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我为《新周刊》（7月1日出街，第422期）关于刻奇的一个专辑所写的专文，刊载时易名为《刻奇这种流行病》，且删节较多。今天在敝公微全文刊出。此专辑有景凯旋、朱大可的专访、蒋方舟等人所写专文，希望有兴趣者看看，顺祝各位周末快乐！2014年7月6日于成都
“Kitsch（刻奇）”这个词要用准确的汉语解释，自然是困难的——对此翻译米兰．昆德拉的学者景凯旋在《关于“刻奇》一文里已有深入的解读——但它在中国知识界乃至社会层面的传播力度，却可以被归为流行词语之列，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如此流行，却又无法找到准确的汉语翻译呢？因为无论是媚俗还是自媚，在中国都大量存在，但在世界各地造就媚俗和自媚的社会心理基础却并不完全相同。请让我用托尔斯泰那句著名的话，来自我“刻奇”一番：媚俗及自媚是相似的，但诞生它们的土壤却各有各的不同。
媚俗和自媚在人类社会都是难免的，但这二者在中国的盛产好像十分匹配大国正在崛起的说辞，因为kitsch作为一种社会疾病正在充满互害社会的中国里蔓延。生命残遭荼毒，没有问责，却只有满屏跟风的蜡烛，大约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因为容易到用举手只劳来形容都过于正式了。没有平实深入地研究日本历史及现状的耐心与能力，缺乏理性应对之方，却到处充斥着肾上腺素过浓的加油声，你以为他立马要实现诺言——“踏平东京”，等到后来你才知道他可能是“两桶油”的拖儿。灾难来时，没有预判预防，更无切实的应对方略，却空喊“某某不哭，某某挺住”等，可谓指不胜屈，不一而足。
时常呼喊正能量，处处灌心灵鸡汤。这不是少数人的一种个人行为，是很多中国人的常态，甚至是很多机构包括中国政府部门的下意识行为。此种行为，多到已让人见惯不惊的地步。为何很多人看了这样的表演，不能来句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呢？那是因为他认为生气过于特立独行到不识时务，不懂中国，而且没用，还不懂得羊随大群不挨打的道理。当然问题的背后，其实主要是有这么一层意思：你如果对不堪的现实较真，那么厄运就会跟随着你。在应该呐喊的地方缺位，在自己不付代价时喊别人加油，其实都是被恐惧薰陶出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首先理解国人的一脸沧桑——陈丹青说约纽街头上的人长着一张不曾被欺负过的脸。那是因良善之制度保障及人格尊严所致，但良善之制度及尊严也是别人自我成就的结果——但我也要不无遗憾地说，中国大多数人的沧桑过于廉价。因为没有真正反抗过的沧桑，是将懦弱打扮成无辜。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担心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但中国人却没有多少人反省自己是否配得上那一脸的沧桑。将懦弱打扮成无辜，是为了博得一种同情，因为是人都残存一点自由意志。即便再懦弱的人，偶尔也可能从心底里泛起一丝不甘，虽然可能瞬息即逝。事实上，稍微正常的人，他应从内心理面对他将懦弱装扮成沧桑，这种搭他人便车的巧取，有所不安。把懦弱装扮成无辜，是为了不被自己仅留的一点耻感压垮。更有甚者，有人还被自己懦弱打扮无辜的沧桑，自我感动，他们拿出的理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家都没底到这样的地步了，你还好意思忍心批评别人么？同时也向强权表明，我都听话成这样了，向你示弱到这样的地步，你还要我怎样啊，求求你放我一马吧。
他本来很无助，很有挫败感。面对邪恶一事无成，应该大大地羞愧才是。可羞愧也是需要勇气的，连这种勇气他都可能没有。于是在原先懦弱的基础上，再次叠加懦弱，不仅把懦弱装扮无辜，甚至有可能因为他偶然的不被打击，而打扮成识时务的俊杰，视为一种带来胜利的独得之秘。这样的胜利，复制起来并不容易，他甚至知道是虚无的，但他却不能不要这种虚无胜利的麻醉感。因为没有存在感的生活，很要人的命，这就是昆德拉意义上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未尝不是中国这种制度下特有的“刻奇”存在方式，因此刻奇就成了很多人活着的救命稻草。
懦弱是人性的一部分，诚实地面对这一点，人们不会认为你勇敢，但也不无同情之理解。懦弱与麻木、冷漠是相伴而生的，我们这个互害社会，谁都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但偏偏那些懦弱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认为自己会被上帝特选出来，成为不受蹂躏的人。只要灾难没降临自己的时候，就拚命地忘记是非，也毫无帮助别人之心，甚至对那些于公共利益勇敢前行的人，施以冷嘲热讽。更有甚者，还助纣为虐，举报以谋利。懦弱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般说来都自以为是识时务的俊杰，得意洋洋到一脸写着如下的话：就你们那些傻逼才会去面对真实的痛感，像我这样在脓疮上面抒情多好啊，既安全又得到了好处，而且还可能成为和谐宣传标兵。
有些懦弱者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他们也喜欢攻击那些面对现实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论道德还是为人等社会规训，以及日常生活中都不会把懦弱看成是优点。因为你勇于争取自己的权利，显示了他的懦弱不堪乃至萎琐。你争取成功了，他也不会跟随你变得勇敢，他会变得有点嫉妒：“你勇敢有什么了不起嘛，你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如果你争取自己的权利失败了，他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像我这样的人才不做那种以卵击石的傻事呢。作为一位不直面现实生活的旁观者，沉默的大多数，懦弱自然延伸及冷漠、麻木，不施援手。但这样的人点个蜡烛，并喊出“踏平东京”，“某某不哭”，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再懦弱的人，都需要展现自己的存在感。哪怕这种存在感是虚幻的，也因为人多势众，而看上去显得孔武有力，何况还可以在某种情形下医治与舒缓自己由于懦弱、冷漠、麻木带来的道德焦虑。
我不敢说懦弱是国人的群体性格，但说懦弱是在我们这种制度下成了想保障自己安全的一种自我“进化”，我想大抵是靠谱的。但稍微有点思想的人就会明白，为了安全而无视自由，安全亦将不保。直言之，没有自由的安全是不存在的。自由亦无，安全没有，但为什么多数人还要如此选择呢？那就是许多人身染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所说的“习得性无助”，让服从成了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无所不在的无力感的笼罩下，不停自我说服，而最终内化成为自己习焉不察的行动模式。换言之，由于长期以来强权的肆虐，不是强拆，便是截访；不是躲猫猫死，就是关黑监狱，使得人们深感自己的渺小，由此便使习得性无助，成为许多人行为的心理模式。哪怕自己尚有一点关心的热情，也没有相应的行动能力了。灾难一浪高过一浪，没有成就大规模的正向反省，制订相应的措施以便预防，而是后一个灾难掩盖前一个灾难，永不停息。无力感使得懦弱的人，只有在网络上点蜡烛追逐灾难的能力，像猴子掰玉米一样抱着最新一拨灾难的蜡烛，不知不觉地参与消费灾难，而成就群体狂欢。至于说昨天的灾难不再追问，以往的灾难则早已忘记。
懦弱者面对现实时，倘若要用文字来彰显其想法，就会拚命地抒情，滥用夸张的比喻，绕过那些坚硬的岩石，在现实的脓疮上面抒情起舞。当然也有人用懦弱来包装自己的无耻，广东省人大代表钟课枝希望媒体别报道贪官落马，即令报道，数字也不要上升，否则会让人觉得很黑暗，吓坏了她脆弱的小心肝。“假如我们看到的都是今天倒了这个市委书记，明天倒了那个市长，多悲哀啊？那证明我们的机制出问题了。就像我们的食品一样，我不想看到这个，我的承受力太差了。”有的民众当然会觉得钟代表这话很狗屎，但你以为钟代表这话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不是的，她这种想法与懦弱的民众形成了一种心理同构。因为懦弱、麻木、冷漠的民众本身就喜欢掩盖残酷的现实，钟代表只不过是顺应你们长期以来无声的“民意”罢了。事实上，那些在雾霾中来心灵鸡汤的人如于丹等，就是顺应了钟代表要求你给她拂却黑暗的要求。有时你真得残酷地承认，懦弱而愚蠢的人真没什么可报怨的，于丹就是你们用收视率和买她书惯出来的，因为你们喜欢于丹这种大“刻奇”在中国的脓疮上面抒情。
08年我就提出“中国是个互害社会”的论断，在此基础上，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也都承认中国已进入“互害型社会”。卖毒大米的喝着三聚氰氨奶粉，卖三聚氰氨奶粉的可能吃着苏丹红皮蛋，卖苏丹红皮蛋的，你孩子进学校学习被猛喝“狼奶”。这也就意谓着，人们在社会里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你说这都是底层苦逼才有的事，哪会祸及高层？你这互害社会的判断不靠谱。只要你是个诚实的人，你都不能否认如下事实：开着跑马的人也只不过是个高级奴才，受不尽的窝囊气。文强笑杀张君，张君要他记得自己的下场，文强记得么？文强被杀时，王立军知道什么叫互害社会么？互害社会就像水泊梁山里交头名状，逼迫你为恶，把你的恶给放大出来。从事实和心理上，都让你觉得自己也并不是个干净的人。也就是说，在制度设计上打掉你独善其身的幻想。在一个独善其身的可能性，都无限小的社会里，你就只有与刻奇紧密相连，联袂起舞。自保而刻奇就变成了时尚，这也是刻奇在互害社会里蔓延的深刻因由。
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里，从经济、历史、宗教、家庭、性爱、政府等方面探讨了中美两国民众的不同。他的核心观念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为中心，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个人为中心。所谓情境为中心，就是注重以亲属为主体而荡漾开去的社会人际关系。这样的生活方式，“强调外在的实体而不注重心灵的探索；强调环境中个人的地位，而不看重在反抗环境”（《中国人与美国人》P52，台湾南天书局2002年版）。注重服从，压抑自己的欲望，而欲望却不会因压制而不存在。那怎么办呢？就只有通过道德表演等方式——虽然有庄子的“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之类振聋发聩的批判，但挡不住道德表演给自己所带来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存在与利益，可以说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充满天然的“刻奇”倾向。
2014年5月5日凌晨三时至十时写于成都，同日下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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