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发动，并不完全是领导人个人的性格所决定，而是统治的需要。
坊间关于周某为何能上位的评论，多着眼于其与极权代表人在特征上的相近，似乎选择粗鄙拙劣的周某，是出于个人爱好。这种诉诸极权代表人个体特征和把极权拟人化的方法论，在历史分析和现实评论中并不罕见。但是，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种方法论并不可靠。
曾经有学者把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他个人的多疑、专权、冷酷，把反右、文革，归结为毛泽东的残忍阴毒。不可否认，作为专制最高统治者，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真正使他们产生如此意愿、形成如此能力的原因，则来自专制本身。
专制的统治成本远远高于民主，需要依靠提高决策效率、压制反对力量来补偿，补偿的方式就是专制权力的个人化和社会力量的碎片化。专制延续统治的需要，会把统治者的权力无限放大，也就促使“有资格”的权力争夺者们无所不用其极。当统治的秩序基本形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划分和利益分配大体平衡之后，斗争表面上就会趋于温和。大清洗运动和反右、文革，其中都包含着权力个人化的进程，以及为了稳固权力对竞争者的清剿。社会力量的碎片化，则依靠对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原有结构的同化来完成，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同化。即使专制实现了对利益、权力的垄断，完成这样的同化，也需要广泛地动员民间。其种种表现，也就如大清洗、反右、文革等。换成任何一个统治者，采用的手段都未必比斯大林和毛泽东更温和，民众经历的一切，都未必更容易承受。
当革命和战争的时代远去，历史的苦难随着作恶者的死亡而淡漠，充满血腥的权力之路变得冠冕堂皇，人们就会忘记那些过往，进而对统治者品头论足，对其品位、爱好、传奇津津乐道；而极权体制却变得越来越庞大，并以巨大的惯性滚滚向前。
极权统治者既承担着平衡利益的任务，又肩负着延续统治的使命。所以，任何极权统治者的上台都绝非偶然选择，而是体制本身的需要和竞争平衡的结果；体现在具体的统治上，就是既定的目标和策略。它所代表的并不是统治者个人意志，而是统治战略、统治能力、统治技术的发展和现实需要。
新极权体制之下，由于对党内、民间一致性更加严格的要求，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社会分裂日趋明显；而极权的统治技术、或者说镇压手段，也越来越朝着敌我斗争方向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统治者个人的自由裁量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当然，任何预先制订的政策、路线、计划，都会面临无法准确预料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矛盾斗争形势。当局需要根据这些新的情况作出必要的调整，这是统治延续的需要，而不是统治者个人的智慧和爱好；具体的执行当然需要人来实现，这是系统非绝对可控的表现，而不是系统没有严格的规范。
极权没有拟人化的性格特征，只有机器式的惯性运行和必要的系统调试。极权代表人所采取的策略，固然有其个性因素甚至有时浓厚的个人特征，但根本上还是极权统治延续的需要。因此，极权当局，包括极权代表人的各种行为，都很难说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也不会仅仅是极权代表人的个性表达。当我们把评价指向极权代表人时，所指的也是极权整体，而不限于他本人。这就如同形容愚蠢或者邪恶时，并不是指某人的名字或者构成他的器官乃至分子、原子，而是他的整体、他的行为。
© Sandra F.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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