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政权，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就可以从这种发展当中，获得足够的合法性。例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经说过，“好人独裁，比民主还好”。
某些国家，确实在独裁时期，得到较快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例子，包括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以及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等等。显然，在这些国家，政治独裁与经济发展，不能说完全没有联系。
在学术界，有一个“发展式独裁”理论（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试图解释政治独裁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现象。然而，该理论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实证研究，而是更进一步，试图以经济绩效，来为独裁政权的正当性辩护。上文所引述的茅先生的观点，或多或少，可以归于这类理论的应用。
其实，事情本来也不神秘。联合国的相关报告早就指出，上文所述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因为，它们都采取了加工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通常面临三大严重的发展瓶颈。其一，缺乏资金，难以提供先期必须的基础设施与资本投入；其二，劳动技术水平过低，产品的附加价值无法提高；其三，受限于本国的市场总量与产业生态，无法快速形成规模性的产业经济。
加工出口的模式，可以同时为以上三个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设厂，可有效解决资金与技术的瓶颈问题。而通过为海外发达市场，提供产品与零配件，可将国内的企业，接入到全球的经济链条中，以解决初期的市场不足与产业断链。
将国外的资本技术，与本土的劳动资源结合起来，不但可以积累资金，而且还可以实现管理与技术人才的培训与储备，为进一步孵化本国的产业生态，创造条件。如此反馈循环，该国也就可以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
实际上，采用加工出口导向模式的国家，无论是上述的几个历史上的独裁政权，还是其他民主国家，如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或是一些准民主国家，如上世纪后半叶的马拉西亚以及泰国，均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
而采取封闭发展方式的国家，如上世纪后半叶的印度，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然也包括现在的北朝鲜，它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滞缓。值得一提，毛时代的中国发展程度，经常被过份夸大。实际上，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人均生产力以及人均生活水平，甚至大幅低于同期的印度。据统计，1975年印度的农业人均年产值，为107美元；而中国的同期数字，仅为85美元。
作为更为明显的例证，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逐渐采取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迅速提升。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期，印度的人均GDP增长率为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如果说，独裁政权与经济发展，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只是因为，这些政权，恰好选择了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在实质上，与政权本身是独裁还是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经济得以发展，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自然有利于政权基础的稳定。但是，如果以此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则显然是一种混淆。
所谓合法性，是指国民对政权认可的属性。在专制独裁的国家，政权绝无可能，有兴趣询问国民，是否真正认可这个政权的统治；而失去投票权利的国民，自然也没有渠道，来表达自身对政权的真实意见。在这些国家，合法性本身就无从定义。无论经济绩效多么辉煌，只要没有通过实质的方式，例如选举活动，来征询国民对政权的真实意见，那么所谓的合法性，就永远是一个伪概念。
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常被认为与民主制度天然亲和，甚至不乏有人乐观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民主转型。然而，发展式独裁政权的出现，则直接挑战这种乐观判断。更为接近真实的陈述是，这些政权，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维持独裁；而是为了独裁统治，而适应发展。
在此，有必要对独裁进行区分。像新加坡、韩国、台湾等这些国家，它们均处于美国民主阵营，独裁者更容易受到来自民主国家的干涉，而国内的民主反对力量，也更容易从境外获取反抗资源。因此，在独裁政权持续的同时，均可观察到民主反对势力的成长。而在韩国与台湾等国，民主反对势力，最终促成了民主化的实现。
但在中国与越南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类似的杠杆与链路机制。就目前的现象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促成政治制度的转变，而只是继续为政权的巩固与强化，提供资源。经济促生转型的乐观预言，在这些国家已然落空。看来，政治问题，最终还是要政治解决。
© Yunshan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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