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种人”的崛起?—当代“中国人”认同中的种族因素
撰文：程映虹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世界现近代史上，大多数曾经崛起的强国都强调它们的“独特性”—文明的，文化的，制度的，观念的，道德的，等等。这种独特性有的是用来论证自己的霸权，有的是用来挑战现存的霸权。从16世纪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文明使命”到19世纪美国的“天定命运”都是如此，更不用说20世纪德国和日本曾经有过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这种“自己独特”的话语，都离不开种族优越性的信念—自己的优越性是血脉里就有的，是生物性的，自然的，历史的，所以是独特的。
在纳粹德国生活过的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莫西George L. Mosse 1918-1999）是西方研究种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他对于“独特性”话语和种族观念之间的联系有这样一个精辟的观察：“如果民族长期一贯地强调自己的‘民族特色’，那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就走得很近了”；反过来，“如果种族主义建构出一个‘理想种类’，民族主义迟早会寻找一种相应的‘民族特色’”。莫西不但从一个方面划清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澄清一个有关种族主义的错误概念：好像一定要有对他者的建立在种族概念上的歧视、隔离和迫害才叫种族主义。其实，种族主义的第一步，是借助种族性语言建立起自己的独特性概念。有了这个强调种族性的概念，才会产生对种族意义上他者的歧视和敌对。
在一个崛起的强国，“中国特色”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意识形态中最常见的、一定意义上超越各种“主义”的话语。官方的民族主义在更本质意义上是对“中国独特性”的论证和“核心利益”的坚持，而非有关分合，领土和国家形象的争议。在官方话语的引导下，“中国特色”的使用频率不但在政治概念（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也完全符合莫西说的“长期一贯地强调”这个观察，即“我们中国人就是如何如何”。例如电影《唐山大地震》中一个男人在余震中救出小孩后又冒险冲入危房去救妻子，电影导演在介绍这个本来是反映普世人性的细节时却强调说“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家庭亲情”。
2011年中国官方在世界一些主要城市的中心广场租用电子广告牌播放“中国形象”的国家广告片，挑选了一些“成功的中国人”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形象。策划人在采访中说：“中国人美丽、善良、聪明和品质好，并友好地等待世界的回应……我们要表达的是，我们是一群优秀的中华儿女，一群有着优秀DNA的民族，我们愿意跟世界前行。”这段话把“中国人”这个概念中的种族成分和“中国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中国人”不但有优秀的生物遗传，而且是道德和美丽的象征。这等于是说今天中国的成功，就是DNA和“优秀品质”的结果。这样公然的种族主义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言论见之于官方人士和官媒，又是针对“中国形象”而发，不过是呼应了更常见的“中国人特别聪明”，“中国人勤劳勇敢”，“中华文明生命力特别顽强“等等话语。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在台海两岸都生活和工作过的美国黑人的结论：种族观念在中国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普遍到了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的地步。
意识形态上的“中国特色”相当程度上就是这样和国族认同中的种族因素相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种族民族主义。或者反过来说，是种族民族主义支撑了“中国特色”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这样的认同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当然会表现得很高调很激烈。前文化部长王蒙在2008年中国爱国主义高潮的时候曾经很自豪地自问自答：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文化特别爱国，这里的“文化”我想应该包括通过教育，传媒和通俗文化灌输的种族观念。说这种文化“特别爱国”，就像一个不知道鸦片和卷烟有本质差别的人，会很骄傲地觉得他的“卷烟”比别人的要提神得多。
细究其内容，这个“中国人”的概念其实指的就是汉“血统”和汉文化。它的建构和普及化在国内族群意识上已经从“中国人”的概念中排除了非汉族群，对“中华民族”这个官方指认的“多元一体”的族群共同体构成了原则上的颠覆，其后果还远未充分表现出来。在中外关系上，这样一个建立在种族优越信念上的民族主义，在“被欺负”的历史记忆和所谓“被围堵”的现实对照下，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与世界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结果产生了一种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近代以来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又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孤愤感。
今天这样一个“中国人”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后毛时代社会剧烈变迁中中国人调整认同意识的产物，当然它的一些基本概念是晚清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调整和构建总是和一个国家、民族或族群的重大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的。毛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始，抛弃或至少淡化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人的革命者身份认同，回归“中国人”这个集体和个人的身份认同。那么什么是中国人？这个自晚清中国被迫由中央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时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重新回到中国意识之中。并非巧合的是，当时同属华人世界的台湾和香港也在经历身份认同的危机和调整，它们的反应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以种族因素为基础的“中国人”认同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和中国大陆的言说相结合构建出一个“中国人”概念，现在在港台已经被抛弃或边缘化，但在中国大陆的官方话语、民间文化和海外受大陆影响的华人世界中扎下了根。
这个中国人首先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以下简称“两黑一黄”）。这完全是建立在种族特征上的身份认同。“两黑一黄”最初是1978年美国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时台湾国民党民族主义的自发反应，由侯德健创作的《龙的传人》这首歌曲提出。1949年以后台湾一直自认在国际上代表正宗的中国人，因为大陆处于马列和苏俄的意识形态之下。但后来随着国际承认的逐步减少，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这个正宗的“中国人”的信念被动摇了。而《龙的传人》用种族观念而非儒家正统来定义中国人：只要是“两黑一黄”，就“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和外界的承认不承认完全无关。这个“两黑一黄”就是“龙的传人”的中国人认同，随着侯德健1983年背弃台湾来到大陆，很快在大陆流行开来并受到官方默认，用来建立一个最广泛的“中国人”统一战线。今天“两黑一黄”和“龙的传人”在华人世界中影响之广，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代称了。
其次，这个中国人有“中国心”和“中国血”，这是用生物概念来比附国族成员的共同特征，也是种族观念。它们和“两黑一黄”相比，不同的是更内在更本质化。它们最初也是在通俗歌曲中产生的，时间略晚于《龙的传人》，缘由是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回归的谈判在港人中引起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于是香港亲共的民族主义者创作了《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用普通话而非粤语（当时香港流行文化的语言）演唱，演唱者也是香港最早唱《龙的传人》的歌手。
第三，这个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这个说法不是新的，但却从80年代开始在日常语言中普及化，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另一个代称。这个说法之所以有种族因素，是因为它假定中国人在农业文明产生后就有一个单一的“祖先”，今天的中国人是这个祖先一线单传的纯粹的后裔。这就和种族主义的血统纯粹的信念挂上了钩。今天世界的常识是没有一个民族或者族群是“纯粹”的（可能除了亚马逊森林中极少数原始部落），中华民族也绝不是只有一个“祖先”。
第四，这个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直系后裔，直立行走时期的“北京人”是中华民族的最早的祖先。这样“中华民族”的起源就最早可以上溯到50万年前，这就把“中国人”在人类演化史上和世界上所有族群划分开来：今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共享一个智人时期（距今约20万年）走出非洲的祖先，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从直立行走时候就有了，中国人有自己独立的演化史！这是用“科学”话语掩盖的种族观念。
第五，这个中国人有神龙庇佑。和其他动物图腾不一样，龙是虚构出来的神圣动物，过去多象征君权，但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变成庇佑中华民族的神兽。这是从神话学的角度强化种族信念：有龙庇佑和象征的民族，当然是优秀的。不但如此，中国人还是“龙的传人”，这就更优越了。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以神兽为图腾毫无顾忌地展示自己的优越感，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形形色色的“龙”，国际社会居然也默认。
第六，这个中国人有自己特有的种族色彩——黄色。黄不但是中国人的“肤色”，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土高原和黄河的色彩，华夏文明的诞生就和黄色联系在一起。神龙也是黄色。此外黄也是过去中华帝国的皇家颜色。今天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符号中，只有两种颜色：红代表昔日的共产主义今日的党国主义，黄代表民族主义：从国旗国徽，党旗团旗，军旗军徽，政协标志，到少先队旗帜，都是如此。2008年奥运会大多数宣传画都是以耀眼的黄色做底。
对于有一定世界史知识的人来说，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和概念和十九和二十世纪西方和日本的种族主义观念之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种族色彩（肤色发色眼色），血统，祖先，世系，土地，神佑。总之，是生物的自然的原始的而非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决定了个人和集体的身份和认同。和过去的种族主义观念一样，今天中国的这些种族观念也是没有或者严重缺乏实证根据的。例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多地的，如果有“色彩”也应该是斑斓多样。很多中国人（即使是汉人）眼球的颜色并非黑色，而是褐色。即使是黑眼睛，也和黑头发一样，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并非为中国人所特有。中国人的皮肤并不是什么黄色，黄皮肤是18-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者为了他们种族分类的方便对东亚人群的武断划分，本来在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并不存在，虽然“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有特殊意义的，但和肤色原来并没有关联。至于“北京猿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说，得不到DNA的证明。相反，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已经证明今天的中国人和非洲人同享一个智人的祖先。其实，这些知识在今天的中国可以很轻易地获取，也有很多人了解这方面的常识。但问题恰恰在于：它们的存在并没有在公共意识中对这些种族观念构成挑战。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种族主义的共同特征：它是非理性的，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受经验事实的束缚。
在一个对中国的族群构成有起码知识的人眼中，这样一个“中国人”是汉的种族构建和种族想象，根本不能代表被称作“中国”的广大土地上生存繁衍的各色族群。非汉族群被排除在这个“中国人”之外，如果出于政治考虑不能把他们完全算作“它者”的话，可以算是“自我”中的“它者”：即包括在“中华民族”之内，但他们没有为“中国人”的本质特征作出任何贡献。他们是被包容进来的，他们的很多先辈已经被同化了，消融了。他们的存在表明了汉族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力”其实是同化力，汉族是个大熔炉。这是这个种族话语有别于一些曾经流行的种族话语之处：有限地承认“杂”和“异”，但最终被“同化”掉，还是强调本种族的优越。
以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的种族观念的基本因素，还不包括很多边缘性的成分。例如，这样一个种族观念也常常以西方学界所谓“文化种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即把文化本质化，一个文化的精华被说成是只有这个文化的人才能理解，只对这个文化的心灵开放，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成了封闭的概念，因此在事实上成为“种族”的替代。又如，有论者已经指出，严格来说，崇奉儒家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汉化，从本文的角度来看，未尝不能说也是文化种族主义的表现。
在当代中国， 这样一个种族话语有多种表现形式。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稍作介绍。最常见，最流行，最大众化的是通俗文化。研究种族主义和种族话语，海外学术界不乏它们形成后的具体形式和言说，但困难的是弄清楚它们最初究竟是怎样起源以及怎样和大众互动的，而当代中国的这个种族话语提供了一个很清楚的案例：它最初起源于大众流行文化，通过流行文化的市场来不断生产、传播并达到官方，文化精英和大众的互动。当然，这只是指它的一种主要传播和互动方式，并不排除更正规的官方教育，历史叙述—尤其是中国流行的通俗历史叙述–和网络上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这些形式和途径。
这个种族话语的基本概念最初就是由港台流行歌曲或者叫爱国歌曲引进的，然后在大陆流行音乐中引起共鸣和复制，其代表作品从八十年代初《龙的传人》和《我的中国心》，经过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发展到新世纪的《黄种人》，《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等等，三十多年来，流行爱国歌曲成了种族话语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播途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笔者的“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大中国’言说：意识形态和港台文化资本的共谋”等文章）。这些歌曲的歌词充斥着直白的种族语言，如“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来到地上天下知我不一样”，“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黑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和黑色的皮肤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手牵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是中国人”等等。歌词把种族性的“中国人”概念和民族耻辱及民族诉求直接联系起来。很多这样的歌曲被官方列入全国和地方性的“百首爱国歌曲”。在官方倡导的各种“爱国歌曲”创作竞赛中，类似的歌词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2011年北京上演的《北京猿人的爱恨情仇》则是用戏剧形式表达了种族观念：北京猿人的一个老祖父为了群体的生存，先是把自己占有的女人和年轻人分享，然后在一个大雪封山的严冬把自己投入篝火，用自己的肉让其他猿人充饥并生存。这个主角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根”，戏的广告词是“感谢祖先”。它告诉世人，不但北京猿人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根”，而且“中华民族”在“人之初”就具备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这是彻头彻尾的种族道德优越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过去只是历史和文物保护地，但自2008年起成为中央政府命名的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门口的石碑上用红字刻着“人类文明发源地”。同年北京奥运的火炬接力，周口店被选作起点之一，由化装的“北京猿人”在山洞中点火后将火炬交给一个考古学家，然后再传给接力手。这个仪式告诉人们：中华文明自北京猿人开始一脉相传，现在通过奥运等等重新崛起。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中有没有种族观念甚至种族主义？作为一个崛起的强国，中国的大国意识中有没有种族优越感？答案在我来看是很清楚的，不但有而且非常强烈，甚至为“中国特色”背书，至少在潜意识中成为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我们中国”制度文化的特色来源于种族特色，制度文化的优越来源于种族的优越，这个优越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演化时期。“远古的”，“祖先的”，“血脉相承的”，“永不改变的”等等，是中国大众民族主义话语中具有强烈种族意识的词汇。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和通俗历史叙事中，其他最早的文明都消失了，只有中国文明经久不衰，延续了下来，所以中国文明特别有“生命力”。这种文明优越论不但是变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完全违背世界历史的常识。文明的延续有很多方式，中国文明之主要形式的延续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最常见的是交融和混合产生新文明，正是这些新文明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进步和变化。何况中国文明中，不但今天，即使在古代也不是遗世独立的，而是从西亚和南亚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甚至种族和族群的混合。中国历史叙述的另一个着重点是对“大一统”的肯定，一个单一的纯粹的起源和发展比多元论至少具有论说和叙述上的方便。
很多人或许会问：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公共意识中没有相应的重视？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种族问题似乎只存在于中外之间，中国内部的种族话题基本被归入“文化”概念（例如“两黑一黄”和“龙的传人”之类，哪怕不喜欢它们的人往往也会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要上升到种族的高度），或者被“族群”概念遮蔽，即使是批评性的，例如“大汉族主义”之类，而少数族群中的种族主义言论则是归入“地方民族主义”。而更普遍的，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社会上下对种族主义缺乏概念和实际知识的了解，或者说对这些问题存在着重大的误解。
在概念上，种族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的产物，非西方民族只是它的受害者。但实际上种族主义就像极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一样，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它可以有一些古典形式，也可以有很多变种。根据阶级、性别和种族来划分人群，仍然是今天很多民族国家内部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这种不平等在很多社会的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另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是认为种族主义指的是制度和政策，尤其是那些通过暴力实施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观念上的种族主义，人们往往不重视。但是任何制度和政策上的种族主义都是从观念发展而来的。再次，也许更重要的是本文开始提到的：种族主义和观念首先发源于自我优越感和对这种优越感从种族角度的论证。一个民族有没有种族主义观念，首先看它有没有自我种族优越感，而不是看它是否对某个特定群体有种族歧视。一般来说，任何民族都有自我优越感，问题是这种优越感是通过文化和政治的，还是很明显的种族的语言来表达。如果是种族语言，那一般都会强调特殊性而非普适性。
在实际知识上，中国对于种族主义的介绍有很大的局限，往往是抽象化概念化脸谱化，缺乏对它的具体形式的介绍，一般人不知道历史上的种族主义语言究竟是怎样表达的。举个例子，很多中国人都认为日本当年的种族主义就是对中国人朝鲜人等等的蔑视和残暴，但不了解这个种族主义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观念，是日本人对自己的看法，即上个世纪20-40年代流行的Nihonjinron （日本特殊性）理论，它把日本的历史、制度和文化都说成是一个“大和民族特殊性”的表达，这个“特殊性”的核心就是大和民族的种族优越性，其精神道德的“高尚”也从种族的角度来阐释。值得深思的是，这个“日本特殊性”的产生，是和日本当时对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进行的，其背景是以“大和民族”为领袖的“亚洲人种”和以英美为代表的“白种人”之间的争斗。二次大战之后，这个“日本特殊性”一度销声匿迹，但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到70和80年代又重现在公共话语中，只不过不如以前那么张扬，更不是国家意识形态。如果读一读这个“日本特殊性”理论，相信很多读者会对种族主义有更深刻而具体的了解。
© Sandra F.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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