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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里非常热门的一个分支。通过各种模型和数据，文化经济学家们试图向我们证明：大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小至个人日常的行为决策，文化因素都起着极为深远而持久的作用。
一个例子是用犁耕作对女性地位的影响——2013年经济学期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下称QJE）的最佳论文，颁给了由哈佛大学的Alberto Alesina和Nathan Nunn，以及UCLA的Giuliano三位教授合作的“On the Origin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Plough”。他们基于汇总的人类学调查数据，指出：凡是有使用重犁进行耕作这一农业传统的民族，今日其女性地位都显著较低。因为重犁须得有男性操作，这使得女性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不断边缘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绵延不绝。从数据来看，历史上应用过重犁耕作的民族，今天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低，女性企业家和女性政治家也更少，无论在宏观还是个人层面皆是如此。为了彻底排除制度和经济变量的影响，三位作者考察了美国和欧洲境内不同族裔的女性移民，发现尽管生活在同一社会之中，祖先使用犁的历史仍会对其劳动参与和性别观念产生显著影响。犁的发明已有数千年历史，其影响竟能延续至今，文化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一个同样精彩的例子来自Voth和Voigtlander于2012年发表在QJE的文章“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对于德国的犹太人来说，纳粹实施的种族灭绝无疑是天降浩劫，但从他们的民族历史上看，却也称不上是史无前例。事实上，在十四世纪中叶，由于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犹太人在很多地方都被当作是带来瘟疫的罪魁祸首而惨遭杀害。利用中世纪德国各城市的历史记录，两位作者发现：那些在黑死病前后曾对犹太人进行过迫害的地方，在20世纪早期的自发性反犹运动（比如对犹太人的袭击、驱逐和在“水晶之夜”中对犹太礼拜堂的毁坏）中表现得也格外活跃，在选举中会更倾向于支持纳粹政权，甚至会更频繁地在报纸上刊登反犹的信件。在排除了经济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之后，这一差别依然存在。从1349到1933，将近600年间，沧海桑田，地覆天翻，昔日诸侯林立的神圣罗马，历经铁与血的洗礼，早已变成民主立宪的魏玛公国。然而，对犹太人的憎恨仿佛冬眠的毒蛇一般，在蛰伏几个世纪之后猛然惊醒，给德意志民族早已结痂的创口上留下了新的伤痕。也许这篇论文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排斥犹太人并不会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反而会阻隔本地获得金融服务的途径。然而，只要法律的堤坝略有松动，发源于古代的愤怒山洪便会倾泻而出，将一切理性的经济计算都冲得四分五裂。
如此看来，文化传统的生命力远比人们所想的顽强。其实，基督教精神在西方延续千年，而东方世界至今仍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据。然而，若将文化笼统定义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看法，我们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多少变革，谁数得清？曾经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的狂热党徒，最后变成为人权事业奔走疾呼的旗手；昔日高喊民主自由的学生领袖，转眼成为唯利是图的低调商人。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Di Tella等人2007年发表于QJE的文章，利用发生在阿根廷的一起法律纠纷，巧妙地为我们展示了：观念的变化，有时候可能就发生在一夜之间。
1981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一群贫民占据了一块未被利用的土地。他们以为这块土地是国家所有，便在此定居下来，甚至修建了房屋。但事实上，这块土地是由13个区块构成的私有财产，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主人。很快，土地所有者和定居的贫民之间就发生了冲突。为了防止事态扩大，1986年，阿根廷政府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由政府出资买下这块土地，再转赠给定居的贫民。其中八个区块的土地所有者同意了政府提出的补偿条件，于是在1989年，这些区块上居住的贫民都拿到了完整的土地产权证明。然而，余下的五个区块所有者认为政府给出的补偿金太低，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1998年，又有一个区块的贫民得到了土地产权，然而关于余下四个区块的纠纷直至2007年还在继续。
2003年，两位作者对居住在当地的贫民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在排除了住户的个人信息和财产状况的影响之后，拥有产权和不拥有产权的居民在观念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即使产权在1998年才得到）。拥有产权的居民表现得更加相信努力和个人奋斗，更加相信金钱和市场的重要性，更愿意信任他人。由于在定居之前，贫民们无法预料到最终的产权分配结果，所以他们相当于是被随机地安排到了两个组别之中。这两组之间除去是否拥有土地产权之外，在别的方面应该都没有太大差异。因而他们在观念上的差别，可以认为就是在这短短十几年（乃至几年）间发生的改变。
当然，有人会说，阿根廷首都郊外的贫民毕竟只是一个特例。在更加一般的人群中，文化变迁的速度究竟能有多快？
在2007年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著名论文“Goodbye Lenin (or Not?): 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中，Alesina及其合作者利用德国政府进行的家户调查，研究了前东西德公民对于政府干预所持的不同态度。他们发现，前东德公民更加相信，政府应当在各类社会保障（失业、养老、健康）事业中扮演比私人公司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在渐渐减小——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老一代的凋亡和新一代的成长。通过对比同一代东德人在不同年份给出的答案，两位作者发现，每一代东德人的观念，都在逐渐向西德人靠拢，其间的差别将在二十至四十年后全部消失。前进，达瓦里希？或许我们还是应该道一声：再见，列宁。
随着文化经济学的兴起，有这样一种担心也逐渐涌现：文化的影响如此深远，是不是我们改变现状的努力终是徒劳？综合上述文章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并非如此。文化背景固然会限制制度的适用范围，但反过来制度变革也会带来文化的变迁。对犹太人的抵触之所以能传承百年，很大程度上是因在二十世纪之前，德国各个城镇人口流动不多，也未经历过触及日常生活的重大变革。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观念的传播，各个民族女性的地位都有了很大提高，源自祖先的禁锢被一点点解除。文化的革新并非一日之功，即便发生了两德统一这样的巨变，告别列宁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不停止前进的脚步，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总会带来日常观念的改变。没有列宁的世界，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遥远。
参考文献
Alesina, A., & Fuchs-Schündeln, N. (2007). Good-bye Lenin (or not?): 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s preferenc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4), 1507-1528.
Alesina, A., Giuliano, P., & Nunn, N. (2013). 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 (2), 469-530.
Di Tella, R., Galiant, S., & Schargrodsky, E. (2007).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evidence from the allocation of land titles to squatt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1), 209-241.
Voigtländer, N., & Voth, H. J. (2012).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 (3), 133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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