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月18日发布了长达300多页的《朝鲜人权报告》，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问及对此事的看法时称，应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处理人权领域的分歧，将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无助于改善一国人权状况。这话听起来不错，而且也似乎挺辩证挺全面，但对于罪恶，有时候我们无法一分为二。
朝鲜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国际社会如果说之前仍对其云里雾里的话，372页的《朝鲜人权报告》字字泣血，每句话背后都凝结着一段血泪史，即便有人认为有些故事多从“脱北者”口中来有夸张成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朝鲜人权状况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绝大多数事实都是立地住脚的：为了排演团体操，孩子们常常要练习一整年，其中有4-6个月甚至得牺牲学习时间，全天投入训练。那些表现不够完美的孩子还必须接收体罚（第174-175段）；朝鲜居民登记制度包括记录个人的技能和才干，志愿和健康状况，以及个人清扫金日成和金正日画像上灰尘的积极程度（第284段）；2001年6月，朝鲜南浦市出现了数十张手工印刷传单，呼吁推翻金正日的统治。朝鲜安全机构采集了当地所有10岁以上居民的笔迹。有一个男人向朋友吐露是他所为，被该朋友出卖，最后被处以绞刑。他的直系亲属和全城的人都被迫来看他被处死的场面（第237段）。这些案例，在这份报告中俯拾即是。
而前段时间在媒体曝光的“脱北者”申仁根在朝鲜第14号劳改营里的遭遇已经世人皆知。他是劳改营里“奖励婚姻”的产物，他的父亲因为熟练操作车床，他的母亲便被看守“奖励”给了他父亲。他父母结婚后只能有5个晚上同床共枕，之后再被分离开。看守告诉申仁根，他们因为父母犯下的“罪”而成为囚犯，但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服从管教并告发自己的父母“洗清”自己生就的罪恶，因此他痛恨自己的母亲，在偷听到自己的母亲和哥哥计划越狱时，他毫不犹豫地检举了她们……
我们的外交总是喜欢以战略家的高度展开一张世界地图，对朝鲜何去何从做出我们的规划，我们何曾倾听过哪怕是一个朝鲜人的声音？我们的国家缺乏社会机体的活力和显性的多元共生利益格局，就把世界各国都想象成铁板一块的国家机器，为别的国家好就是为它们的人民好。可我们忘了，是先有人后有国家，我们口口声声说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利益，可是否对朝鲜百姓有利？在我们内心深处，只是朝鲜这个国家对我们战略利益有用而已，它的民众生活如何于我何干？我们的外交辞令时常说“本着人道主义的态度”，可面对朝鲜“脱北者”在中国境内苦苦哀求公安不要遣返他们时，我们人道的温度在哪里呢？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 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同样，在面对朝鲜跨过鸭绿江的偷渡者们时，我们把自己的枪口抬高一厘米，也许就拯救了自己的良知，我们不一定有改变恶政的能力，但我们希望做到问心无愧，而且滴水穿石，谁说不可能呢。
哈维尔认为，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如果不能让人民的品性变得更好，不能体现人类的良心与道德的话，那政治是失败的。但在国人心中，政治永远是冷血的，冷酷势利，杀人如麻，不过权力的零和永远是前现代和传统社会的象征，而现代社会早已实现了对权力的驯服。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反政治的政治”，呼唤出自己内心的德性，从自己身边做起，就像穿越于柬埔寨枪林弹雨里的哥沙纳达法师那样，行胜于言，则必定聚沙成塔。
一直以来，我们潜意识里把朝鲜当做一面镜子，因为它就是四十年前中国的微缩版本，我们甚至把它当做一个笑话，因为还好我们搭上了文明世界的末班车，而倒数后几名的感觉起码比倒数第一来得宽慰些。在我们的国民性里，对弱者是怀有深深的淡漠的，一方面是事不关己，另一方面是怒其不争。我们对国际社会里的朝鲜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即便是与西方国家没有战略利益上的龃龉，我们也还是会对它们对朝鲜的揭疤行为怒气交加，因为皇帝的新装告诉我们，大家会讨厌那个说出真话的小男孩，因为他的举动衬出了无数人的怯懦。
我们总在庆幸我们走出了朝鲜，丝毫没有渗出一丝冷汗，我们更没有忏悔，都是曾经诞生过如此藐视个体尊严的制度，我们不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可如果我们现在缺乏对自己历史的理性梳理和反思，仅靠陈小鲁、宋彬彬这些当时还不是社会中坚的人承担历史的罪责，又何尝不是一种违背善心与德性的政治呢？如果对内压抑人性的复归，对外漠视良心的呼唤，几百年后当我们早已湮没，历史会怎么评价我们呢？
胡紫薇在看过《古拉格：一部历史》后写的读后感里，称古拉格式的集中营“死去才是规则，活着才是意外。”她复述了劳改营里一位女性哈娃的故事，她的女儿就是在那里出生，她被用冰冷的水盥洗，喂饭时双手被毛巾捆在木桩上，15个月大的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挣扎着摆脱妈妈的怀抱，宁可回到自己冰冷的小床淡然死去。胡说，小女孩甩手那一下，对这个世界该是怀有多么深的绝望。苏联的古拉格早已化作历史，而朝鲜的古拉格却依然巍立。而对于罪恶，我们永远无法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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