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13年初，李伊白女士电告，四月份将陪同王学泰先生等人来临汾，并谈及其父亲李慎之逝世10周年纪念有关事宜，随即写了这篇文章并交给她。又是一年过去了，至此李公逝世11周年之际，将这篇旧作拿出来做了修改，以为纪念。
今年4月22日，是李慎之先生逝世11周年。先生健在时，在《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文末，写下如下一段话：“我在一九九七年《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近年以来，随着改革的发展，我又萌生了一个愿望，很想编一套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的中学公民课本。它应该分两个层次，头六册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个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的必读课本；后六册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条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读课本。因此它应该有循环加深的特点。我虽然有此志愿，只是学无根底而年已老迈，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倘若有有志于此的年富力强的学者愿意担当起这个神圣的任务，我还愿意以衰朽残病之躯追随左右，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与有荣焉。这实在是我可以设想的二十一世纪对祖国、对人民的最好礼物！”读罢这段文字，内心颇为苍凉、悲怆。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这是先生对国人留下的最后的也是真诚的政治遗愿。如今，距先生去世也十一年了，在公民教育上，仍然乏善可陈，失望的岂止是在天国里的李公！
众所周知，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以来，虽然宪法上写有公民二字，也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就如何落实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官方似乎不大热心。在主流语境中，人民代替了公民。
人民与公民不一样。人民能根据政治需要界定，说你是人民，你就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说你不是，你就被打入另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配享人民的称号，连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不能。人民是个政治概念，人人眼中有，个个没法认领。公民则不然，从生下来那天起，不分男女，无论贵贱，就天然地获得了这一名分，并应该受到宪法法律的保护。对统治者来讲，这就碍手碍脚。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基本没有公民教育，有的只是群众教育，或者说人民教育。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欢庆的游行队伍时，不止一次，对广场上高呼他万岁的人群回之以人民万岁，他显然没有把自己混同于人民。他是人民领袖，已经君临天下，高高在上，正俯瞰苍生。他对人民的生计关心不关心，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他对政教合一、对集君师于一身、对“六亿神州尽舜尧”却是念兹在兹、刻刻不忘的。在四个伟大中，他最钟情于导师，或许并非矫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就是他的名言。其实，在毛眼里，除他之外，对上至左膀右臂、下到工农商学兵的教育，都是严重的问题，当然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他的传人邓小平，在总结所谓“八九”风波教训时，也讲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当然是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与现政权一起走过来的人都有切身的经历：六十多年来，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大救星党妈妈的教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教育，共产主义是天堂教育，到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基本路线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忆苦思甜、新旧对比教育，驯服工具教育，螺丝钉教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教育，反修防修永不变色教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到“硬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仇富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三基”“三观”“三讲”“保先”“八荣八耻”教育，宗旨教育，廉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直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教育，群众路线教育，一句话，举凡理想、信念、制度、纲领、路线、方向、目标、方针、政策，思想、道德等教育，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这番教育，虽然从幼儿园孩子到街道上的爷爷奶奶，从山村目不识丁的老农到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学者，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老幼贵贱，无一漏网；虽然这些教育，多以运动开道，或声色俱厉，耳提面命、我打你通、不断灌输，或树典型，立样板，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从课堂到会场，从媒体到文学艺术、戏曲、电影、电视、音乐、舞蹈、雕塑，各种宣传教育机器全部开动起来，各种方式方法都尝试过运用过，发誓要把意识形态领域一切阵地全部占领，直搞得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效果如何，历史和现实早就给出结论。
实践证明，不在公民教育上下功夫，做文章，而搞什么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空洞乏味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尤其可能会沦为别有用心者手中的工具和精神鸦片。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把持宣传教育阵地，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可谓挖空心思，现在回头看，他们搞的那一套宣传教育，说白了，都是奴化教育，仇化教育，毒化教育，愚民教育。其所造成的危害和遗毒，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在十年“文革”的奴化教育中，我们学会了感恩，不是感恩天地父母师长，而是感恩大救星，感恩党妈妈。吃糠咽菜要感恩，挨批被斗也要感恩，甚至出现了那个著名的所谓打右派是妈妈打错了孩子的高论。“文革”中，我们当地有一位红卫兵头头，由于说不清的原因，被处以死刑，临刑前高呼毛万岁。在这种教育中，我们也学会了听话，学会了服从，服从上级，服从组织，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把一切献给党，甘当组织的一颗螺丝钉，一块任组织搬来搬去的砖。在这种教育中，我们更学会了忍耐，忍耐权力的张狂与不公，忍耐饥饿，忍耐暴力，忍耐恐惧，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独立思考是危险的，自由主义事实上成为落后和反动的别名。一个民族整体缺钙，芸芸众生均被抽去了脊梁骨。那是一个不能说“不”的年代。
在十年“文革”的仇化教育中，我们学会了仇恨，仇恨美帝，仇恨苏修，仇恨所有世界先进发达国家。比起仇外，我们仇内一点都不逊色。那是一个放大仇恨、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个敌人的时代。我们仇恨旧社会旧世界，因为据说那是万恶的；仇恨“地富反坏右”仇恨“黑五类”“臭老九，因为他们都是历史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敌人；我们仇恨知识，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仇恨财富，因为越穷越革命越光荣。我们学会了内斗，所谓八亿人不斗行吗？为了爬上去，为了保全自己，我们不惜同室操戈，兄弟相残，也因此，我们学会了背叛、出卖和告密。背叛、出卖和告密的对象，从自己的上司老师同学同事到父母兄弟夫妻恋人。李九莲就是被自己当兵的恋人出卖惨遭杀害的。在那个年代，背叛家庭，出卖良心，落井下石，充当打手、帮凶、特务、眼线和告密者，受到制度性的鼓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作为今天的风景，其来有自。
所谓十年“文革”的毒化教育，就是精神污染。林彪、“四人帮”教会了我们丛林法则，让我们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圣经念，把造反有理当歌儿唱。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陈胜、吴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义和团，甚至连秦始皇，都披上了英雄的光环。于是，卞仲耘被自己的学生且是女生打死、张志新被处死前割喉、钟海源被活体去肾就合乎逻辑地发生了。在所有的毒化教育中，没有比教唆人说假话、当两面人为害最甚。在林彪，是不说假话干不成大事，在我们，不说假话，竟有牢狱之灾乃至生命之忧，表态文化由此滥觞：反右要表态拥护，大跃进要表态拥护，打倒彭德怀、刘少奇要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要表态拥护，林彪当毛主席的接班人要表态拥护，当然，后来历史颠了个个儿，我们也要从头再来一次表态拥护，那是后话。网上讥讽申奶奶几十年来这也拥护，那也拥护，其实对我们来讲，谁不是在不断的表态拥护中走到今天？在那个年代，没有沉默的权利。有之，顾准、林昭几个人，但那是以家破人亡为代价的。在打倒刘少奇的中央会议上，作为一名女性，陈少敏没有举手且能够活下来，实在是那个年代的奇迹，也多少给那个黑暗的年代留住了一点人性的星光，给国人争得了些许脸面。著名诗人北岛在《回答》中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可以这么讲，在极左年代，假话成了保证安全、走向成功的敲门砖，真话成了不幸的代名词，正直处处蒙羞，劣币驱逐良币，一个国家和民族，从此整体失真，全面堕落。因此，北岛断然宣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失信，从那个年代就决堤、就恶浪滔天了。
愚民教育是“文革”教育的主旋律。愚民教育最主要的手段是瞒和骗。外面的真相要瞒住，因而有所谓收听敌台广播入罪的恶法。尽管民不聊生，饿死了几千万人，还要莺歌燕舞，自信风景这边独好；尽管孤家寡人，还要夜郎自大，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当年加入联合国，领袖说是被非洲朋友抬进去的，他忘记了，如果不是花了大把的银子，人家莫非吃饱了撑的？申奶奶最近说，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发养老金，就是这种瞒的教育种下的国际笑话。瞒住外面的世界，也要瞒住家里的世界。历史要瞒，历史的先声要瞒，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要瞒，红太阳怎么陨落的也要瞒，为的是让集体失忆。现实情况更要瞒，举国中人，有几人知道１９５７年的阳谋是怎么回事，大跃进运动是怎么回事，１９６０年代饿死了多少人？“文革”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被迫害死多少人？当下的很多事情也要满，比如各级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花的，官员的巨额财产有多少怎么来的，等等，都要捂得紧紧的。至于骗，就更多了。有一句顺口溜，说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什么理，上级骗下级，一直骗到底。会上骗，文件里骗，当面骗，背后也骗，空口白牙骗，白纸黑字骗。大大小小的皇帝的新装，从庙堂到江湖天天上演。骗来骗去，其实骗术有用也有限，无非是在基本常识上做文章。于是，在我们这里，人们不是把基本常识忘得一干二净，就是把它当做恶魔的符咒。重庆大学生村官写了个无自由，毋宁死被问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丢尽了国人的脸面。和真相一样，常识在我们这里也成了稀缺品，奢侈品、危险品。
至于近三十多年来对所谓人民的教育，也没好到那里去。对此，只要想一想想一想薄熙来唱红黑打居然风行景从，想一想贵为北大教授的孔庆东满嘴的国骂还受捧，想一想韩德强光天化日之下暴打80多岁的老人还振振有词，想一想打天下坐江山之类的歌曲至今被大肆歌唱，想一想粉饰太平、歌颂内战、戏说宫廷的影视文化垃圾塞满官办媒体，想一想你为党讲话还是为人民讲话能堂而皇之地讲出口，再看一看去年那年“宁叫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的疯狂，看一看面对小悦悦被碾压时路人的冷漠和中国式的过马路，看一看无官不贪和越来越多的裸官裸商等现状，看一看无处不在的地沟油、瘦肉精、毒奶粉、楼垮垮、桥塌塌，看一看人人都是加害者也都是被害者，以及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假话、假货，你就知道，排除了公民教育的所谓教育，至今仍是一地鸡毛。
把乌托邦式的主义当饭吃，把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当经念，把权力当神敬，把誓言写在流水上，把普世价值当成洪水猛兽，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让人信服？比如，你一边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边又歌唱大救星，你让人民相信哪一个？你口口声声要解放思想，却声嘶力竭这个要坚持，那个不能搞，甚至三个至上，何以自圆其说，又让人何去何从？你总说人民是主人，光荣得很，自己是公仆、勤务员，为什么草民总是要当唐福珍、赵作海？你说天朝先进优越得无与伦比，眼见的是贪腐遍地，资源枯竭，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你沾沾自喜于ＧＤＰ节节高升，却解释不了为什么股市跌跌（喋喋）不休。你说你“伟光正”却总是失误连着失误。你说你英明得不得了，说我们素质低，把我们从红领巾教育到退休了，还素质低，低得连物色、选任自己仆人的能力都没有，是我们朽木不可雕，还是你无能抑或是开错了药方？这种只讲权力不见权利，只是构建宏大叙述不讲基本常识，只有政治正确没有人文关怀的教育，干我何事？也就只能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逆反心理和不信任情绪。如今，大家不是麻木，就是做演员，你大捞特捞，向国外转移财产，官二代官三代地干，我小偷小摸，坑蒙拐骗，制假售假，官场和社会风气之江河日下，也就见怪不怪了。
或曰，面对如此乱象，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正途。问题是靠谁改革？谈到这个问题，国人总是寄希望于圣君贤相的顶层设计，却忘记了权力不仅是自私的，更是傲慢的，颟顸的。试问，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哪个顶层设计的？如果不是三农凋敝，农业这个基础已经脆弱到威胁政权的巩固，如果没有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农民的抗争，可有后来的1号文件？我们改变不了官家，能改变的首先是自己。所以，谈政治改革，我们固然希望顶层的自觉与担当，更需要底层广大民众的呐喊、支持与推动，也只有来自底层的呐喊、支持与推动，才能激活上层的自觉与担当。而这种呐喊、支持与推动，离不开权利的觉醒。在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过去出不了华盛顿，今天，即使奥巴马来了，也无解。靠阿Q、华老栓、申奶奶，任何改革都无解。在这个问题上，李慎公早就看透了：“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对国民进行公民教育，除此别无他途。至于制度上的问题，李慎公已经以削肉还母、剔骨还父、恩断义绝、绝不在刺刀下做高官的决绝表明了，不说也罢。他寄希望于公民教育和公民意识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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