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一份举报材料， 举报对象即为当下红极一时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内容是其职称评定造假作弊。
此类故事，社科院并非孤例。比如，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李慎明、朱佳木包括王伟光本人等社科院高层几乎倾巢而出，争相到重庆给薄熙来交投名状。薄熙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系列研究，时任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王伟光是领衔专家，在12个课题中排名第一。2011年6月23日至25日，王伟光更亲自带队，率各所所长和众多学者奔赴重庆，跟薄熙来共同主办所谓“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会议主题即为所谓 “重庆模式”涂脂抹粉。王伟光更现场大拍薄熙来马屁，说“应站在重庆层面考虑全国的共同富裕问题。”说“重庆在解决邓小平所提出的第二个重大战略问题，即分配问题，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坊间有称学界某领导拿了四千万课题费为重庆站台，清华某教授拿了课题费还低价买了重庆别墅。王伟光作为头号课题的牵头人，薄氏智囊团领袖，行政级别也远比他们高，所得课题费一定只多不少。这些所谓课题费无一不出自公共财政，即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王伟光等人拿这些课题费炮制出来的不仅是垃圾，更是毒品，属于典型的权钱交易、学术腐败。
但是，尽管网上质疑风起云涌，王伟光、李慎明始终面不改色心不跳，从不检讨自己政治上为薄熙来坐台和学术上的腐败问题，反而继续充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意识形态领域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张春桥当年鼓吹的“全面专政”推波助澜。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发表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即为范例。
这当然绝非个人行为。朱继东，王伟光、李慎明下属，同样是薄熙来智囊团的小马弁，居然可以冒用国家名义，在社科院创办所谓“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为使命，掀起一股又一股意识形态上的狂风恶浪，无疑得到王伟光、李慎明等社科院高层纵容。社科院已成藏垢纳污之所，收容了薄熙来的大批打手，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也就难怪王伟光、李慎明会得到“乌有之乡”等极左大本营和张宏良等极左代表人物的倾心拥戴与肉麻吹捧。乌有之乡与王伟光、李慎明治下的社科院，已经结成政治上的亲密盟友。或者换句话说，王伟光、李慎明其实就是体制内的张宏良，他们把社科院办成了体制内的乌有之乡，办成了体制内的极左大本营，而跟仍然保持着思想上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央党校，形成鲜明对比。
王伟光、李慎明这方面最新的“创举”，则是通过各研究所，胁迫社科院部分学者，辞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职务，不再参加天则所的活动，有消息称，一些学者压力下被迫辞职，一些尚未辞职的学者受到威胁，可能遭到行政处罚，甚至可能被开除出社科院。天则所是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创办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主要致力于推动市场经济，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社科院、北大、清华等学术重镇均有学者参与。其他学术重镇迄今并无任何干预，独独王伟光、李慎明治下的社科院迫不及待，急于为极左再立新功的心态昭然若揭，显然属于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的一部分。
根据社科院自己的介绍，社科院应该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即学术性、研究性才是其天职。王伟光、李慎明治下的社科院跟这一定位南辕北辙，在学术腐败和意识形态冷战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一个人持什么样的观点，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无疑是个人选择的自由。王伟光、李慎明如果仅仅个人为薄熙来肝脑涂地，似也无可厚非。但社科院是纳税人养的，是社会公器，社科院只能服务于纳税人，只能服务于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但事实证明社科院已经蜕变成了王伟光、李慎明的私器，仅仅服务于他们的个人政治目的。这是对纳税人最大的绑架，对公共利益最大的背叛。这在任何正常国家都绝不允许，王伟光、李慎明都会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中国能不能开始走上正常，其中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看能不能把社科院从王伟光、李慎明的手上解救出来，从而把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知识界从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的阴影下解救出来。
© 敏感瓷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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