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应该回到邓的时代看他的主张,他是一个定调者,后来的三任,都是跟随着他的调子在唱,无非是轻重缓急,欢快的,还是沉重的。
人际交往当中,有这样一种玩弄花活儿的人,喜欢用炫目的技巧来包装自己的言辞,但是邓不是。除了客气,邓的每一句话基本都有所指。如果有谁觉得他的话就是说说而已,那难免要吃亏,对这样的人,要反对,要说不行,得趁早,等到几年后说他提的条件细则不公,他的硬手就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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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文件是他对香港表态最重要的文件,紫色部分是邓小平的原话,红色部分是拆解:
今天没有别的,同大家见见面,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应该对你们道道辛苦嘛!
你们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靠大家的辛苦、智慧,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合作是好的,这样香港会过渡得更好。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就是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
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了。
在2013年的数字是,13.6亿人口,人均6629美元,9.24万亿美元。
注意“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力量不同可能就意味着策略的调整。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它不同于一般的小康社会,而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如果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他说的六万亿按照1980年的美国和人民币接近于1:1.5,今天是7左右,那就是25万亿美元以上,才算中等发达。也就是说现在还没发达,还得按照既定方针办)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而且是迅速处理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变不变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
(学生闹事指的是1986年和1987年的,还不是后来的事儿,这是他一贯的态度)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大家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又说是不是在变了。最近胡耀邦同志的事情出来后,有些人又怀疑是不是变了,总怕变。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人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
(这段看起来是陈词滥调,其实很关键,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领导不是你每年过来述职一次的。)
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
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以后的五十年不变了。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你们要不被“大领导”,就必须要忍受“小领导”,这话当时的香港精英听得懂,老百姓估计就呼噜呼噜放过去了,所以到真的领导来时,两头惊诧,一边是:泥马,原来是这样啊,另一边是,哇靠,不是说好的吗?你们头一天认识我?)
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五十年不变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
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在下世纪达到中等发达社会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象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果然还要议论,还是热议呢)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思想是片面的。不懂得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这是个狠话,好多人估计就是觉得当是陈旧思想放过去了,其实就是“别试图输出什么观念影响另外32个演唱会所在地,不然的话你们会先从不变变成变的)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台湾在内,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回归祖国,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
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邓提一国两制,最终是为了台湾,这里的荡出一笔去聊台湾,其实有用意,你们担心我们共产主义统一,那我们请三民主义的兄弟来做见证。他们是监督者,我们如果粗暴,说话不算话,他们就走人了。这个设想其实不错。但是估计邓也没想到台湾这几年会这么糟糕,经济不好,民粹力量强大,雄心也衰退,格局下去了,从民国变了本岛了,这个大哥在有些事上也是忍着大骨架的老二的。别说照顾东方之珠小兄弟了)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
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搞议会选举,但是我们中国大陆就不这样搞,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
2008年的习访问香港,和香港名流在一起,细看左一,是后来成了行政长官的梁。
“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
这是这段的主题句,他们一直也都是在和“工商业知名人士”对话的,希望利用地方上的权势者和长老士绅实现领导。和家财在这的人聊,和选票选出来的人聊相比更可预期。
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能读透吗?“其实”二字的后面,才是关键想说的。你别认真,等到2037年跑去竞选县长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
但是,是不是特别行政区本身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
(但是二字一出现,就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这种严谨的讲话者。)
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
(这几天的事,都可以被算进“希望香港不会出现”的里面)
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后手,撒手锏,本地权贵士绅组织的政府必需要出面自己打,面临着“你管不管得住?管不住我替你管管。”的压力,还要被本地人怒骂。)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这篇文字之外,还有一个谈话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4年10月3日的,里面提到几段,很有意思: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这话说得很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梁在一直保证局势没有失控。造谣说军队动的人就是希望更乱。
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
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
梁是青年才俊,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上海当顾问,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是他介绍给朱镕基的。后来也一直是中央喜欢的人。
注意,是推选,他没说票选,他还说了配比,一硝二磺三木炭,左翼的尽量少,有点右的,多选中央的。这种精确配比,这能是直选结果吗?设计师预设了一个理想结果。
所以他一直表态上都没提过直选的事。中间双方各自相信自己的解读,最后打成了一团,设计师则早早想好了计划,本地管不了,我们来帮着管呗。
所以,当初,跑路的人,最,最,最明智。
拖了这么久才明白大家的价开的不一样,就未免晚了。
© Sandra F.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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