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红色餐厅里表演红色歌舞，背景是毛泽东像。中共要回归毛时代吗？
一颗种子已经发芽了，如何再将它变回种子？一只麻雀已经会飞了，如何再将它变回鸟蛋？一个人已经开了眼界，如何再让他变回无知？如何收回已经泼出的水？如何让时光倒转？如何从2013年把中国拉回1976年？
如今，世界媒体和中国公众正在观看、围观、惊奇、惊叹、难以置信地注视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正在作出史无前例的努力，力图使时光倒流，使当今中国再倒回1976年和1976年之前，也就是回到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时代。
“七不准讲”惊倒世界
1976年，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革”已经祸害中国祸害了十年。“文革”当时连同毛泽东的肉体一起进入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境地。
（毛泽东及其同党利用“文革”对中国人民肆意侮辱和欺压；中共内部的许多高干，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受到毛泽东莫名其妙的迫害。陷入冤狱将近20年的习仲勋只是侥幸幸存下来。）
当时的中国百业凋零，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的话说就是陷入“濒临崩溃”的境地。然而，面对怨声载道的公众，中国当局不许他们对当局进行任何批评，只准许他们唱赞歌，喊万岁。
在“文革”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共当局推出一首著名“红歌” ，歌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那首被中国公众普遍认为是纯粹疯狂的“文革”名歌反复歌唱的主题歌词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
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日前以密令的形式推出的“七不准讲”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绝对是异曲同工，都是完全不讲理，而且从一开始就摆出了不要讲理的架势。
中共本来就是 执政党 ，但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的执政党却以口传密令的形式发布牵涉全中国十几亿人的基本人权和权利的行政命令。这种在世界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奇景已经足以让观察家们惊倒。但更惊人的是那所谓的“七不准讲”密令本身。
中共高层下达的所谓“七不准讲”密令是指中共当局密令禁止中国媒体和学校教师宣讲七个话题，即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中共）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七不准讲”难倒习近平
“七不准讲”密令随着中共的地下党地下活动一般的秘密传达渠道传开、透露出来，立即在中国国内外引起轰动、震动、震惊、晕眩、迷惑、焦虑、担忧。
截至目前的各种迹象显示，感到最迷惑、焦虑、担忧的不是批评习近平及中共政权的人，而是习近平及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尤其是领取中共宣传机关秘密津贴奉命上网发帖、为中共政权说好话的所谓“五毛党”。
“七不准讲”的全部以及其中的任何一个“不准讲”都太滑稽，太离奇，太离谱，太荒唐，太反动，太倒行逆施，以至于导致发布密令的中共宣传部门也显然被自己弄昏了头，彻底陷入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
中共无法应对来自批评者或支持者的任何疑问、质疑、批评、嘲笑、笑骂，而部署在中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五毛” 们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一下子陷入失语状态，不知道该说什么才算是维护中共，才算是不给中共添乱。
实际上，中共下达的“七不准讲”密令也使习近平本人陷入了一种不仁不义、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历史、不得不否定自己亲生父亲的历史的难以自拔的困境。
“七不准讲”当中有一条是不准讲“（中共）党的历史错误” 。于是，批评者便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一系列跟习近平及其父亲习仲勋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当年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把并非小说家、也从来没有尝试写过小说、也没有授意任何人为他写小说的习仲勋打入黑牢将近20年，其中包括为时数年的戴脚镣的单独监禁，而未成年的习近平也受到株连。中共党内许多人虽然知道习仲勋冤枉，但中共党内“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能站出来对毛泽东迫害习仲勋的犯罪行径提出高声的或低声的抗议，更没有人敢于提出将毛泽东绳之以法。
于是，人们就会自然产生一连串问题：导致习近平和他父亲遭受厄运的到底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蔑视民主、蔑视反对派的发言权的中共本身也有错误？假如不准讲毛泽东以及中共的错误，后人不知道那是错误，习近平如何能保证中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如何能保证他自己和他的后代避免那种不白之冤甚至无端丧命的厄运？
“第22条军规”中国版
不准讲历史，禁止“以史为鉴”的必然结果，将是有人得出合情合理、而且绝对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毛泽东打击习仲勋确实没错，因为当时中共党内确实是有一股毛泽东及其同伙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势力”试图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试图推翻中共政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再将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然而，假如习近平要说明、证明他自己和自己的父亲是正派人，是正宗的要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毛泽东政权所说的“野心家、阴谋家”和“狗崽子”，习近平及其支持者（其中包括中共宣传机构雇佣的专业或业余“五毛党”）就必须要讲“党的历史错误”。
然而，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已经密令禁止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于是乎，习近平及其统辖下的中共当局便将自己置于比《第22条军规》还荒诞的境地之中。
军人出身的美国小说家约瑟夫•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名著。《第22条军规》的故事说的是，二战中一个美国军人为了逃避随同轰炸机对敌作战而死于非命，便利用第22条军规所说的精神不正常者可以免于飞行任务的规定，提出自己精神不正常，申请豁免。
然而，负责处理这位军人个案的军医告诉他，第22条军规确实是有这样的规定，但同时该军规又规定，申请豁免必须由当事人本人提出，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证明申请人并没有神经失常，因为“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
一般批评家认为，《第22条军规》所刻画的荒诞乃是登峰造极的荒诞。然而，中国不愧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中国的荒诞，习近平及中共当局的荒诞显然比小说《第22条军规》有过之而不无及—海勒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倒霉的军人所遭遇的荒诞规定不是他自己打造的，但习近平及中共当局所遭遇的荒诞却是他们自己打造的。
撇开美国文学、世界文学不谈，习近平及其统辖下的中共宣传当局所下达的“七不准讲”密令，也一举将中共所谓的“新时期”（即后毛泽东时期）的最重要的领导人邓小平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曾经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大肆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也遭受了毛泽东的迫害。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并主导中共在1981年发布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的主旨就是要求中共全党要清晰认识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种种错误，汲取经验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邓小平一度特别强调，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而且也是中共制度的错误；因为在英美等有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国家，毛泽东根本就不能为所欲为，不能长时间危害全国。邓小平要中国的媒体和教师讲“党的历史错误”。
到底是邓小平有道理，还是习近平有道理？
对这类至关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及其领导班子，以及他们所控制的“五毛党”目前还不知如何应对，处于让全世界看笑话、看热闹的糊涂状态。
《纽约时报》勉为其难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展示的超级荒诞，对报道中国新闻的世界媒体记者构成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挑战。
世界媒体记者所服务的读者或观众或多或少都跟中国的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历史有些隔膜，记者们很难跨越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的鸿沟将中国特色的荒诞传达给自己的受众。
然而，美国主要报纸、老牌的《纽约时报》勉为其难，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力图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报道和解释比荒诞到登峰造极的《第22条军规》还荒诞的“七不准讲”。
5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从香港发出的报道。报道首先描述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通过密令治国这种令人惊讶的世界奇景。储百亮注意到，“七不准讲”透露出来之后，中共再采取更为怪异措施，竭力封杀网民议论，并且也竭力将中共一些地方机构解说“七不准讲”的文章删除，以避免更多的人看到和议论。
显然，作为一个“老外”（尽管他是中国话说得很好的“老外”），储百亮对“七不准讲”禁令、以及习近平当局近来发出的一系列收紧舆论控制的指令感到很好奇，很费解。他在报道的最后援引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人的话，力图为习近平令人费解的系列动作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假如习近平要想推进经济自由化，他首先必须要让潜在的竞争者相信他不会危及一党统治。这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说法。库恩是一位美国商界人士，曾经写过一本得到授权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传记。库恩见过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级官员。
“库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体制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组合。我的猜测是，习近平近来提出某些说法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以避免极左派的攻击。人们可以对习的讲话随便作出解读，因为他就是要给各方机会，让各方可以看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显然，库恩的猜测是一种“信不信由你”式的猜测。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刻意讨好极左派或许是有其理性的计算在内。
但为了讨好极左派而不惜将自己、将自己的父亲再度打入“坏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行列，这种做法的理性和智慧何在，依然是一个超级世界之谜。
日本报纸的直言不讳
或许由于是中国的近邻因而对中国的怪事早已经见怪不怪，日本报纸对习近平当局的“七不准讲”的报道没有《纽约时报》那么来神，那么费尽心机，而是就事论事，平铺直叙。
例如，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5月11日发表记者吉田健一从香港发出的报道，题目是“不准对学生谈及中共的过去—中国的舆论控制在强化吗？”
报道说：
“5月11日出版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等报纸报道说，多位中国大学教师表示，中共对大学发出通知，禁止教师在讲课中提及‘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党的历史错误’等七个话题。
“这可能是习近平领导班子收紧言论和思想控制政策的一环。
“不准大学教师提及的话题还包括‘普世价值’、‘公民权利’等人权话题。…一些大学教师对此发出批评，表示‘这种事情也不能提，上大学的价值何在。’在中国的微博上，也有人讽刺道，‘党对当今中国的问题有具体的认识。’但这类微博言论被不断删除。”
仅次于《读卖新闻》的日本另一份主要报纸《朝日新闻》则在自己报道中，跟密令“七不准讲”的中共开了一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玩笑。
《朝日新闻》5月15日的发表记者林望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
“中国政府5月14日发表三年来的‘人权白皮书’，自夸为保护人权而进行的努力‘得到有计划的、稳定和全面的推进’，达到新阶段。白皮书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改善生活，但没有触及围绕法治、言论、民族和环境等问题的严峻现实。”
封杀批评者
中共当局“七不准讲”的密令传来，在中国公众和中国网民当中受到普遍的抨击、嘲讽、诅咒、抗议。
中国作家、微博名人慕容雪村（郝群）发表微博，提出了他的委婉批评意见：
“不准讲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概括起来其实就是1句话：不准讲文明；上联：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下联：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1枪杀人2枪杀人；这是上世纪30年代，进步文人讽刺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对联~”
受到批评之后，中国当局采取了对付批评者的惯常招法，这就是封批评者的嘴。美联社记者黄敬龄（Gillian Wong）和唐迪迪5月15日发表报道说：
“在这个周末，当局显然删除了作家郝群（笔名“慕容雪村”）的四个微博帐号。他说，他后来试图设立新帐号，但被阻止。当局没有对他在用户众多的新浪网和其他三个网站的微博帐户被删除而作出任何解释。他说，他有大约400万微博粉丝。
“他说，‘中共正在失去舆论阵地，而这威胁到它的合法性。现在，他们必须收紧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在舆论方面采取攻势。’”
早些时候，中国当局也以“传播谣言”的罪名暂停了中国微博名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的微博。何兵表示，中国当局以及当局的喉舌新华社的做法是践踏法律的行为；新华社更是公然进行造谣；因为在中国法律上不存在没有通知的处罚，而他何兵没有得到处罚通知，新华社却发布消息，说何兵受到了处罚。
何兵为此已经委托律师提出起诉。
进退皆属史无前例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尤其社交媒体微博的发展，中国公众、中国网民头一次有了可以跟先前是强力无比的官方媒体、跟官方宣传机器抗衡的机会和力量。
中共对此显然非常不高兴。中共近来一系列收紧舆论控制措施主要是冲着互联网、尤其是冲着微博来的。
然而，在中国当局大肆渲染微博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微博充满谣言和有害言论之际，中国副部级官员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贪污舞弊被查处的消息传来。
早些时候，中国《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立即被刘铁男所任职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斥责为造谣，并威胁要提出法律追究。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驻中国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在5月14日发表的报道中描述了中国当局这种出尔反尔、自打嘴巴的尴尬，以及习近平当局由此而陷入的尴尬困境。
在报道的最后，德拉格朗日写出了一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充满讽刺的话：
“习近平一直把反腐作为他的旗号。但是，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只有进行真正的彻底改革才能除掉这种痼疾，而这种痼疾之所以越演愈烈是因为反对派力量孱弱。”
德拉格朗日在这里十分明显的言外之意是，没有真正的、足够强大的反对派力量的监督制衡，没有反对派力量不断指出和抵制执政党的错误，执政党就只能越来越腐败，腐烂。
毫无疑问，德拉格朗日的这种看法（即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属于中共当局密令禁止不得谈论的“普世价值”。幸亏《费加罗报》不归中共控制，否则难逃被强令关闭或总编被撤换的命运。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通过发布“七不准讲”禁令，向全世界展示了力图使时光倒转、与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为敌的态度。
观察家们认为，无论中共是选择坚持这一态度，还是选择放弃这一态度都将是史无前例，都将是笑话，都将是史无前例的笑话和荒诞。
© dapig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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