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写了几个字，表达对赵紫阳先生的思念：“遗编在心，遗爱在人。在人在心，以念以存。”
“遗编”是指先生三十多盘录音带的文字记录《改革历程》。赵紫阳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人们为同一目标而做的努力，无疑是对赵紫阳的继承、合作和纪念。
二十六年来，赵紫阳一直是个非被磨灭不可的名字。因此，推动中国当代历史真相在人们记忆中的发掘、保存和自由交流，都是对赵紫阳的纪念。
赵紫阳以持不同于邓小平的意见而获罪。人们有理由担心：如不废除以言定罪的制度，一切事情何从谈起？彻底解决人们心中存在着的这个大问题，应该是对赵紫阳的永恒的纪念。
因言获罪的中国悲剧，古已有之。进入当代，层出不穷。先在党内，叫一切对“核心”有不同意见的党员，一个个成为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的牺牲品；后来扩大到党外，叫一切拒绝接受党的领导的非党员，一个个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又叫人民民主专政）的牺牲品。
赵紫阳不是第一个。胡耀邦也是牺牲品，其实彭德怀习仲勋早在文革前就是。不仅仅在党内，党外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同样是。更不限于上层，老百姓中的林昭，王申酉，李九莲，大家都是。事情也没有停留在以往，眼前就有被关押的于世文和高瑜和浦志强和郭玉闪
这张以言获罪的名单有可能被延长下去，直到包括你我他，直到无穷大──如果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的言者有罪的专制制度永世长存的话。“不让悲剧重演”是毛泽东去世后党内不断有人提出的议题，但只许嘴上说说。
习仲勋不停留在更不满足于说说而已。他经历而且目睹一个个同僚因触犯“核心”而获罪的过程。在担任人大常委常务副委员长期间，他得出结论：中国需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这是习仲勋独特的远见卓识。他所面对和总结的，不仅是 1921 年以来中共的教训，而且是 1949 年以来整个国家的教训，甚至是 1903 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成千上万人用鲜血凝成的教训。这是从普列哈诺夫直到赵紫阳所渴望解决但都无“力”解决的问题。习仲勋用智慧，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简易可行的，用不着伤筋动骨，不需要任何投资，而一定能够使国家臻于长治久安之境的方案：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
《保护不同意见法》与其说是纪念赵紫阳所必须，不如说是中国每个人安居乐业所必须。除了桀、纣、幽、厉，再除了自愿“入瓮”的周兴和来俊臣这五六个人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人居然会自愿以言获罪。习仲勋的政治智慧应该能够凝聚朝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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