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治波对自己颇为系统、且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十分自信。同时他也表示，自己思想观念中“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爱国主义”。摄影/蒋生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万佳欢(发自兰州)
“你看，我使用的打印机和电脑是联想的，空调是格力的，电视机是海信的。冰箱是海尔的，楼下的汽车是红旗，” 在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林治波指着自己办公室的各种电器，又晃了晃自己的酷派手机，“你看我屋里，哪有一件日货?我是一个从内心里爱国的人，我呼吁别人抵制日货，首先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林治波今年51岁，白衬衫整整齐齐地扎进米色裤子里，皮带上有一个醒目的金色五角星，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文简称PLA。目前，他算是网络上最著名、也最富有争议的新闻从业者之一。作为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他的新浪微博拥有23万粉丝，而由于最近几年的一系列言论，他一直处在与“公知”们舌战的最前线。
除了“尊毛唱红”、赞成重庆模式、质疑大饥荒死亡人数过多之外，他的观点还包括批评胡适是“披着学术外衣而承担共济会使命的买办政客”;中国新媒体群境外上市是幕后势力操纵，以便于“国际垄断资本操控引导中国舆论”等等。
他评价张艺谋的电影是“以国人之丑陋，邀洋人之奖赏”，“不是糟践中华文化，就是侮辱中国革命”。
7月9日，林治波被任命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一出，他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们立即在微博上展开骂战，再次使他深陷舆论风暴的漩涡。他自嘲道：“我被骂过好几回，久经沙场，老油条了。”他撇嘴笑了笑。跟着别人骂他的人很多，“好几百万是有的”，可支持他的人数量也不少。他认为，这件事强化了思想的分歧对立，实际上是个“好坏参半的局面”。
“院长一职一定要干”
“这次攻击我的人规模很大，可以看到，他们应该是有节奏、有策划、有联动的。”林治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语速很快，在最快的情况下，他甚至能每分钟讲大概330个字，已经超过了目前电视播音员的最快语速。 “几大网站全部动起来攻击我，浏览量好几个亿。”
这次兰州大学任命一事，也许是林治波遇到过的最大风波。历史作家十年砍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韩福东等人对此或关注、或质疑、或嘲弄，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前《南方周末》新闻部记者张悦甚至为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点起了小蜡烛，以示悼念。
而在兰州大学任命曝光的两天后，一个当日注册的微博账号“兰大某新闻学子”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并在其中将林治波形容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他出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一事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7月19日，对林治波的“围攻”迎来了第三波高潮：《中国青年报》社评部主任曹林发表了《当新闻学院院长是需要资格的》一文，直指林“缺乏学术研究力”、无法“以独立之思想宽容之精神感染师生”，根本没资格担任新闻学院院长。曹林在微博上讥讽林“极左到奇葩”，更指出兰大新闻学院“不应让不学无术劣迹斑斑的混混当院长”。
林治波终于无法忍耐，回敬一句“团中央是教育不好你了，让法律来教育你这没有教养的!” “林治波和曹林你支持谁”的投票在微博上一度被转得热火朝天。实际上，两人在网上的“掐架”并不是头一遭，就在一个月前，因为林批评胡适的言论，曹林还曾经称他为“二货”。
“我在网上很克制，跟人家对骂的情况极少，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就回骂了一句‘去你妈的’，好家伙，很多人都在转发。”林治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林治波拿出了自己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经历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佐证，如参加编写的多卷本著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中国共产党通史》。他承认自己缺乏新闻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但有“十四年的新闻工作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而针对个人代表作《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被指“学术造假”的传言，他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应，“《张自忠将军传》是迄今为止大家公认的最好的一部张自忠传记，这不是我个人的自吹，而是金冲及先生(原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意见，也是网上‘张自忠将军吧’里的共识。对于一部四十四万多字的传记来说，我不能保证它无一疏漏、完美无缺，但其中绝无一丝一毫造假的问题。”目前，林治波正在修订这本书，准备明年出版新版本。
曹林在文章里提到“抗议无关左右立场，只关专业”，但林治波显然不这样认为。“‘独立之思想，宽容之精神’ 这两个词很好，但现实生活中将它挂在嘴上的人，往往思想上不独立而唯美国马首是瞻，精神上不宽容而容不得任何异见。对于异见者，他们动辄破口大骂，动辄人身攻击，甚至以死亡相威胁，”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所说的民主，意思往往是‘你是民，我是主’;他们所讲的自由，实际上是‘我有自由，你不能有’。”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林治波下定了决心：“院长”一职一定要干，而且要干好——本来他的态度是“可干可不干”。9月初，林治波就将前往兰州大学，出席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生见面会。这将是他第一次以“林院长”的身份公开露面。对于兰大的工作计划，他目前已有一个大致设想：争取设一个博士点;设一个助学基金;加强学生的实习工作;强化新媒体的研究和教学;其次就是邀请别人开办讲座。他自己并没有确定是否要给兰大学生开课，但肯定会有不定期的讲座，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劣势、国家安全问题、全球化与民族产业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的两重性、新闻写作、媒体新格局分析、国际关系和当前形势等等。
林治波更专门谈到，将在学院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发挥正确价值观的影响。在他的设想中，这将是一个“全面的潜移默化的工作”，除了相关讲座和课程设计，还要把中西传媒的情况做一些比较，要“破除大家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客观主义的迷信”。“新闻客观主义有其真实合理的成分，我们应当学习借鉴——要尊重事实，不能伪造事实。而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很多情况下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他说。
实际上，中国很多学科从1980年代开始就慢慢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林治波认同这一点，因为“社会泛政治化会让人讨厌”。他认为，“学术就是学术，甚至可以为了学术而学术”，这是社会发展到很高阶段才会出现的一个现象，而现在我们还处在一个“具有阶级分歧、民族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里”，有些学科是“无法摆脱政治性”，其中就包括新闻学。
“新闻在各国都是有政治属性的，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你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为现行体制服务，天经地义，”他说，“只有为政治服务，去政治化的前景才能够更好地到来。”
从“崇拜西方”到视西方为中国大敌
大多数时候，林治波都坐在位于兰州雁南路的报社办公桌前办公。办公桌上是堆积如山的文件、杂志和书报，其中包括他从小学看到现在的《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他每天必看的媒体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环球网，以及《新华文摘》《中国经济周刊》和《人民论坛杂志》等杂志。至于外媒消息，他一般看《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上的国际报道。
了解和思考国际时事一直是林治波的爱好。2012年，他主讲了甘肃卫视每周日的晚间节目《E周》，做了一整年的新闻时评节目。节目中只有他一个评论员，坐在布置成书斋的演播室里对热门时事侃侃点评，从温州市金融改革试验区、早教市场乱象、人肉搜索、白酒塑化剂评到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期间，他从民族主义、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一直聊到文化教育、国企及外交问题，谈话期间习惯性地皱着眉头。
《甘肃日报》国际国内部主任左玉丽认为，林治波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他平时就喜欢跟别人谈论时事，在饭局谈、跟朋友谈、同学聚会时也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同学常伯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治波很健谈，聚会时，他的发言是最多的。”
无论是在节目、社论、微博还是在日常表述里，林一直都在阐释他自己的一套“外刚内柔”的核心观点：对外要有祖国立场，要适当强硬，以民族主义争国权;对内要有人民立场，要相当柔和，以人民民主修人权。
林对自己颇为系统、且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十分自信。同时他也表示，自己思想观念中“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爱国主义”。
“我的爱国感情几乎是天生的，” 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市的林治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将自己爱国苗头出现的起始点定位在初中时期。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班里订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两份报纸，全班往往只有他一个人捧着报纸在看。
林治波在小时候就表现出了好口才。通过读报了解国际局势后，他会给别人讲故事、讲道理。老师经常叫他去演讲，“同学们也经常受我的影响”。
他一直关心时事，1979年高考时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但语文考砸了，最后选择了历史系近现代史专业。他的同学常伯工还记得，林治波念大学时个子不高，黑黑瘦瘦，但身体很壮实，对参加学校的各类体育活动很感兴趣。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兴趣：军事历史，而他最有兴趣研究的一段就是抗日战争。
大学期间，他发现了张自忠在抗战中战死沙场的资料，其气节操守令他“震撼而感动”。“要是有相同的机会为国家去战斗、为民族大义去牺牲，我最高兴了。哪怕付出生命，都没有问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是精神上有这种向往，对那种局面就没有任何畏惧。”对于张自忠，他着迷到了“常常在睡梦中梦见张自忠将军的形象，以及他率部与日军鏖战的场景”。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间的“西方热”也影响到了林治波，他渴望了解西方，以自由、民主等为诉求。198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反感“左”的思想，认为它引起了中国所有的问题。那几年，他根本没有可辩论的环境——他跟大多数同学的意见和态度基本是一样的：从西方获取精神和理论支持，以一种泛自由主义的立场评价国家体制。
一些老同志持不同意见，但他们很少坐在一起争论。林治波也曾对一些老同志不理解，觉得他们“脑子怎么那么僵化?怎么那么想问题?”
毕业后，林治波自愿分去了军事科学院工作。他喜欢当兵，在那里又可以研究战史，专业对口，只觉得“太好了”。工作之余，他开始实现自己给张自忠写传记的理想，为此前往山东临清、天津、湖北等地实地考察，采访当年的老兵、亲属、当地百姓和一些文史研究者。他查找的资料卡片“每个章节都有一大堆”。
即便这时，林治波仍然对毛泽东存有排斥心理。有人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会接下一句话：“有了新中国又不够好，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3年，林治波耗时7年写作的《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终于出版。而就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他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损害群众，导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有人则打着开放的旗号出卖国家，导致我们的很多行业被外资控制。比如，我在北京生活工作了30年，眼看着北京的民族工业逐渐完蛋——雪花冰箱没了，白兰洗衣机没了，白菊洗衣机没了，牡丹电视机没了，剩下的大宝擦脸油也被强生兼并了。这些情况，能让人不反思吗?”
林治波认为，“两极分化逐渐形成的局面”就是他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现在有一些改革，丧失了人民性;有一些开放，丧失了自主性。我们的经济命脉越来越多地被外国人控制。”他对1980年代那些“保守老师”和毛泽东的看法也有了转变。“现在看起来，两弹一星也好，独立的农业体系、工业体系也好，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一个大国的基础。否则中国早不成了，中国要是没有共产党领导，很多东西很快就完了，连一个基本的稳定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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