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许章润：中国存在四重紧张关系

　　 【编者按】：经过复杂的2013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对2014年有何期许，对中国的改革又如何去看？在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许章润教授表示，2014年，应注意中国社会存在的四重紧张关系。本文系作者《新年期许》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阅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

　　 连续三年参加天则的“新年期许”。每年此刻，几度期许，几度凄惶。说“几度期许”，是因为信心和希望尤在，则愿心愿景依旧，痴心不改。而现实总是不如人意，可见转型跌宕，每多磨砺，需于长程谋划，故而“几度凄惶”。

　　 今天把脉，2014年将会如何？可见的未来改革前景可能怎样？在我体察，不论最后实际结果如何，也许均与当下中国依然存在着的四重紧张关系脱不了干系。

　　 第一重紧张关系，大家已经议论颇多。就是此刻的中国，一个高度空前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与高度的政治集权方案，同时出现。如果说此次“三中全会”有何新意的话，可能就是赋予“市场”以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以致经济学家们普遍欢欣鼓舞。

　　 但是，与此同时，某种普京式的威权主义登场，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再度燃情，可能造就一种高度政治集权，怕是我们更应关注且忧虑之所在。可能当权者认为，改革走到关口，必须令行禁止，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顽症，一个强大的集权是必要的。

　　 但是，以“中国问题”之复杂，转型之千头万绪，欲恃普京式的威权体制包揽一切来推导改革，是否真能恪尽所愿，说实话，在下颇怀疑虑。实际上，过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颇有成效，关键之一，就在于容忍地方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只要不脱宪政框架，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主权范围内生息，干就是了。而且，在此种紧张的深层，隐含的是“毛体邓用”式的理路。

　　 换言之，邓式全力发展经济、有限放开社会，但却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不退步的路线，其所造成并暴露出来的体制性内在巨大紧张，不仅在此未曾有所克服，实际上于今加剧了。照此走下去，一路紧绷，愈绷愈紧，总不是个事。到那时，要么虎头蛇尾，要么以爆炸性方式解脱。但不论是哪种结果，皆非所愿则一。因而，在肯认市场经济的“决定性”的同时，逐步放开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三个市场同时建设，以缓解并终将纾解紧张，才是不二选择。

　　 第二，当下中国，党国一体与党政一体推导下的吏治，雷厉风行，却与三十年来以法制建设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最终形成“法治中国”这一主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运动式的整风，依赖强人的铁腕，可见效于一时，但如此行事本身可能就是在破坏规则，恰与制度建设上的法权主义整体追求自相矛盾。

　　 我们看到，最近半年来，清“四风”，娱乐业箫条，饭店鞍马零落，官员们不敢大吃大喝了，大家看在眼里，赞在口上，喜在心里。可是，明年此刻，也许又会出现宾客满堂生意兴隆的情景。盖因整风总是一阵风，风头过了，却无制度遗产，终究会反弹。倘若明年此刻还能维持今年的局面，乃至以后年年如此，可以说“整风”有成效，皆大欢喜。但在我看来，也许未必如此。

　　 人欲是控制不住的，靠强权的控制也维持不住，因为强权本身就是一种私欲。只能靠制度，以及，以文明涵养来逐渐化育。说到底，富强、民主与文明，是百多年来转型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主流政治意志，就在于若无文明立国以为骨干，终究只见繁华，不见精神，脆弱得很。将“自由立国”与“文明立国”合而为一，才能造就一个现代中国。

　　 第三，目前基本的治道还是“以民生打发政治，以治安对付政治”，外加以行政吸纳政治，以政制反制政治。换言之，仅就前两项目来看，大众政治诉求焕然，要求循沿法权主义程序排遣，而现实政治既不愿、也不能提供这样的程序，于是，将它们归结为“民生问题”，结果出现了“以民生打发政治”这一治道安排。例如，从今年1月1日开始，退休人员养老保险提高了10%，全民欢呼。昨晚接到老家电话，据说不少老人家奔走相告，絮叨一定要多活几年。为什么？因为钱多了，尊严仿佛水涨船高，舍不得，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也。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要说，这是典型的低人权情境下，以有限提升民生福利来转移政治关注，而终将政治打发掉的行政措置，近期有效，长期无效。为什么，因为福利和民生需求，是无底洞，永远不会餍足的。

　　 至于打击“大V”以及对于自由派和市场力量的打压，表现的是“以治安对付政治”这一脉理路，说明的还是不曾、不愿开放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导致两相抵牾，有以然哉。

　　 而无论是“以民生打发政治”还是“以治安对付政治”，暴露的问题就是，公共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没有解决，则一切悬吊吊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凡此提法饱含善意，但是根本问题未曾触及，那就是“权为民所赋”无着落。

　　 换言之，“主权在民”这一根本政治正当性如何落实为展现选举权的人民赋权方式，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则权力一天不得安生。其结果就是，中国有强大的政府，但却无稳定的政权，而时刻需要维稳，使得政权时刻处在权力正当性的恐惧当中。本来，以经由选举而赋权的“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展现和换得“政权的永久正当性”，是大众民主时代最为精辟的治道，其基本的预设则是：这国家是人民的，主权在民，而非私人的天下。在此不愿松口输诚，却抱定“永葆红色江山”云云，则一切没法谈！

　　 第四，由此造成的中国当下“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两相背离。我们知道，根据中国宪法及其基本政治制度，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总部在人民大会堂。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则在七人寡头政治，在中南海。由此造成“中南海”和“大会堂”一实一虚，一高一低的现象。这个问题来自于上一个问题，同样是一天不解决，则一天政权的政治正当性无着落。

　　 自1978年12月启动“第三波改革开放”至今，转眼35年飞逝，而这一波改革开放的势能和愿力，基本耗尽，亟需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此时此际，瞻望未来，我的新年期许是，尽快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其重心在于落实“权为民所赋”，解决权力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此次三中全会“决定”，给我们提供了“谨慎乐观”的文本依据，仿佛有开启“第四波改革开放”的架势，就看执行力如何了。果真照此走下去，善哉！

　　 问题在于，执行力愈强，则上述“毛体邓用”模式的内在紧张愈显，怕是一绷紧了，就会回头的。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却又是它的内在理路所决定了的。当然，“权为民所赋”的政制和法制落实，乃至于“人民出场”式的落地愿景，属于远景，十年之内恐无希望。但前景在此，终究要解决才是。不说不快，但愿彼此好自为之，则生民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