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 刊于《人物》杂志，刊出时有删节）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曾任苏共中宣部部长，最后却被视作是红色苏联的掘墓人之一，他所撰写的《雾霾：俄罗斯百年沉思录》，近来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在该书前言的末尾，他说：
“我所写的关于人在斯大林时代堕落和腐化的每一页，都是我致子孙后代的信，他们大概饱受疑虑的折磨，因为下面写到的一切，在人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自己也不愿相信，有时是害怕相信，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实。”
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题记：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他们描述的都是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经由斯大林发展的列宁主义，其核心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即所谓先锋队理论，经由密谋团体发动革命，通过对暴力的垄断而建立专政。在专政的具体运转中，既需要根据敌我逻辑随时消灭敌人，也需要时刻保持专政体制本身的一致性。前者是镇压，后者是清洗。
列宁主义在文艺领域的表现，以 1905 年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最为充分。文艺工作者是必须为党的事业服务的“螺丝钉”，谁要奢谈“创作自由”、“艺术私有”，都是不被允许的。
曾经是个不成功的诗人的斯大林，在政治领域继承了列宁主义，在文艺领域亦然。事实上，在斯大林眼里，文艺与政治并无区别，文艺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斯大林本人很少直接谈及文艺，他在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最初几年里也基本不过问文艺界的事情。在 1920 年代上半期，主要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负责文艺界。斯大林开始直接过问文艺工作大概是在 1920 年代末。此后，一个严格监视社会生活和个体活动的所有领域、对新闻媒介与文教领域进行严厉控制的官僚集权体制渐渐形成，管理各部门的国家委员会也陆续建立：全苏广播委员会（ 1931 年）、全苏艺术事务委员会（ 1936 年）、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 1936 年）。
斯大林最著名的文艺论断产生于 1932 年 10 月在高尔基寓所内与 40 多位苏联作家的座谈会上。当时，斯大林提出，“生产灵魂”的文学创作，比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伏罗希洛夫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立即反驳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您的坦克就一钱不值。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关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赛亚·伯林的解读颇为精当。 1949 年在曼荷莲女子学院演讲时，他说：“斯大林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即对人进行调试，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这些目的本身确能满足人类天性中某些深层欲望），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有慷慨的一面，例如调整稿酬，改善作家居住条件，给予作家以科研工作者的同等待遇，拨专款修建创作之家和休养所，计划建“作家城”等。更重要的一项措施是成立文学基金会，苏联解体后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后生活窘迫的作家们，都对它表示怀念（参见张捷《斯大林与文学》）。
但斯大林更多表现出来的，还是残忍的一面。对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除了收买之外，他更常用的手段是：审查、驱逐与清洗。
雅科夫列夫指出，在夺取政权之后，苏共立即成立检查和监督机构，先是 1919 年 5 月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政治部，后是 1922 年 6 月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以及 1923 年 2 月的中央剧目委员会。截止 1939 年，苏联的文化审查机关已有六千多名雇员。这些组织均是在苏共中央和全苏肃反委员会 –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双重领导之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出版物和剧目实施检查、在文艺界建立谍报网与收集情报，以及驱除“反苏知识分子”—— 1922 年的“哲学船事件”，就是其中一个著名成绩。
审查工作卓有成效。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甫一成立，就拟定了一份禁书名单，日后又不断增补。禁书无论本国还是外国作品，一概没收，交与人民内务委员会封存。若禁书印数太多，就直接销毁。仅 1938 年至 1939 年间，就有超过 2400 万本“有害书籍”化为纸浆。敬业的审查官还深入各个图书馆，细心翻检馆藏，用墨水将被贬黜的作者名字涂掉。
审查不止是事后查禁，更有事先封堵。在出版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出版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无论在哪一环节受阻，都不可能面世。
作协是审查的延伸，它主要致力于营造检举他人及自我审查的氛围。雅科夫列夫声称， 1934 年成立的苏联作协是独特的谍报机关分部，许多作协会员都同谍报机关进行密切合作，领取现金报酬，有不少人干脆直接充当了谍报机关的在编工作人员。 1934 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一份传单悄然流传，其中写道：“我们俄国作家，让人想起妓女，区别仅仅在于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肉体，而我们出卖的是灵魂；她们无法走出妓院，除非饿死，我们也是一样……不但如此，我们的家人和同我们亲近的人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我们甚至在家里也往往避免畅所欲言，因为苏联有一套连环告密制度。”一年以后， 13 个著名苏联文学家写给作协的告密信充分说明，作家和诗人是如何吞食作家和诗人的。
自 1934 年起，布尔什维克政权通过分级监控的方法强化了此前的文艺与思想控制，初步是通过作协，然后是相应的国家委任的委员，最终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党制定文学路线，起初要建设的是声名狼藉的“无产阶级文化”，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对苏联的新主题进行集体创作，其后又推崇苏联的英雄人物。而用米沃什的话说，党对文学的指导，不过是“让庸才趾高气扬，让天才凋零枯萎。”
1937 年和 1938 年的大清洗对苏联文艺界的损害超乎人们想象。在此期间，许多作家和艺术家被驱逐和消灭，以至于 1939 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苏联文学和思想界就像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只有少数幸存的建筑，孤独地矗立在废墟和荒野之上。“像梅耶荷德那样的戏剧创作天才、曼德尔施塔姆那样的天才诗人，以及巴别尔、皮利尼亚克、亚什维里、塔比泽等极富天赋的人物……不是被杀就是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被消灭。”伯林哀伤地小结道。
二战结束后，从文艺界发端的意识形态战争，又使包括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家蒙受灾难。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中正确地指出， 1946 年 8 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方法》两项决定。以斯大林在党务上的第一助手日丹诺夫为旗手，掀起了一场在文学、艺术、哲学和史学中揭发“卑躬屈节者”、“世界主义者”、“蜕化分子”的运动。整个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打击“西方派”，口号是复兴布尔什维克的“斯拉夫主义”，其真实目的则是在全国营造心理气氛，以便在党、军队和政府上层进行又一次大清洗。那些受难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殉葬品。
在 1930 年代到 1950 年代期间，究竟有多少作家被镇压和关押？至今没有定论。别尔托夫，前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的一位编辑，多年来一直努力进行这项统计。根据他到 1988 年底收集到的材料（均来自正式出版物），在斯大林时代遇难的作家约为 1200 人，被流放和驱逐的暂时无法统计，但人数肯定更为众多。
在斯大林时代，文艺及文艺工作者，几乎都彻底沦为了政治的奴隶，从而生活在伪装的体面和真切的恐惧中。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说：“恐惧和压抑是弥漫我们这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左琴科说‘我从小就怕一只突然伸过来的手。’我呢？显然也怕向我伸过来的手。这只手似有还无，又无处不在。突然就伸出来把你给抓住。”他又说：“这是鸡的心理——鸡在啄食的时候只看到眼前的谷粒，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就这样，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农夫扭断它的脖子。斯大林比谁都懂得这种鸡的心理，他知道怎样对付小鸡，它们都在他手上啄食。”
雅科夫列夫推测说，斯大林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爱唠唠叨叨，因种种幻想而感到痛苦，可只要政府对他们爱抚一下，送上十来套房子，再塞上一百来枚勋章，那他们就老实了，露出喜悦的目光。要是过后再把两三百号人送进劳改营，那就万事大吉了”。
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的论述，可以支持雅科夫列夫的猜测。伯林不无讽刺地说：“他们（苏共当局）觉得，伟大的民族必须拥有重量级的教授、杰出的艺术家和充分的文化装饰，因此他们给予那些行业的一流从业者很高的薪水……但他们又难以抑制威吓或羞辱后者的冲动。当后者稍微表现出独立精神或希望保护尊严的迹象时，他们就会迫使后者记住身上拴着的锁链。”
不过，即使在冰封的时代，仍有伟大的心灵。
1967 年 9 月 22 日，索尔仁尼琴在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上发言说：“我相信，文学的任务是要告诉人民他们所期望知道的真实情况。……作家的任务是选择更普遍和具有永恒性的问题，诸如：人的内心和良知的秘密，生与死的对抗，战胜精神上的痛苦，以及产生在远古时代的人类历史法则，这些法则只有在太阳不会放射光芒时才会消失”。两年后， 1969 年 11 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又过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17 年后，俄裔诗人布罗茨基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用简短有力的话呼应了索尔仁尼琴，也预示了斯大林时代的彻底结束，他说：“文学有权干预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预文学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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