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虽然该报告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但其意义之重大，远远超出某些海外中文媒体锁定成焦点的“权力斗争产物”的范围。因为《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向世界揭示了中共政治集团的盗贼型面目，严重削弱了中共执政集团的合法性。
关于“外媒沦为中国权斗的工具”之说是谬见
西方世界对《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所起的巨大“扒粪”作用都高度认同，但中文世界对资料来源的一种看法却妨碍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认识这份报告的意义。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公布了习近平、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等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资料，因此受到一些海外中文媒体与评论者的质疑：为何独缺江泽民、曾庆红与周永康这三位政治局常委家属子女的资料？并据此认为这些信息是周永康系势力提供的，外国记者被诱导而沦为中国权力斗争的工具。
国际新闻行业对于消息来源有一个重要行规，只要新闻源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提供者的动机是否高尚一般不在考虑范围内。中国政府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所有信息都视为“国家机密”，如果不是因为高层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根本不可能出现2012年以来各种相关信息外泄给国际媒体之事。因此，在获得相关新闻线索后，记者的责任一是保护新闻来源的安全，二是做必要的资料核实工作。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资料源生地阐述如下：“所有小数据库来自两个较大的独立数据库，分别包含两间离岸中介公司——总部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Portcullis Trust Net）和总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英联邦信托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过去三十多年的内部资料。它们帮助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公司注册离岸实体、设立隐蔽银行账户”。这些信息被载于一个硬盘上，交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某人或者某几人，谁是硬盘的提供者，以及提供者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报告并未涉及，但这完全符合保护新闻源安全的媒体伦理。
以下笔者尝试回答为何独缺江、曾、周这三家的资料。我认为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代理注册离岸金融公司的中介公司有许多家，保得利信誉通与英联邦信托有限公司不可能垄断所有的中国业务，让每一家红色家族成员必须将业务交由上述两家公司代为办理，更何况这两家公司代理的是全球业务，非止中国一国。因此，无论谁是信息截获者，这些资料到记者手里都是原生态。
第二种可能是：这两家公司因某种短处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拿捏，不得不在威胁下交出资料。有了李东生为彭博社提供有关习近平亲属相关资料的“前科”，外界可以将周永康系势力提供信息源作为一种假定，因为相对于其他部门，国安部门与公安部门获得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周永康等有办法做点手脚，删除江泽民、曾庆红等家族成员的相关资讯，再将资料外泄出去。
按《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我们如何进行报道》中提供的时间，这群记者应该是在2013年7月左右得到这个含有250万份离岸金融秘密文件的硬盘。其时，审薄的时间表已公布，十八届三中全会行将召开，这个硬盘的提供者与其说是为了影响中国高层的人事安排，不如说是出于另一种考虑，即打击政治对手。
那么，《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习、胡、温、邓、李等五家的金融资料分析，是否冤枉了他们？至少当事人未出来就此喊冤，外部评论者有什么理由对这种泄密抱着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态度，即是自己钟情的政治领导人，腐败就算是事实也不能曝光；不是自己喜欢的政治领导人，曝光其腐败才是合理的。这种态度，是政治斗争中常见手法，但不符合媒体伦理，更不是学术研究应秉持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就算ICIJ得到的资料硬盘真是周永康派系有意放出来的料，并且删除了与江、周有关的资讯，但只要其余的资料是真实的，就丝毫不影响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即让世界看到中共就是个赤裸裸的盗贼型政权，从权贵到普通官吏，均采用一切手段掠夺公共财产，然后将巨额资产转移国外。
如果北京为了报复周永康，大可以将这些“被删除”的资料复原并公布于世，以补现有资料之不足。
ICIJ做了中国该做却不做的事情
调查记者联盟拿到的资料涉及世界多国，但只有中国项目遇到的难题特别多，有关中国当局的政治恐吓、阻挠等不算，项目组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数据分析本身。报告如此阐述，“如何跳出常规，从37，000多名离岸公司所有者中找到关切公众利益的新闻？我们做的第一步是列出与中国公众人物有关的详尽名单，如政治局委员、部队军官、各大城市的市长、俗称‘太子党’的中共领导人亲属以及《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上有名的富豪们。”
我在中国既从事过新闻调查，更积多年研究中国之经验，自然知道几十位调查记者们在这份报告上花费的巨大心血及付出的辛苦劳作，当然更理解他们所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也是中国记者为何要退出的原因。因此，我谨向他们表示一位前同行的敬意，因为他们完成了一项中国政府与中国记者本应完成却未完成之事。
中国的资本外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我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将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这一中国问题带入中国公众视野。此后中国媒体有关这一话题的报道甚多，但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则由于严苛的政治限制，不是中国任何媒体团队能够完成的，对这一点，我充分理解。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这是责任所系，因为了解中国资金外流动向，是制订相关政策的依据。
在中国，关于资本外逃的研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发布其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的相关信息，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结论是“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此后，这份报告的内容成为中国媒体报道反复征引的权威内容。但奇怪之极的是，6年之后，梅新育于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那是有关记者造谣。当时我专门写过一篇《 贪官外逃话题的是是非非 》，对资本外逃的研究与相关报道做了一番详细考证。
如果说梅新育的否定经过了6年时间，另外一份署名为“中国金融学会研究报告”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就没这么幸运，2011年6月份网上流传出来才两三天，就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发布后，联想到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前世今生，或许可以知道这项工作为什么只能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来完成，这是由这项工作的两个特点所决定：一是工作繁重，需要一个获得足够经费资助的专业机构来承担这一项目；二是承担者必须能够抗拒来自中国政府的种种压力。
中国人应该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因为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共这一盗贼型政权的本质，这份报告被中国当局在网上严厉封杀这一事实，还让世界再次了解到习近平反腐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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