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捷克首都布拉格出现了画满发泄对当时共产党政府不满的涂鸦的“连侬墙”。在如今的香港，也出现了一面贴有两万多张抒发对占领运动感想的便条纸的“香港连侬墙”，被誉为金钟占领区“地标”丶象征着香港人民的广泛参与。由于警方和法院将在星期四清场，在电子版“连侬墙”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正式抢救连侬墙实物的行动将在周四与警方清场同步进行，超过数十名义工将会与时间赛跑，在30分钟内清理完成。
香港政府总部近添美道一带天桥贴满了写上市民普选心愿的便条纸，被誉为“港版连侬墙”，是雨伞运动最重要的见证。月前，有市民和团体自发拍摄字条影像，建立历史资料库。距离警方清场已进入倒计时，正式抢救连侬墙实物的行动也将正式展开。
本台记者周三联络到了连侬墙的发起人及管理者丶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黄天朗，他表示，截止周三，连侬墙上已经有超过2万张字条，相信清场倒计时，会迎来一轮留言潮，所以经过和各个团体及市民的讨论，最后决定与警方清场同步开始抢救连侬墙，预计将有30分钟的行动时间，现已经有超过30名市民参与。
黄天朗：“警察清场之后我们才会收集那些告示贴，根据旺角的经验，警察先会去清理人和障碍物，然后才会清理纸条，我们预计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收集，清场的那一天我们会有义工负责把它们收集起来。很多团体已经帮我们去与政府沟通，不过因为连侬墙的位置是在政府的地方，所以没有办法保留。我们已经把那些告示贴拍摄了一万三千多张，我们是通宵去拍摄的，我们有一个数码的记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拿走实物，我们会用重印的方法去重现连侬墙。”
记者：“你们在保育连侬墙这段时间里是不是花费了很多人力丶物力丶财力？”
黄天朗：“不是太多，用了大概3000多块。”
记者：“据你们估计大概有多少张这样的便条纸？”
黄天朗：“大概两万张，而且每天还在增加很多的告示贴。”
记者：“当天会有多少人行动？”
黄天朗：“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30多位的义工出来，在脸书邀请的。”
港版连侬墙起初只是黄天朗和几个朋友的突发奇想，他们和其他集会人士一样经历过胡椒喷雾和催泪弹，但紧张气氛过后，他们感到占领区气氛开始松懈，一度被人嘲笑为嘉年华，运动焦点也因不同口号叫喊下变得糢糊。于是在10月1日，他们在墙上贴下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站出来？”，邀请集会人士用便条写下自己参与占领的原因，反思行动的意义丶再次认清运动的目标。然后，他们又在墙的附近摆放便条和笔，让更多人能够写下心声。
后来，有一位來自布拉格的捷克公民在墙上挂上“连侬墙香港”的横额，自此这面墙就被港人称为“连侬墙”。便条在短短几日内由一个小角落贴满整面墙，一直伸延到通往政府总部的楼梯上，成为占领区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作品。在占领的70多天里，连侬墙上的便条受过风吹雨打，有些已经掉色及损毁，部分墙面已经被黄天朗及同伴用保鲜纸覆盖。
与黄天朗平行保育连侬墙的，还有以社工周子为首的网络团队，他们把整面墙以极高解像度拍下，再由软件工程师处理与脸书及Google地图整合，务求人们在网上重温时，以游标指到连侬墙照片上某个位置就弹出在该处的便条。
有市民建议一些文物保护组织能接手收藏这些字条，以免这些实物年久后沦为废纸，将来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下一代的眼前；也有人建议，将这些字条存放在大学，一是因为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二是大学受政治打压的阻力较小。这些建议得到不少市民的响应。
“雨伞运动视觉文化库存计划”创办人之一丶跨媒介艺术家魂游却对保存连侬墙有不同看法：“你看到一个东西，它被放下占领区，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想象，连侬墙的生命是在现场的，很难想象把它搬到别的地方，因为原来就是在政府总部的外墙，才会让人觉得有意思，如果把它搬到大学的会场或艺术馆里，根本就没有意思。”
与此同时，美国《时代》近日评选“年度新闻相片”，共有32幅图片入围，当中于10月20日刊登在其印刷本上的《港版连侬墙》成功上榜，相片里的少女背对着镜头，静默凝望布满彩色字条的墙面。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胡汉强/申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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