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尼曼报告2014年冬季中文版下载地址（包括epub格式和Kindle格式）】
今日两篇文章选自《2013年冬季尼曼报告》，来自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一是欧逸文谈及外媒记者如何书写中国故事的；另一篇是张大卫的“记者手记”，他是2012年6月报道Wen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点击文尾的“阅读原文”，取阅之前的一篇文章以了解背景：《西方媒体在中国面临选择：要么做新闻，要么做生意》。
尼曼报告编著者信息：
Publisher：Ann Marie Lipinksi
Editor：James Geary
Senior：EditorJan Gardner
Researcher/Reporter：Jonathan Seitz
翻译：Lian Nijia/Jia Yuanyuan
如果你已读过，不妨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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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今日中国
中国既是记者的天堂，也是统计学家的炼狱
撰文 欧逸文
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48年曾这样写道，“中国既是记者的天堂，也是统计学家的炼狱。”对此他解释，“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着更多人间戏剧，但可辨认的事实真相却不多。”六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蜕变和矛盾，它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我们愈发急切地想了解这一切的涵义所在时，费正清的大部分描述都已悄然应验。
1996年我第一次来北京学习中文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当时的意大利还要小。农村仿佛就近在咫尺：大多数时候的晚餐我都是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厅里解决的，这家铁皮屋顶餐馆经常会把瑟瑟发抖的羊栓在屋前。到了晚饭时间，这些可怜的动物就会一只只地消失在厨房里。
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他们活跃在喧闹、充满质疑之声却仍存在审查的虚拟空间中，中国也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和摩天大楼，而它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崛起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同时也带来了腐败、对不平等问题的新认识，以及国内外民众的迫切呼声：谁是既得利益者，谁又在为他们买单？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中国的崛起凸显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谜题。第一个疑问来自实践层面：不论外国记者还是本土记者，身在中国，我们该如何游走于党所设置的各种阻碍，并减小对那些敢于发声者的伤害呢？这是最明显或许也是记者们最为熟悉的挑战之一，但我们可仰仗的工具亦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的记者们：即毅力和创造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新闻工作者心目中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在一个视异议为威胁的国度中，我们决意不做任何伤害消息源的事情。
更为新奇的问题在于均衡性：新式的自由和旧式的压制，惊人的财富和持续的贫困，面对这样一个对比强烈的特殊国家，作为记者，我们需要诉诸多少文字才能描绘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我们又需要堆砌多少辞藻才能刻画出这样一个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深陷牢狱的国家呢？
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难解答的中国式谜题来自于接触：记者发表了一些让政府感觉受到威胁的文章，于是后者便不断排斥前者，在这样一个国家，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该如何行事呢？
在过去两三年中，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媒体的态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折：2011年，阿拉伯之春展示了信息和组织对于那些看似稳固的专制政府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它使得中国领导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此同时，由于外国记者报道了一些受中东事件激励的中国活动人士，因此政府当局对这些新闻从业者进行了公开批判和谴责。
到了2012年，随着中国国家财富的飙升，外国的新闻媒体逐渐开始细致地审视中国领导人及其个人财富，而通常外媒极少作这样的细致打量。当时有记者发表了温和袭家人如何通过职务之便积累巨额财富的报道。作为报复，政府屏蔽了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网站，但此举反倒激发了新一波的调查热潮。当局还禁止中国的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再增加新的彭博终端设备，并拒绝外媒招聘新人或替换在中国的记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压制这些新闻媒体在网络压力下业已受到侵害的商业运作，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同样未能幸免。
从历史角度看，如果外国记者们报道人权之类的敏感问题，当局可能会拒绝让他们进入中国，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所预计（这种做法也很少能阻止我们）。但现在，这些记者和他们的雇主却因为揭露中国高层领导的私人财富而遭到惩罚。这反映了外媒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不再只是从遥远的国度将新闻传递给美国读者——中国不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也是一个拥有无数读者的大国。它活生生地存在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这种存在迫使外媒记者们必须想方设法提升报道质量。无论喜欢与否，身为外媒记者的我们现如今都已成为中国国内对话的积极参与者，我们热切地讨论着这个世界最伟大经济繁荣体中的资源和权力分配问题。即便当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被审查者屏蔽时，我们也能找到将文字传递给中国读者的途径。
这是旧责任的新重复：作为外媒记者，我们始终面对着记录记忆的工作，这些记忆一般是他国国民在环境或强权逼迫下不允许自我记录的内容。在过去，这份工作通常意味着记录战争和异议。但在当下的中国，它也意味着记录世界上最快速的资产积累，以及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各归其位——这一进程将会影响到今后的几代中国人。
我们报道的不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出围绕着中国有意成为世界新势力的价值观之争。这是一场关于真理、责任和权力定义的无休止辩论。能着眼于当下让我们既荣幸又感到职责重大。费正清说得没错：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欧逸文（Evan Osnos）是《纽约客》记者，本文是他根据自己2013年11月14日在尼曼基金会（Nieman Foundation）为纪念小乔伊·阿历克斯·莫里斯（Joe Alex Morris Jr.）而发表的演讲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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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钱的线索
适用于美国的调查报道原则也适用于中国
撰文 张大卫
2011秋，我为《纽约时报》调查中国商界精英的故事时，震惊地发现：有一组公司文件牵涉到当时总理温的亲属，价值超过27亿美元。该记录是我通过政府档案搜索获得，它显示WEN最亲近的一些亲属，包括他的兄弟和子女，在过去十多年来获得了二十余家公司的主要股份——包括珠宝、电信、地产和建筑等行业，还有平安保险，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然而，我反问自己，这样敏感和有潜在爆炸力的新闻能在中国的公开记录里出现吗？
自那时起，我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催生了现象性的股份制经济繁荣，以及一个远比我想象更加先进和透明的公开记录机制。在中国工作的新闻记者现在可以获得该国最大的国有企业的金融记录，接触到成千上万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名字。他们能够窥视到这个国家最黑暗的秘密之一：国家的政治精英家庭是如何聚敛财富的。
公布此类信息，目前当然仍是挑战。中国媒体大部分被禁止报道高级领导人的家庭。2012年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系列报道中国统治精英巨大财富的文章，中国政府封锁了每个新闻机构的网址，并且收紧了它对驻华外国记者的监管。
不过，可能在未来十年，会有更多的中国领导人隐藏财富的报道。中国在迅速地融入全球经济，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新兴企业持有股份，中国企业则获取海外资产。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国际化，隐瞒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越来越困难。换句话说，时钟不再容易倒拨，涉及中国企业的调查性报道也不再容易封锁。
人们经常问询我是如何发现牵涉到前总理家族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记录的。而我则经常自问，为什么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做到这件事？我有两个理论。首先，很多西方记者，包括我在内，会顾虑调查中国顶层领导者涉及的风险，失去记者签证的威胁一直存在。其次，我们也会疑惑，是否存在公开记录与持股者的名单。
这种记录真的十分复杂，尽管我从2011年末就开始收集记录，但花了一年多时间我才搞清楚自己大部分发现的意义：因为Wen的家族和他们的企业合作者建立了一个空壳公司与投资工具的网络，它们中的许多机构经常性地更换名字和搬迁地址。
我的发现是，适用于美国的报道也适用于中国。调查性报道一直以来需要耐心和果断，慢慢拼拢拼图的零片就像杰出的侦探工作。
2012年我的文章发表后，阴谋论在中国浮现，一些香港的报纸还宣称我从Wen的政敌那里收到一盒文件。事实可没有那么复杂。我索取到文件，然后追踪钱的线索，最后我拨打了一些总理亲属的电话。出乎我意外，他们没有挂断。
张大卫（David Barboza），《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站长，凭借他对中国腐败的调查获得2013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公众号：荐 读 | jiandu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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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Hernandez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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