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之后，还不辞劳苦地亲自担任各种小组长，至3月15日出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为止，他已经出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此外还有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三权集于一身，加之现在是多事之秋，这种“小组长”只增加习近平的工作劳烦，并不给他的权势再添荣耀，他为何还要亲任各种小组组长？要了解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小组”在中共政治中的功能，才能解释习为何热衷于成立这种小组。
*“小组”：重组内部事权的政治手段*
“小组”政治在中共内部有悠久传统，各种名目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就是长征时期的三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此后，毛为了便宜行事，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从1941年7月开始，陆续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只是其时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组长。
毛泽东在文革中用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毛泽东在文革中用中央文革小组夺权
2013年5月，搜狐网搜集旧文，编了一辑《“小组”如何治大国？》，该辑介绍，“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并不避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倒也传神。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
*习近平为何偏好“小组”政治？*
习近平成立各种“小组”并亲任组长，并非完全对小组情有独钟，实乃时也势也，不得不如此为之。
邓小平确定的集体领导体制，自从薄熙来向上借助常委支持、向下借助草根舆论，想迫使中共高层改变内定接班人的规则以来，就受到了严重挑战。中共高层政治的裂痕不可避免地展示于世人面前。所谓“集体领导体制”虽然可以避免一人专断，但却成了“多龙治水”的权力分散之局。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共最高层“各吹各的喇叭各唱各的调”，多个高层家族利用分管部门、行业的事权贪污腐败，形成了一条条粗大的利益链条，导致特赦腐败论公然行之于世。鉴于这种事权分散，最高领导人权威弱化之局，习近平希望重树领导人个人权威，为中共政治的朽坏之局注入生气。
可以说，小组的密集成立并亲任小组长，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与外界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关系，我曾总结过，他的两个30年之说，很好地诠释了他是要用毛式政治铁腕，维护邓小平确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利益格局。
中共执政逾60年，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层化的官僚行政体制，虽然富有中国特色，比如以党管政，但这种管理组织结构已经形成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江、胡两人都是中共内部法定的权威，只是胡的权威由于其治绩与能力而受到挑战与损害，形成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权力坐大，尤其是国安、军队与警界过去由周永康管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习近平履任以来，虽然已往各省区“空降”一些官员，但整个架构与官僚构成并未经过大的调整，深感（或者说担忧）指挥不灵，因此，习采用毛当年习惯用的“小组”形式，既达到了重新整合事权的目的，也便于其直接插手各领域的工作。
习近平能顺利地将各种权力集于一身，有几个其特有的因素。第一，他出身“红二代”，中共政治承认这种非体制化资源，加上京城政治中“红二代”特别活跃，认为红色江山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是他们的家天下，对习近平采取支持态度。第二，习性格强势，比较善于利用“一把手”的地位优势，更兼胡锦涛在卸任时，将军委主席一职移交给习，习再无元老掣肘之虞；三是新的七位常委大多出身平民，并无习的“红二代”优势，俞正声虽然也是红二代，但其家族早年失势，王歧山只算半个红色家族成员。有此三点，本届常委已经不可能维持“多龙治水”格局，只能成“众星拱月”之势。
*习的个人专断于中共政治之影响*
中国（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崇拜强人政治。主弱则臣欺之。胡锦涛时期即如此，每年两会，一些委员公然炫富，将会场变成了时装、名表、名包的展览场地；亿元级贪官的层出不穷，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都是外界可以感到的主弱则臣欺的表现，再加上温家宝自行一套的政改说辞、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令很多党内人士及担忧动乱的知识精英曾为中共的前途忧心忡忡，因此，习近平的强硬作风，以及他对腐败的打击，对干部考核指标的改变（如不以GDP增速为考量标准，将环保纳入考核体系等），让体制内人士看到了政权稳定的希望。这种个人专断的弱点是：领导者个人能力与见识决定了其施政高度。
习近平的政治选择，出自中共统治集团对局势的判断。王歧山数年前向党内官员及知识分子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实有双重用意。对统治集团意在警告：托克维尔定律的真义是，别以为“改革”那么好玩，“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所谓“改革”就是找死。对那些要求民主化的知识界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
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习近平对维权者以及西藏、新疆、香港的政治反对者的强硬打压是全方位的，动辄抓捕反对人士、加强互联网管控、收缩言论空间等等。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看似加强了中共的统治，但从长远看，却扼杀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进步因素，导致中国长期徘徊于黑暗专制中而不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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