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信上流传着杨子立的一篇文章：“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给北京国保李警官的一封信”。说的是作者供职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接连有6名员工被抓，有几个人的律师也被抓，大部分还伴随着搜家。作者称“我们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看着伙伴的消失而没有一丝的哀嚎，更没有反抗的怒吼。我们只有疑惑和恐惧。疑惑的是，为什么传知行这样一个进行社会政策研究的NGO会遭此横祸？”
在此情况下，作者心生恐惧。当获知警方也在找他了解情况时，不得不仔细考虑：去还是不去？去了，有可能也会被关起来，被迫供述同事的“罪状”。如果不去，只能选择自我流亡。作者最终选择了避祸一时，称“我本来也想树立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但是惨痛的经历提醒我：我还有家庭责任，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房租都是不小负担，避免坐牢是最明智的选择。”
杨子立有什么惨痛的经历？2001至2009年他因煽动颠覆罪坐牢8年。那时他从北大硕士毕业不久，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做技术工作，同几个上学或工作的青年搞了个松散的“新青年学会”，被警方的学生线人告发。杨子立在文中称，当时自信没有违法犯罪，认为进去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幼稚的代价是8年的监狱生涯。“新青年学会”仅仅是刚毕业学生的业余兴趣小组，谈论点农村问题和调查见闻，就有4个人判处36年总徒刑。
作者质问他们仅仅是“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就是要推翻政府吗？但“我们当时只要开口说话，能够呈堂的都是有罪证供”。四个年轻人就这样在监狱中变成了中年人，健康、意志和智力都受到严重损害。出狱后，杨子立加入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研究农民工问题，组织研讨会，撰写报告。工作使他“从监狱后期的重度抑郁中走了出来”，重新组织了家庭，有了孩子。虽然买不起房子，儿子上不了北京户口，但是在隔绝8年以后，开始缓慢地融入社会。而现在，又遭此磨难。
这几天，网上还传着师涛的“新年献词：我又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一文。师涛是谁？1968年生于宁夏，记者、诗人、作家，曾在多家媒体任职。2004年由于把宣传部门关于“六四”十五周年的报道禁令发到境外网站，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2013年出狱。
师涛的这篇文章，总结了获释一年来的观察、适应，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由于长期和社会隔绝，语言叙事总体是前社交媒体的风格，但内容思想是永恒的对自由的追求，其中不乏亮点：“出狱的前一个夜晚，我激动得彻夜不眠。到天亮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除了信心，我将什么也没有。”
10年大狱，信息阻隔，作者语言略显陈旧，行文中多少还有些恐惧，但“从娘胎里出来和从深牢大狱里出来，我们面对的只能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论这个梦想叫做‘中国梦’还是所谓的‘美国梦’。”当此时，惟愿师涛适应新生活，开始新工作。不要再遇传知行和杨子立的厄运。
还有一位北京的查建国先生，由于其妹美籍记者、作家查建英的一篇《国家公敌》而知名。他当年因为所谓组党，以“颠覆国家政权”判刑9年（1999至2008）。我对他所知甚少，也没有任何交往。但不知怎么，被他加入一个邮件群，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群发的信。在这个社交媒体盛行，语言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他认真地写着文章、评论，和友人、敌人的争论，温和地讨论著时局和对自由的向往。
搜了一下，查建国1953年生，今年和习近平都是61岁。看着他一天一封甚至几封的长邮件，就像习近平出访和反腐打虎一样频繁，不由得想起文革时的一首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反革命同样也不老。
还知道一些释放的“国家公敌”，或皈依宗教，或投身商海，或目光呆滞，坐了十几年牢出来，难以适应手机和电脑的时代。当初由于民主自由人权而入狱，现在看着人们在网上和私下谈论着这些话题，难掩激动，但似乎跟不上节奏。而每一个人的家庭、健康、工作、养老，又不知从何说起。
有些“国家公敌”还没有出来，有些出来又进去了，有些则成为新的“国家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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