装秀。
杯觥交错，约100名宾客——大多是中年夫妇、前学生及同事——带着过节的快乐，欢迎林毅夫偕其妻走进会场；陈云英此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兼全国人大代表。林氏夫妇抵达，这群有钱的宾客欢呼起来，簇拥着两人，轮流摆姿势与林毅夫合照。闪光灯叫人眼花缭乱。一组电视记者进来采访。有个青少年要求签名。林毅夫来到较安静的桌畔，只是一名来宾拉着他，跟他讲盖高尔夫球场大有商机，令人兴奋，林毅夫的表情虽还客气，但难免不耐，主办方赶快拥着林氏夫妇到隐密的一区休息，林也准备发表演讲。
林毅夫登上讲台，往外一瞥来宾，他一开始就指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生“天摇地动的转型”，然后宣布，“未来10到15年，将更为可观”，听众报以喝彩。他指出，2000年北大国际MBA开始之际，中国登上《财富》世界500强的公司，还不到一打，而美国有将近200家。他说：“我相信到2025年，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最大，与美国共享舞台，届时中国经济将占全球经济的2成。中国登上《财富》500强的公司，可能会有100家。”他以一句规劝作结尾：“我希望各位在建设中国经济时，不忘帮忙建设更好、更和谐的中国社会。”
“和谐社会”这个词汇，并非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就采用。它是国家主席胡青睐的口号，象征目标在建立廉明而稳定的社会，但批评胡的人则歪用它，指称镇压、消除异议人士，像是一个网站被关掉，就说“被河蟹”了。林毅夫是以正面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它与他长久以来信仰政府权力，两相吻合。
1999年，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杨小凯发表演讲，主张“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廉明，将导致民众的不满”。杨很好奇，中国没有民主制度，能否变成强大国家。但是，在一项回应之中，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领先印度，他写道：“不论在经济成长的速度或品质，中国表现要比印度优秀。”依林毅夫看来，中国已经成为没有民主的强大国家，而且瞧不出有什么要改变的理由。我访问林毅夫，谈那场辩论，他说自己与杨小凯是好朋友（杨于2004年去世），但意见不一：“他（杨小凯）认为，中国若想成功，首先必须采纳英式或美式宪法。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我们并不晓得，哪种治理结构才是世上最优。”
林毅夫虽然声名鹊起，他的人生仍被极不寻常的事实包围着：他泳渡大陆已经超过30年，依然面临逮捕令，是台湾国防部颁布的，罪名是“叛逃敌方”。经过这么多年，许多台湾民众已经把林毅夫的成就，视为家乡人的光荣，台湾重量级政治人物也要求国防部撤销此案，但国防部重申，林要是敢踏上台湾土地，将被逮捕，并依叛国罪军法起诉。
林毅夫的兄长林旺松对记者们说：“我不了解为什么很多人把他当坏人。我弟弟只是想追求他的志向而已。”林父于2002年去世，林家要求准林毅夫返乡奔丧，但军方拒绝这项要求，声称林将“终生蒙羞”。林别无选择，只能在北京通过网络现场直播，看丧礼进行。他在办公室打了祭坛，跪倒在前。在颂读祭父文时，林毅夫这样写道：“阿母病危，未能侍奉左右，阿爸抱病卧床，仍无返乡之途，黄泉路口，不得执手扶送……不孝之罪大矣！苍天可罚，苍天可诛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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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靠着当人民共和国最热心的经济发言人而飞黄腾达。但在意见不合者的眼中，中国的麻烦、困难却是越来越重。听完林谈经济光明未来的演讲，几天之后，我去拜访吴敬琏；改革开放展开十年之间，吴敬琏崛起为中国首席经济顾问之一。当时他已将近80岁，身形矮小，浓密的白发下眼睛湛然晶亮。他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市边缘，虽然还是国务院官方顾问，但他的发言并不十分讨喜。吴对我说：“中国此刻遭逢的最大麻烦，便是贪腐，这实在明显。贫富差距的原因，就是贪腐，贪污腐化哪儿来？事实上来自政府持续掌控太多资源。”
吴敬琏写出一连串的相关文章及书籍，指出裙带资本主义，还有贫富差距，都是证据，指出中国经济模型，已撞到极限，政府再不允许政治更为开放，来斡旋彼此竞争的需求，将无以为继。近几年，他激烈地主张，中国必须采行西方民主制度，因此民族主义者抨击他已变节。曾有一次，双方的争论恶化到攻击个人：《人民日报》刊载网络谣言，说吴敬琏当美国间谍，正被调查。这种说法实为荒谬——国务院最后出马挺吴，驳斥该指控——但那次口诛笔伐那么醒目，他的批评已叫有权势、能透过《人民日报》发言的人冒火。
我问吴敬琏事情摆平没有。他叹息了，说：“1个月前左右，网络上有文章说，某人持砖敲我，但我侥幸活了下来。”该文章全非事实，我问他打算如何处理。他说：“文章在暗示，叫人动粗。”撰文人署名“中国铲除叛徒协会”。谁躲在背后想妖魔化他，吴敬琏无从头绪；嫌犯五花八门，数量激增：是右翼民族主义边缘人？反改革的掌权要角？
在中国，注入金融的资金成长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神秘晦涩的经济学辩论，都沾惹上一抹强烈的反对色彩。吴敬琏最近主张，支持中国货币升值，接下来就在网络上听到了群众的反应。他说：“文章底下有个发表评论的人透露我住的地址，并说住处的治安很松散。”他微弱地笑一下说：“那样子写，在美国是违法的，在中国，没人在乎。”
随着辩论搞大，原本平和的言词出现政治的尖锐。林毅夫爱把经济的勃兴描述为“中国奇迹”，但自由派作家兼批评家刘晓波却是这样看待此事的，他写道，自己只看到制度贪腐的“奇迹”、社会不公平的“奇迹”、道德倾颓的“奇迹”与挥霍未来的“奇迹”。刘又说：“经济繁荣正变成‘贵族强盗’的乐园。只有靠着钱，党才能维持对中国主要城市的控制，指派从政官员，满足许多人想一夜致富的贪婪，镇压任何新生反对团体。只有靠着钱，党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才能独断专行；只有靠着钱，它才能收买流氓国家，买到外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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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刘晓波瘦骨嶙峋，有如灰狗，头发剪得很短，而且发尖收束在额头呈V字型。他是个大烟枪，博学而幽默。刘晓波生长于东北，11岁那年，学校因文革关闭——他形容为“暂时地解放”——尝到独立的滋味，自此他一生的思想很不传统。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但想在中国学术界吃香得哈腰屈膝，他却不擅长。他相信，中国作家“无法有创意地写作，因为他们唯一的生命，根本不属于自己。”他对西方汉学家也没客气多少，抨击说“98%是废柴”。他的出发点不是想冒犯人，但就算是要触怒人，他也丝毫不畏惧。他写信给汉学家白杰明说：“或许我的人格意味着无论往哪边走，都会碰壁。对此我可以接受，哪怕最后我撞破头。”
刘晓波写了17本书，几百首诗、论文及散文，大多与政治强烈相关，因此也付出代价：2008年春天之前，他已入狱服刑过3次。第一次是因他参与天安门广场示威，角色重要，故以“反革命宣传及煽动罪”而被判刑。他拒绝那些指控罪名，但欣然接受“黑手”这个标签，认为那是“荣誉勋章”。铁窗之后，他能保存的东西不多，勋章却是其中之一。一首狱中诗里，他写道：“除了卧处，我别无所有了。”
这么多年来，刘晓波已懒得区分监狱、羁押中心及劳改营。有段期间，他被软禁在家，与我通电话时说：“入狱时，我被关在较小而有墙的猪圈；出狱，我只是被关在较大但没墙的猪圈。”1996年他因“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去劳改营时，他娶了自己的长期伴侣、艺术家刘霞。劳改营守衙一问再问刘霞，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回答说：“对！那个‘国家敌人’！我要嫁给他！”
劳改3年，刘晓波1999年获释，回到两人公寓后，发现家中此时多了部电脑。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写道：“一位朋友送给我太太，她已经能用它来打字。上网。她教我如何使用，实际上接下来几天来看我们的朋友不停告诉我，要学会电脑。我试了几次，但要在一部机器前组句成篇，感觉就是不对劲。我避而不用，继续用墨水钢笔写作。”
只有在他用电子邮件投出第一篇文章之后，他才领悟到科技带来的可能性。“几个小时内，我就从编辑得到回应——网络神奇的力量突然让我如梦初醒。”刘霞再也拿不回自己的电脑了。刘晓波经历异议人士的旧日仪式，他称其为“自行车加电话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必须等候举行葬礼，或某事件周年纪念，才能集会而不至于引起政府怀疑。全球资讯网把方言、阶级与地理限制一挥而断，以至于中国第一份线上杂志《隧道》（Tunnel）编辑群1997年写道：“独裁者之能塞耳闭明、钳制吾人思想的原因，在于他们专擅散布资讯的科技，而网络已改变这道公式。”
那种理想几乎谈不上普世皆然。全世界“网络乌托邦”的批评者主张说，网络只提供开放的幻相、微弱的合群感；而且，借着造出宣泄出口、化解更深层改革的压力，它反而强化了威权政府。但对刘晓波而言，那些因素并没有压垮在网络时代从事人权活动的现实好处。多年来，他想把自己的手稿寄往海外，邮局总能拦截；若是他准备发表抗议公开信，可能要花1个月逡巡于北京城，才找得到足够的志同道合者签名。他写道：“为了完成一封‘六四’的公开信，提前一个月就要开始准备。先要寻找发起人并把人凑齐，就需要一段时间；之后讨论信的内容、措辞、发表时机，起码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达成共识；接着要找地方把手写的公开信变成铅字，还要打印和复印数份。”刘晓波变成网络乌托邦“怙恶不悛”的支持者。他写道：“只要轻轻按几下鼠标，几封往来的邮件就能基本解决问题……所以，网络像一台超级发动机，使我的写作如井喷般爆发。”
在2008年秋天，闭关于北京无电梯的5楼公寓门后，刘晓波写着自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他想，这文件产生的冲击，会大于以往他做的任何事情。没错，他在写的东西必须保密，只要一等时机就绪，他就会公开，而这要拜他称为“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之科技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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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冬天某个午后，我与刘晓波在他家附近的品茗屋见面。他看来异常削瘦，冬季外套松垮垮垂下肩膀，仿佛是挂在吊衣架上。他口吃很重，很难不令人注意。喝茶时，他咳嗽着。当时的他，算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意味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名流，但在更广大的中国人海里，几乎默默无闻。多年来，中国官方查禁他的作品，线上删检人员拿掉他写的文章。他的书在海外出版，但他不说英语，而且拒绝许多移居海外的邀请。不管政府喜怒，中国是他家乡。
当天他平静得很意外，令我吃惊。长年坐牢，已让他火气大减，而且他领引我了解新公开信里的论述时，不疾不徐，扼要精准——信中警告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再不注意与日高涨的政治改革呼声，会有“适法性危机”。
他对我说：“西方国家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履行承诺，改善人权处境，但假如国内没发出声音，那么政府会说：‘那只是来自海外的要求，国内民众并没要求。’我想表达，它不只是国际社会的希望，中国人民也盼望改善他们的人权处境。”
刘晓波的乐观让我错愕。随着中国自我整合进全世界，他猜想“当今政权或许会变得较有自信”。他边说着，后仰坐进自己椅子，享受自己预言的声音。“它或许会变得较温和、有弹性、更开放。”而他的任务呢，按他认为，便是继续写作、为民喉舌。“不管有无功效，我会继续要求政府履行其承诺。”
他也这么做了，几个月下来，野心变得越大。秋去冬来，他与一小群志同道合者已接近完成他们的秘密计划——发表详细宣言，要求人权及政治改革。他们写道：“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
他们的异议宣言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于并非自我设限于主张单一事件或模糊条款，而是呼吁进行19项基本政治改革，包括定期选举、司法独立、禁止政治控制军队，而且终结“因言获罪”行为。激励他们的源头，是《77宪章》，捷克的哈维尔（VaclavHavel）与其政治同胞30多年前发表的宣言。哈维尔等人当时写道，他们能团结起来，是因“个人与集体有此意志，愿为我国及全世界尊重人类及文明权利而奋斗”。在刘晓波等中国共同起草人一案之中，他们在导言的结尾以闹钟倒数的紧迫写道：“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他们内部讨论之后，决心在2008年12月10日那个冬日，向大众公布该宣言——当天也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宣言定名为《08宪章》。早初签名者共有303人，但需要一个主要挂名支持者，而刘晓波同意担当该角色。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份文件前景黯淡。有句中国人爱说的俗谚这么讲：“枪打出头鸟。”
（图片：来源于《芝加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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